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黑帮横行的芝加哥 阿尔·卡彭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所有声名大振的人物里，再没有谁比凯纳索·兰迪斯（Kenesaw Landies）更好勇斗狠、头发更浓密、名字更叫人过目不忘的了。
兰迪斯是个小个子，体重不超过59公斤，站起来只有1.67米，但显得气势逼人。1927年夏天时他61岁，面容干瘪，皮肤沟壑纵横，顶着一头白发。激进派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形容兰迪斯“有一张死了3年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脸”。
兰迪斯出生于俄亥俄州米尔维尔，也在这个地方长大。他那有趣的名字来头很古怪，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的父亲是北方军队的随队医生，在佐治亚州肯尼索山失去了一条腿，便决定以此处作为儿子的名字（只是拼写略有调整）纪念这件事。
兰迪斯最初在芝加哥接受律师培训，之后因为运气好，偶然找到了一份为国务卿沃尔特·格雷沙姆（Walter O. Gresham，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任总统的那一届政府）做私人助理的工作。为奖励他为国家勤勉工作，1905年兰迪斯当上了伊利诺伊州的联邦法官。在这期间，他因为许多不计后果的惊人判决出了名。
“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后，兰迪斯指控德国的威廉皇帝犯下了谋杀罪，理由是德皇杀死了一名伊利诺伊州居民，吸引了全美的关注。他最出名的案件是判决标准石油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对其处以严厉的2900万美元的罚款。很快，上诉法院否决了兰迪斯的裁决（他的决定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按一位权威人物的说法，兰迪斯的裁决被上诉法院推翻的案子比联邦制度下的任何其他法官都更多。
每当出现什么有关法律的新闻，兰迪斯一贯在场。亨利·福特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著名诽谤案早期阶段就是他主持的，审判后来转移到了密歇根州，不在他的司法管辖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兰迪斯又因为起诉激进分子获得了特别关注。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社会党人维克托·伯格（Victor Berger）因为在一篇报纸社论上批评战争，被他判处了20年的监禁。后来，他还说更乐意把伯格送到行刑队面前。这项判决后遭推翻。
兰迪斯为101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会员主持了一场集体审判，这些人总共被指控犯下17 022桩罪行。尽管案情复杂，但在兰迪斯的专业指点下陪审团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判处所有被告罪名成立。兰迪斯判决这些人的刑期总共超过800年，还对他们处以总计250万美元的罚款，足以终结产业工人工会在全美的影响力。
同一时期，兰迪斯又接手了棒球大联盟和新贵联邦联盟之间的反垄断案。多年来，美国联盟和国家联盟都从垄断中受惠，他们通过保留条款以合同形式强迫球员服从，但联邦联盟提供给球员更优厚的薪资以及成为自由球员的机会，对固有格局造成了威胁。兰迪斯长久地推迟裁决，拖得联邦联盟的老板耗光了钱，最终只得放弃解散了事，因此兰迪斯得到了美国联盟和国家联盟球队老板们持久的热爱。
没有了联邦联盟，棒球球队的老板们转过头来敲打球员们了。他们废除了联邦联盟存在期间跟球员签订的所有协议，拒绝跟新成立的球员工会接洽，到处削减工资。这一切举措令得球员们心怀怨恨，而最过分的要数芝加哥白袜队的老板、天生吝啬的查尔斯·科米斯基了。科米斯基连为球员洗球衣都要收费，他答应内野手比尔·亨内费尔德，只要他健健康康地打完100场比赛就付给他1000美元的奖金，等他打到第99场比赛之后就罚他坐替补席冷板凳，坐足了剩下的赛季。
