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低俗小说井喷式发展 滞销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给你一沓纸、一支笔和几分钟思考时间，我们大多数人或许能列出一长串20世纪20年代正当创作盛年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夫、T. S. 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多萝西·帕克、埃兹拉·庞德等。
但可能不会有人把哈罗德·赖特（Harold Bell Wright）这个名字囊括在内。可当时赖特比上述任何人都更受欢迎，说不定他的书卖得比以上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多。1925年，他的小说《父亲的儿子》（A Son of His Father）第一次在芝加哥印刷，装满了27个火车车厢。他出版于1911年的《芭芭拉·沃斯的胜利》（Winning of Barbara Worth）深受粉丝喜爱，人们用它命名了一座宾馆、一条公路和一座学校。赖特的书伤感而忧郁，预测性很强——总是写一个人历尽生活艰辛，但从工作中和基督教友那里找到了幸福、找到了成功，但读者就是百看不厌。
其他许多作家早已湮灭于历史之中，如科斯莫·汉密尔顿（Cosmo Hamilton）、阿瑟·罗奇（Arthur Somers Roche）、科宁斯比·道森（Coningsby Dawson）、斯特里布林（T. S. Stribling）、赫维·艾伦（Hervey Allen）、弗朗西斯·斯塔克·扬（Francis Stark Young）、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瓦维克·迪平（Warwick Deeping）、赛拉·温斯洛（Thyra Samter Winslow）、克努特·哈姆森（Knut Hamson）、朱莉娅·彼得金（Julia Peterkin）、吉恩·斯特拉顿-波特（Gene Stratton-Porter）、佐娜·盖尔（Zona Gale）和玛索·德拉罗奇（Mazo de le Roche），他们当时全都有比第一段里提到的后世知名作家更好的销量，甚至更大的名气。
可没有谁能跟另外两位美国作家的成功相提并论——连火力全开的哈罗德·赖特也不行。这两位作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作品销量无人可比，他们就是赞恩·格雷（Zane Grey）和埃德加·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20世纪全世界最流行的两名作家。
这两人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来自中西部地区，相对较晚才开始了职业写作生涯（格雷30岁，巴勒斯35岁），获得成功就更晚了。两人在任何尺度上看都是相当糟糕的作家，如今没什么人再读他们的书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当年竟然有那么多人读他们的书。批评家伯顿·拉斯科（Burton Rascoe）评论格雷说：“很难想象还有哪位作家比格雷在文风和内容上都如此乏善可陈，却仍能留住读者的。”巴勒斯因为是通俗作家，连遭到蔑视的资格都不够，所以基本上没得到过这样的羞辱。但是，世界各国的读者对他们的作品趋之若鹜。没人知道他们的书卖了多少本——如果算上各国译本、遗作及杂志出版物，估计册数在2500万册到6000万册。不管实际总数到底是多少，对他们两人来说那都是一个令人深感欣慰的数目。
格雷是两人中比较有趣的那一个，他行迹有些鬼祟，挺好玩的。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将他描写成来自俄亥俄州、生活愉快、不事张扬的牙医，闲暇时间写写冒险小说。1912年凭借《荒野情天》（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找到了致富之路，接着在近30年的岁月里，接连不断地炮制出了大量畅销西部小说。至少就他所处的市场而言，他开创了这一小说流派的许多套路，比如黑心恶棍、仗势欺人的牧场主和他纯洁漂亮的女儿，沉默寡言、身强体壮的牛仔。“除了格雷养的那匹鼻子暖乎乎的母马，他的心不属于任何女性”，一位作家曾这样恰到好处地指出。
