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传奇之家（1937～1939）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几乎是艾丽卡·曼一个人的忙碌，小品剧《胡椒磨》于1937年1月5日在纽约首演。结果极度令人失望。尽管托马斯·曼在节目单里写了一篇广告，依然无济于事。演员们，尤其是特蕾莎·吉赛，英语说得极差；作品对德国童话的隐喻和对欧洲政治局势的影射，观众们几乎都听不懂，而且也不感兴趣。对该剧的评论非常令人沮丧。没演几场，美国经纪人便中断了演出，计划中的巡回演出也取消了。《胡椒磨》在演出四年后走到了尽头。留下的，是债务。
艾丽卡·曼精疲力竭，跟剧团的人，特别是跟特蕾莎·吉赛发生了争吵，吉赛不久便回欧洲去了。艾丽卡·曼的有钱朋友——银行家莫里斯·韦特海姆想跟她结婚，付清了《胡椒磨》的债务。不久他俩也发生了争吵，艾丽卡离开了韦特海姆，并很快找到了另一个男朋友，名叫马丁·贡佩尔特（Martin Gumpert）。贡佩尔特是一位犹太医生和作家，夫人去世后带着女儿离开了德国，在纽约开了一家皮肤病诊所。艾丽卡不仅在他的怀里，而且在他开给她的毒品里找到了安慰。她写信给弟弟克劳斯说，“他曾经非常执拗地看重自己作为大夫的尊严，现在已经改正了”。贡佩尔特“很有分寸地配给剂量，不时会来点新的和有噱头的东西”。[1]艾丽卡·曼在短时间里依恋于他，只是很短的时间。
米夏埃尔·曼从1937年1月起生活在位于巴黎的法国饭店（Hotel Français）。他的小提琴师范学位还是在苏黎世音乐学院获得的。自从他在一次争吵中打了院长卡尔·福格勒（Karl Vogler）以后，家人不得不为他的音乐学习另找新的学校。自称“扬（Jean）”的小提琴教育家伊万·盖莱缪（Ivan Galamian）在巴黎居留教课期间成了米夏埃尔的老师，而且课时费只要75法郎一小时，“看在著名父亲的面子上”。[2]米夏埃尔·曼从父母那儿获得音乐课的钱，外加每月100瑞士法郎。
托马斯·曼觉得自由了。他的政治局面梳理清楚了，这是“一个成功的步骤”，[3]剥夺国籍对他造成不了任何伤害。1937年1月，托马斯·曼跟妻子一起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对获得的新国籍表示感谢，并受到总统贝内什（Benesˇ）的接见，还去了一趟普罗采石（Prosecˇ），该市接纳托马斯·曼一家为市民。戈洛·曼也同行，他这时在布拉格上大学。在法国的尝试失败后，他来到自己新护照的家园，希望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当一名教师。
《波恩公开信》是一篇檄文，跟希特勒政权的虚假德意志决裂，该文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反响极大。“他们在不到四年内，把德国带向了何方？为了战争而重新武装到牙齿，毁灭了德国，从心灵和身体上把它榨干，同时威胁世界，阻碍世界，阻止世界完成其根本的任务，巨大而急迫的任务——和平；没人喜欢它，都用害怕和冰冷的反感来看待它，它濒临一场经济灾难的边缘”，这场灾难注定要滑向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德国没有能力去打，更不可能打赢。托马斯·曼在文章结尾写道：“祈祷上帝帮助我们的国家——一个受尽摧残与蹂躏的国家，祈祷上帝教导它，跟全世界、也跟自己实现和平！”[4]沉默了多年以后，托马斯·曼以这篇宣言站到了流亡文学的最前列。
来自德国的反应非常愤怒。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一位忠于党国的教育学家，在《未来的人民》（Volk im Werden）杂志上攻击托马斯·曼及其《波恩公开信》。他写道，这是一派谎言，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活着的死人托马斯·曼”是一个“颓废、破败和腐朽”文人的例证。这个“老朽”不知道年轻人的渴望，也不知道他们的使命，没有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估计他连正规地行进都不会。克里克说，正是出于这些值得深思的原因，“托马斯·曼从德国被清扫出去”。这是“德意志国家（Reichsdeutsch）”的最后表态。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于1月26日发布指令，德国媒体“绝不允许纠缠于托马斯·曼的事情”，批判攻击也不行。宁可死扛。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描述说：“从此，那些褐色人士笑得不那么响亮了。”[5]
莫妮卡·曼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她想去维也纳。父母劝她在瑞士图尔高州（Kanton Thurgau）的一位著名钢琴女教育家那里继续音乐的深造。[6]1月底，莫妮卡前往维也纳。
米夏埃尔给母亲写来一封“乞讨信”，说他搬进了巴黎的一间比较贵的旅馆房间，本想用自己的收入来付旅馆费，结果钱没挣到，还七七八八置了些东西，一句话：“我必须能够偿还我的债务并活到月底，为此，我得有110瑞士法郎这么大的可怕数目。这么做对一个可怜的移民来说根本就不合适，这我很清楚，而且以后也不允许再次发生了。”[7]
托马斯·曼正式进入政治与文学的流亡圈子，可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加入其他那些希特勒反对者的行列，跟海因里希·曼、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或者莱奥波德·施瓦茨希尔德等人平起平坐。不管是以他哥哥海因里希为代表（克劳斯·曼也在其中）的倾向于莫斯科的“人民阵线（Volksfront）”，还是革命的姿态，抑或是《新日记》所进行的论战方式，他都不想参加。托马斯·曼坚持自己的立场，1937年恰好有一家杂志作为论坛。该杂志由卢森堡的一位女赞助者资助，由朋友埃米尔·奥普莱希特（Emil Oprecht）负责出版。奥普莱希特及其欧洲出版社（Europa Verlag）同情在苏黎世的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并为这些人排忧解难，《波恩公开信》就是他印刷的。托马斯·曼成为杂志的发行人。8月，托马斯·曼在这份名叫《尺度与价值》（Maß und Wert）的杂志第一期的前言里指出，该杂志的宗旨不在于从事具体的政治斗争，而在于重新构建超越时空的价值。[8]年初回到欧洲的克劳斯·曼觉得杂志的名称太可怕了。他认为，还不如直接叫《一本真正好的杂志》（Eine wirklich gute Zeitschrift）好了。[9]他既生气，又失望。父亲在筹划该杂志时没有考虑过把他拉进去，更谈不上想到让他这个熟谙杂志事务的儿子进编辑部。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感觉十分强烈，五味俱全，魔术师对我彻底冷漠。”“不管是好意还是嫌烦（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对儿子的存在感到‘尴尬’）：从未感兴趣过；从未比较严肃地问过我的事。他对人普遍不感兴趣，对我还特别极端。”[10]
跟克劳斯相反，戈洛·曼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成为父亲的交谈伙伴和助理。他“可亲与忠诚可靠的性格”受到父亲的赞扬，还有那些“有判断力的”文章以及他的政治思考。[11]戈洛替父亲起草文章，发表意见，删除内容，并用打字机打好。从对青少年戈洛的反感，到对青年大学生戈洛的不管不问，现在变成了友好的尊重，对这位“听话的年轻人表示好感”——儿子把这一切都感激地记录下来，他非常尊重父亲，多少年一直在争取博得他的宠爱。[12]
托马斯·曼心情一直还都不错。他依旧感受到世界的“朝气”。[13]他自认为看到“第三帝国”人心在动摇。在展望西班牙局势时，他在日记里写道，“法西斯主义”“作为精神时尚”已经过气。[14]可是，没有精神支撑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居然取得了胜利，意大利法西斯跟德国结盟，德国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稳定，一方面是通过军备竞赛（依靠借贷和有计划的财政资助；还有将要到手的战利品），另一方面是通过外交上取得的各种胜利。之所以取得这些胜利，无不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作出了让步，这些民主国家饱受创伤、自顾不暇，似乎这样可以填满希特勒的欲望。卡蒂娅·曼了解到丈夫的立场后对此进行了批评，戈洛·曼也是这样。托马斯·曼的好情绪维持到3月，直到患上坐骨神经痛。他因此几乎不能入睡，不能坐着，也不能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数月之久。
1937年3月15日，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美国首次抗议希特勒的群众大会正在进行，组织者为世界犹太人大会。艾丽卡·曼应邀以德国流亡女演员和托马斯·曼女儿的身份发表讲话。她在23000人面前宣读父亲的贺词，然后作为唯一的女性，在纽约市长和其他显赫人物讲话之前，就妇女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中所起的作用演讲了几分钟。她说，正是妇女们帮助希特勒掌握了政权，选举了他的政党，她们曾深受纳粹潇洒的军服和“领袖”的小胡子魅力的鼓舞。现在，她们不得不亲身经历如何受骗，如何被“挤”回家里。[15]她说的跟事实相符的不多：投纳粹票的妇女其实相对较少。艾丽卡一般来说不太重视历史的事实，更何况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她努力争取别人站到她这一边，讲话时引经据典，魅力四射，充满战斗激情。听众报以友好的掌声，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位讨人喜欢的女演讲者——她用简单的论点来说服人。艾丽卡·曼在纽约的舞台上发现了自己作为政治鼓动者的天分。《胡椒磨》的失败阴影已经烟消云散。她找到了新的任务。
不久，艾丽卡·曼发现自己怀孕了。去年7月，克劳斯·曼在日记里诧异地写道：“艾丽昨天跟我说，她想要一个孩子……”[16]现在孩子来了，可来得不合时宜。或许她觉得，马丁·贡佩尔特不是她的真爱，也不适合做父亲，或许她觉得时间点不对：反正她去堕了胎。艾丽卡写信给多少有点预感的父母，谈到曾去医生那儿，医生确信她没有怀孕。[17]
米夏埃尔·曼除了音乐学习外，还参加了一个三重奏。他们计划在巴黎演出，其中一人建议去布拉格举办音乐会，说米夏埃尔的父亲应该可以去布拉格广播电台问一下，“不用太当真”。米夏埃尔·曼向母亲描述了这些计划，说时不我待，望母亲“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信时还想到一件事，于是写道：“总是要我到处讲托马斯·曼；可我不想这样做——我有我的‘事业前程’。”[18]五天后，他又写信，说他退出了三重奏。老师盖莱缪也曾反对现在就公开演出。[19]过了几天他又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想重犯我最亲爱的哥哥阿西克劳斯犯过的错误：他想要改正都那么困难。”[20]
伊丽莎白·曼在苏黎世的音乐学院准备年底要举行的教师资格硕士考试。5月，她要把艾丽卡的福特车开到阿姆斯特丹去。她在那里待了几天，与弗里茨·兰茨霍夫同住一家旅馆。出发前就十分清楚，他才是伊丽莎白这趟旅行的真正目的，对此，家里人是知道的。后来伊丽莎白讲过，父亲在她临行前好像想与她进行一次性启蒙谈话，“后来他又放弃并说，‘好吧，没问题。好好玩’。”[21]对年纪小的孩子跟对年纪大的孩子一样：父母相信，孩子们自己会弄懂必要的事情。
虽然没有父亲的指教，伊丽莎白·曼还是在一天晚上采取了主动行动，向弗里茨·兰茨霍夫坦白了自己对他的爱情。他反应得十分得体，但明确告诉她，她的爱情不会有结果。他爱艾丽卡，一直还在爱着。[22]伊丽莎白回家后，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麦迪似乎跟兰茨霍夫“达成一致了”。[23]弟弟米夏埃尔也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麦迪跟兰茨霍夫结婚！”[24]不清楚伊丽莎白说了些什么。
图12 戈洛·曼的护照照片，附在致女友利瑟·鲍尔的一封信上
她好像很难接受他说“不”。母亲再次仔细追问后，写信告诉克劳斯：“我差不多感觉到，弗里德里希（指弗里茨·兰茨霍夫）不肯这样做，对此我几乎深感惋惜，这可怜的孩子难得一次这么充满激情地希望着。”[25]
跟德国的各种联系逐步在中断，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内心的疏远，随着帝国与流亡生活之间的距离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想到邮件检查时的不祥感觉，即当局跟着阅读所有的信件。5月1日，戈洛·曼给他在德国的最后一位通信伙伴——爱他的利瑟·鲍尔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了一张他最新的护照照片。他在信的背后写了几行字，更多是给信检当局而不是给女朋友看的：“G. M.，生于1909年3月27日。典型的杂种和人下人。可能是黑人血统。臭名昭著的小说家Th. M.之子。”[26]
米夏埃尔·曼祝贺父亲62岁生日的贺信寄到了居斯纳赫。他在巴黎生活得不错，音乐也有长进；“谁知道呀，说不定我到最后能为家里争光呢！”现在，他甚至有了一个“自己的奇迹”，并且想不久后将它带回苏黎世。[27]“奇迹”在家里指的是伊丽莎白过18岁生日时得到的汽车，一辆福特501，差不多跟她年纪一样大——这辆汽车居然还能开，这就是奇迹。4月21日米夏埃尔过18岁生日时，父母亲也答应送他一辆汽车，但要他先拿驾照，然后通过皮埃尔·贝特鲁的帮助在巴黎买一辆尚好的二手车，价格最高2000法郎。米夏埃尔·曼跟父母讨价还价，说基本能开的车至少要2500法郎。[28]没过多久，驾照还没拿到，也没要皮埃尔·贝特鲁的帮助，他相中了一辆二手车，而且买下来了——一辆跑车，牌子是布加迪（Bugatti）。
在流亡的头几年，克劳斯·曼吸食的毒品越来越多，海洛因、吗啡、羟考酮，拿到什么吸什么。他的生活犹如过山车一般，时而腾云驾雾，时而因戒毒而消沉，大腿上的针眼溃变成慢性炎症。他经常呕吐，血液循环不正常，不时地冒虚汗。在去布达佩斯作报告的旅行中，克劳斯·曼昏倒了。5月底，他同意去一家戒毒医院戒毒。[29]父母亲写信表示支持，并且“满怀着爱和担忧的心情”警告克劳斯，“结束这种廉价的美化生活的方式，它毁坏人的健康”。[30]卡蒂娅认为，“其他人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毒品，为何我的一个儿子不行呢？！”[31]姐姐不但开骂（“你混蛋，你无赖，你这臭小子！”），还从美国回来支持他。“我有1016个笑话要讲，关于美国的，关于所有向我求婚的，还有许许多多没有目的的小计划。”[32]让所有家人担心的是，克劳斯相当——照艾丽卡·曼的说法[33]——“口无遮拦地”谈到他的未来：“在不久的将来我是不会重新开始（吸毒）的，也许很久以后会试那么一回。我为啥要活到80岁呢？”[34]经过难熬的几周后，他身心憔悴地离开了医院，其间克劳斯曾经多次泣不成声。现在至少毒瘾是戒了。三周后，毒瘾首次发作。接下来，又在秋天戒了一次毒，由马丁·贡佩尔特——艾丽卡·曼那位写诗的医生朋友实施帮助。疗效并没有持续多久。克劳斯·曼离不开毒品，他也不想离开。
卡蒂娅·曼不仅替克劳斯，也替幼子发愁。米夏埃尔·曼不明白，母亲到底要他怎样。“你是不是觉得‘购买奇迹’很荒谬，让你难受了？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买一辆摩托车呢，不是更糟糕吗？”[35]他去学车，准备考试，因为刚开始学法语，所以仅语言就是一大障碍。为了考驾照、上保险等，他特地要了近500法郎。至于布加迪车，他觉得母亲的想法不对。这是一辆“可爱的小车，并非你所想象的那么不结实”。当然还得修几样东西，因而也许要比“一辆老标致车”贵那么一点，但正因为如此，布加迪车“也要好多了”。[36]
这真是一场奇遇：克劳斯·曼在布达佩斯因毒瘾发作而备受煎熬时认识了一位美国记者。克劳斯爱上了他，那人也爱上了克劳斯。此人叫托马斯·奎因·柯蒂斯（Thomas Quinn Curtiss），比克劳斯·曼小九岁，天天去戒毒医院看望他。然后，他们一起旅行。克劳斯·曼称呼这位新朋友“托姆斯基（Tomski）”，因为明摆着的原因：“托马斯”他怎么也叫不出口。[37]他想把这位新朋友介绍给家里。母亲很担心，写信给克劳斯，说她宁愿要一个“美国女孩”。母亲还写道，克劳斯当然可以把他的朋友带回来，但有个前提，这位朋友真的“摆得上台面”。母亲写道，在同性恋的恋人问题上，父亲“尤其敏感，所以必须保证最大的克制”。[38]一切如愿。柯蒂斯受过教育，也“摆得上台面”，托马斯·曼认可了他，认可到他对这类“小朋友”[39]所能做的程度。
托马斯·曼写完了《约瑟》第二部。在动笔写第三部前，他中断了该书的写作，以便着手早已计划好的一部关于歌德的中篇。《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后来写成了一部长篇。歌德本人直到第七章才出现，之前都是别人在谈论他，小说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示歌德的形象，其中一个角度是歌德之子奥古斯特（August）。托马斯·曼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于威廉·波德（Wilhelm Bode）的《歌德之子》（Goethes Sohn），这部关于歌德之子的传记被波德称作“一个次要人物的故事”。[40]一个天才的儿子：这种题材很有意思。
