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员工”“佛系恋爱”“佛系育儿”……“佛系”这个词突然火了，从网络热词到各种表情包，似乎无论什么事情一旦贴上了“佛系”的标签，就天生自带一切随缘、不争不抢、云淡风轻的生活态度。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选择佛系？真的是随遇而安的一种表现吗，还是在高速运转的消费时代，不得不低欲望的一种无奈选择呢？
仔细推敲佛系的原因，有人说，从整体大环境来看，经济的发展让这一代年轻人在生活上相对富裕，比起上一辈，改变阶层、奋斗的动力不足，有些难免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所谓“佛系”，可能只是懒惰的保护色。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生活的压力，就业、住房、婚姻、育儿、医疗等几座大山早已把年轻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各方面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尽管维持普通的生活并不难，可是想要稍微优渥的生活，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年轻人何尝不想打破阶层固化，努力向上。但是发现这样非常难，甚至近乎不可能，于是只能自称佛系，也实在是一种求之不得，干脆降低人生期待值的无奈。
然而，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佛系”并不能反映现在年轻人对于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真实态度。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选择了90后艺人作为代言人，比如Buberry选择了周冬雨，SKII选择了窦靖童，LV选择了吴亦凡……这些背后自然是现在年轻人的强大购买力在作支撑。根据《2017中国奢侈品网络消费白皮书》的调查显示，中国奢侈品主流消费群体的平均年龄已经从35岁下降到25岁。世界奢侈品平均消费约占个人平均财富的4%。但在中国，特别是一些年轻消费者，用40%甚至更多的比例去购买奢侈品的情况并不少见。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汽车、房屋购买上，年轻群体消费大额资产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尤其是房子，几乎是大城市年轻人结婚的标配，真正选择“裸婚”的非常少。而日本网站曾做过关于幸福和房子有无关系的调查，只有不到一成的网友认为幸福和房子有关系，东京85%的年轻人在结婚时选择租房子。而且日本青年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之下，仍然不愿意买房，说明购房的主观意愿比较低。
可见，比起日本青年的真实低欲望，这一届中国年轻人的“佛系”并不是表里如一，在看起来不苛求、不计较的外表之下，真实的欲望却很高。尤其是对物质的要求，在每年刷新的双十一成交额背后，有想象不到的高购买力。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佛系”的时候，需要撕开表象看内在。到底为什么年轻人会一边追求着优渥的物质生活，一边又表现得克制、声称自己过着佛系的人生呢？当我们在享受金钱带来的各种好处时，我们是不是又被随之而来的焦虑和患得患失感折磨得不知所措？在物质极为发达的社会中，我们又如何鉴别“我想要”和“我需要”之间的区别，在欲望、野心和自我实现的能力之间做出平衡呢？
学院的局外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非常好地概括人和金钱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句话就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美尔的名言。
齐美尔是和韦伯同处于一个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是德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德国社会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与韦伯不同，齐美尔的学术道路要更加坎坷。齐美尔出生于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母亲对他比较冷漠，而父亲在他1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于是，父亲的好友担任了他的监护人，并且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为他日后可以心无旁骛地钻研学术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因为齐美尔从幼年开始就饱尝人间冷暖，从来没有享受过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所以，其实不差钱的齐美尔内心一直都有着很难和外人诉说的苦痛，他把对于个体生命、社会现实的思考都融入在了一生的学术研究中。
与此同时，齐美尔的犹太血统也使他受到了极为不公平的待遇。一方面，反犹主义在“二战”前的德国盛行一时；另一方面齐美尔在学术领域的涉猎之广和他对当时限制学界发展的规则的反抗也使他成了“学院的局外人”。他常年活跃于德国柏林的文化圈中，在艺术界和文学界也有许多朋友，连续十几年以编外私人讲师的身份授课，虽然他23岁就已获得博士学位，但直到56多岁才被学术界接纳为正教授。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齐美尔所处的时代特性也在他的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烙印。齐美尔进入成年时，正是在俾斯麦掌权的德意志帝国早期，柏林在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飞速发展起来，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城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齐美尔展开了对现代性这一命题的探索。
金钱的哲学齐美尔的代表作，就是《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这本书。因为齐美尔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以短文的形式出现，所以《货币哲学》这本书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这本书中，齐美尔对货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1]没错，金钱使得现代社会变得更加的理性，因为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量化来衡量。金钱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中，商品实现了客观化，不仅日常的商品交换变得更加便利，就连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也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字。货币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如同信赖上帝全能：“通过金钱可以获得的对象范围大大增长，这使金钱获得了中心的地位，它的光芒照射到现代生活中许多具体特征中。金钱使个体完全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近在咫尺，更加充满诱惑。金钱在人和他的愿望之间插入一个中介阶段，一种缓和机制。凭借金钱这种手段可以获得数不胜数的其他东西，就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好像我们比以往更容易获取所有这些东西。”简言之，“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2]