在1919年，白袜队的7名队员——每个人的名字都像是电影角色分配公司报上来的：“小鸡”冈迪（Chick Gandil）、“幸福”费尔施（Happy Felsch）、“瑞典”里斯贝里（Swede Risberg）、“左撇子”威廉（Lefty Williams）、埃迪·塞克特、弗雷德·麦克马林（Fred McMullin）和了不起的“不穿鞋”乔·杰克逊（Shoeless Joe Jackson），他们接受了一笔很低廉的贿赂，答应在对辛辛那提红人队的比赛中放水。总的来说，这些串谋的人不怎么聪明，里斯贝里只接受过3年小学教育，处在癫狂的边缘，他威胁说要是有人胆敢告发此事就杀了告密人。别人也都觉得他的确够胆这么做。杰克逊从没上过学，不会读也不会写。这几个串谋的人似乎不太明白对方收买自己是希望自己怎么做。杰克逊在跟红人队的一连串比赛里打击率为0.375，还打出了破纪录的8个安打，其中一个球是在比赛第10局两队处于平手状态时他仓促出手，结果打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短打。格兰迪尔以一个再见本垒打赢下了一场比赛。最后，白袜队在这一轮系列赛里确实输掉了，成绩是5负3胜，但输得似乎挺艰难。有人认为，原因在于红人队也在暗中操纵比赛，倾尽全力想要输。
几乎每一个棒球从业者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丑闻爆发后，大联盟的老板邀请（事实上，近乎是哀求）兰迪斯担任棒球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兰迪斯答应了，条件是老板们须授予他独断权力，并书面承诺绝不怀疑他的判断。他在芝加哥地区煤气大楼里设了办公室，门上只写了两个字“棒球”。
1921年夏天，7名共谋打假球的球员，还有另外一名没有参与但知情未报的球员巴克·韦弗上了审判台。有一件事现在人们已经记不得了，陪审员认定8人罪名不成立，审判结束后还和球员们一起吃饭庆祝。球员们能脱罪的一个原因在于，操纵棒球比赛其实并不违法，只能以蓄意欺骗公众、损害了科米斯基的生意为由提起指控，但陪审员认为此事无法证实。这个观点有点学究气，因为兰迪斯宣布对这8人终身禁赛。
最初，兰迪斯保留了自己的联邦法官职位，尽管这么做并不合法。众所周知，法官不得从私人利益集团处收取钱财，最终，兰迪斯被迫放弃法官的职位，这个结果对历史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为兰迪斯是禁酒令的有力捍卫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持这一立场颇显怪异，他曾把只卖了少量酒水的人判了两年徒刑。1922年年初，他当法官的最后一天判处了芝加哥的一名私酒小贩一年监禁，并罚款1000美元。这个可怜人只卖了两杯威士忌。如果兰迪斯仍然在任，芝加哥可能就不会是全世界犯罪分子最喜欢待的地方了。不管兰迪斯在棒球界进行了怎样严厉的整饬，他对阿尔·卡彭只会使出更狠的手段。
1927年时芝加哥是全美第二大城市、全世界第四大城市。美国以外，只有伦敦和巴黎比它规模更大。但引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一篇社论的话来说，它也以“低能的流氓、野蛮的罪犯、得意扬扬的暴徒、明目张胆的贪污、低落消沉的公民意识”出名。
《芝加哥论坛报》社论没有说（显然也不能说）的是，报纸的经营者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Rutherford McCormick）身上就有一股流氓气质。
