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六：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特征、消费和社会态度
朱迪[1]
中产阶层主要指从事白领职业、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比较优越的人群。中产阶层象征优越的物质生活和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代表依靠个人努力实现梦想的社会流动路径。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产阶层往往被认为是社会主流人群。中产阶层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既区别于上流社会的精英，也不同于文化水平较低、处于生存边缘的底层人群，该阶层的壮大通常被视为社会结构的合理健康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产阶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不仅在消费领域越来越成为引领力量，在社会参与和社会态度方面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尽管“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的定义和使用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这个阶层或群体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
一 中产阶层的研究和定义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不仅是国别的研究，也有世界性的研究。由于中产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重要功能，这些研究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有的关注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有的关注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有的关注世界消费趋势，也有的关注社会运动和中产阶层思想动态，等等。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Kharas，2010），定义每人每天支出10美元至1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之间的家庭为中产阶层，按照这个定义，2009年全球的中产阶层中，北美占18%、欧洲占36%、亚太占28%。卡拉斯预测到2030年，亚太中产阶层则增长到占全球中产阶层的66%，北美中产阶层下降至7%、欧洲下降至14%。这种预测对于世界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有重要启示。2009年，亚太中产阶层的消费只占到全球的23%，而到了2030年该数字可能上升至59%。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崛起改变了全球消费市场的走向，卡拉斯预测到2040年，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消费可能达到全球中产阶层消费的40%，在未来可能持续上涨至60%。
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5）定义拥有价值5万至50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财富的人群为中产阶层。按照瑞信研究院的测算，2015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成年人口的10.7%，若是加上最富裕阶层，中产及以上阶层占成年人口的11.3%；美国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占50.0%，印度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占3.2%，俄罗斯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占4.6%。表1显示了2000～2015年主要国家中产及以上阶层的成年人口增长情况。中国中产及以上阶层的成年人口增长了4330万人，美国增长了2200万人，印度增长了770万人，而俄罗斯的中产人口下降了60万人；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于各国中产阶层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表1 2000～2015年各国中产及以上阶层成年人口增长情况
虽然是成熟社会结构的国家，英国的社会结构近些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11年至2013年间，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联合六所大学进行了“大不列颠阶层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结果显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足以解释英国的社会变化。该研究主要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大维度定义社会阶层，提出英国社会目前拥有七个阶层（Savage et al.， 2013），如表2所示。传统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结构只能够解释39%的被调查者，并且调查者认为传统工人阶级“正在退出历史舞台”[2]。而新出现的阶层包括技术中产阶层、新富裕工人和新兴服务工人，占到总人口的40%。
表2 当代英国社会的七大社会阶层
中国的中产阶层同样拥有较高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很多实证研究认为其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力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3]张翼（2016）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新中产阶层的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是目前产能供给与新中产的消费品位存在差距。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2016）分析表明，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消费欲望，以及更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他们频繁地参与文化娱乐和休闲消费，更愿意在子女教育、文化品位、休闲旅游和绿色消费方面投资。张林江、赵卫华（2016）认为中产阶层对商品和服务的要求更加个性化、品质化、差异化、精细化，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更强调重视服务的良好体验性，因此在庞大中产阶层消费转型的支撑下，具有良好消费体验性的“想象力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在目前的阶段，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遭遇了向上流动、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阶层认同等多方面的困境，不利于阶层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有研究从收入、就业、供给、消费多个维度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规模的政策建议（李培林、朱迪，2015；朱迪，2016；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2016）。张翼（2016）特别提出扩大消费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民生保障——消费刺激政策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
本报告使用实证数据，旨在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本报告将首先分析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规模和人口特征，然后考察中产阶层的消费和生活满意度，还有与中产阶层的主客观福利密切相关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态度，这些也关系到中产阶层社会功能的发挥。最后，就中产阶层的主要特征和所面临的困境，本报告将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报告的数据来源主要为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调查）。CSS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使用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基本涉及全国25～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区域，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总共有41685个样本，2015年CSS调查的样本为10243个。
