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五：当代中国专业技术人员的规模和心态
赵延东 李睿婕 何光喜[2]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不同类型机构中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培训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以高学历和脑力劳动为主要特点。在社会分层研究中，该群体一般被视为“中产阶层”和“白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也被称为“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更是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部分将从专业技术人员的总量和结构、社会地位、阶层形成、社会心态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来报告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状况。
一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定义、规模和结构 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定义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布《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根据人们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多少划分了十个社会阶层，并首次将专业技术人员列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报告中对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定义是：“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培训工作的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陆学艺，200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牵头组织修订的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了11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分别是：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教学人员，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以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2015）。
以往的社会分层研究大多将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列入“中产阶层”和“白领阶层”的行列。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认为白领阶层就是“新中产阶层”，他们通常包括四个职业群体：管理者群体、专业技术群体、经营销售人员群体和普通办公室职业群体（米尔斯，1987；李强，2015）。之所以将专业技术人员列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是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陆学艺，2002）。
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是通过使用抽象符号来创造关于人及环境的思想，或表述他们对人及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主要生活内容的群体（黄平，2005）。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经历了从怀疑、排斥到接纳、重视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知识分子政策的主旋律，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也逐渐从传统的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为以现代专业技能型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陆学艺，2002）。
还有一个与专业技术人员有关的概念，那就是“人才”。所谓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3]。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人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专业技术人员是人才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中，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列为需统筹推进建设的六支人才队伍之一，足见国家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视[4]。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迅速扩大我国目前的各种统计数据在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统计的指标体系、统计口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很难获得系统、准确的专业技术人员统计数据。我们检索了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等不同年代、不同口径的统计报告，收集汇总了自1980年以来历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规模及其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占比的情况，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5]。由图1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由1980年的772万人迅速增长到1990年的2436万人；在20世纪90年代，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规模发展平稳，至1999年规模首次突破3000万人；进入21世纪后，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迅速增长阶段，由2000年的3060万人猛增到2015年的9061万人。专业技术人员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1.8%攀升至2015年的11.7%。
图1 1980～2015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规模及其在就业人口中占比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历年《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有较快速的增长，但总体而言，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规模还不够大，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据统计，早在1996年，美国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已占到就业人口的17.9%（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2004）；2012年，法国、德国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接近40%（李强，201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量和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6]。而创新驱动实质上就是人才驱动，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形势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规模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3.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结构不断优化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以下我们将主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调查）所得数据，对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结构及其近年来的变动趋势进行描述。
（1）专业技术人员年龄结构稳定，性别比例均衡
CSS历年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一直在38～39岁，年龄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下降，而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上升，从2006年到2015年，35岁及以下人员占比从44.1%下降到41.4%，36～45岁人员占比则从29.3%上升到31.7%。这可能与专业技术人员受教育年限增加导致专业技术人员入职年龄增大有关。
从性别结构上看，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性别比基本均衡，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在CSS历次调查中，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50%～55%。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女性占比相对较高。比较2015年各阶层性别比的情况可见（见图2），拥有较多权力和财富资源的阶层，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私营业主、经理阶层中男性占比明显更高，而在主要依靠体力谋生的工人阶层中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仅有四个阶层中的男性占比低于5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即是其中之一。专业技术人员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工作，对体力没有过高要求。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具备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职业资质，她们的加入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性别分布更加均衡。
图2 不同社会阶层中男性占比
说明：经卡方检验达到0.001显著度。
资料来源：2015年CSS调查。
（2）从事职业主要集中在教学、医疗卫生和工程技术领域，技能要求高
CSS调查参照我国职业分类标准，将专业技术人员细分为18个职业的从业人员。[7]我们将五次CSS调查中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合并到一起，[8]对其职业做合并后再分类，以了解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分布的基本情况。由图3可以看到，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主体是教学人员（其中又以初等、中等学校教学人员为主，高等学校教学人员在总体中仅占4.4%），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工程、农林技术人员，经济业务人员，文艺、体育及新闻从业人员等，而科研人员、法律工作人员等占比较低。
图3 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职业的类型
资料来源：历年CSS调查。
专业技术人员所从事的职业一般都对专业技能有较高要求，职业“门槛”较高。CSS调查中询问了被访者从事工作对专业技能的要求，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回答所从事工作需要“很高”和“较高”技能者的比例分别为：2008年70.9%、2011年70.2%、2013年71.3%、2015年67.2%，占比基本在七成左右。
