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电影的黄金时代 每周卖掉1亿张电影票
在著名作家门肯笔下，好莱坞是“一条文化的直肠”，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个魔力之地。1927年，竖立在洛杉矶山顶的标志性“好莱坞”招牌，原本叫作“好莱坞庄园”。1923年，一家地产开发商竖起它作为广告，跟电影全无关系。每个字母均有12米高，当时还点缀着电灯泡做花边。“庄园”二字是1949年去掉的。
1927年的洛杉矶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这一年，按人均标准衡量也是它最富裕的时候。包括比弗利山庄和平莫尼卡等社区在内，大洛杉矶地区的入门达到了250万，在10年里翻了一番。其中有60%的幸运市民，其经济状况比美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要高。主要是因为南加州最著名的行业——电影。
到1 927年，好莱坞每年拍摄800部左右的剧情长片，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0%，外加20 000部左右的短片。电影作为美国的第4大产业，从业人员比福特与通用汽车公司加起来还多，为美国经济贡献约7.5亿美元——是体育和现场娱乐行业加起来的4倍多。每个星期，20 000家电影院能卖出1亿张电影票。任何一天，都有约1/6的美国人在看电影。
说这样一种庞大而受欢迎的生意在苦苦挣扎似乎有点疯狂，但的确是这样。问题出在周转时间太快上，单独的一部电影赚不了太多钱。每周上映的影片会更换3部甚至4部，所以市场不断需要更多的产品。制片厂匆匆忙忙，每个星期最多要拍出4部电影来，这样的工作速度显然无法兼顾质量。有人向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欧文·托尔伯格（Irving Thalberg）指出，在一部以巴黎为背景的电影里放入海滩场景不对头，因为巴黎明明没有海岸线。托尔伯格惊讶地看着那人：“了解巴黎的人可不多，我们总不能为了迎合他们拍电影吧。”
就算观众对放映内容不挑三拣四，对影院环境却变得更加挑剔了。影院老板不断修建更大、更豪华的电影院，期望以高价哄骗更多的观众入场。大型剧院在1915年左右开始出现（顺便说一句，欧洲在打仗的时候，美国却在为电影发狂），但电影院的黄金时代却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修建的电影院规模非常大，观众席达到2000个以上，奢华程度也超出以往。据说，人们去当时最豪华的洛伊影院只是为了享受设备齐全的洗手间。
建筑师自由而充满想象力地从一切曾经大兴土木的文化里借鉴灵感——模仿波斯式、摩尔式、巴洛克式、中美洲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镀金时代的法国建筑。1922年图坦卡蒙国王墓出土后，埃及风特别流行。在芝加哥的蒂沃里影院，大理石的大堂据说跟凡尔赛的国王教堂一模一样，大概影院里到处充斥着爆米花味道的这一点要除外。
问题在于，光是电影无法填满这么多座位。影院老板们不得不提供额外的娱乐项目：音乐会、新闻纪录片、连续剧、滑稽剧，魔术或者其他新奇活动、舞蹈演出，以及一两轮名叫“电影院宾戈”的流行游戏。一些大影院每周光是支付给乐团的费用就高达2800美元。电影越来越成为影院里的次要娱乐项目了。
1927年，一个叫哈罗德·富兰克林（Harold E. Franklin）的电影人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沉闷但传递了令人担忧的信息：《电影院运营管理》（Motion Picture Theater Management）精确客观地概述了电影放映行业严峻的经济状况。一家电影院的租金占了总收入的大约1/3，广告又吞掉了剩下的大约一半；乐团拿走了总收入的15%，现场艺人一般能挣到7%以上；再扣掉员工工资、水电费、维护费、房产税等所有固定成本，哪怕按最好的情况考虑，利润也只占了整体收入的一丁半点儿。