米夏埃尔·曼写信回家说，布加迪车花费的钱“远远超过了允许的范围”。仅修电气部分就花了700法郎，其他的姑且不谈。他说，修理工看到马达后深受鼓舞，“我认为，买这车的主意还真不赖”。[41]
戈洛·曼中断了在布拉格的尝试，他的前途也不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令人沮丧的时光后，他又回到居斯纳赫的父母家中。虽然又一次经历了失败，他在1937年夏季写的信却一下子充满了乐观情绪，他的心情也好起来。父亲新近对他的认可，在苏黎世交了几个朋友，打算写一本新书［他想写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伟大的保守派政论家和拿破仑的反对者］——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他的心情之好。戈洛·曼恋爱了。更重要的是，他幸福地恋爱了。瑞士记者马努埃尔·加瑟（Manuel Gasser）成为他的第一位男性朋友，有修养，有魅力，完全公开地享受跟他的同性恋。这段恋爱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马努埃尔·加瑟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但这足以让28岁的戈洛·曼摆脱各种顾虑。加瑟带他去苏黎世的同性恋场所，成为他一生的密友，跟他，也只跟他谈论爱情生活，谈那些他们称为“小克拉拉（Klärchen）和小格蕾特（Gretchen）”的事情。[42]
1937年6月，米夏埃尔·曼给母亲写了一封感谢信，谢谢她新近特别汇去的一笔钱。“你给我写了这样一封无可奈何的短信，真可以不要这样。何况这对我有点不公平，因为你说，已经不值得再跟我讲任何事情了。前一段时间我发火太多，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是不晓得；但那都是那辆破车惹的祸，这是明摆着的事——而这一切百分之九十都是因为运气不好。我当然完全清楚，我不会‘算账’，今后必须更注意些，可我现在真的已经尽力了呀。”[43]
8月，艾丽卡·曼再次回到美国并以“某某之女”的身份向媒体宣布，她已经移民美国并在争取美国国籍。她主要居住在纽约贝德福德饭店（Hotel Bedford），跟马丁·贡佩尔特一起在那儿生活。她想写一本书，谈民族社会主义（纳粹）的教育，但又想参加一档演出，因而在演艺与政治之间徘徊不定，最后同时在做所有的事情。艾丽卡的财务状况很复杂，生活方式极其讲究，花费惊人。但她不跟母亲要钱。“有了个新情人，62岁，钱从他那儿来”，艾丽卡写信告诉克劳斯·曼，“他现在是我的累赘，既是负担又是麻烦”。[44]她写信给母亲——这些事她也告诉母亲，说这个新情人吉姆·罗森贝格（Jim Rosenberg）很累人，但是，她不想跟他“闹翻”，这人实在“太有钱”了。[45]马丁·贡佩尔特伤心地看着这一切。
8月，米夏埃尔·曼跟姐姐伊丽莎白一起开车去度假。格蕾特·莫泽尔（Gret Moser）也同行，她是伊丽莎白中学同班的一个瑞士女同学，比米夏埃尔大三岁，成为他的女朋友已经有些日子了。他们前往法西斯的意大利，在那里，正如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所记的：“被人认出是我的孩子，有些人对他们很尊重，有些人对他们很不客气。”[46]三天后他又写道，卡蒂娅“昨天私下里告诉我，比比在旅途中跟格蕾特上床了，两人现在非常担心上床的后果”。[47]
卡蒂娅·曼对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了如指掌，她给予帮助，提出建议，出谋划策。对莫妮卡也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她要了解现实，认清自己的能力，不要好高骛远，要她从事一项实际些的职业。此时，母亲认为，解决“莫妮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结婚。莫妮卡·曼最近有了一位新的崇拜者，一个匈牙利的艺术史学家，名叫耶律·兰易（Jenö Lányi）。可是她让他坐立不安，让她妈比这位求婚者还着急：“莫妮在终身大事上不答应兰易，实在气死人了！”克劳斯·曼是母亲诉苦抱怨的对象。莫妮卡不答应兰易，却在外公过生日时寄去了一封“夸张得让人无法接受的信”，信中把“他称为孩提时代最美妙的经历。这叫什么事呀！”[48]
扬·盖莱缪计划冬天去美国长期旅行。米夏埃尔·曼写信告诉母亲，他想陪老师同行，还顺便要40瑞士法郎，以便偿还债务。[49]卡蒂娅·曼对这趟旅行表示怀疑。10月底，儿子回到父母家中，家人商量这件事后，父母允许他去。一周后，米夏埃尔从他的“流放地”巴黎写信，抱怨母亲“胡猜乱想，说我的奇迹根本就不是奇迹”。他还带来了个好消息：买了只小狗，叫“比利”。“一只漂亮的带褐色的小动物，五个月大；有点猎獾狗的种，还有其他难以确定的成分。它已经能听我的话了，也差不多不在房间里拉屎撒尿了。”[50]
秋天，克劳斯·曼也去美国旅行，想跟姐姐一样作报告，甚至想把他的一本书弄到好莱坞去拍电影。他作了一个关于自己家庭的报告，很成功，随后就到处去作报告，只要有人付钱；他去犹太人社区、女农庄主俱乐部或大学生那里。克劳斯·曼谈著名的父亲，这是美国人喜欢听的，也谈自己和自己的小说，谈纳粹和出逃德国的经历，谈《文萃》和《胡椒磨》，谈伯伯海因里希和犹太外祖父，也谈其他人。他强调家庭的“混血”——犹太和巴西血统——以此跟纳粹疯狂崇拜的“种族纯洁性”唱反调。“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想到我父亲不是跟这个女人——幸运的是她是我们的母亲——而是跟一个汉堡新贵的女儿，一个‘纯种雅利安女人’结婚的话，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这种想法让我快活不起来。我担心，我们会变成无趣、孱弱的东西。当然，我们生来这样，也有我们丑陋的一面。但我们完全不是那样无聊得可怕……”[51]
这场报告“泄露了点秘密，也很知心”，同时“充满了激情”，克劳斯·曼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52]最主要的是，他第一次讲述了这个敢于与希特勒抗争的家庭的故事，穿插着很多牛皮与传奇——艾丽卡跟他都有这方面的独特天才，他们讲述这个家庭反对独裁统治的故事，一方面令人惊叹，另一方面夸大得有点过分，很多细节都是虚构的，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那么真实。
米夏埃尔给母亲写信，发信地点现在是欧洲酒店。因为狗的原因，他不能继续待在上一个旅馆里。而此时，比利染上了病毒性疾病——犬瘟热。他曾经想让狗安乐死，但如果请位兽医并进行注射治疗的话，救活它的希望还比较大，所以“要是就这么把它杀了，那我觉得也太悲哀了”。他对母亲给他写信时的严厉与尖锐相当不理解。他不知道，母亲到底责怪他什么。因为汽车的事？“你现在好对我激动，——那是因为你过去对我太软弱，我呢，这你能看得出来，我大概厚着脸皮利用了你的软弱。你现在听我说吧：你以为你对我的软弱从根本上来说对我就那么舒服吗？”他不想伤害母亲，但有一点却是明摆着的：“你基本上是咎由自取。”[53]
“做梦，梦到每一个细节”，克劳斯·曼在日记里记着，“魔术师死了。为此才哭起来”。[54]着重一个“才”字。
图13 爱狗的米夏埃尔·曼
托马斯·曼的新假牙不太合适。他又得去完成“日常的要求”，而不是写小说，虽然很体面，也有利可图。托马斯·曼被说服了，同意来年2月再次在美国旅行。他要在哈佛大学开三场关于歌德的讲座，并在美国各地举办系列报告，题目是《当今的民主》（Demokratie heute）。耶鲁大学也表示感兴趣，想建立一个托马斯·曼作品收藏馆，收购他的草稿。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生意不错，或者可以做。”[55]他本不想再充当什么“意见领袖”，不想过问政治。他想回归老本行，写作。[56]写关于民主的报告让他觉得不轻松，特别是在欧洲民主国家对法西斯德国持绥靖态度的情况下。“民主理想主义？我相信吗？我不是像考虑进入一个角色那样在考虑民主吗？”[57]他强迫自己态度坚决并保持乐观精神。他把在美国的报告命名为《民主将要到来的胜利》（Vom kommenden Sieg der Demokratie）。
巴黎寄来了今年最后一封信：小狗比利康复了。米夏埃尔期盼着美国之行。不过他需要钱，有兽医的账单，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贵得“讨厌”，他写信这样告诉母亲。他不得不救他的小狗，“所以又欠了些债”。额外要100瑞士法郎，而且是尽快。[58]
1937年：从大局来看，不是什么特别惊心动魄的年份。回头看，那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没有出现重大的政治事件，没有出版新的长篇小说，就连克劳斯也没有完成什么，只是挺过了两次戒毒治疗，不久又成为“小资”的俘虏。但对托马斯·曼来说，这是多产的一年，关于歌德的长篇进展顺利，虽然要忍受疼痛。这更多是一个私人年，一个爱情年：戈洛·曼有了第一个男友，在跟昔日那些根深蒂固的顾虑作斗争；米夏埃尔和格蕾特·莫泽尔；克劳斯跟托姆斯基；莫妮卡最后还是跟耶律·兰易订了婚；艾丽卡身边簇拥着一个个男人，他们都想跟她结婚；只有伊丽莎白不开心。
这也是米夏埃尔·曼之年：他首次离家远游。在父亲的日记里，米夏埃尔在巴黎的冒险经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托马斯·曼记下的只有一件事，即老师提醒他注意一种新的拉弓姿势。其他所有事情母亲都不让丈夫知道。她给他创造尽可能好的工作环境，自己一个人去应对家里大大小小的灾难，果断、干脆，过后又让步，带着幽默，不乏讽刺，常常掩饰着当母亲的忧愁。但即便对于这样一位母亲，也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不留痕迹地流逝过去，克劳斯·曼在年初发现了这一点：“我亲爱的、可怜的妈妈看上去那么疲于奔命、乏倦和憔悴。她的担子太重了……”[59]
这一年似乎还需要一个高潮：12月，米夏埃尔·曼得了重病——脑膜炎，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担忧，他们强迫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病刚好没多久，新一年里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在饭桌旁大哭时大家才获悉，米夏埃尔·曼在前一天晚上喝醉了酒，在清晨时分杀死了他的小狗比利。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一起“让人担心的事件”，这一事件也传到了父亲那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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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小病不断，胃、头、牙、四肢，神经就更甭说了，反正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日记里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要是他去医生那儿寻求帮助，医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其状况稳定，身体健康。1938年1月，他心肌有问题，睡不好觉，得了很痒的湿疹，之后在阿罗萨例行度假时，又患上了感冒：咳嗽，喝甘菊茶。他自己写道，“心理上也很遭罪”。卡蒂娅坐在他的床边。“当她拉着我的手时，我在想，死的时候我就要这样。”[61]
克劳斯·曼不得不离开美国。他没拿到“宣誓书”，不能在这个国家长期待下去。[62]没有哪位出版商愿意给他出担保书，保证他作为外国人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没有人相信他的书，也不相信这些书能适合美国市场。好莱坞的德裔明星，如弗里茨·朗恩（Fritz Lang）、比利·怀尔德和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等，喜欢跟托马斯·曼这位有魅力的公子去吃早中饭，带着他去拍摄现场或派对。在一场派对上，他认识了卡塔琳娜·赫本（Katharine Hepburn），觉得她“真不赖”。[63]他自己觉得有关电影的想法，比如关于路德维希二世的小说《装栅栏的窗户》（Vergittertes Fenster），是特别棒的好莱坞素材，却没人感兴趣。翻译他的作品或把它们搬上银幕都可以，但他不能想象，这一生可以做些比这低一等的工作。
就这样，克劳斯伤心地跟男友托姆斯基告别，他没有把握，两人的关系能不受距离的影响而维系下去。他跟在纽约的亲爱的姐姐告别，又回到了欧洲，跟以往一样，各种新的计划装在行李箱里——他现在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关于流亡的长篇。
克劳斯的父母乘坐“玛丽女王号”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行驶，把儿子米夏埃尔带在身边。他们原本没这样打算，可是，发生了——按照父亲的说法[64]——“香槟过量”事件，即杀死小狗以后，父母宁愿把儿子带在身边。托马斯·曼抵达纽约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主要问题是这些天日益昭著的事实——希特勒攫取奥地利。还在乘船横渡大西洋时，托马斯·曼就写信给哥哥海因里希，说紧张的政治局势有可能让他的此次旅行变成移民之旅。[65]在美国新闻界面前，托马斯·曼严厉抨击西方大国的绥靖态度，还借此机会说出了他最经典的句子之一，这一名句刊登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Where I am，there is Germany.）”[66]托马斯·曼一直觉得自己是德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德国，文化已无容身之地，所以现在就在他这里，即在美国：“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这是难以置信的表述，狂妄、自傲、骄横——但同时又是怎样一种豪放：一个伟人公开站出来，担当起德国人反对希特勒的角色，最起码是象征性的。这一角色不仅是托马斯·曼自己承担的，也是美国公众舆论赋予他的，这些舆论经常把他称为“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作家（the world’s greatest living writer）”。同事们和流亡者的一些愤怒与仇恨都源自他的这一角色，源自被托马斯·曼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成功。这些人包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后者在这位竞争者去世以后将说出这样一句话：这个人“能把裤褶子上升到艺术原则的高度”。[67]你可以听到咬牙切齿的嘎嘎响声。
托马斯·曼在美国所扮演的杰出角色也跟他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有关，而且主要是女性支持者，如卡罗琳·牛顿（Caroline Newton），一位富有的遗产继承人，还有影响力巨大的女记者多萝西·汤普森。多萝西·汤普森曾于1934年替小说《约瑟》大唱赞歌，为托马斯·曼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还一直在替托马斯·曼大造声势，称他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虽然她跟辛克莱·刘易斯是夫妻。托马斯·曼在美国最重要的资助者是艾格尼丝·E. 迈耶（Agnes E. Meyer）。她将成为托马斯·曼一生中在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女人。[68]这一点，他在1938年还不知道。艾格尼丝·迈耶也不知道，但无论怎样她都很清楚，她在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在托马斯·曼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上一年，艾格尼丝·迈耶曾对他进行过一次简短的采访，然后写了两封友好、睿智的信。但这种方式太过细微。托马斯·曼真正记住她，是因为她在1937年5月写的第三封信。艾格尼丝在信中坦陈，她是谁，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她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所有人兼出版人、美国中央银行前总裁尤金·迈耶（Eugene Meyer）的夫人。她想邀请托马斯·曼去华盛顿作一个题为《民主能否生存下去？》（Can Democracy Survive？）的演讲。该演讲属于一个系列演讲会，媒体将对这个演讲作广泛的报道，国家政治领导人都定期参加。最后，她还提出把《华盛顿邮报》作为他的论坛；为了让托马斯·曼真正弄清楚，他在那里可以做什么，艾格尼丝·迈耶还补充说，全国的所有精英都读这份报纸——上至总统。现在，她赢得了托马斯·曼的注意，从此，她的信属于最重要的信件，跟一大堆崇拜者的信分开——那些信大多由卡蒂娅简短地予以回复。托马斯·曼答应作这个演讲。