格雷有个惊天的秘密，在私生活上他性欲极为强烈。他热心户外运动，经常带着意气风发的漂亮年轻姑娘（他妻子的两个年轻表妹和他的朋友）一起到旷野长途旅行，并且把她们睡个遍。有时候，他会一次性地带着4个女人。偶尔，他事后还把她们带回家。帮他作传的托马斯،保利（Thomas H. Pauly）说：“格雷拍摄了数目庞大、总量未知的裸女和他进行各种性行为的照片，这些照片还配有10本小册子，是格雷用自己编的密码所写，内含图片描述他的性冒险活动。”
在这些兴致勃勃的小插曲中，格雷平静地和妻子在宾夕法尼亚州拉克瓦纳市生活着。后来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来阿尔塔迪纳。他的妻子是个有着坚韧气质的女性。他每年写上两本或者三本书，一生共写了差不多95本书，1939年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留下了大量手稿，在他死后14年，哈珀兄弟出版社仍在出版赞恩·格雷的新书。在巅峰时期，格雷一年能挣50万美元，1927年时他的收入是32.5万美元左右。为便于比较，当时菲茨杰拉德收入最丰厚的一年也才赚到37 599美元。
埃德加·巴勒斯的生活比格雷要平淡些（谁能跟格雷比呢），但写的东西更生猛。巴勒斯比格雷小3岁，在1875年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小康家庭，但他跟周围有些格格不入，一直挣扎着寻找自己在生活里该扮演什么角色。年轻时，他曾到西部当过仓库管理员、放过牧、淘过金，还做过铁路警察，但都不成功。后来，他发现自己有几分写故事的天赋。1912年时他35岁，出版了一本热卖小说《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
巴勒斯没有什么玄妙的写作手法。他使用低俗小说的情节，但写得很优雅，仿佛不怎么明白这一流派的风格似的。以下是《人猿泰山》的开场白：
这个故事我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他其实不该讲给我，也不该讲给任何人。这得归功于一瓶陈年佳酿在那位讲故事的人身上产生的奇妙作用，才引得他开了头；也得归功于我对这个奇异故事的后半部分持怀疑态度。
这样的文字或许跟托尔斯泰的没法比，但显然跟当时廉价小说常见的文字简单、开门见山式开场白相去甚远。巴勒斯的写作生涯持续了近40年，共写了80多本书，包括26本泰山系列，大量科幻小说和几部西部小说。他所有作品都以爽快的动作、衣着清凉的女性、对优生理想坚定的支持为特点。泰山本人可以充当优生学运动的代言人。想必很多读者都知道，泰山是英国贵族遗留在非洲丛林里的孤儿，由猿猴抚养长大。幸运的是，因为他是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天生勇敢、坚强、果断、善良，发自本能地讲究道德，能聪明地解决一切问题。他甚至教自己阅读——考虑到他不说人类的语言，初次看到书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此事可谓惊为天人。感谢上天赐予他的种族优越性。
创造或者维护优越人种，是巴勒斯一辈子的努力方向。他写的几乎所有外太空故事都讲的是到火星或金星培育高贵种族[2]。在《迷失金星》（Lost on Venus）一书中，他以仰慕的口吻描写了这样一个社会：“有缺陷的婴儿不得活下去”，“在身体上、道德上或精神上存在缺陷”的公民“接受处理，不能将类似的下一代带到这世上”。反观现实，他为《洛杉矶先驱考察家报》（Los Angeles Examiner）撰文主张，如果把所有“道德低能者”系统化消灭，世界会变得更好。他甚至将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大桥和奥斯卡卢萨之子》（Bridge and the Oskaloosa Kid）。奥斯卡卢萨是哈里·劳克林的出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勒斯的写作愈加草率。他反复使用相同情节，行文漫不经心得令人诧异。他在1927年只写了《酋长》（War Chief）这一部小说。小说的开头是这样：
野人战士全身赤裸，只裹着一片遮羞布，脚踏一双粗糙的草鞋，披挂着少许兽皮，头戴水牛饰物，随着鼓声跳动起舞。
四段之后，读者又看到：
野人战士全身赤裸，只裹着一片遮羞布，脚踏一双粗糙的草鞋，披挂着少许兽皮，头戴水牛饰物，在参天大树的缝隙间无声前行。
偶尔，他干脆陷入了说胡话状态。在1920年的《火星少女》（Maid of Mars）一书中，名叫杰达的火星战士向火星少女图瓦娅倾诉甜言蜜语：
