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特勒之后（1946～1952）
1946年5月3日，柏林德意志剧院的帷幕拉开。卡尔·施特恩海姆的《伪君子》（Der Snob）正在首演。已经好几天了，只有在黑市上才能搞到票。主人公克里斯蒂安·马斯克（Christian Maske）是个无所顾忌的伪君子，阴险狡诈，平步青云。此时，他正站在舞台上，本应当喊一声“这实在是荒诞不经”，可观众不让他喊。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让主人公无法开始演出。观众的热情倾注给德国戏剧舞台的大明星——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他将哈姆雷特和梅菲斯托扮演得惟妙惟肖，无人能够望其项背。此前，格伦特根斯在勃兰登堡的苏联特别拘留营度过了九个月的时光；现在他被释放，又回到了舞台上。
克劳斯·曼，他的前小舅子和早年的朋友，正坐在第一排。克劳斯·曼是《梅菲斯托升官记》的作者，这部小说据称并不是揭露小说，却充满着对格伦特根斯的仇恨，此人曾因为野心膨胀，跟第三帝国的当权者们同流合污。听到《伪君子》的演出消息和演出阵容后，克劳斯·曼就在《艺术与政治》（Kunst und Politik）杂志上撰文，称这一阵容“令人发笑”；他声称，就个人而言，他基本上还是“看好”格伦特根斯的。“但我觉得，戈林的这位知心朋友用不着这么着急嘛。”[1]在这首演之夜，格伦特根斯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这让克劳斯·曼深感不悦。同样让他不悦的是，舞台上看到的这个人魅力未减、“光彩照人”：“依旧是那么楚楚动人，打着白色领带，脸色微红，头上套着金色的假发：这位柏林的宠儿光环永不消退，纳粹时期如此，纳粹垮台后照样如此。”[2]
克劳斯·曼本来就很沮丧：无论是政治形势，还是战后德国人对流亡者不闻不问的态度，都让他感到沮丧，更糟糕的是，他本人一事无成。他写了一个名为《第七个天使》（Der siebente Engel）的剧本，可没人愿意演这出剧。他打算拍摄一部关于莫扎特的电影，布鲁诺·瓦尔特也将参与，后来又想拍一部关于一个艺术造假者的影片，可这些想法没有一个能够实现。年前，克劳斯·曼在罗马结识了一位电影导演，这位导演想拍摄一部关于美军在意大利征战的电影，虚构中穿插真实的记录：将虚构的美军士兵跟意大利平民百姓交往的故事跟战争的真实摄影剪辑成片。本来要克劳斯·曼参与其中，可他跟其他剧作家发生了争执；克劳斯·曼提交的对话不被看好，被人改写。电影还没开拍，克劳斯·曼就已退出。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这部电影——《同胞》（Paisà）于9月在威尼斯双年展上首映，成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大师之作。片尾字幕没有提到克劳斯·曼的名字。
在剧院跟格伦特根斯相遇一周后，克劳斯·曼给母亲写信。他听说父亲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对其他情况却所知甚少。“这次患的是什么病？”他还没有给父亲本人写信，“虽然我应当这样做，也想这样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为好，特别是我不清楚，他究竟哪里不好，他本人对病情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如果不麻烦的话，他想在7月回父母家。其实他想多待些时间，得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在父母家里待的时间如果太久”，又会产生“不便之处”，因为他“自己不开车，会产生依赖心理”。也许可以在靠近父母的地方租一幢房子，“前提是，能弄到一辆老式福特车和一位年轻司机……司机得会做点饭，相貌要养眼。”克劳斯·曼写道，具备这些条件后，他也许想待上个半年，不知道母亲能否顺便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房子。“要是你们那儿有什么好吃的，我就学莫妮卡，去你们那儿吃，吃完了就不帮着洗碗了。”[3]
卡蒂娅·曼在回信中写道，父亲目前已经克服了种种磨难。他们刚离开芝加哥的医院，住进一家旅馆。“这次倒大霉了，要按正常情况看，他显得十分消瘦、无精打采，其实，他能恢复到这一步，真要感谢上帝，现在离那场可怕的手术才不过四个星期，那场手术本来也可能会要他命的。”父亲的右肺被切除了四分之三。母亲告诉儿子，“可惜是肺癌”。“但病人自己一点也不知情，就算他曾经怀疑过——这我肯定相信，也彻彻底底地把它遗忘掉了，而完全接受别人灌输给他的说法——他的病是没有大碍的肺脓肿。”他们不久将跟艾丽卡一起回家。家里随时欢迎克劳斯回来，时间长一些也没问题。至于儿子提出的各种要求，租房子外加司机和做家务，卡蒂娅·曼只能摇头。母亲写道，这些事现在真的不能考虑了，新近的房价涨势就更不容许这样做了。“要是运气好，可以租到一间房，起价100美元”。[4]
回到太平洋畔他钟爱的家里，托马斯·曼当天在日记里对过去几周作了总结。他谈到“传染性的肺部脓肿”，手术和“后来的检查”——结果“极佳”。他对生活很乐观。“光线和色彩让人心醉神迷。花园和风景犹如天堂一般。”他想很快就回归写作——彻底回归正常生活。日记里还提到，“一天抽了几根香烟”。[5]
戈洛·曼的书终于出版，该书早于四年前即已完稿：《欧洲的秘书：拿破仑之敌弗里德里希·根茨的一生》（Secretary of Europe.The Life of Friedrich Gentz，Enemy of Napoleon，简称《根茨》）由著名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托马斯·曼在芝加哥的医院里读了这本书。他在6月写信给儿子，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重要而积极的书评让他感到非常高兴。《根茨》一书的翻译版也是一部“出色并吸引人的著作，判断清晰，思想独到，它给作者带来各种荣誉，而且必将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和资助”。[6]接下来，托马斯·曼请儿子出出主意。一个德国的“和平同盟（Friedensliga）”请他就任荣誉主席，他请戈洛·曼考量一下，就任此职意味着什么。他并不想“总是逃避”，但同时“根本就不相信，受毒害的德国青少年可以通过一个（立刻就会被视为叛国的）和平同盟得到改造。青少年不可能从内部，而只能通过外部，通过外部的现实，通过铁一般的世界的现实来加以改造，他们的愚蠢只有在这些现实面前，而且是50年以后才能最终得以消除”。现在，随着东西方冲突的开始，德国人的这种愚蠢“又会受到怂恿和固化”。“德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大国间的矛盾和新的战争。一个德国的和平社会又有何用？”[7]
此时，戈洛·曼是法兰克福广播电台的美国文职督察官。他对旧日的同胞同样持批判态度，虽然没有父亲那么刻骨铭心。“我可以继续待在德国并且挣很多钱”，他在夏天写信告诉阿尔玛·马勒-维尔费——1940年那场法国冒险经历时的难友，“但这里的生活无论对心灵、思想还是身体都太不健康，所以我想离开”。[8]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罪行和流亡岁月在他跟故园之间撕开了一条沟壑，现在他无法跨越——最多只能在个人层面上，在跟作为个体的德国人的接触中才能做到，他不是跟这些人再度见面就是在过去几个月里新交了朋友。艾丽卡和克劳斯姐弟俩也做不到。少年时代的朋友W. E.聚斯金德——艾丽卡·曼在纽伦堡审判时见到过他，却装作素昧平生——写信给克劳斯·曼，试图通过回忆共同的经历重新唤起旧时的友谊。聚斯金德除了留在德国并跟第三帝国的生活作过妥协以外，并没有什么孽迹，这是很清楚的。克劳斯·曼友善地给他回信并寄给他一包食品。克劳斯写道：“回忆让人感伤、也很美好，却不能填平沟壑。”[9]
秋天，艾丽卡·曼踏上了报告之旅。她在欧洲经历了很多事情，因而可以给美国人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此次的报告之旅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次：总共讲了92场。父亲给处在“喧嚣的孤单”中的女儿写信：“我们非常想你，这你知道。只要你在，家里便多一分温馨和热闹，也更有朝气。”女儿的生活情趣对“我们的小薄书”——这是父亲的信中用语——也有积极的影响。《浮士德博士》一书托马斯·曼越写越长。小说的有些段落作者自己也觉得太过冗长，可他很不情愿舍弃已经写就的句子。他不愿意自己来作删减，所以艾丽卡在夏天接手了这一任务，并且让托马斯·曼非常满意，他本来就很愿意这个女儿经常在自己的身边，支持和帮助自己。托马斯·曼告诉女儿，自己也在计划一次演讲之旅，甚至要去欧洲，“前提是有你的陪同，这样我才能鼓起那一点点勇气”。父亲还报告了一些家中的琐事，谈到弗里多和托尼，他们因为父母要单独去墨西哥休假，所以在太平洋帕利塞德待了几周，这让他很开心。母亲的双胞兄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和他那个叫作“胡布西（Hubsi）”的儿子从日本移居美国，接下来一段时间也想在家里住——“真可怕”。莫妮卡不久也要来访。父母曾经考虑，让她移居瑞士，“那里不允许工作，这样，她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好好过日子，亲爱的孩子，不管在哪里，都要为这个‘传奇之家’争光！”父亲还写道，艾丽卡还应该在华盛顿作一场报告，“气气艾格尼丝·迈耶”。[10]
半年后，托马斯·曼在妻子和女儿艾丽卡的陪伴下，真的踏上了赴欧之旅——这是1939年来的头一回，当时曼氏一家在战争爆发后不得不从欧洲辗转前往美国。1947年5月，三人漂洋过海抵达英国。还在船上时，托马斯·曼就接受了英国通讯社路透社的采访，就当前的政治问题表明了立场。之前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公开发表讲话，此时他已经落选，不再担任英国政府首脑，而是出任在野党领袖。丘吉尔为一个统一的欧洲造势——一个在法国领导下、以德法合作为主导的欧洲。托马斯·曼觉得这一想法很荒唐。他认为，丘吉尔是过气的人物，作为保守派人士理解不了未来世界。托马斯·曼认为，西方结盟反对苏联无济于事。“只有美国更加社会主义化，同时苏联更加民主化”，局势的紧张才能化解。听得出他对德国充满着不信任，说不应当让人感到还会发生一场新的战争。托马斯·曼批评德国人的自我怜悯，指责他们缺乏跟同盟国合作的诚意。他目前不想访问故国。[11]在采访中，这个问题回答得十分坚决，其实他的态度事前并非如此。托马斯·曼曾经思来想去，是否要回德国，因为这类邀请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到了他这里，回国的计划却因为女儿艾丽卡的强烈反对而搁置。接下来，他在英国作了几次演讲，参加了几场欢迎会。然后，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乘坐一架私人飞机飞往苏黎世，在那里受到出版商奥普莱希特夫妇和格蕾特·曼——她在看望自己的父母——以及孙子弗里多和托尼的欢迎。
托马斯·曼的采访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翻译上的一个错误更让不满的声音夹杂着刺耳的弦外之音。托马斯·曼宣布，他不喜欢“在盟军的刺刀下”访问慕尼黑或波恩——波恩大学不久前给他恢复了1936年取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翻译的版本里这样写道，波恩大学是在盟军的施压下重新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所以他不想访问德国。在接下来的几次采访并在《致德国人民书》（Botschaft für das deutsche Volk）中，托马斯·曼试图解释真相，并且较为温和地重复了他的一些其他说法，可是，德国正好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一机会，对这位德国流亡人士的代表人物进行攻击，说他如此尖刻、如此不讲道理地谈论德国。
图34 1947年，托马斯·曼跟女儿艾丽卡和孙子弗里多和托尼在苏黎世-克洛滕机场
在一片众怒之下，卡蒂娅和托马斯·曼于6月前往瑞士的弗里慕斯（Flims）休假。艾丽卡从苏黎世给父亲写信说，“这帮病人”——即德国人——败了他的兴致，使他不能理所当然地享受度假，这让她“伤心和光火，在心里感到愤怒”。她认为，不去德国旅行的决定完全正确。“在目前情况下，不管你怎么做，都无法跟这些人相处，越少打交道越好，（对大家）都省心，而且从长远来看，前景要好些。”[12]不应该跟德国和德国人发生任何瓜葛。艾丽卡的态度非常坚决，并以这种态度敦促父亲，托马斯·曼虽说也持批判态度，同时却十分渴望看到昔日的家园。
