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能者为之（1952～2002）
米夏埃尔·曼的心情糟糕透顶。他想方设法在欧洲登台演出，偶尔也会受到邀请，却看不到新的事业前景。他争取到诸如音乐学校等地方去任教，甚至愿意为此而回到德国，可这一努力也徒劳无功。父母亲于8月到沃尔夫冈湖（Wolfgangsee）边的施特罗布尔看望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时，托马斯·曼观察到“格蕾特样子憔悴，寡言少语”。她也“真不容易，跟着孩子们的这位心情烦躁、自私自利、暴君般的父亲”。[1]音乐会季节在即，米夏埃尔·曼几乎没有演出排期，就更谈不上巡回演出了。他决定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在好莱坞争取弄个电影音乐人的职位。他找到卢卡斯·福斯（Lukas Foss）作为新的钢琴搭档，尝试着组织在美国演出，[2]至此却鲜有成效；他还努力争取去旅行作报告，介绍新音乐，却同样无果。或许到了当地事情要好办些。在耶尔塔·梅纽因跟丈夫的争执中也涉及情爱的因素，这一点并没有逃过格蕾特·曼的眼睛。从此，她时时刻刻都盯着丈夫，再也不让他独自参加音乐会或者作报告。新学年开始之际，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把两个孩子送进伯尔尼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然后前往美国。
不久，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在苏黎世附近的埃伦巴赫（Erlenbach）租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子。托马斯·曼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他在美国的外交代理人——谈到了这幢房子，但强调待在欧洲只是暂时的。他对往来于两大洲之间的旅行感到疲倦，心里向往着“故土”，想在这片土地上先待一年。但是，这绝对不是“背弃美国”，他“有那么多美妙和友好的事情”要感谢这个国家，他现在是，以后也还是美国公民。他们想卖掉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对他和妻子来说，这房子本来就太大了。[3]没过多久，托马斯·曼了解了成为瑞士公民的可能性，并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将在欧洲度过晚年。记者们连续发问，引诱他上当。有记者提问说，在西方的民主与东方的共产主义这两种政治制度之间，他更推崇哪一种。托马斯·曼答复说，这个问题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最好以一本书的形式”来回答。公众对这句话的反响强烈：西方社会对他采取回避态度感到愤怒，共产主义社会则欢呼雀跃，好像托马斯·曼跟他们意见一致似的，原因是他拒绝吹捧“美国式民主”相对于“东方人民民主”的各种优势。[4]事后，托马斯·曼力图纠正这些说法，表示认同西方民主制度，但所有的努力都于事无补。在由艾丽卡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托马斯·曼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甚至声称根本就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5]这种辩护方式显然算不上什么妙招。
父亲日渐垂老，招架不住公众政治舆论的阴险狡诈，让人误导后说些并非深思熟虑的话，这种情况戈洛·曼已经注意了好几年了。他不时会给父亲出些主意，并且能够阻止托马斯·曼把撰写的一些时政文章拿去发表。戈洛这样做，一般都要经过跟艾丽卡的争吵，而这些文章本来是会掀起新的轩然大波的。父亲对美国的批评往往是有道理的，但对戈洛·曼来说，这些批评跟托马斯·曼谈到共产主义时的幼稚相比，显然轻重失调，面对东欧阵营国家的不公正与不自由，他也置若罔闻。一旦谈及这些问题，戈洛总会跟姐姐艾丽卡发生争执。戈洛指责她向父亲灌输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与公众舆论打交道时没有注意让他不讲错话。就在这年夏天，争吵又发生了，既为政治问题，也为戈洛那些来访的朋友，这些人艾丽卡一个也看不上。苏黎世的女出版人艾米·奥普莱希特（Emmie Oprecht）系家里的一位世交，曾经无微不至地照料过卡蒂娅·曼的父母，现在又为曼家找房子而奔波。在艾丽卡的眼里，就连她也是一名美国“间谍”。[6]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艾丽卡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但“她的尖刻、负面的夸张、怒气，还有对待弟妹毫无耐心的方式”都让父母发愁。[7]
父亲公开声明引发的纷争还波及了美国的报纸，对这一切，戈洛·曼都从远方予以密切的关注。此时，他已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在欧洲待了一年，成绩显著。虽说他向古根海姆基金会申报的那本书没有写成，却发表了许多杂文与文章，好评如潮；他还作了很多报告，建立了许多关系。他没有辞去加利福尼亚学院的那个教职而去接受巴登巴登（Baden-Baden）广播电台的一项十分诱人的工作，于1952年夏末回到美国。戈洛要回到男友埃德·克罗茨的身边，他们相识时克罗茨还是个大学生，这时已成为一家中学的老师。他们俩合租了一幢房子，可是，他心驰神往的两人世界却无法实现：埃德·克罗茨带回来一个女朋友。不久真相大白，克罗茨已下决心，告别秘密的同性恋生活，给他的生活套上一件中产良民的合法外衣；同性恋在当时始终遭人非议，甚至会招惹官司，直到1976年，同性恋在美国一直处于违法状态。不久，克罗茨举行了订婚仪式。戈洛·曼很失望，从此看什么都不顺眼：学院的学生曾选举他为最可爱的教师，突然间，戈洛觉得这些学生“又笨又幼稚，还时常怀有敌意”，他从根本上“憎恨”当学院老师的生活。[8]麦卡锡时代的反共气氛从未像现在这样让他感到压抑。戈洛告诉艾里希·冯·卡勒，[9]他听到“夺权的声音”，情绪之坏跟姐姐艾丽卡已相差无几。在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获胜，戈洛·曼把这次选举当作又一个例证，说明他回到美国的决定错得有多离谱。他陷入了一场抑郁症危机，不得不去接受心理治疗。“戈洛在那边不开心”，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卡［蒂娅］想在我们这里收留他，可艾丽卡肯定接受不了。她已经愁眉苦脸了，因为跟麦迪都很难友好相处。可怕又可悲。”[10]
11月底，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带着女儿到苏黎世附近的埃伦巴赫看望父母。到意大利后，她跟家人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菲索勒（Fiesole）租了一幢房子，离米兰300公里，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在米兰大学教书。伊丽莎白跟父亲交谈，说到她朋友、芝加哥大学教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提出建议，由她来负责文化杂志《前景》（Perspectives）德语版的出版工作。伊丽莎白谢绝了哈钦斯的好意，可能是顾及依旧不稳的婚姻。离开瑞士后的第二天，伊丽莎白打电话到父母家告诉他们：她丈夫陷入昏迷。就在当天晚上，70岁的朱塞佩·博尔吉斯死于脑血栓。卡蒂娅·曼立刻赶赴菲索勒的女儿家。托马斯·曼感到力不从心，不能跟着去参加女婿的葬礼，心怀忧愁地展望未来，首先是他个人的“未来”——他觉得“越来越糟糕”：“孤家寡人的日子又要来了，又要不停地接电话了。”四天后，卡蒂娅归来，结束了他“独处的憋屈”。卡蒂娅讲述“在菲索勒的经过和情况”，以及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的葬礼。托马斯·曼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麦迪和孩子们现在对逝者要动情地显示忠诚坚守，身后的他被各个方面捧上了天。”[11]“现在”一词令人毛骨悚然。
1953年夏天，曼氏家族庆祝卡蒂娅·曼70岁寿辰。她的双胞胎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他于1951年离开美国再度移居日本——从日本赶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带着女儿从意大利来，东奔西颠了几个月的莫妮卡从泰辛（Tessin）辗转而来。孙子弗里多和托尼代表留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父母亲。母亲生日庆典前不久，戈洛·曼也于7月24日赶到，他就此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并回归欧洲。克莱尔蒙特学院的职位他辞了，退休基金的钱也退了。今后，戈洛打算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在欧洲打天下。他还带了一份稿约回来：斯图加特的科尔海默出版社（Kohlhammer Verlag）要他写一本关于《美国精神》（Geist Amerikas）的书，介绍20世纪美国人的思维与行动。
母亲的生日庆典一如既往地由艾丽卡操办。她安排当天的活动，购买礼物，筹划了一场生日小品，由孙子辈来演出。前一段时间，母亲跟女儿相处得不总是十分和谐。自从离开美国后，艾丽卡极易受刺激，几乎一直没有改观，大女儿跟其他弟妹难以相处，让母亲痛心疾首。虽然女儿伊丽莎白作为寡妇和单亲母亲带着孩子在意大利打拼，现在还接下了那本杂志的活儿，卡蒂娅也只有在艾丽卡外出以后，才邀请伊丽莎白来父母家，以免发生争吵。在日常生活中和照料托马斯·曼时，艾丽卡也会插手指挥。这一切卡蒂娅·曼都不喜欢。托马斯·曼曾在日记里忧伤地提到妻子的愿望，要艾丽卡搬出去。[12]过生日那天，谁也感觉不到有一丝的不和谐。艾丽卡·曼在瑞士妇女杂志《安娜贝拉》（Annabell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粗略地勾勒了“米兰因”为“魔术师”作出的贡献。托马斯·曼在晚宴上发表了准备好的贺词。事前，女儿不得不说服父亲，必须这样做。这几个月，托马斯·曼的情绪十分忧郁，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最糟糕的是，他感到江郎才尽。大剂量服用镇静和安眠药让他倒胃口，他非常怀念自己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在谈到美国时，他又一次发泄自己的怒火，似乎是想再次证明，回到欧洲的决定有多正确。不久前，一场官司引起了轰动：埃塞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Ethel und Julius Rosenberg）夫妇因替苏联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情报而被判处死刑。艾丽卡动员父亲，发一封电报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抗议这场“司法谋杀”。艾丽卡起草的稿子内容很详细，托马斯·曼十分满意，却因为要花200多法郎的费用而发火。没过几天，消息传到欧洲，罗森堡夫妇已被处决。托马斯·曼觉得这是“卑鄙的行径”，也证明美国在从事“破坏和平的活动”。罗森堡夫妇被执行死刑的当天，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下了另一起政治事件：“东柏林工人造反，肯定受到挑拨，虽然不乏自发因素，被苏联军队克制地加以阻止。出动了坦克，朝空中开枪。”[13]托马斯·曼看东方的眼光是温和的：在这里，人们友好地向他欢呼，用外交行李袋装满稿费送到苏黎世他家；在这里，新闻媒体受到控制，他不用担心会出现用心险恶的批评。对6月17日的起义[14]，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进行了强烈批判，批判的却是西方的态度，西方国家——他忠实地按照东方的宣传口吻——是罪魁祸首，民主德国民众之所以提出各种要求，责任在于西方国家。“阿登纳的德国虚情假意，为苏占区的殉道者们举行悼念集会。每天24小时都在引诱和挑动那里的民众出来闹事。所有这些捣乱行为都令人发指。”[15]
由于情绪低落，托马斯·曼在生日贺词里没有表现欢快的心情，没有讲述色彩斑斓的回忆，也没有对妻子本人进行动人的描绘，就像克劳斯·曼20年前祝贺母亲50大寿时所做的那样。[16]托马斯·曼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谢妻子为他、他的作品和全家人付出的辛劳。他希望，在悲伤的时刻，“当阴影降临之际”，妻子依旧挽着他的手，安慰他。在贺词的高潮处，托马斯·曼谈到了死亡。“黑暗的天使，他松开双手，让每个人在涅槃中孤独无助。他真的有权发号施令，对每个人都这样做吗？我不信。……我们将在一起，手牵着手，纵使黄泉之下又何所惧？倘若有任何一种来世赐予我，赐予我存在的精华，我的著作，［我妻子］都将跟我生活，与我携手并肩。只要人类纪念我，就是在纪念她。”[17]
9月，艾丽卡·曼写信给弟弟米夏埃尔。自耶尔塔·梅纽因之祸发生后，姐弟俩关系有所好转。只要能帮助人，艾丽卡心情立马大好。她告诉“亲爱的米奇”弟弟她新近的一些活动。根据托马斯·曼小说《国王陛下》改变的电影濒临“夭折”，人们请她出山，她不得不重新改写电影剧本。“请”的意思是，托马斯·曼向电影制片人宣布，如果不请他女儿当顾问并让她发挥作用，他就公开宣布抵制这一项目。于是人们就请了她。艾丽卡在咨询时态度非常坚决，给自己加了一个小角色，结果大获成功：这部电影由迪特·波尔舍（Dieter Borsche）和卢蒂·洛韦利克（Ruth Leuwerik）主演并于12月上映，观众如潮，影评也很积极。艾丽卡·曼的主要任务在于让父亲开心，说服并加强他的信心：他目前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Bekenntnisse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以下简称《克鲁尔》）是个有价值的工程——他在1913年中断了这部小说的写作。从事电影工作也终于让她重新找到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托马斯·曼对“她的成功尤为满意”，衷心希望女儿能进一步获得机会，“发挥其天赋”。[18]
艾丽卡在给加利福尼亚州的弟弟米夏埃尔的信里还谈到莫妮卡的情况。莫妮卡在参加母亲生日庆典后一直待在父母家里。“莫妮说好来三周，结果一直赖在这儿。”已经两个月了，不得不又一次给她找医生，用镇静剂进行治疗，这次又要“帮她打点行李，送她到火车站”。[19]两个月后，艾丽卡·曼过48岁生日那天，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到：“跟莫妮告别，9点半由卡［蒂娅］送到火车站。”[20]是否自愿，不得而知，但知道去哪儿：她想去看看家乡慕尼黑。
米夏埃尔·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相信，但在加利福尼亚州过了几个月后总算弄明白了：打了耶尔塔·梅纽因，他作为独奏演员的音乐生涯也就走到头了——至少在美国西海岸是这样。现在作报告谈音乐也好，在钢琴伴奏下演奏中提琴也罢，其事业前景无不等于零。在好莱坞搞电影音乐也轮不到他。此时，他朋友卢卡斯·福斯已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音乐教授、交响乐团团长，但这好像也不能给他带来多少机会。他们偶尔联袂登台演出，仅此而已。虽说米夏埃尔拿得出布鲁诺·瓦尔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winsky）和恩斯特·克热内克写的推荐信，可这些都无济于事。梅纽因一家跟这事的发展到底有多少纠葛，没有人搞得清楚。反正米夏埃尔在考虑，放弃音乐生涯，在意大利经营一个庄园，而这得由老丈人给他出钱。[21]他跟格蕾特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父母家住过一阵，一年后房子终于脱手。曼家不得不降低房价——一个房产中介让他们相信，房子应当能卖到75000美金，[22]是十年前的投入的三倍。房子最终以50000美元售出。
