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被特殊对待的意大利人 激进分子爆炸案
1920年4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下午4点刚过，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布伦特里，斯莱特和莫里尔鞋业公司的两名职员顺着尘土乜扬的上坡路行走，从公司设在铁路大道的办事处前往180米外珍珠街上的一栋独立厂房。弗雷德里克·帕门特( Frederick Parmenter)是工资结算员，亚历山德罗·贝拉德里( Alessandro Berardelli)是他的护卫。他们扛着两口金属箱子，内装有15 776.51美元，是500名员工一个星期的薪水。这条路经过了另一家名叫“赖斯和哈钦斯”的鞋厂，它占据了路旁一栋5层楼的建筑，在路面投下黑暗阴沉的影子。
帕门特、贝拉德里两人经过赖斯和哈钦斯鞋厂时，有两个在附近闲逛的人逼上前来索要钱箱。贝拉德里还来不及反应，劫匪就朝他连开三枪，贝拉德里跪倒在地用手在地上勉强撑着身子，脑袋耷拉着。他咳出鲜血，挣扎着喘息。枪手随后转向一脸骇然的帕他是虔诚的教徒，很受同事喜欢，同样留下了妻子和一对孩子。关于两名受害人，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了。两人都没有照片留世。
案犯逃离现场所用的汽车是一辆失窃的别克车。两天以后，有人发现它被弃置在一个叫曼利伍兹的地方。警方当时正在寻找一起抢劫案的疑犯，那起抢劫案发生于上一个圣诞节前夕，位置在附近的布里奇沃特。布里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长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E. Stewart）出于一些与证据无关的理由认为两起案件的作案者都是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者。他发现，有个名叫费鲁西奥·夸奇（Ferruccio Coacci）的激进分子的住处离弃置汽车的地方不远，就认定此人是主要犯罪嫌疑人。《纽约客》事隔一段时间后曾戏谑地写道，斯图尔特认为“完成了一桩抢劫和凶杀的罪行，凶手总会自然而然地把汽车弃置在自家前院”。
虽然斯图尔特的确是布里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长，但他所谓的头衔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的大幅度夸张，斯图尔特的所有警力就是一名兼职助手。斯图尔特本人没有接受过谋杀案调查训练，也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处理经验。这就难怪他热情洋溢地进行调查了。这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夸奇很快就洗清了嫌疑：他早就回意大利了。此刻住在房子里的人叫马里奥·布达（Mario Buda），斯图尔特不屈不挠，又把怀疑转到了布达身上。斯图尔特得知布达在西布里奇沃特的榆树广场车库里有一辆车要修，就严命修车厂老板一等布达来电就通知自己。
3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电话来了。车库老板告诉斯图尔特，布达和另外三名男子来拿车，但因为车还没修好就直接离开了——布达和另外一人骑着一辆带车斗的摩托，其他两人是步行来的。老板以为步行的两人要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布罗克顿，于是斯图尔特通知了当地警方。有轨电车到达布罗克顿之后，一名警察上车检查，调查了几名乘客，拘留了两个看起来忐忑不安的意大利人：巴托·万泽蒂（Bart Vanzetti）和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警察发现他们携带了装有子弹的手枪和大量弹药，有些子弹不属于他们所携枪支。他们还持有一些无政府主义文献。
对斯图尔特局长来说，这些就足够了。虽说这两人此前从未有过被捕的记录，斯图尔特也没有证据证明两人曾在凶案发生时到过南布伦特里，他还是提出了控告。
对在美国的激进人士和外籍人士而言，目前不是什么好光景，如果兼具双重身份就更加危险。美国正处在“红色恐慌”的魔爪之下。1917年和1918年，国会先后颁布了两套限制性强得吓人的法律：《1917年反间谍法》（Epsionge Act）和《1918年反煽动法》（Sedition Act）。凡是有人表现出任何对美国政府及其象征符号的不敬，一旦落实就会遭受重罚。这些符号包括但不限于国旗、军装、历史文献，或者一切寄托了美利坚合众国荣耀与尊严的东西。而且，政府机构也以带着惩罚性的目的来严厉执行这两套法律。“公民因为在自家餐桌上批评红十字会就被扔进了监狱。”有评论员指出。一名佛蒙特州的牧师因为派发了五六张倡导和平的传单，被判服刑15年。在印第安纳州，陪审团只花了两分钟就无罪释放了一个朝说蹩脚英语的移民开枪的人。
