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危险与金钱（1940～1941）
艾丽卡·曼又一次高估了自己。几周以来，她心急火燎地穿梭于美国大陆，向妇女协会、学生或犹太人组织介绍第三帝国妇女和儿童的状况，讲述自己父亲以及她们家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她组织帮助流亡者——他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战火纷飞的欧洲；她还捐献出自己的部分收入。艾丽卡的收入相当高，每次出场费约150～250美元，从10月底到2月初计划出场52次，三个多月里，她收入近9500美元。[1]1940年初，她的身体罢工了。一般情况下，艾丽卡会置之不理，让她当医生的男朋友贡佩尔特开一些厉害的药物，然后继续登台作报告。艾丽卡服用各种兴奋剂、安眠药，大量喝酒，还定期服用毒品，虽然比克劳斯有所节制，但所有这些都混合到一起，那就相当危险了。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身体又一次发出各种预警信号，她却置之不理。虽然她因为发烧和咳嗽几乎不能说话，却依旧一天作两场报告，然后坐夜车赶往下一站。到了艾奥瓦州（Iowa），她终于挺不住了。艾丽卡写信告诉母亲，不管是在火车的铺位还是站台上，“冰将军、雪将军和寒冬将军都那么粗暴”，她不得不去医院进行“颈部护理”。艾丽卡·曼的信件历来轻松愉快，这一次却伴随着另一种情绪：她需要安慰和鼓励，她要母亲尽快回信。在她软弱的时刻，信里还夹杂着另外一种东西：嫉妒。
艾丽卡在给母亲的信里苦涩地写道，她自认为，“你不愿意替我操一点点心”，“另一方面，世人皆知，你居然在港口整日整夜地徘徊，等待你那个宝贝疙瘩”。[2]那个“宝贝疙瘩”就是弟弟米夏埃尔，他刚坐船从欧洲回来。母亲一直关心幼子，照顾他，什么都满足他。卡蒂娅非常爱他。艾丽卡·曼在信里经常发火，对受到宠爱、没啥用处的小弟和对外表看上去果断刚毅的母亲表示不满。在米夏埃尔第一次来美国前，艾丽卡就曾当着母亲的面讽刺说，他应当开着他的布加迪跑车到美国来，让所有学琴的同学都坐在里面。[3]米夏埃尔啥也没做，却成为母亲的“宝贝疙瘩”，这让她气不过。奇怪的是，抱怨家长对孩子宠爱不均的，恰恰是家里最受宠爱、最受恩惠的孩子中的一个；更奇怪的是，家里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提出过质疑，没有人质疑父母的宠爱不均以及相应的表达，父亲直截了当，母亲遮遮掩掩，这些家里人都看得到。三天后，艾丽卡·曼从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写信给母亲，告诉她自己又踏上了报告之旅，情绪也好了一些。至于说女儿从病床上发出的那封信里谈到的棘手话题，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都绝口不提。
克劳斯·曼搬进了自己的第一个住所，时年33岁。如果不算在父母家的房间，他从来都是居无定所，总是住在酒店或家庭旅舍，一个漂泊者，从不在某个地方待很长时间，然后就走人，往往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上哪儿去。1940年1月1日，他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租了一套带洗澡间和小灶具的公寓房，月租55美元。写一本新书的计划也在他脑海里形成：他想向美国人介绍《杰出的访客》（Distinguished Visitors），这是一部历史性的人物肖像集，介绍著名的欧洲人及其跟美国的相遇，其中包括女演员爱莲诺拉·杜塞（Eleonora Duse）和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eter Iljitsch Tschaikowski）和安东宁·德沃夏克（Antonín Dvorˇaˊk），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瑞典火柴巨头伊娃·克雷格（Ivar Kreuger）。这是克劳斯·曼首次以英语作家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
米夏埃尔同意离开英国，再次回到美国。他曾经对父亲发表过批评意见，也曾表示要跟家庭保持距离，对此，他一再表示后悔并收回这些话。但他确实不想在美国东部定居。他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托马斯·曼也时不时地提到想在美国西部生活，提到那里四季如夏，还提到那里庞大的德国殖民地和“电影痞子”。他其实更喜欢这些痞子而不是普林斯顿的学者气氛，这种学者气氛让他这种自学成才者有点胆怯。[4]卡蒂娅·曼认为，幼子应当等一等，更何况他身边还带着怀孕的格蕾特。父母亲反正计划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租一幢房子。但这个儿子等不及，对他来说，跟父亲保持距离很重要，其重要性比他当着母亲的面承认的要大。
于是，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在2月从纽约向西旅行。他们没有具体的计划。重要的是，母亲寄钱。3月，米夏埃尔·曼从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写信，说他“花的钱惊人，真的多得要命”。卡蒂娅·曼四周前给他的220美元已经花光，他不得不跟格蕾特——她从父母那里得到自用的钱——借了50美元。反正现在什么都撞到一起了，“但众所周知，万事不仅开头难，而且还贵，你必须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应当算是个开头”。米夏埃尔还公布了继续要花的钱：他要找一幢房子租下来，在此之前得买一辆汽车，他还问母亲，是否知道现在有能够录音的留声机？他一定要买一台。计算了所有支出后，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买留声机的事也许还可以放一放。米夏埃尔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写的信充满着忧愁，对他这个幼子的各种生活计划不像他自己那样抱有信心。“我觉得，你对即将出世的孙子并不那么高兴，你看到的更多是烦人的一面。”[5]
战争开始后，戈洛·曼曾在短时间内犹豫不决，不清楚继续出版《尺度与价值》杂志是否有意义。然后，他本着“更待何时”的精神在苏黎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跟其前任纯文化的导向不同，戈洛·曼更倾向于把这本杂志打造成为政治性更强的杂志。战局或清算民族社会主义不应当成为杂志的主题。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希特勒德国将输掉这场战争，纳粹行将覆灭。然后呢？这是他在《尺度与价值》杂志里想讨论的问题。戈洛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经过激烈的辩论，他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未来德国的基础；他印刷那些推荐文章——推荐斯堪的纳维亚的榜样或罗斯福的新政作为社会民主的社会形式；他组稿讨论联邦制，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获取对未来的各种设想。对戈洛·曼来说，只有一个统一的、把后希特勒德国作为伙伴的联邦制欧洲才能够战胜民族主义的毒瘤。[6]他清楚地看到，每牺牲一个士兵，战争每拖一个月，一个真正的、有建设性的和平就少一分希望。
只要读一读戈洛·曼写的编辑部来信，就可以看到他的自信心在增加。他在那些信中批评像赫尔曼·凯斯滕（Hermann Kesten）和路德维希·霍尔（Ludwig Hohl）那样的名家寄来的稿件。克劳斯·曼的朋友凯斯滕不得不阅读对他的批评：悼念勒内·施科勒的文章又长又差，不能付梓；戈洛·曼在写给凯斯滕的信里说，“在您的风格范围内，您曾写过比这漂亮百倍的文章”。[7]新编辑部不是来者不拒，这一点也不奇怪。弗朗茨·舍恩贝尔纳（Franz Schoenberner）系讽刺杂志《傻瓜》的前任主编，他在《尺度与价值》杂志上几乎发表不了文学作品了。该杂志的新方针不讨他的喜欢，也就不足为奇了。舍恩贝尔纳写信时的火气越来越大，骂“这乳臭未干的矮小子，他干这差事的唯一合法性不过是因为他的姓氏而已”。[8]这么说没错：戈洛·曼确实没有任何资质证明自己能作为主编来驾驭一本文化杂志。可这“乳臭未干的矮小子”干得还真不赖。《尺度与价值》的色彩增加了，更善于表态了，现实感更强了。虽然处于战争状态，前两年读者人数减少的状况却得到了改善。托马斯·曼对儿子的工作也很满意。这是戈洛·曼在流亡岁月里首次取得的成功。
克劳斯·曼在纽约的房子里仅仅住了六周，就又放弃了。他在逃跑。这一次不是害怕内心的魔鬼，而是面临具体的威胁。他弄来了一个年轻人，“小家伙”把他的住宅当作自己的家，带男朋友回来，开派对，吸毒。一开始，克劳斯觉得这一切都好极了（又重犯一回毒瘾他也没当回事）。可不久后，小家伙带来一个堂兄弟，敲诈他这位新朋友，跟他要钱。他们威胁说，要去警察那里举报他是毒品贩子。克劳斯付了钱，逃离自己的房子，又回到贝特福德旅馆，让一位律师帮忙了结这帮敲诈者。独居的计划又泡汤了。
好在这些冒险经历为他用英语撰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速度》（Speed）提供了素材。这篇小说他不满意，也没有付印。用外语写散文比写新闻稿或非文学作品要更难一些。就连后两类的写作也很艰难，虽然有一个美国女子帮他进行文字修改。他常常给朋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他们俩分手了，只是普通“朋友”了）看他那本描写历史人物的书的片段。柯蒂斯认为写得“很糟糕”。[9]克劳斯·曼不时会产生怀疑，他想成为美国作家的打算能否成功。他“悲催”地读着自己昔日的德文作品。“我当时的风格是多么丰富多彩呀。”他非常害怕：“难道我还得失去曾经拥有过的唯一一样东西：我的语言吗？”[10]
3月，艾丽卡·曼在太阳谷（Sun Valley）滑雪度假，恢复健康。她享受着阳光和滑降，可是世界局势一直传到了艾奥瓦州的大山里。美国静观欧洲战事的发展，不想参与其中，对此，她感到气愤。在美国，那些想让自己的国家与世隔绝的孤立主义者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总统罗斯福不得不逐步而巧妙地将美国引向战争，但他首先得拿下11月的选举，然后才能放手大干，对此，艾丽卡·曼不能理解，也没有耐心。她对“这个令人作呕的中立国”发火，[11]能发到自己的健康受到影响的地步。
图20 艾丽卡·曼跟爱娃·赫尔曼在爱达荷州滑雪度假
在此期间，米夏埃尔·曼买了一辆车（一辆别克敞篷车，大部分钱是老妈掏的），租下了一幢房子，而且是在海边的卡梅尔（Carmel），距旧金山两小时路程。米夏埃尔承认，“从职业的实际”来考虑，靠旧金山更近一点应该更好些，但他却有个愿望，“在下一阶段尽可能在乡间的与世无争中保持并维护自己的艺术与个人发展”。他已经找到了一位新的提琴老师，名叫亨利·泰缅卡（Henri Temianka），是卡尔·弗莱什的学生。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米夏埃尔·曼就特别兴奋，说泰缅卡照搬弗莱什的方法进行教学，但比他年轻、有活力，不像弗莱什本人那样“衰老和枯竭”。[12]
这样，米夏埃尔·曼每个星期坐两小时火车去旧金山，在旅馆过夜，然后到泰缅卡那儿学琴，因为泰缅卡的课第二天上。他妻子格蕾特留在卡梅尔。米夏埃尔·曼写信说，她“一人在家真的害怕”。格蕾特在瑞士的母亲可能担心怀孕的女儿，所以宣布要来。对此，米夏埃尔感到震惊。他写信给母亲说，“没法想象三个人一起生活”，若是这样，他们远去卡梅尔就失去了意义。面对着战事，格蕾特的母亲恐怕根本就回不去。[13]他阻止岳母成行，给妻子买了一只叫米奇（Micky）的狼狗，对自己和自己所作的决定非常满意：“我相信，这事我做得还不赖，靠的不是多大智慧，而是良好的直觉。”[14]
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当客座教授，任务不多，偶尔要作几场报告。年初，他从每年的演讲之旅回来后，作了一场题为《关于我自己》（On Myself）的报告，分两个部分。他在报告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评价：《布登勃洛克一家》使德国小说艺术取得了突破，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至于《魔山》，他说这部小说“滑稽戏谑地让德国教育小说史就此而告终结”。他正在写作的关于歌德的小说《绿蒂在魏玛》是他在文学上暂时的终点，小说叙述“大人物自己的问题”。[15]托马斯·曼告诉听众，小说也涉及歌德。
在苏黎世，戈洛·曼定期去看外祖父母。只要不谈及德国与战争，他们相处得都很融洽。4月初，德国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丹麦，开始了对挪威的争夺。德国国防军跟同盟国一样，都把该国当作重要的战略目标。打从战争开始，这是德国军队第一次遭到有效的抵抗。英国、法国和波兰流亡者的部队支持挪威人。他们主要使德国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6]戈洛·曼跟瑞士人一起欢呼同盟国的胜利，因此跟外祖母发生了争执。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写信给卡蒂娅·曼，说她在这件事情上很矛盾，虽然卡蒂娅可能无法理解母亲的感受，“我知道你的强烈态度”。可她“毕竟是个德国人”，因此，“每当我想到所有那些德国母亲和妇女，想到她们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这些年轻人毫无作为地被人推向血腥的死亡，我的心就在流血”。[17]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前几年在德国所经受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屈辱、肆意枉法、国家指使的抢劫，都没能改变她那种德意志民族的感觉。