1938年初，在艾格尼丝·迈耶的推动下，托马斯·曼横穿美国进行巡回演讲，证实了他代表德国文化的资格。托马斯·曼成为演讲季节的“大红人”。[69]他从纽约出发，穿越美国大陆直到加利福尼亚州，然后回头，共作了15场演讲，面对的是数千名听众，新闻界也十分尊重地加以报道。托马斯·曼共获得15000美元的酬金，是一个美国教授年薪的三倍。演讲由艾格尼丝·迈耶亲自从德语翻译成英文，托马斯·曼再精心研读。虽说他的英语水平一般，却能相当令人信服地作完报告。按照美国的习惯，接下来是提问阶段（他恨这种“盘根问底”，这显然太过民主了[70]），如果遇到棘手的问题，艾丽卡会给予帮助，或翻译，或耳语。3月，他在华盛顿的“宪法大厅”进行演讲，作为客人住在迈耶家有40间房间的大别墅里。
就这样，托马斯·曼跟妻子和女儿一起于1938年初横穿美国，历经数千公里，向人们宣告《民主的未来胜利》（Zukünftiger Sieg der Demokratie）。他为“社会民主”呐喊，很容易让人看到罗斯福“新政”的影子。但是，对托马斯·曼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罗斯福的重新分配或实行平衡的政策，而是罗斯福的民主，托马斯·曼把这种民主首先看作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强大对手，同时，他没有忘记鞭挞欧洲民主国家的幻想：可以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妥协。托马斯·曼在结束报告时说，民主国家不仅将在和平方面战胜法西斯，而且——“如果非此不可的话”——也将在战争中战胜它。[71]托马斯·曼非常清楚，在跟希特勒的斗争中，罗斯福是最伟大的斗士。听众们当然喜欢听到对自己国家和总统的褒奖。可每当演讲结束时，掌声总是有所保留，几场演讲下来，托马斯·曼发现了这一点。他跟艾丽卡一起对演讲的结尾进行了修改，把它引到“个人层面”上。[72]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跟希特勒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战争”一词也缺乏准备。
图14 1938年5月，托马斯·曼在卡耐基音乐厅演讲的海报
戈洛·曼留在了苏黎世。父母本来是愿意把他带上的。他对父亲的报告进行删减并打印出来，哥哥克劳斯还写信建议戈洛可以“一半以魔术师高级秘书的身份”同行，以便在美国看看能否在大学谋求到一个职位。[73]戈洛不愿意。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位置——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有自己的朋友，甚至偶尔还来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这会儿是一个叫弗里茨（Fritz）的自行车赛车运动员——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一个是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一个是竞技运动员；日后，在回顾这段插曲时，戈洛·曼写信告诉马努埃尔·加瑟，也“不是非自行车运动员不可”。[74]
戈洛·曼也有一项任务：他在撰写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传记。此外，他还在《尺度与价值》杂志给父亲当助手，杂志每逢遇到重大问题，都要请他参与，出版人奥普莱希特夫妇已和他成为朋友，也会请他帮忙。受流亡之初几年的影响，他放弃了大学生时代的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理想。就戈洛·曼而言，这一个人理想的发展因斯大林的莫斯科公审而达到高潮并终结，因为这一审判将苏联真实的恐怖特征暴露无遗。在戈洛·曼看来，共产主义作为制度已经失败，也不再是反希特勒斗争中的具体盟友。在这一问题上，他跟伯伯海因里希发生了争执，虽然戈洛在流亡的最初几年曾跟伯伯相互理解，还给过伯伯一些帮助。海因里希·曼不允许批评斯大林和苏联，包括那些残暴的公审，连同那么多的死刑判决他也觉得公正、合理，并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75]克劳斯的想法跟伯伯一样，虽然对苏联有些怀疑。他跟伯伯的关系非常好——跟弟弟戈洛的关系也很融洽，虽然他们俩在政治上意见并非完全一致。
3月12日，德国国防军进军奥地利。在欧洲，人们曾寄希望于法西斯意大利，希望它会阻止德军的这一步骤，可是两个独裁者早已秘密结盟。英法两国作为保障凡尔赛和平秩序的大国无能为力，只好袖手旁观。[76]当希特勒将其故土“并入”德意志国家版图之际，一场新的移民潮开始了。作家卡尔·祖克迈耶（Carl Zuckermayer）和宇顿·冯·霍瓦特（Ödön von Horvath），后来还有82岁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纷纷离开奥地利。托马斯·曼的出版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在维也纳刚待了两年，就不得不带上他的出版社再次逃亡。在一次大逮捕中，曼家的朋友汉斯·赖西格也成为牺牲品。这一消息特别让托马斯·曼深感震惊。他离不开赖西格。托马斯·曼跟世界保持着距离，虽然认识很多人，也受到许多人的崇拜和赞赏，却几乎没什么朋友，也几乎不让任何人接近自己。赖西格是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跟他在一起，托马斯·曼感到舒畅。即便他来访好几周，他的在场总是令人愉快和兴奋。托马斯·曼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赖西格总让他“更加开朗，思路更开阔，笔下更高产，也更加开心”。[77]相比之下，其他一些让他和妻子感到疑惑的事情都算不上什么，比如“赖西格特别不作为，没有能力和犹豫不决”，还有他那“过寄生生活”的方式。[78]不久，汉斯·赖西格又被释放，然后去了柏林。托马斯·曼成功地替这位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译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大学谋到一个教席。可赖西格对大学的邀请回答得很谨慎，后来干脆没了音信。他留在了德国，跟曼的书信往来也中断了。
戈洛·曼在5月的《尺度与价值》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观点》（Politische Gedanken）的文章，提出一个问题，即人们在国外为什么不听从德国流亡者的意见，不听从他们发出的警惕希特勒的警告，也不听从他们的多方告诫——希特勒不会因为对他的所有让步而停止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要用和平手段来制止他亦无可能。原因在于，所有这些警告都来自流亡者。“因为往往弄不清楚，流亡者在推行外交政策时所持的是何种立场，代表谁的利益；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根基。”跟克劳斯·曼不同，戈洛·曼不相信流亡者会有伟大的政治前途，两人也经常为此而发生争论。[79]戈洛·曼认为，纳粹覆灭以后，掌权者不管是谁，都将来自“德国国内而不是出自流亡者的行列”。在展望奥地利跟德国的强制合并时，他认为，跪倒在德国脚下的欧洲不可能长久。“在欧洲的德国人太多，以至于其他立志生存的民族早晚都必将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包括所有德国人在内的侵略性国家；若要应对这样一种联合阵线，德国人又嫌太少了。”[80]戈洛对1938年政治形势的这些分析既明确，又具有前瞻性，还充满着自我批判精神，这在德国流亡者的笔下可谓凤毛麟角。不久，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哥哥海因里希，戈洛的“发展非常令人兴奋，他为《尺度与价值》撰写了非常出色的文章”。[81]
卡蒂娅·曼采用了一种新策略。她陪同丈夫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期间，不再是每月给儿子米夏埃尔汇一次钱，而是分几次，他当时跟着他的提琴老师盖莱缪待在纽约。卡蒂娅叫他不要每月月头就把钱花光。米夏埃尔写信告诉她，这种教育方法很不“实际”，而且也很危险。这样做等于强迫他去借钱，因此，多借钱的诱惑——哪怕没有必要——“自然非常巨大”。“所以请你尽快把剩下的钱寄给我”，最后还以不怕你不信的逻辑结尾：“债务压得我快要窒息了。”[82]卡蒂娅·曼又让步了。
托马斯·曼在好莱坞休息了几周，不作演讲。人们热情地接待他，邀请他到处走走、看看。瓦尔特·迪斯尼（Walter Disney）在电影工作室里给他放映正在制作的卡通电影《幻想曲》（Fantasia），米老鼠在这部电影里充当魔术师的徒弟。彼得·洛瑞（Peter Lorre）曾把一个可怕的精神病人表演得活灵活现，他带着托马斯·曼去福克斯电影公司（Fox）。托马斯·曼在那里见到了“美国的宠儿”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83]两人交谈的内容未见报道。
之前，有些谣言已飞越大西洋传到欧洲，说父亲的演讲之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属实），还说他的书籍销售之好令人意外，甚至那部翻译出版的鸿篇巨制《约瑟在埃及》也是如此（也属实）；还有传闻称，托马斯·曼在好莱坞签署了一项超级合同，而且对方是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但这一传闻并不属实，却让儿子克劳斯在日记里写下了苦涩的心声：“我的反应——自己感到意外，也非常痛苦：我必须承认，主要是嫉妒和毫无意义的委屈感。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儿子：这是克劳斯毕生面对的问题。他有时候可以排遣掉这个烦恼，比如在能够利用父亲的名字时，又比如，他以“某某的儿子”进行自我介绍时，或为了达到自己的文学目的而使用“曼”姓时。“有我摆脱他阴影的那一天吗？”克劳斯这时在日记里自问。“我的精力足够用吗？”[84]
毒品早已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情况比以往更糟糕，虽然有了男友托姆斯基。这位男友威胁说，要是克劳斯不摆脱毒瘾，就跟他分手。4月，他再次试图戒毒，这一次是在苏黎世。“简直就是下地狱。淌了多少泪水。绝望。”[85]两周后，他中断了戒毒，原因是多方面的，精神治疗时的音乐，被询问跟母亲和姐姐的关系，都让他感到讨厌；跟父亲的关系好像跟这事没什么关系。[86]六天后，他毒瘾复发。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享受着毒品，“自己也生自己的气。我想戒掉它，我必须戒掉它，我不久一定要戒掉它。我要跟托姆斯基共同生活和工作”。在下决心的当天，克劳斯在马努埃尔·加瑟那儿参加了一场性爱派对。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在考虑，托姆会不会也玩这类特别的小游戏。我从内心希望他不玩，如果玩的话，会让我感到羞耻。”[87]
父母在美国期间，莫妮卡·曼住在居斯纳赫的家里。她已经放弃了维也纳。她的男朋友，不久以前成为未婚夫的兰易忠诚地陪伴着她，从佛罗伦萨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苏黎世。未婚夫耶律·兰易出生于匈牙利，在瑞士长大，当年他还是个孩子时，一家瑞士人接纳了他，并从经济上资助他。兰易于1929年在慕尼黑拿到艺术史博士学位，正在进行关于多拿特罗（Donatello）——米开朗琪罗之前的一位著名的文艺复兴雕塑家——的研究。[88]“告诉你们吧，莫妮变成了一个非常讲究的小家伙”，克劳斯·曼于夏初写信给在美国的父母亲。“当然并非失去了独特的个性，却有了许多收获——如果一个像兰易那样彬彬有礼的人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那她身上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猜到他们会觉得奇怪。“真的，她是那样轻盈体面，时而心事重重，时而充满幽默，不乏奇想，妩媚娇柔，真的相当漂亮。”[89]
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托马斯、卡蒂娅和艾丽卡·曼在艾格尼丝·迈耶的咨询和支持下，决定举家移民美国。除莫妮卡想跟兰易待在欧洲外，所有的孩子“都要过来”，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哥哥海因里希。“他们在这里会有最好的前途，也只有在这里才有前途。”[90]就他自己而言也同样如此。艾格尼丝·迈耶在最短时间里给他在东海岸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谋到了一个收入丰厚的客座教授教席。大学在纽约东边，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要尽的义务十分有限：一个学年作四场报告。[91]“美国对我好得要命”，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这一点克劳斯也注意到了。“穿越美国大陆，然后回头，这大概算得上是一场凯旋之旅了，到处都挤满着听众，其听讲的认真程度令人感动。”克劳斯·曼还以矛盾的心情了解到，父亲夸奖新一期的《尺寸与价值》——又是一期杂志，没有克劳斯·曼的片言只字；父亲告诉克劳斯，特别是弟弟戈洛的政治警句写得异常“出色”。[92]
卡蒂娅·曼陪伴着自己的丈夫，当助手，提建议，艾丽卡不在的话还担任翻译——她的英语比托马斯·曼要好得多。她本人对新的流亡之乡缺乏热情。卡蒂娅告诉克劳斯：“可惜我根本就不适合美国，这一点我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接下来的理由使其他所有的理由为之逊色：“但说到底，这里对魔术师来说实在不错，为此，我也应当高兴才是。[93]”
艾丽卡·曼于5月底从美国回到苏黎世。她跟克劳斯正在一起撰写一本书，类似“谁是流亡者”之类的书，讲述流亡者的故事，穿插着许许多多鲜活的故事和人物特写。在余下的时间里，她还替父母打理家务，从青少年时期起她就经常如此。艾丽卡找莫妮卡的未婚夫兰易“谈话”，让他公开其财产状况。还跟小妹妹伊丽莎白讨论跟弗里茨·兰茨霍夫的问题，告诉她对他的感情没有丝毫前途。艾丽卡写信到美国告诉父母，伊丽莎白什么都明白，但她硬说对兰茨霍夫的爱“生死不渝”。[94]
6月，老大和老二一起前往巴黎。克劳斯·曼去“按摩”，狠狠过了把毒瘾，还写信给“亲爱的托姆斯基”。[95]他很激动。第二天，艾丽卡和他前往西班牙直接深入内战，想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报道人民阵线政府的共和军跟弗朗哥将军的叛乱分子进行的战斗。他们拿起笔作刀枪，反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艾丽卡的主意，是艾丽卡的冒险。出于往日的依恋，加上有机会再次跟亲爱的姐姐共同行动，克劳斯也参与了。没过几天他就想走人，原因是伙食太差，香烟太少，还有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但艾丽卡如鱼得水，大胆鲁莽，寻求危险。后来她还爱上了一个名叫汉斯·卡勒（Hans Kahle）的德国流亡者，西班牙共和国国际纵队（die Internationalen Brigaden）的指挥官。她跟“汉斯将军”开始了一段桃色绯闻，弟弟妒忌地看在眼里。艾丽卡朝气蓬勃，克劳斯心里害怕。他在日记里写道：“奇怪，艾丽卡对这里的情况表现得那么有耐心，甚至是喜悦。我要撤离，这一愿望不断增强，难以控制。”[96]
为了她，克劳斯留了下来，一共三个星期，却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去过巴塞罗那、瓦伦西亚（Valencia）、马德里和托尔托萨（Tortosa）——一个因空袭和埃布罗攻势被彻底摧毁的小城。他们撰写文章，报道共和国人士的英勇斗争，有时合写，有时各写各的。克劳斯·曼在他的《西班牙之旅的总结》（Fazit einer Spanienreise）里向自己、也向读者发出充满乐观的号召：“从我们流亡那天到现在，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能够赢得胜利。”“看到西班牙人民跟自由——他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的自由——的敌人进行斗争，这种经历永远难以忘怀，也是我们在流放中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情。”[97]这无异于黑暗森林中的一声呐喊。对共和军来说，军事局势早已陷入绝望之中。没过几个月，弗朗哥最终取得了胜利。