麦考密克出生于1880年，来自一个富裕但不幸的家庭。在父亲家族这一边，他跟收割机的发明人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是亲戚，因此跟国际收割机公司有着利益关系。他又通过母亲家族的关系继承了《芝加哥论坛报》。他母亲不喜欢男孩，总是让他穿女装，在他还不够年纪上学之前，总叫他女孩的名字“罗伯塔”。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麦考密克到了而立之年都不知性事为何。但在那之后，他就成了个色情狂，做了种种荒唐事，包括从表亲手里偷来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麦考密克对战争有一种孩子气般的热情，听说自己被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任命为上校，而且什么也不用做只以阔佬身份出现就行，这让他喜形于色。在余下的人生，他坚持他人称自己“上校”。妻子去世时他安排了最隆重的军事葬礼，却完全不顾她的资格问题（说不定也并不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麦考密克曾在法国短时间服役。在康蒂尼的一次战场经历让他深为所动，回国后，他便称自己在伊利诺伊州惠顿的庄园为康蒂尼庄园。
1910年，麦考密克和另一个表亲约瑟夫·帕特森（Joseph Medill Patterson）一起经营《芝加哥论坛报》。虽然帕特森是坚定的社会党人，麦考密克则离法西斯主义只有一两厘米远，他们的合作却惊人地顺利，《芝加哥论坛报》繁荣发展，10年后发行量就翻了一倍。1919年，这对表兄弟推出了小报《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纸在问世的最初6年是在芝加哥经营的。最终，帕特森去了纽约专注于《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这样一来麦考密克就成了《芝加哥论坛报》的唯一负责人。
在麦考密克领导下，《芝加哥论坛报》迎来了自己最重要的时期。到1927年，它的发行量是81.5万份，几乎是如今的两倍。报社拥有造纸厂、船只、水坝、码头，还有约18 130平方千米的森林以及一家全美开办最早、最成功的电台WGN（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的缩写）。它还投资了地产和银行。
岁月流逝，麦考密克变得越来越古怪。他控股的湖滨银行总裁触怒了他，麦考密克便将其贬职，打发他去经营庄园外的蔬菜摊。他坚持要论坛报参考《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但同时又很嫌恶后者，总说“就是那个生在中国却不是中国人的亨利·卢斯”。他暗中提出一套理论，说威斯康星大学的男人都穿蕾丝内衣，还派出记者去查探真假。出于巧合，林德伯格当时就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不知为什么，麦考密克在康蒂尼庄园仍使用东部时间，但从不告诉客人，所以第一次来的访客总会发现，本来是受邀参加晚宴，可自己到的时候连盘子都给收走了。[5]
除了亨利·卢斯，麦考密克还特别讨厌亨利·福特、移民和禁酒令。但他最痛恨的还是芝加哥市长威廉·汤普森（William Hale Thompson）。汤普森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但他的支持者们从不以此为由反对他。“你可以说比尔糟糕，但说他笨可一点没说到点子上。”有人喜滋滋地评论。汤普森得到支持是因为对腐败或者赚钱，他从来不挡道。他出生于芝加哥大火两年前，在富裕家庭中长大。大火之后，他的父亲从痛苦的业主们手里廉价买下房产，趁着芝加哥的重新发展加价卖出，赚了大钱。年轻的汤普森长成了个魁梧的小伙子，身高1.92米，人们都叫他“大个儿比尔”，但他不是个很有潜力的人。他辍学去了西部，做过牧场工人和牛仔，1899年他的父亲去世，他回到芝加哥接管了家族生意。虽然没什么脑子也没什么资质，但1915年他当选为市长，此后8年芝加哥在他的管理下无声无息地成为全美最腐败、最无法无天的城市。
腐败之于芝加哥，就如同钢铁之于匹兹堡，电影之于好莱坞。它寡廉鲜耻地磨炼腐败、孕育腐败、永葆腐败。1921年，一个叫安东尼·迪安德烈（Anthony D’Andrea）的黑帮头目被杀，有8000人参加了葬礼。送葬队伍长达4千米，名誉护柩人包括21名法官和9名律师，外加伊利诺伊州的检察官。