（3）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素质不断提高
正因为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职业的“门槛”较高，因此职业对从业人员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较高要求。从CSS历年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受正式教育的平均年限不断增长，从2006年的13.7年增长到2015年的14.9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劳动力调查”的数据则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本科学历人员的比例从2006年的18.9%上升到2015年的27.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从2006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3.9%（见图4）。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生到海外求学后又回国效力，这些“海归”们也不断充实着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43.25万人[9]。留学回国人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在2015年留学回国人员中，有11.09%的人具有博士学历。他们回国后，大多从事市场、销售和研发类工作。2013年调查显示，有33.5%的“海归”从事销售、市场工作，有24.2%的人从事研发类工作。留学回国人员的加入，进一步提升了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开放性、多元性（王辉耀、苗绿，2013）。
图4 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2007～2016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劳动力抽样调查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学历结构的统计结果。
（4）体制内人员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主体
当前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主体还是体制内工作者，2006～2015年历次CSS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在公有制部门就职者的占比分别为：68.9%、69.8%、71.1%、66.8%、71.0%，都在七成左右。
从单位类型看，国有/集体事业单位仍是专业技术人员最主要的工作单位类型，而且其占比逐步上升，从2008年的50.4%增长到2015年的60.3%；非公有制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是容纳专业技术人员的第二重要机构类型，除2011年占比略低，其余年份所占比例在30%左右。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从2006年的15.6%逐年下滑到2015年的6.5%，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在机关、社会组织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较小，在民办非企业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也很低。
图5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类型
说明：经卡方检验达到0.001显著度。
资料来源：历年CSS调查。
研究者指出当前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来自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加上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分析师等是重要的新生力量，他们也是“新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哲山，2008）。但我们可以看到，在非公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就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仍较低，且增长乏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规模的扩大，对于新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事业单位改革步伐的加快，事业“编制”急剧削减，体制内事业单位吸纳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大大下降（李强，2015），因此，更需大力加强企业和体制外机构吸纳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的能力。
二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新时期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学者们多认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尔斯，1997；陆学艺，2002；毛哲山，2008；李强，2015），但目前对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我国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定位尚无详细分析。以下将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三个维度来考察新时期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
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经济上处于社会“中流”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CSS历年调查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个人月均工作收入从2006年的1730元稳步上升到2015年的5017元。2013年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月人均工作收入一直高于当年城镇就业人员的月人均收入水平，2013年专业技术人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城镇就业人员月人均收入，2015年则基本相当（见图6）。为确定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定位，我们还计算了不同年份各阶层年总收入的情况。从统计结果看，历年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年均总收入一直跟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阶层和私营业主阶层这三个阶层之后，在十大阶层中稳定地排在第四的位置。由此可见，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经济地位相对稳定，在全社会中处于“中流”水平。
图6 2006～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与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作收入
资料来源：2006～2015年CSS调查。
如前所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包含了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体制身份的人，其内部差异性相当大，这一点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收入分化上也有所体现。以2015年CSS调查结果为例，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月均收入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最高的，近二万元，比本阶层内部收入最低者——社会工作者月均收入高出近十倍。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收入的内部分化程度更高。据李实、罗楚亮（2014：48）对2007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测算，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内部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其分化程度高于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等其他城镇居民群体。
2.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享有较高社会声望个人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代表了个人或群体受到社会尊敬的程度，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李春玲，2005b）。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掌握了较多的文化和技能资源，往往享有良好的职业声望。但近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专业技术人员被“污名化”的倾向，专家学者被戏称为“砖家”“叫兽”，医生、律师的形象也屡受贬损，新时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声望的变化情况值得关注。
我们收集了2006年以来几次全国或地方性职业声望测量的数据，为便于比较，对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10]，经处理后的相对位置分数可用于比较相同职业在不同年份职业声望序列中的位置。由表1可见，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总体而言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而且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他们的职业声望得分大都在60分以上，处于社会中上层，其中大学教授（师）、科学家等在职业声望序列中一直处于最高行列，这些都反映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总体上获得了公众持续性的认可和尊敬。
表1 2005年以来历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声望
续表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职业声望上也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分化，而且近年来在变动趋势上有不同表现，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首先，以大学教授（师）和科学家为代表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声望在历次调查中基本都在八九十分，保持了稳定的高社会地位。这与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而且在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关。
其次，医生和律师等需要特定技能的“白领”职业群体的得分略低于科学家和大学教授（师），为70～80分，近十年来也基本保持稳定。这些职业的从业者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得到了社会公众普遍的尊重和好评。
最后，工程师、中小学教师、记者的职业声望持续下降。其中工程师从2005年接近职业声望序列顶端的位置（97.2分）下滑到2015年的中间位置（60分左右），下降最为明显。中小学教师和记者也从2005年的中上层位置降到2015年的中层位置。这或许与这些职业拥有的文化技能资源相对“贬值”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师职业声望的下降与科学家声望保持高位稳定形成鲜明反差，体现出当前我国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还存在差异，未能充分认识工程技术的重要性。未来有必要积极营造尊重创新和“工匠精神”的文化，提升工程师的社会地位。