11月，米夏埃尔·曼从东京发来消息。在加利福尼亚州熬过了令他沮丧的几个月后，他决定去日本和印度旅行，格蕾特陪伴着他。母亲的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是他的第一个求助站。舅舅及其儿子汉斯·埃里克（Hans Erik）照顾客人，给他们找了住处。米夏埃尔写信告诉母亲，尤其是表弟“真的是无微不至，令人感动”。东京是“美国的丑陋和日本的稀奇古怪组成的混合物”。格蕾特跟他作为二房客住在一幢“有很多拉门”的“小纸屋”里。“最好玩的要数厕所小拖鞋了，厕所是个很奇特的地方，进去时一般都要穿上这小拖鞋——这个地方还是不谈为好。”房子的全体人员每周在浴缸里洗两次热水澡，用的是同一缸水，水事先在房子外面烧好：“最先洗的是房主，然后是他那相当受压迫的太太，接下来是我们——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期盼周六的晚上了！但这些人绝对干净——从厕所小拖鞋就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这位“最先洗澡的”房东——一个银行职员，用日语读过《魔山》和《布登勃洛克一家》。
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为作曲教授，跟儿子一起帮助米夏埃尔·曼组织了几场音乐会。米夏埃尔没指望能拿到多少钱，因此，他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又一次谈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能否蹭点父亲的稿费，以资助在日本的费用和前往印度的旅行？表弟汉斯·埃里克好像在管托马斯·曼在日本的收入。本来他没有资格“过问”表弟的事情。但还是想请母亲授权让他来管一下。汉斯·埃里克大概时不时汇过一点稿费给父母，但米夏埃尔猜测，埃里克可能也“截留”了一些。“不管怎么说，把情况了解得清楚一些，即他从何时起插手这件事，这些年汇给你们的钱大约有多少，还有多少应该在账上；为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做法或许是，你把相关信息连同你对我们计划采取的‘劫富济贫’的行动方式所持的态度一并写给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给他看。”[23]
11月，莫妮卡·曼在慕尼黑闲逛，然后给《慕尼黑信使报》（Münchner Merkur）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她在故乡的见闻，她跟慕尼黑阔别了20年。“慕尼黑让我感到那么陌生，让我晕头转向，我得找人问路。一听到他们说话，我就又想起来了，想起了道路和其他一些事情。”[24]文化记者理查德·劳帕赫（Richard Raupach）是托马斯·曼的崇拜者，他在慕尼黑采访了莫妮卡。四个月的时间，也通了几封信，在此期间，莫妮卡先是辗转来到罗马，试图在那里落脚，因不堪忍受又躲到了南蒂罗尔的菲尔诺斯（Südtirol，Villnöss）。莫妮卡从那里给劳帕赫写了一封信，说她“处于人生低谷和杂乱无章之际”。清晨醒来她感到“胸口一阵压力——我该上哪儿去呢？”她渴望在一个人的身边，一个她能信任的人。“我信任您。这是浪漫？大胆？还是儿戏？接受过一次采访，写过几封信，然后就想认识并信任一个人？”她说自己不是“可怜的小孩子”，也不是“忧伤的残躯”，请他不用担心，“我有足够的生命活力”。她对他动了情：“这位理查德，这位神父，这位‘不幸者’，这位未婚者，这个非同寻常的人，我想在他身旁。这样好。这样肯定好。所以：有必要。”在附言中她明示自己的心迹：“您是我的依靠吗？您不让我去冒险，对吗？”几个月后，即1955年1月，她从意大利卡普里岛（Capri）给他写信。劳帕赫在回信中显然没有邀请她去。莫妮卡懒得多说了。“谢谢。顺其自然吧。”2月11日是父母金婚庆典。“我可能不回去。没多久就是‘80’大寿——庆祝活动也太多了。我反正‘机动灵活’。没什么特别要说的。您是个值得爱的人。今天这里是春天。爱你的莫妮。”[25]
2月11日金婚大典前不久——莫妮卡真的没来——托马斯·曼给其美国朋友兼赞助人艾格尼丝·迈耶写了一封长信。跟在美国的那些年不同，他已经不再定期给她写信了。上一年，托马斯·曼告诉她买了新房子，于1954年4月跟卡蒂娅和艾丽卡一起搬了进去。房子在基尔希贝格（Kilchberg），苏黎世湖畔的山坡上，俯瞰苏黎世。托马斯·曼利用这次机会明确告诉她一件事——此事之前只能在字里行间揣测到：在瑞士的临时居留地早已成为他“不会更改的最终地址”。[26]现在，结婚50周年大庆前不久，托马斯·曼告诉她，自己身体欠佳，因为感染了病毒，甚至不得不中断在阿罗萨的冬季度假而去医院治疗。他谈到自己撰写的关于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长篇小说，坦陈自己曾经信心不足，是艾丽卡鼓励他，给了他宝贵的支持。书终于完稿，虽不尽善尽美，但可以发表。现在，读者和批评家都为笔调轻快、幽默的《克鲁尔》叫好，书也极为畅销：才三个月多一点，就卖出了60000本。托马斯·曼还回应艾格尼丝·迈耶的想法——她打算把自己关于托马斯·曼的文章、从未完成的曼氏传记以及他写给她的信件交给国会图书馆。至于说他顾及后人的看法，故意销毁了她的许多信件，从而将迈耶看问题的角度，还有她偶尔对他及其政治判断提出的批评都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些事托马斯·曼在信里只字不提，而是把话题转向即将到来的80岁生日。托马斯·曼写道，他想像安徒生童话里坚定的锡兵一样听凭摆布——坚定的锡兵似乎根本就是他一生的象征。写到“象征”一词时，他想起新近梦到的一个“孩子气的梦想”：“那就是您送我一枚生日戒指，镶着一颗精美的宝石——一颗翡翠，这枚戒指应当象征着一条纽带，从这里，从我这儿，跨越大西洋连接着华盛顿特区市。”他在梦中对这枚戒指感到开心，“像个孩子，我这么孩子气，到了向您坦白我的梦想的程度”。还嫌不够清楚，他又以间接却又明白无误的方式补充道，正如他多年前为盖房子去求助，或者向她转达女儿伊丽莎白希望这位富豪女友赠送礼物的愿望时那样。“要是您觉得［这一梦想］太小孩子气——也许真是这样，那就不用再费心了，也不用提它了。”[27]艾格尼丝·迈耶给他回了信。托马斯·曼认为，她对翡翠戒指的梦想答复得简短，但“热情”。她写道，会“想着”锡人和戒指的。[28]“卡［蒂娅］和艾丽卡肯定要拿我开涮了，要是［戒指］真的到来的话”，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29]
父亲80华诞那天，全家人在苏黎世聚集一堂。这一年，托马斯·曼已经完成了几桩艰辛的差事。他不顾艾丽卡的坚决反对，坐火车去了吕贝克，在当地被任命为名誉市民。此举可被视为他晚年跟故乡的和解。之前，他在斯图加特纪念席勒逝世1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这篇演讲倘若没有艾丽卡的帮助——就像晚年其他作品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艾丽卡非常巧妙地将关于席勒的大量文章浓缩进不到一小时的演讲里。托马斯·曼后来又在魏玛重复了这篇关于席勒的演讲。他在魏玛再一次表示不愿意承认德国作为分裂的国家，但此次东德之行得到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代表联邦德国的认可，豪斯是斯图加特席勒纪念会上的另一位重要演讲者。民主德国尽举国之力，再次欢迎托马斯·曼：簇拥的人群，政界的名流，魏玛名誉市民和耶拿大学名誉博士。此时，面对着80岁寿辰带来的各种荣誉，托马斯·曼心里更多是担忧而不是开心。马丁·贡佩尔特，艾丽卡的前男友，不久前去世，享年57岁。“啥时候轮到我？”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30]
图40 1955年5月，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告别吕贝克
艾丽卡·曼除了全方位照料父亲外，还帮忙把父亲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后来又忙于自己的计划：写儿童故事。以前她就曾经写过，现在找到了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再次发行了《克里斯多弗飞往美国》（Christoph fliegt nach Amerika）和《我们的魔术师穆克叔叔》（Unser Zauberonkel Muck），还发表了她新近写就的关于少年梯尔（Till）的系列故事：梯尔成为“候鸟”少年合唱团的成员，唱着歌曲周游欧洲。这些书水平上乘，但中规中矩，一名评论家称之为“大妈型”。[31]令人吃惊的是，那么强大、充满激情和勇敢的艾丽卡写的这些故事里居然没有一个有趣的女孩形象。尽管如此，艾丽卡的儿童故事非常成功：她计算给弗朗茨施耐德出版社（Franz Schneider Verlag）的数字是销售了10万册，该出版社在出版了第四本梯尔故事后终止了双方的合作。[32]为父亲的写作提供帮助，还要忙于自己的项目，艾丽卡·曼殚精竭虑，身体状况日趋欠佳。她不得不经常去疗养院疗养或去医院看病。多年来大量滥用药物、吸毒和喝酒无不在伤害她的身体。但艾丽卡依旧认为，一切均在掌控之中，所以，即便她最终接受别人的劝诫去进行戒毒治疗，结果也没有相应的疗效。
米夏埃尔·曼带着全家，伊丽莎白亦带着女儿从意大利前来参加父亲的生日庆典。米夏埃尔跟格蕾特一起在亚洲旅行，一直玩到年初。他们在印度各地游玩，开了几场音乐会，作了几场关于新音乐的报告。1954年复活节，时隔一年半后，他俩再次跟儿子弗里多和托尼相见，此时老大14岁，老二12岁。1954年秋天，米夏埃尔·曼在姐姐伊丽莎白位于佛罗伦萨菲索勒的住处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两个儿子在伯尔尼的寄宿学校待了两年，从这时起跟他们的表姐妹一样，在佛罗伦萨一所瑞士学校上学。米夏埃尔还再次鼓起勇气，想在德国找到工作职位。曼家的巨大关系网都动员起来，比如米夏埃尔请西奥多·阿多诺——此时已从流亡的加利福尼亚州回到法兰克福当教授，替他在法兰克福音乐大学争取一个职位；[33]他还要姐姐艾丽卡利用关系让他去从事电影配乐，结果都是徒劳一场：想以音乐家的身份在生活上混得下去，看来已经没了指望。格蕾特·曼的父亲弗里茨·莫泽尔——一位事业有成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又拒绝米夏埃尔的想法：离开音乐，经营一家意大利的农庄。
戈洛·曼来参加父亲的生日庆典，心情极好。他的《美国精神》（Vom Geist Amerikas）一书于1954年出版，销售得很不错，评价也很积极。市场对这类书的需求很大，人们想更多地了解美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对手、现在的盟国，可德国人对这位盟友知之甚少。戈洛·曼在书里描述他的流亡之乡及其各种矛盾现象，带着好感，亦不乏批评的眼光：一方面是孤立主义，另一方面是扩张的欲望；一方面古板拘谨，另一方面又纵情享乐；一方面肤浅草率，另一方面又对宗教充满着虔诚。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弗里茨·雷特里希（Fritz Redlich）在《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把戈洛的这本书称为“大概是用德语写作的关于美国精神的最佳入门”。[34]从此，戈洛·曼在德国被视为美国专家。这一时期，他也经历了一次打击：瑞士的《世界周报》曾聘请他在1953年夏末担任社论撰稿人，戈洛·曼的政治判断，还有在推崇西方的同时提出的告诫，即不要中断跟东欧阵营的对话——这些立场均跟该报所持的咄咄逼人的冷战路线大相径庭。1954年7月，他最终被扫地出门。而此时，戈洛早已克服了曾经的失望，一个新书项目——撰写《19世纪与20世纪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也起到了安抚作用。最近几个月，戈洛·曼是在妹妹伊丽莎白或弟弟米夏埃尔处度过的，他享受着与家人的团聚和代替弟弟给弗里多当“爹”的角色。然后，他又退居博登湖边阿尔特瑙（Altnau）的一家旅店，专心写作。阿尔特瑙是他在萨勒姆上学期间就喜欢的地方，但在瑞士一侧——在旅行中探访德国，跟德国朋友会面是一回事，长期住那儿又另当别论，这样做他仍感到心有余悸。
莫妮卡·曼答应要来。“过生日可是件好事，”父亲回信时写道，“既可以让你轻松轻松，又能让你长大一点。没有这生日只怕你永远耗在卡普里岛了。”[35]她在写一本书，具体写什么家人不知道，大概也不想知道。
庆典持续了三天，从6月4日至6月6日。瑞士联邦主席亲自莅临并发表致辞，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表示敬意。苏黎世技术大学授予他一个新的博士学位。在苏黎世大剧院，专程从美国飞来的布鲁诺·瓦尔特作为惊喜嘉宾站在舞台上，指挥着莫扎特的《小夜曲》。演员们，其中有艾丽卡的旧日情人和曼家的老朋友特蕾莎·吉赛，朗诵着托马斯·曼的作品。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弗里茨·施特里希主持当晚的活动，他曾于1935年明白无误地告诉曼氏家人，对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不能反应得“不冷不热”。[36]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出版人阿尔弗雷德·A.科诺普（Alfred A. Knopf）也来祝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自然也到场了。朋友汉斯·赖西格及其他许多人纷纷祝贺老寿星——他在舞台上朗读了《克鲁尔》中的一个段落。在真正的生日那天，民主德国的一个代表团将一套刚印好的12卷本《托马斯·曼全集》交到他手上。艾格尼丝·迈耶肯定写了信，也一定寄来了一份礼物。但这两件事我们都无从知晓，只知道她没有满足她朋友托马斯·曼希望得到一枚翡翠戒指的梦想。家里人满足了他的这一愿望，但因为翡翠太贵，所以选择了碧玺。艾格尼丝·迈耶是幼稚地把戒指的“梦想”当作梦和跟她联系的纽带的象征，还是故意没把托马斯·曼的昂贵愿望当回事——这个男人在背离美国时甚至没有亲自跟她道别，这一点并不清楚。她2月的最后一封信听起来已经像是在跟一位伟人，跟一段伟大的、即使是单相思的爱情告别：她在信的结尾感谢托马斯·曼，“您让我的生活与追求升华，使其完美”。[37]
生日过后两个月，托马斯·曼在苏黎世躺在病床上。他跟妻子在生日庆典后不久曾一起坐车去荷兰，作报告，接受表彰，拜访女王，然后又一次去海边度假，因为腿肿而中断了在荷兰的逗留。托马斯·曼被送进苏黎世州立医院。卡蒂娅·曼跟医生商量好，在她丈夫面前说是“血管发炎”，而医生的诊断为血栓。实际病情比医生的诊断还要糟糕：腹主动脉严重硬化并破裂。8月12日，托马斯·曼去世，当时妻子卡蒂娅在他的身旁。
四天后，托马斯·曼在基尔希贝格的墓地安葬。米夏埃尔·曼及其家庭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Ischia）度假。在坐火车去苏黎世的途中，弗里多·曼经历了父母之间发生的争吵。突然间，他父亲“完全失去了控制”，开始“挥舞着双拳打我母亲的脸”。[38]旅行不得不中断，格蕾特得到医生的救治。情绪稳定后，旅行才得以继续。戈洛·曼跟母亲和艾丽卡一起在医院陪伴着父亲度过了其最后的时光。葬礼前，他过于激动，艾丽卡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一生中从未见到过的情景：母亲哭了。
图41 托马斯·曼在基尔希贝格的葬礼：前排为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和卡蒂娅·曼，其后为米夏埃尔和艾丽卡·曼，弗里多和戈洛·曼，最后为格蕾特和莫妮卡·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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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去世一年后，有两家出版社宣布要出关于他的书，而且都出自其家庭成员之手。莫妮卡·曼写信告诉姐姐艾丽卡，说她的出版人刚刚把这一情况告诉她。“肯定会有闲言碎语和肤浅而无聊的比较，不管我们的意见，背着我们，或者在我们的眼皮下，你信不？！很有可能。我将不予理睬。希望你也一样！”[39]莫妮卡出版其自传《往事与今事》（Vergangenes und Gegenwärtiges）。她强调，5月，即父亲去世前几个月，她就已开始写作此书。担心姐姐会发火并非空穴来风。艾丽卡·曼回信说，所有这一切都“令人讨厌”。她写道，莫妮卡应该知道，她受费舍尔出版社的委托，在写一部关于父亲的书，名为《最后一年》（Das letzte Jahr）。相反，莫妮卡的自传几乎不可能跟父亲有什么关联。现在，艾丽卡看到，金德勒出版社（Kindler Verlag）到处都以著名的父亲和莫妮卡看他的眼神来做广告，“真是无孔不入，或和谐，或震撼，或隐私——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谁这样报道过托马斯·曼。”艾丽卡要求妹妹，尽快让出版社停止继续用托马斯·曼来做广告。莫妮卡的自传必须“立足于本人”，她没有“权利”谈论父亲，父亲跟莫妮卡的关系容不得她“在书里哪怕用一页纸的篇幅和内容”来谈论他。艾丽卡写道，否则结果将是，关于这两本书的“讨厌的流言蜚语”横飞。“说真的，这一切都令人恶心！”[40]