歹徒在这个城市里横行无阻。三名男子跑到黑道人物帕齐·罗洛尔多（Patsy Lolordo）家里，开枪把他打死在了沙发上，指纹留得满屋子都是。罗洛尔多太太知道凶手是谁也愿意指证，警方进行了调查，但最后遗憾地说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提起检控。1927年，伊利诺伊州从未成功地检控过任何一名黑帮分子。
在这个城市，警察局局长乔治·希比（George Shippy）觉得送包裹的人长得像犹太人，认定他是在投递炸弹就开枪打死了这个可怜人。结果，死者只是一个无辜送货员。但希比没有受到起诉。
1923年，汤普森结束工作从市长职位上退了休。但他的崇拜者们害怕出现纽约检察官埃默里·巴克纳那样的人物（大搞查封等），出于安全考虑劝他1927年再度竞选。按芝加哥的标准，这次选举气氛平和。只出现了两起爆炸事件、两桩枪击案、两名民选官员遭到殴打和绑架、12起选民恐吓报案。阿尔·卡彭为汤普森的竞选活动捐赠了26万美元。据信，就是汤普森或者他阵营下的某个人创造了“早投票、多投票”的滑稽口号，而且很多人好像真的还听信了他的话。按官方统计，投票人数是100多万，跟登记选民的人数几乎一模一样。
汤普森在新的平台上展开了竞选。他发誓要废除禁酒令，让美国退出国际联盟，终结芝加哥的猖獗犯罪。前两项，他没有权力做；第三项，他没有打算做。他还出于不太好懂的原因声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打算吞并芝加哥。他承诺，如果当选，他会找到国王“迎面痛击”。他再选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着手从芝加哥的学校和图书馆里清除所有叛逆作品。汤普森任命了剧院老板、之前以更换广告牌为生的斯波特·赫尔曼（Sport Hermann）负责本市净化工作，凡是不够“百分之百美国”的作品统统扔出去。赫尔曼指定由名为“爱国者联盟”（Patriots’ League）的机构来判断哪些书招人反感，理应丢弃。但在媒体的压力下，他承认自己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他主张该烧掉的书（他很可能就没读过任何书），他还进一步承认，他记不得有哪些人向自己提过建议。为了确保这番荒唐举动没有一个环节不沦为笑柄，赫尔曼宣布焚书的篝火将由库克县刽子手点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行动得到了很多人支持。威廉·赫斯特的洛杉矶《先驱考察家报》（Herald and Examiner）支持汤普森的竞选活动，并希望其他城市也清理自己的图书馆书架。三K党也赞扬了焚书举措，并建议市政当局下一步可把注意力转到那些亲犹太人或天主教徒立场的书上。市政参考图书馆的负责人宣称，他已独立毁掉了自己馆藏的所有可疑图书和小册子。“我现在拥有美国最干净的图书馆了。”他自豪地说。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阿尔·卡彭不光看上去理智，实际上也值得尊敬。他坚持自己只是个商人。“我靠着满足公众需求来赚钱。”1927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阿尔·卡彭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注意）。“库克县90%的人都喝酒、赌博，为他们提供这些消遣竟然成了我的罪行！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的私酒卖得素来很好，我的赌博摊也一直在广场上开着。”1927年，他领导着一家年收入1亿美元的组织。他切入问题的角度或许跟常理有所不同，但阿尔·卡彭无疑是美国最了不起的成功人士之一。
