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不想当总统的总统 柯立芝认为当总统让他代价巨大

21 不想当总统的总统 柯立芝认为当总统让他代价巨大

在南达科他州,8月2日是寒冷潮湿的一天。30多名总统记者团的成员们惊讶地发现,总统传唤他们到拉皮德城高中等候中午发布特别公告。他们被带进一间教室,更惊讶地发现柯立芝总统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这天是沃伦·哈丁去世4周年,也是卡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的第4年。柯立芝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似乎正为什么事情感到挺开心。

记者听命排成一列,逐一走到桌前,柯立芝递给他们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选择不参加1928年的总统竞选。”全部内容就是如此。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就算用晴天霹雳这个词来形容柯立芝的消息也不算夸张。”罗伯特·本奇利在《纽约客》上这样写道。就连第一夫人格蕾丝也显然没听说过丈夫的打算,而是事后从一位在场人员那儿得知这个消息的。

柯立芝在新闻发布会上只说了几个字,先是开场前问:“所有人都到了吗?”之后,记者问他是否会对此公告做进一步解释,他回答说:“不。”众人随即冲出教室,把这个新闻传向世界。消息本身无非是几个字,但记者们当天和次日从拉皮德城的西联电报公司发送了近10万字的报道。

柯立芝为什么选择不参选让人们费了80多年的脑筋了。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他和妻子都不怎么喜欢华盛顿,尤其是恼人的闷热夏天。所以,1927年能休一次超长的假期他感到很高兴。他任总统期间也没有需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的大型项目。不管卡尔文·柯立芝留给这世界的馈赠是什么,再多4年任期似乎也不会带来太大改变。柯立芝似乎对经济也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爸爸说,大萧条马上就要来了。”丈夫宣布不竞选连任之后,格蕾丝·柯立芝曾对一位熟人这样说。

但还有一个从未被提及的事,或许才是最重要的理由。卡尔文·柯立芝长期情绪低落,因为他认为自己造成了家庭悲剧。3年前,即1924年6月的最后一天,柯立芝的两个儿子约翰和小卡尔文在白宫的球场上打了一场网球。小卡尔文没穿袜子就套上了运动鞋,脚上打起水疱。水疱感染了,不到一天小卡尔文就发起高烧,失神胡言乱语起来。7月3日,在父亲生日的前一天,他被匆忙送往沃尔特·里德总医院。

柯立芝写信给他的父亲说:“小卡尔文病得很重……他的脚趾打起水疱,感染了血液。脚趾看起来没问题,但毒性侵入了整个身体……当然了,他能享受到一切医学治疗,但他或许会因溃烂长期卧病在床,但也可能几天就好转。”事实上,3天之后这孩子就去世了。

柯立芝这时才刚当上总统11个月,两星期前才被提名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他和妻子伤心欲绝,似乎失去了对一切国家大事的兴趣。“他(小卡尔文)走了,就任总统职位的力量和荣耀也都随他而去。”柯立芝后来写道。

柯立芝确信,儿子的死都怪自己担任总统。他在自传中写道:“如果我不是总统,他就不会在白宫南院打草地网球,他的脚趾就不会起水疱,水疱就不会引起血液中毒……我不知道,住在白宫为什么竟然要我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柯立芝自传的最后一句话很奇怪,但发自内心:“当总统让我付出了太多代价。”

在全美各地的媒体上,总统公告引发的疑问不是柯立芝为什么不参选,而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我选择不参加……”而非更直截了当的“我不参选”或者“我决定不参选”。许多人认为,这不是拒绝参选,而是恰恰相反:如果人民要他参选,他便可勉为其难。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在自己大受欢迎的报纸专栏里简洁地做了说明:“我认为柯立芝先生的说法是历年来总统候选人接受提名时所用的最佳措辞。他一定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字典中寻找‘选择’这个词,而不是直接说‘我不’,不需要太多政治知识也知道,一个人应人民要求而不是自己主动参选可获得更多选票。柯立芝先生是有史以来最精明的政客。”

在美国看了公告最激动的人是胡佛,他认为自己是柯立芝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虽说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并不这么肯定。消息传出时,胡佛正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红木林度假,他跟所有人一样都为柯立芝的措辞困惑不解。“在新英格兰,‘选择’这个词有不同的内涵,”他后来回忆说,“我决定眼下什么也不说,等到跟总统谈过以后再看。”胡佛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录这样说,一直等到9月他和柯立芝才在华盛顿见上面,但也有人说他们在发表声明之后没多久就碰头了。等两人终于面对面时,胡佛为了弄清楚事情原委,或许也是为了得到祝福,他问柯立芝自己是否应该参加竞选。对此,柯立芝只说了一句:“为什么不呢?”