四周后，这两本书面世。莫妮卡书的封面是父亲的一帧肖像，加上一句说明：“托马斯·曼的女儿主要讲述她父亲。这样看待和描写托马斯·曼，如此私密，如此直接，如此无遮无拦，前所未有。”[41]莫妮卡·曼在另一封信里向姐姐保证，书的广告、封面及其他所有跟书有关的事情都与她无关，“这我可以发誓”。她认为，从根本上说来其实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难道这场不幸不会在‘世界的湍流’中消逝吗？每个人不是应当为自己负责吗？难道我们就那么在乎（或许是！）闲言碎语吗？来点幽默不好吗？”[42]
艾丽卡·曼在其关于托马斯·曼的书里记录了最后一年的庆典、荣誉和旅行，描述了导致父亲死亡的病情发展，病情跟之前的劳累没有关系。她强调自己在托马斯·曼后期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对纪念席勒的讲话进行了删减。她赞颂父亲的“谦虚、善良和幽默”。[43]一想到那些书评，艾丽卡就对莫妮卡充满怒火。《明镜》（Der Spiegel）周刊嘲笑两姐妹行动迅速，托马斯·曼过世后这么快就让书上市。赫尔曼·凯斯滕曾经声称，曼氏家人个个写得都好，而《明镜》周刊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曼氏家人个个都喜欢写”。[44]总体来说，批评家们的基本评价是，艾丽卡·曼的书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珍贵的资料，也包含太多无聊的细节。《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写道：“比如艾丽卡·曼对烧熟的海鸥蛋的软硬程度进行的描述，读者就无须知道。”[45]跟对细节进行的批评相比，更让艾丽卡痛心的是，大部分书评作者都认为，莫妮卡·曼的自传更胜一筹。虽说她也得承受一些批评，特别是对一些章节，她想让自己显得重要，结果反而变得庸俗不堪，抑或像《明镜》周刊所述，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由回忆、幼稚的哲学和天真的评论组成的混合体”。[46]但莫妮卡原汁原味的各种观察，该书“自成一体的韵味”，还有对父亲爱意浓浓却不乏批评的眼光受到了称赞。[47]托马斯·曼具有过人的力量，莫妮卡·曼写道：“他要是冷了，不会发出哆嗦的声响，也不会颤抖身体，但他周围就会变得非常冷。”[48]他是个伟人，作为父亲，他在女儿眼里显得有些遥远、有点威严，并非不友好，但潜心于他的艺术创作。卡蒂娅·曼告诉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莫妮这野丫头”写的书“不真诚，歪曲事实，而且不合法”，却“极为成功”。[49]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弟弟，有一位评论家曾称赞莫妮卡却批评艾丽卡，莫妮卡虽说具有“独特的写作天赋”，但她对父亲的各种回忆是“不地道的”：“在所有六个孩子中，她跟父亲的距离最远，书中所有关于他的真实情况——虽然也没讲多少——无不源于她的想象。”[50]莫妮卡·曼写信告诉一位美国女朋友：“全家‘沸腾’了。个个似野狼般地向我扑来！”[51]
莫妮卡·曼在《往事与今事》里很少具体描述她的各种经历，许多事情都是云里雾里的。她回忆各种心境，还原许多场景与印象，还首次公开描绘她一生中最大的灾难——“贝纳雷斯市号”的沉船事件，她丈夫在这场大祸中遇难，她在水中漂浮四个小时等候救援：“然后我身边全都是死尸，夜特别黑，浪特别高，我口渴，喊不出声音，我的手冰寒彻骨，呕吐了一次……海浪像黑乎乎的巨山般压过来，把我彻底覆盖在下面；有死去的孩子，因恐惧和寒冷，还有饥渴而死，是的，那种饥渴！死孩子像玩具娃娃一样在我身旁漂浮，暴风骤雨狂泻而来，然后月亮升起，此时，孩子们在月光下的黑色海浪中上下漂浮。”[52]
9月，莫妮卡·曼来基尔希贝格父母家探望母亲，艾丽卡·曼离家远行。
米夏埃尔·曼跟妻子格蕾特坐在马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岛的沙滩咖啡馆给母亲写信，这是1957年9月。自从最终放弃作为独奏演员登台演出的希望后，他在匹兹堡交响乐团当中提琴手达两年之久，现在辞职了。米夏埃尔想彻底远离音乐。下学期，已年近38岁的他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米夏埃尔中学没毕业，究竟怎样去学，谁也不清楚。他告诉母亲，刚刚又在读父亲的长篇小说《约瑟》。但在学习期间他不想碰父亲的著作，他的博士论文要“写一篇音乐故事”。等成了“老先生”后，他总有一天会重回托马斯·曼的作品，姐姐艾丽卡得“早早作好思想准备”。接下来，米夏埃尔谈到孩子们的来访。格蕾特和他于1955年重回美国前作出决定，把弗里多和托尼留在欧洲。先打算把他们安排在菲索勒的伊丽莎白家，托马斯·曼去世后家里决定，要弗里多去基尔希贝格祖母卡蒂娅家，托尼到佐利空（Zollikon）外祖父母莫泽尔家。此时，两个儿子，一个17岁，一个15岁，正好来看父母，这是格蕾特和米夏埃尔回到美国后第一次见到他们。两个孩子“让人感到特别舒服，是体贴周到、说话算话的聊天伴侣”，米夏埃尔·曼写信告诉母亲，但他还是有些担心，主要是弗里多：“其生活态度”让他想起——“直白了说，像你的莫妮，只是其智慧、敏感和特别需要讨人喜欢让人看不到真相而已”。对于他的“傲慢”、“生活上的懒惰”和“缺失的现实主义”必须坚决抵制。“妈姆，我知道，你从不让他缺少什么，至少是不缺好东西（说到底这是最主要的），我们感谢你。”他觉得很成问题的是，弗里多一方面看到“莫泽尔先生无穷无尽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对托马斯·曼后人的角色深感自豪——他在苏黎世大概经常被人“当成托马斯·曼的儿子”，这让他喜滋滋的。弗里多想当音乐指挥家，对此，米夏埃尔·曼坚决不同意。“他音乐天赋平平，状况只会越来越不利，最后充其量不过能当个生活上捉襟见肘的乡下乐团指挥，我可不希望他这样。”弗里多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但文理中学毕业后，最多从生活上再支持他一年。米夏埃尔在对儿子长篇大论后结尾说，他很高兴，不必“无休止地跟他们纠缠”，“因为我大概也不会；你肯定做得比我好多了。别想歪了，我是把我的印象原原本本地告诉你……”[53]
米夏埃尔资助自己的学习计划靠的是“佐利空的牛皮大王”，这是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对家财万贯的老丈人的称呼。格蕾特和他虽然拿他们的钱，但米夏埃尔并不愿意依靠他。他的部分生活费用自己筹措——所谓“自己”就是：作为托马斯·曼的遗产继承人。卡蒂娅·曼是主要继承人，不仅继承了大部分财产，而且有权获得未来图书销售所得以及电影改编和其他权益收入的75%。但米夏埃尔·曼说服母亲放弃大部分稿费收入。现在，孩子们每人拿到托马斯·曼15%的稿费。一位大学教授当年在德国年收入为25000马克左右。1956年至1960年，S.费舍尔出版社每年给托马斯·曼的五个孩子平均汇去38000马克。[54]
莫妮卡·曼现在长期住在卡普里岛上。她找到了一个去处，外加一个男人——安东尼奥·斯帕达诺（Antonio Spadaro）。斯帕达诺在岛上开一家卖饮料和纪念品的小售货亭，一幢名叫“摩纳哥（Monacone）”的别墅属于他家，许多年前，奥斯卡·科科施卡（Oskar Kokoschka）曾在爱情的狂热中把情人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画到墙上——她后来曾是戈洛·曼在法国逃亡时的难友。这些画早已被覆盖。斯帕达诺一家人对艺术没有感觉，他们只是普通的手艺人。莫妮卡住楼上，安东尼奥·斯帕达诺住楼下，结为夫妻后依旧如此。1960年，莫妮卡的一本新书问世：《启程》（Der Start），副标题为《一部日记》（Ein Tagebuch）。封面是她的玉照，怀里抱着一只小猫。那些希望对这个著名家庭有进一步了解的读者感到失望。短小、粗浅、几乎没有情节的故事，那些叫本（Ben）、梅特（Met）或阿兰（Alain）的人物，都如浮云般倏忽而过，其间夹杂着印象主义的大杂烩：“你躺在沙里。那么多沙。有几粒碰到你。一道光。轮廓，无数的，物体和你的轮廓重叠在一起。这就是成功。”[55]
著名女演员特蕾莎·吉赛身染重病，她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Mutter Courage）和弗里德里希·杜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老妇还乡》（Besuch der alten Dame）里饰演女主角。1959年年中，艾丽卡·曼的这位昔日情人不得不取消直到秋季的所有演出。她收到来自苏黎世一位女崇拜者的信。信中说，早在1930年代她就十分欣赏吉赛在苏黎世话剧院和“难以忘怀”的小品剧《胡椒磨》里的表演，从此一直在关注她的事业。这位苏黎世女士继续写道，听说吉赛染恙，她担心这位女艺术家收入可能减少，所以希望，在信里附上的2000瑞士法郎“或许对她有用”。“对不起，吉赛女士，要是我的这点心意您个人不能接受，那就请用于其他用途吧。”[56]钱和信均出自艾丽卡·曼之手，用的是假名。
1960年10月，戈洛·曼搬往斯图加特。至此，他重新返回家乡——德国，此前，他做了许多准备，旅行，作报告，在明斯特当了两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流亡27年后他回来了。戈洛·曼仍然感觉不太舒服，在任聘教授谈判时，他态度坚决，请求允许他保留其美国国籍。戈洛·曼时年51岁。他在斯图加特工业大学担任科学政策教授。两年前，他撰写的《19世纪与20世纪德意志史》（以下简称《德意志史》）出版：当年，德国历史学家曾把大学生戈洛·曼从课堂上赶走，让他去学哲学，现在，他的这本书用欧洲的视角代替了那帮历史学家狭隘的民族眼光。戈洛·曼赞扬社会民主，称之为“贯穿德国历史的一条红线”。此外，他对德国的最新历史、民族社会主义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穷追不放。他谈到矗立在德国社会中间的“凶手屋”，没有人想谈论它，甚至当时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对最新的黑暗历史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学校的历史课或家中的谈话就更不用说了。[57]身为当年的希特勒反对者和流亡人士，更何况有曼氏家族“传奇之家”成员的身份，作者戈洛·曼是可信的。尤其对年轻读者而言，他们绝不认为，非要“亲身经历过”才能评判第三帝国，他们开始向老一辈发问。在《德意志史》的最后一章里，戈洛·曼甚至敢于对分裂中的德国和冷战中的世界之最新发展进行勾勒。这在当年对一本历史书籍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本书既遭到极左分子的痛斥（全都是错的，因为反马克思主义），又受到极右分子的攻击（这位流亡者缺乏对德意志人民的爱）。除了这些人外，该书受到了一致好评：“如果这本书到了很多人的手里，可能会让德国人民——当下他们似乎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中——重新找回其过去的历史，他们竭尽全力忘掉它，却枉费心机”，《法兰克福汇报》上这样写道。[58]《时代》（Die Zeit）周报评价说，戈洛·曼成功地展示了一本“扣人心弦的书，该书轻重有序，臧否有度”，文笔隽永，人物描写神形兼备，一句话：这是一场“令人赞叹的成功冒险”。[59]
在关于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章节里，戈洛·曼也谈到父亲及其扮演的政治角色。“有十多年的时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和精神的梦幻般的创作。战争开始时［1914年］他突然睁开眼睛，刹那间睁得很大，反对起政治来。结果是既深刻、厚重，又复杂、笨拙，属德意志中最德意志的。”在《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里，托马斯·曼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非政治化的德意志进行的一场保卫战——反对“西方政治化、民主化的文明”。“如果说这种美好、特别聪明、正派的思想混乱曾经有过某种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已不单纯是为了捍卫从根本上早已动摇的专制国家。”几年后，托马斯·曼表示拥护共和国。“正如曾经赋予战争某种意义那样——一种跟现实几乎没有太多关系的意义，他从思想上替共和国寻找到了依据，这些依据都是用美好的德国古典艺术创作堆砌而成的：是文学，而不是现实。”托马斯·曼的《魔山》就政治与哲学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身为作者的托马斯·曼公开支持德国和法国的相互谅解与社会公正，其目的是为内部和外部的和平作出贡献，因为他自己需要和平——为了自身的、非政治性的创作。“最后，当极右派开始对共和国进行大规模攻击时，他变成了战士。他说‘是’，总是半心半意，因别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削弱。他说‘不’，则总是明确无误，掷地有声。这位伟大的市民曾经亲自给市民阶层做出了榜样，这种榜样他们原本是可以效法的，而且也应当效法。现在，他们总算基本上遵循了他的榜样，虽然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恰恰是这一点成为“托马斯·曼，这位政治家的光荣”，他很早就为直到现在才成为现实的事业而战：社会民主与欧洲统一。[60]
戈洛·曼对父亲的描写温馨而充满敬意，同时又不乏批评。除此之外，他还跟父亲在1945年以后的公开立场——同时也是艾丽卡和克劳斯的立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他热情地叙述家里所有其他人都坚决反对的事情：联邦共和国的发展及其融入西方的努力。《时代》周报以评价《德意志史》为契机，对曼氏家族进行反思：一个“传奇之家”，以一位天才为首，火花迸射的智慧与魅力迷人的天才并举，“跟政治打起交道来却又是那么不幸”。戈洛·曼的这本书证明了一点：“这个家庭培养出了一个后生，他的的确确懂得用政治头脑（从国家、历史、现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61]
《德意志史》的销售空前成功。S.费舍尔出版社在极短时间内又出版了戈洛·曼的一本政论集——《历史与故事》（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该书甚至进入《明镜》周刊畅销书榜的行列。一套十卷本的、之后又扩版的《普罗皮连[62]世界史》（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由戈洛·曼担任主编，同样于1960年问世。这套书的作者来自许多国家，这是一种尝试，要写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而不是用德国眼光书写世界历史。米夏埃尔·曼也获许参与，写了一篇欧洲音乐史，从各种源头写到贝多芬时代。这套书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出版社的数据，后来几年的销售数超过了300万册。戈洛·曼仅在1960年至1965年就拿到16万马克的稿费。突然间，他富有了，成名了，不断有人采访他，请他写文章、作报告。1959年3月27日，50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荣誉——青少年时代的补偿。”[63]
1960～1961年冬季学期开始时，戈洛·曼来到斯图加特，住在旅馆里，不得不请他的新助手们开着车到处跑。他膝盖骨断裂，拄着拐棍走路。戈洛自问，这是不是不祥之兆？
艾丽卡·曼在参与托马斯·曼作品的电影改编——是人家“请”她的，先是《克鲁尔》，然后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电影拍摄。而艾丽卡最主要的项目则是出版父亲的书信集。S.费舍尔出版社为此公开发出号召，恳请有关人士提供托马斯·曼书信的影印件。这本书也是为另一本书作准备——艾丽卡·曼已计划并跟S.费舍尔出版社敲定好的书：她想写一本托马斯·曼传记。可是身体已不听使唤。艾丽卡不得不再三进医院治疗或去疗养院疗养。除吸毒、嗑药和酗酒等老毛病外，新的疾病和伤痛接连不断：循环系统、胃和支气管有疾，脚骨骨折，尤其是大腿股骨颈断裂后一直未愈。她几乎在每封信里都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当前的病痛，也少不了自我怜悯。1961年1月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也如此，此信是她在苏黎世的西斯兰登医院写的，她不得不在那里接受血栓治疗。艾丽卡描述了她处处受限的状况，然后说母亲亦经常生病，支气管炎，又染上了病毒，之前两次发生血栓，现在又有“严重的肠炎”。可惜伊丽莎白对“亲爱的母亲关心得少得可怜”。伊丽莎白每次来访，总是很快便又消失；每次带母亲去滑雪，总是跟女儿上滑雪道，对老母亲整天不闻不问。母亲现在需要帮助，需要人陪着聊天。她自己目前在医院，伊丽莎白的女儿们都成年了，可以管好自己了，一句话：“希望你这位人所皆知的宝贝疙瘩能来”，而且是“特别希望”。[64]伊丽莎白答复说，眼下还真不行，杂志的事务太多。跟母亲通过电话后她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母亲的状况令人担忧似的。是否能发动在苏黎世的那么多亲朋好友来陪陪母亲。“你的意外指责让我真的感到意外，也让我痛心，但我决定不再纠缠此事。”[65]
