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德化的合奏

礼治与德化的合奏

这是儒家内部的故事。“礼治”就是“以礼为治”，用规矩礼法治理天下。“礼治”所强调的是规矩礼法对于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汉代儒法合流之后，儒家的规矩礼法之中，也包含了源自法家的法令制度，只不过，这里的法令制度被赋予了儒家的仁义初衷。“德化”就是“以德化民”，君主、官僚，一切在上位的人用道德来感化老百姓，带动社会风气向良好的方向转化，从而臻于和谐美好的状态。“德化”所强调的是道德对人心、上对下的示范教育作用。

“礼治”与“德化”同出儒家，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荀子·王霸》说：“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君主没有不爱老百姓的，所以要用礼来约束他们。“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国家的法令制度，只要是跟老百姓有关的，哪怕让他们有一丁点儿不舒服的，也不要；即使是最下层、最无助的鳏寡孤独，也不能用这样的法令制度来欺负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和谐美好。“以礼为治”，重视法令制度的建设与维护，始终以仁义之心审视法令制度，让法令制度体现公平公正；“以德化民”，重视君主与官僚的思想教育，加强社会风气建设，引导人民追求高尚而有德行的生活。“德”“礼”并重，允执其中，“小康”可致，“大同”不远。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而已。

《鲁颂三篇·有駜》由宋高宗书、马和之绘，绢本设色，397厘米×26.2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诗应作于鲁僖公与齐桓公、宋桓公伐楚后。史书载，鲁国饥荒多年，到僖公时采取了一些重农措施，并与民休息，克服了自然灾害，取得了好收成。《毛诗序》：“《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鲁僖公举行郊祭后按礼制举办宴饮活动，祈求福泽绵长，希望以后也能有好收成，并将福泽传于后代，享祚长久。画面中僖公端坐正中，两侧为鲁国臣子，他们前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食器与酒器。殿前乐队奏乐助兴，钟鼓、管弦、笙箫齐奏，一派热闹祥和的情景。

政治是一个极端强调实操性的行当，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权力斗争波谲云诡，对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实践经验要求很高。当我们回到历史事实本身，就会发现，把政治理想诉诸实践实在是一项太过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对长期滞留在政治舞台边缘、严重缺乏实践经验的儒家来说。

最早一批成功进入政治舞台中央的儒家官僚，都给人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人是进去了，混得也不错，但就是让人觉得还是像外人，骨子里没有“融”进去。比如兒宽，官至御史大夫，同时代人司马迁批评他“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1]。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对皇帝，兒宽态度温和良顺，善于逢迎，相处得融洽，官也当得牢靠，但是对皇帝的错误、朝政的缺失，没有起到应有的批评作用。上纲上线的话，可以说兒宽丧失了儒者的操守。第二，在本单位，兒宽的下属都不太看得起他，不为他尽力。对皇帝的“和良承意”，可以理解为生存策略——在汉武帝这样自以为是的皇帝手下办事，若不如此，恐怕连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推行理想？“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则真实揭示了儒者官僚兒宽在现实政治中的尴尬——兒宽是儒者，是儒家经典方面的专家，有学问，有理想；可在当时，治理国家实际依靠的制度规范都来自法家；兒宽肯定是努力学习的，但是他再努力也不如那些长期战斗在法治一线的下属。外行领导内行，内行瞧不起外行，也属正常。类似的事情，在官吏分途之后不断上演。兒宽只能接纳，只能忍耐。

当然，也许兒宽的心中憋着一股更为崇高的劲头——我就是不用权势来压制你们，我要用我的学养来“德化”你们这些无知的文法吏，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儒者气象！

这是我的猜想，司马迁没这么写——他对这些同时代的儒者政治家的感情要更为复杂。我这样想的依据是班固的记载。班固在《汉书·兒宽传》中记载了兒宽治理地方的状态：兒宽担任地方长官，鼓励农业，放宽刑罚，清理监狱，以谦卑的态度对待下属，努力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敬服；他选拔任用仁厚之士，有功劳都推给下属，不求名声，于是官吏和老百姓都信服他、爱戴他。这些都是儒者气象，所以说，兒宽要展现的，是比法家更高级的“以德化民”。那么，“德化”的效果如何呢？按时按量地缴纳租税，是老百姓对帝制国家的重要义务，收租也是帝制时期地方长官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在兒宽之前，老百姓按照法令的约束交租，无论收成如何。兒宽放松了约束，“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结果怎么样了呢？“租多不入”，收不上来了。

