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律师给我寄了张七万八千美元的支票。这笔钱来自我姑父沃尔特，他六个月前去世了。我从来没想过沃尔特会给我钱，更别提指着这笔钱用了。因此我觉得，为了纪念沃尔特，我应该把这笔遗产用在特别的地方。
正巧，我那位相处多年的女友，一个土生土长的加州人，答应和我去度个长假。她母亲已经九十四岁高龄，而且短期记忆力下降，为了照顾她，她不得不搬回圣克鲁斯定居。为了感激我的体谅，她脑子一热告诉我：“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旅行，去世界上任何你一直想去的地方。”对此我的回答是（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清）：“南极洲？”她瞪大了双眼。我本应更仔细地观察她的反应，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为了让这位习惯了温暖气候的加州人更容易接受南极洲，我决定用沃尔特的钱预订最豪华的行程——为期三周的“《国家地理》杂志林德布拉德邮轮”探险之旅，前往南极洲、南乔治亚岛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付了定金之后，只要我和加州女友聊起这个话题，总是会不自在地开玩笑，说起那里冷得要命的天气和南极海域汹涌的波涛，这些都是她自愿承受的。我不断安慰她说，一看到企鹅，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但到了支付尾款的时候，她却问我们能不能推迟一年再去。她母亲的状况不太稳定，她不想离家太远，万一有事来不及赶回去。
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也略微有点不想去了，完全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要提议去南极。“在它融化前去看一眼”这种想法，未免太令人沮丧且自相矛盾：为什么不干脆等它融化，让它自己从旅行目的地清单中消失算了？这片“第七大陆”过于遥远，开销昂贵，普通旅行者难以涉足，它这种勋章般的地位也让我不以为然。诚然，南极能看到很多非凡的鸟类，除了企鹅，还有像白鞘嘴鸥和在全世界最南端繁殖的鸣禽南极鹨这样的奇特物种。但南极的鸟种总数相当少，而且我也已经接受无法看尽世上所有鸟类的事实。我能想到的去南极洲的最好理由，是“我和加州女友绝不会做这种事”。我俩早就明白，我们最理想的度假时间就是三天。我觉得如果我和她在海上共度三周，完全无处可逃，我们或许能发现自身的全新潜能。我们会一起做一件余生中本应一起做，但一直还没有做的事。
于是我同意推迟一年，自己也搬到了圣克鲁斯。后来加州女友的母亲摔了一跤，情况不容乐观，她更不放心让母亲一个人待着了。事已至此，我终于意识到我不应该再给她的生活添麻烦，便告诉她不用陪我去南极了。幸运的是，我的二哥汤姆刚刚退休，他是世上另一个我能想象与其在小船舱里共度三周的人，可以顶替我的女友。我把预订的大床房改成了双床房，还订购了保暖橡胶靴和一本图文并茂的南极野生动物指南。
但即便这样，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还是没有勇气开口承认自己要去南极了。我一直说的都是“看样子我是真的要去南极了”。汤姆说他很激动，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不真实，也越来越没有那种期待的兴奋劲儿。或许是因为南极让我联想到死亡——全球变暖正让南极的生态面临死亡威胁，而我自己终将一死也意味着去得太晚就看不到南极了。但我开始分外珍惜和加州女友日常的生活节奏——早晨看见她的脸庞，晚上听见她探望母亲回来开车库门的声音。打包行李时，我感觉自己完全是因为钱都花了，才不得不去这一趟。
一九七六年八月，圣路易斯，一个凉爽的傍晚，我和父母在露台上吃晚饭。母亲起身去厨房接电话，很快叫我父亲去听。“是伊尔玛。”她说。伊尔玛是我姑姑，她和沃尔特住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因为我记得我也去了厨房，站在母亲身边。父亲打断了伊尔玛说的话，好像在生气似的，冲电话里大吼道：“伊尔玛，我的上帝啊，她死了吗？”
沃尔特和伊尔玛是我的教父教母，但我和他们并不熟。我母亲受不了伊尔玛——她坚称伊尔玛被她父母宠得太厉害，我父亲因此受了亏待。沃尔特是一名退役空军上校，后来当了高中辅导员，虽然他感觉上比伊尔玛可亲得多，但我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他自费出版的一本高尔夫球箴言录，《博大精深的高尔夫球》（Eclectic Golf）。他送了我们一本，我也读完了，但这完全是因为我什么书都读。我见得比较多的人，是沃尔特和伊尔玛的独生女盖尔。她是个高挑靓丽、热爱冒险的年轻姑娘，在密苏里州上大学期间经常过来看望我们。她前一年刚刚毕业，在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威廉斯堡找到了一份银匠学徒的活计。伊尔玛打电话是来告诉我们，去俄亥俄州听一场摇滚音乐会的路上，盖尔在大雨中独自开了一夜的车，她的车在西弗吉尼亚一条狭窄多弯的公路上失去了控制。那几个字伊尔玛显然说不出口，但我们知道，盖尔死了。
我当时十六岁，已经懂得死亡是什么。然而，或许是因为父母没有带我去出席葬礼，我并没有为盖尔哭泣或者悲伤。相反，我有种感觉，觉得她的死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的头脑——仿佛我对她的记忆网络被什么可怕的针头烧坏了，如今形成了一片虚无的空间，一片充满本质上的残酷真相的空间。这片空间太过险恶，头脑清醒时人绝不会进入，但我能感觉到它在那里，就在一条心理警戒线之后，那就是我可爱的表姐再也无法起死回生。
意外发生一年半之后，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读大一时，母亲有天转告我，伊尔玛和沃尔特邀请我去多佛过周末。母亲严词要求我必须去。在我的想象中，多佛的房子正是我脑中那充满残酷真相的空间的现实化身。我惴惴不安地前往，那栋房子果真一步步证实了我的担忧。它像一座官邸般井然有序，干净整洁得令人窒息。垂到地板上的窗帘挺括有力，每道褶皱都一丝不苟，仿佛在告诉人们，盖尔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都无法打乱它们分毫。姑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看上去像窗帘一样硬挺。深红色的唇膏和厚重的眼线把她的脸衬得更白了。