尽管修建巨型影院的经济风险极大，甚至可谓荒唐。业主们还是说服自己继续这么做下去。光是在1927年上半年，就有以下影院开张：洛杉矶的中国剧院（Chinese Theater），顾客们可在塔式的放映厅里看电影；芝加哥3600席的Norshore影院，内部装饰是昂贵的洛可可式样；纽约第86大街同样华丽闪亮的普罗克特剧院，有3100个座席；最珠光宝气、傲视群雄的是纽约第50大街和第七大道处的罗克西剧院。罗克西剧院在方方面面都举世无双，它可容纳6200名观众，化妆间可容纳300名演员。配有118人的交响乐团，能为每一部电影提供音效伴奏（其本身也具备视觉体验性）。管风琴大得需要3人才能演奏插曲。14台施坦威钢琴随时候命。剧院的空气由地下室的巨大机器进行制冷并循环，饮水机提供冰水，这可绝对是新鲜玩意儿。罗克西剧院甚至吹嘘自己的“诊所”，宣传资料上骄傲地写道：“如有必要，可进行大手术。”它的基础设施炫目得连《科学美国人》杂志都派出了记者采访撰写特稿。《纽约客》刊登了一幅漫画：罗克西剧院大厅里一个孩子充满敬畏地问她母亲：“妈妈，上帝是住在这儿的吧？”
修建罗克西剧院据估计耗资700万到1000万美元。这些钱来自电影制片人赫伯特·卢宾( Herbert Robin)，因为这个项目他破了产，但剧院的名称和愿景则来自塞缪尔·洛瑟菲尔( Samuel Lionel Rothafel) -“罗克西”就是他的别名。洛瑟菲尔是明尼苏达州人，出生在圣保罗以东32千米的斯蒂尔沃特，是鞋匠的儿子，起初本想从事职业棒球运动，却意外地通过一桩浪漫纠结转入了剧院管理。他很快因为擅长拯救陷入困境的业务运营脱颖而出。把电影展示和现场演出结合起来的概念就是洛瑟菲尔最先提出的。关于洛瑟非尔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他其实并不喜欢电影。他住在罗克西剧院5层高圆顶上的一间隐形公寓里。
罗克西剧院的开幕仪式极其隆重，连柯立芝总统和副总统查尔斯·道斯( Charles Dawes)都致电祝贺。不过，柯立芝以他一贯的奇怪表达方式赞扬了他捐赠给华盛顿沃尔特·里德医院的部分设备的制造商，只字未提罗克西剧院。
1927年夏天，《纽约客》在“城中闲话”栏目里提到，光是纽约的3家影院（派拉蒙、罗克西和国会剧院）每天就提供70 000个座席。一方面，电影院挣扎着维持观众量；另一方面，电影制作方面的事情进展也不太顺利。前一年的11月，画家、木匠、电工等手工业联合会发布了所谓的“电影制片厂基本协议”，制片厂做出了代价高昂的让步。制片人现在很担心受到演员和作家的共同压榨。考虑到这一点，1927年1月，电影行业的36名创意人员聚集在洛杉矶大使酒店共进晚宴，成立了一个类似行政俱乐部的组织来推广和保护制片厂。他们自认为此事极具重要性，便将这一组织称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把电影从大众娱乐升级为更郑重的艺术、科学。5月的第二个星期，全世界正为失踪的飞行员南杰瑟和科利担心，在洛杉矶比特摩尔酒店召开的宴会上，学院正式成立。举办颁奖典礼的设想直到1929年学院成立两周年纪念晚宴时才提出来。
电影行业却突然遭遇了挫折。7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责令电影行业立刻停止所谓的“包场”制度，即电影院必须接受一家制片厂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不能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多年来，好莱坞都是靠包场制度维持生存的。在包场制度下，院方为了得到两三部潜力影片，有可能被迫吞下多达50部可怕或平庸的电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裁决让一切东西都陷入了不确定状态，把电影行业推到了极其古怪的位置：既辉煌成功，又摇摇欲坠。
必须来些激进举措才能把电影行业推回正轨。在洛杉矶，一家不起眼的名叫华纳兄弟的电影制片厂挺身而出，准备揽下历史的重任——它推出了一部名叫《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的全新有声电影。
无声电影正达到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光辉顶点时，也恰好是它快要灭亡的日子，这真是充满了痛苦的讽刺。所以，一些最优秀的无声电影其实也是最后一批无声电影。纽约标准剧院（Criterion Theatre）8月12日上映的《铁翼雄风》（Wings）是最生动的体现，它是一部向林德伯格致敬的电影。
