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骗局和“冤案”的蝴蝶效应 庞氏骗局
罗伯特·埃利奥特( Robert G．Elliott)本性并不是一个嗜杀的人，但事实证明他相当精于此道。毫无疑问，此事连他自己都大感意外。他有一头精心修饰的银发，手持烟斗，一副深思熟虑的博学模样，若是换了其他环境，人们恐怕会以为他是大学教授呢。他当然有当教授的脑袋，不过，在1926年，时年53岁的他成了美国最顶尖的刽子手。
埃利奥特生长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富裕家庭，家里有座大农场。他在布鲁克波特师范学校（现布鲁克波特纽约州立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但他年轻时钟情的是电学，决意要当一名电气工程师。19世纪末期，电力传输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埃利奥特受雇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架设市政照明设备时，突然琢磨起了用电椅处死罪犯的挑战。这当然也是一种新生事物，但进展不怎么顺利。
表面上看，电刑是一种人道的快速处死犯人的方法，但在实践中它并不优雅，也不够直截了当。如果电压太低适用时间不够长，犯人一般只是晕过去却死不了，会成为一具虚弱的、喘息着的躯体。如果施加更强烈的电流，结果又往往过分让人不快，血管有时候会爆开。有一回特别可怕，犯人的眼球炸裂了。至少有一次，受刑人是活活被烤死的。烤肉的味道“让人无法忍受”，一位在场者回忆说。很显然，电刑处死是一门科学，如果想让它执行有效、相对人道，必须进行严肃、专业的管理。这就是罗伯特·埃利奥特的切入点。
受纽约州征召埃利奥特成了行刑顾问，他阅读了到目前为止所有失败、痛苦的处刑资料，他意识到成功行刑的奥妙是，在整个过程中不断谨慎地调整电力，就像麻醉师为手术病人控制麻醉剂那样。这样一来，就可以用一个相对平和的渐进方式让犯人先失去知觉，再处死他。
1926年1月，他执行了两次电刑，证明了自己精通此道。很快，东部各州都开始聘请他，这并不是说埃利奥特在杀人过程中发现了满足感（完全相反），而是说他多多少少算是掌握了一种温柔地处决犯人的能力。到1927年，他的处决速度大约是每个月3人，每次150美元，是纽约及新英格兰地区唯一的官方刽子手。
由于缺乏专业设备，埃利奥特只好自己动手。每名犯人在被执行死刑时都会戴上一顶头盔，是他从体育用品商店买来的皮革橄榄球头盔改装的。
以下画面想起来很惊悚，但也很准确：萨科和万泽蒂在迎接死亡时，打扮得像个橄榄球运动员。
尽管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抗议萨科和万泽蒂遭到了不公正的审判，对他们的不公命运由衷表示哀叹，但证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两人很可能有罪，剩下的人则根本不在乎。据作家弗朗西斯·拉塞尔（Francis Russell）的说法，到1926年，大部分人都记不清萨科和万泽蒂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被处死了。新闻记者海伍德·布鲁恩很肯定地说，普通人“对此事毫不关心”。他绝望地说，他的《世界报》（The World）报道斯奈德-格雷谋杀案的篇幅比萨科—万泽蒂案要多得多。甚至连支持萨科和万泽蒂的人也不见得对其怀有多大同情心。凯瑟琳·波特曾在一次抗议活动中大感震惊，她向罗莎·巴伦（Rosa Baron）表示，希望政府能赦免萨科和万泽蒂。巴伦厉声回应：“让他们活着？为什么？他们活着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1927年夏天，萨科和万泽蒂并不是查尔斯顿监狱里最出名的犯人。这份殊荣属于另一位移民，他的名字虽然已逐渐从报端消失，但讽刺的是，自此以后的几十年他的名号比萨科和万泽蒂的响亮得多，这人就是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8年前他设计了一种骗局说是可让人迅速致富，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这类骗局也继承了他的名字。
庞兹是个矮小精悍的家伙，身高不到1.52米。1903年时他21岁，从意大利帕尔马来到美国，他做过各种工作，打杂小弟、办公室文员，甚至蔬菜批发商。但1919年，他住在波士顿时想出了一种本身完全合法的方案，即用国际邮政票据套利赚钱。这些票据的作用本来是为了帮助个人或企业收发海外邮件和包裹。这套制度的目的是要促进各国之间的小规模交流。庞兹意识到他可以在欧洲货币贬值期间购买邮政票据，然后在币值坚挺的美国将之兑现。每投资一美元，他最多能赚到3.5美元。
