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1942～1946）
克劳斯·曼的《决定》杂志在出版了1942年1～2月最后一期合刊后，终于闭上了其“温柔与聪慧的眼睛”。[1]杂志倒闭早已无法继续拖延下去。“我伤心欲绝”，克劳斯·曼还在作最后一次抵抗前就已经写道。“不仅仅，或者说并非首先是因为失去杂志本身，亦非徒劳的努力与辛苦，而是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整个不幸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在这个可叹的世界上，人们很少要我们，用我们，赞扬我们。”[2]克劳斯·曼已经耗尽所有的精力。他在纽约贝特福德旅馆的房间里坐到写字台边，写一篇他称为《最后的决定》（The Last Decision）的文章。这是一篇愤怒的檄文，充满了对美国人的仇恨，其真实的面目，他在过去几个月算是领教到了：“他们没有情感，势利，自私。因虚荣心而麻木不仁，因攫取钱财上瘾而走火入魔。他们侮辱我，残害我，使我穷困潦倒：我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们懒惰至极，傲慢，缺乏同情心；他们缺少创造性的想象力，简直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3]这篇文章是绝望的告别。克劳斯·曼吞下超量安眠药，然后躺到旅馆的床上等死。好在一位《决定》杂志的工作人员兼朋友克里斯多弗·拉查勒（Christoph Lazare）及时发现了他。[4]
这一消息没有一丝外漏，太平洋畔的家人毫不知情。尽管如此，卡蒂娅·曼依旧忧心忡忡。位于太平洋帕利塞德圣雷莫车道旁的新房子终于造好了：485平方米居住面积，20间房间，海景，地皮有4000平方米，花园里长着棕榈和柠檬树。现在得组织搬家了。卡蒂娅·曼面对这座“宫殿”，心里有点打怵。[5]她给在纽约的克劳斯写信，说戈洛是她的一大帮手。至于他妹妹莫妮卡，父母本来就认为她总不好好在圣莫尼卡自己的家里待着，不时在父母这里转悠，搬家前，人影子都见不着，连她自己的东西也不整理，“到了搬家那天，她准时来到（我们的）新家，让人给她送上中午的面包”。[6]不久前卡蒂娅·曼在给克劳斯的信里写道，“这孩子一成不变，恰恰要她来帮我们，实在苦不堪言，不过小戈洛（他可是一点也不喜欢她呀）和我还是认为，要说现在就作些改变，那也太残酷了点，估计就这么将就着还能过一段时间（？）吧。”[7]“这段时间”在几个星期后结束。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全家人讨论莫妮卡的事情，父亲“发泄对她生活的彻底失望，敦促让她走人”。[8]莫妮卡·曼是那样悲惨地变成了寡妇，但是，家庭呵护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图25 曼家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
这段时间，托马斯·曼的情绪总不大好。搬家打乱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具体事务，而是让妻子和儿子戈洛去指挥搬家的人和具体的搬家工作，但他心里却也乱糟糟的。好几天了，托马斯·曼享受不到书房里那种熟悉的井然有序，不得不在卧室的临时书桌旁写作。搬家后的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又累又不开心”，“坐在沙发上，头靠着卡蒂娅的肩膀”。[9]搬家的前夜，他还不得不忍受在朋友家里举行的一次“群体派对”，看着弗朗茨·维尔费扮演主要角色。维尔费人不错，他太太至少称得上有个性；他们俩曾跟戈洛·曼一起逃出法国，因此成为好朋友。按理说，托马斯·曼挺喜欢这位波希米亚—犹太作家的，但在当晚，维尔费及其长篇小说《本纳德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成为活动的主题，托马斯·曼觉得“烦人，品位低下，愚蠢，伤人自尊心，又干扰了寂寞”。[10]后来《本纳德特之歌》在美国销售得非常红火，让所有流亡人士难以望其项背，不久又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托马斯·曼很难接受这一切。即便身处搬家之中，他也无法咽下自己的怒火：“维尔费真气人。”[11]
日本进攻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机会，将美国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天曼氏家人等待已久，而且越来越没有耐心。但就是现在，托马斯·曼还是觉得不够快，也不够勇往直前。他在2月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说至少可以确定，“各民主国家没有完全理解这场战争的革命性质，在精神上不够坚定，也没有积极主动、坚韧不拔地去打这场战争”。他担心，“在很多方面都缺少明确和强烈的取胜意志，因为害怕胜利可能带来的各种变化，而这是要付出的代价”。[12]具体来说，他认为，战争带来的可能结果是，欧洲中部发生共产主义巨变——这一点他在信里没告诉艾格尼丝·迈耶，只是点到为止。对于共产主义巨变，他本人没有问题。托马斯·曼于夏天在日记里写道，他不害怕“世界革命”：“我会忠诚于共产主义，并将服从之，甚至欢欣鼓舞地拜倒其统治之下，倘若这是反对纳粹主义要作出的选择的话。”[13]
托马斯·曼何以对美国的强大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胜利——不管是在军事还是政治意义上——如此缺乏信心，这一点，艾格尼丝·迈耶不清楚。她居然敢于公开表示难以理解，还批评了托马斯·曼的态度。“迈耶的信既愚蠢又气人”，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然后销毁了这封“女王式教母蹂躏我的”讨厌信。[14]他回信说，“您18日的信是一起重大事件”，“我凭啥要受到这般对待？”四天后，他又赶写了一封信寄去：他也许没有表达清楚，“您最近的那封抨击信让人醍醐灌顶”。他对美国以及美国对希特勒的战争坚信不疑。[15]
这段时间，托马斯·曼跟艾格尼丝·迈耶的关系正在经受着考验。托马斯·曼一定是在不知情，即不知道他作为国会图书馆顾问的工资出自何处的情况下，抱怨过工资的数额。这迫使艾格尼丝挑开她作为财神爷给予资助的高雅面纱，向他解释，每月的400美金是她提供的，还就为何提供这一数额作了说明：“并非我自己说，‘这么多够了’——不是这样，这一数目并非那样冷漠并通过计算来定的，不，亲爱的朋友，决定的方式完全是另一种情形。这笔钱是我作为私人所拥有的全部收入——这些钱我可以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不用询问，也不用咨询。我也更愿意钱能多一些，但这份钱是有保障的，就像现今的任何东西一样。”她用行文讲究、只有一点点不到位的德语补充道：“不管是对实际的还是精神上的亲人关系，我都始终如一。对于两者，我都贡献出我所有的一切。”[16]
托马斯·曼在回信时表示自己感到“震惊与羞愧”，[17]但震惊与羞愧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3月底，艾格尼丝和尤金·迈耶来太平洋帕利塞德拜访，参观了新居，托马斯·曼为这位女友朗读了正在创作中的《赡养者约瑟》（Joseph der Ernährer）。在跟她的交谈中，他听出她“囿于成见”，作为回应，他就故意表示“无法理解”。艾格尼丝·迈耶打算写一部关于托马斯·曼的传记，跟他探讨自首批小说起就出现的原始主题：生活与精神的对立，艺术家的冷漠以及他为何在“普通事物带来的欢乐”之外独善其身。从诸多交谈中，托马斯·曼只听出一点：“一切都是为了解释我为何没有跟她发生关系。”[18]谈话也有令人安慰之处，因此，值得“忍受，对某些可怕的话题避而不谈”。[19]迈耶夫妇保证，如果这幢大的新房子运转成本过高，将给予帮助。
这几天，艾格尼丝和尤金·迈耶——因为有华盛顿的各种政治渠道，他们俩消息极其灵通——介绍了美国巨大的战争物资生产，其规模之大，是托马斯·曼全家极为欣赏的罗斯福新政从未达到过的：它带来了经济腾飞。[20]迈耶夫妇还通报了军事形势和美国军队的战况。托马斯·曼在谈话中拿出朱塞佩·博尔吉斯拟定、受到他赞赏的一份《备忘录》（Memorandum）：这是一份“进攻计划，从阿拉斯加经白令海峡和北极冰海进入苏联，打击德国和日本”。艾格尼丝·迈耶对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军事战略家惊愕不已，未能将其情绪好好地掩饰住。“迈耶夫妇不相信”，托马斯·曼生气地在日记里写道。[21]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不满足于协助丈夫的角色。她有自己的追求。严格地说，她已经放弃了弹钢琴，转而追求其他目标。年初，她自豪地告诉母亲，要作两个报告；一个报告不拿钱，另一个报告拿25美元。“我一直说我很快会赚大钱的。”[22]在接下来的几封信里，她一再谈到她的报告，内心深处完全深信，走上了像受尊重的姐姐艾丽卡那样的成功之路。年初，人们要她作报告，谈流亡人士的自杀问题——不久前，斯蒂芬·茨威格，最成功的德语作家之一，在政治与财产都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巴西自杀身亡。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写信告诉母亲，对这个题目她“恨之入骨”。她对文学所知甚少，斯蒂芬·茨威格的风格她认为可怕（可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不能说的），后来才知道，报告会在一座社会体操馆举行，级别比她想象的还要低：邀请者为芝加哥德裔体操协会。[23]托马斯·曼写信给他宠爱的女儿：“要说我对你的报告成果忍不住多次开怀大笑的话，那是带着欢乐与感动。”[24]
图26 莫妮卡·曼（坐在乒乓球台上）跟姐姐和父母在一起
妹妹伊丽莎白本来必须提到哥哥克劳斯·曼的：他在《决定》杂志破产后企图自杀，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也只能说勉强过去了。克劳斯·曼在纽约文学界的声誉因办杂志而受损，所有人都曾对这份杂志摇头说不。他欠着许多人的钱，主要是朋友和熟人，人们都料到他永远也不会还。在纽约一听到克劳斯的大名，很少有人会受到鼓舞。他几乎找不到发表作品的机会，也不再被邀请去作报告或参加各种活动。“一事无成”，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现在他用英文记日记。[25]但他还在写作，这是其为数不多、坚持不懈去做的几桩事情之一。他以其常见的神速（而且直接用英语）写自传，定名为《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但文学上的转折点还不够，还必须来一个真正的转折。克劳斯·曼以志愿者的身份报名参加美军。对这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异常举动；但这一步可以让他摆脱眼下的烦恼、讨债人和前途的无望。再说，要是当了兵，他就成为美国公民了。后来发现，克劳斯·曼在其现任男友约翰尼（Johnny）——纽约男娼行当的一个熟人那儿染上了梅毒。“多少个夜里濒于自杀”，[26]他在日记里写道。染上性病的他美军可不想要。
凡是家里出了难事，都由卡蒂娅·曼来管，现在大伯子海因里希·曼也进入了要她管的行列。他跟妻子内莉在洛杉矶的西部，住越来越便宜的房子。他在美国几乎没有卖书的收入，功成名就的弟弟不得不帮助他。卡蒂娅·曼每月寄100美元给他，不久又转而采用比较体面的方式。托马斯·曼付钱给一个援助基金，由该基金来帮助海因里希·曼。他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退点税。
海因里希·曼此时已71岁，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他妻子内莉帮不了大忙，有时在某家洗衣店干活，有时在医院里帮忙，她考了驾照，可是酗酒问题一再使她陷于困境。1942年初，夫妻俩考虑，在纽约情况是否会好些：海因里希·曼喜欢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他不适应，在纽约可能更有机会发表作品。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艾丽卡跟海因里希·曼的家庭医生进行了一项“密谋”：要“老人家”来弟弟的住处休养一段时间，以适应移居东部的生活，要“酒鬼娼妓”内莉先行。卡蒂娅·曼继续叙述这一计划，说海因里希·曼将特别“享受”跟妻子的分离，以至于他根本就不想回到“那个堕落的婊子”那里。
1942年4月，海因里希·曼来弟弟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住所居住一段时间，由卡蒂娅·曼来照顾。她认为，“真是白白忙活了”，因为大伯子不停地炫耀自己的老婆，根本就不考虑离开她。只要他回到她的身边，“就又要造反了，这些情况都是他们不断通电话时泄露出来的，因为那女人邪性，酒一喝就开始造反，他俩就不能继续在房子里住下去”。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沮丧、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卡蒂娅这样结束关于海因里希·曼的情况介绍，“因为我们不可能给他那么多钱，既能满足他俩日常的简单生活，又要够这女人去糟践，所以，他将无法摆脱重重困境与灾难，这当然也将毁坏他的健康和才能，或许已经全都毁掉了”。[27]
正如卡蒂娅·曼所料，计划全部泡汤。海因里希·曼留在了洛杉矶，留在了老婆身边，他们俩在经济上仍然由卡蒂娅和托马斯·曼来负担，还偶尔来玩玩。“海因里希和老婆来吃晚饭”，托马斯·曼于6月在日记里写道。“这女人喝醉了，不仅大声喧嚷，还放肆地干扰海因里希朗读描写腓特烈二世生活的一个场景。真要我的命。这是最后一次来这儿了。我没打招呼就躲开了。”[28]
6月，戈洛·曼从太平洋帕利塞德父母的新家给普林斯顿的朋友艾里希·冯·卡勒写信：“西部的吸引力（主要属于自然方面）是东部没有的。但东部也有西部没有的东西：在那里，空气里多少会散发一些严谨与思想。”这些他在洛杉矶，甚至在德国流亡者中间都找不到多少。“我们在这里有海洋，我天天在海里游泳，尽情地享受，新近又有了一座大花园，我母亲和我每天都要跟野草打仗——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此外，人们可以一年四季穿着短袖衫行走，不用打领带，很少穿鞋，也不会弄脏，永远也看不到疾苦、贫穷、悲伤与丑恶——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好处。这类好处的特点在于，只有等你年老以后才能最终在此落地生根。”然后他大胆进行了政治预测：“同盟国将赢得胜利，大师希特勒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而此后，同盟国之同盟，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亦将很快走向终结。”[29]
图27 托马斯·曼与孙子弗里多林
很久以来，戈洛·曼一直争取在自己跟家庭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时不时来看看、玩玩是一回事；食、住和零花钱都要靠父母，而且已是33岁的年纪，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戈洛写信告诉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因为流亡而被迫跟家里如此亲近，“用我未来的传记用语来讲，对我的成长道路至少可以说正面和负面影响兼而有之”。[30]但既无工作，又无自己的工资，戈洛·曼除了顺其自然外，亦无其他选择。他写完了关于根茨的书，一时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他为父亲代笔捉刀，倒也派上了用场；同时继续在不同的学院应聘教师职位。在其信件里，戈洛已在考虑找一份工作，去工厂当工人。就在这时，戈洛收到了密歇根州奥利韦特学院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秋天起在那里任教——一年前他曾在该学院作过几场报告。