有趣的是，有心理学家做了一组实验，来验证金钱的万能性。他们把被试者分成两组，一组让他们用手先接触钱，另一组则不接触，然后再让两组被试者同时将手伸进冰桶里，结果发现接触钱的这一组被试者，他们平均的耐冻性要比没有接触过钱的那一组要增加一倍。换句话说，金钱就如同止疼药一样，至少在心理层面，极大缓解了人们对于疼痛的感觉。当然，反过来说，当人们花钱的时候，感到“心痛”“肉痛”，也是一样的原理。
受到马克思劳动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影响，齐美尔同时也对金钱的“异化”功能进行了阐述。齐美尔指出，金钱是一种纯粹的交换方式，人们在社会里将金钱本身当成目的，人际互动变得更加工具化，更易于计算，获得金钱货币成为人际交往的直接目标。人与人互动之中的个性和关怀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和就事论事的态度，以及理性、精于计算、毫厘不差的实际生活。
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齐美尔并没有仅仅只是把货币的存在视为一种交换媒介、价值手段，悲观地认为货币拜物教完全剥夺了人们欲望的自主性。恰恰相反，齐美尔对货币背后的现代精神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货币经济的分化中，齐美尔依旧看到了人的个性发展的希望。
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象征着现代精神的合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本质相通。货币经济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主客体分化之间的两层关系：“货币的起源建立在经济追求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分化过程上；货币就其纯粹的概念又包含了无区分原则。”人的心灵与货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也通过分化和去分化的过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适应理性化的外部世界，赋予客观化的功能；另一部分则保留纯粹的个人属性，是无法物化的内在部分，艺术、爱情、宗教这些人类心灵生活的原始领域便隶属于这一部分管辖。因此，齐美尔强调，金钱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很多“想要的”，但金钱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最终归宿。哪怕外部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崩离析，人们依旧可以通过对心灵分化，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保有主体灵魂的高雅和独立。
相比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与金钱的罪恶相干，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罪恶的克服，齐美尔似乎更加准确地预言了今日的社会状态：现代性似乎并未在极端中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反而是以更加全面的形态渗透入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货币最终脱离了物质形态，电子商务出现，股份制的发展，银行业的膨胀。现代性正“日益地”自我扩张，并且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在金钱的异化功能之下，齐美尔进一步明确指出：“货币同样导致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这种平等是‘一种夷平的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
这番话，可以说在当今的世界也非常适用，是齐美尔理论视角应用最直接的一个方面，它敦促我们对“金钱”进行慎重反思。似乎齐美尔一百多年前所预见的种种都正变得更加严重，也更为理所当然了。
没有人情味的金钱时代首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金钱如何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改变，是个人主义开始盛行。在过去的生活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固定、彼此惠存的。但在如今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逐渐开始不再依赖确定的人，而是只依赖自己和自己的财产。过去我们说“谈钱伤感情”，而如今的流行语却变成了“谈感情伤钱”。
第二种改变，则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没有人情味。过去我们因为人们的独特的个性而交往，现在我们更加有可能的是和他们所处的职业而交往。比如说快递员、理发师、医生……我们不再去思考这些职位背后每个人的个性，我们也不在乎谁占据了这些职位。在金钱经济的现代分工中，个性化开始慢慢消失在职位背后，似乎连每个人之间都因此变得可以互相交换、利益输送。人丢失了人性，变成了专业化、功能化、无差异性。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金钱如何导致人们理解世界的观念从一种“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发生转变。
在《货币哲学》里，齐美尔指出：“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在“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下，货币经济以现代都市为家园，让形式高于生命，现代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知识、美貌甚至是爱情都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甚至交换。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因此变得如此陌生，以至于只有理性而没有感性，只有计算而没有关怀。
卢梭说过：“人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放在今天讨论的语境里，就好像是有了大量金钱支配权的人，自认为可以操控一切，但其实是被外在的名、利所操控，到头来却被这一切所吞噬。
比如，不久之前爆出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名校录取作假案。富有的、上流社会的家长们，通过贿赂考官、代考、伪造体育特长生简历等卑劣的手段，骗取美国名校本科的录取。这其中的每一项作假行为都是明码标价的。名校是名流后代们今后混迹社交圈的通行证，他们被“金钱是万能的”幻想所控制，以为每个环节都可以用钱踏平，从而可以形成一个利益勾结的闭环。但事实上，金钱恰恰是毁了他们美好幻想的工具。而且真正的教育、智慧都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
成功学与美国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金钱观主导的世界中，如果我们把人们对于金钱的极度渴望和追寻推向极端，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影响。