戈洛·曼于1946年秋返回美国，自此成为设在纽约的美国之音广播电台（Voice of America）的工作人员，他从远方关注着这场围绕父亲展开的辩论。他很恼火，既对父亲，也对艾丽卡。他问瑞士朋友马努埃尔·加瑟，什么叫“到了今天，憎恨已经化为瓦砾的、臭气熏天的德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理解不了；我竭尽全力，试图让父亲回到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上来，所有的努力却都化为乌有。”[13]戈洛·曼还写信给其他德国朋友，如记者多尔夫·施泰恩贝格（Dolf Sternberger），说他并不赞同父亲跟姐姐的不和解态度。[14]戈洛的气愤经过他人传到了艾丽卡那里，为此，他不得不替自己的批评辩护，诸如批评她对父亲的负面影响等。戈洛在回应姐姐的指责时，一开始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大肆渲染不访问德国，这样做非常不幸。”父亲跟德国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容易，当下就更为不幸、更为矛盾、更为糟糕了。原因在于他发表的关于德国人的言论，忽冷忽热，变幻无常”。对此，艾丽卡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她应当更好地利用其对父亲的影响。[15]这种话艾丽卡·曼当然容不得她弟弟来说。结果，姐弟之间留下了深深的裂痕。
这年夏天，托马斯·曼在瑞士跟弟弟维克多重逢，这在战后是头一回。他感觉不好，而且事先受到艾丽卡的警告。艾丽卡在上一年春天就已见过叔叔，并在给父母的信里给他下了严厉的结论。她写道：“自我辩护，自我欺骗，这在德国很普遍”，而维克多就是个例子，就那么“一个非常典型的条顿小人物”，连“真理跟一块肥皂的区别都分不清”。[16]托马斯·曼跟小弟在一起也觉得不舒服，弟弟在第三帝国不过是个随大流的人，一个沉默的受益者。这场会面发生在1947年的6月，事后，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谎言，遮遮掩掩，难堪的拥抱。这一切都那么怪怪的。”[17]
父亲、姐姐和哥哥好像对德国以及他们个人在德国的前途都已不再看好。戈洛·曼的看法却不一样。战争还在持续时，他比艾丽卡和克劳斯要悲观一些，曾经预言说，流亡者在战后成不了大气候；现在，他变得乐观了，相信有那么一天，流亡者又可以在德国和欧洲有所发展，不管在政治还是个人事业方面，即便不是就在眼下。秋天，戈洛·曼在克莱尔蒙特（Claremont）一所学院接手了一个讲师职位，离父母家不过半小时车程。但他并没有考虑完全以美国为家，跟欧洲的联系也不应该中断。“我们必须做到，至少有一条腿踏上欧洲的土地——哪怕所处的地位十分尴尬”，他在给流亡的同命人艾里希·冯·卡勒的信里如是说。[18]戈洛·曼努力乐观行事，但他看得非常清楚，流亡者身负沉重的枷锁，世界大战的残酷对他和其他人的一生造成了巨大影响。这些人和他一样，在年轻时就被逐出家园，现在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戈洛·曼写信告诉马努埃尔·加瑟，“我那在很多方面可亲可爱、在其他方面又相当讨厌的父亲在各方面过得都要好得多，他一生得到精心呵护，令人羡慕，没有理由故作受苦受难、郁郁寡欢之状，让他周围的人心情不悦，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19]
克劳斯·曼在加利福尼亚州没待多久。1946年11月，他又从纽约给朋友们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的一些还不太成熟的打算和旅行计划。要是这些计划均无着落，“那就去好莱坞挣点钱，这或许更明智些”。[20]从1925年开始写作生涯起，克劳斯·曼就一直说要拍电影。虽然一再进行尝试，而且有着再好不过的关系，还毫不胆怯地对父亲的多部长篇小说进行改编，历经21年之久，却没有丝毫进展。虽说如此，他还是放不下好莱坞。另一个念头也再次萌发：克劳斯·曼想成立一份新杂志。《综合》（Synthesis）杂志要以四种语言出版，成为国际性的文化与政治论坛。这一次倒没有走到破产那一步，因为杂志在成立前就已经进了坟墓。9月，克劳斯·曼从巴黎写信给姐姐艾丽卡。他们俩的一个共同出版计划已经夭折，他们打算出一本关于1944年至1946年欧洲见闻的书，却没有哪家出版社有兴趣出版关于德国崩溃的故事。商家们想向前看，看到积极的东西，看到歌颂美国人的贡献——不管是克劳斯·曼还是他姐姐，谁都拿不出这类作品。克劳斯·曼还写道，曾有计划对他的几本书进行翻译，译成英语和法语。他正在把自己的作品《转折点》译成德语，做起来却十分艰难。这位昔日的写作快手——往往快过了头——为了遣词造句而绞尽脑汁。他的情绪很差。“没有能让我开心的事。”[21]毒品早已再次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10月，《浮士德博士》在斯德哥尔摩版全集里出版。托马斯·曼的这部音乐小说叙述浮士德跟魔鬼进行交易，反映着社会的现实：德国人内心的非政治化倾向——他自己就曾因此而备受煎熬——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最后堕落到大众对希特勒的盲目信仰。一开始，这部小说只能在德国以外买到。就在当月，瑞士发表了两位著名评论家——马克斯·里希纳（Max Rychner）和艾杜亚特·克洛狄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里希纳大唱赞歌，把《浮士德博士》称作“黑夜里照亮德国的一盏明灯”。[22]
托马斯·曼熟人圈里的一些人读着这部长篇小说，既吃惊又气愤，因为他们发现，书里对自己不是进行特写，就是作了漫画式的描绘。托马斯·曼跟妻子公开讨论这部小说“赤裸裸的自传性质”，在自己朋友圈内实施的文学“谋杀”，比如对“赖西格”。[23]老朋友汉斯·赖西格在上一年曾首次寻求联系，托马斯·曼回答说，他肯定没有成为纳粹，两人若见面，也会相互理解。过去，托马斯·曼见到赖西格总是非常开心，现在却责怪他不愿意流亡美国，虽然托马斯·曼在1938年曾出手相助，这一点他告诉了艾里希·冯·卡勒，而没有对赖西格本人直言相告。托马斯·曼只告诉赖西格，他在最新的小说里对他进行了“正确的描述”：“您在书里叫吕迪格·席尔德克纳普（Rüdiger Schildknapp），在别人需要您时，总是找不到您，在其他情况下您却总是讨人欢心。”[24]赖西格在读到这部小说并看到贪图享乐的寄生虫席尔德克纳普这一人物形象时，真是五味杂陈。
莫妮卡也读了《浮士德博士》一书。父亲给她寄去了一本，她于12月回信表示感谢。莫妮卡写道，自己没有“能力对这本书作出什么评价”，这部小说把一切该说的都说了，“一切都说了——而且比一切还要多！”这一礼物的“能量不可撼动”。莫妮卡继续写道，要是“我们被卡住喉咙而喘不过气来，要是我们大声呼喊而无人听见，要是我们因恐惧而走向死亡的话”，那就必须“呼救似的大喊一声‘还要’”。“我想说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这本书的质量盖过了内容。‘怎么样’盖过了‘什么’！内容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垃圾，而是超越自我得到了升华——升华为内容的爆炸、内容的繁盛、内容的沸腾……我原本几乎想说，内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小说因其简洁与充实转化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无私而优雅地使其超凡脱俗……其实我就是想说，消极被转化为积极，通过奇迹——艺术的奇迹。”[25]莫妮卡的信是回应托马斯·曼给她在《浮士德博士》书上写的题词：“送给小莫妮，她会懂的。”[26]
*
家庭的另一个成员也发声了。1948年1月，米夏埃尔·曼在《瑞士音乐报》（Schweizer Musik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书评。这是他平生首次发表作品。父亲对这篇“出色的评论”表示感谢，说他在阅读时不仅作为作者，而且以父亲的身份来看都很满意。可惜不能把这篇德语文章给米夏埃尔的乐团负责人皮埃尔·蒙特看，“他大概会出于尊重马上再给你加几个琴谱架的”。父亲继续写道，米夏埃尔的文章“有很多有益的看法”，比如对小说蒙太奇技术的评论。他暗自问，“这些看法是你自己思考的结果，还是受到家里哪些谈话的启发？”托马斯·曼在结束给儿子的信时写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句子：“你在谈到埃索（Echo）时很有分寸，冷静而得体。”[27]奈普穆克·施耐德魏因（Nepomuk Schneidewein），又叫埃索，是音乐家亚德利安·勒佛居恩最心爱的侄子。因为勒佛居恩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不可以去爱任何人，所以埃索不得不因脑膜炎而悲惨地死去。这个五岁孩子的悲惨早逝大概是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了，托马斯·曼写信时告诉艾格尼丝·迈耶。[28]埃索在现实中的原型是弗里多——托马斯·曼的“最后之爱”。[29]在文学创作中杀死自己最宠爱的孙子，让他良心上过意不去，因而感到压抑。埃索死去的那一章一定要瞒着格蕾特·曼，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米夏埃尔“镇静”地接受自己儿子在小说中的残酷命运，这让托马斯·曼深感慰藉。
图35 皮埃尔·蒙特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靠墙最右边为米夏埃尔·曼
母亲在替女儿莫妮卡担忧。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克劳斯，莫妮卡相当沮丧地给她写了信，“显然是因为她跟施魏策尔（Schweizer）的关系。经过急促而充满激情的几个星期以后，这一关系现在显然维持不下去了”。1947年夏天，剧作家理查德·施魏策尔为创作电影《乱世孤雏》（The Search）来到纽约。他在写剧本，后来因此获得奥斯卡奖。在纽约的半年里，这位已婚的施魏策尔跟莫妮卡·曼发生了一段艳遇。但“这个轻浮的人当然不想”为此而离婚。[30]一周后，母亲有了纽约传来的好消息。施魏策尔虽然真的走了，回苏黎世他太太那儿去了，但莫妮卡还是给母亲写来了“振奋人心的信”，卡蒂娅写信告诉克劳斯。《新评论刊》采用了莫妮卡的一篇报道，介绍纽约的生活气氛。文章说，在纽约，谁也不管谁，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糟糕的地方。文章这样写道：“极端的不宽容与民主的大度交织在一起，让人产生一种‘恐惧’家园的感觉；你在那里可以无拘无束地穿着拖鞋到处游荡，不时又会害怕自己所过的匿名生活，就像害怕鬼魂似的。”[31]母亲写信告诉克劳斯，“艾丽卡读后感觉很不舒服”。“我可不觉得有那么糟糕，倒希望可怜的小东西有足够的事情要做，虽然她明显高估了这样做的作用。莫妮卡的文学抱负当然有些不成体统，可是，懦弱、懒惰、自负的她在这世界上又能干什么呢？要说她的行为会伤害到这个传奇之家的其他成员，这我不信。”[32]
艾丽卡·曼又去旅行作报告了。上一年，她作了超过90场报告，可谓硕果累累。而10月至3月只安排了21场。艾丽卡后来写信告诉克劳斯，“听众们口无遮拦，真是前所未有，他们是自己害自己。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在大部分情况下，我能让听众勉强表示喜欢，偶尔还会让他们深受鼓舞”。[33]换句话说：报告的效果很差。艾丽卡·曼强烈批评美国的战后政策，对德国充满着仇恨，鼓吹对苏联采取妥协态度，这一切听众都不想听。多年来，艾丽卡在她的书和文章里以及数百场报告会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让美国人相信纳粹的卑劣，相信甚至必须用武器来捍卫自己的价值。现在，她很失望，因为美国人在欧洲不想引入社会主义。突然间，她觉得美国渴望战争，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当年，这个国家更多是被动地被罗斯福拖进这场世界大战的。艾丽卡·曼后来在一封信里写道，苏联绝对不想打仗，美国却在德国人的支持下急不可耐，要将世界推向另一场“可怕的灾难”。[34]
艾丽卡·曼作为报告人的生涯慢慢走到了尽头；对此，她自己十分清楚。2月1日，她跟父亲谈过一次话，内容涉及她的未来。他们还谈到一项计划，要撰写一本关于托马斯·曼的书。“我的根本愿望是，艾丽卡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作为秘书、传记作者、遗产守护人和助手”，父亲在日记里写道，还补充说，这次谈话让他“很感动”。[35]第二天，托马斯·曼跟妻子讨论这件事。至于说女儿艾丽卡现在要接手许多工作，而这些工作在过去数十年内都是妻子的工作，对此，卡蒂娅·曼的态度如何，他在日记里并没有提到。
克劳斯·曼周游欧洲并尝试着进行写作。4月18日，他在阿姆斯特丹吞下了30粒安眠药环己烯巴比妥（Phanodorm，或称Cyclobarbital），被送进医院后捡回了一条命。然后又去戒毒，不久毒瘾又再复发。克劳斯一再谈到打算写小说的计划，却丝毫没有进展。其自传体小说《转折点》（德文叫作Der Wendepunkt）的翻译还没有脱稿。妹妹莫妮卡主动提出帮助他，可她的“翻译初稿”水平很差，克劳斯没法采用。[36]5月，他又一次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父母家中，以便回家看看并跟艾丽卡一起做些事情。可她没什么时间。克劳斯碰上了一位电影代理人，再一次燃起了对好莱坞的希望，可这回依旧没有结果。一个叫“哈罗德（Harold）”人的出现了，引起了很多麻烦，甚至是跟警察。克劳斯·曼不得不交500美元的保释金。然后哈罗德失踪了，他因入室抢劫而被捕，接着又暂时被放了出来。为了写一篇文章，克劳斯·曼绞尽脑汁，花了几周时间，若在过去，不用两天时间就写好了。“我为何不能写了？我这是怎么了？？”[37]他第三次尝试着学会开汽车，为此而去驾校学习。他服用兴奋剂，给自己打吗啡和氢吗啡酮（Dilaudid，“艾丽卡送的”[38]）。7月5日，克劳斯·曼跟哈罗德一起住进洛杉矶的一家租来的房子。夜里，哈罗德单独出门，回来时带来了另一个男子。7月11日，克劳斯·曼打开屋里的煤气开关，躺进浴缸里，切开动脉。邻居闻到了煤气味，叫来了警察。克劳斯得救了。
