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美国马上就要起飞了 腾飞的航空业和洋基队
贝比·鲁斯在成名之后发现，名人有个很明显的不便之处，尤其是他没法不受打扰甚至偶尔还很危险地进入许多公共场所。1921年，他在新泽西一家非法经营的酒吧小酌时，遭到了喝醉的酒客骚扰，他们争吵了几句后，就去了屋外。同为棒球手、当晚陪鲁斯喝酒的哈利·胡珀走出洗手间时发现鲁斯不在了，他朝屋外一看，但见鲁斯僵硬地站着，一把枪顶着他的脑袋。好在胡珀及时赶来把骚扰鲁斯的人给吓跑了。此后，鲁斯就只在自己的住处喝酒了。
1927年，鲁斯住在安索尼亚酒店。这是一座奇妙而怪诞的巨大宫殿，呈现法国布杂艺术（Beaux Arts）建筑风格，位于第73和74大街之间的百老汇大道上。安索尼亚是公寓式酒店，这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起来的一个新概念，也就是说它既有公寓宽敞和持久的特点，又像酒店那样方便：提供清洁服务、礼宾接待、每天更换毛巾等。按各方记述，安索尼亚酒店的特色在于大堂里有一座喷泉，酒店管理方在“屋顶农场”养着牛和鸡，可为特殊住户提供牛奶和鸡蛋。它设有三家餐厅，有一家能容纳550人，此外地下室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游泳池。气动管道输送系统可将信件从前台送到任意房间。
安索尼亚酒店厚厚的墙壁隔音效果极佳，对音乐家很有吸引力，意大利男高音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便是这里的杰出房客。它也颇受作家、戏剧界人士、棒球运动员以及其他习性懒惰之人的喜爱。著名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也在此地住过一段时间。百老汇顶级制作人佛罗伦斯·齐格菲尔德（Florenz Ziegfeld）在一楼有个13个房间的豪华套间，他和妻子共住，又在楼上另开了一套较小的房子，供自己的情妇住。
安索尼亚酒店还见证了棒球界最黑暗的时期。1919年9月21日，黑帮头目阿诺德·罗斯坦率领手下会见了芝加哥白袜队的几名低薪球员，后者答应接受贿赂，操纵世界职棒大赛。鲁斯当时并不住在安索尼亚，他在1926年搬进了一套有着八九间或者12间屋（具体是多少间，取决于你相信哪位传记作家）的公寓。不管它到底有多大，总之是个非常舒适的地方。
1927年时鲁斯是薪水最高的棒球选手，他也为之感到自豪。赛季开始前，他提出了一份对待遇要求更高的合同，雅各布·鲁珀特看到鲁斯年龄渐长、肚皮渐大，又加上自己去年秋天因为飓风在佛罗里达州吃了经济上的大亏，本来很不愿意。但最终鲁珀特还是屈服了，他跟鲁斯签了为期3年、每年70 000美元的合同，同时又表现出一副因这份合同元气大伤的样子。报纸极尽夸张地形容着鲁斯丰厚的薪水，记者们计算出，鲁斯的薪水可供他每个星期买一辆新车，每个月买一栋房子。按棒球界的标准，鲁斯的薪水优厚极了——占洋基队总薪资的近一半，比俱乐部里其他薪水最高的5名球员的收入加起来还多。然而，与其说这是在反思鲁斯是多么富得流油，倒不如说更是在反思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棒球选手的薪水都那么微薄。
跟其他明星，尤其是好莱坞影星相比，棒球运动员的收入的确微薄。鲁斯的周薪是1350美元，相比之下克拉拉·鲍和巴斯特·基顿的则是4000-5000美元，汤姆·米克斯1 5 000美元，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20 000美元，哈罗德·劳埃德的周薪更是叫人心生向往：30 000美元。可跟阿诺德·罗斯坦、瓦克塞·戈登等黑帮头目所挣的数日比较起来，这些又全都微不足道了。据说这些黑帮头目们每个月能到手20万美元可以肯定，鲁斯不知道就连电台广播员格雷厄姆·麦克纳米的薪水都比他高。鲁斯的收入根本就说不上惊人，而且球队老板给他开的薪水一分钱都没多给。
鲁斯大部分的钱来自赛场之外。1926年到1927年的冬天，据算他已从压根不是自己执笔的报纸专栏、基本不熟悉的代言产品、利润诱人的短期杂技巡演，还有他心爱的电影《贝比回家》上挣到了25万美元。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得不找鲁珀特借了1500美元偿付自己1927年的税单。金钱总是无法长久地陪伴鲁斯。