构思这部电影的是约翰·桑德斯（John Monk Saunders），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聪明年轻人拿过罗德奖学金，文采飞扬，外表英俊，性格放荡且嗜酒。20世纪20年代初，桑德斯跟电影制片人杰西·拉斯基（Jesse Lasky）及其妻子贝茜（Bessie）相识，他们成为了朋友。桑德斯有着不同寻常的魅力，他说服拉斯基买下了自己写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空战的半成品小说。拉斯基大感兴奋，以前所未有的高价39 000美元买断，并请桑德斯完成剧本。如果拉斯基知道桑德斯睡了自己妻子，大概不会这么大度了吧。
拉斯基看中的导演让人很意外，但富有灵感。30岁的威廉·威尔曼（William Wellman）没有参与大成本电影的经验，而《铁翼雄风》的拍摄预算达到200万美元，是派拉蒙公司规模最大的一项投资。当时，像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这样的顶级导演拍摄一部电影可拿到175 000美元的酬劳，威尔曼却领着区区250美元的周薪。但跟好莱坞其他导演比起来，他有一项巨大的优势：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深知飞行的美妙与魅力，也了解空中作战有多混乱、多可怕。没有哪位电影导演具备这么大的技术优势。
威尔曼本身的生活已足够忙碌了。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思的一个富裕家庭，高中辍学后做过职业冰球运动员，又到法国外籍军团当过志愿军人，是著名的拉斐特。乜行小分队的队员。法国和美国都表彰过他的英勇战绩。战争结束后，他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 Douglas Fairbanks)成为朋友，在高德温制片厂找了份演员的工作。威尔曼讨厌表演转行干了导演，他当上了所谓的“合同导演”，拍摄低预算的西部片和其他B级电影。他总是喜怒无常，频频遭到解雇。有一叫被炒的原因是掌掴女演员。让他负责这样一部极具挑战性的史诗级大作，是个令人吃惊的选择。而更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他拍摄出了一部有史以来最有灵性、最动人、最惊险刺激的电影。
没有任何一幅画面看起来是假的， 匕行员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形是什么样，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情形就是什么样。飞机窗外出现的云朵和爆炸的飞行物是实时拍摄的真实物体。威尔曼把摄像机架在驾驶舱匕行员的身后，让观众感觉就像是坐在了飞行员身后。他还从机舱外往内拍摄，让观众能看到一乜行员的表情特写。电影的两位男明星理查德·阿伦( Richard Arlen)和巴迪·罗杰斯(Buddy Rogers)要亲自出任摄影师，用暹控按钮激活摄像机。
摄制工作是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完成的。摄制场景规模庞大而复杂，整个战场都在得克萨斯平原上得到了仔细还原。在某些场景下，威尔曼安排了多达5000名群众演员和60架飞机——这是极为庞大的后勤团队。军方从密歇根州塞尔弗里奇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飞行员，也就是跟林德伯格一起飞到渥太华的那些人。一些更危险的场面还使用了特技飞行员。威尔曼向飞行员们询问了许多细节问题。拍摄过程中一名飞行员丧生，另一名弄断了脖子，还有几人也都受了重伤。威尔曼亲自上场完成了若干危险的特技飞行。这一切让电影的空中场面极具真实感和现场感，许多人看后都觉得喘不过气来。威尔曼捕捉到了以前的电影从未表现过的飞行特点——飞机掠过地面时投下的阴影，从烟雾中飞过的感觉，炮弹沉甸甸地落下后爆炸带来的毁灭性硝烟。
就连地面场景也拍摄得贴切而富有独创性，这是《铁翼雄风》的一大特点。为引领观众进入巴黎夜总会，威尔曼使用了大半径转移拍摄：摄像机保持与桌面一样的高度在整个房间里运动，穿过饮料和狂欢的人群来到阿伦和罗杰斯的桌上。就算是现在，这也是相当引人入胜的拍摄手法，在1927年就更是新颖得出奇了。1971年，著名影评人佩内洛普·吉里亚特（Penelop Gilliatt）在《纽约客》上写道：“《铁翼雄风》拍得真心漂亮。”1929年《铁翼雄风》被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为最佳影片，威尔曼却未曾受邀出席颁奖礼。