德国国防军最终在挪威还是获得了胜利。这是同盟国的一场败仗，迫使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议会举行的激烈辩论结束后辞职。5月10日，新当选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接任，他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赞成对希特勒德国采取强硬立场，因而被当作战争贩子，不为人们所重视。就在同一天，德国开始西线攻势。德国国防军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法国挺进。拿下阿姆斯特丹后，盖世太保立刻来到库埃利多出版社并将其关闭，该出版社因为其战斗性的流亡出版物早已成为盖世太保的眼中钉。弗里茨·兰茨霍夫幸好出差伦敦，逃脱了被捕的命运。该社的出版人埃马努埃尔·库埃利多（Emanuell Querido）是位勇敢的荷兰人，多年来为德国流亡者利用出版物进行反对纳粹的斗争提供了一个论坛。他在荷兰一直藏匿到1943年，后来遭人出卖，被交到德国人手里，同一年跟其夫人一起在索比堡死亡集中营（Vernichtungslager Sobibor）惨遭杀害。
在美国的托马斯·曼一家忧心忡忡，他们特别担心在苏黎世的戈洛·曼。托马斯·曼于5月15日在日记里写道，人们都在担心德国即将进攻瑞士。艾格尼丝·迈耶又一次竭尽全力实施帮助。跟1939年9月的船票一样，她又一次成功地让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插手这件事。赫尔跟苏黎世联系，以便让戈洛·曼获得美国签证。办手续困难重重，拖延了这件事。但戈洛·曼不想等待。他根本就不想让人把他从欧洲弄出去。他搞到了一张法国总领事馆的通行证，另外还有一封特别推荐信，然后“眼里噙着泪水”、手里拿着玫瑰花跟外祖父母告别，就像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给女儿的一封充满惆怅的信里所写的那样。[18]戈洛·曼于5月20日坐车前往法国，想在那里加入捷克军团投入抵抗德国国防军的战斗。他刚踏上法国领土，就被法国人逮捕，作为“敌方外国人”投入监狱。他的命运跟其他许多在法国的德国人一样：法国人对所有德国人不加区别，不管你是效忠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希特勒信徒，还是第三帝国的逃亡者、牺牲品和被剥夺国籍者。戈洛·曼意在帮助法国，身边还带有法国外交官的推荐信，对此，没有任何人感兴趣。[19]
最初，远隔重洋的家人并不知道戈洛·曼遭到囚禁。他们以为他正在法国投身于“某种战争行动”。[20]普林斯顿家里的气氛更为压抑，一则因为令人沮丧的战争走向，二则是对儿子、对在尼斯的海因里希·曼和在欧洲的许多亲朋好友的担忧。因为德国的胜利，他们突然间落入了希特勒的势力范围。托马斯·曼聆听美国总统就欧洲当前形势发表的讲话。他觉得这篇讲话“非常拘谨，其程度令人难以忍受，好像出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似的。”好在美国转入战时经济状态，虽然仅仅着眼于本国的国防，“跟欧洲正面临的惨状没有关系”。[21]托马斯·曼那么崇敬的罗斯福让他彻底失望了。
格蕾特跟米夏埃尔·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家园感觉很惬意。米夏埃尔认为，卡梅尔的人虽然都是些艺术家、拜金者或炫富者，而且这三者“其实又浑然一体”，他还是寻求接触新环境。正因为如此，他宣布愿意以类似音乐会助理的身份为当地的巴赫艺术节演出提供帮助。他说，这差事“要求很低”，所以他的老师泰缅卡相信他能干好。为了不让父母产生错误的希望，他补充道，干这些活儿是义务的，从根本上来说，“我宁愿实话实说，在不久的将来我还成不了大器，虽然我并不想被人看作‘问题儿童’”。他指的是自己挣钱，比如说在某个交响乐团谋个职位。
像是为了证明在加利福尼亚州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似的，米夏埃尔还给母亲讲述了一桩他干的蠢事：他在“这里的乡村照相馆”让人给照了几张相，“部分是职业的需要，部分是寻求开心的虚荣心”，现在“这头蠢猪”为三张照片要价35美元（作为比较：房子月租45美元）。这么多钱他付不了，“我完全崩溃了，你压根就不知道，我是多么不情愿向你伸手”。[22]的确，要买带录音功能的留声机还是六周以前的事。他写信告诉母亲，这机子他现在必须得要。虽然比当时告诉她时又贵了，不是69美元而是89美元，但没办法，必须得买。他没有再问母亲，而是借了钱，买了机子，然后把账单给了她；[23]这次又是“不情愿”。卡蒂娅·曼又照单付钱。
正当德国军队从北部打入法国之际，戈洛·曼被关在法国东南部洛里奥（Loriol）附近的一个拘留营里，以“最愚蠢的方式”[24]，即囚徒的身份，经历着这场战争。在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用铅笔头在日记本的每一个空白处涂写。戈洛·曼在日记里愤怒却又无助地控诉法国——这个他想帮助的国家：“法国在矛盾中挣扎：一个它想向世人展示的自我与一个现实中的自我；这个国家在理论上大方且具有世界胸襟，实践中却表现着疲惫、高傲和不忠的冷漠。”他自己的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国人不想打仗却宣战；在上一世纪的革命中成立了捷克军团，又把想加入的捷克人囚禁在边境。”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情绪不好又跟世界作对，就不可能捍卫最崇高的理想，连自己的财富也守不住。”[25]
父亲的生日将至。莫妮卡·曼从伦敦写信来——她有点伤感地发现，自己的30岁生日也将到来，父亲生日大庆后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莫妮卡想写点美好和开心的事情，就讲述了一次游历“天堂”的经历：伦敦的邱园（Kew Gardens），世界上最老的植物园之一。“对它进行描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莫妮卡·曼这样认为，却照做不误：“整座花园笼罩在新鲜和暗蓝色的空气里！”她在信的开头写道，重点是感叹号。“哪里都看不到‘禁止’的字样！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深深地呼吸，仔细地端详！——先是灌木丛，在其树荫下紫色的花朵氤氲着阵阵香气，哪像是凡夫俗子的世界？然后，一片草地舒展开来，伸向天际，其尽头是一条明亮的金色条带，走向它，你会感到无限的宁静。”就这样，莫妮卡在信里跟父亲手搀着手，在植物园里缓步向前，直到最佳境地。“可那儿，那儿是什么？绚丽的色彩吸引住了你的眼球。好像在梦境里似的：是杜鹃花丛！这是一片花的海洋，上帝挑选的缤纷五彩飘向远方，无穷无尽。树丛叠嶂，姹紫嫣红，花海波澜，赏心悦目，天之童话！你心静如水般地在此徜徉——好了，我还是不再叙述为好，因为太美了，无法用言语来描绘！”她在结尾时带着倦意：“现在我一个字也写不了了！——否则我会痛哭一场！——再次送上最美的祝福！崇敬地爱你的小莫妮。”[26]
莫妮卡的信还没到普林斯顿，耶律·兰易的一封电报已抢先到达：一声恐惧的呐喊——他们害怕在英国陷入战争的混乱。家人竭尽全力，让他们俩能够前往加拿大。[27]
在洛里奥被拘禁不到三周后，戈洛·曼于6月11日跟其他囚徒一起被关在运牲口的封闭车皮里，经马赛运往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附近臭名昭著的雷米拘留营（Lager Les Milles）。戈洛·曼在那里碰到许多熟人，如作家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茨（Alfred Kantorowicz）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拘留营里气氛十分紧张，人满为患，诸如吃饭、卫生等生活条件都是灾难性的。[28]“有经验的人说，这里比达豪（集中营）还要糟糕，”戈洛·曼在日记里记录跟囚徒们的谈话时写道，“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只有一样我觉得是对的：德国人把残酷组织得干净而细致；法国人不大动脑子，可以把吊儿郎当和无能做到残酷无比。缺水、尘土和肮脏，在厕所前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还有那许多无处不在的无聊、饥饿、怒火和害怕——其效果反正非常残酷，有点地狱的味道。”[29]
图21 海因里希和内莉·曼
从法国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进行得太恐怖了。法国人作好了打一场持久阵地战的准备，固守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可是，德国部队绕过这条防线，从阿登高地（Ardennen）发动进攻，而法国军队曾宣布这是不可能的。[30]战争打了不过44天，法国就宣布投降，于6月22日签署了一份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如果提出要求，法国必须交出德国流亡人士。囚徒们落入了陷阱之中。
这时，普林斯顿的家人已经获悉，戈洛·曼在法国遭到拘禁。儿子和其他人面临着何等危险，已经越来越清楚；海因里希·曼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虽然没有被拘禁，在尼斯却同样面临着被移交德国人的危险。所有想从美国实施救助的努力都没有成功。托马斯·曼陷于愤怒和担忧之中，他的政治判断变得歇斯底里：突然间，他认为美国本身正在走向内战和法西斯主义。[31]
在雷米拘留营，所有人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消息，紧张地展望着战争的走向。德国流亡者跟着法国人一起欢呼，其他被囚禁的德国人寄希望于希特勒的胜利。6月17日，谣传即将停战，拘留营爆发了一场暴动。“流亡者们已经看到自己被交到德国人手里，被枪杀，被分尸，纳粹分子被解放，受重赏，并获奖”，戈洛·曼在其日记里不动声色地描绘着，似乎这一切均与他无关。“院子里的喊叫声和抗议声愈加愤怒，拘留营指挥官尴尬至极，让人架起了机关枪。紧接着，造反者的头上打出了一条标语：‘开枪吧，我们宁愿死在法国的枪林弹雨中，也不要死在德国人的酷刑下！’——这反而震慑住了那些当兵的。”[32]
四天后，拘留营司令官佩尔雄（Perechon）向所有害怕德国人的囚徒提出建议，送他们去非洲。停战那天，即6月22日，戈洛·曼跟几百名同命相连的难友一起，乘火车朝大西洋方向开去。并非所有雷米拘留营的囚徒都希冀能够得救。作家瓦尔特·哈森克赖夫（Walter Hasenclever）在火车开动的前夜自戕。载着流亡者的火车经过艰难的旅途，穿越解体中的法国，抵达法国最西南端的巴约讷（Bayonne）。他们希望在那里渡海前往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有消息传来，说德国人正在挺进，引起了一片混乱。这是天大的误会：流亡者乘坐的火车的指挥官发电报说，他带两千名德国人来。海边的人把这一消息理解为德国军队正在靠近的警告，旋即通知流亡者们，说他们处于危险之中。火车立即出发，开往法国内地——成为一场摆脱自己影子的大逃亡。到了图卢兹（Toulouse），戈洛·曼终于离开了“雷米魔鬼列车”，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证件被没收后没有还给他。跟他的难友们一样，戈洛·曼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分崩离析的法国并在德国人的面前让自己安全获救。这段火车冒险的经历后来遐迩闻名，于1995年以《自由列车》（Les Milles）的片名被拍成电影。1940年的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喜剧性的。火车驶离巴约讷的缘由虽然离奇，同时却也是个造化：原本应当可以驶往摩洛哥的船只实为子虚乌有。两天后，德国军队真的抵达了当地。
卡蒂娅和托马斯·曼想在加利福尼亚州过夏天。他们在洛杉矶西部的布伦特沃德区（Brenntwood）找到了一幢可以租的大房子，带游泳池，想一起同来的艾丽卡和克劳斯有地方住，来自普林斯顿的仆人夫妇路西和约翰也住得下。在去西部的途中，父母亲看望了在芝加哥的伊丽莎白和朱塞佩·博尔吉斯。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两个主题在进行：海因里希和戈洛·曼在法国的境遇和伊丽莎白的怀孕情况——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预期于11月降临这个世界。
此时，即7月初，戈洛·曼从图卢兹辗转来到马赛。他跟美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可因为没有证件，在一次搜捕行动中再次被抓并被投入监狱。“无政府状况”和“警察的极度死板与迂腐”让他狼狈不堪。这么多个星期里，戈洛·曼头一次失去了他的沉着与冷静。“这些侦探和官员用‘你’来作为称呼，然后拍着你的肩膀说：‘你的勇气很大的，我的老头。谁会把生命那么当真？’然后，宫殿的门就关上了，你被关在了一座城堡地牢里，本来6个人待的地方，像死鱼般并排躺着12个人。”他们不许他跟监狱之外的任何人有联系，不管是美国领馆还是其他什么人。
两周后，戈洛·曼又一次被递解到一个拘留营，这一次是去尼姆（Nîmes）附近的圣尼古拉斯（Saint-Nicolas），比雷米拘留营要好受些，但这里同样缺少卫生设备。战败后的解体现象处处可见。士兵们拿其警戒任务几乎不当回事，许多被羁押者成功出逃，营地里黑市交易盛行，部分警卫人员自己也参与其中。“这里的生活比我迄今为止所经历的要放肆得多”，戈洛·曼在日记里写道。所有城市都已经出现物资紧缺状况，而在这里，最好是有美元，“可以像拿着神灯的阿拉丁一样生活”。他想为法国和美好的事业而战，结果浪迹于这虚假的欢乐之中。“我更愿意在英国的一艘战舰上当个司炉，而不是在这里，在拘留营的咖啡店里坐着，喝着薄荷茶，恍如隔世。”