1919年秋天庞兹推出了自己的项目，他向投资者许诺90天的投资回报率可达50%。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帕门特和贝拉德里在南布伦特里被枪杀，萨科和万泽蒂在布罗克顿被捕的同一时期，热切的客户简直要把庞兹淹没。在庞兹位于波士顿北端的办事处外面，每天都聚集着好几千人，想把钱塞给他管理。这些钱大多是客户一辈子的积蓄。因为流入的钱太多庞兹无法迅速将之存入银行，他把钱塞进鞋盒和抽屉。第二年4月，他到手了12万美元，5月时有44万美元，6月时则有250万美元，7月更是达到了600万美元，大部分都是小面额的钞票。
庞兹这套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单张的邮政票据只值很少的钱，一般仅为5美分。因此，为获得合理的回报必须交换海量的票据。庞兹连试都没去试过。用新投资者的钱去偿还初期投资者的利息要简单得多，只要资金不断流入这套方案就运转良好，但就算你不是金融天才也看得出一切不可能无限持续。可惜庞兹自己却真心相信。他在新英格兰各地开设了更多办事处，吸收更多资金，还发起了一轮雄心勃勃的扩张和多元化项目。在倒台的时候，他正跟人谈判购买轮船航线、银行和连锁电影院——他沉迷在一个甜美的妄想念头里，即自己是个合法经营的商业巨头，就跟约翰·洛克菲勒一样。值得指出，庞兹本人并没有从这巧妙的操作里受益太多。他用投资者的钱买了一套漂亮的房子和一辆新车，除此之外他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向孤儿院捐款10万美元了。
有新闻记者跑去邮局的票据部门打听怎么应付这样庞大的业务量，邮局方面回答说，压根没有业务狂潮，庞兹的宏伟骗局就此穿帮。原来，庞兹只兑现了价值30美元的邮政票据，其余全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偿付。据估计，庞兹总共捅出了一个价值1000万美元（约合如今的1亿美元）的大娄子，大约有4万人把钱投给了他。
从开始到结束，庞兹的骗局仅持续了短短8个月。庞兹的罪名成立，被送往联邦监狱关押了3年半。出狱后因为面临着马萨诸塞州的额外指控，他便弃保潜逃到了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正处在那场著名的房地产热潮中，庞兹自然把持不住，又设计了一套虚假的房地产计划，并几近成功。他提供的土地是真实的，只可惜没告诉投资者这些土地全都在深深的海底。1927年夏天，他又进了监狱，被关在查尔斯顿等待驱逐。
如果说大多数美国人对萨科和万泽蒂的命运无动于衷，那么少数藏在黑影里的人可不是这样。8月5日，纽约的两座地铁站、费城的一座教堂、巴尔的摩市市长的家，被炸弹轰隆隆地炸上了天。地铁爆炸案中有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巴尔的摩爆炸案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因为萨科和万泽蒂跟该地区没有任何关系，市长威廉·布罗宁（William Broening）也从未对案件发表过任何看法。
一如既往，警方对投弹人的去向毫无线索。有一段时间，纽约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是个牙医助理，警察曾发现他态度可疑地窥视纽约圣保罗大教堂，便对其进行了搜查，在他身上找到了一本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小册子。于是他被逮捕了，关押期间不得保释。除此之外人们对他的命运就一无所知了。检方并未对他提起与爆炸案相关的控诉，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为此受控。
萨科与万泽蒂的死刑定于8月10日执行，即柯立芝总统到拉什莫尔山参加奠基仪式的那天晚上。监狱外面，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街道上，骑警紧张地维持着秩序。“空气里似乎都带着电。”罗伯特·埃利奥特在傍晚抵达时注意到了这点。顺着监狱围墙摆放着一排机枪，似乎射击手已得授权，如果场面失控就可以向人群开火。监狱里面，萨科、万泽蒂和另一名受控的囚犯塞莱斯蒂诺·马德罗斯（也即自认参与了南方布伦特里鞋厂抢劫案，1925年却被塞耶法官驳回的那个年轻人）正吃着最后的晚餐，做最后一次祷告。马德罗斯受刑与萨科—万泽蒂案完全无关，他参与了多桩犯罪，现在是因为在另一桩抢劫案中杀死了一名银行职员要被处死。
晚上大约11点行刑见证人到场，埃利奥特准备好了自己的装置，但在预计行刑的36分钟之前富勒州长的缓刑令传来，他批准了辩护律师团（基本上只有弗雷德·穆尔一名律师）的申请，将处决推迟12天，让法院重审或检视新证据。马德罗斯虽然与此没有关系，但为了方便也一道推迟了。
更多炸弹炸开了花。8月16日半夜，马萨诸塞州东米尔顿一名陪审员的家被炸，好在无人伤亡。在美国另一端的萨克拉门托，炸弹把一家电影院的屋顶掀翻。为什么是在萨克拉门托，为什么是电影院，当局无法回答。