尽管有着让人目眩神迷的空中场面，有讲述英勇、友情和失败的动人故事，但许多去看《铁翼雄风》的人却并不是为了感受空战而是带着仰慕和向往去看迷人的女主角克拉拉·鲍（Clara Bow）的。
1927年时，年仅22岁的鲍却已经是好莱坞的资深演员了。她的出身背景再艰辛不过了，她生于布鲁克林湾脊社区的一个贫困家庭，她的母亲经常酗酒，情绪也总是处在危险的不稳定状态。小时候，鲍有一天在夜里醒来，发现母亲正拿着一把刀对准自己的喉咙。她的母亲最终还是在救济院里自杀身亡。
1923年，鲍来到好莱坞，在一场摄影比赛里胜出，迅速成了明星。与她共事的人都很喜欢她，她拼命工作，经常每天工作15个小时，这个片场收工就赶去下一个片场。光是1925年她就拍了15部电影，1925—1929年她总共拍了35部电影。她还曾同时在3部电影里担纲。身为演员（毫无疑问，平时为人也一样）的才华在于能传达一连串的情感，一眨眼工夫她就能从天真无邪切换到妖娆妩媚，然后还能再切换回去。“就算她不动脚也能跳舞。”制片显贵阿道夫·朱克曾这样形容她，“她身上总有一部分在运动，哪怕只是大眼睛在顾盼也能生姿。正是这种天生的磁性、动物一般的活力，让她到任何一家公司都能成为焦点。”
可鲍的个人生活不太成功，放荡得叫人眼花缭乱。据威尔曼说，在《铁翼雄风》拍摄期间，鲍跟巴迪·罗杰斯、理查德·阿伦、一名特技飞行员、两名普通飞行员和一个“气喘吁吁的作家”都有染。20世纪20年代有一段时间，她4年里跟5个人订了婚。同一时期，她还和其他许多人有瓜葛。罗杰·卡恩（Roger Kahn）记述，有一次她的男朋友回家，发现浴室里藏着人。“快点出来，我要打碎你的狗牙！”男友大叫。门开了，走出来的是面红耳赤的杰克·登普西。1927年夏天的大部分时候，鲍像条湿毛巾一般紧紧缠着加里·库珀（Gary Cooper），他们俩是在《铁翼雄风》摄制组里相识的，库珀扮演一个倒霉飞行员的小角色。
鲍最初的花名叫作“布鲁克林焰火”，之后改为“电影里最热辣的爵士妞儿”。但在1927年，她永远成了“《它》里的姑娘”。《它》（It）原本是红发的英国小说家埃莉诺·格林（Elinor Glyn）所写的一篇文章，后来扩充为小说。格林以撰写活色生香的浪漫爱情故事出名，主人公爱做各种风流之事（“她像波浪一般在他身上起起伏伏，像蛇似的缠绕着他”），鲍自己也曾是前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多年的情妇。“它，”格林解释说，“是极少数人具有的一种才能，一种生命的磁力，能吸引所有的人。有了它，如果你是女人，你能赢得所有男人；如果你是男人，便能赢得所有女人。”一个记者请格林说说哪些名人拥有“它”，格林举了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3]和野马之王雷克斯（Rex the Wonder Horse，一匹当时经常出现在电影里的马）为例。后来，她又补充了名单，把洛杉矶大使酒店的门卫囊括了进去。
小说《它》里有两个主要角色，艾娃和拉里，两人血脉里都涌动着“它”。他们两人用“火辣辣的眼睛”“狂热的目光”凝视着彼此，而后一起“激情跃动”。多萝西·帕克在《纽约客》上概述了书的内容：“两人像蒸汽快艇一般跃动了差不多300页。”
电影却完全不同。虽然大银幕上向格林致谢，但电影故事跟她写的东西毫无关系。格林所做的一切贡献留在电影里的就是“它”这个名字。鲍扮演了影片中的贝蒂·卢（Betty Lou）一角，这是个活泼善良的百货公司销售员，打定主意要把公司帅气的老板赛勒斯·沃尔瑟姆（Cyrus Waltham）拿下来。
这部电影成为1927年的大热门。之后又凭借《铁翼雄风》，鲍成为好莱坞最顶尖的女明星。她每个星期收到4万封信件——比一个中等城镇里的人都多。1927年夏天，她的职业生涯似乎还有无限前景，但其实马上就要走到末路了。不管她多迷人，多脱俗，可她的布鲁克林口音却像是用指甲在黑板上划过那么尖利刺耳，在有声电影的新世纪，这可行不通。
自19世纪90年代，电影和录音就已分别问世了。但人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想出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问题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声音投射的问题。那时候不存在任何技术能在挤满了观众的礼堂（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巨穴似的全新空间）里播放清晰、发音自然的讲话。音画同步也是同样顽固的挑战。人们怎么也没办法设计出一台让声音与画面中嘴唇的运动准确匹配起来的机器。从实际情况来看，让一个人飞越大西洋比在电影里捕捉到他的声音要容易。