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前四周，米夏埃尔把儿子弗里多送到太平洋帕利塞德父母家。托马斯·曼喜爱这个“小儿子”，就像20年前对他的“宝贝”伊丽莎白那样。1月，弗里多在他们这里也过了几个星期，托马斯·曼写信告诉艾格尼丝·迈耶，“他是我的最后一次爱”。[31]
戈洛对这小侄子“亲切得令人感动”，卡蒂娅·曼告诉克劳斯，“他假如连个自己的小家也没有，那就太可惜了。但在奥利韦特他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女人，这个国家就根本没有适合他的女人。”[32]在家庭计划方面，这个同性恋儿子除了应当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问题，这一点她只字不提。卡蒂娅·曼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她不想看的事就看不到。
7月20日，安东尼·曼（Anthony Mann）出世。他是难产，留下了残疾，这些残疾现在就可以预感到，在他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也逐步显现：他的语言机能和视力有缺陷。四个月后，到了秋天，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才从祖父母那里接回两岁的弗里多，比预定的时间要迟了很多。弗里多反应得有些“恍惚”，起初没认出父母亲来。他第一次看到三个月的弟弟托尼（Toni，安东尼的昵称），表现得有些嫉妒。[33]
卡蒂娅·曼很少听到苏黎世老母亲的消息。“我撞头了，现在写不了了”，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1941年10月的一封信里写道。这位书信大师一直跟女儿保持交流，发现自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一步步地减少跟外界的交流。她很少再写信。1941年12月，她来信的新地址是苏黎世的一幢廉价公寓。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再一次努力，以开朗的口吻写信，“我这儿一切都算得上井井有条”。然后就写不下去了。“今天不写了，因为这不是信，只是一个信封而已。”[34]卡蒂娅·曼后来听到她母亲的消息是1942年7月：她已离开了人世。整整四年前，德国当局拒绝普林斯海姆老夫妇过境去看女儿，母亲和女儿当时在康斯坦茨的边境就已预料到，他们将不会再次见面。
克劳斯·曼的《转折点》在纽约的L. B.费舍尔出版社出版。弗里茨·兰茨霍夫和戈特弗里德·费舍尔这两位德国出版商曾在曼氏一家流亡法国期间一再争吵，一再为托马斯·曼这位作家你争我夺，现在正在合作。克劳斯·曼此时35岁，这已是其第二部自传了。《转折点》这本书销售不佳：不过数百本而已。[35]好在美国评论界对它评价不错。父亲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谈到，这本书取得了“令人振奋，甚至是令人欣喜若狂的成就”，并且指出，该书展现的不仅是“这个传奇之家，而且是这一时代的动人画卷”。[36]这本书叙述家庭故事时平铺直叙，没有套用文学形式，对此，他感觉不大舒服，这一点可以从他关于克劳斯·曼这本书的信函里察觉到。用心险恶的批评家可能会“取笑对家庭秘密的这些忏悔”。他自问，这样叙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是否“略嫌太早了些”。但从对孩提与青年时代的鲜活记忆来看，写这本书是对的。“我们当家长的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满意了。”除此之外，吸引他儿子的那种环境让托马斯·曼感到不快，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的确是名人荟萃，但谁能没有点瑕疵？”总而言之，《转折点》是“一本极具魅力的书，情感细腻，个人色彩浓郁”。[37]
米夏埃尔·曼也经历了一次转折。其提琴老师亨利·泰缅卡建议他从小提琴转学中提琴。小提琴高手比比皆是，好的中提琴手却不多见。为此，米夏埃尔·曼刻苦练习这种新乐器，它比小提琴稍大一点，音色要低一些。或许并非偶然，换为中提琴后，米夏埃尔·曼于11月就可以以中提琴手的身份在著名的旧金山交响乐团登台演出了。
密歇根州奥利韦特学院位于美国一个偏远的尖角地带，距离芝加哥四小时车程，戈洛·曼从1942年秋天起在那里讲授历史课程，这意味着主要讲授美国历史。他先得把课程内容熟悉起来。戈洛写信告诉妹妹伊丽莎白，因为工作负担太重，所以目前不能去芝加哥看她。“我一般早晨三点起床，很快就要累死了：但我现在就已被称为‘最棒的教师’了。”[38]
在德国，可以定期听到托马斯·曼的声音。他为英国广播电台写稿，每周一发一篇对德国听众的讲话，讲话先录好音，然后由伦敦多次播放。有些批评家，如美国宗教学家赖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指责托马斯·曼讲话的调子和内容都居高临下，具体事情方面没能给德国人民带来多少希望；他尤其没有理解那些本身渴望希特勒下台的人。[39]
但不管怎样，托马斯·曼让他的德国听众弄清了两桩事情：一是还有另一种德国（以他为代表）；二是他给听众提供了从家乡的媒体上得不到的信息。6月，托马斯·曼不仅谈到“嗜血成性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暗杀，还报道了德国人对利迪策（Lidice）居民的可怕的“报复行动”，据说当地人藏匿过行刺凶手，因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惨遭杀害，村庄亦被夷为平地。德国听众从托马斯·曼的讲话中也听到了谋杀犹太人的消息，至少是当时在美国所能得到的信息。早在1941年1月，托马斯·曼就谈到用毒气毒死荷兰犹太人的实验。他在9月的讲话中指出，“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绝对真实”，有70万犹太人已遭残杀。“你们德国人知道这些情况吗？你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引用一份报道，说11000名波兰犹太人在火车车厢内遭毒气杀害。“对整个过程都有非常详尽的描写：遇难者的嘶喊与乞求，党卫军狗杂种们的开怀大笑，他们在执行过程中那样开心。你们德国人觉得奇怪，甚至感到气愤，文明世界为何正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那些大脑被民族社会主义塑造成形的几代人，还有那些道德上毫无廉耻、思想畸形的杀人凶手，用什么样的教育方法能把他们改造成人？”[40]为了达到劝说德国人放弃战斗或对纳粹政权实施抵抗的宣传目的，这种控诉的口吻在事实上并不正确。但是，凡是听到托马斯·曼讲话的人没人可以说，他之前什么都不知道。
1942年10月，纽约：克劳斯·曼破产了。这一生中，他头一次因骄傲而不愿意再次向父母伸手。“明天又是一天，没有真正的饭菜吃；从长远来看，不知道我能否坐得起地铁，买得起报纸。”他觉得孤苦伶仃的。每当克劳斯跟其他人交谈时，比如这时跟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他们相互勉励说，他们都非常优秀），他都觉得像个演员似的。“悲伤与孤独让我痛不欲生。我为何不能把这可怕的孤独变成好事呢？很显然，没有人愿意或有能力帮助我，也就无人有权利干涉我去死的愿望。”日记成了告别信，成了一份报告，说明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他正在对“我的悲伤境遇进行苦思冥想”之际，朋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打来电话——克劳斯欠他很多钱。柯蒂斯跟克劳斯·曼约好，晚上请他吃饭。“然后我答应了，推迟了自杀。”他让马丁·贡佩尔特给他打每天一针的治疗梅毒病的药（“地铁票要5美分”），然后去参加一场派对，喝了几杯苏打威士忌，又一次跟卡森·麦卡勒斯聊天，接下来是珍尼特·弗朗勒（在《纽约客》上发表父亲专题特写的女作者）和梅赛德斯·德·阿科斯塔（Mercedes de Acosta，据说是葛丽泰·嘉宝的女情人，克劳斯·曼觉得她看上去是“很可笑的女同性恋”。）回到旅馆后，他接到柯蒂斯的消息，把一起吃饭的时间推迟到22点。“我说‘好的’，然后决定立即自杀。”可这时他的朋友约翰尼来拜访他，他们一起去旅馆酒吧，克劳斯·曼让人把饮料钱记在他的账上。“然后我想回房间，最终完成‘那事’。可约翰尼察觉到我身心疲惫、饥肠辘辘，就坚持让我跟他一起去汤普森饭馆，花光了最后一分钱，给我买了点吃的。对他这一朴实的举动我万分感谢，我将永志不忘。”不一会儿，约翰尼因当逃兵被捕。柯蒂斯最终取消了当晚的饭约。“这显然是很好的事情。我决定，不要再耽误时间，而要尽快行动。我泡了个热水澡，然后拿起小刀，这是我几周前特地为此而买的。我试图割开右手腕的动脉。可刀子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锋利；再说这也太龌龊——我指的是刀子，也是说整个事情。觉得疼——但不太厉害，倒是很难受。我开始出血了。我停下来，估计是害怕了。就在我考虑是否再试一次时，电话铃响了：克里斯多弗［·拉查勒］想跟我一起喝点什么。”他们一起去时代广场。“克里斯多弗发现了我手腕上的这个愚蠢小伤口，叫我别做蠢事。他说，他和我，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逃避的命。我们得活很久，受很久的罪。要是就这样死了，匆匆忙忙地死了，那也太舒服了。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克里斯多弗付了酒钱。”[41]
第二天：“我最后的愿望是，善待约翰·弗莱切（John Fletcher，即约翰尼），监号29。他是个真正的好小伙子。”[42]
又过了一天：“我又试了一次，没成功。”[43]
1942年11月，莫妮卡·曼迁往纽约居住。这是她自己的决定，想远离父母家，尝试着重新开始做点什么。母亲写信给克劳斯，说她怀疑莫妮卡之所以东迁，“主要是因为在家里要做一点点家务，而这是她本来就应该做的”。[44]母亲的这一说法听起来虽然严厉，却说明最近一段时间跟“问题女儿”的共同生活平安无事，莫妮卡甚至让自己派上了用场。不久，母亲还会说莫妮卡派不上“太大用场”，这是家里的惯用语，如果觉得什么事情不错的话。[45]当然，这不会是最后一回谈论莫妮卡。
图28 在瓦尔特家做客：托马斯·曼坐在洛蒂·莱曼（Lotte Lehmann）、布鲁诺和艾尔萨·瓦尔特旁边，后排是克劳斯和艾丽卡·曼，右边边上是洛蒂·瓦尔特
又到了报告季节，此时，艾丽卡·曼作为旅行报告人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她准备好了四篇不同的报告，在50个城市登台作报告。11月，她写信给女友洛蒂·瓦尔特——她对艾丽卡跟她父亲的艳遇一无所知：“12天里要作17场报告，而且是在17个不同的地方，我正在想办法要熬过这么多天！哪里有别墅，哪里就有路；不通火车的地方，肯定通公交车。”[46]
年初，艾丽卡·曼先为宣传部门工作，这是美国人参战后建立起来的，但她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美国人不愿意采用她的各种坚定的想法。她一直抱怨美国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防止敌人的渗透；她觉得，自己在贝特福德旅馆就被纳粹分子所包围。[47]年初，艾丽卡公开要求美国的广播电台不要播放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等德国作曲家和演奏家的音乐作品，因为这些人在希特勒德国活动积极。为此进行了一场公开、热烈的讨论，艾丽卡·曼参加了讨论，她的发言既幽默又尖锐。她还采用了另一种斗争形式：早在两年前，艾丽卡·曼就主动跟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提出当情报员，为追查纳粹在美国的同盟者提供帮助。[48]她不是“非正式探员艾丽卡（IM Erika）”，去刺探德国流亡圈子的情报；但她毫不忌讳跟情报机构打交道。艾丽卡·曼的“护照丈夫”W. H.奥登有一次曾写信跟她说：“别恨得太多。”[49]
这年夏天，最大的两个孩子回来探家时，家里爆发了一场争论。克劳斯·曼认为，美国将因为战争而变得野蛮起来，美国应当避开欧洲的血腥屠杀。这种态度让他十分孤立，更何况跟他报名参加美军显然有些矛盾。艾丽卡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只要战争还没有打赢。母亲批评“儿子的温和和平主义态度”，父亲跟克劳斯争论得异常激烈，结果病倒在床，躺了两天。战争的乱象让托马斯·曼在写字台边坐立不安。几个月来，他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就一直在发火，批评美国缺乏打赢战争的坚定意志。他在日记里对轰炸德国城市表示赞同：“200架飞机和大口径炸弹轰炸慕尼黑。爆炸声一直到瑞士都能听见，泥土掀到了数公里之外。这个可笑的地方已完成其使命。”[50]克劳斯·曼在情绪激烈的家庭讨论中提出不同意见，说必须注意，不要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丢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在这节骨眼上，没人想听这话。
11月17日，托马斯·曼以顾问的身份首次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作报告。他介绍即将完成的鸿篇巨制：长篇小说《约瑟》。艾格尼丝·迈耶为他的出场作了完美的准备：报告前三天，她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天的安排》（Order of the Day）——托马斯·曼的一个政论文集——的文章。她的文章内容详细，对托马斯·曼赞誉有加，充满着好感与钦佩，为美国的精英迎接当晚的活动作好准备。在图书馆馆长和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美国副总统的引领下，托马斯·曼进入人头攒动的图书馆大礼堂。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公共知名度由此达到了巅峰状态，他在讲话中一再感谢副总统诚挚友好的话语，其高度评价让他深感荣幸。接下来在艾格尼丝和尤金·迈耶家里举行的招待会上，除副总统外，托马斯·曼还见到了司法部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几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大名鼎鼎的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应迈耶夫妇的邀请出席。托马斯·曼又跟美国和解了，就在前不久，他还再次抱怨过这个国家。
四天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离开华盛顿。在这里的日程十分累人，“这位主妇”也同样累人。托马斯·曼得给艾格尼丝·迈耶朗读他的小说，跟她交谈，需要保持距离的他觉得她靠得太近。“这位女士告别时来到我的房间，”他在日记里记道，“亲密得可怕。走，赶快走。”[51]下一站是纽约。因为只想着“走”，托马斯·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忘记了跟迈耶夫妇打招呼，感谢在华盛顿的隆重仪式。艾格尼丝·迈耶感到疑惑。“迈耶极度令人不快的信”，他记在日记里。给她发去了一封“安慰的电报，虽说我心里很恼火”[52]（一切都好，应酬太多，未能及时打招呼）。没过多久，迈耶夫妇也到了纽约。这次见面气氛有点冷冰冰的：“这女人恶心人，这男人最近没有教养地摆着个脸。告别时的气氛跟目前的关系一样很不友好。”[53]