啊，潘塔斯的图瓦娅啊，哪怕看着我炽热的爱情爆发迸射，你也是这么冷漠无情！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的心更坚硬，也没有什么比这张支撑你神性与不朽身躯的幸福长凳更冰冷！
这样的段落还能持续颇长篇幅。几乎完全不影响销量。1 950年3月，他因心肌梗死在加利福尼亚过世，时年74岁。即便在那时，人们仍分外投入地购买他的作品。
1927年夏天，严肃小说家里只有辛克莱·刘易斯的书卖得火爆。《埃尔默·甘特里》（Elmer Gantry）无疑是当年最畅销的小说。在书中他讽刺传教士，遭到了全国各地以传教士为主的严厉谴责。福音传道教士比利·桑戴( Billy Sunday)听说了书的内容，呼吁上帝“赐刘易斯一死”，这话听起来可不像是基督徒说的。在刘易斯的故乡，明尼苏达州索克森特公理教会的牧师斯帕克斯(C．S．Sparkes)恨恨地将刘易斯与圣洁的林德伯格相对比，说刘易斯的思想“死了，对上帝、对纯洁和正义的人来说，死了”，而林德伯格则“思想和灵魂都干净无暇”。
好几个城市查禁了《埃尔默·甘特里》，在波士顿，销售此书是可遭到公诉的罪行，而不是较轻微的行为失当，足以说明它有多么令人不快。当然了，这样的禁令只不过让那些想要一睹为快的人更想看它了。小说上市第一天就卖出了10万册，夏天结束时正朝着25万册迈进，这个数字连格雷和巴勒斯也型尘莫及。
《埃尔默·甘特里》是刘易斯获得一连串商业成功的第5奉重要作品，这让他成了当时最受人崇拜的作家。其他几本书分别是1920年的《大街》（Main Street）、1992年的《巴比特》（Babbitt）、1925年的《阿罗史密斯》（Arro wsmith）和1926年的《捕人陷阱》（Mantrap）。1930年，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也不是人人都喜欢他。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写给编辑的一封信里说：“如果我写得像那个雀斑崽子那么草率、蹩脚，我能年复一年地每天写上5000字。”虽然刘易斯本人不知道，但1927年是他写作生涯成就的顶峰。他后来的小说跟时代脱节，他最终会变成绝望的酒鬼，患上严重的震颤性谵妄，被送进精神病院。1927年，海明威没有写出新的长篇小说。他主要在专注于个人事务，夏天的早些时候，就是林德伯格匕到巴黎那阵子，他跟妻子离了婚，不久后又再婚。但他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叫《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多萝西·帕克在《纽约客》上说：“这是一本真正的杰作……我不知道还能在哪儿找到更精彩的短篇小说集了。”但这本书并未激起公众像对他前一年的小说处女作《太阳照常升起》那样的兴趣。同样深受好评，但商业上不太成功的还有两位新秀作家的作品：桑顿·怀尔德( Thornton Wilder)的《圣路易斯雷大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和威廉·福克纳的《蚊群》（Mosquitoes）。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位美国大文豪（可惜他旧时代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在1927年没出新书。相反，他第一次到访好莱坞接受委托为一部叫《口红莎（Lipstick）的电影写剧本，费用是2500美元，如果剧本得到采纳还可以另外再拿到12 000美元。但这一回，他的剧本被认为存在缺陷，遭到了拒绝，所以大部分的费用从未支付。菲茨杰拉德还去参加了一轮选角，但也没做好。最后，加州之行的花销远远超过了他赚到的钱。1927年，菲茨杰拉德正迅速过气。两年前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失败了，没卖出的库存本囤积在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公司的仓库里，到1940年菲茨杰拉德去世、破产、彻底被人遗忘时都没卖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才重新认识了他。