疯狂的是，表达对国家有欠忠诚的言论比真正做了不忠的行为更加危险。拒服兵役可能被判入狱一年，但怂恿他人拒服兵役可能被判入狱20年。《反间谍法》生效的最初15个月就有上千公民因触犯相关条款入狱。很难知道什么事情会给自己招惹麻烦。制片人罗伯特·戈尔茨坦（Robert Goldstein）因为在一部讲述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里，从负面角度表现了英国就被关进了监狱。法官认为，在平日里这样的描述会是“允许甚至值得称道的”，但“眼下国家正处在危急之时”，戈尔茨坦“无权颠覆国家的意志和命运”。因为侮辱了一支150年前的外国军队，戈尔茨坦被判处12年徒刑。
虽然《反间谍法》和《反煽动法》仅是战时举措，但和平降临之后情况反而恶化起来。200万名士兵回国后需要工作来糊口，战时经济又萎靡不振，让美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势中。20多个有黑人聚集的城市爆发了骚乱。芝加哥的黑人数量在10年里翻了一番，一名黑人青年躺在密歇根湖的一条竹筏上睡着了，筏子漂到了白人的海滩上，一群白人对其投掷石头，并杀害了他。此事引发了长达两周激烈的暴动，结果38人遇害，整个街区都遭到了破坏。
与此同时，产业动荡也搅得大部分州不得安宁。码头工人、制衣工人、雪茄工人、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电话接线员、高架铁路和地铁的工人、煤矿工人，甚至百老汇演员都举行罢工走上了街头。1919年，有一阵子举行罢工的人有200万之多。
人们指责是外国煽动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IWW）引发了骚乱。在波士顿和克利夫兰，警方协助市民殴打劳动节的游行群众，之后，波士顿的警察自己又举行了罢工（也就是让卡尔文·柯立芝在全国出名的那一次）。在华盛顿州，暴徒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雇员韦斯利·艾佛斯特（Weslry Everst）拖到街上殴打，还切掉了他的生殖器。艾佛斯特恳求暴徒让自己死个痛快，折磨他的人便将之带到城里的一座桥上，用绳子把他挂起来，朝他开枪。这起死亡案被认定是自杀，没有人遭到指控。
在动荡期的最高峰，据推测是某个心怀不满的外国人开始寄送炸弹。亚特兰大的参议员、参议院移民委员会负责人托马斯·哈德威克（Thomas R. Hardwick）家里的女佣签收了一个棕色的小包裹，并带着它进了厨房，炸弹发生爆炸炸飞了她的双手。第二天，纽约的一名邮政员读到了有关爆炸的消息，意识到此前因邮资不足而留在分拣室的16个包裹完全符合描述。他匆匆赶回工作的地方，发现这些包裹都是要寄送给知名公众人物的：约翰·洛克菲勒，J. P. 摩根、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凯纳索·兰迪斯（Kenesaw Mountain Landis）及若干州长和国会议员。所有包裹的寄件地址都是曼哈顿第三十二大街及百老汇大街上的金贝尔兄弟百货（Gimbel Brothers）。人们随后又发现，还有其他几个包裹已经投递了。其中有个包裹的境遇更奇怪：先是因为邮资不足被送回了金贝儿兄弟公司，一名店员打开包裹看到了怪异的内件：酸液、定时器、炸药。他把所有东西重新打包，添加必要的邮资把它又寄了出去。此次总共发现36枚炸弹。除了不幸的女佣，没有其他人受伤，但也无人被捕。
不过事情远未结束。刚过了一个月，在华盛顿特区一个静悄悄的富人社区，晚风拂面，米切尔·帕尔默和妻子正准备上床休息时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扑通一声响。“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扔到了前门。”事后帕尔默回忆说。片刻后，巨大的爆炸声撕裂了夜空，把帕尔默房子的正面炸飞了，每一间房都敞开门暴露在外，就像是玩具屋。在床上的邻居们也被气浪掀翻了。整个街区的窗户全都震碎了。
帕尔默夫妇磕磕绊绊地从烟尘里走出来，两人竟然都奇迹般地没受伤，下楼后，眼前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爆炸碎片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上，有的散落在街道上、周边的草坪里和屋顶上。不少碎片仍冒着烟。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碎片里还夹杂着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人里包括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几乎就住在正对面。那天晚上，他刚外出回家把车停好。投掷炸弹的人大概是躲在阴影里，等他走了才继续把炸弹安放好。要是罗斯福晚一分钟回来恐怕就已经死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也会截然不同。罗斯福看到帕尔默夫妇身上蒙着一层石膏粉尘，震惊又茫然地走来走去。帕尔默心烦意乱地说着话，操着从小习惯的贵格教派语言，用“汝”（thee）和“尔”（thou）指代邻居们。