3.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在我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下，较高的政治地位不仅是一种荣誉，还可带来更多影响和参与决策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尤为重视改善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问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到20世纪末，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的比例为1/5～1/4（陆学艺，2002；何国祥等，2017）。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党和政府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视程度继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地位也呈稳步提升的趋势。
我们用党员所占比例来代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CSS历年调查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所占比例逐步上升，从2006年的25.5%上升到2015年的30.7%。我们还特别比较了公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和非公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党员比例变化情况，发现二者都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非公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的比例从2006年的9.9%跃升到2015年的19.3%，翻了近一番（见图7）。
图7 专业技术人员总体及分部门中党员占比的变化趋势
说明：经卡方检验均达到0.001显著度。
资料来源：历年CSS调查。
从不同阶层政治地位的对比来看，2006年CSS调查中，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中党员比例都比专业技术阶层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排在第四。到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党员比例超过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十大阶层中仅次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及办事人员阶层，政治地位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偏上位置。
三 新时期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形成阶层或阶级都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个“形成”的过程。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强调的，阶级是在历史发展中，由阶级成员们在无数的经历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最终形成的（汤普森，2013），阶层亦如是。当前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和讨论（朱斌，2017），而关于中产阶层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形成却没有太多研究。以下我们将从阶层（级）认同、生活消费方式和社会流动三个方面讨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形成。
1.阶层认同与阶级认同阶层或阶级的形成不仅仅表现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还表现在阶层内部的主观认同、社会互动和社会态度的一致性。所谓阶层或阶级认同，就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1973）。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发现中国公众的阶层认同普遍存在“向下偏移”的趋势，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归为较低的社会阶层（范晓光、陈云松，2015；高勇，2013；李培林、张翼，2008；赵延东，2005；刘欣，2001）。那么，作为公认的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又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阶层位置呢？
历年CSS调查显示，当被要求将自己在社会“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层次体系中定位时，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都会将自己归入社会中层或中下层：认为自己属于“中层”者的比例历年都在50%～60%，而自认为属“中下层”者的比例历年均在25%～35%，二者合计占到总数的八成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技术人员中自认为属于“中层”和“中上层”者的比例近年来呈逐步下降趋势，2006年自认为是“中层以上”者的比例合计为66.8%，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57.2%。与此同时，自认为属于“中下层”和“下层”者的比例则相应地不断增加（见表2）。这些都说明近年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同呈现下滑趋势，这种趋势与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中产认同”的下降趋势相一致（冯仕政，2011；高勇，2013），可能也与专业技术人员的焦虑心态（参见本报告第四部分的论述）有关。
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似乎对自己的社会“中间层”位置认同更强，在2006至2015年这五次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认为自己属于“中层”者所占比例在十大阶层中的排名分别是第二、第二、第四、第二和第四。
表2 专业技术人员对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同
了解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层）认同情况的另一种办法是直接询问其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以往研究显示，在这种情况下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公众比例会远低于认同自己为社会中间阶层者的比例（冯仕政，2011）。2015年CSS年调查直接询问被访者的“中产阶层认同”，结果发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有23.5%的人认为自己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有22.5%的人认为自己本人属于中产阶层行列。这一比例低于私营业主、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以及经理阶层，但比其他社会阶层高。可见，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中产阶层认同上也位于社会的中游。
2.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形成了强调文化和品位的独特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一直是区分阶层的重要指标，韦伯（1997）以生活方式作为身份或地位群体区分的社会基础，布迪厄、吉登斯等也强调生活方式和“品位”是区分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Bourdieu，1987），米尔斯（1987）更因中产阶级在生产和权力关系中的“模糊位置”，而将生活方式视为中产阶级的重要特征。专业技术人员是否形成了与其他阶层有一定差异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是其阶层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休闲娱乐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反映，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因占有较多文化资本，在生活方式上更讲究品位和审美，强调生活的文化品位和丰富性，这使得该阶层的休闲生活方式往往与其他阶层有所区别。从2011年CSS调查可以看到，不同阶层周末或节假日的休闲活动存在明显的“区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分别有22.0%和5.0%的人选择“外出观看电影/戏剧/表演/听音乐会”和“外出看体育比赛”，从事这两项活动者所占比例在各社会阶层中最高。选择“读书/看报”和“去外地旅游”者的比例分别为36.8%和15.3%，在各阶层中均排名第二[1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日常休闲中选择串门聊天、打麻将/打牌等大众化娱乐方式的比例相对较低，选择打麻将/打牌的比例为15.0%，选择串门聊天的比例为24.4%，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名第九和第八。
表3 不同阶层闲暇时从事特定休闲娱乐活动者的比例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互联网已经逐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卡斯特，200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适应“互联网生存”时代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强的适应性。2013年CSS调查中询问了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看新闻、收发电子邮件、查资料、聊天、使用微博、玩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网上投资理财八种行为的频率，我们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factor analysis）将这八种行为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64.1%。然后将因子分转换为一个最低分为0，最高分为100的指数[12]，并将其称为“互联网使用指数”，数值越高，代表个人在工作生活中使用互联网越频繁。各社会阶层的平均互联网指数如图8所示。由图8可见，专业技术人员的互联网使用指数明显高于其他阶层，这意味着互联网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他们比其他阶层更容易接受互联网等新技术，也更多地享受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形成了本阶层相对独特的“虚拟化”生活方式。
图8 不同阶层的互联网使用指数
说明：经F检验达到0.001显著度。
资料来源：2013年CSS调查。
（2）消费模式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
在当代社会，消费实践活动对人们的身份认同、社会态度取向和行为方式选择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分层位置的重要因素（李春玲，2005）。研究者发现当前我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已呈现阶层特色，其消费结构逐渐从“生存性”消费转向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未来发展的“发展性”消费，购房购车、教育培训、娱乐健身的支出增加；其消费行为与理念呈现个性化特征，追求注重质量与彰显身份的消费模式，如品牌消费、倾向于服务质量高的消费场所等（孙秀林、张璨，2014；田圣炳，2014；胡建国、李春玲，2009；夏建中、姚志杰，2005；周晓虹，2005）。