8月8日，洋基队开始了本赛季最漫长的客场之旅——到费城、华盛顿、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圣路易斯，每个地方要待3到4天；之后回到纽约跟红袜队补赛一场，接着又要前往费城和波士顿待6天以上。此外，鲁珀特还设法让球队在8月15日挤出时间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跟一支小联盟球队打一场表演赛。对鲁珀特来说表演赛很赚钱，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往球队的日程安排里加塞。总而言之，洋基队要在30天里出行5954千米，打27场比赛，完成十多趟不同的列车旅程，有些行程还不是一般的长。
贝比·鲁斯挺喜欢客场比赛的。他能借机换个环境，结识新的性伴侣。客场比赛还为他复杂得叫人担心的个人生活提供了可喜的喘息机会。鲁斯爱上了一个名叫克莱尔·霍奇森（Claire Merritt Hodgson）的模特兼演员。霍奇森小姐是佐治亚州人，有着丰富而多姿多彩的过去。她14岁就结了婚，16岁当了母亲，23岁成为寡妇，后来北上谋求名声与财富时看上了棒球运动员。在她最知名的几次征战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数泰·柯布。可鲁斯对她甚是仰慕，他俩很快住到了一起。鲁斯到底是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向妻子（她此时仍住在马萨诸塞州乡下的家里）透露自己新恋情消息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肯定是在1926年灾难性世界大赛之后的某个时刻：那是两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所有这一切带来的结果是，1927年鲁斯的生活变得异常复杂。一如作家利·蒙特维尔（Leigh Montville）所写：“他现在有一个妻子、一个全职情妇、一家农场、一间公寓、一间情妇的公寓、一个养女，外加一户收养的家庭。”所以，从这一团混乱里逃开一段时间的机会，不免对鲁斯颇具吸引力。
洋基队的经理米勒·哈金斯也很喜欢客场出行，虽然理由完全不同。他并不渴望接近球员，球员们也不渴望接近他，他们双向都没太多情感流动。而是因为客场比赛让他有空沉浸在自己最喜欢的消遣里：去滑冰场坐坐。哈金斯自己不滑冰，但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滑冰场。看人玩滑冰是生活中唯一让他感到快乐的事情。
哈金斯是个怪胎。首先，他个头非常矮，就像个小孩，有时还会被人误当作球童。到底有多矮各方意见并不统一，但大致在1.6米左右，他出生于辛辛那提，1927年时48岁。他的父母是英国移民，父亲曾是一流的板球运动员。哈金斯在辛辛那提学习过法律，威廉·塔夫脱是他的教授，也就是那个拒绝插手萨科—万泽蒂案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1902年哈金斯取得了律师资格，他的父母很高兴也很骄傲，但他拒绝执业，这让他们颇为沮丧。相反，他走上了职业棒球的道路，在他父母眼里这跟去妓院干活只有两步之遥了。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哈金斯在辛辛那提红人队和圣路易斯红雀队担任内野手，表现相当出色，后来转而出任球队经理。1917年，受邀请接手洋基队时，他心存疑虑不太情愿。洋基队是一支平庸的球队，他认为球队很快就会降级。但在1921年、1922年、1923年和1926年，他率队拿下了冠军锦旗。到1927年仲夏，显然马上要再攻一城。虽然球员们不喜欢他，尤其是鲁斯不断跟他争吵，叫他“跳蚤”，哈金斯始终对他们很好，相信他们能在赛场上做出正确决策。不像巨人队的约翰·麦格劳那样觉得球员“不具备思考能力”。他对鲁斯的宽容有时简直不亚于圣人。
在纽约，哈金斯跟自己的姐姐和阿姨一起住在洋基球场附近的公寓。他从未结婚，也没能实现自己开溜冰场的梦想。没有谁能预知1927年8月时，哈金斯离死亡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了。
球队里大部分队员都比较清贫，他们同样期待客场出行，因为他们大多数花销都由队里负担，还能得到每天4美元的客场津贴，可以过潇洒日子，也可以省吃俭用把其余的钱存下来。靠着一个赛季的客场比赛，朱利·维拉这样的球员每年能存下2400美元的可观存款。