1927年，出版行业处在一种有趣的波动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长期存在的偏见导致的。传统上，出版行业对犹太人是不开放的（除了最底端、最边缘的行业）。所有老牌出版公司，如哈珀兄弟、斯克里伯纳、道布尔迪、霍顿米夫林和普特南，都是纯白人（且多为新教徒）开的公司，他们的产品一般谨慎保守。1915年起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广告公司高管之子、年轻的犹太人阿尔弗莱德·克诺普夫（Alfred A. Knopf）开办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出版公司。克诺普夫为美国带来了弗洛伊德、卡夫卡、萨特、加缪、安德烈·纪德、D. H. 劳伦斯、E. M. 福斯特和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他出版的书大多出自外国作家之手，原因倒是很简单，许多美国经纪人不愿跟犹太出版商做生意。
所有这一切都跟老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出版商的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克里伯纳出版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846年的家族企业，自诩多年来从未出版过任何能叫姑娘看了脸红的书，但如今它发现自己很难跟上眼下不断变化的社会风气了。1927年年初，出版社里最资深的编辑马克斯维尔·帕金斯正着手研究前文所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提醒公司老板查尔斯·斯克里伯纳（Charles Scribner）二世：书里有不少可能冒犯他的话。帕金斯是个老派人，他自己说不出那些话来，只好把它们写了出来。有一个词，他连写都没法写。这些词到底是哪些，它们后来是否出现在最终出版的书中，没有记录流传下来。
有趣的是，虽然斯克里伯纳公司在低俗语言方面过分拘谨，但在1927年，它毫不犹豫地出版了那个年代美国最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本书，即业余优生学家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所著的《重铸美国》（Re-forging America）。斯托达德先生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的前一本书《有色人种上升趋势威胁了白人的优势地位》（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中更明确地透露出了他的立场。在《重铸美国》中斯托达德认为，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双种族”社会，他的意思不是人们和谐混杂相处，而是恰恰相反：白人与非白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保持隔离，以免交叉混血而玷污两方血脉。许多人都对此书做出了赞赏性的评价。
在克诺普夫利用外国作家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利润可观的生存环境之时，另一家新创办的犹太公司又凭借发掘（有时是重新发掘）美国作家大获成功，这家公司就是伯尼-利弗莱特出版公司（Boni & Liveright），由艾伯特·伯尼（Albert Boni）、查尔斯·伯尼（Charles Boni）兄弟两人与贺拉斯·利弗莱特（Horace Liveright）共同成立。此前，伯尼兄弟在麦道格大街上经营着左翼立场的华盛顿广场书店，而利弗莱特是债券推销员。虽然3位创始人并没有太多出版专业知识，但公司却迅速走红。
这三人争执不休，到20年代初伯尼兄弟离开，只留下了利弗莱特作为唯一负责人。从1925年到1927年的3年时间里，他集中出版了一长串质量上佳的辉煌作品，就一家出版公司而言可谓登峰造极。这些书包括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舍伍德·安德森的《阴沉的笑声》、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后来他投奔了斯克里伯纳出版公司）、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多萝西·帕克的《足够长的绳索》、格特鲁德·阿瑟顿的《水晶杯》、伊莎多拉·邓肯的《邓肯自传》、伯特兰·罗素的《教育与美好生活》、埃米尔·路德维希的《拿破仑传》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但遭遗忘的罗杰·加尔尤金的《蒂博一家》，还有刘易斯·芒福德的《黄金岁月》及尤金·奥尼尔的三部戏剧，以及T. S. 