成为公众人物后的弊病，戈洛·曼看得很清楚。在加利福尼亚州时，他跟男友埃德·克罗茨在一起生活，根本就不用遮遮掩掩，因为没人对他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他得小心了。1955年以来，他有了个男朋友——汉斯·贝克（Hans Beck），戈洛认识他时他还是个中学毕业生。在此期间，戈洛资助贝克学医。戈洛于1962年荣获冯塔纳文学奖，他跟汉斯·贝克一同前往柏林。他们订旅馆，对外是每人一间房。他把这位年轻人称作继子。无论如何别惹来闲言碎语。过后，两人继续前往汉堡。这是私人旅行，所以戈洛在这里敢跟这位男友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而不用再订一个房间来做样子了。
图42 汉斯·贝克于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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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月，法兰克福大学生杂志《铁饼》（Disku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西奥多·W. 阿多诺进行猛烈攻击。这位社会学教授跟马克斯·霍克海默一起成为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因为一篇音乐评论而遭到质问。文章是他在1934年流亡国外前匿名发表的。阿多诺在文中赞赏男声合唱团唱希特勒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诗——该诗被谱成曲子，还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浪漫现实主义（romantischer Realismus）”这一概念——一个算在戈培尔名下的概念。[66]阿多诺当年顺从的自我同化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也成为艾丽卡·曼跟阿多诺书信往来时的话题。他们因为出版托马斯·曼的书信一直保持着联系。“真是的！不就是几个考虑不周的句子嘛！”艾丽卡写信给他。倘若是托马斯·曼，也同样“不会理睬这桩小事的”，而且“他在梦中也不会对您这样一位他非常敬重的人在年少时的那么一点点傻事而有所怪罪的”。更何况阿多诺是多么“优雅”地从这么一桩“区区小事”中脱身的。[67]阿多诺放下心来，回信告诉艾丽卡，她的信让他感到很高兴，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声援能比得上艾丽卡·曼的。希望能够再次相见。致以最热诚的问候，也请向敬爱的母亲问好。[68]
西奥多·阿多诺跟马克斯·霍克海默曾是曼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邻居：曼家如果出行，霍克海默夫妇就照看房子和花草，两家相互邀请喝茶或吃晚餐，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入籍时他们还作为证人予以帮助。就《浮士德博士》一书而言，倘若没有阿多诺的建言和对书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很难想象能获得成功。阿多诺并没有期望得到什么回报，对那场争论也一无所知，即托马斯·曼在描述小说创作过程时考虑如何描写阿多诺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艾丽卡与卡蒂娅·曼的坚持下对小说进行的删减处理。大家相处得都非常友好，回到欧洲后依旧如此。但这都是虚情假意。多年来，法兰克福再三作出各种努力，要聘请戈洛·曼到大学来担任教授。特别是黑森州文化部部长，一位《德意志史》的铁杆崇拜者，竭尽了全力。可这位部长每次都遭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的指控荒唐可笑，却十分有效：戈洛·曼，其母亲按照纳粹的标准为犹太人，却被指责为暗地里反对犹太人。他们还凭借某些迹象宣布戈洛·曼是同性恋，而让这样的人担任大学教师是对年轻大学生不负责任。戈洛·曼获悉了这两项旨在阻止他去法兰克福任教的指控。他反过头来又把阿多诺那篇难堪的音乐文章寄给《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文章是艾丽卡弄来的，她还鼓励戈洛这样做。但该报拒绝发表。争夺影响力及对公众的吸引力把昔日的流亡战友变成了敌人。这是暗中的敌意，背地里暗潮汹涌，表面上却极其热情。这不是艾丽卡·曼的行事风格。她要求赔礼道歉，而不是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在试图通过弟弟戈洛让阿多诺的文章变成一场丑闻时，艾丽卡就建议，报纸一定要提到消息来源是谁。[69]1963年4月，她通过写信让阿多诺落入圈套后，好好享受了一回报复的甜美滋味。艾丽卡在回复阿多诺那封感到放心的信时写道，好一个“恐怖又可怕的误会！”“恰恰是您，‘浮瓶传信’[70]之语言的发明者（跟霍克海默一起），居然把我所说的全都当真——倘若是我，肯定不会这样。”阿多诺应当知道，“但凡事关戈培尔、席拉赫及其同谋者”，她“从来都不会开任何玩笑”。阿多诺肯定会注意到，“我的每一个用语‘听起来’都那么不可信，或者说错得那么离谱（‘从音乐上’来讲）。‘不就是几个考虑不周的句子嘛’！考虑不周？您当年还是个小男孩吗？”他真会相信，托马斯·曼拿这件丑闻不当回事？“他肯定会对您大加讨伐，愤怒到极点，相比之下，‘沃坦的愤怒（Wotans Zorn）’[71]不过是喃喃耳语罢了，剩下的是反感与不信任，而且肯定永远不会消失——并且永远无法消除。”[72]
1963年7月，戈洛·曼退掉了斯图加特的房子，在打包装箱。他在这里住了不到三年，现在离开这个城市，回到母亲位于基尔希贝格的房子里，他在屋顶阁楼的一个小房间反正住了好几年了。戈洛在大学停薪留职一年，但并没有再度回到斯图加特的打算。1962年12月，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危机，不得不住进一家精神病医院。活动安排的压力太大，人们想从他这儿得到的太多，他不能说不，浪费了许多精力。戈洛马不停蹄在外面跑，面对人山人海的观众登台演讲，但让他非常气愤的是，斯图加特对他所作的贡献几乎视而不见。当年，他有意识地挑选了一所技术大学而不是综合性大学，因为行政管理事务比较少。但是，除了几个拿他的课程当副科来修的未来工程师和对他产生兴趣的几位斯图加特女士之外，来听他讲座的人寥寥无几，这让他很生气。此外，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想当个作家。戈洛·曼总说他要写一部重要作品，不是杂文，也不是报告。虽说迄今为止出版的那些书，尤其是《德意志史》赢得了巨大成功，但他觉得它们都谈不上真正的扛鼎之作。要写一部比较重大的、新颖的、叙述性的著作。在熟人圈子里，他偶尔会说，当年要是愿意的话，本可以当名作家的。他姐姐艾丽卡回答说：“能者为之。”[73]
图43 卡蒂娅跟戈洛·曼在基尔希贝格家里的游泳池里
1963年7月，曼氏一家人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Baur au Lac）庆祝母亲80寿辰，该酒店正是1905年卡蒂娅和托马斯·曼旅行结婚时的住处。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从美国赶来。伊丽莎白带着女儿多米尼卡从意大利来，比多米尼卡大4岁的安吉丽卡在等待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所以不能来参加——卡蒂娅·曼的第一个重孙米歇勒（Michele）四周后呱呱坠地。莫妮卡·曼从卡普里岛来，家里的其他人反正都生活在苏黎世或附近。伊丽莎白的女儿在上大学，安吉丽卡学物理，多米尼卡学生物。弗里多刚从苏黎世音乐大学结束学业，正在探寻他未来的生活道路。祖母生日刚过，他就从基尔希贝格的家里搬了出去，为的是去罗马参加一个音乐指挥的课程，其实他有个秘而不宣的目的：改信天主教并学习天主教神学。他弟弟托尼刚完成了花匠学徒的课程。卡蒂娅·曼的生日变成了一个难得的全家人再次团聚的机会。
生日过后，戈洛·曼跟弟弟米夏埃尔和他儿子弗里多去奥地利徒步旅行。兄弟俩关系不错，谈论了许多事情，也包括父亲。父亲之死对他们俩来说既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解放。米夏埃尔·曼已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学习，以一篇关于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音乐批评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大学拿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对于他的入选，日耳曼语言文学系有人提出批评，说聘用他仅仅是因为那个姓氏的光环。米夏埃尔逐步开始接触父亲的作品，但也仅限于作品。他曾写信告诉艾丽卡，一听到父亲的录音就有心理障碍，由于同样的原因，他看到姐姐编辑出版托马斯·曼书信集就敬而远之。[74]但他已经收集了材料，打算出版一部托马斯·曼文集，要成为“内心自传”一类的书。[75]边徒步旅行边交谈，米夏埃尔和戈洛一致认为，父亲其实是个胆小如鼠的男人，这样就能解释其生活与作品里的许多现象。戈洛·曼说，他自己胆子也很小，不像米夏埃尔那样胆大。聊天时大家无所忌讳，所以米夏埃尔坦白了一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怀疑戈洛是托尼的生父。这让哥俩都捧腹大笑。据说如此。[76]
莫妮卡·曼出了本新书，题为《宇宙的圆点》（Tupfen im All）。新书开篇第一章叫“城市”，第一节为“地下铁道”：“下面那儿永远都一样。永远都是破烂不堪、震耳欲聋的单调。永远都是深处的屈辱。这是啥地方呀，一个个挤在一起，就像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我们心中响起安慰的话语——很多我们这样的人！”[77]她写的书只要不涉及自己家，就只能在越来越小的出版社出版。各家报纸也拒绝评论她的大部分作品，如果内容不涉及曼氏家族或她著名的父亲的话。她在卡普里岛自己的房门上挂了一个牌子：“莫妮卡·曼。作家”。可几乎从来没有人登门拜访。
艾丽卡·曼编辑出版三卷本托马斯·曼书信集，其中头两卷于1962年和1963年发行。这是女儿为父亲做出的又一大壮举：数千封信，收信人散落各方，要动员他们提供复印件，再对这些浩繁的信件进行筛选，真是艰辛至极。就其文字编辑工作而论，能说的好话也就这些了。艾丽卡·曼对文字工作。在导言中，她对编辑工作进行说明，同时穿插着个人对父亲的回忆——那些家庭的传奇也没有忽略。在这里，托马斯·曼得以再次用克劳斯虚构出的警句格言来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天空不久将出现一把带血的剑。”[78]艾丽卡·曼对书信所作的说明很肤浅、不严谨，时而过于简短，时而啰里啰唆，总体来看不够专业，因而遭到批评家的嘲讽。更严重的是她所作的删减。刊印托马斯·曼的信件，要对有些段落作删节处理，对此，艾丽卡有其标准：在不同信件里内容重复之处，还有“过于私密”的内容——对后者公众“还”没有知情权。[79]第一个标准引发了批评：英格·延斯（Inge Jens）在《时代》周报上写道，这种做法“破坏了”信件的上下关联，读者原本宁愿看重复的段落而不要看到这类删减。[80]可批评家们并不知道：对这些书信的删减范围实际上还要大得多，不仅仅涉及重复的段落和“过于私密”的内容——当然也包括这些，比如托马斯·曼提到其同性情爱的地方。在第一卷的导言里，艾丽卡·曼引用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的话，想通过这些书信集向人们展示，托马斯·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81]听起来很好，事实上却跟她想做的背道而驰。特别是有关政治的段落，只要这些段落跟艾丽卡·曼要描绘的父亲形象不一致，她就删除：针对民主的批判性言论，这些言论就是在美国那些年的信件里也可以读到，还有托马斯·曼在流亡的最初几年所表现的摇摆不定。第一卷里，艾丽卡·曼挑选出12封父亲给她的信，却没有一封是1933年以后那段时间的，当时——尤其是到了1936年——艾丽卡使尽了浑身解数要说动父亲公开宣布自己流亡。为了维护父亲的形象，她选用了托马斯·曼的一篇文章，也就是他在克劳斯和艾丽卡合著的美国流亡之书《逃避生活》里，为描写自己的那篇人物特写所写的前言。这篇文章被当作父亲致大女儿和大儿子的私人信件来处理：[82]这样做是为了突出父亲的典型形象，而这种形象是托马斯·曼塑造给美国读者看的，目的是宣传他在流亡初年的政治态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艾丽卡·曼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敦促父亲以流亡者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艾丽卡不仅删掉了托马斯·曼在1945年以后对德国的批评——1946年给儿子戈洛的信中关于和平同盟的那些犀利言辞，还有德国人“愚蠢”以及希望来一场新战争的说法，而且甚至对删节处未作任何标识。[83]在一封给弟弟戈洛的信里谈到书信集的一个问题时，艾丽卡称，她对待真相是“实验性的”，只是尝试，是例外。[84]这是句玩笑话，却又并非玩笑。
第二卷的跨度是从1937年至1947年，也就是托马斯·曼的美国岁月。他写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构成该卷的主要内容，这些信均由这位美国女友提供给艾丽卡·曼：艾丽卡收录了110封，占该卷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书信往往涉及政治，只要是艾丽卡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她就照删不误——她相信托马斯·曼的这位女崇拜者不会对这类删节发表意见。艾格尼丝·迈耶为曼氏家族作出了巨大的付出，艾丽卡·曼却只字不提，在导言里只谈到迈耶“乐于助人”。很多信都谈到托马斯·曼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那个收入不菲的“顾问”职位，对此，艾丽卡在一个注释里提到是艾格尼丝·迈耶“推荐”的他。至于说这一职位不过是貌似存在，顾问的薪酬是艾格尼丝·迈耶用私人财产支付，目的是资助曼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盖房子，这些情况这卷的读者当然了解不到。[85]曼家的形象——“在赤贫中”走向流亡生活，后来通过艰辛的打拼和取得的成就不但自己养活自己，还去帮助别人，是艾丽卡在这本书和其他文章及采访中塑造的，跟其他家庭传奇的性质如出一辙，比如她从纳粹严密看守的慕尼黑家中抢救出《约瑟》手稿等。[86]
艾丽卡于1961年5月把托马斯·曼书信集第一卷的导言寄给戈洛，戈洛小心翼翼地试图建议姐姐采用另一种风格：宁可“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字斟句酌、官方文风、平淡、简短”，比如说不用个人的眼光来描述父亲。“当然可以采用另一种风格”，戈洛立刻又退了一步。[87]他不想破 坏跟姐姐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关系。艾丽卡没有理会这一建议。在导言的结尾处，她让父亲在回忆中变得栩栩如生，强调他的可亲可爱，他对别人的关怀，感谢别人让他开心。艾丽卡还谈到父亲喜欢自己的亮相，并引用托马斯·曼本人的名言：他在“沙龙”里是个“相当平淡、无聊的人”，到了大讲坛上却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说这话时他还笑了。艾丽卡·曼补充说，“都过去了。他——那个磁石般的人物，再也不能吸引我们，让我们无法摆脱。”[88]这是一部献给父亲的爱的宣言，一曲哀悼失去父亲的动人挽歌。以女儿兼出版人的身份保护父亲的传记和著作不受敌对世界的攻击，这样做不可能给她带来幸福，更不可能把父亲还给她，这一点艾丽卡预感到时已为时太晚。大概在跟女友希格涅·冯·斯坎佐尼（Signe von Scanzoni）交谈时她也才真正感悟到。[89]