我这才得知，只有我父母管伊尔玛叫伊尔玛，其他人都叫她弗兰，她娘家姓的缩写。我原本害怕会出现哭天喊地的场面，但弗兰用她那紧绷而聒噪的嗓音，一刻不停地和我说话，几分钟、几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她谈到这栋房子的装潢、她和特拉华州州长的私交、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些都和我们的日常感受相距甚远，听着无聊至极。没多久，她又用同样的语气聊起了盖尔：盖尔的性格本质、盖尔的艺术天分、盖尔高度理想化的未来计划。我基本没说话，沃尔特也是。我姑姑的喋喋不休令人难以忍受，但我或许已经明白了，她居住的那片空间本身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高谈阔论这种虚无的话题，一刻不停地说，可能是在此生存的秘诀。的确，拜访她的人也因此得以幸存。简而言之，我觉得弗兰已经因为这场变故神志不清。那个周末，我唯一得以离开她而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是沃尔特开车带我去游览多佛，参观那里的空军基地。沃尔特是斯洛文尼亚裔，又瘦又高，鹰钩鼻，发际线已经退到了耳朵后面。他的绰号是“秃子”。
我上大学期间又去看了他和弗兰两次，他们还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和婚礼。之后的很多年，除了寄寄生日卡片，以及听我母亲讲述（语气中透露着她对弗兰的厌烦）她和父亲纯粹出于义务，去佛罗里达州的博因顿海滩看望他们的经过，我和他们几乎没有来往。弗兰和沃尔特搬到了那里，住进了一个环绕高尔夫球场的公寓楼群。但在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癌症已经难以挽救之时，发生了一件奇事：沃尔特迷上了我母亲。
这时的弗兰已经因阿尔兹海默症精神错乱，住进了养老院。由于我父亲生前也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沃尔特便打电话给我母亲，寻求建议的同时也渴望得到同情。据我母亲说，沃尔特后来自己去了一趟圣路易斯，他们二人发现，这是他们首次独处，却发掘出彼此之间如此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乐天派，都和一个顽固而阴郁的弗兰岑家人结婚多年。他俩就此坠入一段目眩神迷、其乐融融的关系，爱意随之萌发。沃尔特带她去市中心她最爱的餐厅，之后他开着她的车，却把一块挡泥板蹭到了停车场的墙上。略带醉意的二人傻笑着，约定平摊修车费用，不许告诉任何人。（沃尔特后来还是告诉了我。）在他这次到访后不久，我母亲的病情加重，她前往西雅图，在我二哥汤姆家里度过最后的时光。但沃尔特计划去西雅图看她，延续二人初燃的爱火。在对彼此的感情上，他依然向前展望未来，而她则苦乐参半，为自知已经错失的机会伤感不已。
是母亲打开了我的双眼，让我看清沃尔特是个多么值得珍视的人；是沃尔特在我母亲突然离世后，因未能再见她一面而心生的失望与悲伤，开启了我和他的友谊之门。他需要有人知道，他已经爱上了她，以及那种爱的意外之喜；他也需要有人理解，失去她是何等的切肤之痛。因为我自己在母亲的最后几年中同样意外地体验到了对她突如其来的钦慕与爱意，也因为我拥有大把时间——没有子女，离了婚，工作不稳定，如今双亲也都不在了——于是我成了沃尔特倾诉的对象。
母亲去世后几个月，我第一次去看他，我俩做了些在南佛罗里达必须要做的事：在他的公寓楼群打九洞高尔夫，和他两位九十多岁的朋友在德拉海滩打了两局盘式桥牌，还去了我姑姑住的养老院看望她。我们看见她躺在床上，像胎儿一样紧紧缩成一团。沃尔特温柔地喂她吃了一盘冰淇淋和一盘布丁。当护士进来更换她髋部的创可贴时，弗兰突然哭了起来，她的脸像婴儿一样扭曲着，哭喊着说，疼啊，好疼啊，太可怕了，没天理啊。
我们把她交给护士，回到了沃尔特的公寓。弗兰当年的那些精品家具，很多都搬到了多佛，但如今独身的沃尔特把杂志和麦片盒子扔得到处都是，冲淡了那种令人绝望的压抑感。沃尔特情绪平静地跟我说起盖尔的故去，以及如何处理她的旧物的问题。我愿意要几张她的画吗？我想不想要他送给她的宾得单反相机？那些画看上去像是学校的作业，我也不需要相机，但我感觉沃尔特实在不忍心把这些东西轻易地捐给慈善机构，他想找个办法解除这个重负。于是我说我很乐意收下它们。
到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在我们搭乘包机飞往阿根廷最南端的前一晚，我和汤姆参加了林德布拉德邮轮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宴会厅举办的欢迎晚会。我们的邮轮，“《国家地理》杂志猎户座号”，客舱价格是两万两千美金起，最高价位接近这个数的两倍，所以我预先设想的同行旅伴都是有钱有势的自然爱好者——皮肤粗糙的退休人士，有个花瓶配偶相伴，在避税天堂安家置业，还可能有一两张脸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不过我完全想错了。原来那一类客户配有专门的游艇，而宴会厅里的那群人并没有我预想的那样光鲜亮丽，也没有那么多八旬老人。我们一百多人中，有很多是医生或者律师，我只看到一个男人穿着高腰长裤。
除了晕船和打鼾吵到我哥之外，我对这趟旅行的第三大担忧，是我没法全心全意投入到寻找南极特有鸟种的工作中。林德布拉德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个澳大利亚人，他的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负责接待我们，并回答乘客的一些问题。我举手说我喜欢观鸟，问现场有没有同好。我盼望着能组建一个坚强的后援团，但只看到两个人举手。那个澳大利亚人对之前的提问都会夸一句“好问题”，却没有称赞我的。他含糊地说，船上会有懂鸟的工作人员。
很快我就得知，举手的人是船上仅有的两个没付全额船费的乘客。这对五十来岁的夫妻，克里斯和艾达，是来自加州沙斯塔山的环保主义者。艾达有个姐妹在林德布拉德邮轮工作，由于出发前十天有人取消订单，他们得到了一间优惠力度超大的特等舱。这更让我觉得和他们投缘。虽然我付得起全额船费，但我一个人去的话，是不会选择林德布拉德这类邮轮的。我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加州女友在南极过得太辛苦，这会儿却觉得自己像一个意外踏上豪华之旅的游客。