二 中产阶层的规模和人口特征本报告主要使用职业和收入来定义中产阶层。由于精英阶层只占人口的很少一部分，很难算出较为准确的人口比例或者与其他阶层作比较，所以本报告将这部分精英阶层纳入了“中产阶层”，统一进行分析。
虽然学界对于中产阶层的概念有争议，但是“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中产阶层。很多现有文献也将他们称作“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如边燕杰、刘勇利，2005）。虽然本报告不赞成用收入来单维度地定义中产阶层，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得不承认收入或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是影响一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机会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精英阶层以外的普通白领中，本报告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普通白领归入“中产阶层”。将其余的人群，包括收入等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普通白领以及蓝领（体力劳动者）定义为“中低阶层”。本报告使用家庭人均收入，而非被访者汇报的个人收入，作为划定中产的标准之一，前提假设是认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多依赖于作为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这有可能帮助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会拉低其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本报告中，中产阶层可以理解为中产家庭的成员。
根据CSS 2015年的调查，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16%，中低阶层占全国人口的84%。城镇地区的中产阶层比例显著较高，占城镇人口的25%。农村地区的中产阶层比例仅为5%（见表3）。如果去掉没有工作的样本，中产阶层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2%，中低阶层占58%。
表3 2015年全国中产阶层规模及城乡分布
除了中产阶层，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往往也提及另一个概念“中等收入群体”，并常常困惑二者的区别。尽管二者都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属于中层的群体，但是二者的概念与社会功能有所差异。中产阶层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更多是反映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即劳动者群体中白领劳动者大量增加、蓝领劳动者大量减少的趋势，因而使用以职业指标为主的多种指标测量。而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反映收入分配格局变化，通常使用收入单一指标来测量。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生活比较宽裕，相对于高收入者和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来说，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
本报告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使用相对指标。该指标使用收入中位数作为参照标准，将收入等于中位数的0.75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数的0.75倍但是低于中位数的1.25倍（包括1.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数的1.25倍但是低于中位数2倍（包括2倍）的人群定义为中高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数2倍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表4显示了全国和城镇地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重合情况。我们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大约92%的中产阶层属于中高收入群体（24%）和高收入群体（68%），大约69%的中低阶层属于中低收入群体（23%）和低收入群体（46%）。而在城镇地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94%的中产阶层属于中高收入群体（23%）和高收入群体（71%）。
表4 2015年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交互分析
鉴于中产阶层大量分布在城镇地区、典型的中产阶层职业也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本报告主要使用城镇居民样本来分析中产阶层的现状，包括消费模式、主观认同、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态度。
城镇中产阶层的年龄平均为39岁，显著低于城镇中低阶层的平均年龄47岁。城镇地区，中产阶层的男女比例较均衡，而中低阶层的女性比例显著较高。中产阶层中男性占51%，女性占49%；中低阶层中女性占57%，男性占43%。
从受教育程度来讲，中产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中低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具体的受教育程度分布如表5所示。城镇中产阶层集中在高中、中专和职高（24%），大专（26%）和本科（22%），而中低阶层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中高中、中专和职高文化程度占22%，初中文化程度占37%，未上学和小学文化程度占29%。
中产阶层的家庭人均收入平均为44155元，中位数（位居第50%分位的家庭人均收入）为30000元，中低阶层的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只有17292元，中位数仅为12800元。同时，中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标准差为89815元，中低阶层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标准差为20921元。
表5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受教育程度
根据定义，中产阶层的职业集中在白领职业，而中低阶层的职业集中在蓝领和部分收入较低的普通白领职业。如表6所示，在经济活跃的中产阶层中，11%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30%为专业技术人员，其余59%为普通白领，包括22%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20%的商业工作人员、16%的服务性工作人员和1%的警察及军人。在经济活跃的中低阶层中，36%为普通白领，包括9%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及14%的商业工作人员与13%的服务性工作人员，另有65%为体力劳动者，包括28%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36%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1%为其他职业人员。
表6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职业类型（以就业人口为总体）
可以看到，白领群体内部分化较明显，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是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表7进一步显示了这种差异。总的来讲，在除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外的普通白领群体中，有54%为中产阶层，有46%的为中低阶层。其中，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中有65%为中产阶层，商业工作人员中有50%为中产阶层，服务性工作人员中有48%为中产阶层。
表7 城镇白领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
虽然学术界对于中产阶层的定义有所争论，但是职业作为中产阶层的核心概念毋庸置疑。从职业的维度，白领和蓝领群体是区分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白领主要指脑力和半体力劳动者，蓝领主要指体力劳动者。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首次超过50%，2016年延续这种态势，达到51.6%。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和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即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本部分使用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调查数据，将通过比较白领和蓝领的规模变化考察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