弗雷德·穆尔再也无法找到救助萨科和万泽蒂的人。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本来是可行性最大的人选，但因为“跟利益相关人存在私交”被迫回避。大法官的妻子同情萨科的妻子，与其结下了友谊。审判长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不愿从加拿大的避暑山庄回来做裁决。审判员哈兰·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同样不愿意从缅因州海边的小屋回内陆。
8月22日晚，萨科的妻子和万泽蒂的妹妹前往州议会大厦向州长富勒请愿。富勒跟两位女士谈了一个半小时，但不愿改变自己的立场。“我的职责受法律所限，”他伤心地说，“我很抱歉。”按法律规定，处决将在当天午夜执行。
人群再一次聚集起来，尽管这一次规模明显小得多，气氛也轻松得多。熟悉的步骤重复一遍，见证人重新召集起来，埃利奥特摆开刑具。人们看着钟表一秒一秒地嘀嗒前行，最后的时刻到了。在半昏迷状态中，马德罗斯被选中第一个进入行刑室。很奇怪，他竟然是因为吃得太多而陷入半昏迷的查尔斯顿监狱郑重履行了一贯的传统，死囚最后一餐想吃什么都满足其要求，马德罗斯显然太放纵了。埃利奥特轻快地忙碌起来。12时2分，马德罗斯被绑上电椅，7分钟后宣告死亡。
萨科是第二个。他拒绝了最后祷告，不用他人搀扶从自己的牢房走了17步进了行刑室，但他脸色明显发白。被架到椅子上时，他用意大利语叫道：“无政府主义万岁！”接着又用英语说：“永别了，我的妻子和独子，我所有的朋友们！”萨科其实生了两个孩子，这个口误是因为太紧张所致。
这时出现了不幸的拖延：萨科要戴的蒙头布找不到了。埃利奥特和其他官员到处寻找，萨科则继续跟亲友们喋喋不休地紧张道别。后来，人们发现头罩被压在走廊上担架里马德罗斯的尸体下面，匆匆拿了出来，检查一番后套上了萨科的脑袋。
“晚上好，先生们。”萨科声音里带着微微的颤抖。最后，他平静地说道：“永别了，妈妈。”电椅的开关推了上去。12时19分2秒，他被宣告死亡。
最后上电椅的万泽蒂也拒绝了最后祷告。他充满尊严镇定自若地从囚室走了21步到行刑室，比萨科多4步。他跟警卫握了握手，之后转向典狱长威廉·亨德利（William Hendry），也跟他握了下手。“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典狱长。”万泽蒂说。亨德利太过震惊，没有作答。接着，万泽蒂转向见证人，用清晰而流利的英语说：“我想告诉你们，我是无辜的，我从未犯过任何罪行，虽然在上帝眼里我也是罪人。我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是清白的，我没有犯过这桩罪，也没有犯过其他任何罪。我是无辜的。”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但愿我能原谅那些对我做如此之事的人。”他镇定地坐上椅子，平静地被绑起来戴上头罩。片刻之后，开关合上了。“房间里一片沉默，只有电火花在噼啪溅射。”1940年，埃利奥特在回忆录《死神代言人》（Agent of Death）中说。12点26分55秒，万泽蒂被宣告死亡，只比萨科晚8分钟。
美国人对此桩处决的反应惊人地沉寂。按《纽约时报》的说法，纽约的人群在“凄厉的沉默”中接受了事实。在波士顿，一切平和得怪异。人们等来官方的确认，之后在夜里静静地散去。对大多数人而言，再抗议也毫无意义了。军队和警察也离去了。到第二天，城市生活恢复了正常。
在其他地方，反响则全然不同。抗议活动席卷全球：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悉尼、柏林、汉堡、日内瓦、莱比锡和哥本哈根。许多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力冲突，德国有9人丧生。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抗议者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有40人受伤，有些则需要住院治疗。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被炸。在日内瓦，骚乱者袭击了联合国大厦，还砸破了商铺和酒店的窗户，混乱中有人开了枪，致使一名男子死亡。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正在欧洲进行友好访问，却在柏林遭到暴力威胁。有好长一段时间，美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安宁可言。