7月28日，戈洛·曼悄悄溜出了拘留营，虽说“对军队高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但还是闯关来到区指挥官那里，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情况。戈洛在日记中写道：“‘您本来是绝对不允许被关押的。千万别让德国当局知道您的去处，离开法国，越快越好。’他叹了口气说，若在和平时期，‘您是可以提起诉讼的’。我为这个人的友善态度所感动和陶醉，走了出去。一句理智的话，把那么多怨恨和受过的苦难抛到了九霄云外。”[33]戈洛·曼自由了，却远还没有处于安全之中。
7月31日，一封电报发到了卡蒂娅和托马斯·曼的度夏住地。格蕾特·曼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弗里多林（Fridolin），第一个孙子。托马斯·曼的日记这样记载：“当爷爷太迟了，我没什么太大感觉。”[34]
他的情绪非常低落：“英国人的一场胜利或戈洛的到来马上就会改善他的状况！”卡蒂娅·曼几天前在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时如是说。这位美国女朋友又竭尽全力进行帮助。[35]8月10日，终于从法国传来消息。戈洛·曼发来电报，说他拿到了一张美国签证——多亏了艾格尼丝·迈耶，也是她亲自为戈洛和海因里希·曼做的担保人。戈洛告知，他被安顿在图卢兹附近勒拉旺杜的熟人家里，情况很好，但如何离开法国却是个难题。[36]
托马斯·曼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说他“既高兴又感动”，并表示感谢。她现在想帮助戈洛，也许还有海因里希·曼离开法国，而且不惜利用其惊人的关系网和金钱。她委托一个熟人，即勒内·德尚布拉（Reneˊ de Chambrun）处理戈洛·曼一事，此人系法国投降后跟德国人合作的维希政府成员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的女婿。为让戈洛·曼出境，艾格尼丝·迈耶给了正好要去法国的德尚布拉500美元。
对他来说，“重新得到这个孩子会带来更多安慰”，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因为其女艾丽卡正计划前往英国。英国情报部部长达夫·库帕（Duff Cooper）“特别看重她”，可能要她对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进行改革，以适应宣传的目的。“英国人真笨，笨死了，他们可能确实需要她。派驱逐舰给英国人吧！”——这是影射美国人迄今为止没有给英国人什么帮助。“我率先做出榜样，派我的女儿给他们。”[37]
这样的勃勃兴致是写在信里的，事实上，托马斯·曼绝非“派”女儿去，相反，艾丽卡赴伦敦的计划在深深地折磨着他。女儿试图写信安慰父亲。“第一次谈及这次旅行时你说过，不想再把一个孩子投入深渊，当时我肯定也说过我不去。事实上，要是我出了什么状况，我一定后悔莫及，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我的消失更让你伤心，更让你受到伤害。”她说会照顾好自己：“我自己，①相当幸运，②相当机智，③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发生任何事情。”[38]是在美国坐等，观望战争的走向，还是敢于在欧洲冒险，为有意义的事情作出贡献，对渴望行动的艾丽卡·曼来说，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并非难事。
她生平第一次飞越大西洋，乘坐的是“飞剪船（Clipper，波音314客机）”，然后从里斯本写信，向“传奇之家”描述这种新式旅行的经历：“乘船旅行时就不大容易搞清楚，突然间你到了哪里；用这种方式旅行就更容易让你晕头转向了。”她努力组织营救在法国处于危险中的戈洛和海因里希·曼。她认为，他们俩也许只能通过非法途径离开法国。她让一个去马赛的人带250美金给他们。[39]她本人于8月底继续前往伦敦。
卡蒂娅·曼终于在57岁当上了祖母。8月，她坐车前往卡梅尔，去米夏埃尔、格蕾特和小宝贝弗里多林那里。她把丈夫一人丢在家里，虽然他很难忍受独处的生活——没有妻子的精神和实际的支持。这么多年来，他们俩很少分开，哪怕只是一天。1938年夏，卡蒂娅·曼得组织移民美国的事宜并在普林斯顿寻找房子，让丈夫一个人独居两天。托马斯·曼顿时出现精神危机、孤独感和郁闷，他采用曼家传统方法来对付——嗑药。[40]为此，她现在只花三天时间去看孙子。仆人夫妇照管日常的家事，儿子克劳斯负责陪伴在布伦特沃德区的托马斯·曼。对卡蒂娅·曼来说，这是少有的机会，给她“最亲爱的羔羊”写信。她描述火车旅行的经历，自豪的年轻父母，还有她觉得长得很小的大孙子。“新生儿大概都这样，我这老奶奶已经把这给忘了。”卡蒂娅·曼知道，丈夫在惦记着她，但她不抱任何希望，他会对她描述卡梅尔的家庭生活感兴趣。“写得够多了，”她在信的结尾处写道，“你反正不读。”为保险起见，她在自己的抵达时间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杠。[41]
不管何时，亦不管何种情况，托马斯·曼都没有停止过写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下，他在神话式的《约瑟》素材中逐步找到了感觉，中断多年后，他想用第四部来结束该作品。8月，克劳斯·曼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书完稿。可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将这本名叫《杰出的访客》的书付印。1992年出了德文版，但这算不上是为作者克劳斯·曼弥补了什么重大遗憾。一则书评这样写道，这本书“毛糙不定、品味低下到了可笑的地步”。[42]克劳斯·曼本人在书中似乎显得“更为重要”。[43]
就其他方面而言，这个夏天对克劳斯·曼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时光。三天单独陪着情绪不稳、容易发怒的父亲，让他颇受折磨。他在日记里写道：“吃早饭时跟魔术师聊天，有些勉强。”[44]为了尽量不单独跟父亲相处，他不断请人来玩；布鲁诺·弗兰克跟太太一起过来，还有戈特弗里德和布丽吉特·贝尔曼·费舍尔，跟父亲的出版人昔日的争吵似乎已经平息。贝尔曼·费舍尔刚刚带着全家以冒险的方式从斯德哥尔摩经苏联和日本逃往了美国。
后来，日常生活又发生了不幸。克劳斯·曼确信，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州没有驾照也活得下去，他不行。托马斯·曼很少愿意走出自己的世界，也一直有人为他开车。克劳斯·曼离不开机动能力，单为性生活就离不开它——“没车我怎么带男孩子回来？没有他们我如何活得下去？”，他在日记里自问。[45]他已经有了一辆汽车，却没驾照。几次考试都没通过，后来终于拿到了美国驾照。不久便出了第一起交通事故，责任在他。后来，他又把他的汽车借给了他的一个“男孩”，这人肇事撞了车，然后弃车逃逸。[46]9月3日，警察在马路上把克劳斯·曼带走，因为开夜车没开灯，后来发现，还是无证驾驶。他被逮捕，接下来吃了一场狼狈不堪的官司，克劳斯不得不公开许多他不愿意明说的事情：照他的说法，过去两年，他自己挣了约3000美元，此外，从父亲那里获得2000美元的资助。这肯定只是个大概的数字，他还模棱两可地声称，父亲也替他付其他账，所以大概还有其他开销。他的所有陈述均进入其移民档案和联邦调查局的卷宗，调查局从当年开始设立关于曼氏家人的档案。[47]
在生活上屡遭挫折之际，克劳斯·曼决定成立一家美国文化杂志，落实他于1939年底设计好的计划。其信条是：既然没人印刷我的文章，那我就自己印。他在这一时期唯一自己能挣钱的活，即艾格尼丝·迈耶给他介绍的替《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做编审的工作，他也立马不干了。[48]克劳斯·曼于9月又回到纽约，像“一只带着巨大翅膀的蜜蜂玛雅”一样投入杂志的工作：考虑各种方案，寻找工作人员、资助者和办公室。[49]朋友们都发出警告，家人也不无忧虑地劝他别干，有些人指出，现在处于艰难的战争状况，就连美国老牌杂志都疲于奔命。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艾丽卡·曼在伦敦恰逢“英伦空战”之际。打败法国后，希特勒想尽快制服英国，以便全身心地投入策划已久的对苏联的战争。9月7日起，德国空军定期对伦敦实施夜间轰炸，以摧垮英国人的意志。可是，艾丽卡·曼毫不屈服。她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并播出向德国播发的德语广播稿。她这样做刺痛了某些德国人，《人民观察家报》诅咒她为“曼氏家族的政治娼妓”。[50]
艾丽卡·曼只给充满忧愁的家人讲述一点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都说没那么糟糕，她一切都好。在她为纽约《建设》（Aufbau）杂志撰写的一篇稿件里，读起来就有些惊心动魄了：她的房子被炸毁，德国战斗机在市区上空呼啸而去，炸弹下落时发出刺耳响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碎玻璃片，而她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住所——虽然如此，人们却极度镇静且充满信心，旅馆里客人们在跳舞，充满着英国式的淡泊与超然。这篇文章到了11月才发表，此时她人已回到了美国。“我听到他们表达反对的最严厉说法是：‘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51]艾丽卡的这些描述把真实的经历跟她自己所说的“杜撰的滑稽故事”混淆在一起，真假难分，就像她这段时间所写的所有文章一样。但不管怎样，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英国人，尤其是伦敦民众的意志不容撼动。
但至少有两个人再也忍受不了“英伦空战”了。莫妮卡·曼和耶律·兰易想尽快离开这片土地。9月13日星期五，他俩为了躲避轰炸与战争，乘坐英国客轮“贝纳雷斯市号（City of Benares）”从利物浦出发前往加拿大。
就在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对伦敦开始第一波攻击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曼氏一家人应邀参加了一次晚宴；艺术家、流亡者、好莱坞人士，这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国社区的一次很平常的聚会。晚餐结束后，众人一边喝着香槟，一边玩着文字游戏。“魔术师情绪极差，”克劳斯·曼记录道，“令人费解的是，他像是受到了侮辱，因为用英语他啥也想不起来。”托马斯·曼气呼呼地离开了这场派对。第二天，父亲依旧满腔“悲戚与愤恨”，克劳斯这样写道，他带着“忧愁，也不无反感”地注视着父亲的情绪，观察他跟别人的距离及其离群索居，他越来越需要（也依此来评判他人）“别人恭维他”。儿子认为，托马斯·曼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阿谀奉承与效劳者的世界，正是那种“孤家寡人的荒凉，他在写歌德时意识到过这一点，并带着忧伤地嘲讽过”。[52]
在此期间，戈洛·曼正在考虑离开法国的各种可能性。他在马赛拿到了美国签证和艾格尼丝·迈耶给的500美金，也见到了伯伯海因里希及其太太内莉。但没有出境许可，他们谁都不能离开法国。艾格尼丝·迈耶使出了浑身解数，白宫也进行了干预，却无济于事。要逃出法国只有走非法途径。也有提供帮助的，即紧急救援委员会（ERC），一个帮助数千人逃离法国的组织。紧急救援委员会在马赛的美国负责人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也在戈洛、海因里希和内莉·曼逃亡时给予了帮助。9月12日，弗莱跟一名救援者一起带着曼氏三人和作家弗朗茨·维尔费及其太太阿尔玛·马勒-维尔费（Alma Mahler-Werfel）乘火车前往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塞尔贝尔（Cerbeˋre）。弗莱希望这几位持有美国签证的逃亡者——海因里希和内莉·曼用的是假名——还是能够通过合法途径前往西班牙；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第二天，即莫妮卡和耶律·兰易上船出海的同一天，这一小队逃亡者步行经比利牛斯山脉东部的山地前往西班牙的波特布（Portbou）。走这条路十分艰辛，特别是对年近70岁的海因里希·曼来讲。到了边境，只有戈洛·曼受到较为仔细的检查。一名西班牙警卫读着一份关于他的签证说明，上面写着他要去美国，看望在普林斯顿的父亲托马斯·曼。“‘这么说您是托马斯·曼的儿子？’，这名警卫问道”，瓦里安·弗莱回忆说。“戈洛·曼立刻想到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他觉得好运到头了，但决定，至少以英雄气概结束自己承担的角色。‘是的，’他说，‘您讨厌吗？’‘恰恰相反，’这名警卫说，‘我感到很荣幸，认识一个这么著名的人物的儿子。’然后他跟戈洛·曼热烈握手。”[53]他们终于成功逃离了法国。
从法西斯的西班牙继续向里斯本旅行的途中，这五位德国流亡者感觉极为不爽。但是，弗朗哥的西班牙对来自法国的难民的态度基本上无可挑剔。[54]9月20日，托马斯·曼收到了一封盼望已久的电报，儿子跟哥哥安全抵达葡萄牙，正在等候跨洋前往美国的轮船。“感到幸福和满足”，他在日记里写道，“美中不足的是，那个‘小姐’也在其中”，他继续写道。[55]他哥哥的女人——“可怕的娼妇”，[56]他多想在法国的混乱中摆脱掉她呀。