1938年7月，卡蒂娅和托马斯·曼也再次回到欧洲，目的是清理家产并进行告别。接下来是第二次流亡，就他们俩而言，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流亡。海因里希·曼从尼斯赶来告别，这位忠诚的大哥非常眷恋托马斯，把过去的伤害忘却得更彻底一些，他也从未像弟弟那样将相互的竞争和兄弟间的敌意看得那么严重。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他崇拜的伯伯变得太老了，“几乎是白发苍苍”了。他们谈论莫妮卡，海因里希·曼对其命运表现了“高度的同情与人性的关怀”。相反，根据克劳斯·曼的观察，父亲对大哥“常常是心不在焉”，“可他对谁不是这样呢？”[98]
克劳斯看父亲的眼光很忧郁，带着妒忌和怒气，这些怒气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养分。托马斯·曼在家人的圈子里朗读他写的关于歌德的小说，这一年的风风雨雨让他没有多少时间去写作。他读了《绿蒂在魏玛》第六章。奥古斯特·冯·歌德（August von Goethe）作为父亲的代表，要跟老歌德爱过的奥提莉（Ottilie）结婚。托马斯·曼不仅用他曾仔细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的特征描写奥古斯特，同时还借用了自己三个孩子的性格特征：酗酒让人想到米夏埃尔，轻浮像克劳斯，不讨人喜欢和笨手笨脚形同戈洛。他们的基本关系则像三个孩子跟他自己：小说中写道，“一个伟人的儿子意味着极大的幸福和可以估量的舒适，还有令人压抑的负担，以及自我尊严的不断缺失”。[99]这一类比没有逃过儿子们的眼光。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的感觉。”[100]戈洛·曼后来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父亲在此时“有点拿我当奥古斯特·冯·歌德玩”。[101]
图15 1938年，克劳斯·曼跟父母在一起
卡蒂娅·曼对移居美国的兴致不那么高，她的“忧心忡忡”艾丽卡也观察到了。[102]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是卡蒂娅的父母，她不得不把他们留下来。流亡的头几年，卡蒂娅的父母定期来瑞士看女儿，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提起时总不是那么愉快。虽然女儿一再催促，两位老人就是不想流亡。卡蒂娅说，他们可以一起跟着去美国。“你这个小笨蛋，”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于1938年5月写道，“你可别当真，以为我们两个马上就88岁和83岁的耄耋老人，又没有足够的钱财，能够迈出移民的脚步，成为你们这些好孩子的负担，还要赔上丧葬费！”她在信的结尾写道，宁愿在德国体面地死去，也不要在美国“没有尊严地腐烂掉”。“就这么说了。虽然眼里噙满着泪水，但一言为定，绝不反悔。”[103]
1937年初，托马斯·曼一家被褫夺国籍后不久，岳父岳母的护照被吊销。1938年夏，又有了一个再次相会的希望。据说在德国与瑞士边境地区可以获得去邻国瑞士的当日签证。海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于1938年7月前往康斯坦茨（Konstanz），卡蒂娅·曼同时来到瑞士边境一侧的克罗伊茨林根（Kreuzlingen）等待。可是，签证申请被当地区政府“生硬和粗暴”地拒绝了。一次让人彻底绝望的经历。这一时刻，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她的幽默——她生活的基本情调。她非常伤心地写信给女儿，“只能说，这次实在是太难过了”。[104]她们俩都预感到，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原本可以相见的机会了。
米夏埃尔·曼于6月回到巴黎，继续在提琴老师盖莱缪那儿学琴。他写给母亲的信很少提及音乐学习的事情。信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跟格蕾特·莫泽尔的婚礼；二是钱，他总是缺钱，每封信里总是一再讨要。8月，上一年的主要大事被重新提起：布加迪跑车。那辆车又得修理了，还谈到一个新问题：车辙完全歪了，新轮胎（他借钱买的）彻底开废了。米夏埃尔·曼对他的“奇迹”的热情已是烟消云散。他告诉母亲，打算把车卖掉，并且已经找到了一个下家。“车子的那个问题我当然不告诉他”。当然，接下来又是必不可少的那句话：“有太多太多讨人厌的开销。”[105]十天后，米夏埃尔又来要钱。他请母亲别以为他不停地借债是因为笃信母亲不管怎样都会付钱。他可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日子其实过得“挺节俭的”。不过：“我要不总是那么倒霉、那么愚笨就好了。”[106]
这一年，克劳斯·曼为了维系他的种种关系，非常认真地作出努力，要戒掉毒品。弟弟戈洛和当医生的朋友卡岑施泰因帮他度过了这一难关。有段时间，好像还真要成功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日记里没再出现“服用”的字眼。不靠任何帮助也不行，特别是为了工作他需要点什么，所以现在定期服用一种叫苯齐巨林的兴奋剂。跟往日天天服用吗啡、海洛因或羟考酮相比，这是个进步。
就连伊丽莎白也让父母操心。她怎么也放不下对弗里茨·兰茨霍夫的爱，虽然跟姐姐推心置腹的谈话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且跟兰茨霍夫一年几乎没能见上一次面。父亲在日记里把这称为“冥顽不化的痴迷”。[107]女儿的病，像哮喘、吞咽困难和失眠等，从心身医学来讲似乎都跟父母有关系。克劳斯·曼同样满怀同情地观察到，“她心里那份炙热的感情是那样的不幸，也着实没有半点希望，却令人害怕地在持续燃烧”。妹妹跟德国批评家汉斯·萨尔（Hans Sahl，好歹只比她大16岁）交好，试图借此来安慰自己，对此，克劳斯心存怀疑。他更希望伊丽莎白能在美国重新开始：“那里，不管在大学还是在好莱坞，有那么多好青年。”[108]到了秋天，这时已在普林斯顿，弗里茨·兰茨霍夫来访。他带来了未婚妻里尼·奥特（Rini Otte），一位荷兰女演员。克劳斯·曼看着“小妹在受煎熬”。[109]父亲认为，不应当还让这位“竞争对手”来访，让女儿难受。[110]第二天，他安慰了女儿。
世界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不管曼氏一家是否已经安排妥当。就在托马斯、卡蒂娅和伊丽莎白·曼跨洋渡海前往美国的同时，欧洲朝着一场新的危机，抑或是一场战争前行。继奥地利后，希特勒此时又把手伸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势力强大的德裔少数民族成为他动手的借口。捷克的冲突直接关系到曼氏一家，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是他们获得国籍的国家。托马斯·曼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戈洛和米夏埃尔就得作好服兵役的准备。[111]
到了9月，形势急转直下。各种消息也传到了“新阿姆斯特丹号”船上，气氛非常压抑。托马斯·曼写道：“法西斯主义很有可能将其魔爪伸向美国。”他再次厌烦政治，想摆脱这一切。“转向吧，转向！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做精神方面的事。我要的是明朗与快乐，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无济于事的仇恨不应该拉扯上我。”[112]到了美国不久，他又在别人的劝说下，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声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他高呼“打倒希特勒！”20000名听众备受鼓舞。[113]
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从中调停，英国和法国全线让步。1938年9月29日，签署《慕尼黑协定》。主要由德裔居住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被划归德国。在自己国家遭到瓜分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甚至连谈判桌的边也没沾上。《慕尼黑协定》成为“日益荒唐的绥靖政策”的顶峰，此项政策造成中东欧唯一尚存的民主国家成为其牺牲品，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道德沦陷”。[114]
同一天，曼氏一家，包括父母和伊丽莎白，搬进在普林斯顿租的房子，受到黑人夫妇——男女仆人约翰（John）和露西（Lucy）的欢迎。十个房间，五个洗澡间，月租250美元——房东们原想多要点，最后同意曼家提出的最高房价。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个像曼这样的名人住过的房子，以后更好卖。搬进富丽堂皇的维克多利亚式房子，托马斯·曼却无法尽情享受。他对《慕尼黑协定》恨之入骨。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本来已被打败，不可能再进行一场战争了。他觉得已看到在柏林发生了“暴动”，在罗马甚至爆发了革命，一句话：“独裁者们已穷途末路。是英国拯救了他们。”[115]
第二天，托马斯·曼跟克劳斯打电话，两人十分沮丧，一致认为“英国在推行反苏拥德政策”。[116]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英国和法国害怕希特勒被推翻，“用尽各种手段扶持他。张伯伦（Chamberlain）对他那个阶级所尽的义务要超过对他的民族。”[117]克劳斯采用共产主义的术语并非源于眼前的混乱。在跟艾丽卡正共同撰写的《逃避生活》（Escape to Life）一书的结尾里，克劳斯进一步展开其想法：不是恐惧战争，而是恐惧行将替代法西斯的东西，这种恐惧让民主国家阻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走向覆灭，而他们的覆灭本来已成定局。[118]托马斯·曼也持类似的想法。他在题为《这种和平》（Dieser Friede）的文章里——计划作为下一部政论集的前言——详细阐述了西方是如何将法西斯主义当作“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雇佣兵”的。他称英国为“希特勒的教母”。[119]
这段时间不是这对父子在政治上最得意的时刻。他们俩此时共同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说是绝对地瞎胡闹。艾格尼丝·迈耶，托马斯·曼非常重要的美国女赞助者，读着他的文章，心生担忧，如果不说是感到震惊的话。她写信给他，称赞他的观点散发着“魔力”，然后笔锋一转，急切地劝诫他，不要在政治事务上浪费精力，要回归他的“创造性的工作”。[120]很难有比这更客气的说法了。
戈洛·曼对形势的分析要中肯得多，没有对独裁者们迅速倒台的幻想，也没有指责所谓跟法西斯的联盟。在11月的《尺度与价值》杂志上，他对西方大国进行清算，指出其“安抚政策”是黄粱美梦，他们过去拒绝对魏玛共和国施行这种政策，现在却拱手奉送给了希特勒。“有许多寄希望于欧洲的重要德国人——虽然在德国人中属于胆怯的少数，你们（西方大国）让他们对欧洲失去希望，你们允许希特勒证明：暴力等于成功，正义等于失败。你们不区分人民和领袖，而是蔑视人民而讨好领袖，但这种外交考虑没有丝毫意义，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希望。你们并非真正为和平而战，不过是为了证明你们在战争中是无辜的而已。”现在，德国强大了，武装好了，英国和法国的气氛也随之改变。“现在，大祸临头之际——你们为了引入这场灾难不可谓没有殚精竭虑——你们却诉苦抱怨：这讲的是哪门子理呢？”[121]
艾丽卡·曼以她的方式也同样战斗在政治的前沿阵地。她争取民众支持自己和自己的事业，要是愿意，她就可以既和蔼可亲，又妩媚动人。她英语早已讲得十分流利，到处旅行演讲，成绩斐然。她也经常被人介绍为“某某的女儿”，但并不觉得尴尬。在其演讲系列里，有一篇关于父亲的报告。但她一般都是以研究“第三帝国”专家的身份上台，讲述希特勒统治下的青少年或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妇女问题。
1938年，她撰写了一本书，介绍希特勒统治下青少年的教育情况，该书于秋季在美国出版，同时在阿姆斯特丹的库埃利多出版社用德语发行。该书非常巧妙地把文献材料、新闻报道和反邪恶的宣传糅合在一起，剪裁得当，适合美国人的需要：富有趣味，慷慨激昂，其基本主题一目了然，个人的命运和逸闻趣事穿插其中。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无可挑剔，效果奇佳，其中大部分内容只可能来自艾丽卡·曼的丰富想象。若要靠这本书来分析“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情况，实在不大合适。可艾丽卡又能从哪里得知那些真实的情况呢？这恰恰是德国流亡者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来了解故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回乡察看已无可能，自由媒体亦不复存在。
艾丽卡·曼要的不是“第三帝国”的真实情况，而是如何赢得美国人作为盟友。她在书里把纳粹分子用于教学的斗争书籍相当简单地套用在德国所谓的教育现实上，缺失的亲身体验就用想象去弥补。她看德国的眼光充满着仇恨，所以有些夸大事实（比如她说，德国青少年不得不说“希特勒万岁”，每天甚至多达150次），艾丽卡的目的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政治性。《野蛮人的学校》［School for Barbarians，又名《一千万个儿童》（Zehn Millionen Kinder）］一书是她为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作出的贡献。该书具有诱导性和趣味性，而且非常成功：到年底，这本书在美国共销售了40000册。[122]
图16 托马斯·奎因·柯蒂斯
克劳斯·曼要回美国了，所以非常高兴，首先是因为要见到他的男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了。他俩已有半年没见面了，此时的他已经戒了毒，很想跟男友相拥在一起。可还在船上时，一封电报交到了他手里：柯蒂斯在去墨西哥的途中，迟些日子才能回到纽约。克劳斯·曼到了纽约以后，不清楚柯蒂斯究竟要“迟多少日子”，于是“彻底”崩溃：“泣不成声，号啕大哭，准备自杀。”[123]后来得知，柯蒂斯没有路费，卡蒂娅·曼出面相救。克劳斯在纽约等候托姆斯基期间，跟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尤里·卡贝尔（Ury Cabell）开始了一段绯闻。柯蒂斯终于抵达纽约时，克劳斯·曼非常开心，但新朋友尤里·卡贝尔他也没放弃。
在德国，由国家组织的反犹运动达到了新的规模：从歧视犹太人到系统地迫害他们。一位德国外交官在巴黎被一名犹太裔凶手杀死，纳粹分子借此机会实施早已计划好的暴行。11月9日那一夜，在全德国境内，犹太教堂在燃烧，犹太人商店遭到抢劫，墓地被捣毁，犹太人被逮捕并押往集中营。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心里清楚，她女儿会替他们担忧，所以“帝国水晶之夜”过后几天，局势开始平静下来时，她给女儿写信，说她和父亲“本人都还不错”，没有遭受损失。关于总的形势，卡蒂娅大概从新闻媒体上已经了解到，所以她就不再“赘述”了。虽然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像往常一样争取把信写得轻松一些，从字里行间却能感觉到一种不安。那个暴行之夜过后三天，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来到家里，先是中午，然后是晚上11点以后。四个汉子“把我们从所有现代技术带来的造化中解放出来”。[124]在11月17日的信里，普林斯海姆又镇静了些。她写道，即便没有收音机，人也可以“生存得不错”。[125]
不久，针对犹太人的恶毒“制裁措施”也降临到普林斯海姆一家人的头上，这些措施的一个主要动机是：用犹太人的财富来填满战争费用的大坑。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的大部分艺术藏品和银器被“没收”，也就是被当局抢走。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写往美国的信里说，他们“非常健康、镇定和勇敢”。几个朋友和熟人虽然还在“艰难旅行”，即在达豪集中营里，但她保证，他们个人“依旧安然无恙”。她尽可能用幽默的口吻掩饰其对艺术珍品遭受抢劫的愤怒：“他们友好地让我们减负：财产就是负担。”[126]卡蒂娅·曼非常担心，再次催促他们流亡国外。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她父母还是不予考虑。