图36 1948年，克劳斯跟艾丽卡·曼在一起，由艾格尼丝·迈耶的女儿弗洛伦斯·霍莫尔卡（Florence Homolka）拍摄
妹妹伊丽莎白正好带着女儿也在太平洋帕利塞德，她去医院看望克劳斯，然后写信告诉丈夫：“我得老实承认，在怜悯的同时，我感到更多的是恶心。”四天后，她告诉丈夫，希望“这次经历造成的震惊可以起到荡涤的效果，让他不至于在不久的将来重犯这老毛病”。[39]克劳斯·曼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新闻界并被公布于众，甚至德国报纸也报道说，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想自杀。安慰的信件从各地纷飞而至。厄普顿·辛克莱写道：“别这么做！你得好好写书。”克劳斯·曼觉得这种安慰“一半是慰藉，一半让我羞愧”。[40]
克劳斯打开煤气开关三天前，他还给恰好也来看望父母的妹妹莫妮卡鼓劲。“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显然又犯了抑郁症……”[41]这年夏天，家里一再跟莫妮卡发生争执。父亲认为，“莫妮卡的问题”必须解决，而且不是在家里，要在其他地方。“不同意她大脑有问题的说法。”[42]她本来在纽约跟卡蒂佳·韦德金德同屋，两人吵翻了，那里是回不去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停地让人生气，所以父母亲担心，女儿想赖在家里不走了。最终大闹了一场，之后，格蕾特·曼受家庭的委托，把姑子莫妮卡送进了洛杉矶附近一家名叫阿南达·艾什拉姆（Ananda Ashram）的印度疗养院。不久，艾丽卡告诉父母，莫妮卡“离开了其居住地，在洛杉矶的一个熟人处落脚，并要求找一名神经科医生”。[43]
共同抗击希特勒德国的前盟友分道扬镳了。同盟国之间于1948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冲突。西方民主国家对德国的看法跟苏联大相径庭，以至于西方大国最终打算在西部建立一个德意志民主国家，并于6月实行了货币改革。作为回应，苏联在其占领区内也实行了货币改革并对柏林实行封锁。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由所有同盟国共同管制。是为柏林而战还是任由苏联进行封锁，人们为此进行辩论，艾丽卡·曼也参与其中。8月9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电台辩论中，她所持的观点原本比较平和，建议跟苏联谈判。然而，当一位听众提问时，她一激动，就发表了对德国非常严厉的看法：不，不要为了柏林而贸然进行战争，这个城市对西方盟友并不重要。听众提问，德国人现在已经民主化了，是否要拯救他们不受共产党人侵犯时，她回答说，没什么要拯救的，德国几乎没有民主人士。[44]这种说法就连父亲也觉得“太敌视德国”了。[45]德国公众舆论义愤填膺。
8月，至少有一个好消息传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美国版被“每月图书俱乐部”收录。25000美元的额外收入有了保证——这是戈洛·曼作为学院教师年收入的六倍。
然而，这部小说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程度非同寻常。抱怨的人不少，而且不仅仅是书中人物的原型。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系十二音技法的创立者，而小说里却将这种技法归功于亚德利安·勒佛居恩，勋伯格认为《浮士德博士》剽窃了他的作曲发明，因而怒气连天，不容安抚。对托马斯·曼来讲，更重要的是，是否要将西奥多·阿多诺所起的作用公布于众，以安抚自己的愧疚之心——阿多诺为他出言献策，在几个关于音乐的段落里甚至是合作者。托马斯·曼在写一篇文章，题为《〈浮士德博士〉一书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想特别褒奖阿多诺所起的作用。对艾丽卡和卡蒂娅·曼来说，这么写太过分，有损于原创天才托马斯·曼的声誉，所以要求删减阿多诺写的段落。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艾丽卡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对阿多诺怀有敌意”；妻子则相反，她觉得，人们将会“大失所望”，要是托马斯·曼实情相告的话：经阿多诺的同意，他“照搬”，即采用了阿多诺的建议。[46]最后，托马斯·曼同意她们提出的作删减处理的建议。
艾丽卡·曼跟布鲁诺·瓦尔特之间的爱情关系原本已告结束。可到了秋天，剧情反转。卡蒂娅·曼告诉此时已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克劳斯，“傻乎乎的”布鲁诺·瓦尔特把女歌唱家黛莉亚·莱因哈德（Delia Reinhardt）接到美国，当年在慕尼黑她就是瓦尔特的情人。“这事对艾丽卡的触动——历经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她确实曾把自己全身心的爱交给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家伙，虽说他在艾丽卡面前表现得糟糕透顶，跟他彻底分手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这一次是艾丽卡自己非要这么做的。”[47]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11月，母亲告诉克劳斯，在最新的一次谈话中，布鲁诺·瓦尔特对艾丽卡说，他想把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爱情火花肯定不断地复燃过——最终回归到一种“自然的”形式上来，对他来讲就是“父辈的基础”上来。[48]艾丽卡大发雷霆，备受委屈，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她写了好几封愤怒的信，最终断绝了跟布鲁诺·瓦尔特的联系。在他们谈话前不久，卡蒂娅·曼曾经在信里这样惊叹：“对这么一个谎话连篇的家伙，怎么能够走火入魔到这步田地呢！”[49]所有这些事都不能让托马斯·曼知道，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艾丽卡总得找出个自圆其说的借口，为何父亲的这位朋友来访时她每次总是碰巧有事要做。对她来说撒个谎并不难，但在这种情况下要比其他情况难多了。
为祝贺克劳斯·曼过42岁生日，托马斯·曼给在阿姆斯特丹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回忆起克劳斯出生时的情形，说所有的人都为这“漂亮的小男孩”感到高兴；托马斯·曼写道，一场盲肠炎“在你9岁时差点把你从我们手中夺走”，“前不久你又差点离去”。他活下来了，全家人无不“打心底里”表示感激，他要继续“活下去”，“你那么可亲可爱，聪慧又理智，虽说内心忧郁，但始终与人为善，勤奋耕耘”。[50]父亲在替儿子担忧。
圣诞节，一家人聚集在父母家里，克劳斯也从欧洲赶来，只有博尔吉斯一家留在了芝加哥。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来了14天，然后将两个儿子留在祖父母家里三个月，甚至要他们在圣莫尼卡上学。戈洛·曼从父母家写信告诉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圣诞节前“父母家里人满为患，吵吵闹闹的”，他还介绍了当学院老师的生活以及对遥远的德国的一些看法。眼下，德国对他没有吸引力，因为媒体的文章对姐姐艾丽卡——在她就封锁柏林发表看法以后——进行了恶语中伤，这让他感到厌恶，虽然他在政治上跟姐姐的看法并不相同。表现最抢眼的是《每周回声报》（Echo der Woche）主编哈利·舒尔策-维尔德（Harry Schulze-Wilde），他把艾丽卡·曼——按照血缘关系把弟弟克劳斯也带上了——称作斯大林的间谍，却连寻找证据的功夫也不肯花。戈洛·曼告诉加瑟，他知道总是谈论“我和德国”这一题目会让老朋友感到厌烦。但是，“我不信任德国人”。舒尔策-维尔德之类的人物在当今的德国如鱼得水，但“我不行；我爱真理、缜密和品味，容不得半点沙子，我坚决避免任何下流的极端（也包括对德国的极端仇恨），命中注定要走自己的路”。然后，戈洛·曼谈到哥哥克劳斯——他跟加瑟在1933年曾经有过一段绯闻。“现在，他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位置；我也没有多少，只不过我需要的没那么多，我可以保证自己有那么一个苟且偷生的角落，没有多少空气用来呼吸和成长，却有足够的空间让我苟活下去。”克劳斯“目前状况似乎不错，可不管在他还是在其他人那里从来打听不到真相”。[51]
除夕夜，家里一片热闹的景象，莫妮卡却因“歇斯底里地发飙”而再次显眼。本来说好去纽约的，现在一下子又不愿意走了。卡蒂娅·曼帮她租房子，“经小普林斯海姆的帮助在好莱坞落了脚”，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道。“还来个愚蠢的红杏出墙。［我］没兴趣管这些事。”[52]几个星期后，莫妮卡最终还是去了纽约，她的一篇文学作品寄到了父亲这里，请求父亲作个评价。“亲爱的小莫妮，该说什么好呢！”父亲回答道，“你这么直截了当地让我进行评价，其实不大合适。你几位兄弟姐妹也都写作，却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从未在编辑作出评价之前评价过他们的什么作品。”托马斯·曼认为，作为父亲，他反正不够客观。莫妮卡的文章是“一篇细腻的抒情小品，也许力度差点，但不乏魅力，韵味十足。和以往一样，你有时候能找到十分地道的表达，有时候则是表面上地道，实际上并不合适”。父亲写道，作品的那些主题并非完全和谐，某些细节也是如此。“写作时，实事求是和准确的记忆至关重要。”他要莫妮卡“不要多想，把这首小诗寄给《新评论刊》”。“我们都相信，这首诗会找到欣赏者的。作品有点梦幻和诗情的品味，即便不完全算得上诗作，那也离一篇诗作不远了，这就够了不起了。祝你好运！”[53]《新评论刊》感谢赐稿，却不予采用。
对于新年的到来，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的第一句话，是他的决心：“这日记我不再继续写了。我不期望能活过今年。”[54]
此时，米夏埃尔·曼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尝试着当个独奏演员并在欧洲巡回演出，主要想演奏现代音乐。他已向旧金山交响乐团辞职，本演出季结束时走人。年初的头几个月，他利用两个儿子在祖父母家的机会着手准备工作。这些计划并非十分成熟。米夏埃尔打算通过私人关系来推动计划的落实。“我弟弟想于1949～1950年演出季在瑞士、德国和其他国家举办音乐会”，戈洛·曼写信给一位在海德堡的女朋友。“他算不上什么音乐大家，但中规中矩，可以演奏各种不知名的、现代的和美国音乐，还有我们这类人不感兴趣的那些音乐。”戈洛·曼问她，能否帮忙在海德堡组织一场音乐晚会。“不是为了钱，而是玩个心跳、攒点名声而已，可以办个半私人性质的。不知哪儿有喜爱艺术的音乐协会或类似的团体？我附上一份这个乖小伙子的节目单；他至少在政治上无可非议，从未在哪里讲过或写过关于任何人的任何话，连想都没想过，因为他对这些事没有任何兴趣。”[55]
3月22日，米夏埃尔·曼给父母发去一份电报：他将于第二天把孩子们从太平洋帕利塞德接走。“很意外”，托马斯·曼这样评论儿子的临时决定。得把孩子们从学校里接走，祖父不能再带着弗里多散步，再给他读故事书，跟他开心地说笑，就像日记里记录的那样。第二天，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带着孩子从太平洋帕利塞德向东横穿美利坚大陆，驱车4500公里，目的地为纽约。途中，他们刚抵达新墨西哥（New Mexico），米夏埃尔·曼便写了一封信给母亲，报告路上的情况：汽车抛了一次锚，他们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村庄并从村子里开过去，还介绍了孩子们的情况。“弗里多当然整天都唠叨在祖父母家里的生活（格蕾特套他的话），比如说托尼怎样把水倒进爷爷的礼帽里，爷爷只是轻轻地拍了他一下——而你碰也没碰他……”之前，米夏埃尔在太平洋帕利塞德逗留的时间不长，对父母和大姐的印象不佳。“你们三老都有点疲惫不堪的样子，”米夏埃尔写道，“我只希望这跟孩子们在家里待了三个月没有什么太大关系。”[56]