林德伯格的越洋飞行之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重新启动了圣路易斯和东海岸之间的车次，并不能免俗地把它称为“圣路易斯精神号”。必须指出，有时候列车的名字比列车行程浪漫得多。从圣路易斯开往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的“风景特快号”列车，行程主要是穿越堪萨斯州北部。在很多人眼里，这不是个风光秀丽的地方，哪怕在堪萨斯州内也算不上。有些名字更是彻底的误导。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铁路实际上并不以这三个市为终点，而只连通芝加哥与布法罗（水牛城）。同样，“大西洋特快号”也并不在带着海水咸味的空气里穿行，而仅仅只是明尼苏达州北部和密歇根州之间的短途列车。
部分列车以缺乏乘坐舒适性著称，加利福尼亚州的“黄金海岸号”，就是众所周知的“冷烤乘客号”列车。但大多数列车都在提供优质服务上付出了心血，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让人赞叹。最优秀的代表是“20世纪快车”，每天晚上6点从纽约中央车站出发前往芝加哥，快车自带理发师，配备热水浴、洗衣设备，有一节观景车厢配有书桌和信纸，甚至还有速记员可帮人听写记录。这趟列车能在18小时内跑完1545千米，但几次撞车事故发生（1916年的撞车事故甚至导致26人死亡）后管理方做了调整，20小时抵达成了列车行驶的规范。即便如此，“20世纪快车号”仍然是美国甚至全世界最快捷、最舒适的交通工具。
列车旅行最不寻常之处在于选择奇多。范斯韦林根兄弟虽然费了很大努力在行业内进行兼并，但它仍然支离破碎得令乘客眼花。1927年，顾客需要从1085家运营公司的2万趟定期车次里选择合适的一趟车。不同的公司往往使用不同的车站、轨道和票务系统，彼此之间又缺乏必需的协调。光是克利夫兰，就有7种不同的轨道线路。
火车要到哪儿去由铁路公司的轨道决定，而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见得总会选择最短或者最快捷的路线。纽约发往芝加哥的“湖岸快车”先向北朝着加拿大方向行驶241千米，再猛地向左转向奥尔巴尼——就好像突然记起了自己是谁。长途列车通常要以复杂的方式对沿线进行分割与合并，这样才能跟其他的车次相连。萨沃尼河特快每天从圣彼得堡开往芝加哥，但这一路上车厢要不停地脱钩，再挂上驶往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堪萨斯城的火车头。湖岸快车在奥尔巴尼暂停，挂上从波士顿、缅因州开来的车厢；又在布法罗停下，挂上来自多伦多的车厢；到了克利夫兰放下一些车厢，它们会继续往南前往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而主车继续西进前往芝加哥。本来要去奥马哈或者密尔沃基的乘客，很可能早晨会在丹佛或者孟菲斯醒来。因此，每一趟漫长的旅程都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而凌晨时分的转轨接轨意味着，几乎没人能睡一晚好觉。经常旅行的人往往很难体会到旅行的浪漫。
为了分散乘客注意力，并从竞争激烈的市场里获取额外收入，几乎所有的列车都极为重视车上的食物。虽然餐车没有多余的空间翻转煎饼，厨师们却变出了花样极多的菜肴。在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列车上，光是早餐，挑剔的客人就可以从近40道菜品里挑挑选选——牛腩、牛排、炸牛肉、羊排、小麦饼、烤鲭鱼、半只童子鸡、奶油土豆、玉米面包、培根、火腿、香肠，以及任何做法的鸡蛋。其余两餐也同样丰盛。往返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午夜特快号”上的过夜乘客，甚至能在寂寞夜晚的铁轨哐哐声中有一场奢侈的“午夜加餐”。
洋基队的出行采用将一节特殊包厢挂在普通列车的尾部的做法，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避免球迷干扰球员，一部分也是为了让球员别去干扰旅客——因为球员的车厢常常是列车上最吵闹的。20世纪20年代的火车没有制冷设备，炎热天气里球员们一般只穿着内衣内裤到处坐。贝比·鲁斯有一个私人隔间，哈金斯也有。球队其余人睡上下铺，只用窗帘隔着——也就是俗称的“滚动帐篷”。如果鲁珀特和球队一起出行，他会为自己再加一节额外的车厢。在所有的客场之旅中，总有很多时间聊天、打牌和鬼混。鲁斯特别爱打桥牌和扑克，打扑克时下注很疯狂。球员里比较严肃、爱钻研的人则读书、写信。本尼·本戈喜欢操练他的萨克斯管。