托马斯·曼非常震惊地在日记里记下来这些天发生的一条可怕的战争消息。9月17～18日夜里，一艘英国轮船在大西洋被德国的一艘潜水艇击沉，船上有许多儿童，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战争的危险要前往加拿大的。90个孩子中，有77个溺亡，406名乘客中共有248人丧生。次日，他又获悉，“在对载满儿童的轮船进行丧尽天良的鱼雷攻击”时，德国著名记者、律师和流亡人士鲁道夫·奥尔登（Rudolf Olden）也遭遇不幸。[57]又过了一天，即9月24日，一封艾丽卡·曼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抵达家中：莫妮卡及其丈夫也在船上。“船沉莫妮获救兰易失踪”。[58]
艾丽卡·曼立即动身前往苏格兰的格里诺克（Greenock），妹妹躺在那里的医院里。她照顾着莫妮卡。船沉后，妹妹趴在一块木板上，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直到被救起。她丈夫死了。跟家里其他人一样，艾丽卡对妹妹的坚韧与生存意志感到意外。母亲写信给克劳斯，说她听到这场灾难时，很难想象莫妮卡“活得下来，她的心理素质那样不稳，而兰易又意味着她的一切”。[59]风暴和海浪把救生艇打翻了，艾丽卡·曼写信告诉父母；“莫妮还听到耶律从海浪中喊了三声，‘但第三次已经非常虚弱了’。她坚信（这也许是对的），他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觉得，她已经没了。（我深信，他对她的依恋到了超凡脱俗的程度。她这一辈子何时才能找到这样的人呢？）当时她自己没法叫喊——在水里泡的时间太久了。”[60]
收到英国来电三天后，克劳斯·曼写信告诉母亲，“这起残酷事件”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可怜、愚蠢的莫妮佳（Monigga），被上帝抛弃的最可怜的妹妹！一个人怎么能够摆脱这样一种无法想象的经历呢？——哪怕你更强大、更勇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他这样想象：“那一场景，在救生艇里，当他们分开时，他也许还从甲板上向他的‘莫妮’招手呢。上帝可怜他们吧。或许还有一个微弱的机会，他在后来被找着的人里面，抑或突然哪一天会出现在北极，浮在一块木板上，头发沧桑得已经变白。”妹妹的悲剧给了他一个启发：这是个很好的素材，他非常希望将此用于文学创作。后来，克劳斯·曼真的把这场灾难加工成一出话剧，却从来没有发表过。“此外，我一直真的很喜欢兰易”，他告诉母亲。“他会说好话，说得你很舒服，而且是个非常仔细的读者；是个特别有教养的美食家——我对他一直都很有好感。”[61]
10月13日，戈洛、海因里希和内莉·曼以及他们的逃亡难友弗朗茨和阿尔玛·维尔费乘坐希腊轮船“海拉斯号（Nea Hellas）”抵达纽约。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去迎接他们。克劳斯·曼很高兴，在普林斯顿的父母家中“跟弟弟戈洛继续以前中断的交谈”。“他很睿智。经历了那么多乱七八糟、内容空洞的辩论以后，跟他的谈话沁人肺腑。”[62]戈洛·曼不大喜欢讲述法国以及在那儿的惊人冒险经历。海因里希·曼在其回忆录中揣测说，因为他侄子“为这个他无比钟情的国家感到羞愧”。[63]
图22 美国报纸的报道：卡蒂娅·曼在纽约迎接女儿莫妮卡
两周后，寡妇莫妮卡抵达纽约，她也是坐船来的，其“状态可悲可叹”。[64]没过几天，艾丽卡坐飞机回到美国。全家人——只缺了耶律·兰易——齐聚美国，目前处于安全之中。还在莫妮卡到来之前，托马斯·曼就在发愁，不仅仅是因为女儿。“我的感觉不好，”他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莫妮卡的命运不仅可怜，而且可能会有问题。”[65]欧洲在打仗，工作的安静环境又受到了威胁。
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芝加哥跟博尔吉斯一家欢度新年。11月30日，伊丽莎白生下了女儿安吉丽卡（Angelica）。父母在11月曾专门来过一次，可是产期一拖再拖，他们就又回去了。现在是他们第一次认识小外孙女的时候了。很像她父亲，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66]
在芝加哥看了外孙女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跟艾丽卡一起前往华盛顿。他们受到总统的邀请——准确地说，是托马斯·曼请求对方发出邀请的。罗斯福仍旧没有强力干预欧洲的战争，对此，托马斯·曼非常失望。尽管如此，曼氏一家人对罗斯福的再次当选还是非常高兴，“这是七年来的首次胜利，这七年带来的是失望与悲伤”，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克劳斯跟戈洛·曼一起溜进了一场共和党的竞选派对，以欣赏“拉得越来越长的面孔”。[67]
此时，即1941年1月14日，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在白宫跟总统共进早餐。托马斯·曼有些紧张；罗斯福，这位“轮椅恺撒”[68]，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斯福虽然患有神经疾病，大腿以下瘫痪，却保持了尊严。“他的现状让人感动”，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你坐在他旁边，想到他的权力与重要性，感觉很有意思。”[69]他们谈到流亡人士的境况和源源不断、还在试图逃离欧洲的大批难民。对许多人来说，托马斯·曼是他们求助时的首选对象。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把援救难民当作自己的任务，亲力亲为。她在幕后操作，而不是公开行动，因为营救难民，比如说从战败的法国把人救出去，从形式上看往往属于损害某一外国主权的行为。
晚上，总统还邀请这位德国作家去其办公室，参加一个小范围的鸡尾酒会。他是一个“有特殊魅力的人”，托马斯·曼后来写信告诉哥哥海因里希，“虽患残疾，却特别阳光、缜密、快乐和机智，也有点演技，同时具有坚强、不可撼动的信仰，是那些欧洲流氓的天敌，他跟我们一样痛恨他们。罗斯福没能早些把话说出来，感到很难受。倘若说出来，就会危及他的再次当选，就他而言，这理所当然是头等大事”。[70]当选前三天，总统还向美国人保证，“这个国家不会投入战争”。[71]刚一当选，罗斯福就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租借法案》，该法案将于2月获得通过。美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重要的战争物资“租借”给其他国家，而此时，首先是英国已到了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在跟德国的战斗中急需援助。事实上，罗斯福的《租借法案》无异于“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宣战”，戈洛·曼这样写道。[72]美国在表面上依旧中立。
拜访总统并在白宫住宿两夜是桩大事，对曼家人也不例外，虽然他们早已习惯于跟重要人物会面。一般很少有什么事能让艾丽卡激动不已，这次她从首都给弟弟克劳斯寄了一封信：“就图个好玩儿！”重要的并非信的内容，而是写有“华盛顿白宫”的信笺。[73]
家庭的日常生活很快回归正常，肯定比卡蒂娅·曼所希望的要快。幼子米夏埃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她，说明其财务状况和音乐学习的计划。他的事“什么都比别人慢一拍，要比别人难双倍”，米夏埃尔写道，而“最优良的外部条件”目前让他感到“非常舒坦”。他“对新年有一个很真心的愿望”，简单地说：他需要更多时间来学习音乐，同时需要更多钱。[74]
克劳斯·曼矢志不移地坚持要办杂志。1月，《决定》（Decision）杂志第一期问世：一份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化杂志，与《文萃》相似，却不仅仅以流亡人士为对象，而更具有美国特点和国际性，从使用英语和撰稿人的身份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威廉·萨穆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厄普顿·辛克莱、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在后面几期为《决定》杂志撰稿，另外还有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斯蒂芬·茨威格和弗朗茨·维尔费，父亲和伯伯当然也在其列。作为编者，克劳斯·曼对第一期很满意。“总体来说，我为自己从事这项冒险事业感到高兴——有风险，又劳神。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我要做的。”[75]为庆祝这次“首秀”，他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大型派对，同时也是为了筹款的目的。他打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种杂志几乎不可能在公开的市场上通过销售和广告来养活自己。克劳斯·曼寄希望于有钱的投资者和赞助者，要他们鼎力相助。至此，他却几乎一个人都没找到。克劳斯相信，肯定会有的。
去年夏天，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洛杉矶逗留了很长时间，这是他俩的一次尝试：年初，他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这里有玩电影的人，有庞大的德国“殖民地”，有朋友和熟人。他们在洛杉矶的郊区——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已经买了一块地皮，想在那儿盖一幢房子。作为过渡，他们已在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搬家的决定是根据托马斯·曼的意愿作出的，他不想继续履行客座教授的义务，几年里一直在考虑，要在太平洋畔度过一生。卡蒂娅·曼宁愿留在普林斯顿，不仅仅是因为将面临的许多困难和计划组织工作，即从搬家到造房子等所有这些事情，跟以往一样，都要她一个人亲力亲为。她也很不愿意离开美国东部的欧洲风情与她亲密的朋友莫莉·申思通。好几年里，卡蒂娅一直写信给她，倾诉想回普林斯顿的愿望。可是，托马斯·曼魂牵梦萦，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下完成《约瑟》。所以就这么做了。
戈洛·曼到达美国后的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普林斯顿的父母家里，适应着新家园的生活，帮助父亲写点草稿，做些其他助手的活。1939年回欧洲去，以编辑的身份领导《尺度与价值》杂志，显然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去不同的大学和学院应聘，一时均无结果。自战争打响后，大约有13.2万名以德语为母语的难民移居美国，其中很多人是科学家。[76]围绕那不多的职位展开的竞争异常激烈。
戈洛·曼利用父母迁居西部的机会尝试着做些新的事情。他前往纽约，打算先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打天下。他不时可以给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寄文章，发表在瑞士的《世界周报》（Weltwoche）上。他的英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哥哥克劳斯的杂志给他提供了在美国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机会。戈洛跟怀斯坦·奥登（Wystan Auden，即W.H.Auden），姐姐艾丽卡的（护照）丈夫，成了好朋友，奥登请戈洛去他在纽约的群租房。他们的房子在布鲁克林（Brooklyn）米达大街，以艺术之家遐迩闻名。奥登跟时装杂志《哈泼斯芭莎》（Harper’s Bazaar）的文学主编乔治·戴维斯（George Davis）是这幢房子的主要房客。除他俩外，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和简·伯尔斯（Jane Bowles），其丈夫、作家保罗·伯尔斯（Paul Bowles），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及其生活伴侣、男高音彼得·皮尔斯（Peter Pears），脱衣舞明星吉普赛·罗斯·李（Gypsy Rose Lee）和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及其太太加拉（Gala）也经常来访……这里是纽约最著名的艺术之家。[77]
有段时间他很喜欢这里的一切，戈洛·曼写信告诉马努埃尔·加瑟。“这幢房子有三层楼，老式建筑，布置得具有维多利亚风格，也可以是巴塞尔的房子。”可他本属于住瑞士山地小木屋的那种人。“布鲁克林是另一种浪漫。距离这个非同寻常的共同体所住的这幢房子不到两分钟，一座巨大的桥梁横跨被称作东河的海湾通向曼哈顿；可以看到摩天大楼，矗立着自由女神像和其他著名建筑的海域，巨大的造船厂等。轮船的警报声日夜回响。”[78]繁忙的大都市，艺术家群体的派对氛围——羞怯的思索者戈洛·曼已经预感到（并在给这位朋友的信里暗示）：从长远看，这里并非久留之处。
对父母来说，把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可怜的莫妮”[79]重新开始。但不是在他们这儿。去年11月，莫妮卡·曼抵达美国后没几个星期，弟弟米夏埃尔就提出建议，把她安置在卡梅尔的自己家里。他写信给母亲，说他怀疑“你对她太没有耐心”。因为她跟莫妮卡的关系反正已“无可救药”，所以这个女儿如能跟父母家拉开距离，在他这里和他处于偏远乡村的家里疗伤的话，肯定会更好些。这肯定很麻烦，“但我们这些卡梅尔的自私者到底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80]现在，父母接受了这一建议，莫妮卡·曼搬到弟弟那里去了。