冷战开始，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德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几个月来，西方通过空中走廊向柏林运送物资，以克服苏联的封锁。迄今为止，托马斯·曼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看法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苏联进行的反希特勒的艰苦斗争，他对苏联人民的同情，尤其是对其文学的好感。面对1945年以后斯大林在德国以及东欧国家实行的具体政策，即用暴力分别建立起依附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权，托马斯·曼开始产生了怀疑。12月，托马斯·曼还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逐步占据上风——并在日记里写道，共产主义虽然“在方法上令人厌恶”，可“现在或许是唯一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力量”。[57]3月的一个早晨，托马斯·曼在饭桌上说——更多是说给艾丽卡而不是妻子听的：“共产主义可不是什么娱乐。这是一个严酷的苦修士世界。也许我们应当赞同针对它的保护措施”，即赞同美国的“遏制”政策，支持西欧成为在东欧的对抗苏联霸权的反制力量。[58]对此，艾丽卡·曼肯定不表苟同，但具体答复并无记载。她一再就政治问题进行争论，甚至跟亲爱的父亲，这一点大概可以确定无疑。托马斯·曼在夏天不仅想去欧洲旅行，甚至考虑前往慕尼黑，为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3月的一个夜晚，海因里希·曼和克劳斯及戈洛来玩，又谈起可能去德国的旅行。艾丽卡气呼呼地离开了桌子。父亲感到疑惑不解：“她对我可能访问慕尼黑感到伤心，这样做不理智。”[59]
在此期间，克劳斯为了写一部小说，想经纽约去阿姆斯特丹，然后继续前往法国南部。小说《转折点》终于完成，克劳斯想在旅行期间交给库埃利多出版社。英语版的《转折点》译成德文时几乎变成了一本新书，因为他对该书进行了大幅扩展。3月20日，他跟父母、弟弟戈洛和姐姐艾丽卡告别。
不久，父母亲在艾丽卡的陪伴下也动身上路，先去美国东部，然后前往欧洲。米夏埃尔·曼已于4月让一家人先行前往苏黎世，5月，他在纽约也登上一艘赴欧洲的轮船。此时，他跟格蕾特一样，已成为美国公民。姐姐莫妮卡临时决定与他同行。母亲自问，莫妮卡是一时的兴致还是试图在欧洲重新立足。母亲写信给克劳斯，“我怕她用不了多久，就会在瑞士的文学市场毁掉自己的名声：她那半吊子天赋将因其庸俗和不自量力而黯然失色”。母亲还有一条消息——一条来自德国的消息：德国授予父亲歌德奖，打算于8月28日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举行授奖仪式并请他发表演讲。可他们根本不会在欧洲待那么长时间，从根本上来说还夹杂着一份悲观情绪。那些慕尼黑人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一点消息。不久，托马斯·曼决定接受歌德奖和演讲的邀请，艾丽卡很生气，她曾经阐述过反对的理由，态度非常坚决。
在去美国东部的途中，艾丽卡、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先在芝加哥博尔吉斯家停留，然后应艾格尼丝·迈耶夫妇之邀前往华盛顿。这对夫妇为欢迎托马斯·曼举行了一场有三十位高官显贵参加的盛大宴会。第二天，托马斯·曼在国会图书馆发表题为《歌德与民主》（Goethe und die Demokratie）的演讲。卡蒂娅·曼觉得华盛顿之行有点败兴，原因是艾格尼丝·迈耶“随着年岁的增加愈加摆阔显富，到了让人实在无法忍受的地步”。[60]
克劳斯·曼想在法国南部致力于小说创作。小说的框架已经构思完毕，讲的是两个英雄人物在冷战中的故事：其中一个将在故事结尾自刎，另一个则被苏联士兵枪杀。写作进展不顺利。对克劳斯·曼来说，写东西不再得心应手。现在连抑郁的情绪也难以克制，再加上一个毒品贩子卖给他的吗啡不纯净，致使他精神恍惚。一个名叫多丽丝·冯·舍恩坦（Doris von Schönthan）的旧日女友带他到尼斯的一家医院戒毒。克劳斯在日记里只是干巴巴地记事，在信件里却尽显乐观情绪。戒毒前的那一天他给姐姐写信，说她的担心太过“夸张”，他的毒瘾并没那么大：“尽管放心吧！”[61]戒毒出院后，他从尼斯写信告诉姐姐和母亲，自己是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他已听说法兰克福授予父亲的荣誉。此次访问的时间跟成立西部德意志国家的计划几乎同步，因此，人们很有可能“提出让父亲担任总统职务”。克劳斯已经想入非非：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开展美好的家族政治”。“我会这样做，只让男同性恋者拿到好职位；要放开销售有治疗效用的吗啡；艾丽将以‘枢密大臣’的身份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出谋划策，父亲则在波恩跟苏联将军们品尝红酒……”[62]
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托马斯·曼结束了对其欧洲之行第一站——英国的访问。在牛津，他荣获了一项名誉博士学位，在这里和伦敦作了关于歌德的演讲。应接不暇的表彰会、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过后，他们一行前往斯德哥尔摩。5月21日，白天出游，回到豪华旅馆后接到一条来自尼斯的消息——一封由多丽丝·冯·舍恩坦拍来的电报：克劳斯情况危急，被送进医院。接下来通了电话，真相大白：克劳斯因服用超量安眠药已经离开了人世。
*
7月25日，托马斯·曼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保罗教堂接受歌德奖并发表演讲，题为《1949歌德年致辞》（Ansprache im Goethejahr 1949）。这是他1933年后首次访问德国。托马斯·曼从法兰克福前往慕尼黑，该市无动于衷，未作任何接待，他接着又继续前往魏玛。当地授予托马斯·曼新设立的歌德国家奖。西部和东部德国正处于各自的建国时期——联邦德国于5月，民主德国紧接着在10月成立，两国在诸多事情上相互竞争：争夺歌德，争夺托马斯·曼，争夺德国文化。作为被争夺者，托马斯·曼思忖良久，扪心自问，倘若接受东部的奖，是否会损害跟美国的关系。最终，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和魏玛公开宣布的立场占了上风：“我不认识任何占领区。我访问的是德国，作为整体的德国，不是占领区。”[63]一时间公众反应激烈，像炸了锅似的。有人威胁要暗杀“叛国分子”托马斯·曼，他和妻子——艾丽卡拒绝同行——因而全程受到保护，不致受到伤害。但总体来说，此次的故乡之行算得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德国人和大部分媒体都为托马斯·曼欢呼雀跃。
返回美国之前，卡蒂娅·曼写信给女儿艾丽卡，描述他们的德国之行，尤其是对德国东部的访问。她叙述前往魏玛的凯旋之旅，电台转播车和护驾的车辆，每到一地都要停车：管乐队、学生合唱团、大幅标语、花环，还有无数的市长讲话。特别是青少年组织——德意志自由青年（FDJ），“从早到晚尖着嗓子唱着他们的‘和平版霍斯特·威塞尔之歌’[64]，时不时地齐声大喊：‘我们欢迎我们的托马斯·曼’”，这些场景让她浮想联翩、不寒而栗，母亲这样写道。“让当地的宣传捞足油水大做文章，不知道是否正确，反正我有点怀疑，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不完全是坏事。”访问魏玛前，曾有人公开要求托马斯·曼在访问魏玛期间应当谈论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现在那里囚禁着新制度的敌人，其中包括正直的反法西斯人士和社会民主党人，后者反对将社民党跟共产党强制合并。对于这些声音，托马斯·曼不予理睬，那些精心策划的政治活动他妻子不喜欢，他却没有这种感觉。托马斯·曼在妻子给艾丽卡的信上加了几句话，说他“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她可能无法想象“图林根大众节日”的盛况，当地人那样“疯狂”地欢乐，那样“万众一心”，最后写了一句“没什么可后悔的”。“所有的高人都赞扬我，因为我敢作敢为。”[65]按照托马斯·曼的定义，很多人都不在“高人”之列，比如欧根·柯贡（Eugen Kogon），他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曾被羁押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柯贡批评托马斯·曼任凭一个新的极权制度向他献媚。不久，东部德国雀跃欢呼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托马斯·曼发表了下面这段讲话，以回应对他访问魏玛的最新批评：“专制的人民国家自有其恐怖的一面，但它亦带来积极的方面：终于有了这么一天，愚蠢和狂妄不得不在这里停止狂吠。”[66]
圣诞节来临，全家人聚集于父母家中，博尔吉斯一家也来了，米夏埃尔·曼一家这次没来，他们跟莫妮卡一样留在了欧洲。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气氛有些压抑，这是第一个没有了克劳斯的圣诞节日。悲伤的一年即将过去，虽说托马斯·曼表面上在欧洲赢得了无数表彰与光环。儿子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曾跟家人商量该怎么办，随后决定继续其演讲之旅。戈洛也从加利福尼亚州提出建议，要他继续旅行计划。至于戈洛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是否要父亲不加休息、马不停蹄地继续旅行，以至于连安葬克劳斯的时间都腾不出来，这一点并无记载。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5月24日，米夏埃尔·曼从苏黎世赶来，他是唯一的家庭成员，送了哥哥最后一程。弟弟在哥哥的墓前用中提琴演奏了一支巴洛克作曲家贝内代托·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的曲子。同一天，父亲在乌普萨拉（Uppsala）作演讲，妻子和女儿陪伴在他的身边，而没有去尼斯克劳斯的墓前。人们没有找到克劳斯有什么告别信，有一封寄给母亲和姐姐的信倒是寄到了，写于他服用致命的安眠药的最后那个日子。克劳斯在信里说情况还算“过得去”，然后再次抱怨钱不够用。他提到一家德国出版社给他的一封信，该出版社原本打算出版《梅菲斯托升官记》一书，现在又胆怯地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格伦特根斯在德国又发挥“重要作用”了。“就是不敢担风险！”克劳斯·曼气愤地答复这家出版社。“总是害怕权势！都知道最终的结局如何：最后是那些集中营，事后都说从来没听说过……”[67]克劳斯·曼在其最后一封信里写道，人们是不会把他的这一答复“公布于众的”。这封信没有指出未来是什么，不过是一曲悲凉的哀歌而已。[68]
儿子过世后，托马斯·曼作出的反应是进行指责，就像对待他身边的人自杀一样，那些人的死都曾给他造成沉重的打击：“害人、丑陋、残忍、冷酷、不负责任”，怎么“能”让母亲和姐姐承受这样的打击；[69]他决定不再过问此事——从此，不管写信还是写日记，儿子克劳斯几乎都不再被提起，托马斯·曼也从未去过儿子的墓地。艾丽卡·曼给她年轻时的情人帕梅拉·韦德金德写信，感谢她的唁函，虽然她俩已多年未有联系：“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只知道，我必须活下去；根本不敢想象，没了他，我这日子如何过得下去。”[70]圣诞节前不久，托马斯·曼在为艾丽卡发愁，担心她的“愤世嫉俗、好激动”，担心她的“忧伤，以及动辄仇恨、跟一切决裂的倾向”。夏天，艾丽卡最终跟马丁·贡佩尔特吵翻了，他还一直爱着她，她却不想再跟他有任何关系，原因是受《生活》（Life）杂志委托，他曾陪同托马斯·曼赴欧洲旅行。卡蒂娅·曼写信告诉伤心欲绝的贡佩尔特，艾丽卡·曼大概知道自己反应“太过分”，但她的悲痛已演变成“破坏性的极度悲愤”，“大概只有一项真正能够让她满意、符合其天赋的工作才能把她从中解脱出来”。[71]而给父亲当助手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工作，卡蒂娅·曼这样认为，却没说出口。