很明显，投弹人已经被自己的装备给炸成了碎片。罗斯福的表亲、同在现场的爱丽丝·朗沃思（Alice Longworth）说：“很难不踩到血肉模糊的碎块。”投弹人的一条腿落在了街对面的台阶上，还有一条腿飞到了15米之外。躯干的一大段还裹着破烂的衣衫，挂在邻近街一户人家的屋檐上晃来晃去。另一截难以判断是哪个部位的肢体一路飞进了一扇窗户，落在挪威特命全权公使赫尔玛·拜卢（Helmer Bysn）的床脚下。投弹人大部分头皮在两个街区之外的S大街上都能找到。从距离和高度上看，为了达到这个地方，投弹人的脑袋必然要顺着一条高30.48米长76.2米的轨道飞出去。这可真是个大号炸弹。
因为尸体碎片太多，警察们最初以为有两名投弹人，或者一名投弹人及一个身份不明的无辜路人。显然，爆炸发生得太早了。警方推定投弹人正要将炸弹放在帕尔默家的台阶上，却不小心触发了它。
这天晚上还没过完，各地新闻专线就又传来报告：还有7个地区发生具有类似破坏程度的爆炸——波士顿、纽约、费城、匹兹堡、克利夫兰、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以及马萨诸塞州牛顿市。只有纽约的一名守夜人丧命，但知悉恐怖分子能协调发起如此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明显紧张起来。其他地方的炸弹有几枚显得十分神秘，有可能是因为安放位置出了错。在费城，一枚炸弹把某珠宝商的房子炸飞了，可此人跟政府全无关系，也跟政治没有牵连。另一枚炸弹炸毁了一座天主教堂。为什么投弹人会以天主教堂为目标呢？没人解释得了。
基本上，多亏了华盛顿的投弹人打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圆点领带，侦探们才得以确认他的身份：卡罗·维尔迪诺切（Carlo Valdinoce）。这对无政府主义运动来说可是很大的损失。虽然年仅24岁，但维尔迪诺切已经成为了地下传奇人物。联邦探员最近刚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他的踪迹，但他当着众人的面顺利脱身，为自己平添了机警与无敌的名声。自1917年进行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投弹活动之后，维尔迪诺切就一直在逃。该枚炸弹同样没按计划爆炸。确切地说，炸弹压根儿就没爆炸。可警方的行为蠢得超乎想象，他们把炸弹带回警察局，放在主审讯室的一张桌子上以便仔细检查。在拨拨弄弄的过程中炸弹爆了，10名警察以及一名来报抢劫案的妇女当场身亡。投弹人根本没被抓到，案件始终未结。有关激进分子的案件最终能结案的不多。
爆炸案给米切尔·帕尔默的思想造成了奇妙的影响。他本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就任司法部部长才刚3个月就成了两枚炸弹的靶子——前一枚炸弹就是缺乏邮资没能投递出来的那枚；现在这一枚实实在在地在他家爆炸了。这促使他强烈地倾向于认同司法部一位年轻顾问的意见：这位顾问构建了一套阴谋论，认为美国的移民颠覆者意图发动政变。这位年轻顾问名叫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他让帕尔默认为共谋者的人数庞大，而且正打算发动一场大罢工。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埃德加·胡佛负责当时无关紧要的敌国公民登记科，俗称“激进分子部”。他整理出了一份包含了20万人与其组织名称的索引文件，整整齐齐地做好了交叉引用。他又找了40名翻译埋首钻研激进文献，不知疲倦的胡佛为他们清点了600多本出来。
1920年，帕尔默满怀希望地想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想通过果断解决激进分子问题来展现自己的强硬气势。他做了一系列具有末世预言风格的演讲，警告人们说，革命的火焰正席卷全美，“舔着教堂的祭坛，跃上学校的钟楼，爬进美国家庭的神圣角落，力争用放荡的律法取代婚姻的誓言，把社会的基石烧个精光”。帕尔默称大约有500万名革命分子正计划颠覆美国。凭借突出的下巴和严厉的说辞，帕尔默成了崇拜者心目中的“贵格会斗士”。他发起了一场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所谓的“红色恐慌”。
在埃德加·胡佛的热情鼓励下，帕尔默准备对激进分子的聚会场所展开一连串的突击行动。第一轮突击行动于1919年11月7日（俄国革命两周年）进行，12个联邦探员和警察冲进事前看准的俱乐部和咖啡馆，打砸家具及逮捕所有在场人员。在纽约，警方突袭了俄国工人联盟，殴打每一名抗议者，甚至拷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而这个联盟无非是普通的社交俱乐部，会员可以去下棋、上英语课，跟激进活动毫无联系。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警方逮捕了大批犯罪嫌疑人，接着又逮捕了前来打听嫌疑人情况的人。在底特律，警方拘留了800人，包括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一家餐厅的所有就餐者，把他们关在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里整整一星期，不提供足够的饮水，没有厕所，也没有可供躺下的空间。而最终，所有人都被无罪释放。