艾丽卡·曼又有了一段新的桃色绯闻。但这人不是新人，而是大家早些年就认识的布鲁诺·瓦尔特，他经常来访，是曼氏家人欢迎的客人。此人即著名指挥家，曼家在慕尼黑时的邻居，是父亲的朋友，后来他甚至跟托马斯·曼以“你”相称，实为罕见。布鲁诺·瓦尔特也是托马斯·曼要迁居洛杉矶的一个理由，这位指挥家住在该市的贝弗利山区。他是两个女儿的父亲，艾丽卡在幼儿园就跟她们认识；格蕾特于1939年不幸身亡时，她曾设法安慰其父母。妹妹洛蒂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艾丽卡曾经摇头讥讽妹妹伊丽莎白跟“活跃的老头”博尔吉斯的婚姻。现在，她以35岁的年纪跟一位即将年满65岁的男人热恋，这人只比父亲年轻几个月。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疯狂之举”。[81]跟“魔鬼（Unhold）”——这是她对瓦尔特的称呼——的事，绝对不能外漏：不能让他老婆，也不能让他女儿知道，最好也不让托马斯·曼晓得。只有克劳斯·曼，不久还有母亲知情。姐姐每次介绍新恋情，克劳斯·曼从来就没有开心过，这一次比以往更难过了。
安排好秘密幽会并非那么容易。艾丽卡·曼为作演讲要经常旅行，还有一个男朋友马丁·贡佩尔特，虽然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权，但这些都是小问题；对布鲁诺·瓦尔特来讲，就要困难多了，他妻子好嫉妒，要让她相信，虽然没有音乐会，他现在却要去旅行，这就有难度了。“昨天我跟‘魔鬼’约好在巴尔的摩（Baltimore）见面，他几经周折总算到了那里”，艾丽卡·曼写信告诉克劳斯。“后来我却去不了，因为我突然得在阿克伦（Akron）露面，甚至来不及通知‘魔鬼’情况有变。接下来是一次又一次的电话争吵，给了我一次教训，我给对方（‘魔鬼’的内心生活）造成了何等的伤害——还忘了给我家里留下的创伤。伤心啊！”事情的方方面面都很复杂。面对弟弟的尖刻回复，艾丽卡开宗明义地写道：“你现在也不用太高估我的精神病！”[82]
莫妮卡·曼很喜欢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这地方真是个天堂”，她来后不久写道。[83]她租了一间带钢琴的房间，[84]可以不受干扰地（也不干扰别人地）练琴。她在悬崖边的海岸和空荡荡的沙滩上散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或者跟弟弟一家人，跟小弗里多（Frido，弗里多林的昵称）和牧羊犬米奇共度时日。莫妮卡“一周比一周活泼，精力也更加充沛，面容愈加姣好”，米夏埃尔·曼于五周后向母亲报告道。这令人高兴，却不是“她还能长期待在我们这里”的理由。他需要独立，艺术上也需要寂寞。莫妮卡也许还可以待四个星期，“她之后怎么样，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了，因为我们也拿不出好的建议”。此时，米夏埃尔绝口不提是他建议把她接到卡梅尔的。或许可以把她安排到洛杉矶，家里不是有几个朋友在那儿吗？“这是否有点不讲人情？”他继续写道，他决不能为了她而开始“扪心自问”，这不行，“我没时间这样做，也做不了，我没那个本事，所以我拒绝这样做”。再说莫妮卡的情绪已经相当稳定。“不管你把她放到哪儿，她都会自己重新开始的（就是不能在家里——因为她在家里太舒适了），因为她非常理智地考虑了她的福祉。”[85]
母亲的抗议无济于事。“莫妮问题”又落在了父母身上，对此，卡蒂娅·曼非常严肃而认真地对待，仅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孩子的困境而打扰他的工作安定，这种事情极为罕见。“许多烦人的事在折腾着我们”，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遭遇厄运的莫妮卡不能在卡梅尔长期待下去了。那里的孩子发出了最后通牒，一定要她离开他们，否则他们就开溜。”[86]艾丽卡建议，是否可以把莫妮卡安排到伯克利大学的国际之家住下：“莫妮可以在那里不受干扰地挤眉弄眼，继续编织其生活谎言，学习音乐。”大学生中甚至会有耶律·兰易的接班人在等着她。[87]这事没成。卡蒂娅·曼在圣莫尼卡给女儿找了套小房子，离父母家只有几分钟路程。莫妮卡在喧嚣的洛杉矶感觉不舒服。她渴望回到她“钟爱的卡梅尔”。[88]
克劳斯·曼的《决定》杂志只出了三期就濒临破产。一开始，杂志的资助就不稳定：资金太少，购买者太少，支出太大——办公室、女秘书、经纪人，以及作为出版人克劳斯·曼的助理的一名编辑——然后还有各种开销，用在派对、晚餐和其他寻找资助者的尝试上。克劳斯·曼奉承、笼络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大款，却鲜有成效。现在，托马斯·曼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替儿子的杂志做广告，还要请亲朋好友予以支持并给潜在的捐款人写信，克劳斯原本极不愿意让父亲掺和进来，充其量让他以作者身份写稿，或任命他为16个“顾问”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之所以竭尽全力予以支持，艾丽卡写的一封忧心忡忡的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特别担心弟弟如果不得不“关掉小作坊”的话，“在心理与财务方面”可能将要面对“十分可怕的各种后果”。[89]
少不了有各种委屈。克劳斯·曼写信告诉父亲，有个“蠢驴富豪”愿意投资两万美金，前提是托马斯·曼成为《决定》杂志的出版人。[90]可父亲和儿子都觉得不妥。克劳斯·曼写了一封洋洋洒洒好几页的信，向父亲描述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到钱，却没起到任何作用。他在4月写信给母亲，倾诉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你需要高昂的情绪才能挺下去——或以药片的形式，或是心里充满这种激情。”[91]
四周后变得更加绝望了：“昨天晚上我伤心欲绝，先走了50个街区，然后痛哭不止。”他写信告诉母亲。跟一位可能资助杂志的人谈了话，结果不如预期。他认为“这帮富豪太恶劣、太恶心”。“梅菲斯托式的老皮条客让我坐立不安，他提出各种苛刻、残酷的条件，要我服从他，然后才会满足他重复多次的许诺。就在这一瞬间，那个毫无耐心的印刷厂老板闯进房间，手上晃动着一叠账单。”完全是靠朋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的帮助，“我才勉强度过了以泪洗面的这一夜”。柯蒂斯施以安慰，又慷慨解囊。“我彻底绝望了，”克劳斯·曼继续骂道，“我们的发言人迪瓦斯（Divas）和格臣（Götzen）表现得太可怜了。替戈培尔博士干活该有多爽啊。他不但付钱，还懂得一名刻苦干活的知识分子的价值。”[92]克劳斯·曼深陷思想的误区不能自拔，觉得美国和美国人有义务支持他的《决定》杂志。他认为，该杂志奉行良好的宗旨，为欧洲与美国的文化交流服务。他不时听到别人提出异议，说目前欧洲来的难民无数，更需要向各种救援计划而不是他这本杂志解囊相助，这种说法克劳斯·曼不予认可。
戈洛·曼于5月前往美国中西部。密歇根州的奥利韦特学院（Michigan，Olivet College）邀请他作关于拿破仑的系列报告。当地报纸在做宣传时称他为“托马斯·曼的著名儿子”。12天完成6场报告后，他写信告诉母亲：“学院的人非常友善，这地方本来是非常适合我的，可惜了：绿色盎然之地，小湖，山丘，清洁的奶牛，友好、稚气和热心的青少年，憧憬着欧洲、求知欲旺盛的教授们，只是他们深受剥削。”他认为，这次访问极其成功，硕果累累，只可惜没有具体结果。学院没有职位提供给他。
在回到他在纽约的奇特群租屋的路上，戈洛·曼在芝加哥访问了妹妹伊丽莎白，他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她了。妹妹给他留下了“非常友善、勇敢和动人的印象”，戈洛写信告诉母亲，她丈夫是“一个有名气和可爱的傻瓜”。朱塞佩·博尔吉斯用政治热情来鼓舞别人对他及其话题产生兴趣，用各种努力赢得人们支持一种包括世界政府和世界宪法在内的世界民主，他有抱负要成为这类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一切征服了年轻、寻求依靠的伊丽莎白·曼。她哥哥戈洛是位擅长用历史眼光思考问题、略带悲观情绪的现实主义者，他以尊重但有点嘲笑的眼光看待这位空想家——这名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理想主义战士，看待博尔吉斯身上“那份执着，那份从未真正受到过尊重的精神”及其“对计划的斟酌与打造”。这个妹夫很像家里以前在慕尼黑的熟人本采尔先生（Herr Bunzel）的一个“高配版”，那人也总是高谈阔论各种计划，却无一能够实现。博尔吉斯的“本采尔阔论”成为曼家的口头禅之一。[93]
米夏埃尔·曼再次“甩掉”姐姐莫妮卡一周后，从卡梅尔写信给母亲。这封信听起来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卡蒂娅·曼曾问他，下一步对音乐有何打算，还提出建议，要米夏埃尔在一家乐团谋个职位。儿子为此震惊不已。他觉得母亲的急躁危及他的进步。“很久以来，你公开表明，你的兴趣更多是要我去从事我的职业而不是要我继续学习，你也许认为，你拖家带口的22岁儿子没完没了地靠学习而生活，这样做不合适，或者真的出于紧迫的物质原因，你们确实不能继续承受我给你们造成的负担。”他说，他跟家里商量的结果不是这样的，本来说好允许他用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其艺术发展。他继续写道，母亲怎么就是弄不明白，他需要这么多时间，“以便为自己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这一点我已经给你讲过多少次了。相反，你能把我的时间多减掉一个月也是开心的。你难道不相信，我自己最清楚怎么做对我最好（？）”[94]
写书和作报告，讲述纳粹德国和德国流亡人士的情况，呼吁不要跟希特勒妥协的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战争，美国人想听其他东西。艾丽卡跟克劳斯·曼最近的书——两人合写的《另一种德国》和艾丽卡·曼的《灯光熄灭了》卖得不好；战争开始后，克劳斯·曼几乎没再收到作报告的邀请。姐姐要成功一些，情况也好一些，她作起报告来比弟弟更具魅力，更引人入胜。但她也需要新题目和新故事——她曾经经历的德国与德国人，此时已属陈年往事，用再多的想象力都已无法掩盖这个事实。
1941年初，艾丽卡·曼考虑再次前往伦敦，置各种危险于不顾。德国空军停止了对英国首都的轰炸，因为他们认识到，用这种方式无法战胜英国人。但英国究竟能否、又怎样才能撑下去，德国人是否还会入侵，这些问题在美国看来好像并不明了。曼氏家人当然很不愿意看到艾丽卡身处情况不明的境地。前往战火中的欧洲旅途很不安全，仅这一点就让家人忧心忡忡。艾丽卡·曼心里并没有把握，这一次她不像一年前那样心急火燎地要赶赴危险与冒险之处。她向洛蒂·瓦尔特讲述了自己所处的窘境。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属于她的职业，即哪儿危险上哪儿，这样可以获得她作报告所需的素材。[95]她最终作出决定：去。父亲写信告诉艾格尼丝·迈耶，他“真的感到心痛”。但艾丽卡很清楚，“失去她大概是我们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孩子总能活跃气氛，只要她在身边，我就兴奋，我就快乐。可是，她的责任感、对行动的渴望和斗争荣誉感更强烈，而我当然不会不充分尊重她的决定。”[96]
6月中旬，艾丽卡·曼在加利福尼亚州跟父母亲告别。在纽约，她跟处于绝望中的弟弟见面。她好言相劝，要他最终下决心放弃那本让他负债累累、心力交瘁的杂志。这番话没起任何作用，克劳斯虽然深受多重打击，却“完全一意孤行”，执意不肯放弃他那本《决定》杂志。[97]艾丽卡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让他们安心的电报：她很好，克劳斯精神抖擞，虽然杂志的境况很困难。她不想给父母添加更多的烦恼。
艾丽卡·曼在考虑，能如何帮助弟弟克劳斯。她晓得，她必须帮他，以避免出现最糟糕的事情，虽然她心里明白，杂志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在其飞机飞往欧洲之前，她只有一周的时间。除了克劳斯的麻烦和自己准备旅行外，她还在替父母亲担忧，他们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租房子住，本来是想自己盖房子的。现在，能帮忙的艾丽卡不在了，造房费用在上涨，真让人怀疑，在战争时期造房子是不是个好主意，而财务状况总体也很吃紧：米夏埃尔·曼根本就不考虑去找个工作干，连同一家子都要人养着；“莫妮的问题”依旧无解，需要花钱；戈洛的情况尚无着落，克劳斯的财务状况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这一点居住在太平洋畔的父母还是知道的——他的事情过去一直靠他们，这次也少不了要靠他们来解决，对此，至少母亲早已心知肚明；海因里希·曼的财务状况也很困难，从年初起，又少了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做客座教授的那份固定薪水……
在弟弟的敦促下，艾丽卡·曼决定来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她写了一封信，然后飞往欧洲。