根据CSS调查的结果，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消费方式也体现出较强的阶层特征，由于他们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丰富、收入稳定、消费能力强，其消费活动已开始摆脱对使用价值的简单追求，更为关注消费品的符号价值。这些从他们消费支出的结构中可见一斑。
研究者一般将消费支出中用于饮食、衣着、水电、住房、医疗、赡养及红白喜事等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视为“生存性”消费，而将用于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信、交通等为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消费视为“发展性”消费（张翼，2016）。按这种标准，可以看到近年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家庭中，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从2011年的69.4%下降到2015年的67.5%，而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增长明显，从2011年的30.6%上升到2015年的32.5%（见表4）。
具体来看，虽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家庭用于饮食、医疗和水电费等生存性消费方面的支出仍是大头，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支出算是相对更少的，在各阶层中排名多比较靠后。专业技术人员在生存性消费中仅有两项支出占比排在各阶层前列。第一，他们支付房贷及购房首付比例非常高，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此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22.3%、11.3%和20.3%，在社会各阶层中分别排在第一位、第三位和第一位。第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家庭用于赡养家人的支出比例也是各社会阶层中相对较高的，2011年、2013年、2015年他们用于此项支出的比例分别为2.7%、3.4%和3.0%，排在各社会阶层中的第三位、第一位和第三位。
在发展性消费支出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用于文娱、旅游方面的支出占比在各阶层中排名比较靠前，在2011年、2013年、2015年，此项支出占其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均在3.0%左右，在各社会阶层中分别排在第三位、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与上面提到的专业技术人员重视品位的旅游休闲生活方式形成了呼应。值得一提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用于衣着方面的支出占比在各阶层中排位也比较靠前，三年中分别排在第四位、第一位和第四位。传统消费理论一般把衣着支出视为一种生存性消费，但在现代社会中，衣着已经成为区分不同社会阶级的时尚标志，衣着选择直接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差异（Bourdieu，1984；Polhemus，1978），因此专业技术人员在衣着方面的支出较高，似乎更能反映这一阶层追求时尚和品位的生活方式。
表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各项支出在总支出中占比及其在各阶层中的排序
（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进入渠道
李强（2015）曾指出中产阶级形成有三条进入渠道：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对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而言，教育和专业技术是最主要的进入渠道。我们可以从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流动情况来考察其进入渠道。2011年CSS调查全面调查了被访者的工作变动情况，数据显示有高达六成（60.3%）的专业技术人员自工作后没有出现较大的工作变动，也就是说，他们大多是完成教育后直接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即使是有过工作变动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大多是在阶层内部流动，有24.6%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从其他专业技术职业流入的，只有15.0%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从非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流入的。可见，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进入渠道相对狭窄，流动性并不太强，这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有较高的进入“门槛”不无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阶层的情况：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这几个阶层的阶层间流入率均高达70%以上，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工人阶层的阶层间流入率也在30%～50%（见表5）。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阶层间流动性仅高于农业劳动者阶层。
表5 各阶层进入渠道的比较
那么这些从外阶层流入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哪些阶层呢？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些人主要来自相对更低的社会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业劳动者（26.2%），办事人员（24.6%），工人（19.7%），农业劳动者（19.7%）和无业、失业及半失业者（1.6%），仅有8.2%的人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
（2）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代际流动
从代际流动情况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成员的父辈来自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居多，占总数的38.7%，其次就是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总数的17.0%，其父辈来自其他阶层的还包括办事人员阶层（13.5%）、工人阶层（12.4%）、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7.8%）、经理阶层（5.3%）及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5%）等。如果我们将专业技术人员再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则会发现体制外专业技术人员的父辈来自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为21.7%；而父辈来自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亦为21.7%。从这些结果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代际流动性还是很强的，并未形成太明显的代际阶层封闭。
四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复杂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它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并不断变化，构成了一种氛围，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王俊秀，2013）。在新形势下，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心态表现出复杂多面性。
1.专业技术人员有较强的获得感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都感受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以2013年CSS调查为例，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五年前“上升很多”的人占19.0%，认为“略有上升”的占56.9%，合计有75.9%的人自认为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生活改善的感受更加稳定。图9列出了历次CSS调查中各阶层认为自己生活比过去有改善的比例，可见，其他社会阶层历年的比例都有较大波动，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比例则变化不大，一直保持在73%～76%。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改善感受在十大阶层中的排序也比较稳定，除2011年一度滑落到第七位以外，在其余年份均保持在第三、四位的水平。
图9 历次调查中不同阶层认为自己生活比五年前有改善的比例
资料来源：历年CSS调查。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未来生活总体持乐观态度，预期自己生活会变得更好的[13]所占比例历年都基本在2/3左右。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乐观程度是各阶层中较高的，2006年在各阶层中排在第二位，其间一度下滑，到2013年又回升到了第三位。
此外，从总体生活满意度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较高。2013年CSS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以1分为最不满意、10分为最满意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分，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打出的平均分为7.34分，在各阶层中满意度仅低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明显高于其他阶层的满意水平。从个人幸福感来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幸福感也比大多数阶层更高，2013年CSS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同意“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一说法的[14]占83.2%，在各阶层中排在第二位。
表6 各社会阶层对自身生活总体满意度平均分和同意自己是幸福的人的比例
综合以上结果可见，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于自己在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蛋糕”中所分享到的份额比较满意，有着较为稳定的获得感。
2.专业技术人员表现出特有的焦虑心态虽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有较为稳定的获得感，但在他们身上同时又能看到一些典型和非典型的“中产焦虑”心态，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1）专业技术人员的愤怒、忧惧情绪在社会中上阶层中相对更高
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同阶层在过去一年中工作时体会到“生气、愤怒”和“担忧、害怕”情绪的频率，结果发现，在工作中“经常”和“总是”体会到这两种负面情绪者的比例在各阶层分布差异很大。总体而言，较低的社会阶层中频繁体验到这两种情绪者所占比例更高，如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中常有生气、愤怒情绪者的比例均接近10.0%，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中常有担忧、害怕情绪者的比例都在9.0%以上。相对而言，较高社会阶层中有较强负面情绪者的比例更低，大多不到7.0%（见图10）。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有较强生气、愤怒情绪者的比例为7.0%，有较强担忧害怕情绪者的比例为6.5%，在中高社会阶层中均位居前列（见图1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专业技术人员再按所有制划分，则私营部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有较强担忧、害怕情绪者的比例高达10.7%，在所有阶层中高居榜首。这些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心理中表现出特有的“中产焦虑症”。