回家前，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去旧金山看望米夏埃尔·曼一家。他们俩第一次在新的交响乐团听小儿子拉中提琴。看到他在乐团的地位“很艰难”，托马斯·曼赶紧给指挥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写了一封信帮助儿子。[54]后来米夏埃尔又病了，肠梗阻，得进医院。不久，他从家里给母亲写了一封极不寻常的气馁信，此时，他住在紧靠旧金山的米尔谷（Mill Valley）的一幢房子里。当年决心当音乐家，究竟对不对？“假如我在过去的岁月里早就知道，我的职业要求集体性与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方式，那我就不会选择它了。”1月，交响乐团将迎来传奇人物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作为客座指挥，他将跟乐团一起表演肖斯塔科维奇（Schostakowitsch）的第七交响曲，这首曲子于1942年8月9日在被围困的、遭德国军队轰炸的列宁格勒演奏，从而一举闻名于世。面对这首《列宁格勒交响曲》（Leningrader Symphonie），米夏埃尔·曼忐忑不安：据说斯托科夫斯基“习惯于点年轻交响乐手的名，让他们单独演奏特别难的片段……”。[55]
12月中，卡蒂娅和托马斯·曼结束旅行回到洛杉矶。在太平洋帕利塞德，他们首先拜访了帮他们照看房子的德国流亡邻居。“喝完茶拜访霍克海默（Horkheimer）一家，感谢他们照看房子和植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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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4日，托马斯·曼结束了《赡养者约瑟》的写作，《约瑟》也就此全部完成。这部小说扩展到了四部，他从1926年开始写作，除了有所中断外，他在整个流亡时期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他视这部作品为“坚韧不拔的里程碑”；不管怎样，他结束了这部作品的写作，结束得比“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要早。[57]之后，他陷入了类似产后忧郁症的状态。虽然历经外部与内心的震撼，这部著作却一直维系着他的生命，现在它结束了。他需要新的写作任务。作为过渡，他在几个星期里动笔写作《约瑟》的副产品——关于摩西的短篇小说《戒律》（Das Gesetz）。他在过去那些年的草稿堆里翻找，筹划一项新的工作计划。他自己往日的生活又浮现在眼前——《布登勃洛克》时代对保尔·埃伦贝格（Paul Ehrenberg）的爱，这是在他决定结婚之前的事。“对爱情的经历不可能比这更强烈”，他这样写道。“再者，我可以跟自己说，我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艺术在于，把它艺术化。”[58]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来说，这是何等的动力；同时又是多么令人伤心。
推陈出新，一项新计划轮廓方显。托马斯·曼在4月给儿子克劳斯的一封信里谈到他的计划，写“一个艺术家/音乐家跟魔鬼交换灵魂的现代故事”，故事将描写“可怕的灵感和天才化的题材”，以“被魔鬼带走，即瘫痪结束”。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描写关于亢奋的主题”，涉及“反理性”，“也就是政治的、法西斯的，即德国的悲剧命运”。这里自然少不了他又爱又恨的理查德·瓦格纳：“这将成为我的‘帕西法尔（Parsifal）’。”[59]
经过第三次体检，克劳斯·曼终于达到了目的：他被宣布适合当兵并参加了美军。父亲把儿子当兵称作“彻底的大转弯，自己否定自己”。[60]克劳斯·曼从阿肯色州写来的关于基础训练的报告证实了父亲的怀疑。“对我来说，军事训练相当困难，特别是不知道端起枪来该怎么办。虽然如此，我将怀着敬畏和善意的嘲讽来对待。在我的帐篷或平房里，人家喊我‘教授’。”[61]母亲回信写道，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她的孩子几乎连打字机的色带都换不了，更何况要舞刀弄枪呢。[62]可当兵时的笨手笨脚并非唯一的问题。1943年的美国军队不仅实行“种族”隔离（克劳斯·曼写信时怒火冲天地报告说，军营里有类似“黑人隔离区”的地方：“这怎么能行呢！”[63]），而且容不得自己队伍中的同性恋。为了不引起怀疑，克劳斯请女友洛蒂·瓦尔特给他寄一张照片，“因为我想用一个靓妹来糊弄我的寝室战友。给我寄一张诱惑人的照片来，肩膀要光着，眼神色眯眯的，怎么好就怎么做”。[64]
德国国防军在斯大林格勒刚经历了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场惨败。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明确表示，他们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不会跟敌人谈判，不会让步。尽管如此，艾丽卡和托马斯·曼依旧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女儿写信给父亲，介绍她想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但不是针对希特勒，而是针对自家人：“美军、富人、国务院，不用说当然少不了教会，他们正在用干练的杀人之手准备建立其世界法西斯，并下了决心，在任何被我们‘解放的’国度里都不容忍任何人或任何事，只要他或它从远处看上去有那么一丁点反法西斯主义的苗头（更甭说社会主义了！）。”[65]家里看样子曾经讨论过美国人的黑心勾当。艾丽卡·曼的言语尚未传到父亲耳朵里，他已经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了一封类似的信：托马斯·曼曾经想过，“犹如我们国务院的梦想，要是在欧洲都是些善良、四平八稳的君主国和天主教-半法西斯政府的话”，就终于会有和平了。[66]
年初，艾丽卡·曼在纽约跟妹妹莫妮卡见了面，然后给母亲提了一条气馁的建议，要母亲最好不要去“打扰”她，“直到她做蠢事，要钱或有其他事”。莫妮卡只有一个目标：“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间，她就自己练练钢琴。艾丽卡说，“曾祖母的那些装饰花瓶不可能比她——我的这个妹妹，更无用处”。[67]1月底，艾丽卡·曼又有了新消息。已经有段时间了，家里在讨论莫妮卡是否跟已婚的钢琴家库尔特·艾普鲍姆（Kurt Appelbaum）有段艳遇，她跟他学钢琴。艾丽卡·曼相信，可以证实这一传言。“我听说，莫妮卡跟‘艾普’还是有事；他要是把她带回家，那就太有意思了。到最后，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真的要当起托马斯·曼的女婿来了。”[68]卡蒂娅·曼不仅拿这当回事，甚至还在给克劳斯的信里进行了令人吃惊的描绘：“从原本那么喜欢写信的莫妮那里，我现在啥消息也没有得到，让人特别不安，我有时怀疑，她肚子里怕是要长出一棵苹果树苗来了[69]。这可不行！”[70]不管库尔特·艾普鲍姆跟莫妮卡·曼之间发生着什么：她跟他学习钢琴，却没有成效。他确信，莫妮卡没有进步。从此，他弹，她听。据说如此。[71]
在新年的头三个月，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够忙活的。从圣诞节起，伊丽莎白跟朱塞佩·博尔吉斯带着他们的女儿安吉丽卡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家里。这是伊丽莎白的主意，而洛杉矶的意大利流亡圈子吸引着并非没有政治野心的博尔吉斯：他已把自己当作西西里岛的总督，把妻子托付给了她父母。[72]他们在这里待了三个月，自家在芝加哥的房子出租了。博尔吉斯跟大学拿了一段时间的假期，这是他平时“积攒起来的”，[73]但他手头很紧。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急着跟家里要钱，让他们准时把每月的90美元寄给她，当了教授夫人后，她继续从家里拿到这笔钱，“我们太穷了”。[74]看着小女儿的情况，卡蒂娅·曼既高兴又担心。她写信告诉克劳斯，说小女儿“太依恋父母家了”。[75]
这两位家庭主妇似乎完全驾驭住了挑战，“让两个男人分合有序”，就像伊丽莎白·曼事先婉转表达的那样。[76]共同度过的时光过去后，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两人其实相处得还不错，博尔吉斯“虽说嗓门大了点，有点烦人，其思想的固执与意大利爱国主义也让人有点压抑，但他心肠好，容易受感动，从根本上来说很柔和，虚荣心很容易得到满足”。他努力争取在加利福尼亚州谋求一个大学的职位，“但恐怕成不了，他太左，太反教会”。[77]克劳斯·曼不久又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里谈到跟博尔吉斯的共同生活——她更注重自己的女儿及其婚姻。“麦迪真是个可爱至极的小家伙，友善，单纯，没有要求，对待她的孩子极其温柔。肯定是这孩子，而不是古怪、难缠的丈夫才是她生活的幸福所在。”[78]
克劳斯·曼也不知怎么就通过了基础训练。但他并没有被分配去一支战斗部队，而是被调往马里兰州（Maryland）的一支宣传部队，甚至还被提拔当了参谋军士（Staff Sergeant）。可当这支部队于5月1日被派往欧洲时，克劳斯·曼却留了下来。在入籍方面出了问题，若无美国护照，他在部队就待不下去。有人告诉他，对他有“特别的调查结果”。至于人们指责他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政治？把他当作一名共产党人？或者是因为爱情生活？他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从1940年起就对他进行调查，设置了卷宗，其中这两个方面的材料都有。他有可能是斯大林的间谍和一个“色情变态者”；有男人一再到克劳斯·曼的旅馆房间过夜，而里面不过只有一张很窄的单人床而已……有人怀疑他跟姐姐艾丽卡有乱伦的关系，档案里也记录在案。他们认为他著名的父亲甚至将这一素材运用于《维尔宋之血》的文学创作中。[79]不过，有一点联邦调查局疏忽了：这篇小说发表于克劳斯·曼出生的那一年。
6月初，美国国防部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到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家中。母亲写信告诉儿子，他们“直截了当地询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人”。父亲和她矢口否认。母亲还写道，她不时在想，也许还牵涉“其他事情”，即爱情生活，“这比较难以反驳”。[80]这事，那两个男人没有开问。
艾丽卡·曼参战了。不是去当兵，而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她本想去苏联，去世界大战的焦点战场，可是行不通。现在，她以官方认证的通讯员身份，为《芝加哥先驱者论坛报》（Chicago Herald Tribune）、《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 Weekly）和《自由杂志》（Liberty Magazine）奔赴伦敦，并从那里继续前往北非。她被编入美军序列，穿上军官制服。艾丽卡·曼去开罗、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去德黑兰和伊拉克。但这不是她想象的那种冒险生活。前线距离遥远，这里的一切跟她在西班牙内战经历的激动人心的那几周没有什么可比性。艾丽卡·曼在开罗的一家旅馆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等待美国空军中东司令路易斯·布里尔顿少将（Generalmajor Lewis Brereton）接受她的采访。这个男人看不上穿军装的女人。在《自由杂志》上发表的报道《等候将军》（Waiting for the General）一文中，艾丽卡·曼把究竟通过何种手段能跟这位将军说上话写成文章的中心内容。[81]这位将军几乎没有向她提供任何信息：没有吸引人的军事信息，连士兵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或他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也没有透露，这是艾丽卡·曼几乎陷于绝望后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令她失望，她写的这篇文章也相应地无趣。
图29 米夏埃尔·曼在旧金山交响乐团任中提琴手
相反，艾丽卡·曼自己策划的一次旅游倒十分有趣：她前往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Tel Aviv），在一篇篇幅很长、她自认为“相当重要的”[82]文章里报道阿拉伯人跟移居此地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巴勒斯坦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都不准备妥协，双方只在一个方面意见一致：拒绝英国人——他们受国际联盟的委托在管理巴勒斯坦。艾丽卡·曼赞同建立双重国家。她让人在短期内看到的更多是希望而不是现实——她对该冲突的详细分析让人觉得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国家。[83]
艾丽卡·曼告诉弟弟克劳斯，夏天的这趟旅行还有个次要目的：“魔鬼”，即布鲁诺·瓦尔特在她的心里已经失去了部分位置，原因是另一个人在那里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84]她说的是达夫·库帕（Duff Cooper），1940～1941年任英国情报部部长，他在那两年曾邀请艾丽卡·曼前往伦敦，让她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德广播工作。库帕是位战斗英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有过很多次艳遇的丈夫。面对这些艳遇，他太太信心十足地说，那都是些草花，我是大树。[85]此时，库帕政治上不得意，有时间跟“草花”艾丽卡·曼周旋，她于来回的旅途中在伦敦待一段时间。10月回美国时艾丽卡确信，用这种方法甩不掉“魔鬼”。
米夏埃尔·曼受聘于皮埃尔·蒙特指挥下的旧金山交响乐团，赢得了家人的钦佩。可他的位子坐得并不很稳。冬天的第一个演出季结束后，他是否也能获得夏季演出的聘书并无着落。初夏，为了加强练习，米夏埃尔·曼把两个儿子送到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祖父母家，一送就是两个月。“比比也是个听话的小伙子，”卡蒂娅·曼于6月写信告诉克劳斯，“但实在过于自卑，他虽然刻苦勤奋地练习，却好像没多大长进，这明显让他十分苦恼。”[86]7月初，米夏埃尔·曼接两个儿子回家，这次他成为父亲的一个难得的交谈伙伴。父亲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米夏埃尔可以给他许多重要的指点。小说的主人公亚德利安·勒佛居恩（Adrian Leverkühn）是个天才的作曲家，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米夏埃尔给父亲讲解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与和声学。[87]此时，他在交响乐团当中提琴手的合同又延长了。
