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审判流程从展示一般证据过渡到个人陈述环节，证人出庭给出个人的、一手的证词。其中一位证人是讲波兰语的会计塞缪尔·拉兹曼，他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唯一的幸存者。
我发觉拉兹曼的叙述特别有说服力且令我感同身受，因为特雷布林卡也是马尔卡遇害的地方。莱昂直到生命的尽头才获知详细的情况，当时我的母亲向他展示了一本书，其中包含了一份特雷西恩施塔特关押者的长长的名单。在数以千计的名字中有马尔卡·布赫霍尔茨的名字，注明在1942年9月23日她被从特雷西恩施塔特运送到特雷布林卡。莱昂拿着这本书回到他的房间独自待着，我的母亲听到他在里面哭了。第二天，他没有再说起这本书，也没再说起特雷布林卡，他从不说起，从没在我面前说起。
1946年2月27日上午，塞缪尔·拉兹曼出现在证人席，在被控方介绍给法官时他被形容为“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男人。44他穿戴着深色西装和领带，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那瘦骨嶙峋的脸令人不禁惊讶和疑惑于他还活着这件事，他坐的地方离曾经掌管过特雷布林卡所在的那片领土的弗兰克仅几英尺之遥。望向这个男人时，人们无从得知他所走过的路、所目睹过的恐怖。
他以平缓冷静的语调讲述了1942年8月从华沙隔都开始的旅程，在非人道的条件下人们通过铁路被运走，8000人被装进拥挤不堪的运牲口用的列车。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苏联检察官询问他到达时的情况，拉兹曼告诉他，他们是怎样被迫脱掉衣服，沿着一小段“天堂之路”走向毒气室，突然一个来自华沙的朋友将他挑出来，把他领到别处。德国人需要一名翻译，但在当翻译之前，他的工作是将死者的衣服装到从特雷布林卡开出的空列车上。两天后，一列从文内格洛瓦小镇开出的运输车抵达，车上有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他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进毒气室，无力阻止。几天后，他收到了妻子的文件，连同一张妻子和孩子的合影。“这就是我的家人在这世上留给我的全部，”他在法庭上公开说道，“一张照片。”
他翔实地描述了以工业规模进行的屠杀，以及恐怖、不人道的个人行为。一名十岁的女孩和她两岁的妹妹被带到“医务室”，由一位名叫威利·门茨的德国人看守，他是一个蓄着小黑胡子的送奶工（门茨后来又回去继续做送奶工，直到在1965年德国的特雷布林卡审判中被判处终身监禁）。当门茨拿起枪时，姐姐扑到了他的身上。他为什么想要杀死妹妹？拉兹曼描述了他如何看着门茨抓起这个两岁大的孩子，走了一小段路到焚化室，把她扔进焚化炉。然后他杀了姐姐。
坐成两排的被告人默默地听着，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弗兰克是否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拉兹曼用一成不变的语调继续讲述。一名老妇和她女儿被带到“医务室”，女儿正在分娩，被迫躺在一块草地上。卫兵们在看着她分娩。门茨问外婆，她宁可看到哪一个先被杀？老太太乞求先杀自己。
“当然，他们是反着来的。”拉兹曼告诉法庭，非常平静地说。“先杀了刚出生的婴儿，然后是孩子的母亲，最后是外婆。”
拉兹曼谈到了集中营和伪造的火车站的情况。副指挥官库尔特·弗兰兹建造了一座挂着假标志的一流火车站，后来又增设了假餐厅。时刻表上列出了通往格罗德诺、苏瓦乌基、维也纳、柏林的车次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就像拍电影的布景一样。拉兹曼解释说，是为了安抚人们，“以防发生意外”。
为了心理上的作用，让人们在死亡来临时感到安心？
“是的。”拉兹曼的声音保持冷静、平缓。
每天有多少人被灭绝？1万到1.2万人。
是如何实施的？ 最初，他们用的是三个毒气室，后来是十多个。
拉兹曼描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三个妹妹到达时火车站台上的情形。那是1942年的9月23日。他看到指挥官库尔特·弗兰兹处理了其中一个妹妹的特殊待遇请求。45
在阅读了这个审判记录后，利用来自特雷西恩施塔特的弗洛伊德姐妹抵达时的细节，我去查找了运输弗洛伊德姐妹那一趟车的情况。当我找到她们时，我看了清单上的其他名字，有一千多个名字，最终我找到了马尔卡·布赫霍尔茨的名字。当她抵达时，拉兹曼一定就在站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