只有一个国家以坚定的态度回击德国由国家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行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柏林召回了美国大使。[127]
曼氏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痛恨希特勒及其政权，这都是真实的情感。托马斯·曼后来写道，斗争的年代是“道德的好时代”，它使“情感简单化”；[128]在政治的紧逼下，讽刺与怀疑，还有艺术创作都变成次要的了。1938年，托马斯·曼在这一领域来了个意外之举，让被憎恨的东西接近自己；人们会觉得太近了，近得耸人听闻。他在一篇文章里探究大众催眠师希特勒的艺术生涯和此人跟自己“许多令人难堪的相同之处”，以尖锐的笔触揭露希特勒的下作（“这家伙就是一场灾难”，这个“胆小如鼠的虐待狂和不知羞耻的复仇疯子”），同时又称他为“兄弟”，虽然是“一个有点让人不舒服、令人难堪的兄弟”，一个自成一体但很“拙劣”的天才。托马斯·曼向自己、也向读者坦白，他和希特勒在艺术生涯上有共同点：自学成才，梦想伟大和受到崇拜；两人还有一个共同文化背景，即崇拜瓦格纳，反民主的怀旧感（构成《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的基础），渴望思维简单化。托马斯·曼写道：“我并没有跟时代的偏好、抱负以及那些追求完全脱节——二十年后，那些追求演变成为小巷里发出的怒吼。”
这是在玩魔术。《希特勒兄弟》（Bruder Hitler）这篇文章有一种魔力，托马斯·曼需要这种魔力，以便跟某一种东西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这种魔力在他就政治局势发表的即席讲话里往往是找不到的。《希特勒兄弟》这篇文章只有唯一的一个句子涉及1938年的具体事件。托马斯·曼再一次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的希特勒形象，一个“伟大的胆小鬼兼和平敲诈者，到一场真正的战争爆发之日，他扮演的角色也就到头了”。[129]不久即将证明，这是荒诞的误判——一个信息更加灵通的政治观察家在1938年秋肯定会看到希特勒在军事与内政上的优势，或者至少不会讲出与事实肯定相反的情况。另一点才是最根本的：托马斯·曼巧妙地接近希特勒这一现象，接近其少有的艺术生涯，以及他的伟大、天才与拙劣；最后还探讨希特勒这个人诱惑人的原因，而千里之外，在恨他的人眼里，希特勒像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吆喝者，却能把大众拉入他的轨道。
这篇文章是政论集《小心，欧洲！》（Achtung，Europa！）的结束篇，该书将于秋季在斯德哥尔摩的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出版。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说服托马斯·曼抽走关于希特勒的文章，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也因为在德国发生打砸抢的暴行以后，他作为出版人担心，“个人攻击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迫害”。[130]这篇文章最终首次发表于1939年3月的美国男性杂志《先生》（Esquire）上，题目为《那个人是我兄弟》（That Man is my Brother），刊登在穿着暴露的“男性杂志女郎”的照片之间。
托马斯·曼拿的是一个教授的工资，暂时有一学年（到5月）的保障。他几乎不再寄希望于德国的读者与买主去读或者买他的书，所以只能依赖英语市场。托马斯·曼的下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其中有许多歌德的典故与传奇，他自认为在美国不大可能赢得很多读者。全家人一如既往，在流亡中的生活依然讲究奢华，但时局不稳，财务状况也早已大不如前。家里花费很大，那些定期指望母亲寄钱的人一个也没少。在家庭成员中，米夏埃尔·曼是最看不清时局的一个。他这一年写了那么多乞讨信，在圣诞节前几个星期又把节日要的礼物清单寄给母亲：皮手套、袖扣、衬衣、裤子、皮夹克、短上衣、拖鞋、精致的西装口袋方巾、围巾、一个琴谱包（“漂亮的”）、一个谱架、一台留声机、一个提琴盒、一个电动节拍器、一支新钢笔、一只手表、一个打火机、一瓶“巴黎之夜”（香水）、一块阿拉伯地毯、一个香烟盒……[131]
圣诞节前，克劳斯·曼跟艾丽卡一起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作几个报告，在那里的一次派对上见到了好莱坞大牌女明星葛丽泰·嘉宝，他们俩曾经一起欢度1927年的除夕夜。“再次被嘉宝所迷倒——跟电影里一样，跟十年前一样。她真是美极了。”她“对我很好”，克劳斯·曼写道，“几乎调情了”。这次会面让他神魂颠倒。他在想象，跟嘉宝一起，“唯一一次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会怎样，这会是他生涯中的“奇特插曲”。后来他自己也发觉，这是“小孩子气”。[132]
圣诞节之际，全家人在新家乡——普林斯顿的新家相聚：大家欢聚在高大的圣诞树下——只有莫妮卡不在，她跟耶律·兰易一起搬到伦敦去了。戈洛·曼强调说，他只是来玩玩，新一年里一定要回苏黎世去。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世界濒临一场灾难的边缘，刚刚才侥幸避免的一场战争还会到来，而且不会等太久。但谁都没有预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和平中共度圣诞，未来的日子将使曼氏家族陷入剧烈动荡之中。克劳斯·曼于新年之际在日记里写道：“1939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133]
戈洛·曼本不想来美国。他想在欧洲、在苏黎世生活，姐姐艾丽卡充满激情地动员他，必须放弃欧洲并彻底转向美国，他却不为所动。同样坚定不移的是，他不喜欢美国——这个肤浅、没有头脑的国家。他在给女朋友利瑟·鲍尔的信里写道，他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欧洲人的自负”是不是造成对美国这种看法的原因，“抑或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缺乏历史，缺乏竞争激烈的教育”。有一个巨大的愿望把他跟苏黎世紧密相连：戈洛·曼想接管他父亲出版的文化杂志《尺度与价值》的编辑工作。迄今为止的编辑费迪南德·列昂（Ferdinand Lion）是那个卢森堡女赞助者挑选的人，但她停止赞助了。艾格尼丝·迈耶和丈夫已经接手进行赞助。对戈洛·曼来说万事俱备，更何况父亲在有关杂志的所有问题上早就让他参与，而且托马斯·曼相信他能胜任这个任务。也许，等待和坚持这下子还是值了，虽说在前些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挫折。戈洛·曼在给利瑟·鲍尔的信里说：“我算是那种后发者，那种慢性子，上帝若让我再活50年的话（？），我说不定还能成点气候呢。”[134]
1月，托马斯·曼在为一次新的演讲之旅作准备。他有时候很享受短时间离开写字桌登台演讲，这让他感受到他在美国的特殊地位；托马斯·曼喜欢听众和媒体的掌声，更何况收入很高。特别让他高兴的是，能跟女儿艾丽卡共度时光，女儿陪着她，给他做助手，效果极好。“她瘦得可怜，咳嗽，肯定太过疲劳了”，托马斯·曼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写道。艾丽卡写的关于“第三帝国”教育问题的书空前成功，她自己的各种演讲也很受欢迎，这都让她闲不下来。托马斯·曼希望，对艾丽卡来说，跟他一起旅行可以是“一种度假和休息”；他还补充说，“我特别爱这孩子”。“有趣和突发的激情是她的天性，两者有时融为一体，有时同时、有时先后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特别能吸引并感动我的东西。”[135]
从3月起，托马斯·曼跟妻子和女儿一起穿梭于北美大陆，从波士顿到洛杉矶，从南部的沃思堡（Fort Worth）到西北部的西雅图，作了很多次演讲。艾丽卡写信告诉弟弟克劳斯，说父亲克服了旅途的各种辛劳，程度之好令人吃惊：“若是我们到了魔术师这把年纪，遇到这类机会时还能这么顽强的话（等到了冰冷的坟墓里，我们哪来这种顽强！），我们可以用‘冯’来称呼自己了。”[136]这次演讲谈的题目是《自由的问题》（Problem der Freiheit），算是上一年关于民主的演讲之续篇。他又一次赞扬罗斯福的“新政”，夸奖总统本人。对托马斯·曼来说，罗斯福就是现代民主执政者的偶像。在跟法西斯主义极权威胁进行的斗争中，托马斯·曼赞成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及其自由理念。他觉得，苏联是这场斗争中的自然盟友。他在日记里写道，其演讲也应当是一份隐秘的辩护词，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相互结盟而辩护。[137]
4月，父亲的演讲之旅结束，艾丽卡离开父母，以便回归自己的演讲。她先得去俄亥俄州，然后去印第安纳州。艾丽卡写信告诉克劳斯，“我很无聊，很想再次从事艺术工作”。[138]但这不过是一种心愿，一种宣泄而已，政治斗争才是她这段时间的生活中心。这一斗争一直浸透到私人生活里。除了跟马丁·贡佩尔特保持关系外，艾丽卡还跟莫里斯·韦特海姆再续情缘，就是那位替她为《胡椒磨》的冒险埋单的百万富翁。好多年以来，韦特海姆想跟她结婚，弟弟克劳斯也赞成，姐姐跟一位富翁的婚姻可能可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139]但艾丽卡·曼不愿意。托马斯·曼当年向百万富翁之女卡蒂娅·普林斯海姆求婚时，曾写信给哥哥海因里希说，“我不害怕财富”。[140]艾丽卡·曼不同，她害怕。花钱喝香槟，穿漂亮衣服，去派对，找乐，住豪华旅馆，这些她也很喜欢；她同样喜欢能用自己的钱或搞来的钱去帮助别人，比如那些流亡者，他们不像曼氏一家生活得那么富裕，而是生活在那种典型的捉襟见肘的窘境里。但是，一旦金钱限制她，剥夺她的自由，她就会反抗。两年前，她就觉得“有专车和男仆”的生活显得“玩世不恭，也不合时宜”。[141]同时，艾丽卡也看到时局紧张，于1939年初告诉克劳斯，她为什么不当韦特海姆夫人：“他现在又写了一篇反对罗斯福的文章给《民族报》（Nation，他资助的重要的自由派报纸），作为他心爱的太太你能随他去吗？”[142]艾丽卡·曼在爱情上当然注重实际的好处，但从来不会走到危害她独立的那一步。她想知道“禁酒”（就是说，这时靠吃药）的克劳斯吸食毒品的情况。她自己现在没有“图恩”（Thun，她对毒品的代称）了，但她“下定决心今天就离开老码头（贡佩尔特），要是他拒绝弄一些来的话”。
图17 马丁·贡佩尔特
3月6日，米夏埃尔·曼在纽约跟她的瑞士未婚妻格蕾特·莫泽尔结婚。在教堂举行婚礼时，20岁不到、长相年轻的米夏埃尔不得不说服教堂司事相信他是新郎官。[143]没有举行盛大的婚礼，托马斯·曼不知什么原因连教堂的仪式都不出席。格蕾特原来是伊丽莎白的同学，在曼家颇受尊重，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希望她能对“劳神的比比”施加些好影响。[144]婚礼当晚，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欢迎年轻的新婚夫妇，喝了香槟酒。莫妮卡·曼几天前跟耶律·兰易结了婚，家里人事后才知道。
克劳斯·曼在对长篇小说《火山》（Der Vulkan）进行最后修改时有个想法，这一想法将为他占领美国市场助一臂之力：克劳斯明显很兴奋地写信给艾丽卡，说要写一部长篇，内容是“关于一个富有、上进的女孩”；写成一部纽约社会的讽刺小说，一切的一切都不那么体面，带点施特恩海姆的味儿，主要人物“更多类似芭芭拉·韦特海姆（Barbara Wertheim）而不是佛罗伦斯·迈耶（Florence Meyer），两个人的影子各有一些，但愿这样到处都能闹出些丑闻来”。这里牵涉到艾丽卡的富翁男友、银行家莫里斯·韦特海姆的女儿，还牵涉到艾格尼丝·迈耶的女儿，写这女孩时，克劳斯·曼想写点“短小、时尚的东西”，“让这里的人开开心”。[145]这是要写成一部暴露小说，让曼氏家族两个重要的支持者出丑：克劳斯·曼会严重偏离其一往无前的生活轨道。他后来放弃了这项计划，至于说是他自己的察觉还是姐姐的反对，这一点无从知晓。
1939年3月，希特勒向“捷克的剩余部分”发动进攻。他支持斯洛伐克独立的要求，下令德国国防军进军捷克，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这不仅违反了上一年签署的《慕尼黑协定》，而且德国外交政策首次可以不再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而仅仅是想让所有的德国人团结在一个国家内。占领捷克主要出于经济利益，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用民族利益作为幌子来加以掩饰了。西方大国没有直接干预。但对英国和法国来说，1939年3月16日是个历史转折点：其绥靖政策宣告失败。两国现在开始认真地准备跟德国发生冲突，如有必要就准备打仗。[146]
在评价政治形势方面，托马斯·曼坚定地仇恨希特勒，拒绝民族社会主义，希望西方大国最终能够放弃面对德国的让步态度。在判断德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根源时，他的态度左右摇摆。托马斯·曼时而觉得希特勒是典型的德国现象，从路德（Luther）开始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147]时而又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非德意志的和陌生的，“纳粹布尔什维克主义”跟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性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他曾经这样写道，[148]而且他看到在德国政府跟人民之间有一道“鸿沟”，德国民众甚至“仇恨”其政府。[149]他对德国内部局势的判断为何如此有把握，没人知道，估计是诗人的直觉，抑或是一厢情愿吧。海因里希·曼也持类似的看法，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德国人民随时随地可能起来造当权者的反，迎来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转折。[150]此时既没有任何这样的征兆，希特勒也比之前任何一个德国执政者都要受欢迎，[151]对此，曼氏兄弟中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到。
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艾丽卡·曼的《野蛮人的学校》一书。文章的作者是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他本人认识托马斯·曼及全家。书评的题目叫《这个传奇之家》（This amazing family）。这一说法立刻成为曼氏家人的家用口头禅。
“这个传奇之家”赢得了许多掌声，也没忘记自己为自己鼓掌。3月，艾丽卡在美国的《时尚》（Vogu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己家庭的文章。在文章里，人们读到她是如何给好奇的父母展示美国的，面对欧洲的黑暗现实是如何决定留在美国的；文章讲述自己家是怎样在普林斯顿找到一幢新房子，从而找到了一个新家园的，书桌很快便放好，父亲又开始工作了；文章还描写家人如何客气地对待两位黑人仆人露西和约翰，跟他们学到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情；家里人都很有天分，有天资聪颖的音乐家、作家和学者，他们怎样相互朗读作品，演奏音乐，相互支持，一句话，大家都和谐相处；家里保留了一些老习惯（比如吃巴伐利亚土豆团，听舒伯特，读歌德），还把一些新事物融合到家庭生活里来（喝威士忌，听爵士乐，看美国电影）；文章还讲述父亲在观看普林斯顿跟耶鲁比赛足球时是如何跟着欢呼雀跃的。艾丽卡·曼在结尾处写道，他们又到家了，托马斯·曼的写字台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她用父亲的口吻说：“当局会允许我们留在美国的。这里的民主既强大，又真诚。”[152]真是一部令人动容的家庭童话。
