兴亡反思下的帝制梦魇

兴亡反思下的帝制梦魇

我曾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的高中历史教育，有两个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是内容之丰富——课本已经相当厚了，因为在课文之外还附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而教师在讲述的过程中，又会补充丰富的阅读材料。第二是内容选择缺乏“为亲者讳”的自觉——哪一国的课本都有“教化”功能，要培养民族认同，美国的中学课本当然也不排除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但是，它并不回避美国历史上那些“不光彩的瞬间”，比如1692年至1693年间萨勒姆村的猎巫事件。

1692年2月，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萨勒姆村，三个小姑娘突发怪病，医生诊治无效，于是疑心有人施行巫术。喜欢给孩子们讲鬼怪故事的印第安女奴蒂图巴第一个遭到怀疑，为了解脱，蒂图巴编造了魔鬼撒旦来访的故事。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为加快审理，总督下令设立特别法庭。整个村庄陷入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猎巫狂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只有五六百人的小村庄，有两百人遭到巫术指控入狱，十九人被绞死，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因为拒绝接受审判，被用石头砸死。

阅读材料完整叙述了猎巫事件的全过程，简单介绍了信仰与知识背景。之后，引用学者研究指出，在萨勒姆村的猎巫狂热之下还隐藏着非常现实的原因，比如精英们要推卸对印第安人战争失利的责任，村庄两大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商业竞争，以及普通人之间的妒忌与仇恨。所有这些普通社会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恶”，借助猎巫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集中爆发，抵于顶点。这样的一堂课，肯定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史学同行，通过美国高中生对萨勒姆村猎巫事件的学习，我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关系链，这就是历史事实、史学研究者、（包括高中生在内的）公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通过学者的研究，部分历史事实得以凸显，被赋予意义，抵达公众视野；公众因而获得了有关过去的知识，以及在此知识基础上进行反思的可能，而这种知识和反思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同类事件。在教师所发的阅读材料中，所有涉事人员，不管是指控者、被判决杀害的人，还是总督、法官、神父，都有名有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们作为个人，而不仅仅是某个狂热运动中的一分子接受了历史的审判。这会提醒读者，个人虽小，不可作恶，个人虽卑，生命可贵。这是在我们的传统历史叙述中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和写作让历史事实“被看见”。仅仅“发生”而没有“被看见”，没有得到历史反思的历史事实，是很难对现实产生任何积极意义的。但是，你不能说这样的历史事实没有价值。纵然不“被看见”，那些造成危害的因素仍然潜伏在那里，就像病毒一样，一旦条件合适，就会跳出来，导致瘟疫爆发。可以说，是严肃的研究和反思赋予了历史事实照亮现在和未来的意义。

过去已经发生，历史事实客观存在，却不一定被看见。人们能够看见什么，习惯性地看不见什么，取决于历史观，也就是看历史的方式。传统史学强调“以史为鉴，以知兴亡”，为治国理政提供教训；又以史学为经学之羽翼，经学直接表述真理，史学用生动的事例来证明经学的正确性。传统史学用力最勤的主题就是盛衰之迹，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秦始皇贡献给传统中国的，除了皇帝制度，还有一个万世一系、长治久安的梦，“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这是秦始皇的梦。按道理说，这个梦至少比长生不老的梦容易实现。但是，直到1912年帝制终结为止，这个梦却是在不断地破灭，没有一个王朝实现了万世一系，朝代更替因而成为帝制中国最为显见的历史演进特征。为什么帝制中国没能走出朝代更替的循环？这个问题，讨论的人已经很多了，此处我想试着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谈一谈。对前朝灭亡教训的思考往往会奠定新王朝的基调。在传统的兴亡反思当中，他们看到了什么，漏掉了什么？

大致而言，兴亡反思做得比较好的是以下这三组王朝——汉对秦、唐对隋、宋对唐五代。

从秦到汉是帝制中国的第一次兴亡易代。秦以华夏边缘的落后小国吸收法家智力，与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富国强兵，迅速成长，吞并六国，混一天下，建立帝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创造了华夏文明史上的空前成就，其影响历两千年而不衰。然而秦帝国作为政治体的存在只延续了二世，短短十五年。覆亡之速，与成就之大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汉人的基本看法，用贾谊的话来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法家统治严苛，一味压制，用来对外扩张是可以的，用来保守天下就不行了。所以，汉初的做法基本上是反着来的，大的法令制度框架保持不变，但整体作风趋向放松，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减轻人民负担，让老百姓得到休息，自由发展，“文景之治”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文帝、景帝的朝廷国家是极其克制的，很少折腾。除了对秦亡教训的吸取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力不行，折腾不起。

武帝上台以后，经过七十年的积蓄，国力恢复，武帝就开始折腾了，打匈奴，开拓西域，通西南夷。针对这种状况，有识之士开始重温秦亡教训，试图让历史照亮现实。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乐提出的“土崩/瓦解理论”。徐乐把威胁帝国统治的危机分为“土崩”和“瓦解”两种情况。“土崩”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危机——国家对社会过度压榨，导致双方矛盾加剧，“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老百姓生活困苦而君主不加体恤，人民怨恨而君上不知，社会风气已经败坏而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民众对君主和政府失去信心。“瓦解”指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属于上层的权力之争。