图10 各社会阶层中经常和总是有“生气、愤怒”及“担忧、害怕”情绪者的比例
说明：经卡方检验均达0.001显著度。
资料来源：2013年CSS调查。
（2）社会安全感低
学者们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这部分源自其强烈的欲望和追求更高地位的冲动，部分源自现实社会的安全状况（李春玲，2016）。这一点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社会心态中也有所体现。CSS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整体安全感不高，与其他阶层相比，相对安全感更差。以2015年调查结果为例，专业技术人员在“财产”、“人身”和“劳动”安全问题上的安全感较高，分别有85.9%、86.6%和83.7%的人感到安全[15]，在“医疗”和“交通”安全问题上感到安全者的比例略低，为76.8%和67.1%，而在“隐私”和“食品”安全问题上有安全感的人更少，分别只占44.2%和33.1%。在我们将历年CSS调查中的安全感得分加总平均后，可以看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各年的安全感阶层排序分别为：2006年第七位、2008年第六位、2013年第九位、2015年第五位，其安全感在各阶层中一直居于低位。
（3）对社会问题更加敏感
专业技术人员焦虑的社会心态还表现在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感知上。在CSS历年调查中，他们认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所变化，2006年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就业失业问题”，有25.9%的人认为此问题严重；2008年和2011年，他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物价上涨”，分别有20.2%和22.3%的人认为此问题严重；2013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变成了“贫富差距过大”，有19.0%的人认为此问题严重；到2015年，关注的头号问题又成为“看病难、看病贵”[16]。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似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敏感。以2015年为例，在对不同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住房价格过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信任度下降”这四个社会问题上的专业判断位列各社会阶层之首，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排名第二。
3.专业技术人员复杂社会心态的成因首先，专业技术人员在表现出较高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同时，又体现出相当程度的焦虑心态。这种复杂社会心态的形成首先与他们面临的生活压力有关。与其他中产阶层一样，这种压力也不是单纯的生存压力，而是一种“成长中的烦恼”，是希望达到更高水准的生活而又暂时难以实现而导致的压力（李春玲，2016）。以住房为例，从本报告中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消费方式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房贷和购房首付的支出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CSS调查结果还显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2008年有自有住房两套以上者的比例为12.4%，在各阶层中排在第六位，而到了2015年，该阶层有自有住房两套以上者的比例已达到26.1%，在各阶层的排序中升至第二位。或许因为这个阶层正处于既没有穷到根本买不起房，又没有富到可以轻松供房甚至以购房作为投资保值手段的中间地带，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经济压力最大，对房价过高等社会问题也更加敏感，焦虑心态更为明显。
其次，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生活品质有更高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焦虑心态。从本报告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生活方式的讨论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形成了强调文化和品位的独特生活方式，故而对于清洁的环境、安全的食品以及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也会有更强烈的需求。同时由于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信息获取能力强，他们对各种显在或潜在的风险感知能力更强，也会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旦这些需求和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就更容易产生焦虑的心态。
再次，专业技术人员阶层面临着更大的人力资本“保值增值”和资本代际传递的压力。专业技术人员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知识和技能等。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技能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不能及时跟上时代要求，人力资本的“贬值”速度也是惊人的。因此专业技术人员对知识更新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以科技工作者（包括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护人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等）为例，在2008年和2013年开展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中，就分别有43.3%和35.8%的科技工作者表示工作中遇到的最主要困扰是“跟不上知识更新速度”（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课题组，2010；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2015）。此外，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还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2009年“全国青少年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显示[17]，在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被访者中，期望自己子女将来完成“研究生及以上”教育者的占比为65.8%，在所有职业的被访者中占比最高。可见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子女未来的教育预期极高，这给他们自己及其子女都造成了不小的负担。虽然从历年CSS调查数据看，专业技术人员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在总支出中占比基本在5%～6%，应该压力不大，但每次调查中均有近20%的专业技术人员表示子女教育的负担过重。
最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焦虑心态，还与他们继承了知识分子阶层超越个人利益、关怀公共事务的传统有关。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身居斗室，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而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向来强调要保持对社会的独立批判、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从近年来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总体上比较满意，压力感也不大。他们的焦虑更多地源于对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担忧。可见当代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超越关怀”传统，而这也为他们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功能奠定了基础。
五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新时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之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创新驱动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以及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以下将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讨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新时期的功能和作用。
1.经济功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专业技术人员是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文化资本最丰富、掌握专业知识技能最多的阶层，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以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为目标。因此他们往往是一个社会创新创业的主导力量。在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之后，专业技术人员更是责无旁贷地在“双创”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专业技术人员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与意识，创新成果显著
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掌握了更多知识技能，具备更强创新能力。以2015年CSS调查为例，从受教育程度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比为45.6%，高居各阶层之首，比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25.5%）和办事人员阶层（23.9%）高出近一倍；从工作技能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掌握外语技能、电脑技能和互联网使用技能者的比例分别达到54.2%、92.8%和94.1%，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见图11）。专业技术人员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知识技能积累，为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能力基础。
图11 不同阶层中掌握特定技能者所占比例
说明：经卡方检验均达到0.001显著度。
资料来源：2015年CSS调查。