3月27日，戈洛·曼过30岁生日。他还在等待回欧洲的可能性。捷克斯洛伐克的护照已没有多大价值，他的第二故乡已不复存在。这段时间，他经常坐在政府机构的走廊里，却拿不到签证。他利用等待的时间撰写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对手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书。这是一部历史传记，资料来源是书信和当时的文章，不进行文学加工，虽然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该书又是一部影射当代现实的书，戈洛·曼在书里视主人公根茨为自己的影子：根茨反对拿破仑，相比于他本人反对希特勒。这个月初，他在家人的范围内朗读了该书的一个段落。现在，他也成为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即朗读正在创作的文学作品，接受家人的批评。“很吸引人”，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大哥克劳斯也挺受感动：“非常有趣，水平很高，文笔也很好。”克劳斯·曼还看到“类比当代现状的危险”，戈洛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一位欧洲政治家的故事》（Friedrich von Gentz. Geschichte eines europäischen Staatsmannes）让人看到这种危险。“（你）以忧伤、浪漫的形式处理似是而非的事情，勾画出区别，写得引人入胜，内涵丰富，但并非没有危险。”[153]
弟弟戈洛过生日那天，正处于戒毒阶段的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我不会、也不想活得太久。不知道哪一天，我又会通过毒品这一美妙又恐怖的间接方式去寻找死亡……这不是‘软弱’”（父亲这样指责他）。“我一定要这样做。”[154]
《逃避生活》于4月出版：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凝视着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合写的书的封面，该书通过趣闻逸事和人物特写介绍德语流亡人士，从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和斯蒂芬·茨威格到布鲁诺·瓦尔特。书的重点是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但两位作者把西班牙内战以及不少艺术家的生活都穿插进去，比如为“第三帝国”效力的格伦特根斯。爱因斯坦是父亲在普林斯顿的教授同事，父亲跟他刚刚开始交上朋友，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写书时有机会采访他本人。能采访本人的还有一些被描写的人物，他们俩在写这些人物时故意写得好像跟这些人有私交，这样做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
艾丽卡和克劳斯·曼也对父亲进行了特写，甚至给了他一章的篇幅，即艾丽卡写的“父亲的肖像（Bildnis des Vaters）”：独特、亲切，往日的争议一概不提。“当然，我们经历过贫苦的日子”，这样描写曼家的流亡生活肯定让一些流亡者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的日子那才叫苦日子。父亲写的一段前言引导读者进入介绍他的章节，前言的形式为“一封致亲爱的孩子们的信”：“我的大女儿、大儿子，你们俩按照我的意思写了一本书，因为你们懂我；你们知道，我拒绝把我跟德国流亡者分开的企图，拒绝让我在他们中间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我特别强调我是属于他们的——这已是多年前的往事。我当时这么做，是因为不想看到德国的当权者对剥夺我国籍一事继续犹豫不决。”[155]长期以来，克劳斯和艾丽卡一直在公开制造关于自家的传奇（这本书也同样如此：在引言中可以读到艾丽卡从慕尼黑家中抢救出《约瑟》手稿的虚构故事），现在，这一风气也传到了托马斯·曼这里。至于说，恰恰是“可爱的孩子们”不得不对父亲施加影响，让他真正加入流亡的行列，他又是怎样在流亡者中间力求获得“特殊地位”，而他本来并不想跟他们发生什么关系，还有他多年摇摆不定、踌躇不前的情形：这一切都只字不提。这是公开的版本。所有其他事情都秘而不宣。
《逃避生活》是一本题材广泛、“比较肤浅的”书，克劳斯·曼自己也承认。[156]但这本书很成功，不久便发行了第二版。对艾丽卡·曼来说，在美国获得成功并非什么新鲜事。现在，克劳斯·曼也首次在新世界取得了一点成就。两人立刻计划再次合作写一本书。
5月，克劳斯·曼来普林斯顿父母家玩。父母亲、戈洛——他还在等待返回欧洲的签证——克劳斯和伊丽莎白一起聊天。谈话的内容围绕着文学和几位作家，《逃避生活》一书对他们都进行了善意的描写。父亲把家庭谈话的内容记到日记里。“［我们］谈论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埃米尔·］路德维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谈到他们中谁的自卑感最强。”[157]
求救信雪花般地飞向托马斯·曼，大多数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他们想逃往美国。托马斯·曼竭尽全力实施帮助。[158]具体说，就是由卡蒂娅·曼来负责。普林斯顿一位物理教授的夫人叫莫莉·申思通（Molly Shenstone），她帮忙处理信件并组织救援措施，由此而产生了一段亲密的友谊。在所有的社交活动与奔走忙碌中，卡蒂娅·曼一直都比较孤独，没什么朋友。就连在慕尼黑时代，那些定期来访的人不是家庭成员或家人的朋友就是托马斯·曼的朋友。现在，卡蒂娅·曼这辈子或许第一次有了一个最好的女友。[159]
托马斯·曼在流亡岁月里虽然压力重重，但文学创作却硕果累累。非常自律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安静的工作环境，这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保证这样的环境仍然是家里最重要的规则之一，由卡蒂娅·曼严格看守。总统本人的电话、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只有这一级别的事情才够得上让托马斯·曼中止其上午的写作，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轻易不变。他知道的其他事情无不是妻子同意后才让他知道的。托马斯·曼跟外部世界之间的那堵围墙很高。
最近一段时间，他钟爱的女儿伊丽莎白对法西斯意大利及其领袖墨索里尼的政权感兴趣，总是义愤填膺，这一点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伊丽莎白·曼如何看待自己的前途，别人不清楚，她本人也不知道。4月，伊丽莎白度过了21岁生日，文理中学毕业后至今没有争取去上大学，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钢琴演奏上，虽然她上台演出时紧张不已，艺术天分也不能令人叫绝。伊丽莎白拿到可以担任钢琴老师的师范文凭后，没有再去考表演证书。在普林斯顿，偶尔能听到“上数学专业”的说法。[160]但好像也就是说说而已。伊丽莎白是母亲的一个支柱，一个实干、聪颖的年轻女子，更多是通过实干和激情而非外表的美貌来引人瞩目。当然，她不会长期屈就于家庭第二主妇的身份。托马斯·曼于2月终于获悉，几个月以来，伊丽莎白跟一个男人——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Giuseppe Antonio Borgese）交往，这件事家里人早已知道，艾丽卡和克劳斯甚至参与了牵线搭桥。弗里茨·兰茨霍夫的那次可怕造访——带着女友来到父亲家里——后不久，伊丽莎白认识了这位意大利文学教授，一名流亡者，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她后来说，“我当时想摆脱兰茨霍夫的影子”。[161]博尔吉斯时年57岁。
6月初，博尔吉斯的一封信交到了托马斯·曼的手里，他在信里向曼的女儿求婚。博尔吉斯写道，他爱伊丽莎白，尤其是她“那颗忠诚的心”，“令人耳目一新的坚强意志”，还有“其言行举止散发着的真实与自然魅力”。博尔吉斯也没有忘记指出托马斯·曼跟他——两位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联合在一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博尔吉斯提出具体建议，来个考验期之类的，跟伊丽莎白一起去墨西哥待一段时间，好让她考验自己和对他的感情。[162]
托马斯·曼当即回信给“亲爱的朋友博尔吉斯”。信中说，他跟妻子共同阅读了博尔吉斯的信，心生“感动与好感”。“所有事情都按照您说的办，我们充满信任地把伊丽莎白留给您，相信你们的美好天使——或是人们常说的指导我们的生活本能，会引领她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只想说，我们衷心欢迎这样一种结合，这种结合让我们觉得，从个人层面来看是幸福临门，从超个人层面来看既美满又有意义。”博尔吉斯应当明白，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也有其感伤的一面，而且，如果这一天来临的话——现在好像确实要来临，我们将十分寂寞，但这是时代与生活的规律”。[163]写信给博尔吉斯后没几天，托马斯·曼在“法兰西岛号”轮船上——他跟妻子乘该船去欧洲过夏天——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精神严重沮丧，泪水与痛苦。”[164]
伊丽莎白正在学英语，而博尔吉斯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出于个人原因不愿意说）。在此期间，她写信给这位比她大36岁的男人，说奇怪得很，“这些年我觉得老了很多，在苦痛中挣扎。是你把我从泥潭中解救出来。我现在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非常年轻，非常强壮，充满着活力”。[165]
艾丽卡·曼于6月前往欧洲，乘坐的是父母也坐过的轮船，同行的是弗里茨·兰茨霍夫，两人甚至同住一个房间。这不是爱情共同体，更多是苦难共同体：艾丽卡在看着他。前不久，兰茨霍夫的一位密友、作家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yerische Räterepublik，也称Münchner Räterepublik）的革命家恩斯特·陶乐（Ernst Toller）在纽约自己的洗澡间里上吊身亡。人们担心，情绪不稳的兰茨霍夫也同样会糟践自己。开船前，伊丽莎白也去探望了她少年时代的这位情人并写信告诉了博尔吉斯。后者醋意大发。伊丽莎白向他发誓，根本没必要这样。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想见兰茨霍夫，担心会“旧情复发”，她不想对博尔吉斯遮遮掩掩。但她对兰茨霍夫的爱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她只爱他，博尔吉斯。[166]
早在5月中，米夏埃尔·曼就跟妻子格蕾特一起前往欧洲旅行。她想看望在瑞士的家人，他则想在卡尔·弗莱什（Carl Flesch）那里上几节课，弗莱什是世界上最有名、也是价格最高的提琴老师之一。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打算在秋天返回纽约，这是跟卡蒂娅·曼说好的。米夏埃尔·曼从伦敦给母亲写了封备受鼓舞的信，特别推崇弗莱什及其提琴课，称其教学法无与伦比。“他说，我的情况很棘手，但棘手的情况恰恰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米夏埃尔写道，那些学生天赋都极高，大部分是波兰和苏联犹太人，部分人“刚从隔离区”来这里，跟他们比，米夏埃尔有一个优势，即能给大师带来每小时15美元的收入。[167]
两个月前，父母还在演讲旅途中时，米夏埃尔在普林斯顿动用了母亲留下的钱。他用说好买一件高档冬季大衣的钱买了其他东西，说好了用30美元，却花了45美元，然后在一封通常那种“我怎么会这样的信”里向母亲坦白。[168]这段插曲也顺便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换算公式：弗莱什的两节音乐课等于一件高档冬季大衣。
米夏埃尔继续从伦敦写信，汇报上课的情况。他说弗莱什还没能说出他这位新学生天赋究竟有多高。弗莱什说过，技术难度并非特别困难，“更重要的是‘心什么学’，我这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当然听不懂这个词：他在讲课时一再提示我受过的教育和我出身的环境，还说我毕竟是文理中学毕业的，天哪，但愿他别知道！”[169]
对艾丽卡·曼来说，兰茨霍夫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吸毒上瘾，心理脆弱，朋友恩斯特·陶乐的自杀使他感到震惊，连爱情也出了问题。伊丽莎白为了摆脱兰茨霍夫的阴影找了另一个男人，而兰茨霍夫跟里尼·奥特的关系似乎也是为了摆脱艾丽卡·曼的阴影。现在他又旧情复发。其状况“令人沮丧，让人流泪”，艾丽卡·曼跨洋渡海后不久，从巴黎写信告诉克劳斯。在这种困境下，艾丽卡·曼甚至向兰茨霍夫提出跟他结婚（“这一建议可能让我们再也不能从贡佩尔特那里得到好处了”）。兰茨霍夫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这让她轻松下来。他说，只有她爱他，他才想要她。她想让他活下去，爱他却做不到。[170]
死神的召唤和陶乐自尽的诱惑让艾丽卡不仅替兰茨霍夫担忧，而且也为弟弟发愁。面对身边的突发事件，克劳斯·曼挺过来了，情况比兰茨霍夫要好，但他还是震惊不已。后来，约瑟夫·罗特也死了，死于酗酒后遗症。克劳斯·曼认为，“这事肯定要发生”，“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一下也太多了……”在艾丽卡·曼和兰茨霍夫离开之前，家人和朋友在一天晚上举行了一次较大的聚会。聚会时，就流亡的意义和流亡者在未来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争论。克劳斯认为，作用很大；戈洛和马丁·贡佩尔特据理力争，说作用不大。再加上他的男朋友柯蒂斯那天晚上不愿意跟他性交，克劳斯·曼崩溃了，号啕大哭了一场。[171]6月，艾丽卡·曼在巴黎写了一首诗寄给克劳斯，用意是挽留他。诗的第一段如下：
再死几个，世界就空无一人，
那儿居住的不是敌人，那是陌生人。
敌人，一伙龌龊的敌人，
那么阴暗，那样无聊，一伙蒙昧人，
连空间也填不满的敌人，
空间依然黑暗，尽管他们放火、砸人。
再死几个，世界就空无一人。[172]
即使1938年11月发生了迫害德国犹太人的打砸抢事件，卡蒂娅·曼的父母仍然一直拒绝流亡异乡。到了这时，他们改变主意了。他们想离开德国。这时想流亡不仅日益困难，而且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也跟当局再次实施抢劫有关。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历经数十年，收集了非常珍贵、遐迩闻名的陶瓷画，即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制作的陶瓷艺术品。这些藏品先要拍卖，大头交给国家，然后才允许普林斯海姆老夫妻离开德国。这事拖了很久。卡蒂娅·曼7月就56岁了。她非常希望能跟父母亲一起在瑞士庆贺生日。最后她不得不以母亲写来的一封信聊以自慰。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写信给女儿：“我最心爱的双胞胎，又要过生日了，该说些什么呢？55年前，你是那么一点大，那么一点点大；生活伴随着你，你经历了多少可爱、有趣和美好的事情，现在，时代也有点跟你过不去了，但相比较而言，对你还算是过得去的。可到了最后，你也会像我可怜又可爱的‘妈姆’（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的母亲）88岁时最后躺在病床上，摇着头惊奇地感叹：‘这辈子就完了？！’好在距离那个时候，你还有很长时间，我祝愿你度过更加美好、充满更多欢乐的时光，到那时，我将从安静的骨灰盒里送上一份来自母亲的祝福。”[173]
莫妮卡·曼，新婚的兰易太太，跟丈夫耶律在伦敦找到了一处新居，诺丁山区（Notting Hill）的斯坦利花园21号，离肯辛顿花园只需步行几分钟。莫妮卡可惜忘了，她想当钢琴演奏家，家里有一架音乐会用的三角钢琴。反正到她搬新居时才发现，三角钢琴进不去。家里人捧腹大笑，笑话莫妮卡的“笨蛋行为”。米夏埃尔写信给母亲说：“就我这样平时在许多方面糊里糊涂的人，大概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吧。”[174]
克劳斯·曼的流亡小说《火山》出版了。他花了近两年时间，比之前任何一部作品花的时间都要多。这是一部流亡小说，描写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人物众多，故事各异，发生的地点从巴黎、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布拉格直到美国，时间跨度从1933年到1939年。小说让很多流亡的同命人深受感动，因为它描写了他们的命运。斯蒂芬·茨威格认为，对一部关于流亡人士的小说来讲，再“多一点贫困，多一点无钱的绝望，多一点不幸、肮脏和悲伤”会更加贴切些。[175]克劳斯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没有写。