卡蒂娅·曼是位坚强、无所畏惧、敢作敢当的女子，是曼家这艘大船的舵手，她倾注了全部精力，保证敏感的丈夫专心致志地投入其创作，同时又维系整个家庭，不管写信还是亲自出马，她都提出建议，给予安慰，必要时掏钱，有时候也许不够敏锐，却从来都是有忙必帮——卡蒂娅·曼累了。带了两个月的小孙子，一个1岁，一个3岁，让她精疲力竭。7月24日是她60岁生日，此前一天，她写信给儿子克劳斯，说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看上去已经像个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了。“那个给我修表的古怪老头最近曾问起我的年龄，他无法想象我还这么年轻，显然把我当作100岁的人了，当他得知我才60岁时，那难以置信的表情，好像马上就得挠挠我的下巴似的。”[88]生日那天有点惨兮兮的，虽然有香槟，而且去了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恩斯特·刘别谦的专场电影，但六个孩子中，莫妮卡是唯一到场并跟母亲一起庆贺生日的。
戈洛·曼喜欢在密歇根州奥利韦特学院的工作，学校也很想把他留下。尽管如此，他还是自愿报名参加了美军，想为结束战争提供帮助。8月初，戈洛去体检并被宣布合格，不久便在亚拉巴马州（Alabama）开始了基础训练。他并不抱有幻想，作为士兵真能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一次手榴弹实弹训练中，他投掷得太差，差点把自己给炸上了天。他写信请求朋友艾里希·卡勒把他的学术文章寄一篇过来，想把这篇文章“到处给人看看，炫耀炫耀自己：因为我的双手那么不灵活，我总得在哪儿证明一下，我还是有点才的：人家反正已经叫我‘教授’了，并且用善意的‘丘八行话’来讽刺我”。[89]有个18岁的战友吉姆·费里斯（Jim Ferris）在日常的实际当兵生活中帮助他，他爱上了吉姆。令他吃惊的是，吉姆以情相报。这是戈洛·曼在军队里的第一次恋爱。为了避免别人的闲言碎语，他给爱娃·赫尔曼（Eva Herrmann），一位德裔美国女画家和家里的朋友写信，提出跟他哥哥克劳斯向洛蒂·瓦尔特提出的相同要求。没过多久，漂亮的“宝石”——这是电影界的行话里对爱娃·赫尔曼的称呼——寄来了一张“女友的照片”以及一封相应的信。这个世界“既容易轻信，又可以存心不良”，戈洛·曼在感谢信里写道，“有时你必须甩块诱饵给他们，填满他们那恶毒的臭嘴……”[90]11月1日，戈洛·曼成为美国公民。不久，部队把他调往华盛顿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他知道，自己更适合坐在打字机前，而不是扛着枪杆子为战争服务。但他还是伤心，因为这意味着告别吉姆。
几个月了，情况依旧不明，克劳斯·曼在等待期间被调到密苏里州，并在这里的军营里编写连队编年史，还为部队报纸写作。克劳斯一再写信并宣誓声明：他不是共产党员，从来就不是，他忠诚于美国。克劳斯遭到审问，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也没有抑郁症。他很绝望，在日记里考虑自杀，一旦入籍申请遭到拒绝并被开除军籍的话。[91]9月25日，他终于成为美国公民，立即给他在北非的宣传部队发去电报，请求他们调人。不久，他接到了进军令。
托马斯·曼通过第三者收到了一条信息：“不要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R.”[92]他自问，谁是这个“R”。是老朋友汉斯·赖西格？托马斯·曼当年那么想把他弄到美国来，他却因为无法理解的原因想留在德国。
托马斯·曼和艾格尼丝·迈耶的关系本来就很困难，这一年更是面临严峻的考验。5月，两人相互误解，各说各的，在信里激烈争吵，结果托马斯·曼寄了一封告别信给她，并取消了在国会图书馆的工作安排。好在两人及时察觉到，托马斯·曼的生活与著作跟艾格尼丝·迈耶的各种努力早已水乳交融，成为一体，分手根本就不可能。这场争吵也提供了一次重新摆正他们关系的机会。艾格尼丝·迈耶在给他的信里表示，要是更多一点友好的关心，她会非常珍重的——“您要是想伤人的话，硬得就像块石头”。[93]她还把他从最大的顾虑中解放出来：她可真不是那种女人，“出于失望而疯狂地企图对爱情的对象进行报复”。“这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不是我，对我来说，我们的友谊曾经是一种狂喜，现在已经变得安静了许多，崇高了许多。”就是说跟情爱无关。这为托马斯·曼提供了重归于好的基础。他虽然明确说明，今后不想参与很多事，特别是那些他描写为“令人难堪的感情冲动的事”，然后又表达了一种希望，但愿这场危机“在良好、有益和牢固的意义上转化成为我们友谊的里程碑”。[94]
秋天，第一场考验来临：要在国会图书馆作第二场年度演讲。托马斯·曼正投身于新小说的写作之中。这场演讲打断了他的创作，他觉得不爽。为了搞定这篇“该死的”[95]演讲，他东拼西凑，从旧作中找些段落，然后把正在写作的小说的素材拿过来，内容涉及理查德·瓦格纳、“糟糕透顶的”德国人、共产主义和民主。然后把这篇题为《命运与任务》（Schicksal und Aufgabe）的文章寄给艾格尼丝·迈耶去翻译。她迟迟没有回信。9月12日，信到了。信里谈到对内容有些疑虑，然后写道：没有人比她更崇敬他了。正因为如此，考虑到他公开表态的重大意义，她不得不请求他，写一份质量更高的演讲稿。这些大实话让他极不开心。“迈耶关于演讲的信太过放肆、太不着调。”[96]
艾格尼丝·迈耶非常担心，她批评的言辞会造成什么后果，于是向戈洛·曼求助。如此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样一位伟人，是否错了？她要戈洛·曼有话直说，还说她现在可能不受欢迎了。[97]戈洛·曼从亚拉巴马州的基础训练营给她回信。他本人经常因为父亲的政论文章而备受煎熬，这些文章往往有误或肤浅，或者借用他人的材料，因为父亲被逼无奈，不得不写些他原本不感兴趣的事情。戈洛·曼继续写道，他从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过父亲，因为他知道，他的批评是不受欢迎的。写到这里，内容更尖锐了，戈洛·曼便把这封英语信改用法语继续写下去：父亲“是头犟驴，在某种程度上被宠坏了，尤其是他没有把握时，特别会发飙”。戈洛请她务必对父亲继续开诚布公，发表批评意见，这也是为了托马斯·曼本人。她对“这位伟人”有影响，可以对他发挥作用。面对一位“伟人”也必须开诚布公，所以他提出建议，她可以将批评意见包装得柔和一些，同时要多鼓掌，多唱赞歌。父亲需要这些。他虽然不知道她信的内容，但知道其直来直去的方式……[98]
过了不久，艾格尼丝·迈耶以轻松的口吻写信给戈洛·曼，介绍托马斯·曼在华盛顿进行演讲的情况。托马斯·曼非常重视她的批评，对演讲稿进行了彻底修改。除其他修改外，他还增加了关于受到压迫的好德国的论述，为了它值得进行战斗——这些内容是她希望听到的。[99]托马斯·曼在其演讲里解释说，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他们被关在“残暴的集中营”里，对他们来说，“祖国同样变成了陌生的国度”，就像对流亡者们那样：“数以百万计的‘内心流亡者’期待着结束，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至于艾格尼丝·迈耶未能改变的段落，她没有提。托马斯·曼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他对民主的独特解释，这一点他丝毫不愿作出改动：他理解的民主主要不是下层的一种诉求或是让他们平起平坐，而是上层的宽容、正义与同情。艾格尼丝·迈耶曾提出异议，说美国人没法理解这种慈善式的民主概念，他所描写的不是民主，却并未能说动他。托马斯·曼在表述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时，更是对政治概念自由发挥，演绎得更加厉害：他把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担忧——尤其是在美国——称为“我们时代的低级蠢事”。按照他的预测，世界将从总体上向共产主义迈进。他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理解的共产主义：“全世界将抽相同的香烟，吃相同的冰激凌，看相同的电影，在收音机里听相同的音乐……”过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趋势，这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因此，不应当害怕共产主义。[100]在写演讲稿期间，托马斯·曼曾在一封信里写道，他偶尔会说些“左得可怕的事情”。[101]要说幼稚得可怕，应当更为贴切。卡蒂娅·曼对修改后的报告也不满意。[102]他的有些听众大概会一头雾水地自问，这位德国作家玩弄的这些概念跟世界上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
莫妮卡在纽约找房子。卡蒂娅·曼生气地写信告诉大儿子克劳斯，莫妮卡本打算从现在起自己挣些生活费，一下子又闭口不谈了。她不能总是呆坐在一家旅馆的便宜房间里，啥事也不干。在每个人、也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工作的时代，母亲不想，也不能资助她“75美金的房子”。“不谈这陈年老调了。”[103]
她当然在做事。莫妮卡·曼在写作：比如警句格言，细小的观察等。“纽约。一个笔直、简单的城市。就是说，人们每天都受到压抑。”或者：“人们察觉不到这里在生产物品，生活只跟成品有关系。”还有：“冒着酷暑在华盛顿大桥上。风在吹。一条紫红色的天际线。风吹就像一次性高潮。”[104]她的写作实验还是不给母亲看为好。
戈洛·曼从亚拉巴马州的美军军营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再次涉及父亲与政治。有人从纽约写信告诉他，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争取让托马斯·曼在战后的德国承担一个政治角色，有可能是在一个德意志共和国出任总统。戈洛·曼写道，他对此有很大的保留。玩政治太险恶，他父亲不是这块料。他可能跟美国人搞不好关系，又不能真正回到变得陌生与敌对的德国。他太容易被那些不地道的人拉入某一事件，并且上当受骗。艾格尼丝·迈耶能否非常谨慎地施加对他的影响？[105]此时，确实有计划要建立一个民主德国委员会（Council for a Democratic Germany）。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和其他流亡人士想争取让托马斯·曼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蒂利希向国务院的一位副国务卿进行咨询，然后收回了建议：有关人士劝他放弃。美国政府认为，战争尚在进行中，没有必要组成一种德国的影子内阁。估计对托马斯·曼的不信任也起了一定作用，他给人以政治上不太可靠的印象——最迟从他在华盛顿发表最新讲话开始。
12月初，父母还在演讲之旅的途中，在堪萨斯城见到了艾丽卡和克劳斯，跟他们告别。这两个最大的孩子准备上战场，克劳斯作为士兵，艾丽卡又一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母亲流了眼泪。父亲跟儿子之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克劳斯·曼感动地在日记里写道：“告别时，他拥抱了我——开天辟地头一回。”[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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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必须参加考试，事关美国国籍，要入籍就得通过一项公民考试。内容涉及美国历史、国家机构与宪法。邻居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及其太太罗瑟（Rose）作为证人陪同他们。卡蒂娅·曼事前进行了学习，她丈夫没作准备。想到考试的日子，他有点紧张，但把考试当作走走形式而已。在一般情况下，提问应当是10分钟。可是，1944年1月5日，托马斯·曼在考试时，整整出了50分钟的汗，不得不多次承认自己的无知。最后，移民局的女官员请托马斯·曼在她的那本《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写点什么。她之所以拓展了其工作职责，是因为想跟这位著名人物多聊聊天。[107]
半年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进行公民宣誓。“这就成为美国公民了”，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08]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情绪要热烈得多。他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遣词造句几乎跟给别人的一模一样：“在这大宇宙共同体的时代”，最好把他的“德意志埋葬掉”。他们大概将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托马斯·曼继续写道，他深信未来的欧洲将会出现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一发展没有多少”会出现在他的有生之年。[109]
曼氏家族在美国化：克劳斯和戈洛作为美军士兵拿到了美国护照。伊丽莎白从1941年起已是美国公民，孙子辈的反正生下来就是美国人；只有莫妮卡，跟着她死去的丈夫享有匈牙利籍，艾丽卡是已婚的英国人，米夏埃尔暂时还是流亡的捷克人。
戈洛·曼对他在华盛顿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不满意。“日子在不断重复的单调中逝去。我必须在办公室待八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不过是读一读报告，有时要做一点小小的翻译工作，那就像过节似的。”[110]他有时去艾格尼丝·迈耶的别墅拜访她。在写给家里的一封信里，他描述了跟她的一次谈话，内容涉及父亲。托马斯·曼记下了儿子信的内容：戈洛“提到迈耶的一句话，说从我的信里看得出，我讨厌她。由于这些信充满着忠诚、赞赏、感谢、关怀和谦逊，她的说法不啻为非常睿智的观察”。[111]
艾丽卡·曼在重新开赴战场之前，在美国继续其报告之旅，讲述上一年在战争的边缘所经历的事情。她告诉弟弟克劳斯，还要写文章，而且要写“反德国的文章”。这项工作其他人做不了，她是唯一一个人们可以信赖的人。[112]这些文章要反映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所作的各种努力，为后希特勒时代作准备，还有关于战后德国的各种计划，总的来说要反映好的德国——“另一种德国”，即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四年前撰写的《另一种德国》里所描绘的德国。托马斯·曼经过几度反复思考，没有参与这些活动，但也不想跟同命运共患难的流亡者把关系搞坏。他女儿立场分明，态度坚决，这一点可以从题为《一种拒绝》（Eine Ablehnung）的文章里读到，这篇文章于4月21日发表在纽约的《建设》杂志上：直到战争爆发，她本人曾经一直相信有“另一种”德国，这不过是“白日做梦”而已。没有“另一种德国”，因为整个德国都团结一致，非但为了希特勒，而且跟着希特勒进行战争。世界已经疲倦，不想“再次对纳粹跟德国的细微区别进行甄别”。流亡者毕竟都是像她一样的希特勒反对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反法西斯人士，她却把这些人称作“德意志共和国的破产者”，说他们正在“争权夺利”，将用“德意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威胁“全人类”。[113]卡尔·祖克迈耶系剧作家，也因希特勒而出逃，在佛蒙特州（Vermont）经营一家农场，正在从事《魔鬼的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的创作，他在《建设》杂志上回应说，他不属于任何流亡组织，但艾丽卡·曼的文章让他感到震惊：一来因为其激烈程度，二来是它对德国作为“整体”的批判。人们反对的是法西斯，而不是全体德意志人民。[114]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3月6日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多米尼卡（Dominica）。没过多久，外祖父母从加利福尼亚州前往芝加哥并在那里待了两周。有关政治的讨论和朱塞佩·博尔吉斯的“顽固立场”给此次逗留罩上了阴影。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下了博尔吉斯的长篇大论：“因为没能登陆，［他］宣布战争已经失败。”按照博尔吉斯的说法，这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道德上走到了尽头，“只剩下德国人和俄罗斯人”是“高尚的民族”。如果出于礼貌把这些说法当作“有点夸张”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说得就令人讨厌了：“一番令人压抑的大话。德国将在欧洲变得强大，美国将变穷变弱。”博尔吉斯——这位伟大的战士和梦想者为何突然失去了信心，无人可以解释。几天后还有续篇：“博尔吉斯关于意大利和同盟国的夸夸其谈让人难以忍受。真丢人。”正如托马斯·曼第二天所记录的，伊丽莎白反对丈夫的说法：“因为昨天说过了头，麦迪给他洗脑了。”[115]卡蒂娅和托马斯·曼于4月4日告别时，眼看着要告别女儿和外孙女，心情复杂，既轻松又惋惜。
