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划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
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做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研究战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文件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T.爱泼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了我很多指导。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文件研究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奥龙·J.黑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内。195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文件中。国务院历史处处长G.伯纳德·诺布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美国编辑之一的保罗·R.斯威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文件的迷津。斯坦福大学的希尔德加德·R.伯宁格夫人在通信中和阿格尼丝·F.彼得森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W.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特马·芬克告诉了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文件。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H.马洛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弗兰克·阿尔特舒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了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刘易斯·加朗捷和赫伯特·克里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19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做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做律师的萨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文件和证词）和其他许多未公布的资料。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做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资料。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M. W.福多尔、凯·博伊尔、西格丽德·舒尔茨、多萝西·汤普森、惠特·伯内特和纽厄尔·罗杰斯，都同我讨论过这本书，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罗·R.雷诺兹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了我。
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识、对于欧洲背景的了解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对我的研究、写作和核对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两个女儿，因加和琳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
我对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他对我帮助过的人，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