莫妮卡·曼萌发了写本新书的想法，于是跟姐姐商量。姐妹俩勉强克服了1956年的那场危机，在过去几年里不时有信件来往，但只有像母亲过生日那样的极少数机会才能见上一面。莫妮卡于1964年1月写道：“另外，我打算出一本文选。《我们这十一口子》（Wir sind elf，包括外祖母、外祖父），十一口写作的人。不是豪华的纪念碑，更多是开心的东西，是优雅的小雕像。”一本收有家人文章的集子将由莫妮卡·曼写序并出版。她请艾丽卡同意她这样做，可能的话请她选一篇合适的克劳斯的文章。按照莫妮卡的计划，父亲将由《约瑟》里的一个章节来代表。“尚未敲定哪家出版社。反正是一家好的。”[90]艾丽卡·曼的答复明确无误：不同意。这一计划“完全不合适”，而且“没有品位”，何况这不只是她个人的看法。然后艾丽卡又拿其他事情说事：莫妮卡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一再发表关于家庭和父亲的文章，大家在一次“圣诞节家庭咨询会”上谈到了这些文章，参加会议的除她外，还有戈洛、伊丽莎白、母亲和几位朋友。与会者对莫妮卡散布的那些谎话——在其自传里，现在又不断出现在她新写的文章里——都感到非常气愤。对于这些谎话，人们现在都信以为真，并拿去当作原始资料使用。比如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曼家过圣诞节的文章：父亲根本没有把雪茄烟放在莫妮卡声称的地方，而是放在另一个柜子里，金箔片在圣诞节前不是放在孩子们的手里，而是撒在床上。“没人强迫你叙述些你想不起来或者你觉得令人感动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不符合事实的话。有一点是板上钉钉的：你要是再一次把你那些关于魔术师或［和］他家的‘回忆录’公开抖搂出来，其中含有不实之事的话，米兰因和我就将发一份说明给各家新闻社，声明所有这些回忆录——不管其文学价值如何——均不能、也不容许作为原始资料被 使用。”艾丽卡还在信末附言里加了一句：“这封信米兰因读过并表示同意。”[91]家里个个都跟她作对。这封信深深刺痛了莫妮卡。她痛斥姐姐“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怪罪”她，完全是出于“极大的嫉妒心”。大家不是不知道，她没想提供什么“原始资料”；我“以印象主义的抒情方式抒发感情，某些地方带有自传体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或愿意的话——得出结论，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不污蔑任何人，也不打算给文学史添加些垃圾和谎话，抑或造成其他什么伤害”。[92]姐妹俩就此中断了联系。
图44 莫妮卡·曼跟安东尼奥·斯帕达诺在卡普里岛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1968年5月从加利福尼亚州写信给母亲，激动地报告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她是在伯克利参加的。此时已成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正式教授的米夏埃尔也参加了。这两个小弟、小妹关系很好，自从伊丽莎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以来，两人见面的次数又多了起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在意大利施展了各种才华，写了不少小说和剧作，其灵感得益于她的意大利生活伴侣、比她大33岁的科拉多·图米亚提（Corrado Tumiati）。卡蒂娅·曼这样评论女儿对老男人的偏好：“谁也不可能把他当我儿子看。”[93]后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发表了一本表明心迹的书——《妇女的崛起》（Aufstieg der Frau）。这本书描述对人类和动物世界女性本质的各种观察，试图展示一个乌托邦的未来世界，女性在这样的乌托邦里依附于年长的男性，以便学习，然后摆脱他们，走自己的路。接下来她把人与动物的交流当作自己的课题，研制了一台她的那些狗能弹的钢琴，还教她的猎狗“阿里（Arli）”用打字机打字——一台专门设计的狗鼻子打字机。圣诞节时她把狗写的信息发了出去。伊丽莎白从苏黎世出发，开车去旅行，穿越印度，跟大象进行交流。她联系上一位巫师，这人有一只神犬。所有这些事情她都在自己的书里进行介绍，这些书的名字有《动物世界：从写字的狗到看书的猴子》（Das ABC der Tiere. Von schreibenden Hunden und lesenden Affen）等：“现在［那条狗阿里］完全无须帮助就能写了，而且空格完全正确：一条坏一条坏狗（A BAD A BAD DOOG）。他说的是真的？我们面临真正交流的突破口吗？”书的作者确信无疑：“他‘说的’真是他要‘表达’的。”[94]姐姐艾丽卡有一次问伊丽莎白，她自己是否相信她所描写的这一有趣世界，或者她“只是想要成功和金钱”？[95]
图45 1960年代的艾丽卡·曼
1964年，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应朋友罗伯特·哈钦斯之邀，去位于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由他成立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工作。从这时起，她又重新开始研究世界政府的设想。科拉多·图米亚提于1967年去世后，她彻底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住了。可是，伊丽莎白已经不喜欢“穿旧鞋走老路”了——她现在这样称呼那个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实施的旧日想法。前不久她接触到一个新课题。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阿维德·帕尔多（Avid Pardo）于1967年11月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作了一个演讲，热情地为实施一部新海洋法作宣传，据此，海底将被宣布为人类共有遗产。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深受鼓舞，立刻邀请阿维德·帕尔多来圣巴巴拉。她找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说服了哈钦斯并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她要拯救海洋。伊丽莎白于1968年5月给母亲写信，满意地谈到世界大国美国的衰败以及政治上的希望——在意大利和法国建立左派的社会党人政府。在离伯克利不远的奥林达（Orinda）——米夏埃尔在这里盖了一幢房子——举行过一次反越战游行，事后她“挺开心的”，“阳光灿烂，游泳池，鱼子酱，愉快的谈话”。S.费舍尔出版社是否终于把托马斯·曼的稿酬汇出了？她曾收到数额为10万马克的部分预付款，但通常的清单还没寄到。她的工作“进展顺利”。[96]
戈洛·曼辞去斯图加特的教授职位后，跟母亲和姐姐艾丽卡一起住在基尔希贝格的别墅里。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女儿伊丽莎白，[97]她跟戈洛就像过着“很不错的婚姻”，但他的多愁善感和抑郁发作的阶段让人感到压抑。在另一封信里她又写道，“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生活总是这么循规蹈矩、慢慢流逝”。[98]生活变得有些空落落的。因为一再出车祸，前不久她失去了驾照，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没有拿回来。身体不算好，但她不喜欢诉苦。跟艾丽卡的关系不好，影响到家里的气氛。母亲告诉伊丽莎白，“艾丽卡心肠不好”。[99]她检查母亲的信件，有时候以卡蒂娅的名义回信。两个强者碰撞在一起，中间夹着无助的戈洛·曼，他不是个很机灵的调解人。双方都不太拿他当回事，在电视里露多少次面也好，拿过多少种奖也罢，就连给联邦总理当顾问也没用。戈洛说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冷战”，要是他觉得受不了，往往外出旅行，不是去朋友处就是去位于泰辛的度假房。[100]
1969年5月，戈洛·曼告诉一位女友，他们家里简直是糟糕透顶。姐姐艾丽卡得了重病——“一个无法治愈的脑肿瘤”。动过手术，却不成功，还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101]五周后他又写道：“可惜姐姐还活着：因为这已经不能称为‘活’了。好几个星期了，她连一个字也没吐过：只有眼睛还无比悲伤地瞅着，充满着恐惧和疑问，还有责怪。”[102]戈洛·曼不再去医院看她，看着曾经那么受人称赞、魅力无比、让人钦佩的姐姐到了只有儿童智力的程度，他受不了。相反，这星期刚过完86岁生日的卡蒂娅·曼每天都去女儿那里，艾丽卡·曼的最后一位生活伴侣希格涅·冯·斯坎佐尼只要有机会也来看望她。艾丽卡·曼于8月27日离开人世，距父亲逝世14年，离弟弟克劳斯·曼去世20年。不久，希格涅·冯·斯坎佐尼开始写下对艾丽卡·曼的回忆和思考，不是写给公众，而是写给自己。她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柔情似水的艾丽卡·曼，对父母家、对老母亲负有责任感，跟这位女友等待着“以后”——等到母亲去世以后一起去克洛斯特斯（Klosters）的一幢房子里共度未来；这样一个未来没有了，现在艾丽卡已先于母亲安葬在基尔希贝格的墓地，在父亲的右边。
五年前发生争吵后，莫妮卡·曼跟大姐再没有任何联系。米夏埃尔和伊丽莎白·曼在艾丽卡动过颅脑手术后分别从美国赶来看望濒临死亡的大姐，安慰年迈的母亲。莫妮卡待在卡普里岛，连姐姐的葬礼也没参加。卡蒂娅·曼生气地给她写信，大加指责。“谁都推卸不了责任”，莫妮卡·曼答复道。“但凡对我有一丁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我是个拘束、内向的人，因而绝不缺少情感、同情与关心，也许比较安静和疏远。我所说和所写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涉及家里的事情，听上去总是‘相当动人’，这是睿智、亲近的朋友们说的。这必然有其原因！我过的（当然有其原因）隐居生活可能让我遵循其他规则，我遵循的生存规则跟你有一点点不同，你能认可并予以尊重吗？我只求把我和我的生活安安静静地安排妥当，不想惹是生非。”[103]
在过去几年里，米夏埃尔·曼特别小心，尽量不跟大姐艾丽卡发生争执。每逢姐姐必须去医院治疗，他就经常写信让她开心，给她送花。姐姐去世后，他第一次走进基尔希贝格父母房子时说：“其实这里现在真的蛮舒服的。”至少莫妮卡·曼在1984年发表的《试谈艾丽卡·曼》（Versuch über Erika Mann）一文中是这样宣称的。她这样评论弟弟的这句名言：“什么叫不孝不敬的典型？这就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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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卡蒂娅·曼的《我未写的回忆录》（Meine ungeschriebenen Memoiren）出版。正如书名所述：这是一本卡蒂娅·曼不想写的书，她没写这本书。它由米夏埃尔根据一系列电视采访卡蒂娅·曼的记录编辑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在伊丽莎白·普莱森（Elisabeth Plessen）对她进行采访时，卡蒂娅·曼勉勉强强才同意。她说，之所以接受采访，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和好脾气”。“一直都有人要我写回忆录。对此我说：在这个家庭里一定得有一个不写作的人。”[105]现在，这本未写的书在卡蒂娅91岁生日过后不久出版，作为她丈夫百年诞辰纪念的序曲。在回忆录里，卡蒂娅·曼以聊天的方式讲述跟托马斯·曼在一起的生活，讲述家庭及其各种冒险经历，还有“魔术师”去世后的生活状况。其中有很多趣闻逸事，经过这许多年后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一如既往地辛辣有趣。书的最后是家人的谈话。戈洛·曼说，按照法国人的诙谐说法，“有些寡妇好丢人现眼”，他母亲却从不这样，也从来不想在公众面前抢着出风头：“她不想出风头，甚至该出的时候也没出，这是我的看法。”“行了！”母亲回答道。“老冯塔纳（Fontane）曾经说过：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好好活，现在我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这样做罢了。”[106]
1975年6月的第一周，汉萨城吕贝克市庆祝其伟大的儿子托马斯·曼诞辰100周年。托马斯·曼的遗孀卡蒂娅从瑞士前来参加活动，由一个女护理员和两个儿子戈洛、米夏埃尔陪同。戈洛·曼自觉自愿地将舞台留给小弟，所以由米夏埃尔·曼在纪念父亲的大会上发表演讲。米夏埃尔的演讲充满哲理，学术性强，哥哥戈洛不无吃惊地在日记里记下。[107]本能让米夏埃尔远离父亲，在日耳曼语言文学方面的抱负又让他欲罢不能。米夏埃尔已计划好在欧洲进行报告之旅，作关于父亲的报告，总共86场——再一次以“独奏艺术家”的身份巡游。来欧洲前他已在美国上过几次台，但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首次作关于托马斯·曼的报告时就绊了一跤，从讲台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接下来他拄着拐棍继续报告之旅。戈洛·曼特别迷信这类征兆，因而很担心：父亲诞辰纪念年开局不顺。[108]
弟弟接手了作为托马斯·曼继承人的部分任务，戈洛·曼对此感到高兴。他经常强调绝不想当父亲“在地球上的牧师”。[109]可每当他认为托马斯·曼受到不公正的公开批评时，他又会气愤不已。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工作笔记》（Arbeitsjournale）发表后，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在加利福尼亚州流亡期间，托马斯·曼眼睁睁地看着哥哥海因里希·曼差点饿死。对此，当儿子的戈洛在《时代》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回应这“臆想的诽谤”。[110]他跟弟弟时常商讨两人都涉及的事情：在公开场合出场前吃什么药片，哪一种药对治疗抑郁疗效好，他们俩都在跟这种疾病作斗争。两年前，米夏埃尔曾写信问哥哥，现在有一种叫锂的新药，“你知道吗？”他想请一位“透露这一消息的心理医生”开这种药，“教宗的手杖或许还真能开花呢！”[111]兄弟俩还交换作为“托马斯·曼儿子”的经历，看谁有过更离谱的经历。他们谈到有这样一类人，谈话一开始便讨论父亲，作一些不恰当的比较，或提一些令人发窘的问题。父亲也经常成为两人聊天的话题。米夏埃尔在一封信里给哥哥描述了一个曾经做过的梦，“在魔［术师］去世前不久，我把他痛打了一顿”。当米夏埃尔跟他讲这个梦时，戈洛回答说：“这样做哪里还值得呀。”[112]戈洛·曼自己常常梦见父亲并把这些梦记录在日记里：“父亲长途旅行回来，好像又是庆祝一个什么大生日。我跑进他待的房间，说了个反正挺尴尬的‘那么’，我是那么幸福，那么激动，真的好想拥抱他。他冷冷地躲过我，嘴里冒出一个硬邦邦的‘再见’。”[113]
戈洛·曼创作的传记《华伦斯坦》（Wallenstein）于1971年出版，成为惊人的畅销书，这本书厚达1300页，在一年之内卖出近10万册。大部分评论家的反应都是欢欣鼓舞：一部“撰写历史的大师之作”，一件“学识渊博的艺术品”，一曲“讲述历史的凯歌”。与此同时，戈洛·曼作为政论家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多年来，他赞同跟东欧阵营国家进行对话并和平共处，为推行新东方政策而奋斗。戈洛认为，作为第一步，必须最终承认，德国东部地区已经失去，因为除非进行战争，否则如何能从波兰人手中夺回西里西亚（Schlesien）？无论是作报告，参加专家论坛讨论，抑或在电台和电视节目里，他都坚持这一立场，因此多年来一直遭到攻击，甚至包括谋杀恐吓和反犹势力的袭击。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总理后为其新东方政策大造声势，戈洛·曼站在他一边，既当顾问又当评论家，给报纸写文章，接受采访，参加公开活动。现在，《莫斯科条约》（Der Moskauer Vertrag）等签订后，他功成身退。社民党左翼青年和埃贡·巴尔（Egon Bahr）关于一个中立社会主义德国的蓝图让他坐立不安。在他看来，对融入西方和欧洲的联合绝不能产生任何动摇。
参加完1975年吕贝克的庆典后，戈洛与米夏埃尔兄弟俩各奔前程。戈洛·曼去看望昔日的生活伴侣汉斯·贝克。贝克在几年前成立了家庭，成为两个女儿的父亲。虽然没有结束大学的学业，却在戈洛·曼的穿针引线下，在位于莱沃库森（Leverkusen）的化学康采恩拜尔找到了一个职位。在莱沃库森奥普拉登（Obladen）他家的房门口挂着一个牌子：“贝克-曼”，房子是戈洛资助的。从1968年起成为瑞士公民的戈洛·曼这时获悉，他收养汉斯·贝克的申请遭到拒绝，本来这样可以正式让他们一家成为曼氏家人的。此后不久戈洛·曼申请德国国籍，以便按照德国法律收养汉斯·贝克。被褫夺国籍近40年后，戈洛·曼又成了德国人，同时保留瑞士国籍。