第二天，在阿根廷乌斯怀亚机场，我和汤姆几乎排在护照检查长队的末尾。离开家门之前，我听从林德布拉德的紧急通知，支付了阿根廷向美国游客征收的“互惠费”，但汤姆三年前来过阿根廷，阿根廷政府网站没有让他再次缴费，他便把“无法缴费”的提示打印出来带着，心想有了这份证明，加上护照上阿根廷的海关印章，应该能让他通关。但这次他没能入境。我们邮轮上的其他乘客都已登上大巴车，准备去乘坐双体船，开启水上午餐之旅，而我俩还站在那里苦苦哀求入境事务员放行。半小时过去了。又二十分钟过去了。林德布拉德的工作人员都快急疯了。终于，汤姆好像可以再交一次费了，我连忙跑到外面，跳上一辆大巴，冲进怒目而视的人堆里。旅行甚至都还没开始，我和汤姆就已经成了问题乘客。
登上“猎户座号”后，我们的探险团团长道格把大家召集到船上的休息室，热情洋溢地欢迎了我们。道格身材魁梧，胡子花白，曾经是一名剧场设计师。“我爱死这趟旅行了！”他对着麦克风说道，“这是最棒的公司组织的最棒的旅行，前往世界上最棒的目的地。我和你们一样激动。”他很快又说，这趟旅行不是什么海上邮轮巡游，而是探险。他想让我们知道，像他这样的探险队长，假如和船长发现了合适的机会，就会把原来的计划撕成两半，扔出窗外，动身去追逐伟大的冒险。
道格继续说，一路上会有两名工作人员给大家上摄影课，也会给想要提高摄影技术的乘客进行一对一指导。另有两名员工会尽其可能地潜水，为我们提供更多照片。而那个弄丢行李的澳大利亚人的新款无人机还在，上面装有高清摄影机，他花了九个月才得到在我们旅程中使用的许可。无人机同样也会拍摄照片。此外还有一位全职摄像师，会把影片做成DVD，旅行结束时可供我们购买。我觉得，休息室里的其他人都比我更清楚来南极的意义。很明显，意义就是带一堆照片回家。《国家地理》杂志这块招牌让我原本期待这会是一场科学之旅，但看来我应该满脑子都是拍照才对。我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个问题乘客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学会了在林德布拉德邮轮上跟人打招呼的标准问句：“这是你第一次坐林德布拉德吗？”或者是“你以前坐过林德布拉德吗？”这种措辞让我很不自在，好像“林德布拉德”这东西隐隐有些宗教色彩，而且价格不菲。晚上在休息室里，道格通常用一个问句开始他的今日总结：“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是很棒还是特别棒？”然后等着现场发出欢呼。他再三强调我们这次能平安通过德雷克海峡，实在是相当幸运，这让我们有足够时间坐着“黄道带”小船登上南极半岛附近的巴里恩托斯岛。这次登陆非常难得，不是每一支林德布拉德的探险队都会做。
巴里恩托斯岛上的巴布亚企鹅和南极企鹅的筑巢季已接近尾声。有些幼鸟已经长好羽毛，跟着父母回到了海里，那里是企鹅偏爱的环境，也是它们唯一的食物来源。但仍有数以千计的鸟儿留在了岛上。毛茸茸的灰色幼鸟追逐着任何看上去像它们父母的成年企鹅，巴望着得到一顿反刍的食物。或者为了保命而聚集在一起躲避贼鸥，贼鸥长得像海鸥，喜欢捕食失去父母和发育不良的幼鸟。许多成年企鹅已经躲到山上去换羽，这个过程长达数周，期间要一动不动地站着，忍受瘙痒和饥饿，直到新的羽毛挤掉旧的羽毛。它们的耐心和沉默的忍耐，让人类无法不感到钦佩。尽管鸟群里到处都是泛着硝酸味的鸟粪，看到难逃一劫的幼鸟也令人于心不忍，我还是很高兴走了这一趟。
我和汤姆都在脖子上贴了晕车贴，这消除了我最担心的头两件事。有了晕车贴，加上海面风平浪静，我没有晕船；我们用定时收音机大声播放掩盖鼾声的噪音，汤姆每晚都能沉睡十个小时。然而我第三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克里斯和艾达在观景甲板上观鸟时，从未有任何林德布拉德的自然学家加入进来。“猎户座号”上的图书室里，甚至连一本像样的南极野生生物野外指南都没有。倒是有十几本有关南极探险家，尤其是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的书——他在船上受膜拜的程度几乎与林德布拉德之旅本身相当。林德布拉德发给我的橙色防寒大衣的左袖上缝着一枚带有沙克尔顿肖像的臂章，以纪念他从象岛出发的史诗般的敞船远航一百周年。公司发给我们每人一本讲述沙克尔顿的书，安排了关于沙克尔顿的幻灯片讲座，特地带我们参观了与沙克尔顿相关的地点，放映了重现沙克尔顿远航的长片，还徒步走了三英里沙克尔顿当年走过、最终幸存下来的艰险之路。（旅行的后段，在摄像师的凝视下，我们所有人都被带到沙克尔顿的墓前，公司递给每人一杯爱尔兰威士忌，邀请大家敬他一杯。）这一举动似乎是在说，我们，林德布拉德上的每个人，都有沙克尔顿之风。如果你在“猎户座号”上体会不到英雄气概，那你离孤家寡人就不远了。我很庆幸自己至少有两个同伴，可以一起研读带来的野生动物指南，对鸽锯鹱（一种小型海鸟）的野外标记冥想苦想，努力辨认一种飞得很快的巨型海燕特有的鸟喙颜色。
我们驶向南极半岛途中，道格开始用“可能会有大好消息”来吊我们胃口。最后，他把大家召集到休息室，透露了那个已经成真的好消息：由于风向有利，他和船长已经把之前的计划作废了。我们碰上了横穿南极圈下方的天赐良机，此时船正开足马力向南航行。
到达南极圈前一晚，道格提醒我们，在船穿越“洋红色线”（他在开玩笑）的时候，他可能会一大早用对讲机叫醒那些想亲眼看看那条线的乘客。他真的在六点半的时候叫醒了我们，又讲了个关于洋红线的笑话。眼看船越来越逼近那条线，道格夸张地从五开始倒数。随后他恭喜了“船上的各位”，我和汤姆就回去睡觉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猎户座号”早在六点半之前很久就抵达南极圈了——当时还没人敢叫醒这些百万富翁，天色也太暗，没法拍照。克里斯其实天亮前就醒了，一直在他客舱的电视屏幕上追踪船的坐标。他看着船减速，改变航向朝西行驶，接着来了个九十度转弯，朝正北方疾行，以争取时间。
虽然道格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善于制造幻觉的经理人，给一个有点邪教色彩的品牌卖命，但我还是同情他的。这是他担任林德布拉德探险队长的第一季，工作接近尾声，他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还得帮顾客完成这趟终生难忘的旅行，压力非常大。这批游客毕竟不是大富翁，还是会期望物有所值。就我所知，道格也是船上除我以外唯一认真的观鸟者，会把看到过的鸟种记到清单上。他早已不再列清单了，但有天晚上回顾一日见闻时，他讲起了他第一次去南乔治亚岛，拼命想找到一只鹨却未能如愿的趣事。要不是他疯狂地迎合整船拍照狂的需求，我还挺想多了解了解他的。