在1899年1月，阿尔·卡彭出生于布鲁克林，本名为阿方斯·卡彭（Alphonse Capone）。他的父亲是个善良的公民，据我们所知从未触犯过法律，他作为理发师并拥有一间自己的理发店——这对贫苦移民来说是颇值得骄傲的成就。但他的父亲从未学会英语。卡彭是父亲的第4个儿子，也是第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长兄文森佐（Vincenzo）在1908年16岁时跑去了西部。卡彭一家次年收到了长兄从堪萨斯州写来的一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其实，文森佐成了一名禁酒特工，改名为理查德·“双枪”·哈特（Richard “Two Gun” Hart）。他取这个名字效法的是牛仔明星威廉·哈特（William S. Hart），而且他还照着威廉·哈特的样子穿衣服，戴阔边高顶毡帽，胸口别着一枚锡制星星，腰间挂着一对装着枪的枪套。离奇的是，1927年夏天，他正在南达科他州担任柯立芝总统的贴身保镖。
不消说，年轻的卡彭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因为殴打老师（卡彭总是耐心地解释，是老师先打自己的），遭到学校除名，成了布鲁克林敲诈老手强尼·托里奥（Johnny Torrio）的徒弟。托里奥温和、细腻，但却是最先进行有组织犯罪的人。他尤其擅长夺取特定行业或生意的控制权。比方说，一座市集所有的冰块运输员，都要向托里奥支付佣金来换取特定区域的垄断销售权，以便提高冰块售价。如果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垄断权，那么他的办公室可能会挨炸药，可能会被打断腿，房子会被市政府责难，或是遭遇其他各种各样的不良后果。在巅峰时期，托里奥控制了200多个不同的行会，包括苏打药剂师会及桌上舞娘兄妹会，以及面包、饼干、酵母片和囚车司机工会。就连擦皮鞋的男孩要讨生活都得提前付给他15美元，开业后则每月2美元。
在1920年，不知道为什么，也从来没有人给出过可信的解释，托里奥决定离开布鲁克林到芝加哥从头来过。他的第一步是搞掉了一个名叫大个儿吉姆·科洛西莫（Jim Colosimo）的黑帮分子（按某些说法，这人是托里奥的叔叔，还有些人说他们只是合伙关系），接管了后者的生意。有一段时间一切顺利，但随后地盘争抢就有些紧张起来。1925年1月的一个寒冷下午，托里奥正帮妻子把购物袋从车上拿到房里，敌对帮派的两个人走上前来近距离朝他开了5枪，托里奥保住了性命，但决定金盆洗手。他把芝加哥的所有生意都交给了阿尔·卡彭。美国历史上最无法无天的时代就此开始。
卡彭统治的两大突出特征是：他本人非常年轻，统治的时间又非常短暂。卡彭接手托里奥生意时年仅25岁，跟林德伯格飞往巴黎时岁数一样，他的黑帮头目生涯只有从1925年春到1927年年底的不到两年光阴。迟至1926年年初，芝加哥的报纸就开始称卡彭为“卡波尼”或者“卡普里尼”。1926年夏天，《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给他起了“疤面煞星”的绰号，传奇故事就此上演。
《时代周刊》的记者生动地凭想象形容卡彭“黑黝黝的脸颊上有一道伤疤”（《时代周刊》对“黑黝黝”一词真是爱不释手），“是那不勒斯的克莫拉黑帮用剃刀留下的纪念”。事实上，卡彭的伤疤来自康尼岛，一天晚上，他在酒吧里喝醉了酒靠近一个姑娘说：“宝贝儿，你的屁股挺漂亮，我真心喜欢你。”只可惜年轻姑娘跟自己的兄弟在一起，那人出于荣誉感认为必须做点什么，就拿刀划过了卡彭的脸，在他左脸上留下了两道明显的疤痕，脖子上还有一道不那么明显。卡彭对伤疤总是很敏感，想方设法地遮掩甚至往脸上抹滑石粉。
毫无疑问，卡彭具备施暴的能力，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他用一根棒球棍将两名宾客打死的著名事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此事出自1975年乔治·穆雷写的《阿尔·卡彭的遗产》（The Legacy of Al Capone）一书。但此前的半个世纪从来没人提过这事：要是他真的曾把客人打死在餐桌上，在场的其他宾客可不会忘记。还有人经常把“笑容和枪杆子能让你走得更远，比光靠笑容要远得多”这句话记在卡彭名下，但他似乎从未说过。
20年代的芝加哥，并非真的像传说中那么暴力。每10万人口中会发生13.3桩谋杀案，毫无疑问比纽约（6.1）、洛杉矶（4.7）或者波士顿（仅为3.9）要高，但比底特律（16.8）或者几乎所有的南方城市都要好。新奥尔良则是每10万人口发生25.9桩，小石城37.9，迈阿密40，亚特兰大43.4，夏洛特55.5，孟菲斯更是以69.3桩遥遥领先。而今天美国每10万人口中发生的谋杀案为6桩——听到这个数字，想必你略有吃惊但也心存宽慰。