洋基队在客场之旅中分为两个社交阵营。鲁斯、鲍勃·穆塞尔、韦特·霍伊特和本戈是一群；还有行为安静低调的一群（有时也叫电影帮），包括厄尔·库姆斯、威尔西·穆尔、塞德里克·德斯特、本·帕斯卡、赫布·彭诺克和卢·格里克。
《纽约时报》的记者理查兹·维德默也经常加入热闹一方的阵营。棒球选手一般跟记者少有深交，但维德默是个特例，因为他是个富有吸引力、爱好运动的年轻人。跟球员们差不多，只是维德默的生活和背景比任何5名球员加在一起还更精彩、更潇洒。维德默是陆军准将之子，从小在世界各地长大，在上流社会圈子里能来去自如。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就是维德默看到哈丁总统在白宫的壁炉里小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维德默接受了飞行员训练，跟远东地区最富有的人之一沙捞越土王的女儿结了婚，从事新闻业之前打过职业高尔夫和棒球。他精神亢奋，对女性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也是热门小说《曼哈顿青年》（Young Man of Manhattan）中主人公的原型。小说作者凯瑟琳·布拉什（Katharine Brush）曾是维德默的恋人。
维德默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不靠谱的体育记者。退休多年后，他接受了一次采访，高兴地承认自己难得能在一场比赛的第3局或者第4局到达球场，有时候甚至要到第5局、第6局才现身。他的文字让人抓狂且极不可靠。他这样形容格里克打出两记本垒打、鲁斯一无斩获的日子：“带着不同程度的沮丧，鲁斯和其他洋基队在打了5小时棒球后离开球场，只有一个叫‘卢’的小伙子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吹着欢快的小曲。”别的不说，格里克可一辈子都从没做出过能称为“兴高采烈、蹦蹦跳跳”的举动。在维德默的笔下，鲁斯挥出球棒，只要没打出本垒打，那就是“聪明的一击”，空中飞着的球不是球，而是“活泼的皮革”。老虎队成了“丛林大猫”，左胳膊是“左舷炮塔”。洋基队总是“哈金人”，也即米勒·哈金斯的人。鲁斯打出职业生涯里第400记本垒打时，维德默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引座员想把球从看台上一个男孩的手里要回来，男孩不愿意放手，因为他想自己拿给贝比，鲁斯得知此事后就邀请孩子到了球队的会所。在会所里，他欣然接受了礼物，并给了男孩半打崭新的亲笔签名棒球作为回礼。“这个故事是我的独家特稿，”多年后，维德默吐露实情，“因为这是我编出来的。”
像几乎所有体育记者一样，维德默从不写任何球员的不恰当举止。在报道贝比·鲁斯时，也就意味着要压下许多内情。除了不愿危及友谊之外，他的圆滑处理还有另一个原因。大联盟球队会向随队体育记者支付费用，这对记者的忠诚度产生强大的影响。从本质上看，他们成了球队的公关人。
再没有哪支球队在客场能像1927年夏天的洋基队那么受欢迎。在芝加哥，有20 000人来看他们在星期五下午跟白袜队的比赛，这是3天后白袜队与运动家队比赛现场观众数量的10倍。洋基队在克利夫兰吸引了21 000名观众，底特律22 000名，就连在没有什么球迷的小地方圣路易斯，也吸引了8000人，并且全是在工作日。劳动节那天，洋基队漫长的客场之旅在波士顿画上了句号，近70 000人出现在了芬威球场，远远超过了球场的客容量，尽管主场的红袜队正输得一塌糊涂：49连败。所有这些城市的每一名球迷都为同一样东西所吸引：有机会亲眼看到活生生的贝比·鲁斯，最好能看到他把一个球高高地打入苍穹。鲁斯跟年轻新秀卢·格里克的本垒打冠军拉锯战，能让人们兴奋、专注得捏碎自己的帽子。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真的。8月中旬，格里克——不可思议、前所未有地领先于鲁斯：格里克38个，鲁斯36个。但8月16日和17日，鲁斯状态回归，把差距扯平。8月19日对白袜队比赛时，格里克再次领先；但第二天在克利夫兰，鲁斯又把数目追平，此时两人均为39个本垒打。
这一下，人们紧张得心脏病都快发作了。8月22日，鲁斯打出了自己的第40个本垒打；两天以后，格里克追了上来。8月27日、28日，鲁斯打出了自己的第41个和第42个本垒打。8月2日，格里克在圣路易斯轰出了一个三垒安打。两天后，洋基队回到纽约，主场迎战红袜队，鲁斯打出了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本垒打。到8月结束，鲁斯有了43个本垒打，格里克41个。两人一共轰出了84本垒打。相比之下，红袜队整个赛季只打出了28个本垒打，印第安人队为26个。在此前的赛季，除了洋基队，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打出过84个本垒打。而这一年，整个赛季才进行了4/5。