不得不说，南极洲没有辜负道格的卖力工作。我此前从未有过这种体验：眼前的美景如此耀眼夺目，让我应接不暇，无法想象我真的置身于这如梦似幻的一切中。一趟起初就让我觉得不真实的旅行，把我带到了一个同样不真实的地方，不过是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全球变暖可能正危及南极大陆西侧的冰层，但南极洲离融化还很遥远。勒梅尔海峡两岸是尖尖的黑色山峰，极为高耸，但还没有高到除雪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覆盖的程度：它们被埋在风吹成的雪堆里，一直堆到山顶，只有近乎垂直的峭壁上的石头露在外面。背风处的水面像镜子一样，灰沉沉的天空下，水面是绝对、纯粹的黑色，宛如外太空。在无尽的黑白灰单色调中，是冰川刺眼的蓝色。无论那蓝色是深是浅——我们船后面浮浮沉沉的小冰山的一抹淡蓝；有拱门、有房间的冰堡浓烈的深蓝；崩裂的冰川泡沫塑料般的浅蓝——都使我无法相信，我的双眼看到的是大自然的颜色。一次又一次，我几乎因难以置信而笑出来。伊曼努尔·康德将崇高与恐惧联系在一起，但我自己在南极体验到的崇高——在一艘装有玻璃与黄铜打造的电梯、供应顶级浓缩咖啡的船上，从它那安全的绝佳观景位置感受到的崇高——更像是美与荒谬的混合体。
“猎户座号”在镜子一般怪异的海面上继续航行。陆地上、冰川上、水面上，到处都不见人造物的踪影。没有建筑物或其他船只，船头的观景甲板上，“猎户座号”的引擎也寂然无声。我和克里斯与艾达站在船头的寂静中，四下寻找着海燕，我感觉我们仿佛在这世界上孑然一身，正被某种难以抗拒的无形湍流往前拉，奔向世界的尽头，如同《纳尼亚传奇》（Narnia）里的“黎明踏浪号”上的情形。但当我们驶入一片浮冰区，逐渐被浮冰包围时，拍照的时候就到了。一艘“黄道带”小船隆隆地开动了，那个澳大利亚人的无人机也飞入空中。
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到达了拉勒芒峡湾，接近我们此行的最南端，道格这时宣布了另一项“行动”。船长会驾船冲进峡湾入口处的巨大冰原，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在那里划海洋皮艇，或者到冰上走一走。我心里清楚，峡湾是我们看到帝企鹅的最后希望：此行有可能看到其他七种企鹅，但帝企鹅很少会在南极圈以北出没。其他乘客匆匆赶回各自房间，穿上救生衣和探险靴，而我则在观景甲板上架起了望远镜。我扫视着这片冰原，食蟹海豹和小巧的阿德利企鹅散布各处。很快我就瞥到了一只不太常见的鸟。它的耳朵后面似乎有一块色斑，胸前是一抹黄色。是帝企鹅吗？望远镜放大后的图像模糊不清，鸟儿身体的大部分都藏在一座小冰山后面，不是船在漂就是冰山在动。还没等我看清楚，冰山就把鸟完全遮住了。
现在怎么办？帝企鹅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它身高达四英尺，电影《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里的主角就是它。在南极的冬季，它们会在远离海洋一百英里的地方孵蛋。公企鹅挤在一起取暖，母企鹅摇摇晃晃地走着，或者肚皮贴地滑行，到无冰的水面上觅食，每一只帝企鹅都像沙克尔顿一样英勇无畏。但我瞥见的那只企鹅至少也在半英里之外，而我深知自己是个问题乘客，已经造成过一次长时间的延误了。我也知道，自己以前认错鸟的次数可不少，随便把望远镜对准冰山，就马上看到这一路最想看到的鸟，这能有多大概率？我不觉得是我凭空捏造了那一抹黄色和那块色斑，但有时候，观鸟人的眼睛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经历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时刻，意识到我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之后，我跑到船桥甲板上，发现了我最喜欢的那位自然学家船员，他正急匆匆赶往道格安排的活动。我一把抓住他的衣袖，说我好像看见了一只帝企鹅。
“帝企鹅？你确定吗？”
“我有九成把握。”
“我们去看看。”他说着，一边挣脱了我的手。
他的口气不像是认真的，于是我跑到克里斯和艾达的房间门口一阵猛敲，跟他们说了我的发现。感谢上帝，他们相信了我的话。他俩脱下救生衣，跟着我回到了观景甲板上。倒霉的是，这会儿我已经找不到帝企鹅的踪影了——周围的小冰山太多了。我又下到船桥上，另一个荷兰女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回应：“帝企鹅！这是个重要的鸟种，我们得马上告诉船长。”
格拉泽船长是德国人，身材瘦削，精力充沛，年纪可能比他看上去要大。他想知道那只帝企鹅的确切位置。我朝着我最有把握的方向指了指，随后他用无线电联系上了道格，告诉他我们得移动一下船。我听见道格在那头大发雷霆。他的“行动”还在进行中呢！但船长命令他先暂停。
船开动了，而我在想万一是我看错了，道格该有多么恼火。这时我又看见了那座小冰山。克里斯、艾达和我站在栏杆边，从双筒望远镜里观察它。但冰山后面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至少在船停下、调转方向前，我们什么也没看到。无线电在不耐烦地尖叫。船长把船驶入冰原后，克里斯发现一只鸟飞快地潜入水中，很有可能就是它。但随后，艾达觉得自己看见它又扑腾回了冰上。克里斯把望远镜对准那只鸟，看了很久，然后面无表情地转身面向我。“我同意。”他说。
我们击掌相庆。我叫来了格拉泽船长，他朝望远镜里看了一眼，发出了一阵欢呼。“对，对，”他说，“是帝企鹅！是帝企鹅！如我所愿！”他说他之所以相信我的话，是因为在之前的一次航行中，他曾在同一个区域看到过一只落单的帝企鹅。他又欢呼了几声，跳起了吉格舞，如假包换的吉格舞，接着赶忙登上“黄道带”小船，想去近处看个究竟。
他之前看到的那只帝企鹅特别友好，或者说好奇心旺盛。我这次好像发现的是同一只，因为船长刚一走近它，我们就看见它肚皮朝下趴着，兴冲冲地朝他滑行过去。道格在对讲机里宣布，船长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发现，原先的计划有变。已经在冰面上徒步的游客改朝帝企鹅的方向走去，其余的人则纷纷挤上了“黄道带”小船。等我赶到现场时，三十位身穿橘色外套的摄影师或站或跪，正把镜头对准这只高大英俊、近在咫尺的帝企鹅。