刚刚过去的6月的这一周，艾丽卡·曼心急火燎地在纽约奔波，忙着弟弟的事情，同时准备自己的旅行，此时，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希特勒打响了争夺“东方生存空间”的战争。托马斯·曼认为，这很可能是战事发展的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折点”。现在，苏联将被打败，这给盎格鲁—撒克逊人[98]赢得了时间。[99]托马斯·曼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继续进行远程诊断，其分析走得更远：希特勒大概“被完全掌控于战无不胜的将军们的手里”。一旦迅速战胜斯大林——他认为是可能的，德国军队的首领们估计将对希特勒政权“釜底抽薪”；要是征战苏联失败，希特勒的末日同样将要来临。“总而言之，我们跟和平的距离要比前不久所想的近一些。”[100]托马斯·曼在如何应对民族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大义凛然，是非分明：打从一开始，除短时间里有点犹豫不决外，在后来的流亡年代里对公众发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托马斯·曼代表着另一种德国，一个更美好的德国。这位伟大人物在分析政治事件时一再走偏——这次一下就错了四个地方，对此好在知情的人不多。
正当大家讨论各种问题之际，诸如钱、克劳斯和《决定》杂志、造房子和德苏战争的意义等，一封来自苏黎世的电报送到：卡蒂娅·曼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去世。三周后，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给女儿来信，叙述父亲最后几周的情况及他的去世造成的打击，还有自己的寡居生活，此时她已搬进养老院一间比较便宜的单间居住。母亲写道，对她来说，新房间“足够大了”。最近一段时间，钱在这里也成了一大问题：在昂贵的老年寓所的三间房间，加上一个日间和一个夜间护士照顾需要护理的丈夫——这两位昔日的百万富翁被纳粹德国榨取得一干二净，没能携带足够的钱财应对流亡生活。托马斯和卡蒂娅·曼不得不予以帮助，母亲跟女儿后来的通信常常是谈钱，尽管两人都不愿意这样。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信里写道，“我的生活空虚而孤单”，尽管如此，她还是拒绝了女儿要她去美国的邀请。她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完全变得‘多余了’，只希望这么将就着苦熬下去罢了”。[101]她说，就算能够平安无恙地到达美国，也“只能是个累赘，那我会感到极其难受的”。[102]
图23 艾格尼丝·迈耶
“强大的父亲，美貌的母亲”：克劳斯·曼鼓起全部勇气，给父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内容涉及《决定》杂志，他棘手的财务状况以及一项很尴尬的忏悔。艾丽卡给父亲的富婆朋友艾格尼丝·迈耶写了一封信，克劳斯认为，这是一封“非常出色的信函”，“行文巧妙，既热情又聪明，既高雅又迫切，充满着孩子的挚爱与就事论事的思考，丝丝入扣却又不那么拘于小节”。艾丽卡向艾格尼丝·迈耶报告了造房子遇到的困难，诉说父亲多么需要这幢房子，以在安静的环境中完成他的长篇小说《约瑟》。“这一切都以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克劳斯继续向父母介绍艾丽卡的信：“‘爸’是多么喜欢这幢房子呀，却宁可放弃也不愿意请这位富有、聪颖的朋友帮忙。”整个信函充满着尊严又十分感人，结尾处提出请求，要15000美金。“‘爸’毫不知情，也绝不能让他知道。要迈耶夫人帮助父亲造房，但不能提出问题和建议，以免损害父亲的自尊心。”这里面有个秘密的如意算盘：父母用12000美金可以“建造一幢赏心悦目的房子”，而剩余的3000美金可让他的《决定》杂志渡过难关。艾格尼丝·迈耶永远也不会知道实情的。[103]
这一欺骗计划没有得逞。艾格尼丝·迈耶不愿意就凭女儿的一封信，而且是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出15000美金。她8月本来就打算来洛杉矶，跟托马斯·曼见面，然后在当地了解造房的情况。之前她曾经写信给他，说本应该坚决劝他不要造房。美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战，但总统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将经济调整为战时经济。艾格尼丝·迈耶认为，在多长时间内还能找到好材料和好工人，就连这些问题都无法确定。[104]
克劳斯·曼在信里又声讨了一下“不忠诚的百万富翁们”，然后就谈起第二个棘手的事情。他把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寄托在迈耶家身上”，现在，他拿着一份印好的8月份的《决定》杂志坐在那里，急需1500美元。这些钱肯定会还父母的，最迟到“迈耶家”还是肯掏钱盖房子时，到那时，可以把杂志需要的这笔钱——也许还要多一点——截留下来。可他等不了那么久了：请卡蒂娅·曼尽快寄1500美元来，算是“预支”。[105]
托马斯·曼获知两个大孩子的“财务阴谋”后暴跳如雷。[106]尽管如此，父母还是把1500美元寄给了克劳斯。
里斯本的7月非常炎热，艾丽卡·曼一丝不挂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快要把一瓶干邑喝完了。她在给弟弟克劳斯写信。“亲爱的、尊敬的库奇”，她开篇写道，库奇是布鲁诺·瓦尔特——她的秘密艳遇对象——在家的昵称：“你现在肯定吓着了吧”，她继续写道，“也许犹豫了片刻，是否要读下去”。她已在里斯本苦等了六天，等着飞往伦敦的可能性。她跟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争执，这种情况极少出现，一旦出现，则是更为令人痛心疾首的那一种：那本杂志境况可怜，他却抗拒咨询，最后在绝望中挣扎，想从父亲富有的朋友那里骗取金钱来拯救《决定》杂志，结果把姐姐也拖累进去。艾丽卡·曼后来从伦敦给父母亲写信表示道歉，并告诉他们，那样做不是她的主意，“从头到尾都是他的荒唐点子”。[107]
现在，她给克劳斯写一封和解信。但愿他们之间的误解——他肯定对她进行了严厉指责——没有留下长久的不愉快，他肯定知道，她跟他“完全心心相印”。“这一点你肯定知道，所以，你说的大部分话并非完全当真，对不？”她给克劳斯描述里斯本所有那些德国纳粹分子——葡萄牙独裁政权表面上中立，暗地里却同情希特勒德国。她对那些德国的“讨厌蚊子”怒目而视，艾丽卡·曼继续写道。今天，她甚至毫不犹豫地跨进了盖世太保总部，操着萨克森口音，以鲁佩尔夫人（Frau Ruppel）——一个德国商人太太的身份介绍自己，说自己无聊至极，请他们“下次举行烤肠晚宴时”邀请她。“那个有可能认出我的头头不在场，我可以毫无阻拦地四处打量，看着到处摆放和悬挂的东西，用充满仇恨的眼光扫视周围。”没人注意到这些，都对她很客气，虽然她并未行希特勒问候礼。“这么做实在是小打小闹，没啥意义，有点神经病！”[108]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或许更多是干邑聊发的兴致和艾丽卡·曼的非凡想象，而不是里斯本那炎热、无聊的现实[109]——不过，人们可以相信，她完全干得出这种冒险的事……
7月，戈洛·曼放弃了在布鲁克林的那个五光十色的艺术家群租屋，也放弃了想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打拼的尝试。他唯一不时能够发表文章的杂志——《决定》付不了稿费。花父母的钱来维持在纽约的生活，或写信讨钱，或总是摆出一副下个月一切将好的样子——他不屑这样做，其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戈洛花了三天时间，坐着最便宜的火车横穿美国，又一次很不情愿地回到父母家中。作家兼学者艾里希·冯·卡勒是曼家多年的朋友，借给他20美元，他现在还不了。戈洛·曼非常动情地写信告诉卡勒，说他“进行了一次稳妥的长线投资。您若知道，缺钱的日子让我有多生气就好了。钱是幸福，是爱与安宁，钱就是一切”。[110]
他哥哥需要的钱完全是另一个数量等级：父母为《决定》杂志付的1500美元已经花光。刚过四个星期，即7月底，克劳斯·曼的又一封彻底绝望的信寄到家里：“我彻底完了，泪水也哭干了。”是继续干下去还是把杂志关门了事？不管怎样他都需要钱。父亲可不可以尽快向艾格尼丝·迈耶要钱盖房子？他需要8000美元，这样，杂志可以熬到秋季。“我若能做自己的主，”他继续写道，“我将会自戕——这是真的。我从不理解，生活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人们何以畏惧死亡。我相信，在彼岸会得到理解，活着的亲人却难以做到。我最终大致不会这样做：如是，则为大不敬——这从来不是本人的处事之道。”[111]
父母跟戈洛一起就此事进行磋商并决定，要克劳斯把杂志停掉。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就这已经够贵了，为此，他可能被迫要跟“迈耶两口子”伸手要钱，“为这种轻率之举留点必要的后路”。“令人不安，让人败兴。”[112]
戈洛·曼认为，不能轻率地，并且是在依赖借债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当一家杂志的出版人，这样一种职位必须通过努力打拼挣到手。戈洛钦佩大哥克劳斯，但无法理解他的毫无节制。收到那封8000美元的信后，戈洛给马努埃尔·加瑟写信说，“这种人从来都是寅吃卯粮。更愚蠢的是，他有足够的资本，我指的是他的天赋，来做一些正经的、有尊严的事情，只要他愿意更理智地去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过紧日子，就连该我的那一份也未敢动用过。”[113]
一年半前，迈耶家位于基斯克山的庄园因其奢华曾让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大为震惊，她当时希望苏联人来，夺走这些不义富豪的所有一切。现在身为人妻与人母，她想法变了，宽容了不少，或许跟艾格尼丝·迈耶的所作所为也有关系：她尽其一切可能，从金钱到各种关系帮助曼氏一家人，不管是帮戈洛与海因里希·曼逃出欧洲，还是帮所有的家庭成员移民美国，加上把卡蒂娅·曼的兄弟彼得·普林斯海姆从法国南部的拘留营里拯救出来，接着又帮他逃往美国。1940年的基督降临节期间，托马斯·曼向这位富豪朋友转达了伊丽莎白的一个问题：“圣诞节迈耶女士会不会给我送点什么？”他女儿“还有点孩子气，虽然方式方法很聪明”。[114]这条信息有点难堪，却卓有成效：伊丽莎白获得了昂贵的馈赠，父亲很满意。
1941年8月，伊丽莎白·曼写信告诉母亲，她现在跟艾格尼丝·迈耶建立了个人联系。两人之间书信往来，气氛友好，不久还将见面。这一友谊并非没有个人的小算盘。“今年过圣诞她会送我什么呢？”[115]资本主义的渴望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的政治态度形成了微妙的矛盾，她在家里大概是立场最左的一个了。伊丽莎白鄙视美国，同情共产主义，崇拜“伟大的苏联人”。[116]其立场有时让她的社会主义丈夫都觉得走得太远了。但她对丈夫来说是一大支柱，如同卡蒂娅·曼之于父亲：她指挥调度女佣和保姆，学习速记法和打字，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并崇拜地仰视着他的学生、秘书、厨师和助手。圣诞前，一件昂贵的礼物寄到了家里。
统领曼氏一家并非易事。今年显得比以往更困难，夏天过了58岁的卡蒂娅·曼虽说强大且果断，此时也落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一方面是敏感、沉浸于创作的托马斯·曼，他在任何实际事务中都帮不了忙，有位送货员把洗净后的西装送来，他却把人打发回去，原因竟是妻子不在，他不知道在家里哪儿能找到钱；[117]另一方面是那许多孩子，各有各的问题与要求；再加上对苏黎世老母亲的担忧，其来信让人看到精神恍惚的迹象；卡蒂娅·曼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后，一直难以适应，这也是个问题；最后还有造房工程。迈耶夫妇8月来访，曾再一次阐述当前的时局为什么不适合造房。曼氏夫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却还是决定造房，即便没有迈耶的钱，他们的固执己见，跟克劳斯·曼不肯放手《决定》杂志如出一辙。或许托马斯·曼对他工作区域的建筑设计情有独钟——他的“书房”会带有单独的卧室和洗澡间，所以他无法放弃，也不愿等待；他仍寄希望于艾格尼丝·迈耶，倘若真遇到困境，她不会撒手不管。
图24 父亲在朗读：（左起）米夏埃尔、卡蒂娅、戈洛、艾丽卡、克劳斯和伊丽莎白·曼
卡蒂娅·曼在9月给儿子克劳斯写信，倾诉盖房子遇到的问题和“那些人吊儿郎当，做事不可靠”。克劳斯拒绝了家里要他停办杂志的建议，月复一月地守着《决定》杂志苦苦煎熬。卡蒂娅·曼继续写道，也许圣诞节已经能在新家庆祝了。她希望孩子们多回来看看，虽然“由于该死的艾格尼丝没帮任何忙，所以缺少孩子们的房间，这一点你们都知道”。母亲告诉克劳斯家里的情况，谈到戈洛，说“他肯定不是最简单、最和蔼可亲的那种孩子”，但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可爱、帮得上忙的同屋”。她介绍米夏埃尔的情况，说他搬到了旧金山附近，带了三个学音乐的学生。“小家伙其实很听话，极其认真而且特别努力，他要是成不了气候，只能是缺少天分的缘故。”米夏埃尔的提琴演奏虽然有进步，但“表现力不够”，父亲在日记里写道。[118]父母亲对小儿子的音乐天赋信心有限。
接下来，卡蒂娅·曼在信里又谈到另一个问题孩子莫妮卡，她虽然在圣莫尼卡有自己的房子，在父母看来待在家里的时间还是太长。“莫妮卡也缺少天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她以自我为中心、异想天开、自恋，还时常发火和不耐烦，跟这样一个姑娘共同生活会让人绝望。”最后，东道国也遭到母亲的一顿鞭挞。卡蒂娅·曼在之前给克劳斯的信里曾提到她“讨厌美国”。美国在步入战争的边缘辗转，对此她没有耐心。“这不仅现在是，而且将来会一直是一种耻辱，”她此时写道，“发生在苏联的战争已经到了第四个月，才开始在莫斯科讨论提供援助的形式。目前就取消中立法进行讨论，又要一个月。我不得不说，永远也不要民主！”[119]她强调说，“老妈我”的情绪难得这么差。