不得不说，鲁斯此时距离他1921年创下的全赛季59个本垒打的纪录还差得远，但他很幸运地打出了50个——这是他第3次打出这样杰出的里程碑式成绩。如果格里克的手气继续热下去，他也可能上50个。所以，随着8月结束，9月的棒球赛前景似乎会相当令人兴奋。事实上，任何人都猜不到它会兴奋成什么样。
洋基队在地面穿行于一个又一个中西部城市的过程中，林德伯格也从空中在同一区域里往来穿梭。他从底特律飞到芝加哥、圣路易斯、堪萨斯城、威奇托和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接着向北前往莫林、密尔沃基和麦迪逊，最后又飞去期待他凯旋的明尼苏达。只可惜，事情进展不太顺利。首先，他收到消息说他在罗斯福机场出于好心但没帮上什么忙的助手乔治·斯顿夫（那是飞往巴黎之前的事了）刚在密苏里州坠机身亡。斯顿夫搭乘的是军方飞行员哈钦森（Hutchinson）的飞机，有人看见他们的飞机在圣路易斯一座湖边度假村因为擦到了旗杆而坠毁。哈钦森被抛出了机舱，伤势并不严重。斯顿夫则被一根电线缠住了脖子，残忍地勒死了。
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乘载林德伯格游行的车辆风驰电掣，大多数围观者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对带着兴奋的孩子、站了几个小时的人们来说，这真是一件痛苦又失望的事情。“群众都不能好好地看一看他们的英雄，这样的游行完全不可取。”《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在社论里抱怨说。
报纸上开始报道，扒手和小偷跟随林德伯格巡游全美各地，利用林德伯格访问带来的分心优势大捞一笔。林德伯格在芝加哥游行期间，枪手闯进街上的一家珠宝店，随随便便就抢走了价值85 000美元的现金和物品。此外还传出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纪念品搜寻者们闯进了林德伯格家在利特尔福尔斯的房子，那里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就空置无人。他们拿走了书籍、照片和其他珍贵的私人物品。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林德伯格在故乡访问的大部分时间，都一脸严峻的表情，虽然这也许只是因为疲惫罢了。不管怎么说，他不带情绪地礼貌听完了6场冗长的讲演，包括驻明尼阿波利斯市瑞典领事的高度赞扬，之后就回到了飞机上。他明显如释重负驾机向西朝着北达科他州的法戈飞去。他的行程还不到1/3，也难怪他神色茫然。
然而，林德伯格的这次巡游造成了远远超出他想象的影响。各地的报纸都精心记录了他在各城市间的飞行时间：从大急流城到芝加哥，2小时15分钟；从麦迪逊到明尼阿波利斯，4小时；从圣路易斯到堪萨斯城，3小时45分钟。对任何曾在任意两地往来过的人来说，这么短的时间都可谓神奇。更何况，林德伯格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些壮举，安全、准时、常规，没有半点意外发生，就仿佛空中飞行是全世界抵达某个目的地最自然、最合理的方式一样。日积月累，这对人们的观念造成了深远影响。夏天快要结束时，美国成了一个迫切起飞的国家，极大地扭转了4个月之前的局面：当时，大多数民众还把飞行看成是县城集市上的杂耍，美国似乎永远赶不上欧洲。无论林德伯格是否确知，他的全美巡游对航空事业的未来有着比勇猛飞向巴黎更具革命性的影响。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等到美国真正准备好升空的时候，林德伯格却不再是任何人的英雄。
[1] 其实，这种看法十分轻率，意大利人并不特别惹是生非。1910年，意大利人占移民人口的11%，但在服刑的外国出生罪犯里仅占7%。约翰·凯柏勒（John Kobler）指出，以每10万人入狱率而论，意大利人在17个种族里排第12位。
[2] 奥古斯特·罗丹（August Rodin）是他的老师之一。
[3] 默片时代好莱坞最受欢迎的风流人物，当时片酬最高的男明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