专业技术人员不仅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而且具备了超出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创新意识，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创新创业的主体。2015年CSS调查结果显示，有80.3%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就工作和生活来说，有进取心突破常规力图创新最重要”和“尊重已有的传统和习俗是最重要的”这两种说法中选择了前者，其创新意识在各阶层中仅次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排在第二位。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的创新环境不断改善，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以科技领域为例，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整体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转入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2016年，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总量比2012年增长50.8%，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和国际热点论文数双双攀升至世界第三位，八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排在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6.2%，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还首次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创新的国际影响大幅跃升（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2017）。
（2）创业热情高，层次高
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双创”被视作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和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18]。在“双创”大潮中，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群体成为最重要的创新创业主体之一，科技工作者、大学生、留学生和农民工等群体在国家发改委出版的《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报告》中即被列为四个最主要的创业主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
专业技术人员创业的意愿近年来也大幅提高。以科技工作者为例，中国科协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科技工作者中有创业意愿者占49.1%，曾经尝试过创业者占2.5%，均比2013年时上升了一倍左右（见表7）。
表7 科技工作者创业的意愿和行为变化
与其他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掌握了专业技术知识，因此他们的创业活动偏向于“创新型”和“科技型”创业，创业“层次”更高。仍以科技工作者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15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在有创业意愿的科技工作者中，有26.6%的人准备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来创业，有11.5%的人准备利用别人的科研成果创业，还有3.5%的人准备同时使用自己和他人的成果创业，也就是说，在有创业意愿的科技工作者中，高层次的“科技创业者”占到41.5%。由此可见，推动专业技术人员成功创业，对于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专业技术人员在创业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和阻力。从其自身原因看，许多专技人员不愿承担风险，害怕失去现有的待遇而不愿创业。2013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对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的调查[20]显示，在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中，只有17.1%的人有创业意愿；而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中，有创业意愿的比例分别达到38.5%和48.0%。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还反映自己缺乏经营管理的能力和经验，没有接受创业培训的机会，也是阻碍其创业的一大原因。从制度层面看，尽管近年来创业环境已有较大改善，但科技工作者对于税收政策、投融资政策以及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落实情况还有不少意见。因此还需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动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2.社会功能：参与公共事务、传播社会主流价值专业技术人员是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与传播者，素有关怀社会公共事务的传统，因此在社会参与和传播社会主流价值方面都有更为积极的表现。社会参与是指社会成员以某种方式参与、干预、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区的公共事务，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研究显示，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要比工人阶级更积极，他们参与志愿服务行为更频繁（王新松、张秀兰，2016），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于显洋，2008）。我们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1）专业技术人员倡导和引领主流社会价值
专业技术人员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从2015年CSS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点。
第一，专业技术人员对祖国充满了热爱，他们中有91.7%的人表示同意“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这一说法，在各阶层中仅次于经理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排在第三位。
第二，他们引领着社会上多元、开放、包容的心态，有89.5%的专业技术人员表示可以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者，有44.5%的人表示可以接纳艾滋病患者，有22.1%的人表示可以接纳同性恋者，他们对这三种群体的接纳程度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第二位、第一位和第二位[21]。
第三，他们有更强的社会公益意识，有87.7%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应该积极参与义务献血这样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其公益意识在各阶层中高居榜首。
第四，他们有更高的社会信任度，2013年CSS调查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有60.3%的人同意“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这一观点[22]，社会信任度在各阶层紧跟在农业劳动者阶层和经理阶层之后，排在第三位。
（2）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对参与各种志愿活动有极高的热情。2013年CSS调查发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有33.8%的人参加过校友会，有15.6%的人参加过联谊组织，有11.1%的人参加过学会、协会组织，还有7.1%的人参加过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等，参加过校友会、联谊组织、学术协会组织和民间社团的比例在各阶层中分别排第二位、第三位、第三位和第一位。
另据2015年CSS调查，专业技术人员中有意愿参加自发组织社会公益活动[23]的人占总数的82.8%，有意愿参加官方组织志愿活动的人也占了78.0%。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这两种活动的意愿，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对比专业技术人员实际参加自组织公益活动和官方组织志愿活动的比例时，发现尽管他们参加自组织活动的意愿更高，但实际参与比例却低于官方组织活动的参与率（29.2% VS 33.5%）。当然，人们的态度和实际行为之间往往会出现一些差距，但这种反差却可能反映了另外的问题：相对于官方组织的公益活动而言，我国自发组织公益活动仍然受到更多限制，社会参与渠道亦不够通畅，这可能是导致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热情未能充分转化为行动的原因。
（3）专业技术人员是传播科学文化、提升全民素质的重要力量
在当代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专业技术人员秉承“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理念，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极扮演传授知识、普及价值观念的“教化者”和“传播者”的角色。首先，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中，大、中、小学老师就占了总数的四成左右，其本职工作就是“传道、授业、解惑”，面向广大青少年学生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价值理念，在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教学人员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也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发挥着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播的作用。仍以科技工作者群体为例，2013年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有45.5%的科技工作者在过去一年内从事过科学普及活动。其中，有25.5%的人举办过科普讲座或培训，有20.8%的人为企业提供过科技咨询或服务，有17.6%的人利用专业技术知识为农村、农民服务，有12.0%的人为各类科普场馆提供过服务，有8.9%的人为政府部门提供过决策咨询，有6.6%的人就科技问题接受过大众媒体采访。此外，还有半数以上的科技工作者过去一年利用网络新媒体（如微信、微博、QQ群、博客、网络论坛等）向公众普及或传播过科技知识（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研究中心，2015）。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向公众普及了科学知识、传播了科学精神，为全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3.政治功能：“稳定器”还是“颠覆器”学界对于中间阶层的政治功能热议已久，但并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认为中间阶层通常持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政治冷漠、服从意识强，倾向于维持现状和稳定，是缓和社会冲突的“稳定器”（李强，2001；周晓虹，2005；孙龙，2010；齐杏发，2010；李春玲，2011；孙秀林、雷开春，2012）。而另一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并不保守，他们有日趋强化的社会批判意识，对政府工作的评价较低、信任度不高，其社会公平感也不高。他们代表了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力量，会积极推动基于自由的变革，可能成为社会的“颠覆器”（胡联合、胡鞍钢，2008；张翼，2008，2009）。还有学者提出第三种看法，认为中产阶层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李路路，2008）。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中产阶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不如管理者阶层、经济资源不如企业家阶层，社会动员能力有限。但他们又拥有较多的文化和“符号”资本，有较强的社会号召力，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新时期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是尤其值得关注的。