帕尔默看到突击行动带来了宣传效果，又在公众心中注入了恐惧情绪，大感兴奋，于是下令来年进行规模更大的第二轮突击。第二次至少在全美23个州78个城市逮捕了6000~10 000人（各方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警方同样对私人财产进行了许多毫无必要的破坏，甚至没有逮捕令就抓人，还殴打无辜者。事实证明，“红色恐慌”其实完全没那么可怕。总体而言，当局只查获了3把手枪，并且没找到炸药，也没有发现任何意图颠覆国家的证据。因为没能抓到投弹人，当局没能挖出真正的主谋，帕尔默的政治前途就这样断送了。在1920年的民主党全美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选择了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James M. Cox）来跟他的同州老乡哈丁唱对台戏。虽然帕尔默的突击行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但却极有力地影响了全美上下的情绪。这就是布里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长斯图尔特明明没找到任何证据便可以认定凶手是外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萨科和万泽蒂从来没能真正得到洗清自己罪名机会的原因。
1905—1914年，1000万人（大部分来自南欧和东欧）涌入了最初仅有8300万人的美国。众多的移民彻底改变了美国城市的面貌。到1910年，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和波士顿总人口的近3/4。
仅是1908年就有13万意大利人来到美国，萨科和万泽蒂便在其中。萨科年仅16岁，来自意大利东南部的托雷马焦雷。万泽蒂来自离法国不远、更繁荣的北部皮埃蒙特山区，他比萨科大3岁。两人都不曾重回祖国。尽管都定居在新英格兰地区，但他们直到1917年才结识。
萨科是个小个子，身体灵巧，长得俊俏，用当时的话形容就是“轮廓鲜明，犹如罗马硬币”。说起来，萨科真有点像年轻时的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他是个长相好看的小个子，说话轻声细语的，不喝酒也不赌博。萨科在一家鞋厂找到了工作，很快就成薪水优厚的熟练工匠。到美国4年后，萨科结了婚，建立起家庭。被捕时他才30岁，是个勤劳努力的家庭支柱。他看起来并不像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
万泽蒂属于另一种情况。虽然在意大利接受过糕点师培训（这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来到美国后他成了拿最低薪水的普通工人。他就好像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罪恶，故意要过贫困生活似的。他经常失业，总是缺钱，甚至偶尔吃不饱肚子。不过，到了1919年春天，他的经济状况还有他的创业精神突然好起来了：他买了一辆贩鱼车，配备了刀具、秤和闹钟吸引顾客，成了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的流动鱼贩。被捕时万泽蒂33岁，生意进展正顺利。
万泽蒂天生智力超群。他读过许多书，生活安静而清醒。万泽蒂从未交往过女朋友。他神态忧郁，笑起来带着伤感的温柔。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柔情，简直叫人为之心碎”。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1917年过后，万泽蒂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留起了一蓬大长胡子。虽然他态度和蔼，脾气也好，却被当作美国的死敌。“万泽蒂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化身。”他的同事说。
万泽蒂和萨科并非特别亲密的朋友。他们的住处相隔4.8千米，萨科在靠近布里奇沃特的斯托顿，而万泽蒂住在普利茅斯。两人因南布伦特里抢劫谋杀案被绞死时，相识还不到3年。
被捕并接受调查时，这两人表现得不好。他们无法解释到汽车修理店去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们自称不认识布达或者其他人，也不认识拥有摩托车的人。这些都是谎话，很容易被揭穿。他们否认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对为什么要到西布里奇沃特来的解释又前后不一，更缺乏说服力。人们一直怀疑，他们到那儿去是为了运送非法物资，可能是炸药，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文献，因为不想惹祸上身才说了谎。