卡蒂娅·曼是1939年夏在欧洲读到这部小说的。她写信给儿子：“我真的认为，你写了一部成功的作品，一部比较美好、重要和有意义的作品，这是现存价值的时代记录。”她甚至“流泪了”。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马丁——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因吸毒而那般穷困潦倒，这跟小说作者克劳斯·曼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有关，这一事实让“母亲的心”感到有些“压抑”。[176]
不久，托马斯·曼也发表了看法。他写信给儿子，说本来私底下有个“见不得人的想法”，想跟这本书来个匆匆的“接触”。“可没做到。这本书让我欲罢不能，让我开心，让我感动，我用了几天时间，一字一句地读完了，有时候读到你母亲的小灯熄灭了以后很久。”父亲接下来所写的话，克劳斯期盼了很多年：“他们一直没有太把你当回事，拿你当小孩子，觉得你会吹牛。我没能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大概不可否认的是，你比大多数人都能干。”这部流亡小说“整个没有竞争对手”，它描写了德国人失去根基和漂泊他乡的图景。或许有些人“觉得这幅图景让人差不多失去希望”，那么多依赖毒品者、同性恋（“鸡奸者”）和“天使的信徒”（克劳斯·曼真的在小说里让天使从头飞到尾，他笔下没点俗气和神秘感不行）。托马斯·曼说，有一个人物把整部小说串联成篇，这个人物“非常可爱、可敬、严肃、强大而富有战斗精神，她是小说的脊梁和中心，一群软弱的崇拜者争先恐后地向她涌去，以寻求帮助”——这个人物就是第二主人公玛丽昂（Marion），在克劳斯·曼的诸多作品中，这是对姐姐艾丽卡最完美的艺术写照。父亲写道，《火山》在后半部分“越来越严谨、紧凑和健康”，“这将成为一本让德国流亡人士在许多方面毫无自卑感的书——不管是在尊严、力量还是斗争方面，如果他们不嫉妒，就会高兴地、感激地表示认同”。托马斯·曼继续写道，克劳斯“更坚强的姐姐”帮助他取得了成功，他本来更喜欢“堕落、情色与‘恐怖’”，而不是“道德、政治和斗争”。但“你若没有巨大而灵活的天赋，艾丽卡也帮不了你，你的天赋在于举重若轻的能力，既能非常滑稽，也可以悲伤至极，在文学创作上用对话和直接分析的方式充分发挥了才干，令人惊喜”。[177]
克劳斯·曼一般听不进批评意见，这一次就无须担心了，这一次听到的，是父亲美好、褒奖的话语。托马斯·曼在信里的批评轻描淡写，比如指出儿子在风格上“几乎以儿童般的幼稚”重复海因里希·曼、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及他本人的套路，没有形成自己的叙述风格。克劳斯·曼特别开心，有点忘乎所以，在回信时公开提起一件过去的伤心事，他至今仍旧耿耿于怀。克劳斯·曼写道，对父亲来讲，儿子要在世界上经受考验是件大事，而对儿子来说，要经受父亲眼光的考验也是件大事。“那个杂乱无章的年轻贝尔特受尽了嘲讽，他原本不可能收到这样一封信的，对不？那个轻率的少年想在开罗当跑堂，还希望跑堂时尽可能走得像演员费舍尔（Fischel）的模样，这个少年的形象也许深深地刺痛了我——恰恰在贝尔特的形象问世时，我其实要求特别高，特别激动，我自认为特别风趣。倘若这一小小的创伤，或者类似的情况不是‘早已差不多完全’愈合的话，那么……”信的草稿就此打住。[178]在最终寄出的信里，克劳斯·曼只字未提小说《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里贝尔特这一形象造成的伤害。在这个难得的大家庭里，家庭成员一天到晚都在写着或谈论着任何可能的事情，但恰恰对关键的事情缄口不言。
7月，戈洛·曼可以从纽约返回瑞士了。他通过“较高级别的贿赂”——父亲在没有具体说明的情况下这样写道[179]——拿到了去法国的签证。当月22日，他抵达巴黎。现在，他得跟有关当局周旋，以获许进入瑞士。这事拖了很久。到了战争的前夜，欧洲的神经绷得很紧。戈洛·曼终于在8月到达苏黎世，立刻投入到《尺度与价值》杂志的工作中去。
米夏埃尔·曼这时跟着卡尔·弗莱什去比利时旅行。这位提琴老师跟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在杜因贝根（Duinbergen）的小屋旅馆过夏天。米夏埃尔·曼写信告诉母亲，除了骑自行车、游泳、骑马外，他还刻苦练琴，在弗莱什的指导下，正在向“一名很不错的小提琴家”一步步地迈进。弗莱什“好像还不特别了解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过他现在要钱，说好的每月300瑞士法郎太少，不够在比利时北海海边旅馆里的生活开销。必须有400瑞士法郎才行。[180]
瑞士和瑞典是托马斯和卡蒂娅·曼想去的两个欧洲国家。可卡蒂娅·曼父母发来的一份电报拖延了他们去瑞士的旅行。电报说，要是托马斯·曼现在去瑞士，他们的流亡计划就会泡汤。托马斯和卡蒂娅·曼俩在荷兰北海边的诺德韦克（Noordwijk）住了几个星期，直到最后确认，普林斯海姆两位老人无论如何一时不能离开德国。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前往瑞士，小住了几天，十分悲伤地去居斯纳赫看了看老宅，随后继续前往瑞典。这里将举行作家协会“国际笔会（P.E.N.）”的一次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在瑞典伯尼尔出版社（Verlagshaus Bonnier）的帮助下又成立了一家新的流亡出版机构，可以继续其出版事业，却不用自己马上出钱。在没有德国读者市场的情况下想出钱也几乎做不到。尽管财务状况不佳，该出版社依旧秉承费舍尔的传统，出版了一套新的托马斯·曼作品全集——斯德哥尔摩版全集。托马斯·曼没有放弃他的老东家，也没有投奔库埃利多或其他流亡出版社，这一次又有了回报。
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去瑞典前在英国停留，这让米夏埃尔深感疑惑，立刻就从比利时写信给他们：“你们究竟为啥去伦敦？我可不会相信仅仅是为了看看莫妮。”[181]他们的确想问问莫妮卡和她丈夫的情况。在飞往伦敦前，卡蒂娅·曼写信给克劳斯，说她不得不承认，莫妮卡最近写的信，尤其是祝贺母亲生日的信，“真好，可以说让人心里暖融融的，我决定，从此刻起，走到哪里就把对她的赞歌唱到哪里”。[182]这一决心可惜没能维持多久。卡蒂娅从伦敦发出的第二封信里就已经抱怨莫妮卡“少见的能力缺陷”，即无能。[183]
艾丽卡·曼在欧洲不是度假。这年夏天她得写两本书：第一本跟弟弟克劳斯合作，书名应该叫《另一种德国》（The Other Germany），描写德国人的民族特征，介绍“另一种德国”：一个非法西斯的德国，一个诗人、思想家、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者的德国。书的主题是，为纳粹覆灭以后将要到来的一切所作的各种准备。克劳斯承担历史部分，艾丽卡准备当代部分。不管是克劳斯还是她，都对德国历史没有研究，他们对第三帝国内的另一种德国既不能、也不想了解，这些情况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在美国，若要成功，就需要幽默、勇气和狂妄，这是艾丽卡这些年在美国得出的众多教训中的一个。她于1939年夏天写的另一本书叫《灯光熄灭了》（The Lights Go Down），该书按照老套路，讲述纳粹德国内部发生的事情，描绘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一个小城市里个人的不同命运。又是一部设计巧妙的反宣传作品，为了正义的事业。
艾丽卡开足马力工作，把写好的篇章寄给弟弟，催促他干活，修改他写的部分，她常常觉得克劳斯写的理论性太强，不够活泼，缺少趣闻逸事。艾丽卡写信给在美国的克劳斯：“在写我们的书时你别忘了，尽量用个人和虚拟的笑话来点缀准确的新材料！不要添加太多的个人看法！”[184]艾丽卡知道美国市场是怎样运作的，人们想听或不想听什么，想读或不想读什么。她不可能为自己的书下功夫去调查研究，也没有时间。所以，这里也都是些“虚拟的笑话”，被写成在民族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真实命运。至于说这两本书是如何在短短几周内写成的，反正是个奇迹。
在姐弟关系中，现在甚至在文学创作上，艾丽卡都一步步地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对此，克劳斯·曼并非没有感觉。年底，他在日记里回忆当年的情况：他写什么，姐姐就在打字机上打出来，那是什么光景呀。[185]都过去了。
7月和8月，克劳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度过的，他跟第二个男友尤里·卡贝尔一起在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租了一幢房子。最近一段时期，他跟另外那个真正的男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一直发生争吵，他一点也不喜欢柯蒂斯的独立与批判态度，也不喜欢柯蒂斯对他所说的、所计划的和所写的东西所持的态度。这种危险不可能发生在这位新朋友身上。尽管如此，克劳斯跟尤里在一起也不幸福。他在日记里写道：“尤里在本质上是少有的蠢货，他的愚笨经常折磨着我。”“他很迟钝，糊里糊涂地倔强。这个蠢货还自鸣得意……”[186]钱又不够花了，克劳斯跟母亲要200美元。他又给母亲写了一封富有其独特魅力的乞讨信，说这么多钱“让一个孩子过一个夏天实在太多太多了！！！”他恳请母亲“看在他过去几年表现良好的份上”，以后也不会再要了。“你日后若偶尔陷入困境，我却在朝中做官，我会偿还、报答这一切的”，这段话简洁如电报，决心可见一斑。“希特勒一垮台，收入大大的。”[187]这句玩笑话里隐藏着巨大的希望，它同时也是一种期待：跟希特勒进行的勇敢斗争以及这些流亡岁月有朝一日会有回报的。
继捷克之后，希特勒于1939年年初和夏季开始向波兰挑起领土争端。这次争端涉及但泽（Danzig）——该市自《凡尔赛条约》签署后处于国际联盟的控制之下，还有那条“走廊”，即那块自1919年起将东普鲁士跟德意志国分割开来的波兰领土。希特勒在内部公开承认，跟波兰的冲突不过是达到更大目的的幌子而已，向波兰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也是故意为之，以便挑起他蓄谋已久的战争。西方大国远不像德国那样武装到牙齿，美利坚合众国目前笼罩在闭关自守——不加干涉——的气氛之中，对此，就是罗斯福总统也无能为力。希特勒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非常有利。[188]
艾丽卡·曼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兰茨霍夫的问题，写那两本书面临的时间压力，再加上欧洲面临战争的大背景，这还不够，又发生了一桩可怕至极的事情。慕尼黑的女友格蕾特·瓦尔特是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的女儿，参加过曼家孩子少年时代的许多冒险行为，她从1933年起跟电影制作人罗伯特·奈帕赫（Robert Neppach）结婚。这是一段不幸的婚姻，她也早已离开了他，重又回到自己父母家中。她又有了一段新的恋情，对象是意大利歌剧演唱家艾奇奥·品察（Ezio Pinza）。1939年8月，格蕾特·瓦尔特应丈夫之邀前往苏黎世，再次跟丈夫商谈事宜，艾丽卡·曼曾劝她不要去。这次会面时，奈帕赫开枪打死了格蕾特·瓦尔特，随后饮弹自尽。艾丽卡·曼悲痛万分。她跟弟弟戈洛一起去参加追悼会，给格蕾特父母讲了不少童年的记忆，尽量给他们一点安慰。
不久，她得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即把它称作“下流条约”：希特勒和斯大林取得了一致，这无疑使欧洲和所有德国流亡者感到震惊。在跟希特勒的斗争中，许多流亡者都曾把希望押在苏联身上。在从瑞士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路上，艾丽卡·曼的箱子又不见了踪影，估计被偷了，连同那两本书的手稿和演讲稿，还有晚礼服、首饰、钱和其他许多东西。艾丽卡·曼崩溃了。着急的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可怜的艾丽卡惊慌失措地从阿姆斯特丹打来电话。她遭遇了如此的不幸，哭成了泪人，我们俩尽力安慰她。”[189]就在当天，艾丽卡又振作起来。几粒药片起了作用，她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作解释，谈她为什么在短时间内“暂时”失去了自制力。[190]字里行间读起来像是在请求原谅，她，一个强者和更勇敢的人，一个为帮助别人东奔西跑的人，一时间自己成了弱者，需要别人的帮助。后来，她的部分行李又找到了，手稿都在。
米夏埃尔·曼在比利时北海边过夏天，8月，度假就要结束。他很想跟弗莱什回英国，想在弗莱什那里待更长时间，这些他都在从杜因贝根发出的信里说过了。他明确谈到钱，说他缺钱。每月400瑞士法郎不够用，现在又要旅行，先去瑞士的岳父母家，然后前往英国，他还欠了几处债，“真可怕，真可怕”。母亲必须立刻汇钱。还要母亲给弗莱什写封信，说明每节课15美元太贵，10美元肯定够了。他自己不能跟弗莱什说。“好了，这封信估计是我给你写的那么多信中最不要脸的信了，可惜了，从现在起，你再也不会喜欢我了。”[191]
在此期间，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对跟波兰的冲突作出了断。1939年8月底，为保障和平作出的各种急切的努力都没有结果。跟纳粹决策层的另一些人——比如戈林——不同，希特勒要打仗，哪怕英国和法国保证支持波兰而反对德国也在所不惜。[192]
米夏埃尔·曼和妻子格蕾特从苏黎世前往英国。他给母亲寄去一封信，报告他在瑞士时的情况。他说进入英国非常之难，还描述了他在英国驻布鲁塞尔领事馆经历的歇斯底里的气氛和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有许多德国犹太人在那里乞求得到一份签证，然后残忍地遭到拒绝，“那些可怜的可怜人”。他写道，打从上封要钱的信寄出后，母亲没有多给他一文钱，所以他从家人的一位瑞士熟人那里借了些钱（比他跟母亲要的多一倍）。但他现在急需钱！而且要“很多很多钱”，以防万一，比如短期内必须要买去美国的船票等。他本想留在英国，留在弗莱什身边，哪怕战争爆发，但不管怎样，他必须在手头上留有余地。[193]卡蒂娅·曼把钱寄了。
8月31日，托马斯·曼在斯德哥尔摩会见记者。第二天的《今日新闻》这样写道：“‘在当今的德国土地上，文化不可能繁荣。但我足够乐观地相信，这一政权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已’，托马斯·曼如是说，他在讲话时下嘴唇前撅，非常严肃，身穿普鲁士蓝色斜纹花呢西服，就像一位他那种类型的英国绅士一样。曼夫人的样子与众不同，忧心忡忡，看上去显得不那么有信心。”[194]
图18 格蕾特·曼探望丈夫，1939年夏天于杜因贝根
就在那份瑞典报纸报道托马斯·曼的大无畏乐观精神和卡蒂娅·曼的怀疑神情的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接下来几天，英国和法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南非和加拿大向德国宣战，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拉开序幕。[195]这场战争曼氏一家人等待了六年之久，他们时而担心、时而又在暗地里盼望其到来，以便尽快清除希特勒及其政权。现在，战争已来临，大家却深感意外。正当8月危机处于最高潮之际，艾丽卡匆匆赶往瑞典父母那里。她不想把他们俩单独留在这“混沌”之中，就像她给克劳斯的信里所写的那样。[196]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居住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波罗的海的萨尔特舍巴登（Saltsjöbaden），他们俩替孩子们担心，替欧洲大陆担心，也担心自己如何能够安全回到美国。战争爆发那天，托马斯·曼见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并共同进餐。这两人本来相互讨厌，可现在，在这历史的时刻，已冰释前嫌：“祝酒时说了许多知己话，希冀能够峰回路转。”[197]两人都祝愿有个好结局，甚至不久可以回家。
艾丽卡写信给老弟克劳斯，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绝对要留在美国等她。“现在就飞速赶往伦敦或巴黎”没有任何意义。关于战争中如何才能施救的问题，应当由他们俩共同商定。她警告说，绝对不要“执意赴死”。“我从早上八点起听广播，一直听到凌晨三点，听着‘张伯传真机’［即英国首相张伯伦］用我们的口气说话，他这个病人现在——因为太迟了——被所有的人骂成犯罪的疯子，好像在这六年里看不出来似的……——这一切没有丝毫可信之处。”[198]
米夏埃尔·曼写了一封信报平安。格蕾特和他都“得救了”。他们跟小提琴老师弗莱什和几个他的学生辗转来到威尔士，住在一家私人旅社。格蕾特在旅社里帮忙，他集中精力拉琴。他不想回美国，现在回去“没有意义”。[199]
戈洛·曼在苏黎世百般思忖，战争对他本人及其在《尺度与价值》杂志社的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跟出版人埃米尔·奥普莱希特一起决定继续干下去。瑞士举国上下弥漫着爱国情绪，已作好德国入侵的准备，对此，戈洛·曼有一种陌生和受到排斥的感觉。他在大街上讲法语，不让别人把他当作德国人。[200]他在日记里表达了他对这场新战争的历史意义的看法：“1813年的意义在于原本要建立民族国家，1918年的意义在于要建立邦联式的欧洲。这两个目的都未能实现，两个世纪都因此而陷入混乱之中。”[201]