我早已暗中下定一个不合群的决心，此次旅行一张照片也不拍。此刻的这个画面如此令人难忘，根本不需要用相机记录它：这只帝企鹅似乎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一群阿德利企鹅从它身后冒出来，像后勤人员一般在旁观察，而帝企鹅则以一种不怒自威的姿态面对记者团。过了一会，它悠闲地伸了伸脖子。它用一只脚在耳后挠了挠，单靠另一只脚站得笔直，完美的平衡性与灵活性一览无余，却没有半点炫耀的意味。随后，仿佛为了强调在我们面前是多么自在，它睡着了。
在随后晚间的每日回顾时，格拉泽船长对观鸟人热情地致以感谢。他在餐厅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桌，酒水免费，桌上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帝王”。船上的侍者大多是菲律宾人，他们平时称呼汤姆为“汤姆先生”，称我为“乔先生”，这让我感觉自己像是约翰·法斯塔夫[2]。但那天晚上，我真有一种当了皇帝的感觉。整整一天中，甚至我未曾谋面的乘客都会在走廊里拦住我，为我发现帝企鹅致谢或欢呼。我终于有些体会到，高中运动员在达阵得分挽救赛季之后回到学校时是什么感觉了。四十年来，我早已习惯成为大型社交团体中的问题人物。如今变成集体中建功立业的英雄，哪怕只有一天，也是种让我迷失方向的全新体验。我不禁想，我一生中一直拒绝融入群体，是否错过了某些基本的人生经历。
我那位空军老兵姑父，如今和其他军士一起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他一生都积极融入群体。沃尔特始终对家乡奇泽姆饱含深情，那是一座明尼苏达州铁矿带上的城市，他就在那里长大，从小家境并不富裕。他大学时是曲棍球运动员，二战期间成了轰炸机飞行员，在北非和南亚执行过三十五次飞行任务。他还自学钢琴，任何标准曲目，他听过就会弹。他兼收并蓄各种风格，形成了自己的高尔夫挥杆技术。他写过两本回忆录，专门讲述他一生中结交的众多挚友。他也是一名自由派民主党员，娶了一位严厉的共和党员。他几乎和任何人都能聊得很开心，我能想象，母亲也可以想象到的是，假如她当年不是和我父亲，而是和沃尔特这样的好人在一起，日子该是多么自由和快乐。
有天晚上，在南佛罗里达公寓楼的餐厅里，几杯鸡尾酒下肚，沃尔特不仅讲了他和我母亲的故事，还有他和弗兰与盖尔的往事。他说，从战场上退下来之后，在和弗兰在各个海外基地度过了多年的军官生活后，他终于意识到和她结婚是一个错误。不仅仅是因为她被父母宠坏了，还在于她一心想提升社会地位，嫌恶并否认自己出身于明尼苏达的穷乡僻壤。而他热爱自己的故乡，并以此为傲。他无法忍受她。“我太软弱，”他说，“我早就应该离开她，但我太软弱了。”
弗兰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他们有了唯一的孩子。弗兰很快就一门心思扑在了盖尔身上，对与沃尔特的性生活非常排斥，他不得不去别处另寻慰藉。“我有过别的女人，”他告诉我，“我出轨过。但我总是会说清楚，我是个顾家的人，不会离开弗兰。我和朋友们每到星期天都会装一大堆酒，开车去巴尔的摩看强尼·尤尼塔斯[3]和小马队的比赛。”在家里，弗兰对盖尔的关注越来越无孔不入，从外表到功课，再到她的艺术项目，似乎她整天想的说的全都是盖尔。四年的大学生活带来了一丝喘息，但盖尔刚一回到东海岸，去威廉斯堡上班后，弗兰对她女儿生活的干涉就变本加厉了。
沃尔特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盖尔要被她母亲逼疯了，却不知道如何逃离。一九七六年八月初，孤注一掷的沃尔特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他告诉弗兰，除非她减少对女儿的控制，否则他就搬回明尼苏达，回到他深爱的奇泽姆，不会再和她一起生活，也无法维持这段婚姻。然后他收拾好行李，开车去了明尼苏达。十天之后，当盖尔在恶劣的天气中出发，连夜驱车横穿西弗吉尼亚时，他人就在奇泽姆。他说盖尔当时已经知道他和她母亲分手了。他亲口告诉她的。
沃尔特讲到这里就打住了，我们聊起了别的话题——他想在公寓楼群的住户里找一个女朋友，如今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弗兰在养老院，他自觉这么做问心无愧。他担心自己太像个乡下人，不修边幅，楼里那些时髦的寡妇会看不上他。我在想，他之所以略过了故事的结尾，是否因为那是不言自明的：西弗吉尼亚的那场意外，和他逃回明尼苏达脱不了干系；弗兰失去了世界上唯一牵挂的人，永远无法摆脱对死去女儿的追念，承受着莫大的痛苦。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他已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弗兰的身边，从此一心一意照顾她。
在我眼中，盖尔的死不仅仅是俗话常说的“悲剧”。它带有戏剧性悲剧的反讽与必然性，沃尔特二十多年来对弗兰的言听计从加剧了这种悲剧性，唯有他对她的温柔体贴带来了一抹亮色。他确实是个好人。他有一颗充满爱意的心，并把它献给了他病重的妻子，而打动我的不仅是这出悲剧，还有这个处于悲剧中心的男人的平凡人性。同时我也感到震惊。在我父亲一家的道德僵化与瑞典式的冷漠中，有这样一个好人，他有过外遇，和死党开车去巴尔的摩，最终毅然接受他的命运，这都发生在我眼皮底下，我这一生竟浑然不知。我想知道，我的母亲是否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如今看到的一切，她是否和我一样因此而爱他？
第二天下午，沃尔特的朋友埃德打来电话，让沃尔特带上车用跨接电线去他家。我们到了那里，只见埃德站在街上，身旁是一辆巨大的美国车。埃德看起来像是快死了——皮肤黄得吓人，身子晃得站不稳。他说他病了有一个月，现在感觉好多了。但当沃尔特把跨接电线连到埃德的车上，让他发动引擎时，埃德却说他连转动车钥匙的力气都没有了。（然而他一直想开车。）于是我钻进埃德的车。我一转动钥匙，就知道这车的问题比电瓶没电还严重。埃德的车完全没有反应，我也如实说了。但沃尔特对电线的连接方式有意见，他把自己的车往后倒，电线被他一拖，钩到了人行道上。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把电线的夹子都扯下来了，而我倒成了他的出气筒。我努力用螺丝刀把夹子装回去，但他不满意我的操作，试图把螺丝刀从我手里夺走，对我又吼又叫。“该死的，乔纳森！该死！那样不对！给我！该死的！”埃德坐在副驾驶座上，已经瘫倒在一边，身子不住地往下滑。沃尔特和我争夺着螺丝刀，我死活不放手——他也把我惹毛了。等我们冷静下来，我把电线修到他满意了，我又转了转埃德那辆车的钥匙。车还是毫无反应。