艾略特、庞德、卡明斯（E. E. Cummings）、埃德加·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和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的诗歌集，还有好莱坞编剧安妮塔·卢斯的流行作品《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绅士爱美人》假托是迷茫的淘金者罗雷来·李的日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但它非常畅销。据说，连詹姆斯·乔伊斯都被它迷住了。
利弗莱特是个了不起的出版人，但却是个糟糕透顶的商人。他迈的步子太大，雇用了太多的员工，又付给他们超乎其能力的薪水。由于糟糕的经营决策，在1927年伯尼-利弗莱特出版公司只赚了1203美元，遭遇了重大的停业危机。
利弗莱特在股市和百老汇做了大量投资，都不太成功，问题进一步恶化了。1927年，他从一个出乎意料的源头找到了临时救世主。利弗莱特从伦敦引进了一出极为成功的喜剧：《吸血鬼德古拉伯爵》（Dracula）。针对美国市场，他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演员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卢戈西虽已在美国待了6年，但英语还是说得不太好，他背台词只记读音，却并不明白台词的意思，这让他的措辞表达颇为有趣。卢戈西的职业生涯本始于浪漫爱情角色，但1926年他在一部名叫《奶酪里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Cheese）的难忘小制作电影里扮演了一个恶棍。靠着这一优势，他似乎领悟了德古拉的精髓。
9月19日，《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舒伯特剧院登场。为期两星期的试映十分成功，10月5日，它来到纽约的富尔顿剧院正式首映。利弗莱特想出了他这辈子最精彩的宣传噱头：在每场演出时让护士在剧院照护，以强调这出剧有多么惊悚。这套把戏可谓神来之笔，《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大受欢迎，在纽约上演了一年多又巡回表演了两年多，在利弗莱特最需要钱的时候给他挣了许多钱。
这出剧也成就了贝拉·卢戈西，因为在他剩下的职业生涯，他除了扮演德古拉什么也没做。1931年他主演了同名电影，以及大量的衍生续集。他经常换老婆（他结过5次婚）并沉迷于毒品，但在职业上，他专攻此道近30年。他对德古拉伯爵专注达到了这样的程度：1956年去世后，他穿着德古拉伯爵的装束下了葬。
对于贺拉斯·利弗莱特的经济困境而言，《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并不是最终的解决途径，而只是让他的公司多延续了几年，公司在1933年破产，到那时它的杰作基本上也出完了。几乎完全靠着克诺普夫和利弗莱特两人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出版业比10多年前更国际化，也更加大胆了。
经过了沉闷的春天和夏天，百老汇总算有望热闹起来了。有两场备受关注的剧目要在9月上演。其一是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艾拉·格什温（Ira Gershwin）作曲填词的《甜姐儿》（Funny Face），主演是弗雷德·阿斯泰尔（Starring Fred）、阿黛尔·阿斯泰尔（Adel Astaire），还有市长吉米·沃克的情妇贝蒂·康普顿（Betty Compton），它将成为大热门，演出了250场。剧中流传至今的曲目包括My One and Only和S·Wonderful。剧中加塞了一个“林德伯格式的飞行员”角色，以迎合时尚（1957年的电影版完全不同，删掉了飞行员一角并且只保留了原作中的4首歌）。
另一部更有影响力的电影是杰罗姆·科恩（Jerome Kern）和奥斯卡·汉默斯坦（Oscar Hammerstein II）创作的，讲述密西西比河船上生活的复杂音乐剧，名叫《演艺船》（Show Boat），而且它将彻底改变音乐剧的演出程序。一位戏剧史学家说：“美国音乐剧的历史非常简单，分为两个时代，《演艺船》之前和《演艺船》之后。”