圣诞节期间，艾丽卡跟弟弟戈洛就政治问题进行争吵，后来又跟“女主席”——小妹伊丽莎白争论，她可能在信里无意间写错了，托马斯·曼这样猜测。[72]几年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支持丈夫关于创建世界宪法的各种计划，帮助他出版有关的杂志。按照他们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应当迎来一个新时代，对世界的统治应当是全球化的、和平的，不受任何民族利益政策的干扰。不是博尔吉斯，而是他太太要在下一年担任世界邦联主义者总协会（Dachverband der Weltförderlisten）主席一职。艾丽卡·曼讥讽妹妹的雄心大志，嘲笑她为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正在做着黄粱美梦；米夏埃尔·曼也写信讽刺这位“世界女主席及其丈夫”，还顺便提到，父亲最爱的孙子、他的儿子弗里多变得“太胖了”，一副“小市民”的样子。[73]其实，让伊丽莎白成为女主席的各种计划对她丈夫的打击最大。博尔吉斯觉得受到自己太太的排挤。几个月后，伊丽莎白写信告诉母亲，博尔吉斯有“性格缺陷”，缺乏团队意识，为此，人们才想要她而不是她丈夫担任这一职务的。[74]到了1949年底，博尔吉斯两口子的冲突也让曼氏家里的气氛更加郁闷。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甚至向岳母卡蒂娅告状，说“麦迪既有野心又傲慢，试图排挤他”。家人嘲笑这位“傻丈夫”，但这段时间，就连博尔吉斯“火山爆发”式的性格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欢快了。[75]
1950年3月1日，米夏埃尔·曼坐在火车上给母亲写信。他刚结束斯堪的纳维亚音乐之旅，由妻子陪同，正在回苏黎世的路上。两个孩子在格蕾特的父母——苏黎世的莫泽尔家里。米夏埃尔写道，他努力在欧洲成为有影响的音乐家，目前成效不错。他告诉母亲，“在马尔默（Malmö），人们一再强调我根本就不需要著名父亲的名声，而在其他所有地方只要客气地提到我们家族的荣耀就行了”。代理人坚持要用曼氏的显赫名字做广告，这可以理解。过去的几个月里，米夏埃尔·曼在德国和瑞士举办音乐会，他拉中提琴，由一位女钢琴家伴奏。他演奏的是古典和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从巴赫到欣德米特（Hindermith）和克热内克（Krenek）。还有一场演出是在苏黎世音乐学院——他曾经学习过的地方，也是1936年甩了院长一记耳光后不得不走人的地方。《新苏黎世报》对这场音乐会的评价比较善意。评论家写道，演出当然并非完美无瑕，中提琴手热情奔放，女钢琴家贝伯尔·安德里亚（Bärbel Andreae）冷峻严肃，风格不配，但米夏埃尔·曼的“力量触及心灵”，极具“表现力”，值得赞扬。[76]米夏埃尔在信里告诉母亲，荷兰新闻界的评价不高，但斯堪的纳维亚的各种好评把“令人讨厌的阿姆斯特丹的伤痕”“细细抚平了”。现在，本季的音乐会行将结束，现在是对不久的未来进行思考的时刻了。他不想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再回到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在交响乐团寻找位子。虽然不能指望下一个演出季的收入能比现在多，靠这些音乐会微不足道的酬金他也养活不了自己，更何况还要养家糊口了——“但即便我以前在旧金山交响乐团不停地演出，收入也没完全够用啊”。此话要表达的意思，母子俩根本就不用多讨论。在上封信里，卡蒂娅·曼告诉米夏埃尔，她刚刚不得不交16000美元的收入税，几乎相当于八年前在太平洋帕利塞德造房子花的钱。米夏埃尔·曼回复说，真“可恨”。“你们现在要是变穷了，对我自己来说也够难堪的。”[77]
米夏埃尔的信寄到太平洋帕利塞德时，家里正在为其他事情发愁。海因里希·曼去世了。他在美国的这些年过得悲惨，几乎无声无息。但是，离弟弟不远，又由弟媳妇卡蒂娅照顾，他觉得老有所依，所以几个月来一直回避民主德国向他提供的诱人条件，即接他去东柏林，任命他为艺术科学院院长。还没等到正式作出答复，他便于3月11日告别人世，享年78岁。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他现在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守护者”[78]——比他小15岁的弟弟维克多早在上一年已突然撒手人寰。
冷战正在毒化美国的政治气氛。曼氏一家人移民美国时，认识的是一个具有世界胸襟、宽容、保证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在不同制度的世界性冲突中，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正在形成，在这种气氛下，人们对共产党人——真的也好，假的也罢——产生恐惧，似乎一场革命危在旦夕。托马斯·曼也被猎共分子盯上，尤其是他年前去德国旅行以后，当时他访问了苏联占领区。记者尤金·蒂林格（Eugene Tillinger）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运动，视他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4月，托马斯·曼要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发表其每年的演讲。六年前停止每月支付图书馆“顾问”的酬金后，双方达成协议，每年作一次演讲，出场费为1000美元——由艾格尼丝·迈耶资助。托马斯·曼题为《我的时代》（Meine Zeit）的演讲稿已经撰写完毕。他在日记里写道，这篇演讲“或许具有历史意义”，要比193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更加恢宏”。在当年的那篇文章里，他号召德国中产阶级在跟纳粹党人的斗争中同社会民主党人结盟。[79]托马斯·曼打算在华盛顿公开表达他对苏联及其人民，对俄罗斯文学和革命的同情。他想告诉大家，现如今，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其实都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作为演讲的结束语，他要宣布其大同世界的梦想，要求美国去实现这一梦想：在这大同世界里，不再是各民族的利益决定政治，而是有一个世界政府，它将为了和平，为了公平分配所有财富而努力。苏联倘若反对这些计划，那就将证明，它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拒绝和平，就像现在所有人都宣称的那样。[80]
3月23日，托马斯·曼接到女友艾格尼丝·迈耶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国会图书馆新馆长提议放弃今年的演讲，原因是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对托马斯·曼的公开批评，尤其是针对他造访德国东部以及接下来发表的不当言论——关于共产主义专政的“善举”之说。艾格尼丝·迈耶本人也同意此项建议：当前，“对共产党人的围剿已失去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曼的名字很容易“成为攻击的靶子”，为此，必须保护他不受侵犯。“而且，亲爱的朋友，我们实话实说吧，您给那些反对理性的敌人提供了太多攻击的炮弹。”[81]托马斯·曼在回信中没有表露失望的情绪，同意这一决定，他根本不想招惹进一步的抗议。他还写道，前段时间，因为怒火中烧，确实写过一些“愚蠢的东西”。[82]后来，他在芝加哥不太知名的地方作了这一演讲。
就在艾格尼丝·迈耶的信到达的同一天，托马斯·曼收到彼得·苏尔坎普的一封信，此人自1936年起领导费舍尔出版社留在德国的那一部分。1945年，苏尔坎普跟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协商一致，把他领导的出版社跟贝尔曼·费舍尔的流亡出版社重新合并。过去几年，双方已进行了合作，流亡出版社发放出版许可，其书籍由这家名为“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德国出版社出版，该社曾经不得不把“犹太”人名——费舍尔去掉。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德国版即于1948年在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此时，彼得·苏尔坎普在他的信里向托马斯·曼报告，已跟贝尔曼·费舍尔分道扬镳。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解决争端。一方是贝尔曼·费舍尔，他回到德国代表这个犹太出版商家庭，要恢复被驱逐的老东家的各种权利；另一方是留在德国的苏尔坎普，他为出版社努力工作，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得不在纳粹分子的集中营里蹲了几个月：双方未能通过协商取得一致。这又是一场流亡者与“内心流亡者”的对峙，相互都无法理解。第二天，托马斯·曼写信给其出版商贝尔曼，提出警告。信还没寄到，争端已见分晓，苏尔坎普与贝尔曼达成谅解：费舍尔家拿回出版社，而苏尔坎普获准成立一家新的出版社并带走一批决定跟他走的作家，这些人都是他领导费舍尔出版社时的作者。联邦德国两家最重要的出版社，一家新建，一家重生。至于说两位出版商的合作究竟为何失败，这个谜至今尚未解开。
图37 在托马斯·曼75岁寿辰庆典上：托马斯·曼跟格蕾特、卡蒂娅、艾丽卡、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曼在一起，地点为苏黎世
夏天，曼氏一家人赴欧洲旅行，有的已经在那里。6月6日，托马斯·曼的75岁寿辰庆典在苏黎世隆重举行，只有莫妮卡缺席，她已于4月回纽约了。鲜花、电报、贺信、生日贺语从世界各地雪片似的飞来。晚上举行了盛大宴会，来宾们讲话，托马斯·曼宣读了准备好的答谢辞。他没有提到一年前过世的儿子克劳斯。事后，估计经艾丽卡或卡蒂娅·曼的提醒，他在日记里写道，“本该纪念一下可怜的克劳斯的”。[83]第二天，妻子告诉他，她下身必须做手术，考虑到他这次过大生日，所以一直没开口。次日，卡蒂娅·曼就被送进了医院。
米夏埃尔·曼在奥地利的施特罗布尔（Strobl）租了一幢房子，准备带着家人前去度假。动身前，托马斯·曼表示，想带弗里多去加利福尼亚州。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事可能办不成，因为不清楚米夏埃尔和格蕾特何时回美国；让母亲跟她儿子分离得太久好像不大可能。好在钱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托马斯·曼写道，虽然米夏埃尔在欧洲逗留的时间或许要拖延至几年，但至少不会让他掏腰包。最近一段时间，米夏埃尔一家人的生活都是格蕾特的父亲“莫泽尔先生在掏钱”。[84]
这年夏天，阿姆斯特丹的库埃利多出版社出版了《纪念克劳斯·曼》（Klaus Mann zum Gedächtnis）一书，文章由艾丽卡·曼和弗里茨·兰茨霍夫征集而来，作者系克劳斯的朋友、患难与共者及同事。这是记录他一生的文献：文章来自世界各地，用三种文字写成，著名作家有厄普顿·辛克莱、麦克斯·布热特（Max Brod）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这又是他一生各种失望的写照：几乎没人提到克劳斯·曼的著作，许多文章，如厄普顿·辛克莱的，肤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写道，他们俩相识于克劳斯·曼1927年环游世界之际，克劳斯很喜欢辛克莱的著作，因此，辛克莱很容易就喜欢上了克劳斯）。还有一种失望，克劳斯·曼也无须经历了，那就是众多名人的名字没有在书里出现，排名第一的要数安德烈·纪德。克劳斯尊他为良师益友，经常在巴黎跟他见面，还于1943年将一本书献给他。纪德于1947年荣获诺贝尔奖，居然不知道该给克劳斯·曼写点什么。在书的前言里，托马斯·曼描绘儿子“好玩淘气、天资聪慧的童年”，叙述把他打造成“男子汉”的流亡岁月，称赞他辛勤耕耘，属于“同辈人中最有天赋者”之一，“甚至是最具天赋的一个”，虽然他的写作往往“一蹴而就，信手拈来”。托马斯·曼还谈到儿子在青少年早期就产生过对死亡的渴望，以及父亲的成功给他的生活投下的“阴影”。[85]
写得最漂亮的纪念文章是一位名叫汉斯·凯尔宋（Hans Keilson）的作家寄来的，纪念集的其他作者对他均一无所知，他本人也不认识克劳斯·曼。汉斯·凯尔宋于1933年作为最后一个犹太裔德国作家在费舍尔出版社发表了长篇处女作《生活还在继续》（Das Leben geht weiter），不久便流亡荷兰。他在当地躲藏起来，熬过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入侵。凯尔宋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很少写作。但是，当他于2011年以101岁的高龄谢世时，全世界都称赞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1950年，他曾谈到是如何开始写作的：他当时在勃兰登堡的乡下当中学生，是通过托马斯·曼的小说《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了解到他儿子克劳斯的，据说克劳斯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被塑造成贝尔特的形象。凯尔宋讲述当时怎样弄到了克劳斯·曼的处女作《在生活面前》，被短篇小说《宋雅》（Sonja）感动得死去活来。这篇小说“让我感到震撼，那种震撼只可能源自那么一种感觉，即这是你自己本来也可以完成的，或至少是希望能够完成的”。[86]克劳斯·曼因此而成为他本人走向作家生涯的“推动者”。