去了第一次之后，我尽量每年都去佛罗里达看望沃尔特，每隔几个月给他打个电话。他最后真的找到了个不错的女朋友。即使他的听力越来越差，头脑也开始有点迷糊，我还是可以维持和他的对话。我们仍然有真情流露的时刻，比如有次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把他的故事讲出来，这对他会是多么重要，我答应他我会的。但在我看来，我们之间似乎从来没有像他因为跨接电线冲我大吼那天一样亲密。那吼声有着某种神秘的含义。他似乎忘记了——或许是看到埃德和他的车都来日无多，或许是对我母亲的爱折射到了我身上，使得他忘记了——我和他并没有真正的交集，忘记了我们这辈子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都不超过一周。他对我大吼的样子，就像是父亲对儿子大吼一样。
加州女友对南极天气的畏惧是合理的，这里比我跟她描述的还要冷。不过我关于企鹅的说法也没错。南极半岛的企鹅数量令人印象深刻，等“猎户座号”的航线带我们继续向北，再一路东进到南乔治亚岛，那里的企鹅数量更是惊人。南乔治亚岛是王企鹅的主要繁殖地，这种鸟类和帝企鹅差不多高，羽毛却甚至比帝企鹅更加耀眼夺目。在野外看到王企鹅，对于我来说不仅使得此次旅程不虚此行，似乎作为出生在这个星球上的理由都已经足够。诚然，我喜欢鸟类，但我相信，若是一个来自其他星球的访客同时看到一只王企鹅和一个最完美的人类标本，在眼睛不被性吸引力蒙蔽的情况下，也会宣称企鹅显然是更美丽的物种。不仅是假设中的外星人，每个人都爱企鹅。它们姿态挺拔，随时可以肚皮贴地趴下；它们会挥动着手臂一样的鳍状肢；它们迈着小小的步伐走路，或者用肉乎乎的双脚大胆奔跑。包括类人猿在内，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比它们更像人类的小孩。
在偏远的海岸线上进化而来的南极企鹅，也是罕见的完全不怕人的动物。我坐在地上时，王企鹅会走到离我非常近的地方，我甚至都能抚摸到它们闪亮如皮毛般的羽毛。它们全身的羽毛图案之清晰，色彩之瑰丽，你通常只有在嗑药时才能体验到。巴布亚企鹅和南极企鹅的群落并不是适合坐下的地方，因为排泄物太多。但正如林德布拉德的一位自然学家所说，王企鹅比较爱干净。在南乔治亚岛上的圣安德鲁斯湾，五十万只成年王企鹅和毛茸茸的幼鸟摩肩接踵，而我只闻到了海洋和高山的气息。
虽然每种企鹅各有其魅力——马卡罗尼企鹅有着华丽摇滚风格的头饰，跳岩企鹅会并起双脚，迈着小步耐心地在陡坡跳上跳下——但我的最爱还是王企鹅。它们既有无与伦比的美感，也不乏玩耍的孩童般专注的社交能量。一群王企鹅从水中跃向岸边，劈波斩浪迎面而来，它们伸出鳍状肢不停抖动，好像是嫌海水太冷。还有落单的企鹅会站在浅浅的浪花上，久久凝望着大海，你不禁想知道它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两只年轻的公企鹅，会兴奋地在一只踌躇不定的母企鹅身后摇摇晃晃地跟着，不时停下来比比谁的脖子伸得比较美，或者徒劳地用鳍状肢击打对方。它们明明长着尖利致命的喙，却要用没力道的翅膀对打。
在圣安德鲁斯湾，企鹅群落的外围才是活动的中心。因为有太多孵蛋或者换羽的企鹅，群落主体显得格外平静。俯瞰这片群落，让我想起周末清晨从格里斐斯公园眺望洛杉矶的景象。这是一座由挺拔的企鹅组成的大都市，尚未从沉睡中醒来。在大道上巡逻的是鞘嘴鸥，一种全身雪白的怪鸟，长着鸽子的身体，却拥有兀鹫的习性。就连王企鹅发出的美妙声音——一种盘旋上升的欢快叫声，有几分像风笛，有几分像节日里的玩具喇叭，也有几分像有些飞机发出的类似狗吠声，但确实与我听过的世界上任何一种声音都不同——也有一种治愈的效果，尤其是当成千上万只企鹅在远处齐鸣时。
人类在二十世纪为企鹅做了件好事，把许多种与企鹅争夺食物的鲸和海豹几乎消灭殆尽。企鹅的数量增加了，而南乔治亚岛近来也变得更加适合企鹅居住，因为快速消退的冰川露出了适宜筑巢的陆地。但人类带给企鹅的好景或许是短暂的。如果气候变化使海洋继续酸化，海水的酸碱值将会让海洋无脊椎动物无法长出外壳。其中一种无脊椎动物，磷虾，是许多种企鹅的主食。气候变化也让环绕南极半岛的冰层迅速缩小，这些冰层为海藻提供了生长空间（磷虾在冬季正是以海藻为食），也保护了磷虾免遭大规模的商业开采。可能过不了多久，超级油轮一般大的渔业加工船就会从挪威等国驶来，把企鹅和许多鲸鱼与海豹赖以生存的食物一扫而空。
磷虾是大小和颜色都很像小指的甲壳类动物。要估算南极洲的磷虾总量是很困难的，但最常被引用的一个数字是五亿公吨，这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生物群。然而对企鹅不利的是，许多国家将磷虾视为美食，不仅人类可以吃（据说味道可以接受），更是受养殖鱼类和牲畜的欢迎。据说目前磷虾的年均捕获量不到五十万吨，其中挪威是捕获量最大的国家。然而，至少一个国家已经宣称，计划把每年的捕获量提高到两百万吨，并已开始建造适合的船只。一位政府发言人曾解释道：“磷虾富含优质蛋白质，可以加工制成食品和药物。南极洲是全人类的宝库。”
南极洲确实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同时也是仅存的基本保存完好的一个。对它的商业利用，至少在名义上都由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监督管理。但委员会的决议可以被二十五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否决，其中至少一个成员国历来都对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表示反对。成员国俄罗斯近年来多次公开拒绝妥协，不仅否决设立新的保护区，而且对委员会是否有权设立保护区提出质疑。因此磷虾的未来，乃至许多种企鹅的未来，都取决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磷虾的实际数量有多少，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有多强，如今是否可以在不连累其他野生动物挨饿的情况下捕捞磷虾，这类捕捞是否能得到监管，南极事务上的国际合作是否能超越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唯一确定的是，全球气温、全球人口和全球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都在迅速上升。
