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诞生在中国？
这一问题也衍生出了很多相近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是英国的科学技术史专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领先了世界一两千年，但是却没有像英国一样爆发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呢？
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就曾专门有一章节讲过，在明朝中后期的江浙一带，由于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教科书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明朝中后期，江浙一带伴随着商业往来的频繁，大型的商业城市开始出现，部分生产部门，如纺织业、印刷业，开始兴盛。可是，这样的星星点点的经济萌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韦伯的疑问为了回答这一疑问，我们必须进入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世界。作为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韦伯是我们在学习社会学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位社会学大师，甚至可以说，韦伯是社会学创立以来最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研究触及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揭示出社会错综复杂的变化发展，并巧妙地将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结合在一起。
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说韦伯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框架里做出了突破与创新。譬如，他不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看来，以生产关系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决定了思想形态，而观念不过是经济地位的表征。对此，韦伯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思想观念也可以影响经济生活与社会的发展。
对此，韦伯做了一项十分著名的研究，并撰写了一本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项目的学生都要求必读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这本书如此家喻户晓，以至于在1997年国际社会学协会的一项有关20世纪最重要著作的票选中，韦伯有两本著作进入前五，一本是排名第一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另一本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排名第四。
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有一部分和韦伯自己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韦伯的父母性格截然不同。他的父亲是上层阶级的政治官员，当过柏林市议会议员和普鲁士议会议员。因为身份的关系，韦伯年轻的时候，家里经常会有高层的政治及学界人士来访，使得韦伯小时候就对政治及学术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兴趣。与热衷于政治的父亲相比，韦伯的母亲则迥然不同。她有着坚定不移的宗教信念，一种加尔文新教的责任感使得她认为教会应该致力于反对贫穷及支持社会福利运动。韦伯从孩童时代就对父亲的权威及武断深感不满，随着年岁的日长，他和父亲的看法越来越相异，冲突也越来越大，而与母亲的见解却越来越接近，更加认同母亲对于新教的信念和价值观。不得不说，父母的信念和价值观的不一致与冲突，对韦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母亲身上所体现出的新教徒特质和精神，也在一定程度让韦伯对新教伦理观产生了研究兴趣。
韦伯一生都在探讨“何谓理性”这一问题：人的自由化和社会的理性化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尺度如何把握，情感和理性的张力如何驱动，都是韦伯关注的重要内容。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也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并将资本主义的诞生上升到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高度：“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相同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1]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道德箴言韦伯承认，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来定义资本主义精神，但他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道德箴言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这位美国国父级的先辈，早在18世纪，就定下来很多自我约束的戒律，譬如：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
切记，金钱具有惊人的繁衍性
切记，善付钱者是他人钱袋的主人
当富兰克林还是一名印刷厂主的时候，这些戒律信条便对他的生意促进良多。他的邻居当年回忆，自己早上出门时富兰克林就开始工作，在自己回家时，富兰克林依旧在努力工作，他的努力使他成了费城最大的出版商。同时，他的清教徒生活特色也使自己在生意上占尽优势。
这里也推荐一下《富兰克林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这一本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励志书。在书中的第十九章，标题叫“酗酒毁了斯科”。斯科原是富兰克林的好朋友，但由于酗酒的恶习，导致生意不利，以至于穷困潦倒。富兰克林一直坚持认为，不饮酒的习惯使人常常处于清醒，努力工作，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绝对有巨大优势。
富兰克林另外一个思想——机会成本的理念——则在另外一位商业大佬的手中用到了极致。后来的美国首富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复式记账法，这成了他一生中在石油行业打拼的利器。复式记账法是相对于传统的单式记账法而言的，在记账时，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的金额，在相互联系的两个账户里，一个记“借”，一个记“贷”，“借”“贷”相等。复式记账法优于单式记账法的地方在于它考虑了机会成本，就像富兰克林所说的：“借出五便士，也损失了在借出其间可以周转到的利益。”所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才会说，复式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高塔。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本人却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教徒，但成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的确是无可争辩的。
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
简单说，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理性经济的体现，是一套理性的、有系统的追求利润，但同时又保持自制节俭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韦伯承认，形成这样一种精神，以及最终导致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不存在单一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就这一本书而言，韦伯想要解释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少被重视的方面：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样的影响又会有多大？
此处所说的观念，即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之后，所兴起的新教及其新教信徒的行为观念。
韦伯提出，经济理性主义的形成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宗教改革之后，人们深深陷入关于自己来世得救问题的恐慌中。天主教所倡导的“赎罪”论所带来的人的道德善恶轮回被路德教的“天职观”（calling）所取代，人们的得救状态不再能够自主地通过赎罪而获得，而是要努力做好在人世间的本职工作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睐，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救赎。
在这里，“天职观”是新教伦理的核心基础。所谓“天职”，就是在俗世中，上帝分派给每个人以不同的职位，这些职位在上帝看来并没有贵贱之分，人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勤勉的工作，这不仅是道德所在，也是为上帝增添荣耀的最高形式。用韦伯的原话来说，就是“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
在此观念之下，人们的世俗活动不再是“财迷心窍”的行为，而是通过勤勉工作积累财富，求取成功，从而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如此便可以得到启示，获得拯救。这种新教工作伦理对财富追求予以肯定，无疑有助于帮助西方众多企业家与资本家的诞生与壮大。
与此同时，在新教的教义里，提倡禁欲和节俭，反对骄奢和浪费。任何懒惰、享乐的行为都是对上帝的违背，也是对自己得救状态的否定。在这种伦理指导下，确信得救的选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理性与道德、节俭而自制。