如果有声电影有父亲的话，那一定非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莫属，他是个很有才华但情绪多变的人，发明了各种电器设备，拥有216项专利。1907年，在寻找方法提高电话信号的过程中，德福雷斯特发明了一种叫作真空三极管的东西。德福雷斯特的专利申请上将之描述为“一种放大微弱电流的系统”，它将在广播电台以及其他涉及声音传送的技术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后面对它的真正开发来自其他人。很遗憾，德福雷斯特总是为业务问题分心，他创办的几家公司都破产了。还有两次，他受了出资人的欺诈，要不断地上法庭为了金钱或专利而与人争执。出于这些原因，他未能继续推进自己的发明。
同时，其他满怀希望的发明家展示了各种声音和图像系统，但它们真正原创的地方只有名字而已——“影院风”( Cinematophone)、“摄像机风”( Cameraphone)和同步示波器(Synchroscope)。所有这些东西产生的声音都很微弱、浑浊，或是需要放映员把握几乎达不到的完美时机。让投影仪和音响系统完美地同步运行基本毫无可能。活动影像是用手摇摄影机拍摄的，速度上略有变异，任何声音系统都无法自动调整。为了修补破损的胶片，放映员大多需要剪掉若干帧，把剩卜-的胶片再新粘起来，这显然也会把录音给剪掉。即使胶片完美，投影机有时也会跳帧或短暂地卡顿。所有这些事情都让音画闻步变得异常困难。
德福雷斯特想出了把声音直接录入胶片的办法。这就意味着，不管胶卷发生什么变化，声音和画面总是完全一致的。他在美国没找到出资者，就在20世纪20年代初搬到了柏林，开发出一套“有声电影胶片”( Phonofilm)。1921年，德福雷斯特摄制了自己的第一部有声胶片电影。1923年，他回到美国公开展示。他拍摄了柯立芝总统发表讲话、著名喜剧演员埃迪·坎特( Eddie Cantor)唱歌、作家萧伯纳发表长篇大论、演员德伍尔夭·霍珀( DeWolf Hopper)朗诵诗歌《强棒凯西》（Casey at the Bat）的场景。按任何标准看，这都是第一批有声电影，可没有一家好莱坞制片厂愿意投资。音质仍然不理想，录音系统无法很好地展现多种声音，任何有意义戏剧场面必然包括的运动类型也无法呈现。
德福雷斯特这时候无法利用自己的真空三极管，因为专利在AT&T下属西电公司(Westem Electric)的手里，公司正利用真空三极管开发公共广播系统，向人群播放讲演或向棒球场等地的球迷发布公告等。但在20世纪20年代，公司里某个已遭历史遗忘的工程师想起真空三极管同样可以用在影院里投射声音。结果，1925年华纳兄弟从西电公司手里采购了该系统，并称之为“维他风”（Vitaphone）。到《爵士歌手》上映时，它已经多次用在戏剧表演场合了。事实上，1927年3月罗克西剧院开业时，就曾用维他风播放过乔瓦尼·马蒂内利（Giocanni Martinelli）演唱《卡门》的片段。“他的声音从银幕上迸发出来，跟他嘴唇的动作完全同步。”《时代周刊》评论员莫道特·霍尔（Mordaunt Hall）惊叹道，“它的声音回响在整个大剧院，就好像他本人站在舞台上似的。”
尽管有霍尔的热烈好评，维他风技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维他风的声音要像唱片专辑那样预先录制在磁盘上，一台电机要同时带动投影机和留声机，只要磁盘和胶片都定位正确，完全从同一刻开始播放，两者就能保持同步。但这件事做起来可比说难度大得多。这套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能提供丰富、响亮的声音，充斥最大的礼堂，而这也是观众们觉得神奇的地方。
维他风很快就被更优秀的声音系统取代了，而它们全都以德福雷斯特最初的概念（把声音直接录入胶片）为基础。如果德福雷斯特能更专注些，他去世时一定会富裕得多。
总而言之，《爵士歌手》绝不是第一部有声片。它甚至不是第一部说话的电影——但对崇拜它的观众而言，这只是一个美好的遗憾。在大多数人看来，《爵士歌手》把有声电影付诸了现实。