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分别简称为“五普”和“六普”）将全国就业人口分为七类职业，根据本报告的定义，白领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蓝领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其中，“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主要为农业从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主要为非农蓝领从业人员。
图1 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三大职业结构
本报告将全国就业人口划分为白领、非农蓝领和农业从业人员，可以通过分析考察三大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职业结构变化。如图1所示，2005年至2010年，农业从业人员从所占人口的64%显著下降到48%，白领和蓝领从业人员均有所上升，其中白领从20%上升至29%，非农蓝领从16%上升至23%。可见，白领数量的增长快于蓝领，从2005年大约131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大约2083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05年至2010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从40.3%增加至43.0%，产业结构的转型解释了白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图2 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城镇地区三大职业结构
城镇地区的白领在2005年占就业人口的48%，2010年刚超过蓝领人口，占就业人口的53%。并且农业从业人员进一步减少，从2005年的21%减少至2010年的16%。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
抽样调查数据中的白领比例较高，但显示了同人口普查数据同样的趋势，即白领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大量减少。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依据上述概念，本报告将白领定义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以及调查到的很少比例的“警察和军人”；将蓝领定义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其中前者为农业从业人员，后者为非农蓝领。
图3显示，2006年至2015年，白领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由2006年的32%上升至2015年的38%；农业从业人员则呈明显下降趋势，由52%减少到了42%。调查数据也显示，2013年，白领在城镇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2%，在2015年则达到64%，相对于工业和农业蓝领的人口优势有所强化。如果只计算非农从业人员，2008年至2015年，城镇地区白领占非农就业人口的70%以上，规模优势更为明显，并且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
图3 2006～2015年全国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白领群体的构成，则发现该群体内部呈现由管理权限、专业技术以及职业地位带来的差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拥有较高的管理权限和权力资源，属于“高级管理者”，2015年占城乡人口的3%、城镇人口的5%。专业技术人员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和较多的专业技术资源，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这部分群体明显更多分布在城镇地区，2015年占城乡人口的8%，而在城镇人口中达到14%。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属于“普通行政人员”，也更多分布在城镇地区，占城镇人口的15%。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属于较低层次的白领，从事脑力和半体力劳动，在城镇人口中分别占17%和14%。
表8 2015年全国白领群体的职业构成（以就业人口为总体）
CSS数据显示，白领大都分布在城镇地区，2015年83%的白领分布在城镇地区，只有17%的白领分布在农村。蓝领（包括非农蓝领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分布状况正好相反，69%的蓝领居住在农村，31%的蓝领居住在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中的男性比例都较高，2006年至2013年，男性比例在52%左右，女性比例在48%左右，到了2015年，白领的性别比例达到均衡，分别占50%。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的性别比例呈类似趋势，到了2015年，城镇白领中男性比例开始低于女性比例，分别占49%和51%。横向比较的话，城镇蓝领中的男性比例显著较高，这可能与青壮年男性农民工流动到城镇地区打工有关。城镇地区蓝领的年龄也较小，2006年城镇蓝领的平均年龄为42岁，低于城乡平均水平的45岁，虽然在2008年、2011年和2013年城镇蓝领的平均年龄有所增长，2015年增长至46岁，但仍低于城乡蓝领的平均年龄49岁，如图4所示。这个数据发现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城镇的趋势。无论是从城乡还是从城镇地区来看，白领的平均年龄普遍低于同年蓝领的平均年龄。
图4 2006～2015年全国和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的年龄
图5 2006～2015年全国和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从全国来看，白领和蓝领人群在受教育程度、收入上有显著差异。如图5所示，城镇地区无论白领还是蓝领的受教育年限都普遍较长，2006～2008年的差距较明显，2008年之后差距逐渐缩小。白领的受教育年限显著较长，2006年城镇地区白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之后维持在平均受教育年限12年，远高于蓝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9年。如果以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中专、职高3年，大学4年定义受教育年限，白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概在高中、中专、职高，而蓝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概在初中。城乡总体来看，蓝领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更低，200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年，到2008年开始增长至7年，但到了2015年仍维持在7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水平，远低于城乡白领平均12年的受教育年限。
较大的年龄、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蓝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和生活机会较少。以城镇地区为例，2006年蓝领和白领的个人年收入平均为11385元和18453元，虽然二者的收入水平逐年增加，但是白领的收入水平增长更快，2015年，蓝领的个人年收入平均为29079元，而白领的个人年收入达到了54584元。从城乡来看，蓝领与白领的收入差距更大。2006年城乡蓝领群体的个人年收入平均仅为8352元，到了2015年仅增长至19419元。上文提到，绝大多数白领分布在城镇地区，只有不到1/3的蓝领分布在城镇地区，白领与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除了人力资本的原因，还有城乡分割的制度因素。
四 城镇中产阶层的消费城镇中产阶层的家庭支出显著高于中低阶层的家庭支出，分别为114561元和62906元。就人均家庭支出来讲，中产阶层也几乎是中低阶层的两倍，分别为33448元和17299元。最富的5%的家庭的收入远远大于支出，而其余95%的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将近持平。数据显示，人均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人均支出为72273元，而人均收入达到130477元，为支出的近两倍；其余95%的家庭的人均支出为18630元，而人均收入为18373元，与支出几乎相抵。城镇居民中，45%的中产家庭收大于支，34%的家庭收支相抵，而中低阶层家庭主要是收支相抵甚至收小于支，分别占中低阶层家庭的37%和36%（见表9）。
表9 2014年城镇家庭的收支状况