后来，遇到国家要打仗，调集军需物资，刻不容缓。可是兒宽拿不出来，他仍然不忍心用法家那一套去压迫老百姓。那没办法，就只好自己“下课”了。而老百姓唯恐失去这样一位好官，于是大户人家赶着牛车，小户人家担着担子，排着长队去交租，结果当地的交租水平顿时从倒数第一跃升为正数第一。班固说“上由此愈奇宽”，汉武帝因此越发注意到了兒宽的本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东汉的儒者官僚班固看到了兒宽的本事，这就是儒家所珍视的“以德化民”，用德行来感化老百姓。

在兒宽“以德化民”的背后，是骨子里对制度法令缺乏认同。从仁义出发，他可以用自己的官僚生涯为代价，来换取对老百姓租税的缓征，牺牲小我一时之利，以利百姓。这很高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假定租税额度过高，规定不合理，那么一旦兒宽离开，之前欠的租税就要追缴，短时间内，老百姓的日子会比兒宽到任之前还难过。而这个故事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也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第一种是班固想要的，老百姓主动超额交租，是因为被兒宽感化了——兒宽“德化”成功。第二种是我能想到的，老百姓一想到兒宽走了之后会来一个狠角色，连本带利地追租讨税，那样，大家就都没有好日子过了——想明白了这一点，当然得留着兒宽。其实，兒宽本来可以有更“仁义”的做法，比如，调整本地的赋税承担方案，又比如向中央申请减租，总之，就是从制度层面去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但是兒宽没有，他选择“德化”，忽视“礼治”。

弘扬“德化”，反对“礼治”，正是班固的时代所需要的。班固是东汉人。在东汉与西汉之间，帝制中国经历了王莽改制的政治动乱；而那场政治动乱，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恰恰表明了“以礼为治”的失败。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托古改制”运动，最终招致豪杰并起，天下大乱。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当中，王莽的形象一直是伪君子、阴谋家，白居易就作有脍炙人口的诗句云“王莽谦恭未篡时”。近代以来，开始有人从“勇于改革”的角度赞美王莽，比如胡适说王莽“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2]。翦伯赞说王莽的改革“正是对症下药”，“可惜用非其人”，招致“商人地主之激烈反对”，终于惜败。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思想启蒙之功，翦伯赞以史学名家；然而两位对王莽的判断，都有点儿不顾史实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令人苟同。吕思勉说，“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3]，倒是贴近王莽时代的真知灼见。[4]

王莽的改制措施，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就像是文字游戏，在名义上做文章，完全是凌空虚构，与政治实际毫无关系。比如，他改汉代为火德，新朝以土德承火德，又把古代圣王的后代找出来，让他们来奉祀先王，这就好比是在人间把想象中的天命传承搞了一个火炬接力，日常上演。王莽改制的依据是他和身边儒生所理解的儒家经典的文本记载：“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5]

王莽的出发点，不是直面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是从儒家经典出发，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制定礼乐制度，“治礼作乐”。胡适、翦伯赞称王莽为政治家、改革家，实在是一个误会。王莽是一个儒生，支持他的人也是儒生，王莽改制的思想逻辑是（礼乐）“制定则天下自平”。他们所追求的，正是“以礼为治”，或者更直白些说，是“以礼代治”。

汉初，叔孙通自告奋勇为刘邦制定朝会礼仪，征求鲁地儒生进京。有两位儒生明确拒绝前往，核心理由是：“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也就是说，“制礼作乐”这种高尚的行为，需要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积德百年才能胜任。这是先秦儒家的原始逻辑：先有天下太平的成绩，然后才能制定礼乐制度。对于这两位的选择，叔孙通嗤之以鼻：“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6]叔孙通不鄙，自己做了太常。王莽就更不鄙了，他竟然能将想象中的西周那一套落地成为现实，可是这有用吗？“以礼为治”真的能改变现实吗？当然不能。所以，到了东汉，开始强调“德化”。

但是，王莽那一套真的是“以礼为治”吗？显然不是，他只是在偷换概念。传统儒家说，天下太平然后可以制礼作乐；王莽说，我来制礼作乐，然后，你们看，天下是不是就太平了？这是“营销”，不是建设。可是这样的政治营销行为却是史不绝书，比如历朝历代的封禅泰山。

不管怎么说，王莽的失败被东汉官方定性为“礼治”的失败，于是东汉倒向了“德化”，成绩斐然。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面对宦官外戚的迫害，儒士们表现出来的凛凛气节，令人肃然动容。然而强调德行强调得过了头，培养出来的人才则难免有才能不足的缺陷。曹操发布“唯才是举”的命令，就是这个道理。倘若让“礼治”回到荀子时代，重视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礼治”与“德化”并重，岂不美哉！可惜，人类智识的进步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