“猎户座号”上的用餐时间，让我没法不想到《魔山》（The Magic Mountain）里写到的疗养院：每天三次匆匆赶往餐厅，隐士般与世隔绝，餐桌上一成不变的面孔。然而这里没有把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Eroica）说成《情色交响曲》（Erotica）的施托尔女士，有的是一位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和他的夫人。这里有一对快乐的酒鬼夫妇；一位荷兰来的风湿病专家，她的第二任丈夫同为风湿病专家，女儿和女儿的男友也是。还有对夫妇，每当“黄道带”小船开始载客，就会争先恐后地挤到队伍前面。有位男士经特殊许可，带了业余无线电设备上船，整趟旅行都待在船上的图书室里，尝试联络同道中人。也有些澳大利亚人，他们一般不太合群。
趁着吃饭闲聊的功夫，我打听了人们来南极的原因。我发现很多人只是热衷于参加林德布拉德的活动。有些人是在搭乘另一艘林德布拉德邮轮时，听说南极这趟船可能是除了前往科尔特斯海的航线之外最好的一班。有一对我非常喜欢的夫妻，丈夫鲍勃是医生，妻子吉吉是护士，他们是晚了一年来庆祝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还有一位退休的化学家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南极，只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没去过的地方了。我很高兴没有人提到要在南极融化前来看一眼。意外的是，几乎在整趟旅程中，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工作人员或者乘客说过“气候变化”这几个字。
当然了，船上的很多讲座我都没去。为了证明我是一个最铁杆的观鸟者，我必须待在观景甲板上。最铁杆的观鸟者，会在刺骨的寒风和海水激起的盐雾中站上一整天，凝视大雾或者强光，期盼能瞥见不寻常的物种。即使你的直觉告诉你那里什么都没有，唯一能证实的方法就是花上几小时，仔细观察远至地平线那端每一只鸟的蛛丝马迹，每一只穿梭浪间、体色与浪花相融的鸽锯鹱（说不定会是一只罕见的、令人兴奋的仙锯鹱），每一只犹豫要不要跟在船后面的漂泊信天翁（可能会是只皇家信天翁）。海上观鸟有时会让人不适，经常冷得要死，十有八九无聊到令人发疯。我花了三十个小时，看到的值得一提的海鸟只有一只短嘴圆尾鹱。于是我决定放松一下，把精力投入到打桥牌这种更适合社交的活动中。
其他三位牌友，黛安娜、南希和雅克，都来自西雅图，是同一个读书会的成员，船上还有其他几位会员。和克里斯、艾达一样，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刚开始的某一局中，我愚蠢地弃了一张牌，黛安娜，一位令人生畏的破产律师，嘲笑我说：“打得太烂了。”我因此对她印象很好。我喜欢大家在牌桌上口无遮拦。我的搭档南希是一家叉车经销商的老板，她打出这趟旅程中的第一次大满贯时，我指出剩下的牌墩都是她的，她冲我发作道：“让我好好打牌行不行，你个混蛋。”她后来告诉我，这么说是表示亲切。第三个牌友雅克也是名律师，她告诉我她写了一部舞台剧，讲的是她去黛安娜家参加感恩节晚宴的事，在此期间，黛安娜患病的丈夫死在了起居室的床上。我唯一注意到身上有文身的乘客就是雅克。
和《魔山》里一样，这场探险刚开始的几天既漫长又难忘，往后过得越来越快，记忆也愈加模糊。等我得偿所愿，终于看到南极鹨（它们美丽且亲人）之后，我对参观废弃的捕鲸站就失去了兴趣。我们在南乔治亚岛的第五天，当道格说“让我们再去划一次海洋独木舟吧”的时候，就连他的声音里也难掩疲惫。他的语气酷似《等待戈多》（Godot）的结尾处，穷尽各种解闷儿的办法后，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决定“模仿一棵树”。
旅行的最后一天，尽管有数百只可能很有趣的海鸟在外面绕着船飞，我还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桥牌桌前。这天临近结束时，我下到休息室去听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讲座。主讲人是那个飞无人机的澳大利亚人，他名叫亚当，到场听众还不到总乘客数的一半。我好奇林德布拉德为什么将如此重要的讲座拖到最后一天。善意的解释是，林德布拉德向来以自己的环保意识为荣，希望我们在归途中就充满雄心壮志，为保护一路上饱览的自然美景出更多力。
亚当的开场白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那张乘客意见调查卡，”他说，“不是用来写你对气候变化的看法的。”他尴尬地笑了笑。“别骂我，我只负责传话。”接着他问我们有多少人相信地球的气候正在改变。休息室里的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又有多少人觉得这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这次大部分人都举了手，除了那位特朗普支持者和业余无线电玩家。从休息室的最后排，传来了克里斯没好气的声音：“又有多少人觉得，这个问题和个人看法无关呢？”
“问得好。”亚当说。
亚当的讲座等于把《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绘声绘色地重演了一遍，包括著名的显示气温急剧上升的“曲棍球杆”曲线图，以及被上升的海平面吞掉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地图。但亚当描绘的前景比阿尔·戈尔的还要灰暗，因为全球变暖的速度比十年前的悲观主义者们预计的还要迅猛。亚当举了几个例子：最近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4]，在没有雪的情况下就开赛了；今年阿拉斯加的冬天异常温暖；到二〇二〇年夏天，北极的冰可能会完全消失。他指出，十年前，南极半岛的冰川中只有百分之八十七在萎缩，如今这个数字似乎已达到百分之百。不过他最悲观的论点是，作为科学家，气候科学家只能做出统计学上概率较高的论断。当他们模拟未来的气候情景，预测全球变暖的幅度时，他们必须选择一个虚低的温度，一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性会达到的温度，而不是选一个在一般情况下会达到的度数。因此，信心满满地预测本世纪结束前气温会上升五摄氏度的科学家，可能会在私下喝啤酒的时候告诉你，她真正的预期是上升九摄氏度。