从以上分析可见，富裕家庭的消费支出虽然较高，但只占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但是一部分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消费支出与收入基本相抵甚至入不敷出，这一方面说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生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也暗示这些群体的消费潜力有待开发和提升。
本报告将饮食、衣着、水电、住房、医疗、赡养老人及人情开支定义为家庭成员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即生存性消费；将教育、旅游、娱乐、耐用品、通信、交通开支定义为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消费，即发展性消费。2015年，城镇中产家庭的生存性消费支出为73521元，发展性消费支出为35247元，中低阶层家庭的这两种支出都较低，分别为42366元和16232元。扣除家庭规模因素，中产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支出仍然较高，人均支出分别为24605元和13908元，而中低阶层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人均支出为11100元和4648元。主要原因是中低阶层的住房和饮食支出可能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是中产阶层的饮食、住房、衣着等支出可能更注重生活质量，从而支出更高。
图6显示了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家庭生活支出以及构成比例的差异。图6中前八类为生存性消费，第九类至第十三类为发展性消费，最后一类为其他支出。总体而言，无论中产阶层还是中低阶层，生存性消费都占到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占中产家庭开支的64%、中低阶层家庭开支的67%。即使中产家庭，用于自我和家庭的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空间和购买力也被很大程度地压缩。
除了医疗保健，中产阶层在各个类别的家庭支出均高于中低阶层。差异最大的为首付及房贷、耐用品、饮食和衣着支出。中产阶层家庭的首付及房贷支出为19941元，中低阶层家庭的该项支出为4708元；中产阶层家庭的耐用品支出为13976元，中低阶层家庭的该项支出为4184元。饮食支出上，中产阶层家庭和中低阶层家庭分别为22447元和16160元；衣着支出上，中产阶层家庭和中低阶层家庭分别为7462元和3447元。
从支出比例构成更能看出中产阶层较高的生活质量。虽然中产阶层的饮食支出较高，但是仅占家庭支出的20%，中低阶层的饮食支出占家庭支出的26%。同中低阶层相比，中产阶层在衣着、首付及房贷，文化娱乐、旅游，耐用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考虑到衣着和住房虽然在生存性消费的范畴，但中产阶层的衣着和住房消费显然档次更高，从而比中低阶层的支出比例更高。文化娱乐、旅游和耐用品消费属于典型的发展性消费，反映了中产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更高的消费欲望。
图6 2015年城镇中产阶层家庭和中低阶层家庭的生活支出以及支出比例
研究发现也反映了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阶层家庭的购买力，房租、首付和房贷加在一起占到中产家庭支出的20%多，去掉基本生活开支，中产阶层能用在自我提升或者享受生活等消费的空间就很小了。比如访谈中一些大城市中产阶层被访者谈道，“现在感觉跟房子相比，生活中其他东西都很‘便宜’”。
中低阶层的生活水平显著较低，除了饮食占到了家庭开支的26%之外，医疗保健、人情支出、交通的支出比例都高于中产阶层，其中医疗保健占到家庭开支的12%，人情支出占到8%。
接下来考察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拥有情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如液晶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一些传统耐用品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彩电、普通手机等；技术革新带来了成本和价格的降低，从而促进了耐用消费品的大众化，以前比较高端的耐用品逐渐走入大众家庭，如空调，微波炉、烤箱等厨房电器以及汽车。智能手机是新技术产品迅速大众化的典型代表，中产阶层的拥有率在2015年达到97%，而中低阶层的拥有率也有82%。
图7 2015年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家庭耐用品拥有率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层的购买力和消费欲望都更强烈，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汽车的拥有率显著更高。如图7所示，本报告将调查中的家庭耐用品分为四类，普通家电、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机动车。普通家电包括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高档家电包括液晶电视，微波炉、烤箱等厨房电器，洗碗机，空调和真空吸尘器；数码产品包括电脑，摄像机、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机动车包括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
普通家电中，中产阶层与中低阶层的拥有率接近甚至比中低阶层更低；高档家电中，以液晶电视为例，中产阶层的拥有率为77%，高于中低阶层的拥有率（53%）；数码产品中，以平板电脑为例，中产阶层的拥有率为57%，高于中低阶层的拥有率（25%）；中产阶层拥有国产汽车的比例达到47%，而中低阶层的拥有率为20%。
数据显示，2015年城镇居民的住房拥有率达到92%以上。如表10所示，中产阶层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93%，中低阶层达到92%。中产家庭拥有一套以上住房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其中22%拥有两套住房、4%拥有三套住房、1%拥有四套住房。而就目前居住状况看，仅78%的中产阶层居住在自有住房中，另有14%租住私人房、3%租住亲友房、3%租住廉租房，还有1%住集体宿舍。由此可以解释缴纳房租在中低阶层家庭支出中占一定额度，平均值为3703元，占家庭开支的3%。
表10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家庭拥有住房的数量及所占比例
城镇中产阶层存在一定生活压力，70%的中产阶层表示其家庭生活存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图8显示，中产阶层家庭最大的生活压力来自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49%的中产家庭表示有此压力；其次的压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压力，包括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25%）、人情支出大（23%）和家庭收入低（20%）；此外，生活保障相关的压力也很显著，21%的中产家庭有医疗支出大的压力，15%的中产家庭有子女教育费用高的压力，14%的中产家庭有家人无业、失业的压力。中低阶层家庭承受各种生活压力的比例基本高于中产家庭。无论中产家庭还是中低阶层家庭，均有7%的被访者表示遭遇过被骗/失窃/抢劫等犯罪事件。
综合2006～2015年的数据，城镇居民表示承受各类生活压力的比例到了2015年基本呈下降趋势，除了“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的压力；2011年和2013年表示有医疗支出压力的居民分别为29%和28%，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2%。这反映了医疗保障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或者目前的医疗保障体系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一定距离。
图8 2015年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家庭的生活压力
数据中有一组问题测量生活满意度，先是询问了被访者对于受教育程度、健康情况、社交生活、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的满意度，最后询问了总体满意度：“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被访者为满意程度打分，范围为1分至10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10分为“非常满意”。总体来讲，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平均为6.51分，稍低于2013年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6.84分）。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高于中低阶层，分别为6.94分和6.36分。
图9显示了城镇中产阶层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较高的满意度来自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均值分别为8.36分和6.45分，而较低的满意度来自受教育程度和休闲娱乐文化活动，均值分别为6.07分和5.81分。