徐乐举例说，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谓瓦解？七国之乱是也。土崩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七国之乱却最终被平定，并未威胁到汉帝国的统治。基于以上事实，徐乐得出了如下推论：“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1]“天下诚有土崩之势”，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徐乐指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搞好内政，不要穷兵黩武，让皇帝—国家的扩张欲望破坏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土崩之势。正在用兵兴头上的汉武帝当然听不进去徐乐的意见，然而武帝晚年发布轮台诏，罪己改辙，也未必没有徐乐的功劳。

汉对秦的兴亡反思总体上来讲比较简单。今天的历史学所提供的解释要比这复杂深刻得多，比如西方的秦和东方的六国旧地之间的东西文化差异。但是总体而言，汉人的反思仍然有效。

唐对隋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唐太宗和他手下的名臣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身上。唐初最高级别的政治思想论坛——“贞观君臣论治”几乎是不间断召开的，其间金句迭出。唐玄宗时，吴兢将论坛成果编成了一部“太宗治国理政思想精粹”——《贞观政要》。唐太宗君臣的历史反思，激活了华夏传统中很多优秀的因素，比如“民本”“节欲爱人”的思想。即位之初，太宗与群臣讨论如何平息盗贼，“或请重法以禁之”，主张严刑峻法以弭盗。这正是李斯教导秦二世的“督责之术”，也是司马迁目睹汉武帝犯过的错误。“太宗哂之”，不以为然，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2]进而，唐太宗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省思，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胫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这些真诚的历史反思，直接催生了“贞观之治”。当然，相对于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贞观之治仍然处于大病后的休养恢复阶段，唐朝真正超过隋朝，要到“开元盛世”。然而“盛世”之中，却已经在酝酿着忧患，距离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已经不远。

就帝制时期的兴亡反思来说，“贞观君臣论治”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吹毛求疵的话，就会发现，唐太宗的兴亡反思，基本上围绕着亡国之君隋炀帝展开，总让人觉得有一点树立反面典型以抬高自己的意思。

《唐太宗真像》出自清代画家姚文翰奉敕所绘的《历代帝王真像》，该画集共44帧，绘就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绢本。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高祖李渊次子，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战功显赫。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又对君臣关系进行深刻省思：“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胫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真诚的历史反思直接催生了“贞观之治”，也成就了唐太宗知人善用、虚怀纳谏的一代英明君王的形象。

宋对唐五代的兴亡反思，逻辑上其实很简单，确定唐五代的兴亡教训，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宋太祖是黄袍加身，以禁军将领的身份被军人拥立篡位的。那么，宋太祖就要把有可能被黄袍加身的老伙计们招来，逼问一句“一旦以黄袍加汝身”，你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先把兵权交出去啊。唐朝亡于藩镇割据，藩镇之所以能成为抗衡中央的分裂势力，是因为它控制着数州之地，集兵刑钱谷（军队、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怎么办？分权制衡，各州之间不相统属，军队与地方分离，在州以上层级，分别增设专门机构，分管财政、司法，各管一摊，条条对块块形成制衡。若论分权制衡，宋朝制度称第二，就没有其他朝代敢称第一了，地方与部门各种分权与制衡，一切权力向皇帝和中央集中。宋人对此无比得意，捋着胡子点头赞美：“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4]

宋对唐五代、唐对隋、汉对秦，这三对历史反思，应当说都是积极有效的。其中又有区别，大致而言，汉对秦、唐对隋，制度上基本继承，改变的主要是思想方法和政治作风；宋对唐五代，主要的转变似乎是在制度方面。但就思想方法而言，总体上说，传统的兴亡反思是一种时间线上的纵向对比，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朝代”，反思的对象是具体的人、事和制度。因此，他们得到的教训往往集中于帝王的道德操守、朝代的政治作风这一类现象。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学术标准来衡量，那么，传统的兴亡反思所采取的多半是历史学的思考方式，相对而言，缺乏抽象功夫，不能从兴亡起落的朝代故事中抽象出“国家”政权的概念，然后从这个概念出发去思考一些所有国家政权都可能面临的问题，比如内政、外交、军事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兴亡反思的水平是很有限的，它本身是朝代更替的产物，同时又甘心做朝代更替的注脚。

就思想根源而言，兴亡更替本身就是“朝代”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说“朝代”就必然有“兴亡”。“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5]天道轮回，天命转移；天命转移，朝代更替。这是儒家内心深处所信仰的。蜀汉的后主刘禅降魏，乐不思蜀，至今被传为笑柄。其实，当时蜀汉政权的很多人都主张投降，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天的安排，劝降主力大儒谯周说：先帝名备，意思是完全，后主名禅，意思是禅让；就好比是说刘家的天下到先主这里已经完备了，到后主这里就应当让给别家了。[6]这样的内容，历史课是不会讲的，因为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这是彻头彻尾的迷信。的确是迷信，但是古人信。古人既然信，自然就很容易接受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