法国人特别慷慨激昂。没多久前才欢乐地成群结队迎接了林德伯格、伯德、钱伯林和莱文的巴黎人如今又涌上街道暴打美国人。如果找不到美国人，骚乱者就作弄那些有钱的本国人。许多路边咖啡馆的顾客都遭到了殴打，有些时候，仅仅因为长了一副资产阶级的样子就被野蛮地殴打。在顾客与暴徒的激战当中，好些咖啡馆被砸得稀烂。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到处乱窜的暴徒盯上了一切包含美国主题的东西——上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美国酒店、销售美国商品的店铺。据《泰晤士报》记者报道，不知什么原因，暴徒对美国鞋店尤其看不顺眼。让很多人厌恶的是，骚乱者还亵渎了无名烈士墓。为恢复秩序，近200名警察受伤，还有人被刺伤。
《时代周刊》趁机在人类学偏见里小小放纵了一番。“在南美，”它说，“巴拉圭和阿根廷的居民情绪不稳又懒惰，很容易说服他们停止一切工作……瑞士激进派暴力得近乎滑稽，英国人含糊，德国人蠢，法国人歇斯底里地好动粗。”
处决当天，柯立芝总统一家搭乘火车西行前往怀俄明州和黄石国家公园，他们欣赏了好几天风景，观看间歇泉，被路边做出乞求样子的熊逗乐。当时公园管理方也有意鼓励熊这么做，总统还努力抽出时间钓了会儿鱼。他对处决萨科和万泽蒂一事以及其他所有公务事，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萨科和万泽蒂真的无辜吗？事隔数十年后已经不可能做出任何确定的论断，但有理由认为，两人或许并不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无辜。首先，他们跟臭名昭著的投弹手卡罗·维尔迪诺切关系亲密。他们还自称是最残暴无情的反美激进分子鲁奇·加里尼（Luigi Galleani）的追随者。加里尼是个虚张声势的人物，他因激进活动被关押在意大利，后逃狱。据说是勾引了典狱长的妻子。最终来到美国。刚在美国扎下根就立刻开始呼吁暴力推翻政府。加里尼出版了一份名叫《颠覆者纪事》（Cronaca Sovversiva）的激进杂志，拥有一小群忠实的读者，大约有四五千人。巴特·万泽蒂是定期撰稿人。这一时期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著名爆炸案件，据信幕后之手均为加里尼的信徒。盛传万泽蒂就是炸弹制造者之一，但不一定负责投弹。历史学家保罗·阿维里奇（Paul Avirch）指出，万泽蒂“可能参与了”俄亥俄州扬斯敦爆炸案（这场爆炸炸死了10名警察），并肯定是要为此事负责的人之一。
很多积极关注此案的人也都或迟或早地得出结论，认为萨科和万泽蒂肯定犯了事。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起初完全同情两人，后来逐渐相信这两人最起码参与了制作炸弹。凯瑟琳·波特跟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内部知情人士进行长谈后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根据若干记述，萨科和万泽蒂的律师弗雷德·穆尔相信萨科在布伦特里劫杀案中有罪，万泽蒂可能也有罪。同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跟萨科和万泽蒂都很熟，同样认同律师的观点。弗朗西斯·拉塞尔写了两本关于此案的书，长久以来都认为他们是清白的（“这两个人，不管是从本性还是习惯上看，都不是罪犯那种人”），但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两人有罪。1977年，哈佛大学校长阿伯特·洛厄尔的私人文件解密，文件内容表明，他同样希望还两人清白，但证据说服他相信两人有罪。冷静地考察庭审记录，可以看出：两次审判的陪审员并没有明显的偏袒，此外，不管法官塞耶在法庭之外有什么样的信念，他仍主持了公正的审判。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已故的历史学家保罗·阿维里奇在萨科和万泽蒂案（以及两人置身的险恶世界）上投入了比任何人都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1991年，他在《萨科和万泽蒂：无政府主义背景》（Sacco and Vanzetti: The Anarchist Background）一书中反问：万泽蒂是否参与了布伦特里劫杀案呢？接下来，阿维里奇写道：“虽然证据不尽如人意，但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是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萨科。”阿维里奇相信，就算在这桩案件上无辜，他们也肯定犯有其他谋杀罪行，包括1919年的总检察长帕尔默住宅被炸一案。他说，此事“板上钉钉”。
事件的最终结论或许来自阿维里奇留下的一句话。“（我）不免沮丧地想，”1991年时他写道，“至今还活着的人，其中包括萨科的遗孀，至少应该揭露部分真相吧。”可惜没人这么做。
如今，他们全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