图9 2015年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家庭的生活满意度
我们以总体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各方面的生活满意度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模型总体是显著的，能够解释57.6%的总体满意度变异，各组成部分也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对于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重要，可见在这个测量框架中，较优越的物质条件是提升城镇居民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对居住地环境状况和家庭关系的满意度是第二重要因素；相对来讲，社交生活、受教育程度和休闲娱乐文化活动满意度的影响较弱（见表11）。
表11 城镇居民生活总体满意度分解的模型（线性回归模型）
关于近三年达到的生活目标，城镇居民达到物质目标的比例较高，而中产阶层达到物质目标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如图10所示，有46%的中产阶层表示改善了个人经济状况，有32%的中产阶层表示改善了家庭居住条件，还有24%的中产阶层表示添置了汽车/家具等贵重物品。物质目标之外，中产阶层在教育和事业方面的提升比例也显著高于中低阶层。有17%的中产阶层表示获得了学历和资格证书，只有9%的中低阶层达到此目标；有13%的中产阶层表示工作获得晋升，只有4%的中低阶层达到此目标。中产阶层在教育获得和职业晋升目标的达成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物质生活目标--作为教育和工作的结果--的达成。
图10 2015年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家庭近三年达到的生活目标
在作为教育和工作结果的物质生活方面，中产阶层均优越于中低阶层。
基于生活质量和主客观福利，城镇中产阶层对本人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总体高于中低阶层。表12显示，就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言，中产阶层中有48%的人自评属于中层，中低阶层中有33%的人自评属于中层，中低阶层更多地自评属于中下层和下层，分别占33%和30%。
中产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偏低，自评属于中上层的仅占7%，自评属于上层的则为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层对自身生活状态的不满意。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普遍对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持乐观态度。中产阶层自评属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有大幅度提升，分别达到26%和4%；中低阶层自评属于中层的比例则增加到38%，自评属于下层的比例减少到19%。
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乐观情绪，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流动的乐观情绪和期待。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中产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层的比例仍未有显著提升，反而有所下降，仍有25%左右的人自评未来五年属于中下层和下层。这部分中产阶层自评地位较低主要与其生活水平较低、向上社会流动的空间有限有关，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提高中产中下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提高中产阶层整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让这部分人不掉队，是扩大中产阶层规模的关键。
表12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本人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阶层的主观认同是衡量人们对自身主客观福利的评价以及对社会贫富差距的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表13显示了城镇居民对于个人所属阶层的认同。各有31%和22%的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认为个人属于中产阶级，另有8%和10%的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表达了感知模糊的判断。
表13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中产个人的认同
城镇居民对家庭的阶层认同稍微有所提高，如表14所示。有34%的中产阶层认同家庭属于中产阶层家庭，但是不认同的比例仍高达58%。
可见，中产阶层虽然认同自身阶层地位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但是与客观指标划定的中产阶层差异较大。这种主客观指标衡量中产阶层的差异直接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不满意，但也可能反映了阶层归属感较弱，这与当前中产阶层的规模较小、话语权较弱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即使是中产阶层，其公平感也较低，是其出于对社会不平等的感受而产生的一种无力感。
表14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中产家庭的认同
在考察了中产阶层个体的生活状况之后，本报告也希望了解中产阶层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角色。作为社会中坚人群，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模式是怎样的，比如政治参与、环境关心、志愿活动等？他们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未来有着怎样的评价和期望？接下来本报告将分析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态度。
图11 2012年以来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参与公共活动的情况
总体来讲，中产阶层参与各项公共活动的比例都高于中低阶层。如图11所示，2012年以来，有38%的中产阶层与他人讨论过政治问题，仅有21%的中低阶层参与过此项活动。中产阶层尤其热衷志愿活动和公益活动，有25%的中产阶层参加过志愿活动，有27%的中产阶层参加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而中低阶层在这些方面的社会参与比例较低。但是，比较让人意外的是，中产阶层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低于中低阶层，分别为28%和36%。村（居）委会选举作为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的主要实践形式，应当成为居民实现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的主要渠道，然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资源较丰富的中产阶层对此的积极性却不高，其原因和机制值得深思，即存在哪些制度障碍和个体层面的障碍。
就社会参与意愿来讲，中产阶层对志愿活动和自发组织的公益活动的参与意愿最高，分别达到63%和73%；虽然中产阶层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不高，但是愿意参与的比例高于实际参与的比例，占中产阶层的47%，虽然略低于中低阶层49%的意愿比例（见图12）。虽然中产阶层对于这些非常规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参与比例很低，但是参与意愿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一研究发现暗示了政府部门应当拓宽中产阶层表达诉求和主张的渠道，从常规的基层选举到非常规的上访等，将这些渠道纳入制度化的管理，使中产阶层合理的利益诉求得到反映和解决，从而增强中产阶层的话语权，壮大社会中坚力量。
图12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公共活动参与意愿
数据表明，中产阶层关注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层参与基层选举的比例较低。表15显示，中产阶层对于“我关注村（居）委会的选举”这一看法的同意程度得分为2.47分，处于不大同意的程度，并且同意程度得分低于中低阶层的得分（2.59分）。但是中产阶层对村（居）委会选举制度并非没有信心，对于“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对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影响”和“村（居）委会根本不在乎和我一样的普通村（居）民的想法”这两种看法的同意程度得分为2.50分和2.49分，处于不大同意的范畴。由此可见，为了提高中产阶层参与基层民主实践的积极性，主要应当采取措施提高中产阶层的关注度，并进一步增强中产阶层对参政议政的信心。