芝加哥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这里的黑帮很爱用汤普森冲锋枪，也被亲切地称为“汤米枪”。这种枪的名字来自约翰·汤普森将军（John Taliaferro Thompson），即美国武器库司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了大量时间进行研发工作。汤普森的想法是设计一种轻量级的便携式机枪，一名士兵就能运走。汤普森冲锋枪有着绝妙的杀伤力，它一分钟能够发射上千发子弹，在装甲车上钻出孔来。在一次演示当中，它穿透了6.3毫米厚的钢板，打断了一棵直径近乎60厘米粗的树。只可惜，汤普森做好投产准备时战争就结束了，军队也不想要这种武器了。警察不愿用它的原因是它的动静太大，还无法准确打击目标。汤普森冲锋枪射出的子弹随机散布，成了流氓的理想武器——一旦扣下扳机，流氓就会吓坏众人。伊利诺伊州对汤普森冲锋枪的销售未做任何限制，普通公众都能在五金店、体育用品商店，甚至杂货铺里买到它。出奇的是，芝加哥的死亡人数并未因此而高到离谱。
禁酒令时期芝加哥还有一样东西丰盛得异乎寻常：啤酒。而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啤酒，芝加哥的啤酒需要大规模的腐败才能实现生产。因为，你不可能藏下一座啤酒厂，所以制造和销售啤酒要想不引来司法干预就需要大笔的封口费。在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穿警服的警官没分享过这笔甜头。每天总有源源不断的警察和官员前往卡彭设在大都会酒店的总部领取报酬接收指令。光是卡彭开给警察的薪水，每周就近60万美元。芝加哥警队实际上成了他的私人军队。如果凯纳索·兰迪斯能留在联邦法官的岗位上，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只有天知道了。
禁酒令或许可以算是政府送给地下酿酒商最好的礼物了。一桶啤酒的生产成本是4美元，售价55美元。一箱烈性酒生产成本是20美元，能赚90美元而且还不用纳税。到1927年，卡彭的组织（有趣的一点是，它从没有名字）据计收入了1.05亿美元。无疑，这一经营规模可让他跻身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之列。
许多人似乎也欣然把卡彭看成一位成功的商人。1927年，有人请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的学生列举心目中全世界最杰出的10个人，他们选择了林德伯格、理查德·伯德、墨索里尼、亨利·福特、赫伯特·胡佛、爱因斯坦、“圣雄”甘地、萧伯纳、高尔夫球手鲍比·琼斯，以及阿尔·卡彭。
对卡彭而言，1927年是个好年头。利润源源不断地涌入，芝加哥的黑帮基本上和平相处，卡彭越来越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大人物。芝加哥的送报员威胁要发动大罢工，报业老板们转身向卡彭，而不是市长大个儿比尔·汤普森求助。之后，卡彭平息了罢工，并应业主之邀参加了罗伯特·麦考密克主持的一场感谢会。
“事后麦考密克想付钱给我，”卡彭后来说，“但我告诉他让他把钱捐给医院。”麦考密克讲述的故事很不一样。“在发行商会晤上，我迟到了，”他在回忆录中语调轻松地写道，“卡彭带着几个手下走了进来。我把他赶了出去。”不管具体情况如何，罢工没有举行，芝加哥的报纸日后说起卡彭总是笔下留情。1927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阿尔·卡彭成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歹徒。
再过几个星期，15万人会挤进芝加哥的士兵球场观看登普西—滕尼复赛。那地方会出现各路名人，但球场里人人翘首以待的是阿尔·卡彭。28岁，他似乎登上了世界之巅。可事实上，他的好时候马上就要过去了。再过不到6个月，他就会遭到追捕，他的世界也将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