艾丽卡·曼在伦敦撰写并播送针对德国听众的广播稿，由英国广播公司向德国播出。收听“敌台宣传”若被抓住，极有可能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年秋天，对偷听外国广播的人进行了首次宣判。艾丽卡·曼对希特勒及其同伙充满着仇恨，主持播音时也难以抑制。从宣传角度看，仇恨并不恰当，必须给听众提供些什么，比如希望，至少提供一些信息，让他们心服口服。艾丽卡·曼告诉德国听众，对手的世界有多大，从长远来看，德国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德国根本无法长期统治那么多被视为下等人的异族人民；她呼吁抛弃“弱肉强食”的理念与德意志种族优异的狂妄想法。“要敢于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些声音比我们想象的要正确、也要中肯得多。不要绝望，也不要等待太久。你们现在还能作出决断。”[120]
戈洛·曼尽一切可能进行帮助，给父亲当助手，帮母亲干活，还重新拿出已接近完稿的关于弗里德里希·根茨的书进行修改，以贴近美国读者。戈洛对在父母这里的生活并不满意。他想独立，想过自己的生活，赚自己的钱。艾格尼丝·迈耶在想办法帮他在一所学院谋个教师的职位。在此期间，她对托马斯·曼的二儿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两人惺惺相惜。艾格尼丝的努力虽然还没有结果，但她还在继续努力，两人书信往来非常友好，即便没有圣诞礼物。
本人的境况不佳，令人窒息的战争消息又根本不像父亲所说的让人看到很快结束的希望，这一切都让戈洛·曼书写了很多满腹惆怅的信函。现在，身处加利福尼亚州的歌舞升平之中，他迫切需要给瑞士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写信，感谢他把自己从对同性恋的羞怯中解放出来：“你在我身上找到的东西，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很大也很美妙的惊喜。过去我习惯于单方面地将我最真诚的好感送予他人，在跟你相处时，我也没有期望会比之前得到更多的情感回报。”[121]四周后他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在美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因此偶尔花钱买春，更多出于惆怅而不是高兴。[122]
这一年，凡事都跟钱有关，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牵涉艾格尼丝·迈耶。在家人中有种看法占了上风，即她爱上了父亲，不仅仅是因为钦佩大师而产生了崇敬与爱慕的那种爱，而是很具体的爱。艾丽卡·曼在年初曾告诉父亲，艾格尼丝·迈耶跟法国作家兼外交官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曾经有过绯闻。“这也有可能轮到我”，托马斯·曼在日记里不无火气地写道。[123]跟克洛岱尔的谣言并不属实，至于说艾格尼丝·迈耶除了渴望接近托马斯·曼这位伟大作家，探究其艺术的秘密以外，是否真的奢望跟托马斯·曼干些其他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每逢托马斯·曼跟艾格尼丝·迈耶谈话，卡蒂娅·曼虽说并不总是在场，但一直就在附近。不管如何，曼氏家人最迟在1941年初坚信不疑，艾格尼丝·迈耶之所以不惜代价进行帮助，其原动力是要跟托马斯·曼来一场桃色绯闻的心愿。
10月7日和8日，托马斯·曼坐到书桌旁，打破了上午写作的清规戒律，给这位女财神写信，他在日记里把这封信称为“国家信函”。[124]艾格尼丝·迈耶曾写信，说她预感到托马斯·曼的情况不好，并补充道：“您的女朋友是否可以帮点什么忙？”[125]她可以。他把她的信视为“良心过不去的证明”——依照克劳斯和艾丽卡·曼的看法，她从道义上有责任帮助他，这种看法托马斯·曼早已拿来为己所用。他在回信里兜了一个大圈子，叙述自己的生活，讲述开心的事情，比如令人幸福的艺术追求，但也谈到流亡生活的各种压抑，世界局势造成的负担，对纳粹的仇恨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她其实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舒适，也几乎不知道严重的疾病是什么”），为的是到最后，在写了厚厚的一摞信纸以后，转到真正要说的事情上来：造房。这事大概算得上一个“有点玩世不恭、固执己见的闹剧”，但符合他生活处事的风格及习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七次被授予名誉博士头衔，可没有任何人想到给他一些实际的帮助。瑞士的一位富豪赞助者给他的朋友赫尔曼·黑塞盖了一幢房子。“在这个国家，为何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大学会动相应的脑筋，给我类似的东西呢？哪怕只是出于虚荣心，以便能够说一声：我们有他，他是我们的？”因此，他现在靠贷款自己建房。即使他的书籍目前销售情况不佳，但更好的时代不久一定会来临，最迟到《约瑟》完成的时候。他说，应当把他“视为一家有财务信誉的企业”。[126]
艾格尼丝·迈耶非常礼貌，知道有些事不能提，比如托马斯·曼自己没有努力去延长普林斯顿收入丰厚的名誉教席，那是她给他介绍的；也没有谈托马斯·曼对东道国的指责，说它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她觉得，若要看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流亡者，包括海因里希·曼在内，这种指责有点奇怪。她想帮助，但要以她的方式。她后来写信告诉他，简单地把钱给他，“依我来看对您并非最好的方式”。[127]她找到她跟丈夫多年来一直支持的国会图书馆，安排任命托马斯·曼为名誉顾问。为此，他每月获得400美元的工资。这笔钱出自一家基金会的基金，该基金会由艾格尼丝·迈耶负责，托马斯·曼却毫不知情。作为义务，他每年得在图书馆作一次报告，以顾问身份公开行事。这位美国大款的这种资助形式既巧妙又周到，避免了直接给钱的那种尴尬，也没有要承担义务的强迫感。托马斯·曼瞬间领悟到，他的这位财神女朋友行事的方式有多高雅。“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方式了，”他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我也是老艺术家了，对您给我选择的这种方式感到无限的高兴，其程度甚至快要超过‘工资’了。”[128]
曼氏家人比较隐秘地试图拿到“可咒的艾格尼丝”的钱，结局令人高兴——从钱来讲比本来提出的要求还要诱人，因为在国会图书馆的工作安排没有期限限制。12月，托马斯·曼收到艾格尼丝·迈耶的一封信，该信暗示，她心肠再好，对孩子们背着父亲所捣鼓的那些事也并非一点也不知情，“（她）指责孩子们”，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有些生气，一半是事实”。[129]女朋友的这封信，像她的许多信件一样，进了废纸篓（而她，不用说，把他所有的信件都保存起来）。她是否告诉过他，克劳斯·曼在秋天又曾直接给她写信，为《决定》杂志讨过钱？她拒绝了，但给克劳斯寄去了一张支票，用于其个人消费。[130]她跟《华盛顿邮报》的关系不容许她资助另一家美国刊物，这是她的解释。这或许并非唯一的原因：最迟到克劳斯写信要钱时，艾格尼丝·迈耶肯定看穿了艾丽卡·曼要15000美元的那封信的个中含义。
托马斯·曼在回信时替自己孩子辩护，说他们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靠他来养活，“要是用吸血鬼的性格来看待他们，那就把他们看扁了”。艾格尼丝·迈耶至少有一半有道理，他只在日记里承认。托马斯·曼在信里写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得说孩子们“有些自卑”。其他方面都“有条有序，如果公正合理地看事情，其实他们都有严肃的追求、良好的意愿和谦虚的态度”。他突出强调米夏埃尔在音乐方面的努力奋斗，现在已被旧金山青年交响乐团录用；然后又大谈戈洛，表扬他知足和坚韧不拔，先力争在欧洲奋斗，现在又争取在美国拿到一个教师的职位。至于两个大孩子，他知道他们曾试图欺骗艾格尼丝·迈耶，对此，托马斯·曼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一想到艾丽卡，我就心情开朗，克劳斯至少也能感动人。伊丽莎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只有莫妮卡无所事事。”[131]
艾丽卡·曼从伦敦回来了。她也没有主意，如何能让弟弟克劳斯放弃他那坑人的杂志：“这个走火入魔的家伙，脑袋瓜里不停地蹦出新主意，无论你如何反对，他口若悬河，谎话连篇，喋喋不休地将你的反对意见一一化解，而他巨大的胆识、感人的勤奋和我无法理解的激情几乎让我心碎。真叫人无力招架！”[132]
1941年12月还带来了三项重大结果：美国在珍珠港受到攻击后正式参战，德国向美国宣战；曼家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无法竣工；《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托马斯·曼的重要文章，分两部分刊登。
这份高品位、读者众多、不乏讽刺口吻的杂志是托马斯·曼最喜欢的报刊之一。珍尼特·弗朗勒（Janet Flanner）以《好莱坞的歌德》（Goethe in Hollywood）为题撰写了一篇人物特写，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具有揭秘性质。她试图解释托马斯·曼为何能够成为其时代的文学巨匠、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作家，虽然他本人如此深居简出、死板和不入流，看上去就像“一根削得齐整的拐杖”；其小说错综复杂，情节却又十分简单。他的书籍销售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弗朗勒介绍了在美国的数字，这是她从托马斯·曼的美国出版人那里获得的：《约瑟在埃及》在零售市场销售47000册，在“每月图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系列丛书里卖掉21000册；《布登勃洛克一家》销售48000册；《故事集》（Stories）卖了92000套；他在美国最有名的长篇小说《魔山》共售出125000册。
弗朗勒在文章中盛赞托马斯·曼作为希特勒的对手所起的作用，同时毫不客气对托马斯·曼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进行描述——在1914年对战争的狂热，在《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里的反民主倾向，就连1933～1936年他的沉默也没有忘记一提。珍尼特·弗朗勒还透露，她从曼家内部获得了可靠的信息。至于是谁，文章写得很明白——她顺便提到，在纽约跟克劳斯·曼非常熟悉。珍尼特·弗朗勒还描述了1933年3月发生的一个场景：当时两个最大的孩子在政治上很有前瞻性，他们有一天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慕尼黑的天气不好，他不能回来，托马斯·曼却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回答说是的，苏黎世的天气也不好。还是卡蒂娅·曼明白指的不是天气。此后，艾丽卡·曼，家里的“总监”，花了两年时间，说服父亲公开站出来反对纳粹。然后是艾丽卡戴着太阳镜化装潜入慕尼黑，把《约瑟》手稿从纳粹分子重重包围的父母家里救了出来……
艾丽卡跟弟弟克劳斯被珍尼特·弗朗勒描绘成周游世界的人，所到之处功成名就，亦受人爱戴。德国流亡群体掌握在他们手中。人们说，只有得到克劳斯和艾丽卡·曼的恩许，才真正可以称自己为难民。珍尼特·弗朗勒称戈洛·曼为家里的保守人士，是有教养的父亲的一个黑黢黢的农村翻版，他决心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父亲不擅长的行当之一。“脆弱的莫妮卡”在其船难发生前就在家里被称为“可怜的莫妮卡”。伊丽莎白跟大她36岁的反法西斯老战士朱塞佩·博尔吉斯的婚姻被珍尼特·弗朗勒称作“极度浪漫的姻缘”。还有幼子米夏埃尔，努力成为小提琴演奏家，是母亲的宠儿。按照文章的说法，卡蒂娅是曼氏家族的总管，曾让不少出版商绝望到希望托马斯·曼还是个单身汉。[133]父亲在弗朗勒那里被描写成一个只潜心于自己伟大创作的自私和自恋者。
对于人物特写，托马斯·曼原本是很有兴致阅读的，倘若不是牵涉他本人的话。他生气地骂这份“搞笑杂志气人”。[134]文章有些细节不符合事实，道听途说，还有点尖酸刻薄，他为此而生气，却根本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恰恰证实了他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有一个传奇之家的事实。哪怕是在思想尖锐的珍尼特·弗朗勒的眼里，托马斯·曼也是好莱坞的现代歌德。
[1] Vgl. die Liste der Vortrags-und Einnahmenaufstellung，»Season 1939-40«，MON
[2] EM an KM，10.1.1940，MON
[3] EM an KM，4.2.1938，MON
[4] TM an KlM，12.5.1938，in：KlM：Briefe，S.351
[5] MiM an KM，1.3.1940，TMA；vgl. Gret Mann an KM，12.3.1940，TMA
[6] Vgl. Lahme：GM，S.150-155
[7] GM an Hermann Kesten，20.3.［1940］，in：GM：Briefe，S.44f.