布达和第4名男子[后确认为里卡多·奥茨雅尼（Riccardo Orciani）]经过逮捕审讯后，获得了释放：奥茨雅尼是因为能证明自己在两件抢劫案发生时都在上班，布达则是因为个子非常矮而粗壮，跟任何目击证人的描述都不吻合。因此，萨科和万泽蒂被默认为主要嫌疑犯，甚至是唯一可信的嫌疑犯，哪怕两人都不曾有过犯罪记录，也不曾跟任何犯罪团伙有联系。警方能提出的反证只有：被捕当时，两人携带武器，并说了谎话。
几乎所有的证据都不指向他们。他们是极为温和的人，性格里没有丝毫暴力倾向。没人见过他们说话动怒或抬高嗓音。没有任何证据——比如被盗车辆上的指纹——表明他们在案发现场。
有3名目击证人看过照片后认定枪手之一是安东尼·帕米萨诺（Anthony Palmisano），结果帕米萨诺早在案发前的1月份就进了水牛城监狱。至少有两名目击者说，为首的枪手留着一抹铅笔粗细的小胡子，而萨科没留胡子，万泽蒂的胡子又是出了名的茂盛粗乱，垂下来时盖住了整个下巴，只露出了嘴。萨科和万泽蒂被带着从目击证人面前走过，警方并未按程序要求的那样将他们混入人群，而是单独让证人看，并明确告知目击者这两人就是主要的嫌疑犯。即便如此，主要证人中的一位妇女在随后的审讯中站在萨科和万泽蒂面前也未能指认出两人。
一开始，没有人把他们二人被捕看成一件大事。一位从纽约被派到马萨诸塞州做采访的记者向编辑报告说：“没什么可报道的——只逮到了两个可怜的南欧人。”在波士顿，1920年春天的头条报道是红袜队会怎样打完第一个没有贝比·鲁斯的赛季。
让万泽蒂震惊的是，他不光被指控参与布伦特里一案，还被控参与了1919年圣诞前夕发生在布里奇沃特的L. Q. 白鞋工厂的抢劫案。萨科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拿出了一张时间卡，证明事发当天自己在值班。万泽蒂并非没有不在场证明，有3名证人都做证说，事发当天曾跟他在普利茅斯的贩鱼车前说过话，做过买卖。对许多意大利人而言，鳗鱼是一种传统圣诞美食，所以圣诞节的前一天，很多人都记得从万泽蒂那儿买过鳗鱼。而不利于万泽蒂的证据却显得说服力不强。记者问一个年仅14岁的日击证人，他是怎么知道劫匪之一是外国人的，小证人回答：“我可以从他逃跑的样子看出来。”
但陪审团显然相信“所有南欧佬都是一伙的”（万泽蒂事后苦涩地说），无视所有有利于万泽蒂的证词，将他定了罪。若能有个新教牧师或是小学校长为万泽蒂做证，或许他就能脱罪了，只可惜，圣诞前夕没有这样的人来买过鳗鱼。
据说审理万泽蒂一案的法官韦伯斯特·塞耶（Webster Thayer）讲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尽管实际上可能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无论如何他在道德上都是有罪的，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原罪。”这句话多次被人引用，但审判记录里其实并没有类似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塞耶真的这么说了。不过，法官明显对无政府主义者没好感。法官判处万泽蒂入狱12 -15年，这对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来说过分严厉了。很多观察家认为，初审太过滑稽，可惜二审又让情况变得夏糟。
对20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来说，美国常常让他们震惊。历史学家伦纳德·迪纳斯坦( Leonard Dinnerstein)和大卫·赖默(David M．Reimer)评论说，大多数移民“对美国人待自己的冷漠态度感到措手不及”。很多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因国籍问题在就业和教育机会上受到排挤。政府还出台了不让他们搬到特定街区的限制性契约。住在美国最南部诸州的意大利人有时只能去黑人学校，而在最初，他们被允许使用白人的饮水机和厕所都很成问题。
其他移民群体，包括希腊人、土耳其人、波兰人、斯拉夫人，或各国的犹太人都碰到过类似的偏见。对亚洲人和美国黑人来说，偏见和限制性举措更残忍、更离谱，但意大利人差不多被划成了特殊的一类：比其他种族更难缠、更喜怒无常、更爱惹麻烦。每当出现什么问题，意大利人似乎总是置身旋涡中央。美国社会对意大利人的普遍看法是，他们不是法西斯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真的两者都不是，那一定是黑帮分子[1]。
就连《纽约时报》也在一篇社论中称：“要想教化这些意大利人，让他们守规矩，除了动用法律之手，恐怕毫无希望。”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家E. A. 罗斯（E. A. Ross）坚信，意大利本土的犯罪率下降完全是因为“坏人都来这儿了”。所以，露丝·斯奈德和贾德·格雷才虚构出是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杀害了斯奈德先生这套说辞，指望利用社会的这一成见进行误导。