如果说,柯立芝暗地里希望他所属的党派恳求自己留任,共和党却从没这么做过;而如果柯立芝为此感到困扰,他又从来没表现出来过。我们只能说,他以“人应该自己拿主意”为由,拒绝为胡佛或其他任何候选人背书。此外,公告发布之后,他立刻看起来比之前更轻松、更和蔼了。

几天后,他高兴地接受了印第安苏族人授予的名誉酋长头衔,还起了个印第安名字叫旺布利·托卡汗(Womblee Tokaha),意思是“群鹰之首”。在授衔仪式上,印第安人给他献上了一顶大大的羽毛头饰,他当即自豪地戴上供记者拍照。他看起来有些可笑,但不知为什么又显得很可爱。全美人民都挺高兴。

由于兴致极高,5天后柯立芝乐呵呵地前往37千米外条件艰苦的乡村,代表20世纪最桀骜不驯的一个人为一个看上去很轻率的项目奠基。这个项目就是拉什莫尔总统雕像山,而这个人就是格曾·博格勒姆(Gutzon Borglum)。

拉什莫尔山原本人迹罕至,只是块巨大的花岗岩罢了。直到1885年,纽约一个叫查尔斯·拉什莫尔(Charles Rushmore)的人碰巧骑马经过此地,把自己的名字送给了这座山。最先想出要建一座宏伟纪念碑的人是历史学家多恩·罗宾逊(Doane Robinson),他认为这是个吸引游客的好办法。一如《时代周刊》史诗式地描述,纪念碑将成为“公元后最大的雕塑”。哪怕用最留情面的话来说,这个称谓也过分夸张了。项目没有找到资金,没有任何政府力量的支持。到底有没有人能够在一面山上完成雕塑还是个问题,而且这里尚未通路,人们很难看到它。

地球上只有一个人掌握着执行这一项目的必要技能和经验,他也是有史以来使用电钻的堂吉诃德式的狂躁人物。结果显现,他就是最完美的人选。

1927年夏天,格曾·博格勒姆61岁。他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细节都必须谨慎地辨别,因为博格勒姆喜欢随着时间推移随意改变它们,他偶尔会给自己安个新的出生年份或月份,还经常把跟别人的成就挂在自己头上。他在《名人录》的条目下称自己是个航空工程师,他当然不是。1867年,他出生于爱达荷州大熊湖,但有时候,出于某个说不清的原因他会说自己来自加利福尼亚。他将两位不同的女性视为自己的母亲,尽管这么做的理由倒是说得过去,他的父亲是丹麦出生的摩门教徒,娶了一对姐妹。一人生下了博格勒姆,但随后离开了这个家庭:另一人便将他视为己出,抚养长大。博格勒姆脾气火暴,胸围宽大,有一种病理性的好斗气质。“我的生活,”他曾说,“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博格勒姆基本上是在内布拉斯加长大的。年轻时他当过机械师,做过石版工学徒,但后来决定追求艺术道路。他报名参加了洛杉矶一个名叫丽莎·普特南(Lisa Putman)的女性开设的艺术课,最终还跟她结了婚。虽然老师比他整整大了18岁。两人一起移居巴黎,博格勒姆在此接受了雕塑训练[2]。博格勒姆在欧洲生活了11年,之后抛弃妻子回到美国,迅速以雕塑家身份站稳了脚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博格勒姆莫明奇妙的为航空工业缺乏效率一事着了迷。没有他人鼓励也未获得官方授权,他就跑去若干工厂进行视察。在此过程中,他也真的发现了几处重大缺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让他写一份报告,博格勒姆以此为由在华盛顿的陆军部大楼拥有了一间办公室。最终,博格勒姆惹怒了威尔逊总统,被下令开除——虽说他并没有可被开除的职位。

战争结束后,博格勒姆说服邦联女儿联合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让他在亚特兰大附近斯通山的岩面上雕刻122米高402米长的组画,赞美南部邦联的英雄气概和勇敢无畏。斯通山是个能产生影响力的地方,1915年三K党就在此重生。博格勒姆也曾是三K党成员。靠着邦联女儿联合会的资金支持,博格勒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最终,他跟联合会的成员发生了纠纷。1925年离开时他留下了大堆有趣的草图和大把未付的账单。联邦女儿联合会对他提起控告,起诉他故意损害他人财产并附有两项盗窃罪罪名。此时,博格勒姆已经受多恩·罗宾逊的邀请,来南达科他州考察拉什莫尔山的情况了。

