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去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或者说是其残存的遗迹）看看。我应邀去波兰举办两场讲座时正好有了这个机会。一场在克拉科夫，另一场在华沙，距离特雷布林卡旧址仅一小时车程。克拉科夫的讲座是在阿勒汉德学院举办的，该学院是为纪念劳特派特和莱姆金共同的老师阿勒汉德教授而命名的，他在伦贝格因为质问一个卫兵有没有良心而被杀害。华沙的讲座是在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举办的。两场讲座都座无虚席，观众提了许多关于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问题。关于身份的问题占绝大多数。他们问我，认为他们是波兰人还是犹太人？还是两者皆是？这重要吗？我答道。
在华沙，我遇到了波兰法律史专家亚当·雷季奇，他给我讲了教过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伦贝格教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塔津斯基的事。他认为应该是斯塔津斯基在无意中挽救了劳特派特，因为他在1923年支持了另一位候选人担任利沃夫大学的国际法系主任。伦贝格众教授的照片是雷季奇教授给我的，那是一张摄于1912年的合影，里面一共18个男性，每个人都留着髭须或络腮胡，其中包括马卡雷维奇，还有后来在伦贝格被德国人杀害的阿勒汉德和隆尚·德·贝里埃。46
在华沙的讲座上，观众席中还坐着前波兰外交部长亚当·罗特费尔德。后来罗特费尔德和我谈到了利沃夫，他的出生地佩列梅什利亚内镇就在那附近。我们还谈到了少数族裔的权利，1919年的条约，犹太人大屠杀，纽伦堡。是的，他告诉我，启发了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那位老师可能就是马卡雷维奇。多么讽刺，他若有所思道，一个有着极强民族主义同情心的人成了那个催化劳特派特与莱姆金之间、个人和群体之间冲突的人。
之后我和儿子去参观了新的华沙起义博物馆。其中一个展厅用一整面墙展示了一张巨大的弗兰克一家的黑白照片。我见过这张照片，尼克拉斯·弗兰克几个月前给我发过这张照片。那时他才三岁，穿着一套黑白格子衣服和漆黑发亮的皮鞋，拉着他母亲的手。他站在他父亲面前，背对着他。他看起来不高兴，仿佛想去别的地方。
我和儿子从华沙出发，开车前往特雷布林卡。一路上满是沉闷、单调、灰暗的自然景观。出了高速公路后，我们经过了一些浓密的树林、村庄和教堂。偶尔有独栋的木造建筑打破单调，民居或是谷仓。我们在一处集市停下车，买了饼干和一盆殷红如血的鲜花。车内有一张地图，显示特雷布林卡就在通往瓦夫卡维斯克的路上。
德国人在离开时匆匆摧毁了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没有留下什么实质的东西。那里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展示着少量褪色模糊的照片和文件，根据少数幸存者的回忆重构的集中营简陋模型。玻璃罩后面陈列着一些政府法令，部分有弗兰克的签名，其中一伤文件批准了1941年10月的死刑。
另一份文件由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签署，作家基塔·瑟伦利以此人为主题写了一本令人不安的书。施坦格尔的签名旁边盖着熟悉的总督辖区的圆形图章。这是在特雷布林卡，1943年9月26日。这个无法被抹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黑色标志指明了责任归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弗兰克的权力覆盖着这座集中营。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当苏军发现这个集中营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文章《特雷布林卡的地狱》提供了另一番及时而残酷的讲述。“我们踏在特雷布林卡的土地上，”他写道，“脚下扬起骨头、牙齿、纸张、衣物和其他各种东西的碎片。土地不想保守秘密。”47那是在1944年9月。
进门后是一条在草地上踏出的土路，水泥轨枕显示了当年的铁路线，拉兹曼、弗洛伊德姐妹和马尔卡沿着这条铁路来到他们生命的终点——一个站台。格罗斯曼在文中描写的半腐烂衬衫和折叠小刀已经荡然无存，装饰着红色绒球的童鞋已经不复存在。那些杯子、护照、照片和配给卡都已消失，埋在树林中。后来这里被开垦出来放置象征性的水泥轨枕和站台，让人们在心里想象这样一段旅程。
成百块未经雕琢的岩石纪念碑在无尽的灰色天空下排开，像墓碑，又像是雪滴花，嵌入土中。每块岩石上都标有一个小村落、一个村庄或城镇、一个城市或地区，就是来自这些地方的总共100万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人们在这里陷入深深的反思，头顶还是当年的天空，四周环绕着高耸的绿杉树。森林默默保守着秘密。
后来我们去了附近的小镇找东西吃。我们经过了废弃的特雷布林卡镇火车站，位于营地几英里开外，威利·门茨与其他德国和乌克兰的工人使用过这座火车站。不远处是布罗克镇，我们在那里的一家寒酸的餐馆里吃了午饭。餐馆内小声播放着电台音乐，一段熟悉的旋律在餐馆里响起，是一首写于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暴动时期的歌曲。“莫耽于已经逝去的，也莫忧心尚未到来的。”
莱昂纳德·科恩和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在当今的波兰很流行。“世间万物都有缝隙，所以光才能照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