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大学教书，在大家的印象中，可能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霸都是“人生的赢家”，象牙塔中的他们，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吧。但事实上，学霸们的世界里，人生迷茫的不少，有些学生就跑来和我说，认为“自己不够好”，自我价值感匮乏。有人抑郁，有人甚至休学……
我接触到形形色色、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有从偏远农村、小县城来的学生，他们到了北京、到了清华后才发现自己和大城市的孩子，和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毕业的学生不一样。这里的不一样可能是包含了见识、家境、教育背景、对于未来人生的梦想与期待等。比如北京中产阶层的孩子，他可能在大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周游了世界，在海外有交换项目，有苹果笔记本电脑，读过很多课外书，等等。但是对于一位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他可能是第一次来北京，从来没有接触到苹果的产品。所以，他的视野和阅历深度都没有这些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好。
这种情况下，这些来自寒门的学生，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就会更加拼命学习，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但是在信息化时代，有时候并不是简单地记笔记和学习，就可以在短期里弥补因为家庭背景的差距而造成的落差。
这里，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2017年北京高考的文科状元，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就说了这样一番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这番听起来真实得有些让人心头一颤的话，被很多网友评论为是大实话。一个青涩的18岁的少年，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是属于“中产阶级”家庭，有着如此明确而肯定的“中产阶级”意识，知道自己可以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
为什么来自“中产阶级”的孩子，就可以天然享受到优渥的教育条件，甚至更加富有的家庭，可以花650万美元把孩子送到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去读书；而出身贫寒的孩子，却越来越难以得到平等的教育，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和阶级或者阶层有关的各种说法，比如“阶层跨越”“阶层固化”“阶层流动”。要了解“阶层”到底是什么？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自我认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有必要追根溯源，看看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他是怎么定义阶级、分析阶级？
马克思的阶级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class）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需要首先做一个说明的是，英文的class翻译成中文，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阶层。我们接下来在分析今天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更多采用的是阶层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阶级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是一个用以观察、描述社会与经济行为的新兴工具，并没有被赋予今天那么多复杂的色彩和含义。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的形成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紧密相连的，是由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
具体而言，阶级指的是人类生产分工中所出现的垂直化分。说到生产过程中的垂直划分，那必然有人问，水平划分是什么？比如，盖房子这件事，你打石头，他砌砖，你和他的劳动是水平划分；但你打石头，他砌砖的同时，还有包工头负责指挥管理你们，那么，工头和普通的石匠、砌墙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垂直分工，这就是阶级。也就是说，你介入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了你的“阶级”，而你的阶级反过来也影响着你看待生产活动的角度。所以说，不同阶级的人对分工的生产程序，以及分工的生产成果的看法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人在生产关系的体系中处在什么位置，便会站在这个角度思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站在自己的角度提出对整套生产关系的主张，这就是“阶级”带来的“阶级意识”。
从“阶级”和“阶级意识”来看，不同阶级的人会对生产活动持有不同的利益主张，两者无法跨越彼此的阶级立场，并找出统一的利益主张或运作模式。
马克思认为，仅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和别的阶级的矛盾时，一个阶级才会真实的存在。当人们意识到这种矛盾时，就形成一个真实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对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1]
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他主要区分了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指的是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大量雇佣劳动者。而无产阶级则是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被雇佣者。两者天然存在着对立。
在关于阶级的问题上，后来的列宁又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标准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2]
而到了现代，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有效地将工人转化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个阶级身份，工人们普遍享有各种福利待遇，享有晋升的可能，同时还有行业工会进行保护，这也就大大缓和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由于马克思的提醒，资本体系会注意到“游离者”，也就是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既非此亦非彼，尚未确定阶级属性的人。这是马克思来不及看到的现象。今天我们社会的大多数劳动者其实是处于这片区域的。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了太多阶级对立，但社会分层依旧存在。而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层的情况可能会愈来愈明显。
从纽约精英到北京蚁族这里，再向大家推荐一本名为《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Primates of Park Avenue）的人类学著作，作者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书里主要描述了纽约精英妈妈的育儿焦虑。作者原本住在纽约的西区，是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然而孩子到了幼儿园的年龄，她和先生咬咬牙，决定搬到拥有更好学区的上东区，也就是贵族聚集区。这一搬，看似只是移动了几条街而已，实际的生活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孩子入学的种种残酷经历，到作者一心为了融入精英妈妈圈层，不得已买了一只象征身份门槛的铂金包……可以说，作者彻头彻尾地陷入了精英育儿战争中。[3]