对工人阶层的意大利人而言，他们很难融入社会。数百万意大利移民基本上跟美国其他族裔是完全隔绝的，萨科和万泽蒂来到美国已经12年了仍然说不好英语，就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上述观点。审讯记录表明，对于法庭提出的问题和别人说的话他们经常无法完全理解。哪怕他们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也难于自我表达。有人说，与其说他们讲的是带意大利口音的英语，倒不如说他们是用英语单词拼意大利话。以下节选了萨科站在证人席上，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既可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又仍然热爱美国：
来到这个国家后，我看到的跟我之前想象的非常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我在意大利工作不如在这个国家那么辛苦。我在意大利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在同等条件下工作没那么辛苦，每天只工作七八个小时，但吃得更好。我说的是真心话。当然，这里也有好食物，因为这个国家更大，但这只是对有钱可花的人来说的，对劳工阶层就不一样了。在意大利，工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吃蔬菜，也更新鲜，但我选择来了美国。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萨科一几蹩脚的英语足以证明意大利人懒散落后、不可救药。许多美国人也真心感到困惑，真心觉得受了冒犯：美国朝贫穷衰弱的欧洲打开大门，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机会，可这种慷慨大度换回的却是外国人罢工、埋炸弹、煽动暴乱。萨科和万泽蒂成了忘恩负义的鲜明象征。当时美国人的普遍观点是：哪怕他们在布伦特里一案上无辜，仍然应当受到惩罚。本案陪审团里的一名工头据说在审讯之初说过这样的话：“该死的，他们就该被绞死。”
财萨科和万泽蒂的起诉书在马萨诸塞州公开之后，一辆马车停在了位于曼哈顿百老汇和华尔街路口的J. P. 摩根公司总部门口。推测起来，驾车人拴好马后迅速离去。片刻之后，车厢突然爆炸掀翻了整个街区，几条街之外一栋32层建筑的窗户都被震碎了。这是一枚烈性炸弹：弹体内塞满了弹片，目的就是要炸伤人。而且，它是在街上挤满午休的工人时被引爆的。30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爆炸产生的热力极大，大量受害者都有严重烧伤。J. P. 摩根公司的一名文员在办公桌上被一截飞来的玻璃切断了脑袋，可理论上是炸弹的主要目标的公司的高层却无人受伤。J. P. 摩根本人当时在国外。摩根公司的其他合作伙伴正在会议室开会，包括林德伯格的岳父德怀特·莫罗。这个房间没有面朝着炸弹爆炸一侧的窗户，所以人们安然无恙。到这天结束时，爆炸导致38人死亡143人受重伤。室外最幸运的人里有未来总统的父亲约瑟夫·P. 肯尼迪，他离炸弹的位置很近，几乎被气浪掀翻在地，好在他没受重伤。
摩根公司第二天就照常营业了，并以此感到自豪。他们悬赏10万美元来征求嫌犯线索，但前来请赏的人都说不清投弹人的样子，也提供不出有用的线索。警探和联邦调查员访问了芝加哥城东的每一名铁匠，走访了四千多个马厩，希望能找到投弹者所用的马、马车或马蹄铁。弹片是用窗帘吊锤制造的，警方联系了美国所有的窗帘吊锤经销商和制造商，希望找到金属块的来源。侦探们整整查了3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没有任何人遭到指控。
1991年，历史学家保罗·阿维里奇（Paul Avrich）在《萨科和万泽蒂：无政府主义背景》（Sacco and Vanzetti: The Anarchist Background）中宣布，他有充分但不够详尽的证据认为，投弹人就是马里奥·布达，也即逮捕当晚与萨科和万泽蒂在一起的那个人。不过，纽约的警察并不知道布达，也不曾怀疑他，更没有调查他。不管布达是否参与了投弹，在爆炸发生之后，他匆匆忙忙回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
人们后来还发现，尼古拉·萨科曾经是卡罗·维尔迪诺切的密友，而当维尔迪诺切死于帕尔默爆炸案之后他的妹妹住进了萨科家。现在看来，萨科和万泽蒂似乎并不像历史所妆饰得那么无辜。
1921年5月31日，萨科和万泽蒂的南布伦特里谋杀和抢劫案开庭审理，仍由韦伯斯特·塞耶担任主审法官。塞耶约60岁，身形憔悴，有气无力的。他长着鹰钩鼻，嘴唇很薄，留着白胡子，身高只有1.57米。但年轻时塞耶是明星运动员，差一点儿就成了职业棒球运动员。他一辈子都有点好斗，可能因为他生在一个讲究向统的州，父亲还是个屠夫。
庭审持续了差不多7个星期，问询了160名证人，打出了2000页的证词。按照马萨诸塞州检方提起的控诉，萨科和另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对受害者进行拦截，并开枪射击。警方并未努力追踪另一名枪手或劫案的其他参与者。把事情一股脑儿栽到萨科和万泽蒂身上，检方似乎就心满意足了。哪怕用最糟糕的情形推测，就算万泽蒂参与了劫案，他也仅仅是逃跑车辆里昀乘客。并且只有一名目击证人认为车里有他。有44人发誓说案发当天在其他地方看见过万泽蒂，大部分人都说他在普利茅斯卖鱼，或者断言他不在疑犯当中。普罗维登斯有个叫“莫雷利”的犯罪团伙，他们素来爱抢劫制鞋厂，但警方并未调查他们。警方从来没在萨科或万泽蒂处找到本案中被抢劫的钱，也未发现两人与此有任何关联。检方没有为钱的下落提供任何理论支持，也不曾尝试寻找或确认另外三名参与抢劫的男子。
