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政兴衰的北宋故事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这是宋朝诗人陈与义在南渡之后作的一首《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上片写北宋末年清平世界里古都洛阳的风雅闲适，下片从仓皇南渡后战乱孑余之人的悲凉心境写起，末句“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则将视野从两宋之际扩展到整个中国历史——古往今来，有过多少兴亡故事？既然如此，开封、洛阳的陷落，朝廷的南渡，个人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遭际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想来，胸中所有的悲伤、惆怅就都释然了，但觉江风拂面，渔歌悠扬。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是传统时期中国人在朝代更替的尘埃落定之后的典型态度。朝代更替是帝制时期最鲜明的历史演进模式，帝制时期的中国政治是王朝政治，以朝代为单位向前推进。在这种演进模式当中，改朝换代并不改变国家体制——前朝后代皆中央集权之帝制国家，不同朝代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共性；而任何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其政治兴衰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生命”过程；远观概貌，每个朝代的兴衰轨迹基本类似，仿佛同一个故事的不断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若要深入了解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内在逻辑，把一个朝代的故事讲透，比一遍一遍模棱两可地重复各个朝代的故事，更能揭示本质。

然而，贴近观察，朝代更替又绝非同一个故事的简单重复。不同朝代的政治文化倾向与治理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大一统的较早实现与长期维持，让帝制中国基本上失去了产生“国际竞争”的环境；相反，王朝政治的优劣是以“朝代竞赛”的形式展开的。若论王朝政治之水平，我以为，北宋中期曾经出现“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南宋转向内在，金、元以降，北方落后观念进入，与华夏政治文明旧有之负面因素相结合，近代之前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由此形成。

北宋在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在“皇帝制度”和“儒家思想”这两大前提规定之下，北宋抵达了王朝政治的巅峰。其政治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权制衡原则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基本从制度上消除了威胁皇权稳定、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因素。从内政角度来看，皇权、政权趋向安全稳定。第二，以皇帝和大臣为核心的上层统治集团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概念，懂得“同舟共济”的道理，比较尊重社会的利益诉求。第三，士大夫集团有能力约束皇权，批评风气盛行，纠错机制运行有效；这就意味着问题、矛盾有可能在萌芽状态就被解决、消灭或缓解，而不会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出现“土崩”之势。这种“王朝政治的最好状态”出现在北宋中期。

最好状态的出现，让帝制国家似乎出现了走出朝代更替的曙光，然其结果，却如彗星划过天际，没有带来持久光明。北宋后期，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国家治理水平就走了下坡路。时间不回头，大河向东流，但历史回环曲折，并不总是勇往直前。

白居易诗云“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帝制时期的政治好景为什么会成为易碎品？在这一小节，我们聚焦北宋，讲了帝政兴衰的北宋故事，接下来则要说说金元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