表15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村（居）委会选举的看法
上文显示，中产阶层对于多种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社会参与意愿强烈，这与中产阶层较强的“维权意识”有关。数据显示，有78%的中产阶层选择“如果个人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当据理力争”，而更高比例（33%）的中低阶层倾向“个人权利受到损害时，最好还是接受现实、能忍则忍”。中产阶层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往往赋予主体“专业感”和“尊严感”，塑造了一种“求真”和“较真”的精神，而不太愿意选择“凑合”。这种价值观反映在私领域，是“维权”和“斗争”，若能有效引导至公领域，或者尊重和引导中产阶层自身的利益诉求，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应当说相对于中低阶层，城镇中产阶层对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对政治参与也有一定的兴趣。如表16所示，中产阶层对于“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意程度为2.52分，高于中低阶层的同意程度。中产阶层对于“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的同意程度低于中低阶层，表明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的兴趣较高。当然，数据也显示，中产阶层对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认可程度并不高，2.52分的同意程度均值仅处于接近比较同意的状态；但作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较高的群体，中产阶层理应发挥自身能力和资源优势为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应当丰富中产阶层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创造条件激发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和公共参与的兴趣及提高其关注度，不仅包括村（居）委会选举，也包括网络平台的讨论；此外，发扬中产阶层理性、专业的精神，引导民众理性参与多种政治活动和公共活动，同时应以兼容并包的姿态提高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切实拓展多种渠道和调动资源提高社会各界的公共参与。
表16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政治参与能力的看法
中产阶层整体使用社交网络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有93%的中产阶层不同程度地使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而中低阶层的该比例为87%。有69%的中产阶层几乎每天都使用社交网络。中产阶层借助社交网络和其他网络平台参与公共活动的比例也高于中低阶层。表17显示，有61%的城镇中产阶层不同程度地在论坛、微博（微信）、博客等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论，其中，几乎每天发表看法和评论的占到17%，一周3～5次的占到11%，一周1～2次的占到13%。
表17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通过网络平台发表意见的比例
从线上延伸到线下，中产阶层组织或参加网络平台线下活动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分别为36%和28%。整体来讲，如表18所示，城镇中产阶层组织或参加线下活动的频率并不高，有7%的为一周1～2次，有10%的为一月至少一次，有16%的为一年几次。
无论如何，数据表明网络平台及其线下活动是中产阶层公共参与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将公共参与从线下的选举、座谈会等形式拓展到论坛、微博（微信）、博客等网络平台，鼓励中产阶层参与社会生活、献计献策，发挥中产阶层的积极性作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增强城镇居民的归属感和集体感。
表18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组织或参加线下活动的比例
影响中产阶层生活质量和信心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环境，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自身命运更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他们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因此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的行为模式、社会参与和主观福利。
城镇居民对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公平程度评价均值为2.67分，介于不太公平和比较公平之间。总体上，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各方面公平程度评价的差异并不显著。中产阶层的公平程度评价高于均值（2.65分）的仅有高考制度，评价分数为2.84分，更接近比较公平的程度；公平程度评价最低的为财富及收入分配（2.31分）和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2.42分）（见图13）。可见，中产阶层对于财富及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方面的不公平体会最深。这里的“不公”并非单纯是收入和待遇上的绝对差距，而更多是各种制度、垄断甚至利益集团控制下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这让中产阶层感到悲观。
图13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各方面公平程度的评价
注：1=非常不公平，2=不太公平，3=比较公平，4=非常公平。
进一步的分析也证明了上述论断。表19显示，城镇中产阶层认同“人们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不应当太大，越平等越好”的仅占35%，大多数中产阶层认同“应当根据个人能力的高低来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从职业和社会流动来看，目前的大多数中产阶层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较优越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依靠家庭背景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占很少数，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通中产阶层区别于精英阶层的典型特征。无论从中产阶层的奋斗历程还是从他们对社会的期望来看，他们都更相信个人努力并认可由努力和能力的差异造成的一定社会差距。所以，让中产阶层的不公平感上升的并非绝对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而是依靠个人努力和能力无法超越的社会差距以及制度和利益集团控制下的社会差距。
表19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收入差距的看法
表20显示，虽然大多数中产阶层认同个人努力能够获得成功，但是有40%的中产阶层认为“在中国，只有那些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这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中产阶层在已经形成的社会流动框架面前感到无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出身背景乃至灰色地带的利益勾结造成了居民向上流动的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地位提升的空间非常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产阶层对财富和收入分配有显著的不公平感和无力感。
表20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个人努力的看法
有人将上述社会流动问题总结为“社会阶层凝固”，成为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结构仍存在深刻变化的可能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仍在快速进行，包括经济产出、就业、居住乃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第二，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在快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呈现最为强劲的增长势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超过了工业和农业之和，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正在发展；第三，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社会大流动是资本驱动的，第二波社会大流动是城镇化驱动的，那么现在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就是创新驱动的，这三种社会流动是当前中国仍然充满活力的重要基础（李培林，2017）。当然，这些社会流动的动力有赖于相关制度政策的完善与社会治理格局的创新。