很多不利于被告的证词相当可疑。一家工厂的工人刘易斯·佩尔塞（Lewis Pelzer）做证说，他看见了萨科枪击贝拉德里。但他最初告诉警方的是，听到枪响他就钻到了一张桌子下面，什么也没看见。而他的3名同事也做证说，佩尔塞压根儿没朝窗外看。
关键证人玛丽·斯普莱恩（Mary Splaine）说，她看向窗外时嫌犯的车辆正扬长而去。她的观察时间不超过3秒钟，而且隔着18.3~24.4米的距离。但在审判中，她说出了萨科外貌上的16处细节，包括他眉毛的阴影，他头发长及脖子的部位。她甚至肯定地说出了萨科的身高，哪怕她只见过萨科坐在车里。而13个月前，萨科近距离与她相对时，她未能辨识出萨科。萨科曾短暂任职于赖斯及哈钦斯鞋厂，好几名员工都还记得他，但除了玛丽·斯普莱恩之外没人说尼古拉·萨科在案发现场。
只有一名证人认为万泽蒂在案发时就在现场——是坐在逃跑车辆里的乘客。没有任何人证实他开了枪，或者直接参与了抢劫行动。
在向陪审团做结案陈词时，法官韦伯斯特·塞耶特别强调了法律界所谓的“负罪感”：萨科和万泽蒂在问讯时有躲躲闪闪的可疑行为。塞耶提出，无辜的人没必要编造答案。所以，他们一定是有罪的。陪审团认同此看法。1921年7月14日，经过5个小时的审议，陪审团宣布萨科和万泽蒂有罪。处决方式是电刑。
不能说检方匆匆忙忙就处决了他们两人，毕竟上诉过程持续了6年，萨科和万泽蒂的辩护律师团队提交了7次复审动议，理由是塞耶存在偏见，审判不公，并向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又提出了两次上诉。但是所有上诉均遭否决。在1925年，亚速尔居民塞莱斯蒂诺·马德罗斯因另一起罪行被关在死囚牢房时做了忏悔。“我自认参与了南方布伦特里鞋厂一案，萨科和万泽蒂不是真凶。”他写道。经审讯，马德罗斯含糊地证实了布伦特里抢劫案的一些关键细节，比如案发时间，但塞耶以口供不可信（其实是可信的）为由将其驳回。塞耶还公布了一份25 000字的详细声明，解释为什么他驳回了所有再审动议。
对此举愤怒不满的第一批迹象并非来自美国，而是在法国。1921年10月20日，一枚被伪装成礼物的炸弹送到了迈伦·赫里克大使手里。由于惊人的好运，有个人竟然辨认出了包裹里装的东西（这样的人在巴黎极少），并采取了恰当的处置方式。赫里克的英国助手劳伦斯·布兰查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研究过炸弹，意识到包裹里嗖嗖的响声出自米尔斯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前，他飞快地把包裹扔进大使的浴室。炸弹炸毁了浴室，一块弹片还钻进了布兰查德的腿里，但他基本上没怎么受伤。如果是赫里克本人打开包裹，那么1927年在巴黎迎接林德伯格的就是另一位驻法大使了。
几天后，在一场有关萨科—万泽蒂案的集会上，另一枚可能是意外爆炸的炸弹炸死了20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斯本、里约热内卢、苏黎世和马赛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轮番有炸弹爆炸事件发生。
在美国，作家等文化界人士首先发起了抗议，其中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记者海伍德·布鲁恩( Heywood Brown)，以及“阿尔冈琴圆桌会议”(Algonquin Round Table)的若干参与者，包括多萝西·帕克和罗伯特·本奇利( Robert Benchley)。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以“游荡和闲逛”罪（这似乎是波士顿的一项奇怪罪名）遭到逮捕和指控。本奇利还发誓说曾听到塞耶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高尔夫俱乐部里夸口：“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些混蛋。”这进一步激怒了自由派人士。
国外传来了更多呼吁重审的请愿书。有一份请愿书征集了50万人的签名，另一份也有超过15万人签名。世界各地都有街道和咖啡馆改成了这两个意大利人的名字。阿根廷出现了一种名叫“萨科&万泽蒂”的香烟，另外还出现了一首闻名热门探戈舞曲。
文化界人士和外国人的参与使某些领域的人们极为愤怒。以爱尔兰裔为主的工人在波士顿举行了反示威活动，要求迅速将两名意大利人处死。作家弗朗西斯·拉塞尔( Francis Russell)茌这时还是波士顿的一个小男孩，他回忆说当时的公众舆论大多是反对萨科和万泽蒂的。中产阶层的一些人尤其认定他们有罪。爱达荷州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 William Borah)说：“对外国抗议者的些许再视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也是无耻的、懦弱的妥协。”他还称外国抗议者“鲁莽且固执”。