4月，戈洛·曼被调往伦敦。没过几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宣传处把他从情报机构挖走。美国人决定不跟英国人合作，而是建立一家自己的广播电台：美国欧洲广播电台（American Broadcasting Station in Europe，简称ABSiE），主要是想跟英国广播公司那样，向德国人民广播。戈洛·曼播送新闻，还把文章翻译成德文。虽说这也不是他想象的战斗行动，但比无聊的情报工作要好。
艾丽卡·曼也来到了伦敦，却不十分满意。达夫·库帕让她觉得厌烦，想尽快甩掉他。她问弟弟克劳斯，她为什么从来没有过一段有理智的爱情史？[116]他也不清楚。晚上，她经常跟弟弟戈洛一起喝上一杯威士忌。戈洛写信告诉家人，说艾丽卡十分沮丧，因为美军不允许她直接上战场进行报道。[117]
克劳斯·曼更接近世界大战厮杀的战场。他跟着宣传队随第五集团军穿越意大利。克劳斯撰写传单和文章，用高音喇叭向那些撤退的德国士兵喊话。主要的信息是：投降吧，战争胜负已定。“谁现在还战死，那就是白白地送死。”[118]6月，克劳斯从罗马给母亲写信，说美军迅速向北挺进。7月，他写信给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谈到父亲的预言——战争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将结束，他不得不置之一笑。事实上，到战争结束还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克劳斯的好心情估计跟一件事情有关，此事他立刻告诉了母亲。有人问他，姓什么，他回答说“曼，先生”，那人说：是的，他已经听说过他了，他就是克劳斯·曼的儿子嘛……真的克劳斯·曼很开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了个大风头。[119]
图30 戈洛·曼服务于美军
父母亲很感谢三个大孩子写来的每一条消息，这表明他们都很好，同时也因为这些都是第一手信息。尤其是托马斯·曼，不管听到还是读到任何有关战争的时事报道，他都记下来。令人吃惊的是，凡是报纸上印的，他都特别当真。对于7月20日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刺杀希特勒，托马斯·曼写道：“越来越深信，从未有过用炸弹刺杀希特勒。”[120]过了不久他又深信，德国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最后的手段，有人试图开展一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战争。[121]到了秋天，他相信德国不会投降，因为德国人民就这么打下去，能拿7000万德国人怎么样呢？[122]有许多冒险刺激的故事，诸如希特勒想乘坐一艘专用潜艇经阿根廷逃往日本的秘密计划等，都不加批评、考证地出现在他的日记或信件里。[123]
《赡养者约瑟》终于出版了，有德文版和英文翻译版。艾格尼丝·迈耶又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书评，大唱赞歌。《纽约时报》的评论说，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伟大和睿智的作品，但人物的僵化和夸张的对话亦显而易见。一言以蔽之，《赡养者约瑟》无聊得让人抓狂，又无聊得叫人昏昏欲睡（“aggressively dull”，“soporifically dull”）。《纽约客》的评论家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不用说，托马斯·曼是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写作《约瑟》这样的作品恰恰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成为“健在的最伟大的无聊家”之一。[124]对此，托马斯·曼的反应一如既往：他表示，这些指责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同时强调，这些批评家批评的都没有道理。这部小说的核心他们都没有抓住：这是“一部非常幽默和通俗的小说”。[125]托马斯·曼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说他不知道，人们何以会有这种印象，好像他要达到“奥林匹克水准”似的。其实，他不过是想让“人们开怀大笑”，“另外还要表现不断升华的谦虚本身”。[126]各种批评并非没有留下痕迹，在后来几个星期的各种信件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及这些批评。
几十年后，露特·克吕格（Ruth Klüger）指出，《约瑟》除娱乐价值外，还有另一种价值范畴。这位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儿时侥幸逃过大屠杀，她写道，就托马斯·曼所有作品里的犹太人物形象而言，他并非完全没有表达过偏见。但在《约瑟》四部曲中，她看到了一个非犹太人对犹太传统进行了“极其出色和热情的赞颂，这种传统在西方文学中几乎没有可以与之比肩者”。[127]
这一年，曼氏家族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赡养者约瑟》虽说受到了批评，却被美国的“每月图书俱乐部”收录，这就意味着有20万册的铁定销售额。1944年2月，托马斯·曼自己告诉艾格尼丝·迈耶，其实不再需要为国会图书馆工作的那笔资助。但这笔钱他是否还可以拿到年底，“以支持我哥哥和其他那些没有受到美国笑脸相迎的作家”？[128]
夏天，米夏埃尔·曼带着一家人来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家中待一段时间。对此，托马斯·曼非常欢迎：他很高兴见到最疼爱的弗里多；在《浮士德博士》写作期间，米夏埃尔是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他作为音乐家可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作些解释。卡蒂娅·曼以犀利的眼光审视儿媳妇跟儿子的关系，写信把自己的印象告诉克劳斯：格蕾特是“个模范媳妇，跟着这位易冲动、特别好受刺激的年轻丈夫真不那么容易”，但她也有点“马虎和草率”。[129]更严重的是，卡蒂娅认为，格蕾特为了丈夫而忽视孩子，“我可从来没这样做过”。[130]
这段时间，在母亲的信里还能听到另一种声音：思念家乡。无论在气候还是其他一些方面，太平洋帕利塞德都宛若天堂。卡蒂娅·曼写道，“尽管如此，我其实还是更喜欢待在家乡”。然后她察觉到，家乡的概念有问题，就继续写道，她说的“不是这里的家乡，而是任何一个我现在不在的地方。我开车外出，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割舍得下，根本没有时间来享受这天堂般的生活，并非我该做的事情多得无法形容，而是我已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精力不足、笨手笨脚的老太婆了”。[131]卡蒂娅·曼一生有50年是在家乡慕尼黑度过的，虽说经过了11年的时间，家里在太平洋畔有一幢又大又漂亮的房子，但她还是未能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
除儿子米夏埃尔外，托马斯·曼这一年找到了另外一位音乐顾问，此人对正在写作的小说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阿多诺是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跟马克斯·霍克海默正在共同撰写《启蒙辩证法》（Dialekt der Aufklärung）一书。为了合作，阿多诺搬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霍克海默家附近。阿多诺愿意将他的才能与知识提供给托马斯·曼使用。他解释音乐的复杂问题，甚至起草了某些段落。这就引发了问题，对此，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进行了思考：“借用阿多诺的音乐思想，虽然借用是写书的一种创作原则，但在实践中运用却很难堪，只有创作时从思想上透彻地加以消化吸收，才能让这类借用名正言顺。”[132]换句话说，托马斯·曼是在抄袭。“这类高级抄袭”他早已进行过，并且把它当作艺术形式加以辩护。但阿多诺为其小说《浮士德博士》起草的段落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范围。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关于伤寒的医学百科词条，那时他对之略加修改后移植进《布登勃洛克一家》，目的是通过罕见的、触动读者心灵的客观描写解释小哈诺（Hanno）的夭亡。而这里，另一个人像合著者一样在写作。这种方式折磨着他的自豪感，也对他的作家天赋提出质疑。托马斯·曼不得不经常进行自我辩护。几个月后他在日记里写道，“阿多诺的一些东西为我所用”，然后进行自我辩护，这些辩护都用引文和法语来表述，这是遇到特别棘手的情况时的通常做法：“我用我觉得对我有用的地方。”[133]这显然是在拷问自己的良心，他必须再三地抚慰自己。
从纽约传来不好的消息：莫妮卡·曼情况不佳。母亲给儿子克劳斯写信，谈到莫妮卡写来的“一封彻底绝望的信，依我的感觉，这封文绉绉的信并非完全诚实，有点难堪”，“她在信里悔恨交加地抱怨说，她的存在毫无意义，也一事无成”。卡蒂娅·曼认为，莫妮卡对自己的处境感觉极为不爽，这可以理解，“可是，如果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那么她完全是咎由自取。虽然她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表露自己瞧不起自己，但她绝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永远也改不了的”。从18岁起，她把“所有的提醒和建议都当作耳旁风”，她的“懒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却用音乐作为幌子来加以掩饰，这一点谁都能看穿”。现在很难再给她提建议和进行帮助了。[134]莫妮卡状况不好的消息一直传到托马斯·曼那里。他跟妻子讨论那封“令人不快的信”。他在日记里写道，不应当因为这封信而变得太软弱。[135]这个女儿千万别又住到他们身边来。
跟他的两个哥哥不同，米夏埃尔·曼不想自愿报名当兵。他的音乐生涯刚刚起步，作为中提琴手只能坐在乐团的最后边，好在是在一家闻名遐迩的交响乐团。虽然他是著名乐团的乐手，还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但都无济于事，他还是被抽去参加入伍的体检。米夏埃尔通过不同的办法，诸如故意劳累过度、超量喝咖啡和失眠等，试图让自己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处于不合格的状态。[136]面对这些老掉牙的欺骗伎俩，美军根本就不上当，给他寄去了入伍命令。1945年1月，他开始基础训练。
10月，博尔吉斯一家来到太平洋帕利塞德，跟去年一样，一来就是三个月。卡蒂娅·曼预言说，这个女婿不会是“省油的灯”。[137]女儿一家人刚到，托马斯·曼就在日记里给自己打气，说博尔吉斯“经常想去演讲”。他一来又发表“意大利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仇视英国的言论”，说意大利似乎遭到系统性的摧毁，“好像同盟国要负责任似的”。[138]“女婿的讲话令人压抑”，[139]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句话和类似的表达经常被记在日记里。对此，卡蒂娅·曼写道，她佩服丈夫的超级忍耐。[140]12月中旬，女儿一家临行前两个星期，这种忍耐差点就到头了。“跟博尔吉斯去爱娃·赫尔曼家吃完饭。博尔吉斯信口开河、滔滔不绝的样子可怕至极。他是个好人，爱虚荣，知道感恩，性格像火山，令人难以忍受，虽然不时会和解。”托马斯·曼受够了：“我要一个人在家里。”[141]
对忍耐的考验刚刚结束，新的不幸又降临了。海因里希·曼的妻子内莉于12月17日服用超量安眠药自尽。托马斯·曼对他哥哥的这位“自我毁灭的夫人”哀悼有限。[142]克劳斯·曼的看法也类似。他曾这样评价内莉·曼，说海因里希·曼像带着“传染病”一样地跟随她生活。[143]现在，克劳斯·曼写信给母亲，谈到海因里希妻子之死对“可怜的老头海因尼”来说肯定非常可怕，估计他不久也将跟随她步入黄泉。她难道就不能再等上几年吗？这样做实在是不懂礼数又缺乏自律！[144]克劳斯还给伯伯写信：他非常想念伯伯，并且非常同情他深爱的妻子；她是战争的牺牲品，希望她能生活在一个好人不用自杀的世界里。“写得太好了，我亲爱的克劳斯”，海因里希·曼在信上写下了这几个字。[145]
在伦敦的美国欧洲广播电台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了戈洛·曼是何等的英才。到了秋天，他已经成为德语广播的主要评论员，德语部副主任。[146]他定期就政治与军事形势撰写稿件并进行广播。上级的规定非常明确：不说谎（“永远不说谎话”），对未来也不作任何承诺。盟军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一要求就宣传工作而言是个问题：如果不作任何承诺，如何能够劝说对手投降呢？戈洛·曼在美国欧洲广播电台赢得了上司的信任，上司同意他在贯彻这一规定时可以灵活运用。他在广播讲话里——这些讲话作为录音资料保留了下来——至少泛泛地谈到了未来。他于12月23日解释说，美国人或英国人的真正面目不是体现在被炸毁的德国城市，“而是他们怎样打造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还体现在这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的历史与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他们正在为德国制定的计划里，这些计划不是复仇的计划，而是恢复秩序、保持克制的计划。但是，要达成和平需要涉事双方的努力。只要德国还服从其领袖，继续工作，继续战斗，那么，毁灭就将继续下去”。[147]1944～1945年新旧交替之际，戈洛·曼讲述6月西方大国诺曼底登陆给战争带来的决定性转折。德国人的阿登战役的攻势已经被击退。戈洛·曼说，战争现在势如破竹般地接近尾声。“到了年底，那些微不足道、个人清白的德国人能给自己、家人还有朋友祈求些什么呢？首先是祈求团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生活在和平之中。”从政治权力来看，德国在不久的将来无所作为，这是咎由自取。但并非永远如此：“一个新帝国——一个知道自己的国界、尊重他国国界的德国，有朝一日将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前提是，德国人确确实实想要如此。”[148]