《爵士歌手》本来是塞缪尔·拉斐尔森（Samuel Raphaelson）的一部百老汇戏剧，原名为《赎罪日》（The Day ofA tonement）。华纳兄弟公司决定把它制作成自己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作品，他们请来了当时演艺圈最大腕的明星阿尔·乔尔森来热心参与。
1885-1886年（乔尔森自己一直没弄清楚到底是哪一年），乔尔森出生在立陶宛，本名艾萨·约尔森，是一位犹太拉比的儿子，4岁时跟随家人搬来美国。9岁时，他离家出走四处打零工，还在马戏团工作过。最终，他在巴尔的摩一家酒吧工作时，被青少年管理局的人发现后送到了圣玛丽工业男校，也就是10年后贝比·鲁斯视之为家的那所学校。和鲁斯不同，乔尔森在这儿没待太久。
乔尔森不是个可爱的家伙。在他看来，好玩的事情就是朝别人身上撒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有4个妻子，但没有一个朋友。他拥有美妙的嗓音，外加精湛的舞台表现力，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歌手。华纳兄弟公司知道，请到他实属走运。
经常有人撰文说，在《爵士歌手》拍摄前华纳兄弟公司十分潦倒，需要阿尔·乔尔森借钱给公司支付音响设备的费用，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么回事。
华纳兄弟的确是一家小制片厂，但经营得并不凋敝。事实上，在1927年，它旗下拥有好莱坞仅次于克拉拉·鲍的大明星——表演狗饪丁丁( Rin Tin Tin)。这只备受人们喜爱的德国牧羊犬出演了一部又一部成功的电影，光是1927年就有4部，并在民意调查中被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表演艺术家。按苏珊·奥尔琳(Susan Orlean)为这只狗所作的传记记述，任丁丁还曾入围了奥斯卡最佳演员，直到电影学院反思了一F到底什么是人类明星的天赋，才坚持将奖颁给了一个人，即埃米尔·杰宁斯（Emil Jannings）。
这一切最具讽刺的地方是，任丁丁似乎不是一只狗，而是许多只。1965年，杰克·华纳向一名记者承认，他的制片厂因为害怕失去真正的任丁丁，所以养了18只外表相似的狗，在拍摄电影时随意替换。许多跟任丁丁共事过的人也说，这只狗的真身是他们见过的脾气最为暴躁的动物。不管任丁丁到底是一只狗还是许多只，华纳兄弟靠着专营权赚了不少钱。
不过，《爵士歌手》仍然是一场相当大的赌博。它的摄制费为50万美元，而且在拍摄期间，全世界仅有两家电影院可以播放它。对乔尔森本人来说这也是一场赌博：他赌上了所有的明星气质。此前，他从未在镜头前表演过，这还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他没有出演无声电影的天赋，但现在，他着实光彩照人。
《爵士歌手》拍摄了4个月。影片的声音部分只用了短短两个星期就全部完工（8月17日至30日），用时这么少是因为要录音的内容并不多。这部电影一共只有354句台词，几乎全都是乔尔森说的。可以这么说，电影的对话不怎么精致。举个例子：“妈妈，亲爱的，如果我的这次演出成功了，我们就从这里搬出去。哦，是的，我们会搬到布朗克斯去。那儿有许多漂亮的绿色草地，还有很多你认识的人。有金斯伯格、古滕伯格，还有戈德伯格。哎哟，一大堆的伯格，我不见得全都认识。”乔尔森的话到底是他自己临场想出来的，还是按照剧本说的，各方记录不同。
乔尔森在洛杉矶录制对白期间，在萨克拉门托以北644千米，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正在拍摄默片历史上最令人难忘、最完美也最危险的喜剧场面。这是《小比尔号汽船》（Steamboat Bill, Jr.）里的一幕：一栋房子正面的墙砸向基顿，但他活了下来，因为他站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处。为了让场面最大限度地惊心动魄（的确如此），窗口仅比基顿左右各宽5厘米。只要墙稍微扭曲或变形，或是冲击落点出现小小的计算错误，基顿就没命了。默片演员为了表现好笑的场面，经常心甘情愿地拿性命冒险。有声电影却无须如此。
《小比尔号汽船》是基顿最优秀的电影之一，但票房却很失败。它问世的时候人们已经放弃无声电影了。拍摄《小比尔号汽船》的时候基顿的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到1934年时，他已倾家荡产。