莫妮卡·曼也为克劳斯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但愿他乐于助人的本性能够变成唯一的一个请求，出于孤独……他身上的犹太血统……他的那些论点虽然击中要害，却无以藏身。”[87]艾丽卡拒绝在纪念集里收入妹妹的这篇文章。
*
6月25日，即托马斯·曼过完生日三周后，朝鲜战争爆发。这个国家是分裂的德国在亚洲的翻版：曾被日本吞并，然后被同盟国解放，不同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北方跟亲西方的南方——在这里相撞。朝鲜战争中，中国站在朝鲜的一边，而南方却受到美国，还有后来的联合国军的支持；有些人担心，这场战争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就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卡蒂娅·曼手术后正在医院里跟并发症鏖战，拿到了止疼的吗啡，托马斯·曼则在苏黎世的道尔德豪华酒店（Grand Hotel Dolder）遇见了一个他喜欢的人：“慕尼黑来的跑堂，长得真帅。”女儿艾丽卡半忧半喜地看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寻找机会，跟这位跑堂“弗朗策尔（Franzl）”接触。“我还在端详着他的脸，艾丽卡一边拉着我的袖子一边骂我。反正也不可能在大厅里继续聊下去，别人看我的眼神那倒无所谓，那些人在观察我是怎样热情地点头告别的。他肯定看得出来，我喜欢他。我还告诉艾丽卡，这跟喜欢上一只漂亮的卷毛犬并无二样。这事跟情色没什么关系。她不大相信。”卡蒂娅出院后也知道了这件事。“吃中饭时，那个‘万人迷’有段时间就在附近，”托马斯·曼写道，“卡蒂娅对他很客气，那是因为我。”那个“道尔德的小伙子”几乎每天都魂牵梦萦般地出现在日记里，托马斯·曼只是偶尔提醒自己：“回归写作，不要沉浸在这种幸福里，必须这样做。这是所有天才的规则（或源泉？）——”这次的回归真难，离开酒店后还是这样。“受了太多煎熬，凑了太多热闹，让我神魂颠倒。像木偶似的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好好玩了一回”，托马斯·曼于8月底写道，此时他已踏上归途，在芝加哥写进日记里。“我为什么写这些？为了在我死之前及时毁灭我自己？抑或希望世界了解我？”[88]
托马斯·曼本希望弗里多跟祖父母去加利福尼亚州并留在他们那里，这一想法此时已经弃而不谈了，这让10岁的弗里多很不开心。米夏埃尔·曼从施特罗布尔写信告诉母亲，他在弗里多那儿找到一张“秘密纸条”，上面写着他打算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能跟祖父母同行：“给爷爷写信”——那封信已经被找到并没收；还要找“伯伯戈洛”帮忙。有人——托马斯·曼——“最近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让这孩子“神魂颠倒”。米夏埃尔·曼在信中告诉母亲：他可是“尽心尽力、打从心底里为这往往非常冷峻的孩子”付出了一切，“收获的却是忘恩负义”。[89]
在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回美国之前，伊丽莎白寄来了一封信，她在信里——就像父亲日记里所写的——“多少有些遮遮掩掩地警告我们，暂时别回去”。朝鲜战争爆发后，女儿觉得美国不再安全——而家中早已开始讨论是否应当再次移居欧洲的问题。“形势的最新发展日益严峻，这个问题越来越现实。如何能暂时待在这里？在瑞士当美国难民？派艾丽卡去那边处理家产？不能派她去，因为她有可能受到警察的虐待？”“那边”即美国，“一切都在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托马斯·曼觉得“十分清楚”。其实，他想最好能“蜷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个犄角旮旯”静观事态的发展。“关键问题是艾丽卡。”[90]最后，他们决定上路。
图38 1950年左右，父母跟米夏埃尔、艾丽卡和戈洛·曼在一起
好几年了，这个“关键问题”一直在争取获得美国护照。艾丽卡·曼一如既往地信赖美国——这个她在1938年把全家弄来的国家，虽说有各种疑虑，而且这些疑虑越来越大，可她还是觉得这里是最好的第二祖国。这一年，她再次用尽浑身解数，想拿到美国国籍，却白费力气。不批准她的申请，却又不予拒绝，一直让她干等着，究竟具体原因何在，她不知道。她有感觉，也许跟其政治言论有关，她那样公开批评美国，再加上其他一些言论，使她在那些猎共分子的眼里成为苏联的同情者。但是，谁要是看看她写的东西和公开作的报告，就绝对不会获得这种印象。人们可以了解到艾丽卡·曼毫不妥协坚决反对的东西，可以读到一些对美国严厉的、也许不公正的批评，而对苏联却较为谨慎；她追求的东西既模糊，也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绝非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到了12月11日，艾丽卡·曼受够了。她撤回入籍申请，并给纽约移民中心主任写了一封长信，这一做法让她的律师瞠目结舌。艾丽卡在信里指出，她为美国作出过贡献，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忠实地为国家服务，也没有忘记提到她因其“爱国行动”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她痛斥这种不光彩的移民程序，对其周围人士进行盘问，拖延时间，还有各种怀疑。所有这一切造成她目前既不能去作报告，也不能继续当记者。“纳粹把我从我的出生地德国赶走，我在那里曾经相当成功；随着希特勒在欧洲的影响日益增强，我被迫离开欧洲大陆，在那里，我曾经巡回演出上千次，献上我自己的表演；当下，我眼看着自己在这样一个国家——在本人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况下——沉沦，一个我热爱的国家，一个我曾经希望成为其公民的国家。”[91]
艾丽卡·曼跟美国有关部门的争执愈演愈烈，但这并非年底时家里的唯一一场危机。11月20日，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把电话打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伊丽莎白“有了爱情”，她刚刚向他坦白了。是一个阿根廷人，年纪跟她差不多大；伊丽莎白于1949年在巴黎认识的他，不久前把他弄成了世界邦联主义者协会总书记，她现在自己任主席。卡蒂娅·曼必须马上来。[92]就在当天晚上，67岁高龄的母亲坐上火车前往芝加哥，行程3200公里，一天半后抵达那里。到达当天，卡蒂娅·曼写信告诉丈夫情况如何。伊丽莎白来火车站迎接母亲时就告诉她，这样做的原因“并非主要是跟那个阿根廷男人的炙热爱情”，“而是一种愿望，要结束一种早已无法忍受的状况”，即寻找一个由头，逃脱婚姻。孩子的问题，“还有完全精神错乱、婚姻失败的丈夫的现状”让伊丽莎白非常压抑。卡蒂娅·曼继续写道，她人刚到，博尔吉斯就把她请去书房，“一人叽里咕噜了两小时”。“他立刻觉得，我要从他手中夺走伊丽莎白（我没想过非这么做不可），而他在尽一切办法挽救这段婚姻，这一点我在听电话时就感觉到了。我们当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他面无血色、暴跳如雷地来吃中饭，突然间又缩了回去，麦迪跟着他进去，没过几分钟，他们俩双双回到饭桌上，博尔吉斯口齿不清地喊道（［女儿］尼卡丽，即安吉丽卡在场）：麦迪待在我这儿！伊丽莎白于心不忍，大概近期情况多少要好一些，时间长了会如何，当然很值得怀疑，虽然他肯定先会尽心尽力的。”卡蒂娅写道，现在她本可以回家了，可是路途太远，旅费又太贵，所以还要待一段时间；“但愿不要太想我”。[93]
托马斯·曼给他的朋友汉斯·赖西格写信。小说《浮士德博士》曾对他作了人物特写，两人因此而闹别扭，现在一切烟消云散，多年分离造成的沟壑也已填平。托马斯·曼在1949年首次访问德国时，汉斯·赖西格曾前往法兰克福，陪着他走了一段衣锦还乡之旅。昔日的那种信任也几乎恢复了。1951年4月，赖西格刚刚治愈了肺炎，托马斯·曼给这位朋友寄去一封信，详细报告了他本人的痛苦：臀部神经发炎，还有“颊黏膜炎”，好在控制住了。他问赖西格，是否收到了他最新的长篇小说《被挑中者》（Der Erwählte）——哈特曼·冯·奥厄（Hartmann von Aue）关于“善良的罪人”格雷戈留斯（Gregorius）传奇[94]的一个现代翻版。托马斯·曼还叙述了待在欧洲的家人，即儿子米夏埃尔的情况，说他“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音乐家”，此时正跟一位“优秀女钢琴家”进行巡回演出。这位女钢琴家就是耶尔塔·梅纽因（Yeltah Menuhin），百年不遇的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妹妹。托马斯·曼还写道，赖西格对古老欧洲的政治气氛感到不安，被迫考虑是否远走他乡，“好吧，可这里有些人还想离开呢。自然也有其原因”。[95]
这段时间，曼氏一家人不断讨论有可能离开美国的问题，这里的政治气氛让他们感到厌烦。艾丽卡·曼现在觉得美国几乎一无是处，她的看法激进化了，认为一场“法西斯革命正在蔓延中”；[96]卡蒂娅·曼在这“新世界”反正从未找到家的感觉。托马斯·曼对麦卡锡（McCarthy）时代的美国咬牙切齿，前不久，在评价小说《浮士德博士》时，除了赞誉，也有人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让托马斯·曼忘记了过去几年获得的所有荣誉和好处。要是有人，比如说艾格尼丝·迈耶，提醒他或告诫他，他就充耳不闻。不久前托马斯·曼刚加入了一场和平呼吁，也没有仔细查询，跟他一起呼吁的都是些什么人。《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温和的批评文章，该文指出，托马斯·曼这次不是被和平主义者所簇拥，而是落入了共产主义积极分子的圈子。“迈耶又一封歇斯底里的来信”，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位女友又一次提醒他，请他最好继续著书立说，不要从事政治冒险活动。托马斯·曼讽刺道，“这是背叛这个行善好施的国家”，“既愚蠢又讨厌”。[97]托马斯·曼对瑞士朝思暮想，恨不能立刻离开美国。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不想“在这片没有灵魂的土地上安息”，“我没有要感谢它的地方，它对我一无所知”。[98]
在全家人里，戈洛·曼是融入美国最深的一个，虽说他并不想长久待下去。四年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学院教书，还找到了一位生活伴侣：埃德·克罗茨（Ed Klotz）。如果戈洛带“男孩埃德”来玩，托马斯·曼不时会在日记里提到他。[99]不久，埃德即成为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女受骗者》（Die Betrogene）中的人物肯·基顿（Ken Keaton）的原型。作为学院老师，戈洛·曼几乎不再写作。年初，他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一项资金，现在可以在学院申请到一年不带薪的休假。戈洛打算写一本关于历史哲学的书。在受资助的这一年里，他想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欧洲度过。对此，他充满着期待，但是，有几个月将见不到自己的生活伴侣，这让他感到有点美中不足。
图39 1950年代，耶尔塔·梅纽因（左）跟哥哥耶胡迪和姐姐荷西巴（Hephzibah）在一起
米夏埃尔·曼自己都感到惊讶，其独奏生涯居然如此成功。由女钢琴家耶尔塔·梅纽因演奏钢琴，他俩在音乐上配合得天衣无缝。更何况这对二重奏很好“推销”：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妹妹——这对二重奏年初在欧洲巡回演出时，大多数关于音乐会的评论都很友好，但许多评论家都没有忘记说明这一点。秋天，他们在美国演出，还录了一张作曲家恩斯特·克热内克的曲子，而格蕾特和孩子们留在了欧洲。一场音乐会结束后，《旧金山考核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评论员夸奖这两位名门出身的音乐家演出和谐，就凭他们的水平，几乎不用提及两人的家庭，结果还是没有免俗。米夏埃尔·曼的演奏既老练又善于表达，耶尔塔·梅纽因则欢快、清新、专业。[100]10月21日，托马斯·曼在圣莫尼卡的一场音乐会上观看和聆听儿子及其女搭档的演出：“演奏得漂亮。到后台看望他们。夸他们合作得好。”[101]儿子“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勃勃的雄心开始得到回报。[102]两人已计划好，在未来几个月进行大型巡回演出，先在美国，接下来去欧洲旅行，最后甚至要在新西兰登台演出。