图46 米夏埃尔·曼跟继女拉耶在一起
米夏埃尔·曼在启动欧洲报告之旅前，又一次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在此期间，他儿子弗里多已成为临床心理医生，这时带着妻子克里斯汀（Christine）——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贝格（Werner Heisenberg）的女儿——和儿子斯蒂芬（Stefan）也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看望格蕾特·曼并认识了拉耶（Raju），一个印度女孩，是格蕾特跟米夏埃尔·曼于1970年收养的，她当时7岁。可是，米夏埃尔·曼早在几年前因通信跟弗里多发生过争执，随后断绝了跟儿子的关系。只要弗里多来访，他就去他在纳帕谷（Napa Valley）的周末小屋。弗里多·曼给父亲寄来一封信，提议和解。父亲的回信很快便寄到了：“我们俩决定相互保持距离，这一距离不应当成为影响你生活的因素。父亲们和儿子们应当经常相互避开，而不要总是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安排得还不错。”[114]不过，他们俩这年夏天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见了面。上一次相见是九年前，米夏埃尔·曼这次送给儿子一只和平烟斗。
托马斯·曼诞辰100周年过后不久，即1975年8月12日，是托马斯·曼逝世20周年纪念日，他指定的日记保密期也随之宣告结束。他的日记要尽快出版，米夏埃尔想负责这件事。在去作报告的旅途中，他已经让人把日记的片段寄给他，晚上在旅馆里阅读——不管在赫尔辛基、利兹、佛罗伦萨、巴黎还是雅典。他以旅行日记的形式给一位朋友写信，信里隐约提到他大量喝酒和大量服用药片——他在旅行时带着一只公文箱，里面装有特制的“威士忌酒吧”。米夏埃尔·曼还在信里描述阅读父亲日记的情况：“文学上当然可以用，虽然毫无掩饰的隐私让我在准备出版工作时面临着不少问题。”对于1918年的日记他写道：“我还是胚胎。”他读到医生的建议，要把他打胎打掉。“可母亲不愿意。虽说增加人口对经济状况没啥好处，但五个孩子还是六个孩子，这有啥区别吗？这是父亲的立场。他唯一算得上担心的就是，要是再来一个‘宝贝’，可能会减少他对宝贝‘丽莎’（麦迪）诗一般的快乐享受。下一批信里就能看到我出生了。明天在斯德哥尔摩。”他对父亲的日记欲罢不能。“魔幻般的风景，”他在意大利时写道，“在写作和阅读时，担心会错过这些好风景（1954年日记——那场不幸的意大利旅行；我带来的信到此为止）。”[115]
在纪念父亲之年，米夏埃尔·曼集中全副精力忙着父亲的日记。戈洛·曼在他多年担任出版人之一的《新评论刊》上发表了《忆吾兄长克劳斯》（Erinnerungen an meinen Bruder Klaus），这篇人物特写也作为后记发表在一本克劳斯·曼与他人的往来书信集里。哥哥克劳斯在1945年后备受煎熬，因为人们对他的书籍反应不大，兴趣很小，但最近几年来，他成为非常受人欢迎的作家。人们对反法西斯作家和流亡文学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大，再加上同性恋运动发现了克劳斯·曼。德国司法部门也帮了忙。新出版的《梅菲斯托升官记》打上了官司，虽然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已在数年前亡故——其生活伴侣和唯一继承人状告这部小说的出版。联邦宪法法院于1971年裁定，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死后的人格保护要重于艺术自由，因此不允许《梅菲斯托升官记》出版。这一判决给克劳斯·曼带来了巨大声誉。一纸禁令反而撩拨了人们的兴趣。戈洛·曼对兄长的描写充满个人的情感与同情，他在文章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本人就曾向兄长提过，那是克劳斯1948年又一次自杀未果以后：为什么？戈洛认为，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探寻克劳斯在什么条件下不会自杀更有意义。“德国图书市场倘若更早些对他开放，正如其现在所为，倘若他自己弄清楚，就他而言，这里蕴藏着巨大而非微弱的机会，而且他要继续当个美国作家的抱负根植于一场误会，倘若他再耐心等待一下，德国人对他的书籍可能会趋之若鹜，反响、影响和金钱都会向他招手——要是如此，他或许就不会自杀了。另外，倘若父亲——我们说1949年冬天——就去世的话，克劳斯也不会自杀。一小部分原因是有了遗产，到那时自然而然就会分到他头上，更大一部分则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116]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全身心地投入她的人生课题：海洋。她写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海洋之悲剧》（The Drama of the Oceans）。她在书里激动地呐喊，要人们注意海洋的问题：污染、过度捕捞、开采资源，还有海洋对世界气候的意义。此外，她还在演绎着她的乌托邦：要是迄今为止的无人之地——海洋没有陷入民族利益的纷争，而是被宣布为人类的共同遗产，要是人类满怀责任心地从经济上对待海洋，让贫穷国家享受海洋的宝藏及其财富，那会怎样呢？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海底管理局”：“矿藏资源将超越国家领土与法律范畴，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由一个国际组织来开发，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她还明确表示，这样一个机构对她来说只是第一步：“如果能够成功……建立这样一类机制，应对我们的海洋问题……，那么，这种成功的做法可以扩大到更大范围：这样做意味着创立了一种21世纪世界组织的范例。”[117]她没有放弃世界政府的旧日梦想。
图47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跟阿维德·帕尔多于1980年代
《海洋之悲剧》是一本畅销书，被译成13种文字，这是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前，她协助举办了首届国际海洋法会议，并参与成立设在阿维德·帕尔多家乡马耳他的国际海洋研究所。她响应帕尔多的号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课题，现在跟她景仰的帕尔多开始了一段绯闻。伊丽莎白再次将爱情与工作挂钩，这一次她的男友只比她大4岁。他们俩并不经常见面，只是在大小会议上和工作碰面时聚首，一切都要保密。帕尔多没有抛弃自己的家庭。
1976年12月31日晚，米夏埃尔·曼为参加一场除夕夜派对准备住到朋友家里。他妻子格蕾特染上了重感冒，早早就上了床。[118]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玩命工作，特别是为了父亲的日记，该书不久将要问世。米夏埃尔·曼计划出版两卷本的日记选集。第一卷将收录托马斯·曼仅存的早期日记，时间跨度为1918年9月至1921年12月，此外还有1933年至1936年的日记。第二卷计划挑选剩余日记里的一部分，时间为1936年至1955年他去世前。S.费舍尔出版社请彼得·德·门德尔松（Peter de Mendelssohn）评估这一计划，他于1975年发表了一部大型托马斯·曼传记的第一卷。门德尔松认为，差不多所有部分都必须另起炉灶，完全不同于米夏埃尔·曼的计划。他的注释错误连篇，也不准确，对日记所作的删减在门德尔松看来过于随心所欲。书的前言——一篇特别短的“出版人辩护词”——没有一句话对选择的标准作出解释，对日记的历史及其传承亦无说明。同样，对1921年至1933年间日记的缺失也只字未谈，这一缺失造成日记选集第一卷前后不连贯。[119]米夏埃尔·曼对这些建议和批评基本上置之不理。戈洛和伊丽莎白向出版社表示，同意门德尔松提出的修改建议，可能还指出了在法律上决定权在母亲手里。听到这一消息，米夏埃尔·曼感觉打击很大：用产权的归属来威胁他，“做得算不上漂亮（not of particularly good taste）”。他正在寻找一条途径，“我在试着走出所有这些是非之地（I am just trying to map my way out of all this nonsense）”。[120]他说此话用意何在，下一步该如何走，这一点并不清楚。现在，米夏埃尔在去朋友那里欢度新年之前，拿起药片，跟往常一样，用酒吞服下去。他，身着节庆的西服，躺到床上，就一会儿。
格蕾特·曼没有注意到，米夏埃尔根本就没有出门去参加庆祝活动。第二天中午时分，她让13岁的继女去看看，他是否醒了。拉耶看见父亲身着西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苍白。[121]格蕾塔·曼也没能把他叫醒。家庭医生确认米夏埃尔已经死亡，然后打电话给警察。根据警察的报告，此案涉及一位57岁的白人男子，死亡原因明显系过度服用药物。根据死者妻子的描述，死者一直大量服用药片，有安眠药，有唤醒药，还有“抗压力药”。服药时他经常把剂量搞错，或忘记已经吃过药了，然后又吞下平常的剂量。是的，他曾经提到自杀，但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圣诞节对他来说总是意味着抑郁。据家庭医生所述，死者已经有过一次自杀的企图。过量服药过去也发生过，但医生认为均非有意为之。[122]
弟弟去世三个星期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从加利福尼亚州给母亲写信。“但愿你的小牙松动得还不太厉害。牙医那儿去过了吗？”她说刚从欧洲飞回美国，纽约冷得出奇，还提到刚刚跟女友格蕾特过了“开心的一天”。[123]对米夏埃尔只字未提。剩下的三兄妹决定，对母亲隐瞒米夏埃尔——她最小、最宝贝的儿子——过世的消息。卡蒂娅·曼7月满94岁，慢慢变糊涂了。三兄妹认为，母亲因患老年痴呆反正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米夏埃尔住在遥远的异乡，又很少回来探家，所以他们希望母亲察觉不到实情。卡蒂娅·曼偶尔会给远方的孩子们回信。一年前，她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短信的结尾处写道，还能“东拉西扯地写上几句”，“但我觉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她母亲在35年前一样，卡蒂娅·曼感觉精力大不如前，世界也变得愈发乱糟糟的。她在一封致伊丽莎白的信里加了一句，“乱涂了几句”，“但我以前一直对亲爱的父母说：宁愿短点，次数要多点”。[124]一年后，卡蒂娅的老年痴呆发展得很快。孩子们致母亲的信也相应地简短：报个平安，这种交流是不指望有回复的。莫妮卡于3月从卡普里岛写信来，说现在是春天了，“因为地球不停地在转动，我们也跟着它转动并且变老，而地球却没有丝毫变老的迹象。这句话也许记在那本日记里。虽然日记本上了一把小锁，你当时还是照读不误（我当时8岁），还记得吗？！你情况到底怎样？我听别人说——也通过别人了解到——蛮好。我很高兴”。[125]跟昔日那么强大的母亲在一起生活让戈洛·曼备受煎熬。他在日记里记道：“情况越来越恐怖。”她现在每天都在喊“Offi”——她母亲。“我觉得，也更希望这种梦魇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人必须死得及时，否则就毁了一生一世：只有魔鬼才喜欢看到这一切。”[126]他组织人员照顾母亲，让她全天时时刻刻都有人照料。他觉得两个妹妹把担子都甩给他了。妹妹伊丽莎白甚至还写信，说她不认为戈洛作出了牺牲，而是只有好处，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过了一年才又恢复。[127]基尔希贝格家里的状况使他感到压抑，搞得他手忙脚乱。“怜悯”和“厌恶”的情绪不断在切换。戈洛在日记里写道，母亲的有些做法过去就让他惊愕不已，比如缺少章法和性格强硬，到了老年糊涂时仍旧没有改变。然后他又写道：“昨天心血来潮亲了母亲一下，因为我实在觉得她可怜：又在空空荡荡、弥漫着悲哀气氛的房子里四处寻找艾丽卡，那种表情太可悲了。”[128]
在此期间，围绕托马斯·曼的日记爆发了一场争论。S.费舍尔出版社以彼得·德·门德尔松的鉴定为由，敦促在米夏埃尔·曼交来的书稿基础上对日记选集进行修改。出版社恨不得对整个稿子进行全面修改，至少放弃对1918年至1921年那段特别敏感时期的删节，那是托马斯·曼反民主的最后阶段。门德尔松给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写了一封信，指出一部删节本会引发“轩然大波”，“若干年后都不会平息”。全世界都会对“有意在中括号里所加的省略号感兴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猜测，那家人不让发表的段落或许在政治上（或者人品上）比发表的部分还要有失体统”。[129]客观上兄妹三人意见一致，同意门德尔松的意见。问题在于格蕾特·曼，她把死去的丈夫留下来的这一版本当作一种遗愿，坚决反对作任何形式的修改，即便注释里的错误也不容改动。“增加或减少内容，就已经是篡改，已经在改动了，”她写信给大伯子戈洛·曼，“不管作任何改动，只要改了总归是错的，比比的去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定格下来。”[130]伊丽莎白试图说服这位女友，向她解释“不可修改的想法并不正确”。她还以自己的观点来分析弟弟之死，指出他的书稿错误不少，思路有问题，而这跟他的亡故亦有关系。“他知道面临着种种困难：或许这一认识促成了他的死亡。”[131]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坚信，弟弟是自杀身亡。回过头来看，她最后一次看望米夏埃尔时，其行为举止和送给她的礼物无不意味着永远的告别。[132]格蕾特·曼却不这么认为。她告诉戈洛·曼，那是疏忽，是不小心服药过多。[133]后来疑点越来越多。秋天，格蕾特去苏黎世并将米夏埃尔·曼的骨灰安葬在家庭墓地，她给大伯子戈洛·曼带去一首诗，是她在米夏埃尔的纸堆里找到的。这首诗源于题为《自杀者之歌四》（Selbstmördergedichte IV）的诗歌集，内容描写了直到脉搏跳到最后一下的旅行。[134]
父亲的日记对戈洛·曼来说是一大折磨。弟弟米夏埃尔以前寄来首批复印件时，他就在日记里写道：“让人难堪的轻率之举，形同在验尸。他为何没将这些东西销毁？”[135]现在，格蕾特·曼一气之下把米夏埃尔的版本收回后，家里跟出版社达成一致，要彼得·德·门德尔松出版一套基本上没有删节的版本，戈洛·曼作为家属代表必须阅读那些复印件。他决定，只删除很少几段有关隐私的部分，主要是婚姻中对情爱的细节描写，他不想印出来，更何况母亲还健在。另外有些段落他没有删掉，却让他本人备受折磨，尤其是托马斯·曼对同性情爱的渴望、压抑和恐惧——父亲的日记对戈洛·曼来讲形同一面可怕的“超级大镜子”，像是自己性格的写照。[136]再加上昔日共同经历过的悲伤时代又重新浮现在眼前。他妹妹莫妮卡根本就不愿意同父亲的日记有任何瓜葛。她写信告诉彼得·德·门德尔松：“没人问过我，要我的话，就让所有这些东西都见鬼去吧！！！说老实话，这些破事让我作呕。”[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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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戈洛·曼写了一封信：“最亲爱的小猫咪”，开头这样写道，信里透着一种欢快的心情。他告诉妹妹伊丽莎白，跟家人——贝克·曼一家共度节日，还谈到基尔希贝格的房子，说进行了整修并用新家具和画作对房间进行了布置。但他有那么“一丝感觉：好像在布置一艘正在下沉的船”。[138]