博格勒姆对拉什莫尔山一见钟情。拉什莫尔山的轮廓宏伟,岩面坚固耐蚀。地质学家估计,侵蚀的速度每iob年不超过2.6厘米,事实证明,这仅针对某些岩面成立。为了实现梦想,博格勒姆动用了大量的聪明才智和灵活性来设计雕像的布局。

预算定为40万美元,其中包括付给博格勒姆的78 000美元佣金。除了雕塑本身,博格勒姆还在雕像脑袋后面的悬崖缝中构思了一座巨大的文献堂,可借助一部大型电梯从下面到达此处。文献堂里将展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在山腰上雕刻与其说事关精巧凿刻,倒不如说更讲究工程与炸药的应用。雕像的大部分脸部特征是靠神奇地炸开岩石形成的,即使是最精致的整理工作也得靠风钻来完成。创作者有着惊人的野心,如今迎接游客的4张面孔每张都超过18.3米高,嘴巴有5.5米宽,鼻子6米长。你可以把一辆汽车纵向插进每个眼窝。一次爆炸计算失误就能让一张总统雕像的大脸变成缺了鼻子的狮身人面像——外界始终兴致盎然地关注着这种可能性。再加上博格勒姆不管面相还是行为上都有点疯癫,很难打交道,所以媒体一直对他颇为关注。事实上,失误确实出现过。杰斐逊头像的鼻子形成了一道不祥的裂纹,所以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将脸部“复位”,将其再朝宕石里打进1米多。找到质地足够好的石头是最大的一项挑战。4颗脑袋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杰斐逊几乎是有点调皮地插在华盛顿头像的后面,这都是由可用石材的位置决定的。华盛顿面孔的大部分切入岩石表面9米深,杰斐逊的头像则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加在一起,博格勒姆和工人们为创造出这些雄伟雕像炸掉了40万吨岩石。

这项工程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南达科他州节俭的议会希望整个项目的每一分钱都能当成两分来花,私人捐款也只略微慷慨一点点。于是,项目经常陷入停工状态。最终,项目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联邦政府,但即便如此,整个工程也用了14年才完成,差不多是必要工时的两倍之长。捐款人里包括查尔斯·拉什莫尔,他已是纽约的一名富有的律师,赠予了5000美元。

博格勒姆选择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作为雕像的主人公。选择罗斯福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恐慌,人们认为博格勒姆不是因为罗斯福伟大而选他,而是因为两人过去曾是密友。

奠基的那一天,上述一切都还未发生。一条公路正在建设当中,但离竣工还早得很。这意味着,大约1500名观众都要跋涉3.2千米长的陡峭小道才能参加仪式。柯立芝骑在马背上完成了部分行程。他穿着西装,但戴着牛仔帽,脚上穿着牛仔靴。抵达后,柯立芝总统用社区公用长柄勺舀了水喝,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仪式的部分内容包括,工程师在总统途经路线两侧的树根下埋下炸药,以21响树桩礼炮向他致敬。讲演完毕国旗升起,博格勒姆拴着一根绳子降到拉什莫尔山的岩面上,用风钻打了几个洞。博格勒姆的简单劳动并未雕刻出什么可辨认的实质性内容,但它象征性地代表工程开动了,大家走的时候都挺开心。

博格勒姆和柯立芝相处甚欢。博格勒姆打算在总统头像下刻一段巨大的题词,作为“柱顶线盘”,用5千米外都可看清的巨大字母刻出500字的美国历史简介。在奠基仪式上,博格勒姆一时冲动邀请柯立芝来撰写这段文字,而柯立芝则以罕见的热情接受了这一请求。

接下来的几个月,柯立芝为这件事绞尽脑汁,费尽工夫,但等最后他拿出成品时却压根没法用。大部分段落读起来像是备课笔记,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本。柯立芝这样论述宪法:“宪法,主权国家的自由人民为建立有限权力政府而缔结的永久性联合章程,下设独立的总统、国会与法院,保障所有公民均可安全享有法律规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柱顶线盘提议悄悄地搁置下来,这让柯立芝极为烦恼。但在1927年夏天,此事尚未发生,总统和博格勒姆友好地告别了。