上东区的人们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但并不敢松懈，担心一松懈就可能会由富返贫。因此，他们对于自我甚至对于智慧和外在美，都时时保持着热烈的追求与强大的自律，某种程度上，这种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的动物本能，甚至有些超乎人性。作者在书里自嘲说：“焦虑与压力是西方疾病，也是西方工业民主国家教育程度高的富裕人民特别会受到的折磨——这群人的英文缩写凑起来刚好是‘怪胎’（Weird: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 people）。”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深有感触。美国作为先富起来的工业化国家，消费主义至上、效率至上，阶层意识也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烈很多。
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中，阶层又是如何划分的？
已故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作了说明。他发现人们凭借社会经验和主观感受对人群进行分类，分类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是否有钱（收入高低或拥有多少财产），是否有权（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中的职位高低），是否有文化（学历高低）。在今天的中国，经济资源、政治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着人们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
譬如，高收入人群，和在政府部门中占有重要职位的人，他们都处于社会的中上阶层，因为他们掌握有更多的话语权、人脉和各种资源，往往可以通过一个精英的人脉圈子，把一些棘手的问题解决好。但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来自郊县、农村地区的人们，他们就只能依靠自己，在很多事务上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以社会的弱势阶层存在。
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拼命想要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这个残酷的世界上证明自身的价值。他们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超越祖辈、父母辈，在大城市中谋得一席之地。为了完成梦想，没有背景的农村大学生选择住地下室或是城中村，就好像前几年我们在新闻报道中读到的“蚁族”现象。农村大学生想要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折叠的北京对阶层的描述和想象，除了现实意义，也是很多文学作家关注的题材。很多科幻语言或者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都写过类似的内容。
离我们比较近的，是作家郝景芳2016年写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的等级，相当于科幻界的诺奖，分量相当高。
在《北京折叠》里，作者用物理空间的方式把北京分为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空间。第一空间主要是权力和经济资源占有最多的人，第二空间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第三空间就是底层的劳动人民，比如书中的主角，一名垃圾工人就是如此。虽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不同空间的人却有着严格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划分和隔阂，仿佛生活在不同的物理空间里。从阶层空间角度来说，北京折叠是确实存在的。
当然这个情况放到许多城市都成立，比如也可以说“香港折叠、上海折叠、广州折叠”。越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全国的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蜂拥而至，想在大城市里赚到钱，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大城市生活和生存的人拥有的能力类型和大小本来就是不同的，这也意味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分化会越加明显。而在小城市，人们占有的资源和各自的能力相对来说差距没有那么大，同质性更加高，也就意味着两极分化相对也不会那么大。
我们看到在北京最底层的劳动者，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住在哪里呢？其实除了住地下室的蚁族，还有许多人居住在北京的郊区，基本是六环外，许多是地铁的尽头，或者只有公交车没有地铁。很多是原本郊区或者农村改造而成的棚户区，没有洗浴和抽水马桶，虽然名义上处在北京，但几乎所有的设施都是过去农村的情况，甚至还比不上如今的普通农村。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的房租也相对便宜，一个月一间屋子的租金只有几百元。
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可能是你早上买煎饼果子时问你要不要多加一个鸡蛋的阿姨，是你下班回家遇到的水果贩，是街上随处可见的穿着黄马甲天不亮就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也可能是藏于街头巷尾帮你修鞋的修鞋匠，是你昨天下班回家吃的沙县小吃店的洗碗工，是为你每天送外卖的小哥。白天，他们默默地为这个城市奉献着，晚上又远离城区，退回到边缘的地区去居住。他们是这个城市发展建设中最不起眼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却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低下，能力有限，只能从事出卖劳动力的工作，长期处在社会的边缘。
我也曾经和在菜市场卖菜的菜农聊过，他告诉我他在老家辛辛苦苦种田一年的收入还比不上他在城市半年的收入，在北京打工虽苦，但因为收入高了，他觉得可能人生还是有希望的，自己多赚钱可以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希望孩子未来可以超过他，不再当卖菜的、不再送外卖，可以有机会实现阶层的流动、上升。
而有房有车、看起来生活优渥的中产阶层也对自己的境遇无法停止焦虑。在行业裁员面前，极度担忧可能失去自己现有的工作，沦为失业者。于是我们看到近两年IT高薪工程师绝望跳楼的新闻。而在高价学区房与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中产阶级也将期待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了“赢在起跑线”，甚至是“赢在子宫里”，看到了家长眼里一场又一场输不起的育儿之战。在这种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都源于人们对于自身所处阶层的不满足，源于人们一种想要向上流动、努力超越的欲望。
在阶层不平等的现状之下，我们有看到教育的不公平、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还看到阶层的固化，也看到社会底层虽然艰辛但却乐观豁达的努力。无论是精英妈妈还是城市务工者，可以说，阶层的意识是在每一个人心中的。
我们学习马克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马克思分析世界的视角，去重新认识我们的社会，看到社会中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1]［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2]［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3]［美］薇妮斯蒂·马丁：《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许恬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