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为2.64分，1分为很不好，4分为很好，该评价介于不太好和比较好之间；相对于中低阶层，中产阶层的总体评价较低。图14详细列出了城镇居民对现住地地方政府工作的各项评价。在经济发展相关的政府工作方面，中产阶层的评价高于中低阶层，包括“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评价都在2.59分左右。而在保护环境、工作作风、医疗卫生、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全等政府工作方面，中产阶层的评价都低于中低阶层，包括“保护环境，治理污染”（2.44分）、“廉洁奉公，惩治腐败”（2.50分）、“依法办事，执法公平”（2.55分）、“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2.63分）、“提供医疗卫生服务”（2.74分）。可见，地方政府应当继续改进工作作风并切实承担相关公共服务的责任，也可调研当地居民的多种需求，针对不同阶层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提高服务水平，力求做到公共服务精准化、细致化。
总体来讲，中产阶层的国家意识较强，是保持稳定、维护国家权力和国家主体性的重要群众基础。因此，无论是社会参与还是国家意识，中产阶层都可称得上是社会主流人群或者中坚群体。具体来说，有51%的中产阶层认为“中国需要强大的政府权力来维持国家秩序”，有59%的中产阶层认为“稳定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尤其在国家主体性上，中产阶层的认同更强烈，有89%的中产阶层认为“在政治上，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走自己的路”（见图15）。
图14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现住地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
说明：1=很不好，2=不太好，3=比较好，4=很好。
在认同国家权力和国家主体性的前提下，结合自身成长历程和价值判断，中产阶层比中低阶层更为强调政治自由和民主以及改革的推进。如图14所示，有49%的中产阶层认为“政治自由和民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被损害”，只有44%的中低阶层认同此项；有41%的中产阶层认为“即便有各种风险，中国都需要社会变革”，只有31%的中低阶层认同此项。这些看法反映了中产阶层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更多的思考。国家—个体的关系从来都是情境性的、复杂的，中产阶层的知识背景与经历使得他们对此有更多的反思，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同时，中产阶层也期待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更富有活力，对个体的发展更富有包容性。
图15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国家意识
八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报告的分析显示，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CSS数据显示，2015年白领占城镇人口的66%，其中，由党政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构成的“高级管理者”占5%，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高级知识分子”占1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14%，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合计占到31%。本报告将“高级管理者”、“高级知识分子”和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白领定义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2%。城镇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96%的中产阶层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但是，白领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应当引起重视，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是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除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普通白领群体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群体有65%为中产阶层，商业工作人员中有50%为中产阶层，服务性工作人员中有48%为中产阶层。
中产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支出都高于中低阶层，人均支出分别为24605元和13908元，主要原因是中低阶层的住房和饮食支出可能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是中产阶层的饮食、住房、衣着等支出可能更注重生活质量，从而支出更高。同中低阶层相比，中产阶层在衣着，首付及房贷，文化娱乐、旅游，耐用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汽车的拥有率显著更高。文化娱乐、旅游和耐用品消费属于典型的发展性消费，反映了中产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更高的消费欲望。研究发现也反映了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购买力。
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为6.94分，较高的满意度来自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均值分别为8.36分和6.45分，而较低的满意度来自受教育程度和休闲娱乐，均值分别为6.07分和5.81分。中产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偏低，自评属于中上层的仅占7%，自评属于上层的为0，但是中产阶层对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持乐观态度，自评属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有大幅度提升，分别达到26%和4%。有31%和22%的中产阶层认为个人属于中产阶层，家庭的阶层认同稍微有所提高，有34%的中产阶层认同家庭属于中产阶层家庭，但是不认同的比例仍高达58%。
在社会参与方面，中产阶层热衷志愿活动和公益活动，但是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甚至低于中低阶层，这可能与中产阶层关注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有关。中产阶层进行社会参与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借助社交网络和其他网络平台参与公共活动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也有更高比例的中产阶层参与网络平台组织的线下活动。中产阶层对于多种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社会参与意愿强烈，这与中产阶层较强的“维权意识”有关。数据显示，有78%的中产阶层选择“如果个人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当据理力争”。城镇中产阶层对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也对政治参与拥有一定的兴趣。
在社会态度方面，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各方面公平程度评价的差异并不显著。中产阶层的公平程度评价较高的是高考制度，公平程度评价最低的为财富及收入分配（2.31分）和城乡之间的权利和待遇（2.42分）。可见，中产阶层对于财富及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方面的不公平体会最深。中产阶层对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府工作评价高于中低阶层，而对于保护环境、工作作风、医疗卫生、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全等政府工作的评价低于中低阶层。大多数中产阶层认同“应当根据个人能力的高低来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但是有40%的中产阶层认为“在中国，只有那些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中产阶层的国家意识较强，是保持稳定、维护国家权力和国家主体性的重要群众基础，同时，更多中产阶层强调政治自由和民主以及改革的推进。
