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情报机构，大家会想到美国的FBI、俄罗斯的克格勃。但在效率和暴力方面，可能都比不上冷战期间东德的国家安全局——“斯塔西”，他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严密的特务情报机构。斯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为了大范围地刺探情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特别擅于煽动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揭发。在当时的东德，平均每50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和斯塔西相关，不是直接的雇员，就是间接为它提供情报服务。
20世纪90年代初，当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来到东德档案管理局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到他，就对他说：“你好，罗密欧。”紧接着就在他面前摆出足足有两英寸厚的档案材料。这让加顿艾什教授大吃一惊，这么多档案材料，到底是什么？
原来，“罗密欧”是加顿艾什教授在斯塔西内部的代号，当他打开档案袋一看，不禁背脊发凉，里面几乎记录了他学生时代曾经在东德做调查时每一日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在哪家餐厅吃饭、在哪个报刊亭购买了哪本杂志，以及他所接触过的所有的人，甚至连他交往女朋友的点点滴滴，都一清二楚地进行了记录。
这么细致严密的档案记录，是如何做到的呢？根据这一段自己亲历的历史，加顿艾什教授对东德开放的斯塔西档案继续进行深度挖掘，最终写成《档案：一部个人史》（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这本书。[1]在书里，加顿艾什教授描绘了许多东德人的幸福生活如何被档案所揭示的残酷事实所摧毁——他们的兄弟、亲人、友人、爱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告密者。形成了一种告密风气的循环，几乎无人可以幸免。两德统一后，第一批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曝光，就曾经在德国上下引起社会信任危机，一些原东德居民发现自己的左邻右舍当年就曾监视过自己，一时间邻里关系和社会秩序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作家梁文道专门为《档案》这本书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导读，叫作《出卖作为一种美德》。对于这一段历史，他写下的评价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个人背后都另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
为什么在东德，社会上会形成如此的告密风气？并且这种告密行为并不是说因为某人犯了法试图逃脱法律的制裁，被身边亲近的人所举报，而是在完全合法的正常生活情况下，就因“怀疑有罪”而被追踪和监视，甚至受到莫须有的指控和惩罚。
这种告密风气，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人和人之间一种道德的缺失，而是在社会普遍层面上的信任沦陷。当社会陷入暴力失范与管制混乱之中时，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就会降低；反过来，人与人之间越发缺乏信任，群体之间的团结度就越发降低，整个社会系统也会面临着支离破碎的更大可能。
在和平时代，我们也会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频繁提到“信任”这个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信任，夫妻之间的信任，上司和属下之间的信任，甚至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那么，什么是信任？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任？信任危机和滥用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我们又如何增加社会信任？接下来我们一一剖析。
齐美尔的陌生人什么是信任？
信任并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心理行为或心理现象，而是一种基于社会互动的社会行为，有着典型的社会属性。我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换句话说，只有人和人之间相互交往、相互沟通，才会产生信任的问题。
这里，我想引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
在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中，他主张把社会互动形式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互动构成了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产生了社会化，从而创造了社会。而人类社会化中最纯粹、最原始的一种互动形式，就是交换。
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阐述了信任机制如何在社会交换和货币交易中扮演支柱作用。无论是早期的实物交换，还是后期的货币交换，交换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信任。为了达到互惠的目的，互动双方都会在互信的基础上保持自制，欺诈行为因此受到制止，经济秩序也因此能够维系。而如果“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2]
社会互动除了交换行为以外，齐美尔又进一步探讨了距离在社会互动中的意义，并提出了“陌生人”这一游离于群体间的特殊类型。在他的文章《陌生人》中，齐美尔对这一个概念如此定义：“（陌生人）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在这里达到一种可以最简要概括的状况，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3]
什么叫作“远方的人是在附近”呢？齐美尔指出，陌生人不是外在于群体，而是“在一个有周围边界的群体之内流动”，是群体的一部分，却不为血缘或地缘的关系所固定。用通俗的话说，在你身边的人，不一定是你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人。很多时候，空间上的相近，并不代表着心灵上的彼此相近。
齐美尔认为，“陌生”并不必然代表着不信任。事实上，陌生人是现代社会中特殊却又普遍存在的一个群体，他们带来了一种绝对的、普遍的交换，和陌生人的关系可以根据一般的社会交往规则来定位。个体和“陌生人”打交道，不是根据对他这个特定的人的了解，而是根据他作为一个更一般的共同体的一员所具有的普遍性质。用齐美尔的话说：“只要我们感到陌生人和我们之间存在民族的或者社会的、职业的或者普遍人性的相同，陌生人对我们来说就是近的。”
信任的类型为了帮助理解，我们不妨将信任想象成一个三维的立体概念。从横向看，信任对象的范围有多大？从纵向看，信任的程度又有多深？往更深层次看，信任的场景、情景又是什么？
从第一个维度看，信任的对象中，最亲密的信任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纽带。按照韦伯的分类，是属于“特殊主义的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这是一种以特殊的血亲共同体为基础，并以道德、意识形态等非制度化的东西为保障的信任。例如父母对孩子天然的爱，孩子对父母天然的依赖，都是最自发、最本初的信任。以此类推，关系越疏远，我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会逐渐降低，从而产生出一种信任度的差序格局。我们常常看到，家族企业在财富传承和文化传承上，会非常强调血亲关系。因为出于一种天然的信任，所以可以选择交托。我们看到香港的李嘉诚家族、韩国的三星家族等，在企业运作的背后，其实采用的都是这样最原始、最本真的信任模式。
从第二个维度看，信任的程度可以超越血缘，达到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这种信任是以信用契约或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确立的，“信任”双方严格遵守信用契约是维系此种信任的关键。如有一方失信，则会受到惩罚，人们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往往不会产生失信的行为。这种基于制度基础培育出的信任关系，可以更有效地规避人情面子下的寻租行为，因此也更加值得鼓励和推崇。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其实也是更理性、更持久的。