11月4日是个星期天，他们原定在洛杉矶的“新音乐协会（New Music Society）”举办一场二重奏音乐会，电台将要进行转播。可是坐在收音机前的家人及朋友们听到的不是音乐会的转播，而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场音乐会因一场意外事故被取消。耶尔塔·梅纽因的丈夫本雅明·罗尔夫（Benjamin Rolfe）打电话到太平洋帕利塞德，情绪激动地向艾丽卡·曼报告说，在去音乐会的路上，米夏埃尔在汽车里当着耶尔塔9岁儿子的面，莫名其妙地用刀子袭击并弄伤了她，随后跳车逃跑。罗尔夫说，米夏埃尔很危险，是个神经病，必须报警。没过多久，米夏埃尔来到父母家。他的说法完全两样：早晨为音乐会进行练习时，两人就发生了争吵。耶尔塔的两个孩子不停地捣乱，她丈夫也一样。在开往音乐会的汽车里，两人继续争吵，然后他在气头上抓住耶尔塔的头发摇晃，她丈夫把车停住，扑向米夏埃尔，米夏埃尔手脚并用进行自卫，有可能用鞋跟不幸碰伤了耶尔塔，可他一无所知，随后下了车，打了一辆出租车到音乐大厅，在那里等候他的钢琴女搭档。耶尔塔没来，他当时觉到很奇怪。[103]曼氏一家人对这起事件以及接下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感到异常震惊。耶尔塔·梅纽因的眼睛上方受了伤，不得不缝针。她取消了所有的巡回演出，不想再跟米夏埃尔有任何关系。梅纽因-罗尔夫一家还威胁要告米夏埃尔并要求他必须立刻离开美国，让耶尔塔能够重新获得安全感。让家人特别气愤的是，米夏埃尔居然意识不到形势的严重性，把这起事件轻描淡写地称作“儿戏”，太不当回事。家人决定，马上把他送往欧洲，好让情势平静下来。卡蒂娅·曼坚持要儿子在苏黎世去找心理医生和家里的朋友艾里希·卡岑施泰因并进行治疗。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老实说，他要是走了，我才会开心。他的性格我不喜欢，包括他的笑。”[104]
莫妮卡·曼又写了一篇文章，描绘美国富人的除夕派对。发邀请的是“伍尔沃兹女王（Woolworthkönigin）”。“她的皮肤似雪花石膏般洁白：这还不算什么，她还浑身闪烁着轻浮放荡的光芒。”这位百万富婆讲起尼斯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把右手——揉皱的雪花石膏——伸给穿燕尾服的年轻小伙子们。年已八十的她，举止彰显着其美元世界的脆嘣嘣的传奇。富得流油的悄悄话从垂老的雪花石膏的舌头上流出，戴戒指的右手不停地伸向来宾，他们鱼贯走过，轮番献媚。那只手像伍尔沃兹海绵，套满了外科手术器具般的珠宝”。[105]莫妮卡·曼把文章寄给父亲。“亲爱的小莫妮，还真不赖！”父亲回复说。“这就是说，面对实实在在的恶心来了一场正直的恶心宣泄。所用的印象主义让我现在觉得不太舒服。揉皱的雪花石膏？脆嘣嘣的传奇？套满了外科手术器具般的珠宝？我在自问。当然，在恶心之处又从哪里可以找到恰当的表达呢！”[106]
年初，克劳斯·曼的最后一本书——其自传《转折点》在S.费舍尔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现在又由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领导。贝尔曼悉数接收了库埃利多出版社的德语作家，克劳斯·曼的这本书只是在父亲的压力下才出版的，原因究竟是经济的——如贝尔曼所述，还是担心流亡人士对过去几十年的批判性视角有可能在德国引发愤怒？出版社跟艾丽卡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一些有争论的段落，比如关于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的，被删除了。
其他一些事情，如毒品和各种情爱史，克劳斯·曼自己已经删掉。马努埃尔·加瑟写信给戈洛·曼，对此提出批评，说克劳斯在他的所有小说里曾把那些棘手的问题作为主题，在这部自传里却加以规避，对其生活的这一面闭口不谈，虽然他的伟大偶像安德烈·纪德发表了《如果种子不死》（Stirb und werde，法文版标题为Sile grain ne meurt），公开表白自己的同性恋，为赤诚的坦白胸襟做出了榜样。“纪德式的新教风格跟这本书是两码事”，戈洛·曼替哥哥辩护。倘若是他，也会像克劳斯一样那么做。“为何要在居心不良的歹徒面前揭露自己？要是不想揭露自己，你会说，那就别写。好吧。”[107]
《转折点》一书发挥了克劳斯·曼的历来传统——赤裸裸地表现自己。典型的天真烂漫的童年——他在第一部自传里已作过描绘——在书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终结。孩子们在巴特特尔茨的乡村别墅想演一出话剧。该剧的剧名克劳斯·曼曾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一书里提到过：《潘多拉的盒子》（Die Büchse der Pandora）。这是孩子们根据神话传说自己编写的故事，据此，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在盒子打开后跑到了人世间。后来克劳斯·曼自己都觉得这一剧名不那么可信，所以在《转折点》一书里舍弃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一说法，但父亲关于战争的一句话却保留了下来，据说这句话是孩子们偷听到的：“天空不久将出现一把带血的剑。”[108]后来，弟弟戈洛讲述的情况跟克劳斯的说法却大相径庭，没有那么动听，或许更为接近真相：根据戈洛的说法，这部话剧叫《入室抢劫者》（Die Einbrecher），也没有发誓过会出现一把带血的剑。“当时我们在吃中饭，坐在‘特尔茨别墅’的阳台上，TM（托马斯·曼）对我们说，神情之严肃，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是的，孩子们，这是战争……’”[109]
克劳斯·曼在整本书里都是以这样高昂的兴致对待事实真相：他在《世界舞台》杂志开始写作时，出版人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森坚持要在文章上用作者的真实姓名发表，而他则希望用笔名，克劳斯宣称，雅各布森这样做是出于私心，不过是想在其报纸上引发“轰动效应”而已。就这样，在这本书里，“我写作生涯早期所犯的决定性错误”记到了别人头上，事实上，错误是他自己犯的，是克劳斯坚持要印上他的真姓大名的。父亲在那本《魔山》里的题词不久便公布于众，据说这并非克劳斯所为——而原本大书特书的父子关系在这本书里却几笔带过。埃米尔·杰林斯在曼氏姐弟俩1927年周游世界时曾热情接待过他们，《到处游历》一书以超级的热情对他进行过描写，在这本自传里，克劳斯却突然把杰林斯描绘得很不讨人喜欢。第三帝国时代杰林斯是在德国度过的，仅此就让他跟克劳斯早期的往来黯然失色。连他的那只松狮狗现在也长着一对“狡诈的小眼睛”，[110]而在《到处游历》里还是用狗友的眼光来描写的。就这样，《转折点》一书里从头至尾都充斥着许许多多曼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在书的最后一章，克劳斯·曼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的信件和日记内容放进去，而这些都是他为了这一目的构思出来的。《转折点》一书不能被视作资料来源或对时代的记录。但这本书文笔流畅，用词讲究，观察深入，人物特写精彩纷呈：克劳斯·曼的小说艺术达到了其顶峰水平。
米夏埃尔·曼带着一家人在施特罗布尔深居简出几个月。他努力解决耶尔塔事件造成的灾难，给那位前音乐女搭档及其丈夫、哥哥还有父母写信，并向母亲报告所有的情况，而母亲也在加利福尼亚州尽一切努力，减轻事件对儿子造成的伤害，保护家庭的声誉。梅纽因一家对这起事件的描述不仅涉及米夏埃尔拿刀伤人，还涉及卡蒂娅·曼在谈话时对耶尔塔·梅纽因的指责：挑衅米夏埃尔·曼。卡蒂娅·曼曾以威胁的口气补充说，永远也不要让一个男人情绪失控。耶尔塔·梅纽因则回敬道：一个曼家的男人曾经企图杀死一个梅纽因家的女人。[111]
心理医生艾里希·卡岑施泰因把这事看得很淡。他告诉卡蒂娅·曼，米夏埃尔没有“特别严重的错乱”，他“精神上完全健康”，就是这么个“气质——属于其职业的气质”。[112]米夏埃尔·曼并没有多少负疚感，对梅纽因一家的愤恨倒是极其强烈。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声称，他们不应该就这件事小题大做。父母最多只要给耶尔塔付个医疗费，就他而言，掏钱给她做个整形外科手术也未尝不可。[113]米夏埃尔在另一封信里告诉母亲，给耶尔塔“那个弱智”，还有她丈夫“那个贱骨头”写了封信，可是“这帮畜生”没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他回信。[114]这段时间，格蕾特·曼满腹忧愁。她写信告诉卡蒂娅·曼，米夏埃尔对外装作若无其事，实际上很可能是“绝望透顶”。刚才他又一次大发雷霆。“这是一种敏感与报复心理的混合体，对此，你是了解的。”[115]
最后，住在奥地利的米夏埃尔把姐姐艾丽卡搬了出来——她对调解纠纷很有经验。米夏埃尔要姐姐请一位律师帮忙，阻止梅纽因家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他向姐姐建议，可以这样来据理力争：这场冲突发生前，他曾经想方设法跟耶尔塔·梅纽因建立起一种“单纯的专业共同体”，却未能如愿。“R［olfe］女士性格怪僻（这种性格估计跟苦难的童年有关），她在个人与情色方面的问题又始终不断，所以，要建立这样一种单纯的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假如要打一场官司的话，一些私密的细节将浮出水面，他以此暗示跟耶尔塔·梅纽因有过绯闻。对此，对方肯定是不会有兴趣的；必须威胁“这帮可怜虫”，一场官司将意味着“一起最耸人听闻的家庭丑闻”。[116]
此时，梅纽因-罗尔夫一家根本没想要打官司，相反，他们家，尤其是耶胡迪·梅纽因有着非常良好的社会关系网，所以到处散布关于米夏埃尔·曼的事情，说他危险，是个疯子。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认为，必须将这一情况告诉弟弟米夏埃尔及妻子格蕾特，米夏埃尔在音乐圈内已基本无路可走。[117]卡蒂娅·曼得出的结论是听天由命，并告诉了小儿子：“很多事情你都是自己害了自己。”[118]
6月6日，托马斯·曼庆祝77岁寿辰。孩子们一个都没来。早晨，他跟妻子商讨“未来的问题，诸如艾丽卡、房子、瑞士和所有其他事情”，还谈到“卡［蒂娅］受艾［丽卡］的气”。父亲跟女儿相处得倒是非常和谐，艾丽卡在他面前控制自己的暴躁情绪。“我一方面感谢她，一方面又担心她很容易跟她弟弟一样。她显然不想比我们活得更久。”[119]托马斯·曼想立刻离开美国。至于说那些反对麦卡锡疯狂之举的自由运动，他几乎充耳不闻，其实有证据说明尚有另一种美国的存在：不久前，被人攻击为共产党之友的托马斯·曼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院士，进入了“美国50位不朽名人”之列。就像写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中所述，他对这一消息一半是高兴，一半是无所谓，他感到荣幸，却没有跟美国和解。在同一封信里，他问艾格尼丝·迈耶，她为什么不是美国总统，她“一定会是个国家的好母亲”，“可能会坚持让自己的国家多关心些自己的教育，让民主更加纯洁，而不是去拯救世界”。[120]
过完生日三周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启程前往欧洲。他们走得就像去度暑假，没有跟人告别，亦不再回首。他俩在芝加哥用一天时间跟博尔吉斯一家见面。女儿的婚姻依旧不稳。此时，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在丈夫的要求下，已辞去世界邦联主义者总协会主席的职务，倘若没有他，伊丽莎白是不可能走上这一岗位的。此外，随着冷战的爆发和联合国的成立——该组织努力将世界邦联主义者的许多想法从空想变为实践——世界政府的设想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在此期间，博尔吉斯收到邀请，重回米兰担任教授，二十年前是法西斯分子把他从这一职位上赶走的。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在考虑，是否单独让丈夫和孩子们去意大利，要是跟着走，就要鼓起勇气在婚姻和生活上重新开始。最后她辞退了离婚律师，开始打包收箱子。
艾格尼丝·迈耶提出想在基斯克山见面，托马斯·曼拒绝了，虽然他知道，而她却不知道：此去将不再归来。起飞前往欧洲之前不久，曼氏一家得到消息，艾丽卡·曼再次入境美国的申请遭到拒绝，提出这一申请是为了以防万一。卖掉加利福尼亚州的房产并移居瑞士，这些计划早已确定，但始终流于说说而已，这一下突然变得现实得要命：就父母而言，没有女儿艾丽卡，他们是不可能再回美国的。
莫妮卡·曼从远方关注着家人的移民举动：父母前往瑞士，艾丽卡已经早一步去往该处；伊丽莎白和一家人正准备迁往意大利；米夏埃尔眼下带着一家子在奥地利，哥哥戈洛也经常去造访，他不是在德国到处旅行，就是在写书。莫妮卡·曼前不久刚成为美国公民。其他家人都背离美国，她该如何是好呢？母亲写信告诉伊丽莎白，莫妮卡写了“好几封不知所措、情绪激动的信”，感觉她“无所适从，摇摆不定”。[121]莫妮卡·曼此时告诉一位朋友，她“并非因为写信而激动”；“我有感觉，有人在暗中窥视我”。[122]不能忍受寂寞、更不堪忍受独自旅行的她于9月临时作出决定，乘坐运送博尔吉斯一家去意大利的轮船，跟他们一起回到古老的欧洲大陆。母亲感到厄运临头：“我几乎觉得，她好像打算在欧洲赖在父母家。我的上帝呀！”[123]
[1] KlM：Aufsätze Ⅴ，S.327
[2] KlM：Alte Bekannte，in：KlM：Aufsatze Ⅴ，S.380 f.