《演艺船》改编自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前一年出版的小说。费伯是新近（不过在她的人生里却算是很晚）才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1927年夏天时她42岁，来自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是个犹太店主的女儿。她个子矮小身材滚圆，从未结过婚，也从未有过伴侣，为人尖酸刻薄。旅行作家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看到费伯穿着一件双排扣外套就问：“埃德娜，你怎么看起来跟个男的似的？”费伯回答：“迈克尔，你还不是一样，你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机智聪慧她受到了“阿尔冈琴圆桌会议”的欢迎，这个非正式的聪明人午餐俱乐部定于每个工作日在阿尔冈琴酒店聚会，由当时最成功的喜剧剧作家乔治·考夫曼（George Kaufman）专业承办。他们非常成功地合作了一系列喜剧作品。
不管费伯在喜剧上多么有才华，她的小说技能却磨炼得还不够好。评论家约翰·拉尔（John Lahr）坦率地说，《演艺船》就是“糟糕作品的热闹大集合”。为说明她的文风就像“嗑减肥药的少年”，拉尔引用了如下段落：“密西西比河本身成了一头黄褐色的老虎，刚清醒过来，狂怒、嗜血，摇晃着巨大的尾巴猛烈攻击，用它残忍的爪子撕扯抓挠，在岸边用它长长的獠牙吞噬大片的土地、房屋、树木、牛、人，甚至……”但在那个时代许多人都觉得这本书饶有情致。作曲家杰罗姆·科恩就是它的热情拥护者，他恳求费伯允许自己将它改编成音乐剧。费伯担心其可行性，但答应让科恩试试，结果弄出了戏剧史学家口中的“百老汇有史以来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音乐剧”。
跟埃德娜·费伯同年，科恩于1885年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让科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科恩在纽约音乐学院学习了音乐理论和作曲，但早年一直在叮砰巷[3]搞流行音乐。他原来的专业是为引进的戏剧（业内叫作“插入剧”）创作新歌曲，但很快就开始写原创歌曲了。科恩本来永远没有成名的机会。1915年5月，他曾订了“卢西塔尼亚号”[4]邮轮的船票出洋，但睡过了头所以没上船，而这一次恰好也是“卢西塔尼亚号”的最后一次航行。
这是百老汇异常繁忙的一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每年平均会上映50部新音乐剧。科恩很高产，光是1917年他就为5部音乐剧作了曲，还额外编写了大量歌曲。同时他也腾起了勃勃雄心，就在这一年他写道：“以我之见，乐曲要能推进剧作的进程，表现演唱者的个性。”虽然今人难以想象，但这是一个极具革命性的概念，而《演艺船》要把它付诸实践。
科恩本可能遭受另一次打击的，在1927年他已经遭遇一次重大失败了。
《幸运》（Lucky）于3月22日开演，两个月后就下映了（就是林德伯格到达巴黎那一天）。这出剧有一首美妙的曲子叫《春天来了》（Spring Is Here），但科恩忘了将它单独发行，现已散佚。科恩最近的5部剧里只有一部《好天气》（Sunny）是真正的热门剧，其余的大多令人失望，《亲爱的先生》只上演15场就下映了。所以，《演艺船》既是他的关键作品，也是一场大胆的赌博。
《演艺船》有着复杂的情节，时间跨度长达40年，直指高度敏感的种族问题——而不是一晚上都在轻松逗乐。《演艺船》从9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排演，
比在百老汇的预定开幕日早了差不多3个月，虽比正常情况提前得多但它数目庞大的乐曲需要精心准备。科恩负责作曲，奥斯卡·汉默斯坦填词，萨米·李（Sammy Lee）编舞，约瑟夫·厄本（Joseph Urban）设计舞台背景。11月15日《演艺船》在华盛顿国大剧院上演，之后转到费城继续演出，到12月27日终于来到了老汇在全新的齐格菲尔德剧院公演。林德伯格一直无缘欣赏的里奥·丽塔》为了给《演艺船》让路只好搬到其他地方演出。之，各地的反响都很热烈。