1980年4月25日，母亲去世，差三个月97岁。卡蒂娅·曼在基尔希贝格度过的最后时光更多是让人感到悲哀和难过。远方的孩子们不时写写信，伊丽莎白讲述“老掉牙的事”，主要是去参加纽约联合国的各种各样的会议，作为积极分子和说客，她在那里为各种海洋法而奋斗。1978年，提携她的罗伯特·哈钦斯去世后，此时年已六旬的伊丽莎白再次确立新的人生方向。她接受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Halifax）的一个职位——这一职位在1980年将变成一个政治学教授的教席。从这时起，她带着她的六条狗生活在哈利法克斯附近一幢坐落在海边的老木头房子里。伊丽莎白写信给在基尔希贝格的家人：“这算不上疯狂，还有比这更糟糕的。”[139]莫妮卡·曼从她蛰居的卡普里岛写信给母亲报平安，跟她共同生活的安东尼奥·斯帕达诺身患心脏病：“莫妮向你问声好，打电话时你听不出来是谁，拼命在大叫。”[140]莫妮卡在另一封信里写道，戈洛快要过70岁生日了，她自己明年也70岁了：“要是自己的孩子70岁，并非每个母亲都那么开心——因为也有讨人嫌的地方。”[141]1979年3月，戈洛·曼在挚友——黑森的玛格丽特郡主（Margaret Prinzessin von Hessen）于达姆施塔特附近的狼园宫殿庆祝他的70寿辰。联邦总统瓦尔特·舍尔（Walter Scheer）乘坐直升机前来祝贺，许多朋友都一起欢庆，妹妹伊丽莎白和戈洛的继子一家也都在场。莫妮卡没有受到邀请。戈洛·曼忍受不了跟老年痴呆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也不愿意总是跟她的护理人员发生冲突。70岁生日前，他搬到慕尼黑附近伊京（Icking）去住，他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戈洛·曼又一次试图回归家园，又一次回归政治：这段时间，他为巴伐利亚州州长和总理候选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摇旗呐喊。回归德国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人们架起望远镜，仔细观察这位声名显赫的邻居。他让一名漂亮的摩洛哥男佣照顾生活，还经常有年轻后生来访。1980年4月，在母亲临终的最后几天和最后一刻，伊丽莎白跟戈洛·曼都一起待在基尔希贝格。他们觉得死去的母亲“像在睡梦里被睡美人的诅咒击中一样”。[142]
1981年，在纽约为卡蒂娅·曼举行的一场纪念活动上，戈洛·曼为母亲写的一篇悼文被朗读出来。文章里这样写道：“我很不情愿看到前几年、前几个月、前几周的她，可她不得不那样。我愿意看到从前的她，那是保持着自己尊严的她：强大、勇敢、清醒、打不倒压不垮；聪慧、热心、机智，敢做敢当，几乎不流泪，时刻都准备笑；那么天真，却又明察，天生笃信真理，我不认识任何人，能像她那样痛恨谎言；表面上开心，内心里沮丧；肚量大——自己却不知道，帮助人、救助人——却不为此而骄傲；指挥着一个人丁兴旺、令人惊叹的大家庭，就像船长在艰难的航道上指挥着航船一样；忠诚，非常忠诚，对别人、对自己都一样。”[143]
图48 戈洛·曼在母亲去世后致出席葬礼者的感谢信
卡蒂娅·曼留下了近300万瑞士法郎的遗产。戈洛·曼接下基尔希贝格的房子，又搬了进去，付钱给其他遗产继承人：伊丽莎白、米夏埃尔的三个孩子——弗里多、托尼和拉耶。只有妹妹莫妮卡死活不想卖。她宣布，一旦其生活伴侣过世，就搬进基尔希贝格的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戈洛·曼一写信，就会抱怨妹妹的这一想法。“您很意外地详细谈到您的小妹，我对她不了解，只知道写过一本很不错的小书［其自传］”，朋友恩斯特·柯莱特（Ernst Klett）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要是自己的至亲骨肉住在楼上一层，就真的那么糟糕吗？她很有可能疯疯癫癫的，抑或继承了曼氏家族的一种缺陷，并非人人都能像您一样把曼家的各种缺陷转化为积极的因素。”[144]
托马斯·曼日记选集一卷卷地出版，引起了轰动。《法兰克福汇报》以《关于托马斯·曼的真相》（Die Wahrheit über Thomas Mann）为题就第一卷发表评论。马塞利·赖西-拉尼茨基在文章里写道：“到最后，他这样矗立在我们面前：软弱且无力自卫，备受煎熬而令人怜悯，强调自我且十分自负，一些人觉得厌恶，另一些人却钦佩得五体投地。”“他有勇气将自己展现在后人面前，所以伟大。”[145]这些日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托马斯·曼的形象，据说这也是艾丽卡·曼曾经想用自己出版的书信选集来表现，最后却又不愿意表现的形象：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中产阶级的外表，艺术家的内心生活；婚姻，六个孩子，对同性恋的渴望；以自我和作品为中心，却又积极参政；作为德意志代表出场时的淡定自若跟日常的烦恼形成对照。这些日记成为他人尖刻挖苦和攻击他的把柄，同时又将托马斯·曼从古典文学的故纸堆里拽出来，拂去上面的灰尘，让这位“裤褶子”诗人的所有传奇重生：一个诗人，性格冷酷，内心深处波澜不惊，一页接着一页地写个不停。他的书籍销售量在上升。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重新发现了他，甚至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也带着另一种眼光重读这位伟大的同行。对曼氏家人来说，了解到每个人都可能跟这个家庭的私密生活有关，至少从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有些奇怪。对托马斯·曼产生新的兴趣，也表现在询问的人在增多，稿酬支付得越来越高上。托马斯·曼继承人获得的稿酬在1969年下降到12万马克，直到1975纪念年也一直没有太大增加。戈洛·曼曾经担心，最后一次装修房子，大船即将沉没。[146]结果完全相反：随着日记选集相继出版，托马斯·曼的稿酬大增，自1979年起，每年的收入都超过50万马克。[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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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洛·曼在写他的自传。多年来，他一直在考虑，也在跟朋友们商量，应该如何着手这项工作。他觉得，若像兄长克劳斯那样灵活地对待真相，那是错误的，可要像纪德那样毫无掩饰地坦陈一切，又不是他的风格。不应当闭口不谈自己的错误与堕落，却也没必要让自己出丑，这是戈洛的态度：叙述真相，不想讲的就避而不谈。正因为如此，他写的不叫自传，而是书名所指的意思：《回忆与思考》（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这本书于1986年出版，销售状况空前，五个月内卖出10万册。涉及自己家庭时，戈洛·曼只谈他认为有必要的事情。19岁时他曾在日记里把童年称作“可怜的童年”，表述得非常清楚，却不作任何解释。[148]戈洛详细描写自己解放自己的尝试，尤其是在萨勒姆寄宿学校的生活以及跟着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学习。他直陈经历过的难堪局面，其他一些事情却只字不提。此外，他还对几个人物进行了恶意描写，陈述自己的观察，算是报了当年对他造成伤害的一箭之仇。虽说他崇尚真相，但由于日后的各种经验，许多事情还是掺杂了主观因素，特别是年轻时他对政治的那些看法。年事已高的戈洛·曼试图对他当年作为左派的所作所为重新进行解读，将此贬低为短期的误入迷途。他在书中发表的日记内容却纠正了他自己设计的形象。回首往事，其语气是和解的，而非控诉性的。几乎全家人早在1933年以前就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这一壮举戈洛·曼并没有当作英雄史诗来歌颂，而是更多地指出家人的幻想与谬误。父亲的形象显得苍白无力。他的朋友恩斯特·柯莱特写道：“您的读者最好奇的地方，您却让他们‘食不果腹’。这当然是故意为之，其分寸的拿捏在这里做到了极致。”[149]
图49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跟戈洛·曼于1987年
戈洛·曼的《回忆与思考》于1986年问世之际，汉斯·贝克——曾经的生活伴侣，现在的继子去世了。另外一人也告别了人世：安东尼奥·斯帕达诺，他于1985年圣诞节前不久离世。半年后，莫妮卡·曼接受了一个女记者为《金叶子》（Das Goldene Blatt）杂志进行的采访。她伤心地回顾在安东尼奥·斯帕达诺身边度过的日子。他是个普通人，坦率说是个文盲，但在她心里却是个哲学家；在卡普里岛的31年里，除了他，莫妮卡没有找到过其他朋友，现在不得不搬走，因为斯帕达诺家把房子卖了。这次采访也是莫妮卡·曼对自己家人的一次清算。权欲熏心的姐姐艾丽卡自认为似乎比父亲还要闻名遐迩。冷酷、严厉的母亲只知道全身心地照顾父亲而忽略了孩子们。有一次，莫妮卡带着她的生活伴侣安东尼奥来到基尔希贝格，母亲的态度简直是傲慢至极。莫妮卡称妹妹伊丽莎白在音乐上没有天赋，在另一次采访中还说她贪钱。[150]最后谈到哥哥戈洛，莫妮卡说他性情怪僻，到处散布消息，反对她现在搬进基尔希贝格的父母家，虽然从法律上讲她有这样的权利。[151]
情况当然好不了。妹妹搬进来，戈洛·曼就离家外出。她忍耐不住这份寂寞，就逃到一位朋友家。戈洛回来时，莫妮卡也回来，他就再次外出。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折腾，直至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的莫妮卡·曼已是疾病缠身，精神上也已大不如前，戈洛继子的妹妹英格丽特·贝克-曼（Ingrid Beck-Mann）在莱沃库森接纳了她。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1991年初旅行来到科隆。此时她已72岁高龄，仍旧像从前一样在全世界满天飞，以赢得人们对海洋事业的支持。她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参与起草了联合国于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公约》。虽说她提出的要求与希望，尤其是有利于贫穷国家的那些要求与希望并没有全部实现，但也有不少已经落实，比如建立一家国际机构的想法——一家超越各国的海洋权利，把海洋当作“人类遗产”来管理的机构。为此，在牙买加金斯顿（Kingston）建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设在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也是根据该项公约建立的后续机构。为推动世界各国批准《海洋法公约》，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及其志同道合者们这几年来不停地奋斗。《海洋法公约》终于在1994年生效：60多个国家批准了这项公约。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1991年1月造访科隆时，看望了哥哥戈洛，他正在医院检查心脏起搏器和前列腺癌的状况。伊丽莎白写信告诉女儿多米尼卡，戈洛的情况相当不错；相反，她接下来去莱沃库森的贝克-曼家探望莫妮卡时，发现其健康状况不好，血液循环系统的毛病让她日子不好过。她早已是魂不守舍，只有一半尚在阳界，另一半附身于布鲁诺·瓦尔特——这位差不多30年前就已死去的曼家朋友，莫妮卡说布鲁诺把她的所有糖果都吃了。英格丽特·贝克-曼是一名专业护士，充满爱心地照顾莫妮卡和戈洛，堪称楷模。伊丽莎白继续写道，她在考虑，自己是否要在贝克-曼家里预留一个房间……[152]
1992年3月17日，莫妮卡·曼去世。戈洛，她年过80岁的哥哥，无论精神还是体力上也已每况愈下。在他的最后岁月，英格丽特·贝克-曼也同样精心加以照料。莫妮卡谢世两年后，1994年4月7日，戈洛·曼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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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圣诞节前不久，《曼氏家族——一部世纪小说》（Die Manns. Ein Jahrhundertroman）在德国电视台播放，引起了轰动。以导演海因里希·布雷吕尔（Heinrich Breloer）为首的制作组历经四年的辛劳，制作了这部“纪录大片”，共分三集，耗资2000万马克。在该片中，原始图像、采访时代见证人跟电影的场景相互交替。阿尔明·穆勒-施塔尔（Armin Mueller-Stahl）[153]展现了一个柔和、疲倦的托马斯·曼形象。这些电影和相关的三集纪录片里的明星却是另一个人，一个梳着短发、个头矮小的老年妇女，不断发出咯咯的笑声：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这位曼氏之家的最后健在者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大家曾经相互支持，和谐、友好地相处，父亲充满爱意地眷恋着妻子和所有的孩子。弗朗克·谢马赫（Frank Schirrmacher）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这样写道：“说话人是尚健在的那一位，恰恰又是一辈子日子过得最好的那一位。”[154]
对于最近几年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保持沉默，这些事跟公众舆论无关。围绕莫妮卡的遗产问题发生了争执，结果对簿公堂。莫妮卡指定哥哥戈洛为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她的财产要通过戈洛留给贝克-曼家人，他们在莫妮卡的最后岁月照顾了她。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跟弟弟米夏埃尔的两个儿子一起打官司，质疑莫妮卡的遗嘱和戈洛，理由是莫妮卡在思维上已无分辨是非的能力。戈洛·曼去世后，双方于1996年达成和解。之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仍旧不依不饶，诅咒那些坏心肠的人——莫妮卡和戈洛在晚年落入了他们手中。[155]海因里希·布雷吕尔为拍摄曼家的电影曾经采访英格丽特·贝克-曼，由于伊丽莎白态度强硬，并以停止参与相威胁，所以电影里没有播放这次采访的任何一个镜头。戈洛·曼作为家庭代理人曾管理基尔希贝格家中的财产，英格丽特·贝克-曼却将这些家产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卡蒂娅·曼的母亲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的日记，伦巴赫（Lenbach）[156]画的海德维希·多姆（Hedwig Dohm）、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和12岁时的卡蒂娅的肖像（图46的背景油画），以及弗朗茨·德弗雷格（Franz Defregger）画的卡蒂娅·曼兄弟埃里克的童年肖像——所有这些画和其他一些东西后来都出现在莱沃库森，其状况之悲惨令人扼腕。[157]为了实现拯救海洋的目的，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不遗余力地争取获得莫妮卡·曼的钱，却对家庭的遗产置之不顾。
在跟海因里希·布雷吕尔交谈时，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也谈到了艾格尼丝·迈耶，这位曼家的美国女友于1970年去世。伊丽莎白认为迈耶是个“伟大的女性，智商特别高”，但往往会“纠缠不休”。然后又说到艾格尼丝·迈耶甚至对克劳斯·曼办的《决定》杂志也不肯解囊相助：“有钱人吝啬，所以才有钱。”[158]这是曼氏家人对其伟大的资助者所作的最后评价。
《曼氏家族——一部世纪小说》于2001年底再度掀起一轮新的曼氏热潮，收视率非常高，曼氏书籍的销量也一再飙升。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顿时成为德国的宠儿，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脱口秀。这些热闹的场面对她为之奋斗的海洋事业非常有利，可惜她未能享受多久。2002年2月，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去圣莫里茨（St. Moritz）度假滑雪，因染上一种急性肺炎于2月8日在当地去世。头一天她还活跃在滑雪场上。
曼氏家人的墓地坐落在基尔希贝格墓园，居高临下，远眺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一家人安葬于瑞士的土地上，离位于老乡村公路街39号曼家的最后一处居所不远。父亲和母亲的大理石墓碑质朴无华，名字和生卒年月用罗马字母镌刻而成。曼家孩子的墓碑平放在父母墓碑的前面：艾丽卡、米夏埃尔、莫妮卡和伊丽莎白。有两个孩子缺席：最早离世的克劳斯·曼安眠于戛纳；戈洛·曼——遵照他本人的特别嘱咐，也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跟全家人在同一座墓园、同一片土地，却在这小小墓园离家人最远的地方，在靠近墓地围墙处的一个单人墓穴。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书籍与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这个“传奇之家（amazing family）”的故事。
[1] Tgb TM，13.8.1952
[2] Vgl.MiM an Ray Kendall，10.4.1952，MON
[3] TM an Agnes Meyer，7.11.1952，in：TM-AM：Briefwechsel，S.773 f.