从第三个维度看，我们会发现在不同情境中，人们面对同一人的信任程度也可能会有差异。同样对待是一个初次见面的人，我们会更加倾向于相信熟人的介绍，例如朋友在聚会上的引荐，或者是来自权威部门的中介，或是类似于校友聚会上的偶遇。这些现象就意味着信任是基于对考察对象（被信任者）的社会网及其所处群体环境的了解与认可，例如校友会、同乡会、行会这一类群体，因为其成员共同的经历和共享的集体荣誉感，所以会在无形之中加深这一群体内部之间的相互信任。
再比如，我们清华社会学系进行社区问卷调查时，需要在抽样的基础上挨家挨户敲门入户访问。如果是一般的单独上门，即便我们的访员出示清华大学的学生证，拒访率也会非常高。而如果借助社区或者居委会干部的帮助，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再去访问，拒访率就会大大降低。这背后就是被访者在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之下，有政府职能部门的背书，从而大大增加他们对研究者的信任度。
在一个信任缺失的社会当我们在今天反复讨论信任的时候，同样也是在焦虑生活中信任的缺席，当我们仔细回想每天的日子，“不信任”三个字几乎贯穿在很多生活的细节中：当我们在街上看到老人家跌倒，因为担心会被指责为故意撞倒对方，遭遇无理索赔而不敢上前搀扶，这是对社会公共道德的不信任；当我们去买菜，因为担心会买到人造的鸡蛋、掺水的猪肉而去选择比较昂贵的进口食品，这是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时，收到陌生人的电话、电邮，因为警惕是诈骗信息和病毒邮件，而不敢接听和打开，或者直接将号码拉入黑名单，这是我们对个人隐私信息被潜在侵犯的不信任，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即是，都显示出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
我们当然明白，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对这个社会的繁荣与秩序有着深远影响。那么，如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社会互动常带有戒备心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将会下降。
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Soziologie）一书中，齐美尔说：“信赖是在社会之内的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4]人与人之间的高信赖度，就如同社会秩序的润滑剂，会对人际交往和社会运作带来一种保障性的安全感。人们不用花费巨大的成本去过度考虑环境和人性的复杂，而是按照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范去合理行动，即可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收益。长久而言，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必然会得到提升。
我们在开头提到东德，在情报机构斯塔西的监控之下，形成一个完全失去信任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告密成风的社会，必然导致人们之间的信任基础遭受毁灭性破坏，要提防身边可能随时存在的“密探”，又要处处行事谨慎担心被别人误认为是“密探”，人人都活在恐惧中。相互猜忌，彼此防范，人的心灵就会变得孤单、脆弱，而社会也会陷入集体性自危和混乱中。
因此，社会前行的目标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技术。个体的道德诚信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信任体系。诚信的个体，是社会信任的大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在制度性的约束和监督之下，只有道德进步，社会才可以走向规范有序的良治；也只有道德的进步，才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勇于担当，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信任的危机信任危机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伦信任危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愿意相信陌生人，总是习惯用怀疑的目光和不信任的心态面对周围的人和事，人际关系变得冷漠，造成局部的人际交往失范，可能会导致局部的信任危机。
二是制度信任危机。制度层面的信任危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它的影响和危害更为巨大，不再局限在局部，而是对于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冲击。信任依赖于社会的道德环境。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就会变成无本之木。如2011年爆发的“郭美美事件”，导致整个社会大众不仅对中国红十字会，而且对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信任坍塌。事件曝光后的第一个月，全国的社会捐款数环比下降50%；第一个季度，全国的慈善组织所接受到的捐赠额的降幅则超过八成，显示了全社会对慈善捐赠巨大的信任危机。
当然，信任也会被滥用。在中国，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杀熟”。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的代表，从熟人间的信任发端，在熟人信任的基础之上，再慢慢拓展至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这是社会秩序有序展开的基础。然而当“杀熟”现象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时，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就会瓦解。
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郑也夫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走向杀熟之路》。在这篇文章里，郑也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比如，有些平台打着帮人理财的名义，实质是在非法集资，于是就发生了上家跑路、下家埋单的悲惨情况。这些平台很多都是基于熟人社会网络圈而壮大起来的，由七大姑八大姨的参与逐步将资金池慢慢做大，当频繁跑路发生，数以百亿计规模的资金无法兑付时，对整个金融市场、甚至整个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就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危害。
重新认识信任我们在本节谈了什么是信任，为大家用三维的方法解释了信任的定义和价值，认识了社会学家齐美尔眼里的“陌生人”概念和信任。我们之所以需要信任，是因为内心对美好的社会环境还存有乐观期待，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我们都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成熟、理性、有序、可信赖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在其中收获高效的工作氛围、有爱的人际关系；我们之所以需要信任，是因为这是为人的根本，是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看世界时的底色，如果底色是不纯粹的、暗淡的，那么一切都将是无意义和无用的。
[1]［英］蒂莫西·加顿艾什：《档案：一部个人史》，汪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viii页。
[2]［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3]［德］齐美尔：《陌生人》，载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348页。下文中齐美尔有关陌生人的引述，均出自《陌生人》一文。
[4]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