基于实证发现，本报告主要从收入、就业、供给和消费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收入方面，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就业方面，加快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促进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探索更加完善、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扩大中产阶层规模；供给方面，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消费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物价、房价，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消费。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经过测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会显著推迟我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因此有空间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是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之后，实际增长却非常有限。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偏低，而再分配的机制不够完善，影响了居民收入的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初次分配方面，需要着力解决和改善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促进中低阶层的上向流动和中产阶层的规模壮大。
第二，开展普遍的职业培训，促进更多的技术工人向上流动。中产阶层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提高蓝领工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将蓝领工人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从已有的经验研究成果看，影响蓝领工人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其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完善职称评定制度，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的做法。要完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实施大规模的职业培训计划，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蓝领工人通过提高生产技能增加收入，同时尊重工匠，弘扬工匠精神，打通一线技术工人的上升通道，使得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拥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行列。
第三，进一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保证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成为中产阶层。高校教育课程应当以就业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导向进一步加大调整力度，加强就业指导。要抓住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服务业快速增长的有利时机，创造更多的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和机会。要引导大学毕业生合理选择职业、行业、单位和就业地区，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保证今后每年800万～900万名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最终能够跻身中产阶层行列。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中产阶层的民生保障水平。中产阶层的压力和担忧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保障，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上的支出使得该阶层感受到了较重的负担，住房问题更是大大限制了其他消费。应当进一步积极完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大城市尤其应当完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民众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信任和信心。同时稳定物价和房价，坚决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并拓宽金融、证券等多种投资渠道，引导中产阶层合理消费和投资。要围绕改善民生来扩大消费，将提高民生保障作为扩大消费的根本目的，这样才能使扩内需更加有效、更可持续。
第五，推动产品创新和服务业水平提升，改善消费环境，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企业应注重开发“中端”消费市场，创新设计、把关质量，满足中等收入群体对高精尖产品的需求，同时推动产品研发及其成本的降低，鼓励家庭耐用品的更新换代，提高生活质量。加快发展服务消费。如果说商品需求可以寻求海外市场的话，那么服务需求则基本上由本地消化。抓住居民服务需求增长的契机，提高餐饮、旅游、休闲、金融等服务业的供给水平，并促进文化创意、医养结合、信息消费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鼓励针对产品研发和服务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实践和共享经济，促进资源整合与普惠。政府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处理食品安全、电信诈骗、假冒伪劣等行为。企业和政府要联手改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消费环境，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第六，提高社会质量，建设更宽容的文化环境，增强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和提高生活满意度。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理性、专业和思考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壮大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塑造主流价值观的中坚力量，但是也需要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和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发挥中产阶层的力量。要增强阶层认同和社会信心，就需要重视社会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营造较为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构建制度化的渠道回应中产阶层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提高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拓展包括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平台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参与渠道并引导其发展；另一方面，也以包容的姿态鼓励和接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尊重中产阶层，增强中产阶层对本地文化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从制度建设、社会质量和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更好地发挥中产阶层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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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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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明确供给侧改革路径六个方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http：//cpc.people.com.cn/ xuexi/n1/2016/0517/c385474-2835795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