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审查了此案，他相信萨科和力．泽蒂的罪名属于捏造，这让事情出现了真正的转机。法兰克福特在1927年3月号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详尽阐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尽管我深怀遗憾，却毫不畏惧别人的反驳。在当代社会，案件记录所揭示的情况和舆论所传达的内容存在差异，而我敢断言，塞耶法官的观点与此不符。”他写道，“要准确形容他25 000字的文章，我只能说，这里面充满了种种错误的引用、误导性陈述、蓄意打压、断章取义……论证错误比比皆是，有违司法精神的论断充斥全文。”
法兰克福特系统性地且极具说服力地驳斥了萨科和万泽蒂一案的庭审结论，但波士顿的掌权人物却不大欢迎他的研究成果。许多哈佛校友要求开除他，同事和老朋友也冷落他。法兰克福特发现，每当自己走进房间或餐厅总有人起身离席。据说，他的文章让哈佛少了100万美元的校友赠款。
但在其他地方，愤怒和不公正的感觉似乎渐渐多了起来，连贝拉德里都要求重新审判。持保守立场的《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此前支持判决，在重读了塞耶25 000字的声明之后转变了立场。
对本案给予最多关注的人要数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文·富勒（Alvan T. Fuller）。富勒似乎是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早年是自行车销售员，后来从巴黎带回了两辆汽车，也是最初一批出口到北美的汽车。最终，在帕卡德成为全美最优秀汽车品牌时，富勒成了新英格兰地区唯一的帕卡德分销商。这样的合作关系让他成为了千万富翁。他住在波士顿的豪宅里，收集19世纪的英国画作，尤其是托马斯·庚斯博罗和乔治·罗姆尼的画作。他当了14年的民选官员，但从不领薪水。
1927年5月10日，也就是南杰瑟和科利失踪的时候，一枚炸弹被匿名寄给了富勒，好在被及时截获拆掉了引线。同月，富勒任命3位杰出人物哈佛校长阿伯特·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塞缪尔·斯特拉顿（Samuel Stratton）、退休法官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来郑重考虑萨科和万泽蒂是否获得了公正的审判，是否应被执行死刑。他们都不年轻了，洛厄尔71岁，斯特拉顿66岁，格兰特是75岁。
与此同时，富勒也对案件进行了私人研究。他阅读了庭审记录的每一个字，让人把所有的物证，包括手枪、子弹和衣物送到自己家里研究。他还亲自给活着的11名陪审员（有一人去世了），以及两次审讯出席过的所有证人打去电话询问。他曾多次专心致志地花十几个小时专心研究萨科—万泽蒂案。
富勒曾两次访问萨科、万泽蒂和倒霉的塞莱斯蒂诺·马德罗斯，他也去探望了他们三人的亲人。富勒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万泽蒂。万泽蒂在监狱里通过函授课程学习英语，表达能力极大改善。在监狱里的最后岁月，他写了许多清晰动人的信件与文章，见者莫不为其流露出的多愁善感和才情所动。万泽蒂的律师弗雷德·穆尔（Fred Moore）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杰出温婉”的人。州长富勒跟万泽蒂初次见面时就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个多么有魅力的人哪！”
1927年7月，林德伯格访问波士顿的当天，富勒先到查尔斯顿监狱会见被定了罪的萨科、万泽蒂和马德罗斯。他跟萨科、马德罗斯各谈了15分钟，但跟万泽蒂谈了整整1小时。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富勒并不希望处决这两人，尤其是万泽蒂。
就在林德伯格出访期间，洛厄尔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它的结论是，萨科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万泽蒂可能有罪，但改判死缓没有根据。自由派人士燃起了万丈怒火。海伍德·布鲁恩称之为“合法的谋杀”。他讽刺地写道：“不是所有犯人都能荣幸地被哈佛大学校长按下电钮处死的。”
萨科和万泽蒂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8月3日，富勒带着隐约的遗憾宣布，他找不到宽大处置两人的理由，死刑必须执行，萨科和万泽蒂将在下周上电椅。
这个消息并未像人们预料中那样引起轰动，因为在遥远的南达科他州，柯立芝总统发布了一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的公告，让全美上下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