想到这等于十六华氏度，我不禁为企鹅们感到难过。但就像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往往会从“诊断”转为“补救”一样，这场讲座的阴暗面也变成了黑色喜剧的那种“黑”。我们坐在每分钟燃烧三点五加仑燃料的邮轮的休息室里，聆听亚当宣扬在农贸市场购物、用LED灯泡替代白炽灯泡的种种好处。他还说，普及女性教育能降低全球生育率，消灭战争将释放出足够的资金，让全球的经济活动改用可再生能源。接着他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意见。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没兴趣争论，但有个相信气候变化的人起身说，他负责管理大量住宅地产，他注意到那些领取联邦政府补贴的租户，因为不用自己付水电费，冬天总是把暖气开得太热，夏天把冷气开得太冷，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他们付钱。一位女士对此回应道：“我认为超级富人要比住补贴房的人浪费得多。”此言一出，讨论很快就终止了——我们都得打包行李了。
晚上六点，休息室里又挤满了人，这次人更多了，因为此行的高潮部分即将上演：幻灯片放映秀，每一位乘客都被邀请提供三四张自己拍得最好的照片。主持放映的摄影指导说，要是有人不喜欢他选择的背景音乐，他先跟他们道歉。他选的曲子是《太阳出来了》（Here Comes the Sun）和《给我希望，亲爱的》（Build Me Up, Buttercup）——确实不怎么样。然而整个放映都令人沮丧。我们的影像文化总是让我产生这种缺憾之感：无论你如何精心地将生活切割成一连串照片，无论这些照片的时间点挨得有多近，这一张张照片给我带来的最强烈的感受，却是它们没有展示出来的一切。另一个遗憾是，很明显，《国家地理》杂志这三周的指导并没有产出像这本杂志那样的视觉冲击。看到最后，我觉得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这场幻灯片秀声称要捕捉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所经历的冒险，就像沙克尔顿和他的同伴那样。但我们并未经历南极的漫长冬季，也没有分食海豹肉达数月之久。林德布拉德和顾客之间的纵向关系过于牢固，以致无法促成乘客之间建立横向的联结。所以这场幻灯片秀最终变成了林德布拉德的素人广告。它刻意营造的那种情境，甚至破坏了本应对我有意义的画面：任何非专业的影像都有其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所爱事物的样貌。我哥私下里给我看了一张他拍的照片，画面上的克里斯和艾达坐在“黄道带”小船里（克里斯正努力不摆出一副臭脸，艾达笑得很灿烂），这让我想起了在船上结识他们时我有多开心。这张照片意义非凡——对我而言。一旦把它上传到林德布拉德的网站上，它的意义就会崩塌，变成广告。
那么，来南极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意义就在于亲自观察企鹅，体验美景带来的震撼，结交新朋友，为我的人生观鸟清单增添三十一种鸟，并缅怀我的姑父。相比花出去的钱和排放的碳，这是值得的吗？等你来告诉我。不过那场幻灯片秀的确产生了某种事与愿违的反效果，它让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趟旅行中未入镜的每分每秒——海上观鸟固然又冷又无聊，但还是比死好多了。第二天早上，类似的反效果又出现了。“猎户座号”停靠乌斯怀亚后，汤姆和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到街上逛逛。我发现，在“猎户座号”上的三周，每天看着同样的面孔，已经让我对任何不在船上的脸庞格外敏锐，尤其是年轻人的脸。每看到一个阿根廷年轻人，我都有上去拥抱的冲动。
的确，对大部分人类来说，想要对抗气候变化并保存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不生小孩。可同样的，没有什么能抵挡“人类优先”这个逻辑：假如人类想吃肉，而又有磷虾可以捕捉，磷虾就会被吃掉。甚至可以说，企鹅最有可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角度让人类反思自己的逻辑是如何导致物种濒临灭绝的，毕竟它们那么像小孩：它们也是我们的孩子，它们也值得我们关爱。
然而想象一个没有年轻人的世界，就如同想象在林德布拉德邮轮上住一辈子。我的教母在她唯一的孩子身亡后，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我还记得她有次对我透露她的韦奇伍德瓷器值多少钱时，脸上那半疯半癫的微笑。但弗兰在盖尔死之前就已经疯了，她对自己生出的复制品过于痴迷。人生无常，抓得太紧会把它压碎，或者你也可以像我的教父那样热爱生活。沃尔特失去了女儿、战友、妻子和我母亲，但他始终能随机应变。我看见他在南佛罗里达，坐在一架钢琴前，飞快地弹奏经典音乐剧中的曲调，露出灿烂的笑容，公寓楼里的寡妇们在一旁翩翩起舞。即使在一个垂死的世界中，新生的爱也在不断萌发。
[1]欧内斯特·沙克尔顿（Ernest Shackleton，1874—1922），英国南极探险家。
[2]约翰·法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
[3]强尼·尤尼塔斯（Johnny Unitas，1933—2002），美国美式足球运动员，曾为巴尔的摩小马队（Baltimore Colts）效力。
[4]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Iditarod Trail Sled Dog Race），一年一度于美国阿拉斯加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