从拉什莫尔山回到州立度假区,一份有关萨科和万泽蒂的上诉请愿书摆到了柯立芝的办公桌上,他视若无物。

林德伯格的全国巡演仍在进行。8月10日,他飞到底特律,亨利·福特和埃兹尔·福特从新款A型车的设计和检验工作里抽出时间登上“圣路易斯精神号”短程兜了几圈——这是一项很少有人享受到的荣誉。虽然福特汽车公司也制造飞机,但不管是亨利还是埃兹尔之前都没坐过飞机。因为没有乘客位置,亨利·福特只好坐在扶手上,跟其他所有搭乘这架飞机的人一样,弯着腰回到地面上,亨利夸口说自己“摆弄了一阵操纵杆”,神情非常得意。新闻记者问埃兹尔新车的进展如何,他说一切进行顺利,随时准备投产。说不清他到底是太乐观还是上了当,不管怎么说,他这一回错得离谱。因为真正投产还得等上好几个月。

林德伯格在底特律逗留了一天,主要用来陪伴母亲,之后他继续向西穿过密歇根,于8月13日抵达伊利诺伊州。反聚会联盟的韦恩·惠勒及其妻子和岳父此刻正一起在惠勒位于密歇根湖小塞布尔角的湖畔小屋度假,他们很可能到场欢迎了林德伯格,甚至在林德伯格短暂停留的本顿港,这一家说不定就挤在人群里。

现在所知的是,当天晚上惠勒太太在小屋里准备做晚饭点油炉时,炉子突然爆炸,她从头到脚都被淋上了燃烧的油。惠勒太太81岁的老父亲从隔壁房间冲了过来,看到女儿裹在烈焰当中,当即心脏病发作。正在楼上休息的韦恩·惠勒片刻之后才赶到,他用一条毯子扑灭火焰,叫来救护车,但妻子烧伤过重,当天晚上就在医院里去世了。这起事故带来的冲击超过了惠勒的承受能力,3个星期后他自己也因心肌梗死过世。

惠勒一死,禁酒运动不光失去了精神象征和发展势头,还失去了主要的筹款人。3年内,反聚会联盟就声势大减,其华盛顿办事处连订阅的报纸都取消了。6年内,禁酒令废止。

8月18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庞大的车站塔楼建设项目的最后一段钢架悬挂到位,从象征性和现实意义来看,其重要性都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件事。此前还从没有过类似的事物。这栋复合建筑不光是一座全新的火车站,还整合了酒店、邮局、百货商场、小商店、餐馆等功能,更有一栋52层高的办公大厦——美国这一年里修建的最高建筑,在克莱斯勒大厦建成之前它一直是全世界第二高的建筑。该项目的所有部件都是相互连通的,这一点史无前例。

车站塔楼的修建者也同样令人瞩目,开发商是范斯韦林根兄弟,其中一位叫奥里斯(Oris Van Sweringen),另一位是曼蒂斯(Mantis Van Sweringen)。在20世纪初诞生的所有商业巨头中,再没有谁像这兄弟俩一样非凡出众却又被历史遗忘得一干二净了。两人出生在低调而正派的家庭,父亲是会计,他们从小规模房产开发起家,坚持不懈,同时也涉足其他领域。到20世纪20年代,两人跻身全美最富有的人之列,但也绝对是最奇怪的两个富人。

没有人知道他们奇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很明显,他们的父母就是因为喜欢那样的发音,凭空造出了他们的名字。这对兄弟面色苍白、身材瘦小,形影不离。用他们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两人“几乎完全依赖对方”。他们住在一座拥有54个房间的豪宅里,但却睡在主卧里并排的两张床上。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熬夜。他们害羞得简直病态。兄弟俩很少参加公共活动,更回避拍照。他们从不以自己的名字为项目命名,也没有出席8月18日车站塔楼的封顶仪式,甚至未在事后的晚宴上露面。

奥里斯比曼蒂斯大3岁,但却是两人关系里偏弱的那一方。曼蒂斯基本上帮着奥里斯经营生活——为他收拾行李,照料他的零花钱,跟踪安排他的日程。奥里斯爱睡觉,通常一天睡12个小时。曼蒂斯有时骑马,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为人所知的爱好。他们从不休假。