[8] Franz Schoenberner an Hermann Kesten，23.2.1940，in：Franz Schoenberner-Hermann Kesten：Briefwechsel im Exil，Göttingen 2008，S.175；vgl. auch ebd.，S.180-186
[9] Tgb KlM，28.2.1940
[10] Tgb KlM，22.2.1940
[11] EM an KM，10.3.1940，MON
[12] MiM an KM，7.4.1940，TMA
[13] MiM an KM，16.4.1940，TMA
[14] MiM an KM，14.5.1940，in：MiM：Fragmente，S.26
[15] TM：On Myself，in：TM：Über mich selbst.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Frankfurt a.M.1994，S.64，70，91
[16]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904f.
[17] HP an KM，11.4.1940，in：HP：Briefe an KM Ⅱ，S.245
[18] HP an KM，22.5.1940，in：HP：Briefe an KM Ⅱ，S.252
[19] Vgl. Lahme：GM，S.155
[20] Tgb TM，25.5.1940
[21] Tgb TM，26.5.1940
[22] MiM an KM，14.5.1940，in：MiM：Fragmente，S.26 und 28.5.1940，TMA
[23] MiM an KM，16.4.1940
[24] GM：Erinnerungen Ⅱ，S.242
[25] Tgb GM，23.5.1940，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246f. Das Tgb führte GM auf Französisch，übersetzte aber Teile für den Abdruck in seinen Erinnerungen Ⅱ ins Deutsche
[26] MoM an TM，24.5.1940，TMA
[27] Tgb TM，31.5.1940
[28] Vgl. André Fontaine：Internierung in Les Milles. September 1939-März 1943，in：Zone der Ungewissheit. Exil und Internierung in Südfrankreich 1933-1944，hg.von Jacques Grandjonc/Theresia Grundtner，Reinbek 1993，S.274
[29] Tgb GM，16.6.1940，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253
[30]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908
[31] Vgl. Tgb TM，23.6.1940
[32] Tgb GM，18.6.1940，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257
[33] Tgb GM，3.8.1940，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259f.，262，265，267f.
[34] Tgb TM，31.7.1940
[35] KM an Agnes Meyer，26.7.1940，in：TM-AM：Briefwechsel，S.216
[36] GM an KM/TM，10.8.1940，TMA
[37] TM an Agnes Meyer，12.8.1940，in：TM-AM：Briefwechsel，S.224f.
[38] EM an TM，19.8.1940 in：EM：Mein Vater，S.145；vgl. auch EM an KlM，19.8.1940，MON und EM an KM，21.8.1940，MON
[39] EM an KM/TM，26.8.1940，in：EM：Mein Vater，S.145f.
[40] Vgl. Tgb TM，16.6.1938
[41] KM an TM［Aug./Sept.1940］，in：KM：Rehherz，S.95
[42] Klaus Harpprecht：Eine Reliquiensammlung，in：Die Zeit，23.10.1992
[43] KlM an Hermann Kesten，14.8.1940，in：KlM：Briefe，S.422
[44] Tgb KlM，23.8.1940
[45] Tgb KlM，17.7.1940
[46] Vgl. Tgb KlM，23.8.1940
[47] Vgl. KlM-Schriftenreihe Ⅴ，S.246f.；vgl. Tgb KlM，6.9.1940
[48] Schaenzler：KlM，S.343
[49] KlM an Bruno Frank，7.10.1940，in：KlM：Briefe，S.429
[50] Zit. nach Lühe：EM，S.250
[51] EM：Eine Nacht in London，in：EM：Blitze，S.181
[52] Tgb KlM，8.9.1940
[53] Varian Fry：Auslieferung auf Verlangen. Die Rettung deutscher Emigranten in Marseille 1940/41，München 1986，S.75-89；vgl. auch Mahler-Werfel：Mein Leben，Frankfurt a.M.1963，S.266-268；HM：Ein Zeitalter wird besichtigt（1945），Berlin 1973，S.440-444
[54] Hans-Albert Walter：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0-1955，Band 3：Internierung，Flucht und Lebensbedingungen im Zweiten Weltkxieg，Stuttgart 1988，S.336
[55] Tgb TM，20.9.1940
[56] Tgb TM，16.4.1941
[57] Tgb TM，22.9.1940，23.9.1940 und 24.9.1940
[58] EM an KM/TM，24.9.1940，in：EM：Mein Vater，S.148
[59] KM an KlM，24.9.1940，MON
[60] EM an KM，24.9.1940，MON
[61] KlM an KM，27.9.1940，MON
[62] Tgb KlM，13.10.1940
[63] HM：Ein Zeitalter wird besichtigt（1945），Berlin 1973，S.443
[64] Tgb TM，28.10.1940
[65] TM an Agnes Meyer，1.10.1940，in：TM-AM：Briefwechsel，S.240
[66] Tgb TM，29.12.1940
[67] Tgb TM，6.11.1940；Tgb KlM，10.11.1940
[68] TM an Bruno Frank，4.2.1941，zit. nach Vaget：TM，der Amerikaner，S.94
[69] Tgb TM，14.1.1941
[70] TM an HM，4.2.1941，in：TM-HM：Briefwechsel，S.331
[71] Zit. nach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926
[72] GM an Manuel Gasser，22.2.［1941］，zit. nach Lahme：GM，S.164
[73] EM an KlM，13.1.1941，MON
[74] MiM an KM，［Anfang 1941］，TMA
[75] Tgb KlM，26.1.1941
[76] Walter F.Peterson：Das Umfeld：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die deutschen Emigranten，in：Was soll aus Deutschland werden？Der Council for a Democratic Germany in New York 1944-1945，hg.von Ursula Langkau-Alex/Thomas M.Ruprecht，Frankfurt a.M./New York 1995，S.49-73，hier S.49
[77] Vgl.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 A Biography，London/Boston/Sydney 1981，S.303f.
[78] GM an Manuel Gasser，25.3.［1941］，zit. nach Lahme：GM，S.162
[79] Tgb TM，12.6.1941
[80] MiM an KM，21.11.1940，TMA
[81] EM an KlM，20.3.1941，MON
[82] EM an KlM，27.3.1941，MON
[83] MoM an Molly Shenstone，24.3.1941，zit. nach Andert：MoM，S.81
[84] Vgl. Gret Mann an KM，13.5.1941，TMA
[85] MiM an KM，28.4.1941，TMA
[86] TM an KlM，11.6.1941，in：KlM：Briefe，S.463
[87] EMB an KM，［Ende Mai/Anfang Juni 1941］，TMA
[88] MoM an Molly Shenstone，14.7.1941，zit. nach Andert：MoM，S.82
[89] EM an TM，13.4.1941，in：EM：Mein Vater，S.149
[90] KlM an TM，11.4.1941，in：KlM：Briefe，S.450
[91] KlM an KM，20.4.1941，in：KlM：Briefe，S.455
[92] KlM an KM，25.5.1941，in：KlM：Briefe，S.456f.
[93] GM an KM，10.5.1941，TMA；vgl. Holzer：EMB，S.124
[94] MiM an KM，16.［6.1941］，TMA
[95] EM an Lotte Walter，1.5.1941，in：EM：Briefe Ⅰ，S.170
[96] TM an Agnes Meyer，18.6.1940，in：TM-AM：Briefwechsel，S.290
[97] EM schildert es zwei Monate später：an KM/TM，25.8.1941，in：EM：Mein Vater，S.159
[98] 此处指在英国出生并把英语作为母语的人。——编者注
[99] Tgb TM，21.6.1941
[100] TM an Agnes Meyer，26.6.1941，in：TM-AM：Briefwechsel，S.291
[101] HP an KM，11.7.1941，in：HP：Briefe an KM Ⅱ，S.297
[102] HP an KM，［18.7.1941］，in：HP：Briefe an KM Ⅱ，S.298f.
[103] KlM an KM/TM，26.6.1941，MON
[104] Agnes Meyer an TM，［26.6.1941］，in：TM-AM：Briefwechsel，S.291f.
[105] KlM an KM，26.6.1941，MON
[106] Tgb TM，28.6.1941
[107] EM an KM/TM，25.8.1941，in：EM：Mein Vater，S.159
[108] EM an KlM，4.7.1941，MON
[109] Den angekündigten Artikel über ihr Erlebnis als Frau Ruppel im Gestapo-Hauptquartier hat Erika Mann jedenfalls nie geschrieben；Lühe：EM，S.246，gibt die Geschichte als wirkliches Erlebnis EMs wieder
[110] GM an Erich von Kahler，3.10.［1941］，zit. nach Lahme：GM，S.165
[111] KlM an KM，30.7.1941，in：KlM：Briefe，S.464f.
[112] Tgb TM，1.8.1941
[113] GM an Manuel Gasser，7.8.［1941］，zit. nach Lahme：GM，S.165
[114] TM an Agnes Meyer，3.12.1940，in：TM-AM：Briefwechsel，S.246
[115] EMB an KM，1.8.1941，TMA
[116] Vgl. EMB an KM，1.8.und 15.12.1941，beide TMA
[117] Konrad Kellen：Mein Boss，der Zauberer. Thomas Manns Sekretär erzählt，hg.von Manfred Flügge/Christian Ter-Nedden，Reinbek bei Hamburg 2011，S.45
[118] Tgb TM，6.4.1941
[119] KM an KlM，23.9.1941，MON
[120] EM：In Deutschland（30.7.1941），in：EM：Blitze，S.223f.
[121] GM an Manuel Gasser，19.9.1941，in：GM：Briefe，S.52
[122] Vgl. GM an Manuel Gasser，19.10.1941，zit. in：Lahme：GM，S.139
[123] Tgb TM，19.5.1941
[124] Tgb TM，8.10.1941
[125] Agnes Meyer an TM，4.10.1941，in：TM-AM：Briefwechsel，S.319
[126] TM an Agnes Meyer，7.［10.］1941，in：TM-AM：Briefwechsel，S.321-327
[127] Agnes Meyer an TM，28.5.1943，in：TM-AM：Briefwechsel，S.484
[128] TM an Agnes Meyer，3.11.1941，in：TM-AM：Briefwechsel，S.329f.
[129] Tgb TM，3.12.1941
[130] Vgl. Vagets Kommentar in TM-AM：Briefwechsel，S.973f.
[131] TM an Agnes Meyer，6.12.1941，in：TM-AM：Briefwechsel，S.336f.
[132] EM an KM，24.11.1941，MON
[133] Janet Flanner：Goethe in Hollywood（1941），in：Janet Flanner’s World. Uncollected Writings 1932-1975，ed.by Irving Drutman，New York/London 1979，S.165-188
[134] TM an Agnes Meyer，16.12.1941，in：TM-AM：Briefwechsel，S.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