新教伦理一方面强调劳动光荣，另一方面又强调艰苦朴素。拼命赚钱又不花钱，以这种天职观念引导的理性经济活动完美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最终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他并不排除尚有其他因素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另外，他也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也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因素之一，他不排除还有其他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或者人文思想的因素，协助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只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其充分条件；同样，资本主义精神也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事实上，韦伯也从未把新教伦理当作资本主义发展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唯一决定因素。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具有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利条件，譬如强大而有力的同业工会组织，快速增长的人口，金融贷款机制的存在，以及强劲的攫取欲望及竞争传统。既然有这么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存条件，中国为何依旧无法诞生出资本主义呢？
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他进一步讨论了在儒家和道家价值信仰体系支配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首先，是社会结构上的障碍。中国的社区组织是由一个个严密的、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家族所组成，其中人们之间的行为互动皆严守传统的律法规矩，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家族长老具有无上权威，发号施令，人人不可违背。每个氏族家庭是完全自我独立为营的，鲜少与社区中其他的氏族家族发生关系。而且大多数的家庭皆为农户家庭，只在很小的土地上耕耘为生，因此鲜有新的发展机会。绝大多数人都是活在天高皇帝远、自我封闭的小社会中。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府是世袭的。政府的运作是靠传统、特权及施惠来维持，政府行政机构的运转，也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层制架构，而更多体现出人治的色彩。商业行为也没有足够的法律加以制约和保障，民间纠纷和冲突的案件也没有中央法院及其一系列的司法机构来裁决处理。这些不合理的机构及行政组织阻碍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最后，是重视经学教育的儒家思想所造成的障碍。一个人要想晋身仕途，就必须要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古典书籍，并且还要擅长诗词书法和绘画。我们看到，历朝各代的科举考试，都是通过考察经义、诗赋这些来选拔人才。比如说，考官从任意一本经书中选取一页，然后摘录其中一行作为考题，考生们在考试中，就要根据这一行文字，再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在韦伯看来，儒家传统所鼓励提倡的这种教育模式，是一种书呆子式的文学教育，从中选拔出来的儒家学者和官员，对于理性的经济体系、政策制定、科技发展等，自然都没有兴趣，并且也没有能力去管理。
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不同于新教伦理，前者强调的是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认为人性本善，而非新教的人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新教的价值理念存在上帝，存在一个现实世界之外、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越世界，两个世界充满张力，因此新教徒要积累物质财富、奉行禁欲节俭、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获得救赎进入超越世界。而儒教不同，不存在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和外在的最高造物主，儒教注重世俗的伦理秩序，主张顺应天道、接受现状，强调个人的自我圆满。对于追求功利、忙于累积财富的价值观念，是为儒家伦理所不齿的。另外，儒教奉行古法，不喜变革，重义轻利，这些都不利于追逐利益、强调经济的资本主义产生。
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难题”的时候，也曾明确指出，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施行了以诠释四书五经为要义的科举制度。由于这样的制度只强调背诵，不强调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因此在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中国错过了发展的契机。[2]
除了儒教以外，道教也是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教派之一。在韦伯看来，道教强调“出世”，那些所谓长生不老、巫术的神秘主义也无法引导人们走向理性化道路。儒教和道教殊途同归，最终和西方的理性化、现代化相背而驰。
韦伯错了吗？我们看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对待财富和职业上的态度具有高度一致性。二者都承认财富本身的合理性，新教伦理中财富并无好坏之分，只有取财之道和财之所用是用来区分善与恶的标准；同时，新教伦理要求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的部分也恰好符合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需求。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两种高度重合，有效互补的理念在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韦伯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关注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精神动因，从宗教的角度挖掘资本主义产生背后的观念力量，这种观念力量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可以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时代的进步。
然而“新教伦理”真的存在吗？观念的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真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明显？
对于观念的力量是否真的可以大到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今天不少的经济学家都在进行验证。譬如，有学者指出，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新教伦理”这样的精神观念在发挥作用，而是新教对教育投资，或者说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度重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快速发展。发展经济学家贝克尔和沃斯曼因在一篇《韦伯错了吗》的论文里就发现，无论是在19世纪的普鲁士还是如今的德国，新教徒越多的地区，就越需要提升教众们阅读《圣经》的能力。其结果，就是当地学校的数量显著增加，从而直接导致新教徒较多的地区的人均教育水平普遍更高。教育水平提高之后，自然就会带动起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3]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经被韦伯断定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条件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当单纯追逐利益和利润的理性失去了宗教的枷锁，人们的欲望将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对财富的盲目追求和崇拜将带领人们走向不可预知的疯狂。我们是否可以在富裕的大厦倒塌之前找到一条规范自身的路径呢？我们是否仍然可以依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传统道德规范，对日益膨胀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并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事实上，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后半部分里，韦伯也明确指出，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以及由于科学进步停滞所导致的宗教的逐渐萎靡，财富的世俗化越来越使人们将对来世的狂热寄托放眼于现世，功利主义重现。韦伯就说：“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因其以机器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不再需要新教禁欲主义的支持了。”
由新教伦理所影响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机器生产技术与经济制度出现后，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的每一个人，不再以来世得救的信念履行天职，而逐渐陷套在无法逃脱的“人性的铁笼”之中。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2]Lin, Justin Yifu.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3(2), 269–292.
[3]Becker, Sascha O. & Ludger Woessmann. 2009.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 531–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