[4] Zit.nach Harpprecht：TM，S.1942
[5] Vgl.TM：Bekenntnis zur westlichen Welt，in：TM：Essays Ⅵ，S.236-238
[6] EM an TM，28.1.1953，in：EM：Mein Vater，S.213
[7] Tgb TM，23.8.1952
[8] GM an Manuel Gasser，31.10.［1952］，und GM an Erich von Kahler，27.11.［1952］，zit.nach Lahme：GM，S.223
[9] GM an Erich von Kahler，17.1.1953，zit.nach Lahme：GM，S.223
[10] Tgb TM，1.12.1952
[11] Tgb TM，5.12.und 9.12.1952
[12] Tgb TM，24.12，1954
[13] Tgb TM，15.，16.，19.u.20.6.1953
[14] Vgl.Heinrich August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Vom Kalten Krieg bis zum Mauerfall，München 2014，S.177 f.
[15] Tgb TM，26.6.1953
[16] Vgl.S.92 f.
[17] TM：［Katia Mann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in：TM：Über mich selbst.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Frankfurt a.M.1994，S.180-185，hier S.184 f.
[18] Tgb TM，9.9.1953
[19] EM an MiM，10.9.1952 ［korrekr：1953］，MON
[20] Tgb TM，9.11.1953
[21] Vgl.Tgb TM，5.5.1953
[22] Vgl.Tgb TM，4.12.1951
[23] MiM an KM，10.11.1953，in：MiM：Fragmente，S.28-31
[24] MoM：Fremd zu Hause，Münchner Merkur，21./22.11.1953，zit.nach Kinder der Manns，S.233
[25] Zit.nach MoM：Das fahrende Haus，S.247-249 und S.249 f.
[26] TM an Agnes Meyer，8.2.1954，in：TM-AM：Briefwechsel，S.785
[27] TM an Agnes Meyer，9.2.1955，in：TM-AM：Briefwechsel，S.797
[28] Agnes Meyer an TM，14.2.1955，in：TM-AM：Briefwechsel，S.799
[29] Tgb TM，17.2.1955
[30] Tgb TM，22.4.1955
[31] Zit.nach Lühe：EM，S.340
[32] Vgl.Kröger：EM，S.113
[33] Vgl.die Korrespondenz von MiM und Gret Mann mit Adorno in：Schönheit und Verfall. Beziehungen zwischen Thomas Mann und Ernst Krenek.（Mehr als）ein Tagungsbericht，hg.von Matthias Henke（=Thomas-Mann-Studien Bd.47），Frankfurt a.M.2015，S.263-274
[34] Fritz Redlich：Vom Geist Amerikas，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2（1956），S.189 f.
[35] TM an MoM，17.4.1955，in：TM：Briefe Ⅲ，S.394
[36] Vgl.S.116
[37] Agnes Meyer an TM，14.2.1955，in：TM-AM：Briefwechsel，S.799
[38] FM：Achterbahn，S.106
[39] MoM an EM，4.5.1956，MON
[40] EM an MoM，7.5.1956，MON
[41] Abgebildet in Kinder der Manns，S.248
[42] MoM an EM，5.6.1956，MON
[43] EM：Das letzte Jahr，in：EM：Mein Vater，S.408 und 422 f.
[44] Protokollchef Erika，in：Der Spiegel 31，1.8.1956
[45] C.F.W.Behl：Erika Mann：Das letzte Jahr，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1.3.1955
[46] Protokollchef Erika，in：Der Spiegel 31，1.8.1956
[47] Gustav Hillard：Thomas Mann im Blick seiner Töchter，in：Merkur 10（Oktober 1956），S.1025；vgl.auch Oskar Maria Graf：Zwei Töchter sehen ihren Vater，in：MoM：Das fahrende Haus，S.195-201
[48] MoM：Vergangenes，S.90
[49] KM an Klaus Pringsheim，13.7.1956，zit.nach Andert：MoM，S.39
[50] KM an Gustav Hillard，25.11.1956，zit.nach Inge Jens：Nachwort，in：MoM：Vergangenes，S.139
[51] MoM an Anna Jacobson，o.D.，zit.nach Andert：MoM，S.39
[52] MoM：Vergangenes，S.78
[53] MiM an KM，［7.9.1957］，TMA（teilweise abgedruckt in MiM：Fragmente，S.31-33，Auslassungen dort z.T.nicht gekennzeichnet）
[54] Vgl.Lahme：GM，S.238
[55] MoM：Der Start.Ein Tagebuch，Fürstenfeldbruck 1960，S.105
[56] Zit.nach Kröger：EM，S.151
[57] GM：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Frankfurt a.M.1958，S.974 und S.11（aus»Vorrede«und»Ein letztes Wort«，die in späteren Ausgaben umgeschrieben wurden）
[58] Günther Gillessen：Streng，aber nicht herzlos，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1.1959
[59] Fritz Rene Allemann：Golo Manns Deutschland-Bild，in：Die Zeit，13.3.1959
[60] GM：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Frankfurt a.M.2009，S.721-724
[61] Fritz Rene Allemann：Golo Manns Deutschland-Bild，in：Die Zeit，13.3.1959
[62] 普罗皮连（Propyläen）为出版社名。
[63] Tgb GM，27.3.1959，zit.nach Lahme：GM，S.265
[64] EM an EMB，19.1.1961，MON
[65] EMB an EM，23.1.1961，MON
[66] Vgl.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Eine Biographie，Frankfurt a.M.2003，S.281
[67] EM an Theodor W.Adorno，28.3.1963，in：EM：Briefe Ⅱ，S.124
[68] Vgl.Theodor W.Adorno an EM，5.4.1963，MON
[69] Vgl.EM an GM，3.5.1961，MON
[70] 阿多诺曾用“浮瓶传信”来比喻新音乐和他的理论，意为无人理睬。
[71] “Wotan”即“Odin”（奥丁），系日耳曼神话中的神。
[72] EM an Theodor W.Adorno，11.4.1963，in：EM：Briefe Ⅱ，S.130；vgl.zur Affäre um GM und Adorno/Horkheimer Lahme：GM，S.287-307
[73] Zit.nach FM：Achterbahn，S.123；vgl.auch：Historiker geht ja noch，sagte Mutter Katja. Golo Mann erinnert sich：Fragen zum 75.Geburtstag von Udo Reiter，Rheinischer Merkur，23.3.1984，dort formuliert GM den Ausspruch selbst，ohne EM zu nennen
[74] MiM an EM，5.10.1963，in：EM：Briefe Ⅱ，S.147
[75] Das Thomas Mann-Buch. Eine innere Biographie in Selbstzeugnissen，hg.von MiM，Frankfurt a.M.1965
[76] Vgl.Tgb GM，7.8.1963，SLA
[77] MoM：Tupfen im All，Köln/Olten 1963，S.13
[78] TM：Briefe Ⅰ，S.Ⅹ，vgl.S.354；die Legende ist so einprägsam，dass sie von einem Teil der Mann-Forschung bis heute übernommen wird：vgl.Albert von Schirnding：Die 101 wichtigsten Fragen：Thomas Mann，München 2008，S.93，Dirk Heißerer：Im Zaubergarten. TM in Bayern，München 2005，S.163 oder KlM-Schriftenreihe Ⅱ，S.22；das»blutige Schwert«als Legende：vgl.Harpprecht：TM，S.373
[79] TM：Briefe Ⅰ，S.Ⅺ
[80] Inge Jens：Vom Fin de siècle zum amerikanischen Exil. Thomas Manns Briefe-seine Autobiographie，in：Die Zeit，26.1.1962
[81] TM：Briefe Ⅰ，S.Ⅴ
[82] Vgl.S.175 f.
[83] Vgl.S.313
[84] EM an GM，11.5.1961，MON
[85] TM：Briefe Ⅱ，S.6 und Anhang，S.656 f.
[86] Vgl.EM im Gespräch mit Roswitha Schmalenbach（1968），in：EM：Mein Vater，S.9-60
[87] GM an EM，o.D.［ca.13.5.1961］，MON
[88] TM：Briefe Ⅰ，S.Ⅻ
[89] Vgl.Signe von Scanzoni：Als ich noch lebte.Ein Bericht über Erika Mann，Göttingen 2010，S.102 f.
[90] MoM an EM，9.1.1964，in：MoM：Das fahrende Haus，S.190
[91] EM an MoM，13.1.1964，in：MoM：Das fahrende Haus，S.190-194；der Text Rauschgold，auf den EM sich bezieht，ist abgedruckt ebd.，S.211-214
[92] MoM an EM，20.1.1964，MON
[93] KM an Klaus Pringsheim，4.10.1955，zit.nach Jens/Jens：Frau TM，S.278
[94] EMB：Das ABC der Tiere. Von schreibenden Hunden und lesenden Affen，Bern/München/Wien 1970，S.74 und 76（englische Ausgabe zuerst 1965）
[95] EM an EMB，11.11.1962，MON
[96] EMB an KM，21.5.1968，TMA
[97] KM an EMB，21.4.1968，MON
[98] KM an EMB，7.2.1968，MON
[99] KM an EMB，20.1.1969，MON
[100] GM an Jens-Peter Otto，29.6.1968，zit.nach Lahme：GM，S.335
[101] GM an Margaret von Hessen，6.5.1969，zit.nach Lahme：GM，S.336
[102] GM an Jens-Peter Otto，［17.6.］ 1969，in：GM：Briefe，S.191
[103] MoM an KM，11.10.1969，TMA
[104] MoM：Das fahrende Haus，S.158
[105] KM：Memoiren，als Motto dem Buch vorangestellt
[106] KM：Memoiren，S.175
[107] Vgl.Tgb GM，14.6.1975，SLA
[108] Vgl.Tgb GM，2.5.1975，SLA
[109] GM an Kurt Horres，11.6.1979，zit.nach Lahme：GM，S.385
[110] GM：Die Brüder Mann und Bertolt Brecht（1973），in：GM：Essays，S.94
[111] MiM an GM，11.10.1973，SLA
[112] MiM an GM，15.10.1970，SLA
[113] Tgb GM，17.9.1973（Original englisch），zit.nach Lahme：GM，S.377
[114] MiM an FM o.D.［Juli/August 1975］，zit.nach FM：Achterbahn，S.230 f.
[115] Eintragungen aus den Briefen MiM an Frederic C.Tubach vom 14.10.und 11.11.［1975］，zit.nach MiM：Fragmente，S.121 f.；der unpublizierte Teil der Briefe in MON
[116] GM：Essays，S.136
[117] EMB：Das Drama der Meere，Frankfurt a.M.1977，S.236，247
[118] Vgl.Bericht Sally Tubach，o.D.，MON；Frido Mann zufolge habe MiM die Silvestereinladung nach einem Streit mit seiner Frau abgesagt und sich zurückgezogen（FM：Achterbahn，S.241）
[119] Vgl.Peter de Mendelssohn an MiM，15.8.1976，sowie nach dem Tod MiMs：Peter de Mendelssohn：Thomas Mann/Tagebücher-Anmerkungen zu Prof. Michael Manns Editionsplan und der bisher geleisteten Herausgeber-Arbeit，1.2.1977；Vorwort：MiM：Apologie des Herausgebers，alle in：Verlagsarchiv S.Fischer，Frankfurt a.M.，dort auch weitere Korrespondenz zur geplanten Edition
[120] MiM an GM，Telegramm o.D.［1976］，Nachlass Anita Naef，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ünchen
[121] Vgl.Bericht Sally Tubach，o.D.，MON
[122] Vgl.Polizeibericht zum Tod von MiM，MON
[123] EMB an KM，21.1.1977，TMA
[124] KM an EMB，20.3.1976，MON
[125] MoM an KM，4.3.1977，TMA
[126] Tgb GM，25.3.1977（im Original französisch）zit.nach Lahme：GM，S.403 f.
[127] Vgl.Tgb GM，17.6.1977，SLA
[128] Tgb GM，25.3.und 6.4.1977（beide im Original französisch）sowie 27，6.1977，zit.nach Lahme：GM，S.404
[129] Peter de Mendelssohn an EMB，2.3.1977，Kopie im Nachlass GM，SLA
[130] Gret Mann an GM，5.3.1977，SLA
[131] EMB an Gret Mann，12.3.1977，Kopie im Nachlass GM，SLA
[132] Vgl.Interview EMB，in：Heinrich Breloer：Unterwegs zur Familie Mann. Begegnungen Gespräche，Interviews，Frankfurt a.M.2001，S.180 sowie Tgb GM，9.5.1990，SLA
[133] Vgl.Tgb GM，2.1.1977，SLA sowie GM an Hans-Martin Gauger，17.2.1977，in：GM：Briefe，S.239 f.
[134] Vgl.Tgb GM，25.10.1977，SLA
[135] Tgb GM，4.11.1975，zit.nach Lahme：GM，S.383
[136] Tgb GM，22.6.1977，zit.nach Lahme：GM，S.385
[137] MoM an Peter de Mendelssohn，7.6.1977，in：MoM：Das fahrende Haus，S.119
[138] GM an EMB，26.12.1981，Privatbesitz
[139] EMB an KM，30.8.1979，TMA
[140] MoM an KM，26.4.1979，TMA
[141] MoM an KM，16.2.1979，TMA
[142] Tgb GM，25.4.1980，zit.nach Lahme：GM，S.408
[143] GM：Erinnerungen an Katia Mann，in：GM：Essays，S.143 f.
[144] Ernst Klett an GM，24.8.1981，zit.nach Lahme：GM，S.411
[145] Marcel Reich-Ranicki：Die Wahrheit über Thomas Mann. Zu den Tagebüchern aus den Jahren 1933 und 1934，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1.3.1978
[146] Vgl.Tgb GM，3.1.1975，SLA
[147] Tantiemenabrechnungen vom S.Fischer Verlag im SLA
[148] GM：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Ⅰ，S.362
[149] Ernst Klett an GM，11.9.1986，zit.nach Lahme：GM，S.429
[150] Vgl.Andert：MoM，S.66
[151] Interview Helga Schalkhäuser mit MoM，15.5.1986，Abschrift des Gesprächs in MON；nicht bekannt ist，ob und welche Teile des Gesprächs publiziert wurden
[152] Vgl.EMB an Dominica Borgese，13.1.1991，MON
[153] 阿尔明·穆勒-施塔尔为著名德国演员，在影片中扮演托马斯·曼。
[154] Frank Schirrmacher：Gesang vom Kindchen.Um einen Thomas Mann von innen bittend：Breloers Film，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12.2001
[155] Vgl.EMB an Lise Kleefeldt，16.3.1997，Privatbesitz
[156] 伦巴赫为19世纪德国著名肖像画家。
[157] Vgl.Lahme：GM，S.437-440
[158] Heinrich Breloer：Unterwegs zur Familie Mann. Begegnungen，Gespräche，Interviews，Frankfurt a.M.2001，S.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