[3] KlM an KM，10.5.1946，in：KlM：Briefe，S.554 f.
[4] KM an KlM，21.5.1946，in：KlM：Briefe，S.556，558
[5] Tgb TM，28.5.1946
[6] TM an GM，16.6.1946，in：TM：Briefe Ⅱ，S.492 f.
[7] TM an GM，16.6.1946，TMA（der Brief ist in TM：Briefe Ⅱ，S.492 f.，abgedruckt，dort ist aber die hier zitierte Passage ohne Kennzeichnung ausgelassen；vgl.S.391-394）
[8] GM an Alma Mahler-Werfel，15.7.［1946］，in：GM：Briefe，S.85
[9] KlM an W.E.Süskind，23.12.1946，in：KlM：Briefe，S.565
[10] TM an EM，26.10.1946，in：EM：Mein Vater，S.190 f.
[11] TM：Frage und Antwort.Interviews mit TM 1909-1955，hg.von Volkmar Hansen/Gert Heine，Hamburg 1983，S.266-269
[12] EM an TM，26.6.1947，in：EM：Mein Vater，S.197
[13] GM an Manuel Gasser，27.6.1947，zit.nach Lahme：GM，S.197
[14] Vgl.GM an Dolf Stemberger，8.7.1947，DLA
[15] GM an EM，18.9，［1947］，MON
[16] EM an KM/TM，24.3.1946，zit.nach der Übersetzung des englischen Briefes in EM：Mein Vater，S.526
[17] Tgb TM，2.7.1947
[18] GM an Erich von Kahler，23.8.1947，zit.nach Lahme：GM，S.195
[19] GM an Manuel Gasser，7.9.1947，zit.nach Lahme：GM，S.197
[20] KlM an Herbert Schlüter，29.11.1946，in：KlM：Briefe，S.562
[21] KlM an EM，19.9.［1947］，in：KlM：Briefe，S.574
[22] Zit.nach GKFA 10.2，S.104
[23] Tgb TM，18.7.1947
[24] Zit.nach Tgb TM 1946-1948，Anhang，S.436；TM an Erich von Kahler，10.9.1946，zit.nach ebd.，S.433
[25] MoM an TM，10.12.1947，TMA
[26] Zit.nach MoM：Vergangenes，S.102
[27] TM an MiM，31.1.1948，in：TM：Briefe Ⅲ，S.16
[28] TM an Agnes Meyer，16.1.1947，in：TM-AM：Briefwechsel，S.675
[29] Vgl.S.262
[30] KM an KlM，17.1.1948，MON
[31] MoM：Notiz über New York，in：Neue Rundschau，Heft 10（1948），S.240
[32] KM an KlM，24.1.1948，MON
[33] EM an KlM，19.4.1948，MON
[34] EM an Duff Cooper，22.9.1948，in：EM：Briefe Ⅰ，S.248
[35] Tgb TM，1.2.1948
[36] Tgb KlM，9.8.1947
[37] Tgb KlM，26.6.1948
[38] Tgb KlM，15.6.1948
[39] EMB an G.A.Borgese，12.und 16.7.1948，zit.nach Holzer：EMB，S.133
[40] Tgb KlM，13.7.1948
[41] Tgb KlM，8.7.1948
[42] Tgb TM，15.8.1948
[43] Tgb TM，1.9.1948
[44] Vgl.Lühe：EM，S.301
[45] Tgb TM，10.8.1948
[46] Tgb TM，12.9.1948 und 27.10.1948；»aufmontiert«：TM an MiM，31.1.1948，in：TM：Briefe Ⅲ，S.17
[47] KM an KlM，23.10.1948，MON
[48] KM an KlM，22.11.1948，MON
[49] KM an KlM，6.11.1948，MON
[50] TM an KlM，12.11.1948，in：KlM：Briefe，S.601
[51] GM an Manuel Gasser，22.12.1948，in：GM：Briefe，S.98 f.
[52] Tgb TM，31.12.1948
[53] TM an MoM，24.2.1949，in：TM：Briefe Ⅲ，S 74 f.
[54] Tgb KlM，1.1.1949
[55] GM an Leonore Lichnowsky，14.2.［1949］，in：GM：Briefe，S.100
[56] MiM an KM，25.3.1949，TMA
[57] Tgb TM，13.12.1948
[58] Tgb TM，19.3.1949
[59] Tgb TM，4.3.1949
[60] KM an KlM，22.4.1949，MON
[61] KlM an EM，4.5.1949，in：KlM：Briefe，S.613
[62] KlM an KM，15.5.1949，in：KlM：Briefe，S.617，619
[63] Zit.nach Harpprecht：TM，S.1737
[64] 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系纳粹分子，他创作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成为第三帝国国歌的第二部分。
[65] KM/TM an EM，4.8.1949，in：EM：Mein Vater，S.208 f.
[66] TM：Antwort an Paul Ohlberg，GKFA 19.1，S.720
[67] KlM an Georg Jacobi，12.5.1949，in：KlM：Briefe，S.614
[68] KlM an KM/EM，20.5.1949，in：KlM：Briefe，S.624 f.
[69] Tgb TM，22.5.1949
[70] EM an Pamela Wedekind，16.6.1949，in：EM：Briefe Ⅰ，S.260
[71] Zit.nach Lühe：EM，S.315
[72] Tgb TM，21.12.1949
[73] MiM an KM，29.12.［1949］，TMA
[74] EMB an KM，29.11.1950，TMA
[75] Tgb TM，30.12.1949
[76] Zit.nach Claudia Meurer Zenck：Michael Mann.Bratscher，Krenek-Interpret，Musik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in：Schönheit und Verfall. Beziehungen zwischen Thomas Mann und Ernst Krenek.（Mehr als）ein Tagungsbericht，hg.von Matthias Henke（=Thomas-Mann-Studien Bd.47），Frankfurt a.M.2015，S.155-201，hier S.174
[77] MiM an KM，1.3.1950，TMA；vgl.zur Steuerzahlung Tgb TM，7.1.1950
[78] Tgb TM，11.3.1950
[79] Tgb TM，21.3.1950（TM schreibt falsch 1932 statt 1930）
[80] TM：Essays Ⅵ，S.180
[81] Agnes Meyer an TM，23.3.1950，in：TM-AM：Briefwechsel，S.733 f.
[82] TM an Agnes Meyer，27.3.1950，in：TM-AM：Briefwechsel，S.735
[83] Tgb TM，6.6.1950
[84] Tgb TM，9.6.1950
[85] KlM zum Gedächtnis（1950），Hamburg 2003，S.8，9 f.
[86] KlM zum Gedächtnis（1950），Hamburg 2003，S.75
[87] Zit.nach Andert：MoM，S.64
[88] Tgb TM，25.6.，7.7.，13.7.，14.7.，25.8.1950
[89] MiM an KM，17.7.1950，TMA
[90] Tgb TM，12.8.1950
[91] Zit.nach EM：Briefe Ⅰ，S.280（Original englisch）
[92] Tgb TM，20.11.1950
[93] KM an TM，22.11.1950，in：KM：Rehherz，S.96 f.
[94] 格雷戈留斯为中古德语宫廷文学里的一个传说人物，哈特曼·冯·奥厄的作品探讨了罪与罚的问题。
[95] TM an Hans Reisiger，2.4.1951，in：TM：Briefe Ⅲ，S.196 f.
[96] Tgb TM，3.12.1950
[97] Tgb TM，6.2.1951
[98] TM an Hans Carossa，7.5.1951，in：TM：Briefe Ⅲ，S.205 f.
[99] Tgb TM，20.12.1949
[100] Alexander Fried：Connoisseurs Recital Praised，San Francisco Examiner，16.10.1951；diese und weitere Kritiken in MON
[101] Tgb TM，21.10.1951
[102] Tgb TM，28.10.1951
[103] Vgl.KM an Yaltah Menuhin Rolfe，29.11.1951，MiM an Yehudi Menuhin，28.11.1951，EM an Robert W.Kenny，14.1.1952，alle MON
[104] Tgb TM，5.11.1951
[105] MoM：Silvester bei Woolworth，Datierung und Publikationsort unklar，Zeitungsartikel in MON
[106] TM an MoM，8.1.1952，in：TM：Briefe Ⅲ，S.239
[107] GM an Manuel Gasser，1.5.1951，zit.nach Lahme：GM，S.428
[108] KlM：Wendepunkt，S.65；vgl.KlM：Kind dieser Zeit（1932），Reinbek bei Hamburg 1982，S.50 f.
[109] GM：Erinnerungen Ⅰ，S.32
[110] KlM：Wendepunkt，S.258
[111] Lionel Rolfe：The Uncommon Friendship of Yaltah Menuhin and Willa Cather，Los Angeles 2011，S.35
[112] Erich Katzenstein an KM，20.11.1951，MON
[113] MiM an KM，25.11.1951，MON
[114] MiM an KM，10.12.1951，TMA；alle hier zitierten Dokumente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M-Menuhin in MON，EM B 138
[115] Gret Mann an KM，3.12.1951，MON
[116] MiM an EM，26.12.1951，MON；vgl.EM an Robert W.Kenny，14.1.1952，MON
[117] Vgl.Gret Mann an KM，22.12.1951，MON
[118] Zit.nach MiM：Fragmente，S.47
[119] Tgb TM，6.6.1952
[120] TM an Agnes Meyer，7.12.1951，in：TM-AM：Briefwechsel，S.760 f.
[121] KM an EMB，28.8.1952，MON
[122] MoM an Hermann Kesten，23.8.1952，in：MoM：Das fahrende Haus，S.243
[123] KM an EMB，28.8.1952，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