托马斯·曼身在远方的加利福尼亚州，此时又一次产生了怀疑。他在日记里写道，战争将持续到1946年，“如果之前德国没有迅速取胜的话”。[149]
托马斯·曼正在写作《浮士德博士》中关于魔鬼的篇章，过圣诞的客人陆续抵达：卡蒂娅·曼的哥哥彼得·普林斯海姆和米夏埃尔·曼一家。博尔吉斯一家也还没走，家里人满为患。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住在朋友家里。年底，两个最小的孙子和外孙女托尼和多米尼卡跟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在洛杉矶的一神教堂受洗。[150]
在此期间，艾丽卡·曼也到家了。她带来了一位新女友，名叫贝蒂·诺克斯（Betty Knox），也是战地记者。这只“猫头鹰”——这是家里称呼客人的口头禅，要是父母觉得客人来头不明，表示不满的话——“有点疯狂”，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允许她留宿，在客厅里过夜。[151]
夏天，艾丽卡·曼曾打算在爱情方面找一位理智一点的，可她并没有做到。她向克劳斯坦陈，贝蒂确实有点“奇怪”，远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伴侣。[152]几个月后，艾丽卡带着这位疯疯癫癫的女友——这时艾丽卡已经晓得她“像地狱般疯狂”[153]——参加在布鲁诺·瓦尔特家为父亲举办的一场私人生日庆典。母亲认为这样做好像“不大合适”，这种关系让她“感到不安”：“每只猫头鹰我们都可以勉强接受，但这只——我担心的是，从长远来看怕不是什么好鸟。”[154]
艾丽卡·曼和布鲁诺·瓦尔特结束了两人的秘密关系。此时，瓦尔特的妻子在中风后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卡蒂娅·曼担心，女儿走不出对瓦尔特爱情的阴影，他一旦单身，恐怕又会死灰复燃。母亲本人跟克劳斯一样反对这一关系，并在8月已经写信告诉他：“反正从长远来看，这种关系让我堵得慌，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个很大的错误，就像一个女儿要嫁给自己的父亲那样。我根本就不想再要一个跟我们同辈的女婿，就一个我已经受够了。”[155]艾丽卡这次来父母家看望父母，虽说带了个贝蒂·诺克斯来，卡蒂娅·曼的担心却愈发强烈。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克劳斯，虽说布鲁诺·瓦尔特很快就要成为鳏夫，但他是个胆小鬼，在跟艾丽卡的关系上，既害怕女儿的妒忌，也不敢直对他朋友托马斯·曼的犀利眼神。她在给克劳斯的信里补充说，父亲“完全不知情，也根本不要他知道”。[156]
图31 1944年圣诞节，米夏埃尔跟伊丽莎白·曼携家带口来父母家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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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盟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德国在战争的阴影下所犯的罪行日益清晰，其规模还是超出了任何想象，尤其是在东欧。托马斯·曼于1945年1月14日发表《致德国听众》的广播讲话，其中报道了红军在刚解放的卢布林附近的马伊达内可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Majdanek）所发现的一切：“要是你，我的德国男同胞，我的德国女同胞，要是你想听的话：尸骨、石灰桶、氯气瓶、焚烧炉，一堆堆从受难者身上扒下来的衣物和鞋子，有很多小鞋子，儿童穿的鞋子。”托马斯·曼说，这不是集中营，而是“巨型的杀人基地”。[157]
作为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为OWI）”的工作人员，戈洛·曼对所有罪行的了解要比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父亲更加清楚。1945年1月27日解放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当日，他在一篇广播讲话中解释说，应该怎样看待德国的宣传——面对盟军的超级优势，这些宣传把德国的抵抗始终定性为“自由之战”：他从对平民百姓犯下的战争罪行到德国在占领下的东欧滥杀无辜和无数次强奸谈起，讲到残暴的强迫劳动和德国领导层的自豪——“杀死了300万犹太人，只是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要更为可怕，这在事后才知道。戈洛·曼在广播讲话中继续说道，“这样一种自由之战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丁点同情，或一丁点尊重”。[158]戈洛·曼有多激动，那些暴露出来的伤天害理之举让他多么沮丧，这一直传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鼓励，并建议他，应该买药效很强的止痛和镇静药Optalidon，[159]他自己经常服用。
在此期间，戈洛·曼已经不大相信，他在电台的工作有多大意义。在广播讲话中，人们听到他的愤怒，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比如，他在3月对走向覆灭的“第三帝国”说了下面一段话：“是结束这场游戏的时候了。凡是纳粹不想结束的地方，盟军就来结束。”[160]他在许多信里写道，上战场就必须开枪，否则就在家里待着。[161]有一次，他甚至提出申请，要求调到战斗部队去。上级不为所动，不放他走。3月，他从伦敦被调往卢森堡的军事广播电台。戈洛·曼在美国欧洲广播电台的上司乔治·汉夫曼（George Hanfmann）给他带去了一封推荐信。汉夫曼在信里写道，他和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在能听到的盟军广播电台中，戈洛·曼是最杰出的德语评论员。[162]
他弟弟的军旅生涯完全不同。1945年1月初，米夏埃尔·曼跟妻子格蕾特和孩子们告别，去福特奥德（Fort Ord）参加基础训练，该地离他曾经的住地卡梅尔不远。10月时，美军曾很快就看穿了他假装不适合入伍的把戏，现在，部队发现他真的不适合当兵。服役的第一天，米夏埃尔·曼就被打发回家。部队认为，他在使用武器时过于紧张。[163]
克劳斯·曼跟随部队在意大利向北挺进。1月底从佛罗伦萨写信给母亲，说他在那里见到了妹妹莫妮卡以前的几位熟人，他非常吃惊地获悉，妹妹当年在这座城市是多么受欢迎。他写道，结识耶律·兰易的那几年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成功的一段时期。“太叫人伤心了”，[164]卡蒂娅·曼对此感到意外，回信介绍莫妮卡的最新情况。莫妮卡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倾诉着感情，有点难堪”，还说她在学习速记，“估计一辈子也不可能在实际中得到运用，但她就是这么天真，总以为要是她学点什么——不管是钢琴还是其他什么——别人就不能要求她做什么了”。几个月来，莫妮卡跟卡蒂佳·韦德金德生活在一起，她姐姐帕梅拉曾经想跟克劳斯结婚。卡蒂娅·曼认为，这两个女人的组合倒也挺幸福。在此期间，莫妮卡还找到了几个男朋友。“到最后，她在纽约会跟在佛罗伦萨一样留下同样的美名”，母亲还写道。“奇怪的是，人们认为她的信也非常感动人，到最后，我成了找麻烦和不公正的人。可我不信我是这样的人。”[165]
战争结束前夕，即4月1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上一年11月，他以多数票第四次当选为总统——最多连任两次的限制到1947年才实行。竞选期间，托马斯·曼曾不惜为“他的”总统的选战摇旗呐喊。现在，他和全家人都对罗斯福的死讯感到震惊。后来，他在《致德国听众》的广播讲话中说，一位“伟人”去世了，“一位政治艺术家，一位英雄，一位人类的朋友和领袖”。听到希特勒幸灾乐祸的嘶喊，托马斯·曼的反应非常愤怒。“罪孽呀罪孽，你这个愚蠢的灭绝种族的刽子手，他不得不走了，你却还活着！你怎么还活着呢？”[166]
在柏林的帝国元首地堡里，希特勒和戈培尔一时还在相信命运的青睐，希望出现一种类似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的“奇迹”：那是七年战争时期，腓特烈即将面临战败，俄国女沙皇却驾崩了，其继任者为腓特烈的崇拜者沙皇彼得三世（Peter III），他让俄国退出了战争。希特勒帝国的奇迹没有出现。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接任美国总统一职后，这场世界大战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罗斯福去世18天以后，希特勒自杀身亡。
莫妮卡·曼从4月开始写类似日记的东西。她不是描述日常事件，而是连篇累牍地叙述她联想中的各种印象与想法。之所以这样写，是她觉得全家都会读到。莫妮卡这样做不是因为“无聊而瞎转悠”，“我之所以自顾不暇，并非游手好闲，也不是缺少自律”。有人告诉她，说她有当“艺术家的禀赋，最有可能成为音乐家”。这话是谁说的，她不愿意透露。但人们还补充说，她沉浸在“梦幻”之中，所以没有成功，而且她“懒惰、杂乱无章”。这种说法她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我很清醒，有条有理，而且很努力”，可人们不相信她。莫妮卡还写道，她有着“许多天赋”，但“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不过是“起步较晚而已”。她正在寻找一种“使命”，一种让她“心灵满足”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能挣钱的一种工作。学习速写没能让她找到这种满足感。她为何要将生活填得满满的，就像帽盒子一样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我父母在抚养我——倘若我一文不名，不得不去工作的话，那我多少也会感到满足的。”但她不相信，“外部的条件决定我们怎样去生活”。她思绪纷飞，无事不想，其中包括跟卡蒂佳·韦德金德艰难的共同生活，然后谈到自己的家庭。“我为什么害怕？我有18个月没见到父母了，现在他们想来看我，我害怕。”这是天生的，是一种必须克服的童真。她认为，最关键的不是考虑“父母”对孩子的生活及其决定会说“什么”，而是“我怎么说，我怎么想”。
从道德上给自己打完气并与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和解后，莫妮卡探讨起更大的各类挑战。此时，欧洲的战火已经熄灭，德国人也已投降。莫妮卡认为，所有这一切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使用暴力不可能让任何事情变好，哪怕是为了一桩美好的事业而战斗。世界需要“真正的共产主义”，但它不能从大众中发展而来，而必须“从个体中发展而来”。她的结论是：“世界上的问题”千千万万，都必须解决。但这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倘若不是所有人都成为基督教徒的话”。[167]
艾丽卡·曼写信给弟弟克劳斯，她听说有一群弱智的崇拜者，以同屋卡蒂佳·韦德金德为首，鼓励她妹妹莫妮卡开创文学、政治和哲学的生涯——“善良的上帝啊！”[168]
莫妮卡怕啥就来啥——父母真的启程前往美国东部，在那里跟女儿见面。这趟旅行是托马斯·曼的“荣耀之旅”：[169]首先去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题为《德国与德国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这是个棘手的题目，“不管你怎么写，都是错的”，之前他写信告诉戈洛，“你会得罪所有人，德国人及其保护者与毁灭者”。[170]战争结束三周后，这位另一种德国的伟大代表在演讲中阐述原始德意志的偏好：内向、浪漫、音乐与亢奋，作为最后也是邪恶的结果是，民族社会主义由此而产生。这篇演讲采用了《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中的诸多观点，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托马斯·曼不再替德意志背离启蒙与民主进行辩护，而是指出这种立场对希特勒带来的祸根要负多少责任。他宣布，没有两个德国，即一个邪恶的与一个美好的德国，“而是只有一个德国，其美好的东西在魔鬼的诡计下变成了邪恶的东西。邪恶的德国是好东西蜕变为恶，是美好变为不幸、罪孽与覆灭”。托马斯·曼解释说，所有这一切他都不感到陌生，“我亲身经历过所有这一切”。[171]
作为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根源的分析，这次演讲说服力不够。尽管如此，这也无愧于一场意义重大的亮相和一篇伟大的演讲：托马斯·曼指出，他的个人发展与那种蜕变有着共通之处，同时指出陷入这种湍流的危险——它导致了希特勒犯罪统治的形成。托马斯·曼跟保守的德国市民阶层不同，他虽出身于此，也自视为其中的一分子，却没有掉入这一湍流之中，而是领导了一场有代表性的斗争。现在，战争结束三周后，他没有欣喜若狂地站到胜利者的一边，而是承担起共同的责任，指出自身的危险：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见证。
“荣耀之旅”结束后，接下来是一次演讲之旅，其高潮是在纽约及其周边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庆祝托马斯·曼70岁生日。其中一场庆典由他的出版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举办：来了许多客人，一个钢琴三重奏演奏了舒伯特的曲子，大家为老寿星举杯庆贺。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卡尔·祖克迈耶拿起一把琉特琴，重重地跺着地板，唱起他的《干邑鸟歌》（Cognacvogellied）。托马斯·曼一点也不开心，日记里写道：“祖克迈耶唱得不怎么好。”[172]
七周后，即7月，是卡蒂娅·曼62岁生日。没有一个孩子在太平洋帕利塞德跟母亲一起庆贺生日；也没有人提醒父亲。卡蒂娅·曼写信给克劳斯，说托马斯·曼“完全忘了”这一天，“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有点让人伤心”。[173]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提到克劳斯和伊丽莎白曾打电话祝贺，[174]至于自己的过失，他对自己和后世都保持缄默。
战争结束后不久，克劳斯·曼前往德国。他现在是美国军队报纸《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的记者。5月10日，他站在慕尼黑的父母家前。粗看上去，“波辛”（这幢位于波辛格大街的别墅的昵称）并无损坏，从里面看，这幢别墅被一颗炸弹击中而遭到了破坏。克劳斯·曼继续向南部德国进发，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并同其他记者一起看到了被囚禁的赫尔曼·戈林，他很肥胖，不停地出汗，发誓说一点也不知道谋杀犹太人的事情。克劳斯·曼还见到了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对他的“自恋与幼稚”感到气愤，[175]还跟幡然悔悟的演员埃米尔·杰林斯谈话，然后拜访了维尼弗雷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她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和希特勒的朋友。克劳斯在给父母写信时提到，她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纳粹的人。[176]克劳斯·曼驱车前往被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见到了海因里希·曼的前妻米米，她因为侥幸才逃脱了特雷西恩施塔特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Theresienstadt）的厄运。克劳斯·曼把所有这一切都写信告诉父母，并著文发表在《星条旗报》报上——很少泄露情感，好似雾里看花一般：关于特雷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报道甚至有些美化的倾向。[177]
