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的辩解在司法宫周围引起了热议。当天在场的伊夫·贝格伯德向我证实了这一点。60他现年91岁，在完成了联合国杰出的职业生涯并写下了几部关于国际刑法的著作后，退休居住在瑞士纳沙泰尔。他仍然受到弗兰克的证词的影响，当时他是一名22岁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担任他舅舅——法国法官多纳迪厄的法律秘书。
多纳迪厄从来没有与外甥讨论过审判的事，甚至在午餐时也没有。“我的舅舅非常谨慎，我可以问任何问题，但他根本没有向我表达过任何看法。我的舅妈也一样，她总是缄默不语。”贝格伯德不记得与劳特派特或莱姆金见过面，但他对这两个名字和他们的声望都很熟悉，即便是在那时，也了解他们各自坚持的观点。然而，他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伦贝格人之间的不同理念，即个人和团体的对抗上。“我那时太年轻了，太无知了！”现在，许多年之后，他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生命力，那是现代国际法的起点。多纳迪厄和法尔科有时会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谈论莱姆金。他记得他们说过，这个人对种族灭绝有着“执念”。
在贝格伯德抵达纽伦堡一个月后，弗兰克做出了辩护。有传闻说他会采取与别人不同的方法，所以贝格伯德要确保他自己当天出现在法庭现场。在他的回忆中，弗兰克是唯一一个承认负有某种程度责任的被告。这给人留下了印象，使得贝格伯德为法国新教期刊《改革》写了一篇文章——《预料之外的认罪》。61
“弗兰克似乎承认了他负有某种责任，”他告诉我，“当然了，并非完完全全的，但他承认他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这一事实很重要，是足以产生区别的，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询问了他舅舅和弗兰克的关系。多纳迪厄有没有提过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弗兰克认识，甚至还在弗兰克的邀请下访问了柏林？这些问题换来的是沉默，然后是一句“你的意思是指什么？”。我给他讲了多纳迪厄去德国法学院演讲的那次柏林之行。之后我把当天多纳迪厄的演讲内容发给了他，演讲标题为《对国际罪行的惩治》，颇具讽刺意味。62弗兰克用攻击回应了多纳迪厄的观点：“危险和不明确的一大来源。”我还发了一张照片过去，很显然令贝格伯德大为惊讶。“要不是你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舅舅早就认识汉斯·弗兰克了。我太惊讶了。”
弗兰克和多纳迪厄隐瞒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双方都有好处。不过法尔科法官知道这件事，他在日记中提到他的法国同事与弗兰克一起吃过饭，甚至还见了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苏联人也知道，因此反对任命多纳迪厄为法官。法国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发表了一篇标题言简意赅的报道：《纽伦堡法庭上的纳粹法官》。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