（1）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意识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二者的主要区别有三：一是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保守主义者更愿意维持现状，而自由主义者通常对现状不满，更希望社会进步；二是对国家和权威的态度，保守主义者通常更相信权威式的领袖或强有力的国家，自由主义者则信奉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三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态度，保守主义者认为维护财产权利比维护公正和公平更重要，而自由主义者则相反（李春玲，201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我国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判断他们究竟是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器”还是有可能推动社会变革的“颠覆器”，首先要考察其政治意识倾向。本章从2015年CSS调查中选择了被政治学家广泛认同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对最主要的、相互对立的态度入手，描述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意识。
■ 维持现状VS社会变革
2015年CSS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在以下说法中做选择：“稳定对于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和“即便有各种风险，中国都需要社会变革”，有58.6%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意前一种说法，也就是说，近六成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变迁或社会变革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在各阶层中，他们维持现状的倾向性高于经理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办事人员阶层，排在第七位（见图12）。从前文可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获得感较强，这也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图12 不同阶层在支持稳定和支持变革间的选择
■ 效率优先VS公平优先
在平等与效率的权衡中，专业技术人员明显地偏向于效率一方。当被要求在“应当根据个人能力的高低来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和“人们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不应当太大，越平等越好”之间选择时，他们中仅有34.2%的人支持前一种说法，在各阶层中排名位于后列（见图13）。
综上所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作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获益阶层，对待社会变革持保守态度，大部分人选择维持现状；在面临“效率”和“公平”的选择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更倾向于效率优先的保守主义态度；但在对待国家和权威的态度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又更多地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由此可见，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意识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保守，而在政治问题上则更倾向于自由主义。
图13 不同阶层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间的选择
（2）专业技术人员对公平正义有更高的追求，对当前社会公平度评价相对较低
虽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公平与效率冲突时更偏向效率，但在脱离这一语境时，他们又会对公平正义表现出更强烈的需求，突出表现为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更敏感、对社会不公平的容忍程度更低。首先，从历年CSS调查中有关社会问题的认知情况可见，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一问题的认知度一直排在各阶层前列，五次调查中他们在各阶层的排序分别为第二位、第一位、第三位、第一位和第一位。其次，专业技术人员对中国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评价相对较低，在CSS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给我国社会公平程度打分（1分代表非常不公平、4分代表非常公平），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平均分在2.5分左右，除2013年略低外，基本保持稳定。而当我们将专业技术人员的公平感与其他社会阶层做比较时，会发现他们对于当前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明显低于大多数阶层，他们在历年各阶层公平感得分的排序中分别为：2006年第九位、2008年第六位、2013年第十位、2015年第八位（见图14）。
最后，专业技术人员还在一些具体的社会公平问题上表现出超前意识。如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就明显高于其他社会阶层，2015年CSS调查中，有22.1%的专业技术人员表示当前社会上性别歧视现象严重，这一比例在所有社会阶层中是最高的。考虑到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较高，我们还专门考察了各阶层中男性的态度，结果发现男性专业技术人员中也有19.2%的人认为性别歧视严重，在各阶层中排名仅次于办事人员阶层。
图14 不同阶层历年来的总体社会公平感
资料来源：历年CSS调查。
（3）专业技术人员有更强的批判意识，对政府满意度不高
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批判意识，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也继承了这一精神。历年的CSS调查都询问了被访者对政府各方面工作的满意度，从调查结果看，专业技术人员确实是更加挑剔、更具批判性的一群公民。以2013年调查结果为例，他们仅在义务教育、医疗服务、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这四个项目上对政府工作表示满意的[24]超过六成。在环境污染、执法公平和保障住房项目上表示满意的仅四成多，而对惩治腐败工作表示满意的更是只有三成。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在许多问题的满意度上都较低，尤其是在“环境污染”（五次调查分别排在第十位、第九位、第八位、第八位、第八位）、“惩治腐败”（四次调查中分别排在第四位、第九位、第七位、第八位）和“执法公平”（五次调查中分别排在第八位、第八位、第九位、第六位、第五位）这些问题上比其他阶层的不满程度更高。
表8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政府各项工作感到满意的比例及在各阶层的排序
（4）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参与行动
人们拥有特定的政治态度，并不意味着其必定会采取政治行动，从态度发展到具体行动还需要特定条件。从专业技术人员对实际政治行动的参与情况看，他们在政治参与行动上有较高的积极性。
首先，专业技术人员对政治问题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与他人开展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他们中有意愿讨论政治问题的人接近六成，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讨论过政治问题的人也接近一半，占到46.8%。专业技术人员讨论政治问题的意愿和实际行动在十个阶层中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一位。
其次，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参加基层选举、向领导和媒体反映意见等受现行政治体制鼓励的政治参与活动的意愿尚可，但实际行动远远落后。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基层选举者的比例超过六成（61.0%），表示愿意向政府和媒体提意见的比例也在四成以上（分别为47.9%和44.5%）。但实际参加过选举者的比例只有25.8%，而实际向政府及向媒体提过意见者的比例更是少得可怜，分别只有8.3%和5.3%。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在选举参与的兴趣和实际行动上都只能忝陪末座，排在第十位。而在反映意见问题上，他们的积极性在各阶层中相对更高：向媒体反映意见的意愿和行动均在各阶层中排在第二位，而向政府反映意见的意愿和行动则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
最后，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有着更强的抗争意识，而且对于一些带有较强社会冲突倾向的政治参与活动有着更强的参与意愿和实际参与行动。2015年CSS调查中询问被访者在权利受到损害时，是会选择依法抗争，还是会选择忍受，结果有超过八成（80.9%）的专业技术人员选择了“抗争”，这一比例在所有阶层中居于榜首。有趣的是，与其他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似乎对参与上访行动更不感兴趣，参与意愿和实际行动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第十位和第八位。而在参与群体性行动等行为这一问题上，专业技术人员则要积极得多，参与意愿和实际行动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见图15）。
图15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政治参与的意愿及行动
资料来源：2015年CSS调查。
六 小结与建议新时期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队伍规模不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分化较为明显，但总体上看，无论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形成了较明确的“中间阶层”认同，且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强调品位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心态比较复杂，就个人生活而言，他们有较强的获得感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但也表现出特有的“中产焦虑”和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专业技术人员在新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他们积极加入创新创业的大潮，引领和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为进一步促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健康发展，引导其发挥积极、正面的社会功能，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扩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提高企业和体制外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吸纳能力。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发展模式的转型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加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将有很大的发展和增长空间。在此过程中需进一步调整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布结构，扩大企业和体制外单位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吸纳能力。一方面，要继续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利用积极的产业政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进一步扩大企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和吸纳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力度，鼓励民间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教育事业，打破体制内机构的垄断局面，吸纳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业。