有声电影是好莱坞的救赎，代价也很客观——明星和制片人陷入焦虑，制片厂和电影院需要为新设备买单，上千名为默片伴奏的乐手丢了饭碗。电影行业一开始最担心的是有声电影只是昙花一现的风潮。考虑到转入有声电影所需要花费的设备投资，这种可能性的确让人不安。全美每一家想要上映有声电影的电影院都需要投资10 000~25 000美元采购新设备。对制片厂而言，设备齐全的舞台音响至少要耗资50万美元：这还是建立在有声电影很快会供不应求、制片厂已经拥有必备录音设备的前提下。一位绝望的制片人因为弄不到足够的录音设备，曾经认真考虑过以下做法：在加利福尼亚州照常拍摄影片，再通过电话线用位于新泽西的设备来录音。幸运的是，他总算找到了一些音响设备，不用落到最后才发现远距离录音方案行不通的下场如果该计划付诸实践，几乎必然如此。
有了齐全的设备，制片厂又频频发现他们必须要寻找更安静的新地点，并且在这些地点创造更更安静的工作环境。“在拍摄一个场景的时候，木匠不得敲敲打打，场景画家也不得哼哼小曲。”一名旁观者认真解释道。送货车不能按喇叭，不能狠踩发动机，不能关门，哪怕是拼命压抑的喷嚏声也会破坏现场。起初，很多电影都是在深夜的死寂中拍摄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嘈杂的背景噪声控制在最低限度。
另一项重大冲击是失去了海外市场。好莱坞有1/3的收入来自海外。一部无声电影要销往海外，只需要用当地语言配上新的片名就行了，可因为配音和字幕尚未出现，有声电影只能卖到跟电影所用语言一致的地方去。解决办法之一是一部电影拍摄不同的版本，使用若干组（最多可达10组）操持不同语言的演员一版又一版地分别拍摄。
所有这些问题当然都将被克服，有声电影会迅速获得超乎任何人想象的成功。到1930年，美国的几乎每一家电影院都是有声的了。电影观众从1927年的6000人万跃升至1930年的1.1亿人。华纳兄弟的身家从1600万美元飙升到了2亿美元。它持有或控制的影院数量就从1家暴涨到了700家。
有声电影最初叫作“说话电影”，有时也叫“对话电影”。有一段时间，有声电影的构成元素到底包括什么还有些不太确定。最终，人们达成了共识。如果一部电影包括录制的音乐，但没有对话，叫作“配乐”；如果电影还有一些额外的声音效果，叫作“配音效”；如果电影包括了任何录音对话，那就是有声电影了；如果这是一部得体的电影，提供全方位的对话和声音，就叫作“全有声电影”。第一部真正的全有声电影是1928年的《纽约之光》（The Light of New York），但声音效果不尽理想，但仍然配了字幕。
1927年夏天，《综艺》（Variety）杂志指出，好莱坞约有400名外国人在演员和其他创作岗位上工作，电影的主角有一半都是外国出生的演员。只要观众听不见口音，许多来自德国和中欧的演员都成了大明星，如波拉·尼格丽（Pola Negri）、维尔马·班基（Vilma Banky）、利亚·德·普提（Lya De Putti）、埃米尔·杰宁斯（Emil Jannings）、约瑟夫·席尔德克劳特（Joseph Schildkraut）、康拉德·维德（Conrad Veidt）等。环球和派拉蒙两家制片厂都以德国明星和导演为主。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环球公司的官方语言是德语。
少数欧洲演员，如彼得·洛尔、玛琳·黛德丽、葛丽泰·嘉宝适应了有声电影的新规则，发展势头很好，但大部分带外国口音的演员都找不到工作。第一届奥斯卡表演奖得主杰宁斯回到了欧洲，二战期间为纳粹制作宣传影片。幕后的欧洲电影人仍然春风得意，但在银幕上，电影彻彻底底成了美国人的天下。
尽管美国本土对这一转型的影响并未过多留意，但放眼全球意义深远。世界各地的电影观众突然发现，自己（大多也是第一次）暴露在了美式腔调、美式词汇、美式韵律、发音和文字面前。西班牙的征服者、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圣经》里的人物全都说着美式英语——不仅仅是偶然为之，而是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里全都如此。这种情形（尤其是对年轻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伴随着美式语言、美式思维、美式态度、美式幽默感和情感一一到来，美国在近乎偶然、近乎无人意识到的情况下和平地接管了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