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天的过程中，赫塔的相册和我笔记本电脑上的大量其他照片稍稍打开了她的记忆。最初，仿佛没有一丝光线，然后出现一个火花，一道亮光，闪烁跳跃的照明。赫塔想起了一些事情，但其余的被埋得太深而无法出现。
我给她看了一张她母亲的妹妹，即她的姨妈劳拉的照片。她对劳拉毫无印象。然后是一张莱昂和丽塔的结婚照，一张他们举办婚礼的那座会堂的照片。这些照片也没有唤起她什么印象。她说她不记得了，但她肯定去参加了婚礼。她也完全不记得丽塔这个名字。丽塔，我说，也就是雷吉娜，但她的记忆并没有闪现似曾相识的火花，什么都没有。不，她不记得了。仿佛丽塔这个人从未存在过。赫塔对于1938年7月我母亲的出生也没有记忆，那是在她去往布林迪西的几个月前。她知道莱昂有一个孩子，但也仅限于此。
其他的回忆浮现出来，但非常缓慢。
当我向她展示马尔卡的照片时，赫塔的脸色一亮。“我的外婆”，她说，“非常非常慈祥的人”，不过“个子不高”。赫塔认出了他们居住过的克洛斯特新堡大街69号大楼的照片。她回忆起大楼的内部（“三间卧室和一间用人房，一个可容纳全家人一同用餐的大餐厅”）。家庭聚餐的话题勾起了另一段记忆，她儿子之前曾与我分享过这段记忆：大人为了教导她用餐时要保持手臂夹紧，让她吃饭时在两只胳膊下各夹一本书。
我把这栋大楼的照片放在她面前，这张照片是我几个月前与女儿一同去参观时拍下的。她说，一点儿也没变。她指着二楼角落的一扇大窗户。
“每天早上我去上学时，我母亲就从那个房间的窗口对我挥手告别。”
她父亲的商店在一楼。她指着橱窗，详细描述了商店内部。那些瓶子、那些玻璃杯、里面的气味、那些友善的客人。
现在，她的回忆几乎不断涌现，她想起了在奥地利的湖畔度过的暑假，在巴特奥赛的滑雪假期（“非常棒”），城堡剧院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之行（“华丽且令人兴奋”）。然而，当我向她展示她家附近挂满“卐”字旗的街道照片时，她说她完全不记得这样的场景。仿佛1938年3月的一切记忆都被抹去了。和她年纪一样的英格·特罗特记得德军到来和纳粹接管。赫塔却完全不记得那些。
经过我们的深入挖掘和提示，她想起了一个名叫伦贝格的地方，还有一次乘火车去探望马尔卡的家人。对若乌凯夫仿佛有印象，但她记不清有没有去过那里。
莱昂的名字引出了最生动的家庭记忆。她把他形容为“心爱的”，她的舅舅莱昂如同哥哥一样，只比她大16岁。他总是在她身边，一直都在。
“他人特别好，我很爱他。”她停住了，对自己刚说的话感到惊讶。然后她又说了一遍，以免我没听到。“我真的很爱他。”
赫塔解释说，他是看着她长大的，1919年马尔卡返回伦贝格后，他们生活在同一间公寓里。1920年她出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当时他16岁，还是一名维也纳学生。马尔卡不在身边时，她母亲古斯塔就是莱昂的监护人。
多年来，莱昂一直在她的生活中。当马尔卡从伦贝格回来时，她搬进了同一栋大楼的一套公寓里，这栋大楼属于古斯塔和马克斯（后来我找到的文件显示在德奥合并数月后，这栋楼被马克斯和古斯塔以少得可怜的价钱卖给了当地纳粹）。马尔卡令人安心，是赫塔童年时期女家长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在宗教节日的大型家庭聚会中。至少在赫塔的回忆中，他们的家庭生活中鲜有宗教成分，他们很少去犹太会堂。
“我认为莱昂非常爱他的母亲”，赫塔没有铺垫地突然说道，“他非常关心她”，她也很关心他，埃米尔在“一战”的最初几天战死之后，他成了她唯一的儿子。赫塔提醒我，她父亲已经不在了。当我们浏览相册时，每当看到莱昂的照片，她的表情都明显地柔和起来。
她认出了出现在几张照片中的另一位年轻男性的脸。她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我告诉她，他是马克斯·库普费尔曼，是莱昂最好的朋友。
“是的，没错，”赫塔说，“我记得他，他是我舅舅的好友，他们总是在一起。舅舅来我家的时候，都是跟他的好友马克斯一同来的。”
这又让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女性朋友的疑问。赫塔坚定地摇摇头，然后微笑着，一个温暖的微笑。她的眼睛也很有表现力。“大家老是问莱昂：‘你什么时候结婚？’他总是说他从不想结婚。”
我又问了一次莱昂有没有女朋友。她说不记得有过。
“他总是和好友马克斯在一起。”她这样说道，重复着同样的话。
道伦问她是否认为莱昂可能是同性恋？
“我们当时并不了解那是什么意思。”赫塔答道。她的语气很平常。她并没有感到意外或震惊。她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