克劳斯·曼很失望，他回到了家园，却物是人非，他对德国人很失望：他们没有忏悔，也不想知道德国对世界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克劳斯找不到任何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失望，所以只能通过一种态度：他想尽快离开。
图32 克劳斯·曼在慕尼黑被毁坏的父母旧居前
9月，克劳斯·曼离开美军，移居罗马。他写信给父母，要他们绝对不要考虑返回德国的废墟，回到物质与道德的混乱之中。[178]克劳斯·曼的斗争结束了——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实现另一种德国的斗争。在那么多年的流亡日子里，还有他的信件里，克劳斯总是抱着希望与期待，希特勒倒台后可以重归故园——这场斗争将得到回报。这一梦想破灭了。克劳斯·曼在1945年面对的现实是：“故园虽在，却无法返回。”[179]
艾丽卡·曼终于又可以投身于第一线了。几个月来，她不得不从二线——战争的后方进行报道。深思熟虑的考量、对细节的审视、关于新闻背景的报道，这些都不是她的拿手好戏。艾丽卡是那么希望能跟随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而不是大战过后去询问一些伤兵。巴黎解放后，她从那里发来一篇报道，这是她发表过的最差劲的文章之一：该文不作任何思考，照搬照抄游击队员们编造的谎言故事，对巴黎上流社会进行笼统的批判，说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曾经跟德国人合作过。[180]现在，战斗结束了，艾丽卡·曼扩大了行动范围。她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了主管部门，允许她去探访“big 52”——52个纳粹大枭，这些人被盟军囚禁在卢森堡蒙多夫（Mondorf）的一家旅馆里。艾丽卡·曼在给父母写信时这样描述她的印象：“很难想象有比这更阴森恐怖的冒险了。”她在旅馆里走了一圈，见到了“戈林、帕彭（Papen）、罗森贝格（Rosenberg）、施特莱希（Streich）、雷伊（Ley）——所有的恐怖世界［还有凯特尔（Keitel）、邓尼茨（Dönitz）、约德尔（Jodl）等人］”。“由于不允许我跟这帮蠢货本人说话，事后我派了一名审讯官员去他们那儿，让他们知道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入那个地方的女人）是谁。雷伊听后大叫：‘够了！’，然后用手打脸。罗森贝格嘟囔道：‘见鬼了’。施特莱希哀叹道：‘我亲爱的上帝呀，这个女人曾经来过我的房间。’”戈林最为激动。“他说，要是我作自我介绍的话，他本来可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倘若是他处理曼的案情，他会作出另一种处置的。像托马斯·曼这种级别的德国人本来肯定可以顺从第三帝国的。”[181]随后，艾丽卡·曼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介绍她的这次重大亮相，《伦敦标准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把这篇文章登在了头版头条。
艾丽卡·曼在德国穿梭旅行，大部分情况下自称是美国人“米尔德里德（Mildred）”，用美国口音进行采访，她很喜欢伪装，喜欢亮相。她还报道了纽伦堡法庭对战争罪犯的第一轮审判。艾丽卡在那里遇到了儿时的朋友威廉·埃马努埃尔·聚斯金德。1933年后他留在了德国，曾写信鼓励克劳斯和艾丽卡·曼回国。作为记者，他一直爬到了《克拉科夫日报》（Krakauer Zeitung）副刊主编的位置。当他想问候艾丽卡时，她不予理睬。那些昔日的朋友和熟人，只要他们跟第三帝国有过什么瓜葛，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就不想跟他们往来。
戈洛·曼也同样去了纽伦堡，是从诺伊海姆（Neuheim）去的，这时他在当地帮助建立法兰克福电台（Radio Frankfurt），即黑森州广播电台（Hessische Rundfunk）的前身。他也伤心地看到第三帝国把流亡者跟故乡撕裂开来的深渊。戈洛对那些德国人的态度也很失望——他处处都遇到这种态度，也讲给父母听：人们不停地哀叹、抱怨，说无辜者不得不替有罪者受过。若是追问，有罪者最后怎样了，听到的回答始终是：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罪，这些人现在也溜之大吉了。[182]跟他的哥哥姐姐不同，戈洛·曼还看到了德国人的苦难。他写信告诉父母，鉴于德国城市遭到了无法想象的破坏，他认为没有必要对德国人民进行这样的惩罚——那些本人犯下罪行的人除外。他对其美国同事的无动于衷感到困惑：他们认为，德国人是咎由自取。[183]戈洛·曼跟老朋友进行联系并重新认识他们。艾丽卡·曼从德国发回的报道表达了誓不两立与憎恨的情绪，对于这些情感，戈洛·曼感到陌生。他写信告诉女朋友爱娃·赫尔曼，艾丽卡甚至宣称，德国人有足够的食品可供食用。这真的不符合事实。[184]营养专家确实计算过，战后的最初几个月，美国占领区的德国居民所获得的定量配给人均每天的营养值在850～1150卡路里之间。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饥饿的问题估计会更加严峻。[185]
有一个问题，三个最大的孩子意见一致并写信告诉父母：曼氏家族不应该考虑回到德国。
这年秋天，来自德国的一封信寄到了身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托马斯·曼手里。在纳粹统治时期深居简出的作家瓦尔特·冯·莫洛（Walter von Molo）要求他以“好大夫”的身份回到德国。这一呼吁也公开发表了。托马斯·曼也公开回应：《我为何不回德国》（Warum ich nicht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he）。他指出个人的原因：年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在美国成长的孙儿孙女等。作为理由，他还谈到对故乡的异化感、德国的罪责、“流亡的悲哀”、被逐出家园的痛楚以及自己家乡慕尼黑的瓦格纳抗议事件等。最后，他还写道，在他眼里，“那些1933年至1945年间能够印刷的书籍比没有价值还没有价值，拿在手上很不舒服。这些书里散发着血腥与罪孽：应当统统扔进废纸堆里。”[186]至于说他本人1933年至1936年间公开保持沉默，为的是不妨碍他的书籍在德国出版，这一点托马斯·曼成功地忘在了脑后。作家弗朗克·蒂斯（Frank Thiess）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激烈的措辞批驳托马斯·曼，并试图用“内心流亡”——他自认为属于这一圈子——来贬低真实的流亡。蒂斯写道，经历过大火、饥饿与轰炸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远胜于这样的悲剧——在“国外的包厢里或大花坛边袖手旁观”。[187]
图33 艾丽卡·曼跟女友贝蒂·诺克斯在一起
戈洛·曼写信向父母汇报德国的这场辩论，对蒂斯等人的厚颜无耻感到气愤。他在寄往加利福尼亚州的信里写道，蒂斯的信几乎跟艾里希·艾博迈耶的一封信一样让他感到“恶心”。艾博迈耶是哥哥克劳斯的旧友，曾经每年都为戈培尔拍摄几部电影并因此而成为巨富，虽然如此，他“现在却把自己打扮成‘内心流亡者’和伟大的殉道者”。[188]有些情况他没有告诉父母：他并不喜欢父亲的立场，也不喜欢父亲一再卷入这场争论。他写信告诉朋友约瑟夫·布赖特巴赫（Joseph Breitbach），父亲本人对这起“丑闻”要负部分责任。父亲当然应该留在加利福尼亚州。但他犯不着这样愤世嫉俗地大肆渲染，也不应该跟这些不着调的人进行争论。[189]
22岁的拉尔夫·佐丹奴（Ralf Giordano）系“半个犹太人”，在地下状态中逃脱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噩运，后来成为联邦德国一名著名的敢于争辩的政论家。他在一封读者来信里就托马斯·曼的争论发表了看法：“终于有一位德国人，有勇气讲真话！”德国人民“把民族社会主义抬到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El Alamein），为保卫纳粹一直打到柏林和马格德堡变为废墟，今天，他们对1933年至1945年发生的一切理所当然地没有‘任何罪责’！他们太过胆怯，不敢将可怕至极的思想错误跟谋杀犹太人联系在一起”。[190]像这类声音没有传到美国。托马斯·曼听到的只是“内心流亡者们”的声音——他们高调反驳，十分自信。个别人为了一己之利而攻击他，以便在未来的德国占据有利地位。托马斯·曼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申出对德国现状的判断。他在给艾里希·卡勒的信里写道：“这是纳粹之国，并将继续这样下去。”[191]
充满着期待的一年在失望中过去。克劳斯·曼写信给母亲，说“世界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它会不会真的将世界推向毁灭？这样也许就一了百了了。”[192]戈洛·曼在医院里过圣诞节，他的膝盖在一起汽车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克劳斯和艾丽卡·曼相聚在苏黎世，跟特蕾莎·吉赛、奥普莱希特一家等朋友欢度节日，疯疯癫癫的贝蒂·诺克斯也在场。不久，艾丽卡·曼也不得不进医院：一场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她写信告诉父母亲，如果美国人把所有好的和新鲜的东西留给德国人吃，留给自己人的尽是些“恶心人的罐头食品”，那么这就是后果。她不久便恢复了健康，以记者的身份穿梭于欧洲大地。
一段时间以来，卡蒂娅·曼告诉孩子们，父亲的健康状况不佳。支气管慢性发炎，发烧，体重在减轻，甚至到了咖啡不想喝、香烟不想抽的地步。1946年4月初，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克劳斯，医生认为有可能涉及没有痊愈的肺结核病，建议请一位肺科专家诊疗。本来必须做一次非常难受的支气管镜检查，以排除肿瘤的可能。母亲原本既坚强又能干，这封信却给人以无能为力的感觉。她写道，父亲对事态的严重性一无所知，这也必须保持下去。母亲继续写道，要是发现肿瘤，手术是唯一的出路。父亲年事已高，这样做还有意义吗？要是艾丽卡在家该多好呀！母亲哀叹道：“我已手足无措，也很绝望。”“我哪能一个人作这样的决定？”[193]
没过多久，卡蒂娅·曼找回了那份作决定的气力。她决定进行支气管镜检查，而且是在芝加哥的比灵斯医院。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介绍了一位肺科专家。托马斯·曼非常感激妻子作出所有的决定。至于做这一检查的目的和检查的结果，托马斯·曼一概不知，他也不想知道。他仍旧以为是“感染性脓肿”，[194]而在场的家庭成员此时已经知道了真相：肺癌。医生决定，实施手术。从欧洲以最快速度赶回芝加哥的艾丽卡·曼给克劳斯发去一份电报：马丁·贡佩尔特估计父亲存活的可能性为“五五开”。
[1] TM an KlM，26.1.1942，in：KlM：Briefe，S.479
[2] KlM an KM，3.1.1942，in：KlM：Briefe，S.474
[3] Zit. nach Schaenzler：KlM，S.351
[4] KlM-Schriftenreihe Ⅴ，S.293-295（und ihm folgend Schaenzler：KlM，S.350f.）datiert den Selbstmordversuch auf den Juni 1941 mit inhaltlichen Argumenten zum Text The Last Decision；Erika Mann datiert den Text und den Suizidversuch ihres Bruders aber auf die Zeit nach dem Ende der Zeitschrift（EM an MiM，21.11.1968，MON）. Die dichte und keineswegs deprimierte Korrespondenz Klaus Manns，seine Pläne und Geldhoffnungen im Juni 1941 sprechen für EMs und gegen die Datierung Krolls und Schaenzlers，während er im Februar 1942 regelrecht verstummt. Das Tagebuch setzt am 19.3.1942 wieder ein
[5] KM an KlM，11.1.1942，MON
[6] KM an KlM，13.2.1942，MON
[7] KM an KlM，11.1.1942，MON
[8] Tgb TM，16.4.1942
[9] Tgb TM，7.2.1942
[10] Tgb TM，4.2.1942
[11] Tgb TM，5.2.1942
[12] TM an Agnes Meyer，16.2.1942，in：TM-AM：Briefwechsel，S.369
[13] Tgb TM，5.7.1942
[14] Tgb TM，20.2.1942；TM an EM，24.2.1942，in：EM：Briefe Ⅰ，S.185
[15] TM an Agnes Meyer，21.2.1942 und 25.2.1942，in：TM-AM：Briefwechsel，S.373 und S.375
[16] Agnes Meyer，25.1.1942，in：TM-AM：Briefwechsel，S.361；vgl. auch TM an EM，24.2.1942，in：EM：Briefe Ⅰ，S.185：Da nennt TM sein Consultant-Gehalt noch»Archie’s genialen Einfall«，nach dem Direktor der Library of Congress，Archibald MacLeish
[17] TM an Agnes Meyer，30.1.1942，in：TM-AM：Briefwechsel，S.363
[18] Tgb TM，4.4.1942
[19] Tgb TM，3.4.1942
[20]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926
[21] Tgb TM，29.3.1942
[22] EMB an KM，16.1.1942，TMA
[23] EMB an KM，10.5.1942 und 29.6.1942，beide TMA
[24] TM an EMB，7.6.1942，MON
[25] Tgb KlM，11.6.1942；für die Edition wurde das Tgb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26] Tgb KlM，8.6.1942
[27] KM an KlM，29.4.1942，MON
[28] Tgb TM，26.6.1942
[29] GM an Erich von Kahler，5.6.1942，in：GM：Briefe，S.57 und S.60
[30] GM an Manuel Gasser，21.6，1942，in：GM：Briefe，S.63
[31] TM an Agnes Meyer，22.1.1942，in：TM-AM：Briefwechsel，S.359
[32] KM an KlM，29.7.1942，MON
[33] Tgb TM，3.10.1942；KM an EMB，10.10.1942，MON；FM：Achterbahn，S.69 und S.17f.