在我们的想象中，当社会走向繁荣富裕后，人们的道德水准应伴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也相应得到提升，整个社会也会自然走向良序善治。但事实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失范和负面事件。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金钱在这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对于金钱的重视，创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社会愈发功利化，以追求金钱的成功作为最高标准。而当社会成功学泛滥，当对金钱和权力开始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渴望和幻想之时，就是社会的精神走向堕落、社会出现失范的开始。
这里有必要引申介绍一下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有关社会失序的观点。默顿是社会学领域中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所生活的20世纪中叶的美国，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黄金时期。正因如此，默顿有关失范的论点，也更加强调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功能。
在理论维度上，默顿认为任何社会结构都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目标，二是达至目标的手段。首先要确立社会成员认为值得追求的某种目标，其次再促使社会成员使用合法的手段来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如果社会给定的目标和可使用的合法手段之间发生了相互脱节，就会造成一种社会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就会引发社会的失范状态，紧接着就会衍生出形形色色的越轨和犯罪行为。
让我们回到20世纪中叶的美国来具体看看当时的美国社会图景，是如何激发出默顿的有关失范的理论架构。当时的美国是追求一种金钱至上的成功，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可能获得成功，都有一个美国梦。
什么是美国梦呢？美国梦就是“我以前一无所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阶层划分，开始过上大房子、好车子的生活”。然而美国梦并不是这么容易实现的，至少如果选择合法的途径去追求成功，实现美国梦就需要一段较长的个人奋斗期。但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又是金钱至上的成功学导向，社会推崇的是那种一夜暴富的成功人士，这就无形中给每一个人很大的压力，梦想着和这些人一样，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拥有金钱和地位，摇身一变，自己也晋身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
这在默顿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是社会失序的前兆，因为“当社会把成功的标志看作是财富的积累的时候，反社会行为就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换句话说，在一个金钱、权力、利益受到过度重视的社会中，就会时刻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以不合法的手段来达到社会认可的目标。特别是那些来自底层的社会成员，当整个社会不断强调以金钱作为成功的目标时，他们对于金钱会更加渴望，就好像心理学家实验发现的那样，穷人家的孩子会把硬币画得比富人家孩子的更大。然而当底层民众发现自己无法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缺乏向上流动的通道时候，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就极易导致社会的失范。
正如默顿所说：“（当）文化上强调所有人都重视金钱成功，而社会结构却又过分地限制了许多人实际地运用正当手段，这样便产生了一种压力，迫使人们寻求不符合制度规范的革新行为。”[3]其实，不仅仅是在默顿所处的20世纪中期的美国，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功利化的趋势也日益严重，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对“成功”不加掩饰的炫耀，都已然是演化成了社会的一股劣气。而这背后，其实正是那把看不见的金钱匕首在屠杀社会的良心。
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我们从“佛系”展开，集中讨论了齐美尔对于金钱和现代生活的思考，看到充满了哲学家的思辨和社会学家的批判精神。“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对于这句齐美尔的名言，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自己的价值思考和判断。
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被商品交换和流通所主宰，被金钱关系所主导。金钱对社会的无形主宰，成为现代性文化的基础，使得人们具有守时、精确等特点。货币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在交往中可以不带个人情感。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人类的行为都是理性和利己的，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追逐个人利益来增进社会利益，实现社会的平衡。整个经济学的大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不可否认，经济理性依然是我们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
那么非理性呢？比如爱、情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构成，也是我们人类固有的一部分。随着一个现代化、高度理性社会的扩张，非理性的事物黯然失色，逐渐消失。非理性是人类的本能，甚至并不一定拥有真正的所谓的“价值”，但是它可能影响着我们的很多决策，关系着人类的未来发展。
随着经济理性的肆意增长，我们开始失去非理性，这其实会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悲剧。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没有货币、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科层制度的传统社会了。我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较量，金钱和人性之间的平衡，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匹配。
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仅仅用“佛系”的态度是不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直视和处理自我真实的欲望，不拒绝金钱和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利好，也努力不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成为货币之桥上的迷失者。
[1]［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西美尔即齐美尔，下同。——编注）
[2]［德］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载于《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1—12页。
[3]［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