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 U 型曲线
经济学里有个库兹涅茨曲线，这是一条倒u 型的曲线，讲的是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先上升，然后下降。或者说，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的带动其他人，大家就都变得更加富裕 To 之所以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是因为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Simon Smith Kuznets) 在 1954 年提出来的。他发现，从 1913 年到 1948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45%—50% 下降到了 30%—35%O 库兹涅茨就是根据这一观察，提出了他的假说。
我们看看中国在过去30 多年发生的变化，大家会有什么感受？如果 直观地讲，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大家都很穷，有些人确实有特权，但我们很难看得见。套用一句玩笑话，当时大家是平等地贫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经济奇迹最大的功绩就是让上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降低了吗？没有。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了。
这不仅是中国才有的现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俄罗斯，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日本，甚至出现在北欧国家。所以，库兹涅茨曲线是不存在的。
那么，是不是库兹涅茨在骗我们呢？不是的，如果你观察20 世纪上半 叶收入分配的变化，不管是用库兹涅茨的方法，即统计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统计收入最高的 1 % 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或是用所谓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如果是零，就是完全平等，如果是 1, 就是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各国几乎都出现了一个 U 型曲线： 19 世纪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 20 世纪上半叶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但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收入不平等程度又再度加剧。
♦剧烈变革的 20 世纪
这是为什么呢？你先想想在20 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什么。 1914 年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世界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之后，到 30 年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到了 30 年代末期，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已经全面转恶，到了 1939 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世界政治经济经历的最动荡的一段时间。
最直观地看，战争会带来财富的损失，革命会带来财富的损失，更不 用说规模如此巨大的战争与革命了，多少悲欢离合、生生死死，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金融危机也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损失，多少富人的投资，在股灾中灰飞烟灭。据说，大萧条期间，你要是在纽约的酒店订高层的房间，酒店经理就会问，请问你是想住宿呢，还是想跳楼。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结果殖民地国家一个一个都独立了，这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又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殖民资产。
当然，这些都是直观的感受。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 ) 的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英国收入最高的 0.1% 人口的收入比重从 1914 年的 10.7% 下降到 1918 年的 8.7%O 但其他参战国，比如日本和美国，其最高收入比重没有岀现明显下降。法国和德国在战争中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为它们是主要战场，但法国收入最高的 1% 人口的收入比重在 1915 年为 18.3%, 到了 1920 年则为 17.9% 。在丹麦和荷兰，最高收入的比重在战争之后反而上升了，难怪在战后有很多人大声疾呼要惩治那些发战争财的人。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二战”前 后大幅度下降。而且，出现下降的国家并不只是被占领国或战败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瑞士，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福利国家的出现
所以，除了战争、经济危机的因素，政策的转变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简单地说，这个重大的变化就是福利国家的岀现。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简单指标就是看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英国、法国、美国和瑞典这四个国家的数据来看，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政府的规模很小，基本上属于“守夜人”政府，到 20 世纪之后，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逐渐演变为“社会政府”，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政府的规模大体处于稳定状态，未再出现大幅度的扩张。
1910年之前，英国、法国、美国和瑞典的政府规模大体相似，税收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 10% 以下。这些税收收入主要用于一些基本的开支：警察、法庭、军队、外交和行政管理。换言之，除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财产权利和保持军队力量之外，政府基本上不剩什么钱，干不了太多其他的事情。当时，政府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很少，大部分人只能接受最基础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如今，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都占到国民收入的 10%—15% 。当然，各国的具体政策有所不同，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更市场化，大学学费较贵，基本上靠个人承担。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更多靠政府支持，学费较低，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欧洲实行了较为普遍的公共卫生体系，而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只覆盖老年人和低收入阶层。但是，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大部分是由政府支出的。政府支出占教育、医疗卫生经费的比例，在欧洲为四分之三，在美国为二分之一。
此外,政府规模扩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支岀增加 了。其中主要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以及对贫困或特殊家庭的救助。在这一部分支出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养老金，约占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欧洲各国的养老金占国民收入的12%—13%, 美国则占 6%—7%0 对于大部分退休的老年人（占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来说，公共养老金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年贫困化的问题。和养老金相比，失业救济在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一般占国民收入的 1%—2%o 对贫困或特殊家庭的救助则更少，不到国民收入的 1% 。
福利国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20 世纪 50—70 年代 是福利国家发展最快的时候，对市场经济的管制程度也相对较高，但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而且，那是一段难得的几乎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年代。
20世纪 80 年代经济自由主义逐渐盛行，收入不平等程度再度恶化。如 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又会进入一个像 19 世纪那样的贫富悬殊、人心思变、社会动荡的年代。
链接阅读：安东尼•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