一如拉尔在1993年指出：“美国的舞台上从没见过这样的东。”它标志着整合音乐剧的诞生，即音乐剧里所有的元素，包括本、歌曲、舞蹈和布景都为有机的整体服务。这正是科恩早在17年就开始呼吁的发展方向。
《演艺船》在方方面面都生动地反映了种族问题。它包括了族通婚，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并对南方黑人的困境持同情态。它有一支96人的合唱歌曲，黑人和白人演员人数一样多，是美戏剧史上第一出黑人与白人一同登台的剧目。就在3年前，有关门听说尤金·奥尼尔的戏剧《上帝的儿女》（All God’s Chillun）议让黑人和白人的孩子共同玩耍，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竟派出警来阻止。所以，光从这个原因看《演艺船》也非常令人兴奋。在步人士的眼里，这似乎是个破冰时刻。
剧中包括了6首至今仍广为人知的歌曲，分别是Ol’ Man River、n’t Help Lovin’ Dat Man、Bill、Make-Believe、Why Do I Love You You Are Love。Ol’ Man River跟当年早些时候发行的一首歌Longired Mamma太过雷同，作曲家莫里·麦迪逊（Maury Madison）也么认为，于是对科恩提起诉讼，两人最终达成庭外和解。
这出剧并不是那种专门为了迎合观众而写的东西，除了种族通，它还认真地探讨了赌博和婚姻破裂。整出剧目十分长，要演到晚上11点30分才结束。但人们蜂拥而至，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演艺船》从一开始就大受欢迎，上映期间每周的票房收入达到50 000美元。
对埃德娜·费伯而言，那是难忘的一周，《演艺船》开幕之后的那天晚上，她跟乔治·考夫曼合写的《王室》（The Royal Family）一剧也开始首映。这出喜剧巧妙地模仿了坏脾气又自视甚高的巴里摩尔表演家族，当即大卖且连续上演了10个月。巴里摩尔家族绝对值得戏仿，有一回，约翰·巴里摩尔看到一名电工没有对自己表示足够的关注，就走下舞台教训对方。如果他正在舞台上煽情时有人咳嗽，他会立刻停下对观众大叫：“有劳哪位给咳嗽的那个家伙扔条鱼去塞他的嘴？”埃塞尔·巴里摩尔使出浑身解数想停下表演，却没能成功。
尽管费伯和考夫曼争吵不休，而且经常互相心生怨念，但在因积怨导致散伙之前，他们一起合写了3部伟大的喜剧：《王室》《晚宴》（Dinner at Eight）和《摘星梦难圆》（Stage Door）。考夫曼临死前费伯来看望他，费伯本以为两人达成了和解，然而她离开时考夫曼叫住了她：“埃德娜，你会去参加葬礼吗？”
“什么葬礼？”她问。
“你的。你已经死了，埃德娜，死了！”他叫道，随后便栽倒在枕头里。
他再也没跟她说一句话。
《演艺船》首映的那星期，百老汇总共有18出剧目在上演——圣诞节之后共有11出剧目上演，成了百老汇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夜。剧场似乎迎来了最大的胜利，事实上这是它最后的灿烂时光。有声电影即将彻底改变娱乐行业，它不光窃取了现场演出的观众，更糟糕的是它还窃取了现场演出行业的人才。有声电影需要口头表达顺畅的演员，也需要能创造生动对话的作家。一场规模浩大的人才外流很快就将拉开序幕。1927年你还能在百老汇看到的斯宾塞·特雷西（Spencer Tracy）、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亨弗莱·鲍嘉、弗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W. C. 菲尔兹、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克劳德特·科尔伯特（Claudette Colbert）、爱德华·鲁滨逊（Edward G. Robinson）、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巴西勒·拉思伯恩（Basil Rathbone）、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加里·格兰特、保罗·穆尼（Paul Muni）、波莱特·戈达德（Paulette Goddard）等人，然而他们很快就会一窝蜂地逃离好莱坞，大多数人再也没回过头。美国戏剧界将永远不复往日。
1929年，《演艺船》开始巡演，但表现不太好。当时，人人都迷上了“说话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