他们的庄园叫作“菊花山”,占地面积193公顷。屋里装有80台电话机,以便跟自己的商业帝国时刻保持联系。房里另有两间餐厅,但从未款待过宾客;有一间健身房,也从来没人用过;还有23间客卧,同样从未住过访客。他们没有朋友,虽然曼蒂斯终于爱上了一个名叫玛丽·斯诺(Mary Snow)的寡妇并与之建立了亲密关系,但他始终瞒着奥里斯。庄园的空地有时用来举办马球比赛,偶尔也当作简易机场。据两兄弟的传记作者赫伯特·哈伍德( Herbert H Harwood Jr.)所写,林德伯格曾在序园里降落并搭上曼蒂斯兜了一圈,奥里斯留在地面上焦躁不安。哈伍德没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反正不是1927年夏天的事。

就算曼蒂斯不是金融投资中杠杆收购( leveraged buyout)的发明人,也一定属于第一批运用它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兄弟俩用大比例借款收购一家食业,之后又用现有仓业抵押贷款继续收购更多仓业。他们的牛意是一系列错综复杂、互有联系的控股网络,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已经有了275家独立子公司。由于公司太多了,光是起个原创的名字就让他们煞费苦心。比方说,他们拥有一家“克利夫兰车站塔楼建设公司”,一家“车站建设公司”,还有一家“车站酒店公司”。他们用850万美元买下了镍牌铁路公司( Nickel Plate Railroad),但自掏腰包的部分仅为35.5万美元——所有的借款都来自克利夫兰守护者银行( Guardian Bank of Cleveland),这银行最终因为没拿到一分钱的还款而倒闭。他们用不到2000万美元的个人投资(几乎全是借来的)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没有谁在杠杆收购方面叱范斯韦林根兄弟更出色了。

然而,曼蒂斯真正热爱的是铁路。铁路行业支离破碎得让人难以置信:1920年时美国有近1 100家不同的铁路公司。很多铁路始自莫名其妙的地方,也结束在莫名其妙的地方,要么是因为沿线的城镇或行业并未按计划发展起来,要么是因为最初的施工人员没能将线路延伸到大都市。伊利湖到西部的铁路竟然从俄亥俄州的桑达斯基修到了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佩雷·马凯特铁路则稀里糊涂地在中西部地区的北边兜圈子,就像在寻找丢失的物品似的。这些被遗弃的线路(业内称为“孤儿”)一般很容易收购,范斯韦林根兄弟却不遗余力地这么做。他们喜欢收购铁路,当奥里斯被问及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时,他明快地回答:“兰德—麦克纳利(地图绘制公司)。”

短短8年,范斯韦林根兄弟就建立起了全美第三大铁路帝国。1927年他们控制了差不多4800千米的铁路线,占全美总里程的11%左右,从大西洋到盐湖城都有他们的列车。他们还顺便抄底了许多仓库、码头,以及西弗吉尼亚州的绿蔷薇度假中心。在事业顶峰时期,他们俩拥有10万名员工,20亿~30亿美元的资产。他们的私人财富总计在1亿美元以上——而10年前,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在建立自己帝国的同时,他们也无声无息却又波澜壮阔地改变了世界。在克利夫兰城外一个叫火鸡岭的地方,他们凭空修起了一座新城,叫它“谢克海茨”(Shaker Heights)。谢克海茨是美国第一个规划性住宅区,成为日后兴建其他所有郊区的蓝本。同样的道理,车站塔楼差不多就是现代美国购物中心的前身。

不幸的是,他们的帝国是一个倒三角形,只要根基的任何部分出了问题,整座宏伟的大厦就将轰然倒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虽然他们两人当时并不知道,但8月18日车站塔楼的封顶仪式从种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他们事业的最高点。

大萧条时代到来后,他们两人就无望地暴露在了风险之下。他们的钱几乎全部投在了铁路和房地产上(这是投资链条中最脆弱的两个环节),并且扩张过度。他们以每股10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该只股票的交易价仅为1.50美元。他们无法还清到期的债券和贷款利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芝加哥和东伊利诺伊铁路公司统统破产,并连带拉垮了他们整个风雨飘摇的商业帝国。

范斯韦林根兄弟最完美地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的轻率、冒进与浮夸。1935年,曼蒂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与失望,年仅54岁就因心脏衰竭过世。在他生命的最后90分钟,奥里斯陪在他身边,曼蒂斯意识清醒,但两人一个字也没说。在这一刻,曼蒂斯的全部身家仅为3067.85美元,其中一半是7匹马的价格。失去了弟弟,11个月零10天后奥里斯也因心脏衰竭而死,他的遗产比弟弟的还要少。

兄弟俩合葬在克利夫兰的湖景公墓。墓碑上除了他们的名字和生卒日期,就只刻着“兄弟”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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