[34] HP an KM，8.12.1941，in：HP：Briefe an KM Ⅱ，S.305
[35] Schaenzler：KlM，S.356
[36] TM an Agnes Meyer，15.10.1942，in：TM-AM：Briefwechsel，S.435
[37] TM an KlM，2.9.1942，in：KlM：Briefe，S.487f.
[38] GM an EMB，10.10.［1942］，zit. nach Lahme：GM，S.168
[39] Reinhold Niebuhr：Mann Speaks to Germany，in：The Nation，13.2.1943，S.244；vgl. Harpprecht：TM，S.1310f.
[40] TM：Der Judenterror，in：TM：Essays Ⅴ，S.202f.
[41] Tgb KlM，22.u.24.10.1942
[42] Tgb KlM，25.10.1942
[43] Tgb KlM，26.10.1942
[44] KM an KlM，29.10.1942，MON
[45] KM an KlM，17.10.1943，MON
[46] EM an Lotte Walter，［13.11.1942］，in：EM：Briefe Ⅰ，S.186
[47] Vgl. EM an KM，12.1.1942，MON
[48] Vgl. Alexander Stephan：Im Visier des FBI. Deutsche Exilschriftsteller in den Akten amerikanischer Geheimdienste，Stuttgart/Weimar 1995，S.174-193
[49] W.H.Auden an EM，［Ende Mai 1939］，in：EM：Briefe Ⅰ，S.131
[50] KM an EMB，29.7.1942，MON und Tgb TM，20.9.1942
[51] Tgb TM，22.11.1942
[52] Tgb TM，27.11.1942
[53] Tgb TM，30.11.1942
[54] Tgb TM，10.12.1942；11.12.1942；13.12.1942
[55] MiM an KM，［Dezember 1942］，TMA
[56] Tgb TM，15.12.1942
[57] Tgb TM，4.1.1943 und 8.1.1943
[58] Tgb TM，17.3.1943
[59] TM an KlM，27.4.1943，in：KlM：Briefe，S.509f.
[60] TM an Agnes Meyer，27.6.1942，in：TM-AM：Briefwechsel，S.412
[61] KlM an KM，14.2.［1943］，in：KlM：Briefe，S.498
[62] KM an KlM，18.2.1943，in：KlM：Briefe，S.499
[63] Zitat aus einem-unklar，ob fingierten oder echten-Brief von KlM an EM，14.2.1943，den er abdruckt in：KlM：Wendepunkt，S.609
[64] KlM an Lotte Walter，28.2.［1943］，in：KlM：Briefe，S.502
[65] EM an TM，29.1.1943，in：EM：Mein Vater，S.169
[66] TM an Agnes Meyer，23.1.1943，in：TM-AM：Briefwechsel，S.459
[67] EM an KM，11.1.1943，in：EM：Mein Vater，S.168
[68] EM an KM，29.1.1943，in：EM：Mein Vater，S.172
[69] 卡蒂亚·曼所用“Appelbäumchen”一词意为“小艾普鲍姆”，又与“Apfelbäumchen”（苹果树苗）形近。
[70] KM an KlM，18.2.1943，MON
[71] Andert：MoM，S.103
[72] Tgb TM，11.9.1942
[73] TM an Agnes Meyer，12.12.1942，in：TM-AM：Briefwechsel，S.441
[74] EMB an KM，20.10.1942，TMA
[75] KM an KlM，4.2.1943 in：KlM：Briefe，S.494
[76] EMB an KM，23.9.1942，TMA
[77] TM an KlM，9.3.1943，in：KlM：Briefe，S.505
[78] KM an KlM，15.3.1943，MON
[79] Zur FBI-Akte von KlM：Alexander Stephan：Im Visier des FBI. Deutsche Exilschriftsteller in den Akten amerikanischer Geheimdienste，Stuttgart/Weimar 1995，S.155-174，hier S.164；vgl. Schaenzler：KlM，S.360-364
[80] KM an KlM，4.6.1943，MON
[81] Deutsche Version des Textes in：EM：Blitze，S.281-290
[82] EM an KlM，26.10.1943，MON
[83] EM：Pulverfass Palästina，in：EM：Blitze，S.290-300
[84] EM an KlM，4.8.1943，MON
[85] So der Sohn von beiden im Interview：John Julius Norwich：»Deep down，I’m shallow. I really am«，in：The Telegraph，4.6.2008
[86] KM an KlM，29.6.1943，MON
[87] Vgl MiM an TM，6.7.1943，GKFA 10.2，S.1088-1114
[88] KM an KlM，23.7.1943，MON
[89] GM an Erich von Kahler，19.9.［1943］，zit.nach Lahme：GM，S.169
[90] GM an Eva Herrmann，10.10.［1943］，zit.nach Lahme：GM，S.170
[91] Vgl.Tgb KlM，1.7.1943
[92] Tgb TM，14.10.1943
[93] TM an Agnes Meyer，2.6.1943 und Agnes Meyer an TM，28.5.1943，in：TM-AM：Briefwechsel，S.486 und S.484
[94] TM an Agnes Meyer，2.6.1943 und Agnes Meyer an TM，28.5.1943，in：TM-AM：Briefwechsel，S.486 und S.484
[95] Tgb TM，6.8.1943
[96] Tgb TM，12.9.1943
[97] Agnes Meyer an GM，4.10.1943，zit.nach TM-AM：Briefwechsel，Anhang，S.986 f.
[98] GM an Agnes Meyer，17.10.1943，in：GM：Briefe，S.70 f.
[99] Agnes Meyer an GM，19.10.1943，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
[100] TM：Schicksal und Aufgabe，in：TM：Essays Ⅴ，S.232 f.，234 f.
[101] TM an Konrad Kellen，19.8.1943，in：TM：Briefe Ⅱ，S.329
[102] Vgl.KM an KlM，17.10.1943，MON
[103] KM an KlM，17.10.1943，MON
[104] MoM：USA 1940-Notizen，in：MoM：Das fahrende Haus，S.46 f.（Die Notizen，die MoM 1976 veröffentlicht，können，jedenfalls teilweise，nicht vor 1943 entstanden sein.）
[105] GM an Agnes Meyer，21.11.1943，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
[106] Tgb KlM，3.12.1943
[107] Vgl.Kurzke：TM，S.447
[108] Tgb TM，23.6.1944
[109] TM an KlM，25.6.1944，in：KlM：Briefe，S.526
[110] GM an Erich von Kahler，7.3.1944，in：GM：Briefe，S.74 f.
[111] Tgb TM，14.2.1944
[112] EM an KlM，13.3.1944，MON
[113] EM：Eine Ablehnung，in：EM：Blitze，S.300-302
[114] Zit nach EM：Blitze，Anhang，S.496 f.
[115] Tgb TM，20.3.1944，23.3.1944，29.3.1944，30.3.1944
[116] Vgl.EM an KlM，23.7.1944，MON
[117] Vgl.KM an KlM，14.8.1944，MON
[118] Kinder der Manns，S.188
[119] KlM an KM，23.7.1944，MON
[120] Tgb TM，14.8.1944；vgl.TM an Agnes Meyer，12.8.1944，in：TM-AM：Briefwechsel，S.580（»glatter Schwindel«）
[121] Tgb TM，23.8.1944
[122] Tgb TM，18.10.1944
[123] Tgb TM，18.9.1944
[124] Zit.nach Harpprecht：TM，S.1414 und 1416
[125] TM an HM，29.7.1944，in：TM-HM：Briefwechsel，S.344
[126] TM an Agnes Meyer，17.7.1944，in：TM-AM：Briefwechsel，S.572
[127] Ruth Klüger：Thomas Manns jüdische Gestalten，in：Ruth Klüger：Katastrophen. Über deutsche Literatur，Göttingen 1994，S.54
[128] TM an Agnes Meyer，16.2.1944，in：TM-AM Briefwechsel，S.539
[129] KM an KlM，14.8.1944，MON
[130] KM an KlM，10.7.1944，MON
[131] KM an KlM，24.8.1944，MON
[132] Tgb TM，29.9.1944
[133] Tgb TM，23.7.1945；vgl.Tgb TM 3.10.1944，dort zitiert TM diesen Satz von Cyrano de Bergerac ebenfalls
[134] KM an KlM，23.10.1944，MON
[135] Tgb TM，23.10.1944
[136] MiM：Fragmente，S.142 f.
[137] KM an KlM，6.10.1944，MON
[138] Tgb TM，8.10.1944
[139] Tgb TM，9.10.1944
[140] KM an KlM，14.10.1944，MON
[141] Tgb TM，13.12.1944
[142] Tgb TM，20.12.1944
[143] KlM an KM，29.3.1941，in：KlM：Briefe，S.444
[144] KlM an KM，31.12.1944，MON
[145] KlM an HM，1.1.1945，in：KlM：Onkel Heinrich，S.67
[146] Vgl.Lahme：GM，S.174-178
[147] GM：Essays，S.174
[148] GM：Essays，S.176 f.
[149] Tgb TM，31.12.1944
[150] Vgl.zu TMs Beziehung zur unitarischen Kirche Heinrich Detering：TMs amerikanische Religion. Theologie，Politik und Literatur im kalifornischen Exil，Frankfurt a.M.2012
[151] Tgb TM，31.12.1944
[152] EM an KlM，15.1.1945，MON
[153] EM an KlM，8.5.1945，MON
[154] KM an KlM，14.3.1946，MON
[155] KM an KlM，29.8.1944，MON
[156] KM an KlM，19.2.1945，MON
[157] TM：Essays Ⅴ，S.258
[158] GM：Essays，S.182
[159] TM an GM，26.2.1945，in：TM：Briefe Ⅱ，S.414
[160] GM：Essays，S.188
[161] Vgl.Lahme：GM，S.178
[162] Vgl.Lahme：GM，S.178
[163] MiM：Fragmente，S.142 f.
[164] KlM an KM，27.1.1945，MON
[165] KM an KlM，19.2.1945，MON
[166] TM：Essays Ⅴ，S.282，283 f.
[167] Das New Yorker Tagebuch von MoM aus dem April und Mai 1945 ist abgedruckt（im englischen Original und einer deutschen Übersetzung）in：Andert：MoM，Zitate：S.228-230，235 f.，267 f.，277 und 279 f.
[168] EM an KlM，8.5.1945，MON
[169] KM an KlM，1.6.1945，MON
[170] TM an GM，26.2.1945，in：TM：Briefe Ⅱ，S.414
[171] TM：Essays Ⅴ，S.279
[172] Tgb TM，13.6.1945；vgl.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Bedroht-Bewahrt. Weg eines Verlegers，Frankfurt a.M.1967，S.212
[173] KM an KlM，25.7.1945，MON
[174] Vgl.Tgb TM，24.7.1945
[175] KlM an TM，16.5.1945，in：KlM：Briefe，S.775（engl.Original ebd.，S.535：»selfishness and naiveté«）
[176] KlM an KM，13.6.1945，MON
[177] Vgl.Schaenzler：KlM，S.375 f.
[178] Vgl.KlM an TM，16.5.1945，in：KlM：Briefe，S.540
[179] Deutscher Titel eines Textes von KlM für Stars and Stripes，20.5.1945，in：KlM：Aufsätze Ⅴ，S.224-230
[180] Der deutsche Text in EM：Blitze，S.306-314
[181] EM an KM，22.8.1945，in：EM：Briefe Ⅰ，S.206 f.
[182] GM an KM，4.4.1945，zit.in Tgb TM 1944-1946，Anhang，S.613（Brief verschollen）
[183] GM an KM，4.5.1945，zit.in Tgb TM 1944-1946，Anhang，S.640 f.（Brief verschollen）
[184] GM an Eva Herrmann，7.1.1946，in：GM：Briefe S.80
[185] Vgl.Günter J.Trittel：Hunger und Politik. Die Ernährungskrise in der Bizone（1945-1949），Frankfurt a.M./New York 1990，S.36 f.
[186] GKFA 19.1，S.72-82
[187] Zit.nach Jost Hermand/Wiegand Lange（Hg.）：»Wollt ihr Thomas Mann wiederhaben？«Deutschland und die Emigranten，Hamburg 1999，S.24 f.
[188] GM an KM，6.9.［1945］，zit.nach Tgb TM 1944-1946，Anhang，S.705（Brief verschollen）
[189] GM an Joseph Breitbach，18.2.［1946］，in：GM：Briefe，S.82 f.（»pomp and bitterness«）
[190] Leserbrief vom 19.1.1946 in der Hamburger Freien Presse，zit.nach TM Chronik，S.417
[191] TM an Erich von Kahler，13.2.1946，zit.nach Vaget：TM，der Amerikaner，S.489
[192] KlM an KM，23.11.1945，MON
[193] EM an KM/TM，10.1.1945，in：EM：Mein Vater，S.184
[194] KM an KlM，4.3.［richtig：4.］ 1946，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