二是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不断增加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消除专业技术人员的“中产焦虑”，培育“中产心态”。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保证群众能吃上放心食品。严格执行环保督查制度，加强对水、大气、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通过深化医疗、教育体制改革，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强化社会保障的“保险”功能，让专业技术人员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更“安稳”。继续完善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快落实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科技成果产权分配、科研人员兼职兼薪等政策措施，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获得感”。
三是要坚定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政府形象，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优势，引导其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社会“稳定器”。政府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大反腐力度，健全社会监督机制，有效约束官员的行为，将权力放入民主法治的“笼子”，提升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同时要进一步拓宽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人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准确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把握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动态。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优势及其有较高社会声望、较强社会公信力的特点，因势利导，将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热情引导到正确方向上，使之成为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
四是要继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在创新创业大潮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扩大事业单位自主权，为专业技术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打造理想环境。建立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破除专业技术人员从体制内单位向企业流动的制度“壁垒”，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向企业集聚。落实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的政策，打消专业技术人员的顾虑，推动有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为有创业意愿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创业教育和培训，帮助其提升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利用科研成果创业，提升创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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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李炜研究员对数据处理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张娟娟承担了部分数据处理工作，特此致谢。
[2]赵延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睿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后；何光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3]《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http：//www.gov.cn/jrzg/2010-06/06/content_162177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4]《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http：//www.gov.cn/jrzg/2010-06/06/content_162177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5]其中1980～1998年的专业技术人员规模数据引自《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中关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的统计结果，并根据历年就业人口数推算了专业技术人员占比；1999～2005年的专业技术人员规模数据引自2000～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分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末人数”的统计结果，并根据历年就业人口数推算了专业技术人员占比；2006～2015年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数据引自2007～2016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劳动力抽样调查关于“全国就业人员职业构成”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的统计结果，并根据历年就业人口数推算了专业技术人员规模。
[6]《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https：//wenku.baidu.com/view/600787119b6648d7c0c7464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7]这18个职业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农林科技人员，科学技术管理人员，经济业务人员，法律工作人员，高等、中等、初等学校教学人员和其他教学人员，文艺工作人员，体育工作人员，新闻出版工作人员，文化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人事和职业工作人员，宗教职业者以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8]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每次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个案都只有几百名，可能会存在某些职业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经合并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总个案数为1956人，各职业中均有一定个案数。
[9]《逾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http：//www.moe.edu.cn/jyb_xwfb/s5147/201703/t20170302_29787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10]具体方法是用每次测量得分最高的职业分数减去得分最低的职业分数，得到该次测量的全距，再用某一职业在该次测量中的分数减去最低职业分数，得到一个数值，以这个数值除以全距，即可得到该职业在此次测量中的相对位置分数。
[11]休闲方式的问题为限选三项的多选题。
[12]转换公式为：（本人因子分-最低因子分）/（最高因子分-最低因子分）×100。
[13]将认为五年后生活水平会“上升很多”和“略有上升”者加总而得。
[14]将对此说法表示“比较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者加总而得。
[15]将感到“比较安全”和“很安全”二者加总后所得。
[16]2006～2013年调查中要求被访者只选择一项认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2015年的社会问题认知改为多选题，无法与前几次调查直接比较，故未报告具体比例。
[17]该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实施。采用了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所有市辖区中共抽取了128所小学和128所中学，再在每个小学中随机抽取一个四年级班，在每个初中随机抽取一个二年级班，最后选取班里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由学生及其家长自填完成问卷。调查于2009年实施，共完成有效的学生问卷6079份、家长问卷6028份。
[18]《国务院发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16/c1001-2716235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19]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依托中国科协分布在全国的423个调查站点，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向随机抽取的11884名科技工作者发放了电子问卷。共回收个人有效问卷7487份，有效回收率为63.0%。
[20]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依托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在北京市的45个调查站点，以系统随机抽样方式抽取科技工作者样本。调查于2013年开展，共抽取8900名科技工作者，并向其发放了自填式问卷。最后共回收个人有效问卷7729份，有效回收率达86.8%。
[21]将表示“比较能接纳”和“非常能接纳”者加总后而得。
[22]将表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者加总后而得。
[23]“有意愿”的比例是加总了曾经参加过活动和虽尚未参加但有意愿参加者的比例。下同。
[24]将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者加总后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