托马斯、卡蒂娅、艾丽卡、戈洛和米夏埃尔·曼不得不在欧洲静观战争对其生活以及各种计划产生的影响；克劳斯在美国也替其他所有家人焦虑发愁；就在同时，伊丽莎白跟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在墨西哥城无忧无虑地度假，公开的说法是各住各的旅馆房间。她开心地给母亲写了好几封信聊天：她在8月底的信里写道，皮肤已经晒黑了，跟在阿罗萨待三个星期一样，她还讲述“博吉”（博尔吉斯）的事，“他很孩子气，深夜在店里突然喝麦乳精，你看，我们方方面面都很般配吧”。[202]
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要安排回美国并在一艘安全的船上弄到舱位实在不容易。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救援行动来自最高层。艾格尼丝·迈耶找到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他向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发去电报：要帮助曼氏一家人。[203]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拿到美国轮船“华盛顿号”的船票，该船将于9月12日带着他们从南安普敦（Southampton）出发，前往纽约。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坐船途经马尔默（Malmö）、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抵达英国南部的这个港口城市，离开船还有三天。艾丽卡负责办理离境手续，过了不久也到了。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这次航行“比想象的更无秩序，也更像战时状态”，虽然曼一家跟“轮船的船长等认识后”升到了头等舱。船上载有约2000人，严重超载。许多人，也包括曼家几位，不得不将就着睡在铺板上。就连头等舱沙龙里的鱼子酱和香槟酒都未能让人感受到习以为常的旅行奢华；托马斯·曼在此次旅行结束后写下这样的字眼：“受了很多罪。”[204]他在给哥哥海因里希的信里说，船上的情形类似一座集中营。[205]
艾丽卡、卡蒂娅和托马斯·曼逃脱了欧洲所陷入的混乱。曼家有三个孩子还在那里，虽然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但也并非安全。父亲的日记里不断提到米夏埃尔和卡蒂娅担心小儿子的愁绪。他自己在替戈洛担忧，“多么希望他能回来”。[206]没有提到莫妮卡。
抑或是受到旅途折腾的影响，托马斯·曼到了普林斯顿家里的头一天，在日记里彻底发泄政治上的仇恨：“我期待并希望：德国成为苏联跟西方争斗的战场，战争中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希特勒灭亡。这个政权覆灭，这个罪有应得的国家遭受重创，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207]
托马斯、卡蒂娅和伊丽莎白·曼于10月初去艾格尼丝·迈耶及其丈夫在基斯克山（Mount Kisco）的庄园，该庄园在纽约北边，行车一小时。伊丽莎白写信给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介绍他们的这次访问：庄园那叫一个美呀，她的房间那叫一个大呀，整个庄园极尽奢华（带网球场、室内游泳池、保龄球场，有8匹赛马，10到12名用人[208]）。伊丽莎白骑了马，在钢琴上给大家演奏了几支曲子。她在一封信里写道，尽管玩得非常开心，她却觉得这一切彻底让人讨厌。迈耶家富得让人恶心。“真的”，她最希望看到共产党人来夺走他们的所有东西。伊丽莎白继续写道，艾格尼丝·迈耶热恋着父亲，在卡蒂娅·曼面前表现得居心叵测。可惜父亲提到了即将举行的婚礼。迈耶夫妇表示热烈祝贺并赞扬博尔吉斯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还问起年龄多大，42岁了？[209]
米夏埃尔跟格蕾特已回到伦敦，他不停地给母亲写信，竭力争取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要父母亲允许他们留在那里。他说情况根本就不那么危险，以后肯定也可以回美国，而且会比现在还容易，也更便宜。他无论如何都要跟弗莱什继续学小提琴。“假如我的天赋（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更高些、问题更少些的话，我不会迟疑半刻，随便在美国的哪一位老师那里毫不费力地结束我的学业。”但要是没有弗莱什的“天才帮助”，他可能连“左后排第三小提琴手都轮不上”。他总算弄明白了，美国反正不适合他。[210]在10月的一封信里，米夏埃尔·曼终于摆出他最重要的理由：家庭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跟父母的关系“有问题，而且很难处理”，特别是“跟父亲的关系，我对他感到陌生，就像他对我感到陌生一样（而且我用不着把更多的责任强加于我头上）”。他虽然很想待在亲爱的母亲身边，但各种关系却摆不平。[211]伴随米夏埃尔·曼成长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灾难，他把这些灾难很轻松地解释为倒霉或不幸，以便朝着下一个新的灾难前进。所有这些母亲都不怪罪他，但是，这个儿子竟敢对父亲发表批评意见，这个不讨喜的儿子，这个“惹是生非之徒”竟然希望疏远父亲，认为父亲冷淡和陌生，这让卡蒂娅·曼非常气愤。
10月底，卡蒂娅·曼的父母终于可以离开德国了。战前不久，苏富比（Sotheby）拍卖其陶瓷画藏品，结果只拍出其真正价值的一个零头，第三帝国以“逃离帝国税（Reichsfluchtsteuer）”为由拿走了其中的80%，不用说，这当然是符合法律的。尽管如此，还是难以想象，纳粹德国居然能放他们——托马斯·曼的岳父岳母出国，托马斯·曼可是《希特勒兄弟》那篇文章的作者——那篇最具智慧、最恶语中伤的文章。据说是一位勇敢的党卫队中尉帮的忙。[212]真正作出让海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去瑞士的决定的，肯定是另一个地方。[213]
现在，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有个迫切的愿望，要纠正女儿的看法，即父母亲或许在慕尼黑生活更好，因为他们显然在那儿感觉不错。在从苏黎世发出的第一封信里，第一封不用害怕审查机关审查的信里，她要女儿知道，他们在褐色的慕尼黑最后经历的真实生活：他们俩，一个84岁，一个89岁，不得不再次放弃他们的住所，被划分为“犹太人”的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不许再得到住房，而是“被随便‘安置’”。按照纳粹的标准，她本人似乎最后被划分为“雅利安人”，这很奇怪，原因也许在于，他们家早在19世纪初就皈依基督教了。“两年了，不许我们去剧院，不许听音乐会，不许看电影，不许看展览”，她在信里继续叙述道：“到了某些纪念日，中午12点以后不许上街。让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非常气愤的是，他不得不用阿尔弗雷德·以色列（Alfred Israel）来签名，同样，他不得不到犹太人居住点用食品票买东西，而且只能到某些偏远的商店购物（女厨师艾尔塞当然不这么做）。同事们因为是公务员，所以不允许去看他；但这些同事照样来看他，都是甘冒风险。说了这么多，够了吗？我想是够了。”在乘火车流亡时，卡蒂娅的父亲遭到搜身，作为“最后的下马威”，他被迫脱光全部衣服，受到野蛮的对待和侮辱。“经历了这件事后，他怒火冲天，我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这样写道。“在这儿，我们就不用担心这类事情了。”[214]卡蒂娅·曼想去苏黎世父母亲那里。战争使其无法成行。苏黎世的朋友、出版人奥普莱希特夫妇和孙子戈洛·曼照顾着两位老人，在苏黎世的上等出租屋“红色宫殿”里给他们租了一套房子，并陪伴着他们。
伊丽莎白·曼跟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结婚。在墨西哥共度时日后，两人显然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但他们必须等待博尔吉斯跟其意大利太太离婚，两人已分居多年。11月23日，他们在普林斯顿登上婚礼圣坛。伊丽莎白本想放弃教会的赐福，但新郎官不肯。父母陪着最小的女儿步入教堂，这一次托马斯·曼在场。晚上，他们在普林斯顿的家里为新婚夫妇举行宴会。艾丽卡·曼不得不安慰精神受到打击的父母亲。她在婚礼那天写信给母亲：“天哪，他们俩不管怎样都能行，小伊丽莎白不是惹事的孩子，她更喜欢一辈子都给别人当典范。”[215]
父亲需要更多的安慰。婚礼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神经衰弱得哭了。”[216]三天后，艾丽卡写信给他：“亲爱的魔术师，那天晚上，我们的公主杜拉拉带着兴致勃勃的老头（他在我面前自称为夏天的落日，强大、美丽、金光闪闪——只可惜已近黄昏！）回家，他又带着她离开斯托克顿大街时，我（通过我布满全世界的情报网）听说你‘有点脆弱，有点悲伤’。”艾丽卡·曼的拿手好戏就是用她的幽默让父亲忘记生活的阴暗面，此时是忘记“倔强的小怪人”伊丽莎白所作的决定，这一决定让全家都觉得奇怪。从此，卡蒂娅跟托马斯·曼住在普林斯顿斯托克顿大街的大房子里，孩子们都走了。艾丽卡·曼又踏上了演讲的旅程，途中写信给父母，说她多么想念他们。“我们这个传奇之家分散在各地，各自作战，真令人心酸，这烦人的东跑西颠真让我受够了。”[217]
图19 新婚：伊丽莎白和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1939年11月
艾丽卡·曼认为，弟弟米夏埃尔“决心”要让母亲“心碎”。[218]他还待在伦敦。即使卡尔·弗莱什本人离开英国前往荷兰，他也还想留在欧洲；他说可以跟弗莱什去荷兰，弗莱什也可能很快重新回来，此外，弗莱什的一个学生也可以给他上课。艾丽卡·曼写信告诉弟弟克劳斯，母亲如何因为小儿子而伤透了脑筋，特别是他说什么也想待在伦敦；“至少弗莱什在那儿的话，还可以帮着改善点他那不着调的天赋，可他这样做，是否居心不良？？？！！”[219]米夏埃尔很清楚，他公开说的那些话对母亲造成了伤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母亲道歉，请求原谅他“那些多余和愚蠢的信”，还有对他跟父亲关系的“错误解读”。都是他的错，都是他自己的责任。[220]
几周以来，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住在莫妮卡和耶律·兰易在伦敦的房子里。战争初期，莫妮卡跟丈夫一起躲避战乱，来到英国南部的托基（Torquay），把伦敦的房子留给了弟弟和弟媳妇。可是，这个被称为“老人天堂”的地方无聊得很，[221]此时也没有任何敌机轰炸或德国入侵的迹象：11月底，兰易夫妇俩回到了伦敦，现在四人共住一个房檐下。米夏埃尔·曼看着姐姐跟姐夫腻歪着回到自己的家里，有点不开心，觉得自己的夫妻生活受到了影响。他写信给母亲，说“交道打多了以后，很喜欢莫妮卡”，其实她很容易相处，“她要是不那么使唤人，不那么无所事事就好了”。莫妮卡的大拇指受伤后，就把所有家务事都交给了格蕾特，兰易心好，却帮不上忙。最后，信又回到了米夏埃尔·曼给母亲写信的主题：要钱。卡蒂娅·曼曾寄钱给儿子以防万一，因为数字很大，就要儿子报账。米夏埃尔回答说，报账几乎不可能，所有的钱是怎么花的，他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开销很大，因为一只箱子丢了，他不得不从头到脚重新买衣服，再加上昂贵的提琴课，总而言之，“我虽然每次都痛苦万分”，但他又需要一笔钱，而且要尽快。[222]
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戈洛·曼在苏黎世，刚完成“他的”第一本《尺度与价值》杂志的出版工作；他仍希望在苏黎世能有前途。米夏埃尔和莫妮卡·曼跟配偶在伦敦。虽然其他家人都团聚在普林斯顿，克劳斯·曼还是孤身一人，艾丽卡·曼跟马丁·贡佩尔特及其女儿，伊丽莎白跟女婿博尔吉斯也来了（这位“女婿”比卡蒂娅·曼还大几个月）。跟往常一样，他们还邀请了朋友，艾里希·冯·卡勒（Erich von Kahler）和布鲁诺·弗兰克带着家眷参加家宴。只有弗里茨·兰茨霍夫没被允许在场，这是伊丽莎白考虑到丈夫的嫉妒心而提出的请求。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要是我不愿意的话”，大哥大姐们应该会理解的。[223]
托马斯·曼朗读他的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的最后一章，该书不久前完稿，目前正在斯德哥尔摩印刷。托马斯·曼叙述歌德跟其少年时代的恋人夏洛蒂·布芙（Charlotte Buff）——《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绿蒂的原型——40年后再次相遇，以两位老人的一段梦中对话结束全书：夏洛蒂严厉指责这位冷冰冰的天才、这个伟人，其周围及家人都为了他的利益而服从他，其伟大让所有这些人成为其牺牲品。她控诉这位诗人，这位把生命献给艺术的诗人，说他毫无顾忌地把这些人当作其作品的原型，他们在其“艺术殿堂和生活环境里”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224]普林斯顿的这些听众非常清楚，这部小说具有自传体性质，他们也非常清楚，托马斯·曼写的是歌德，同时也在说自己。他们所有人，尤其是卡蒂娅·曼，都是夏洛蒂意义上的牺牲品。对此，谁也不提。
圣诞节期间，克劳斯·曼在观察妹夫博尔吉斯。妹夫激动地讲述着对战争的看法，夸大意大利在复杂的力量角逐中的作用，显得有些焦躁。他所说的一切都“有点纷杂浪漫，虚荣心十足，而表面的敏感更让人讨厌……另一方面，他又表现着童稚般的冲动、聪明和热情。还有对伊丽莎白的那种自豪的父亲般的爱情”。[225]克劳斯·曼自然又有了不少新计划，但没有人像他自己那样觉得这些计划了不起，这使他感到失望。他想创建一本美国文化杂志。至于说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实施这一想法，更何况这里对他的各种写作志向几乎没有敞开胸襟表示欢迎，他又怎样能够找到投资者和读者，则无从知晓。他不管跟谁谈及这一计划，都只有他自己觉得这不是问题。要说是，那也只是他不无苦涩地发现，他的各种计划和想法都无法像从前那样立刻赢得志同道合者。就连艾丽卡也因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抱负，还有其他人的困境而心有旁骛，在她心里，这些人的事显然要比我的更重要”。到了年底，他不禁顾影自怜：“我孤身一人，何以成事？”[226]
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最终还是在英国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1月10日，卡蒂娅·曼在纽约港的码头迎接他们。米夏埃尔给母亲带来了一个惊喜：他要当父亲了。[227]消息很快传开。几天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写信给母亲，说她非常“激动”。“但愿这孩子别那么傻乎乎的。”至于说她的老弟，她有些担忧。“这对比比有可能是好事”（她强调“有可能”，以此表示自己的怀疑）；“他有可能因为责任重大而感到应当去工作、去赚钱”。这一喜讯也有让人伤心的一面：“博尔吉斯有些失望，他现在不能第一个生下曼家的（外）孙子了。”[228]
[1] EM an KlM，22.2.1937，MON
[2] MiM an KM，18.2.1937，TMA
[3] Tgb TM，1.1.1937
[4] TM：Essays Ⅳ，S.187f.，S.191
[5] Zit. nach TM im Urteil，S.290-294 und S.282
[6] Tgb TM，19.1.1937
[7] MiM an KM，［18.3.1937］，TMA
[8] TM：Maß und Wert，in：TM：Essays Ⅳ，S.201f.
[9] Vgl. GM an Hans Mayer，9.6.1986，Stadtarchiv Köln
[10] Tgb KlM，25.2.1937
[11] Tgb TM，19.5.1934，6.9.1934，4.4.1936
[12] Tgb TM，17.10.1936；vgl. GM：Erinnerungen Ⅱ，S.138f.
[13] TM an KlM，26.12.1936，in：KlM：Briefe，S.278
[14] Tgb TM，15.2.1937
[15] Deutscher Text in：EM：Blitze，S.118-124
[16] Tgb KlM，7.7.1936
[17] Schwangerschaft nach Aussage von EMB in：Anja Maria Dohrmann：Erika Mann. Einblicke in ihr Leben［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Freiburg 2003］，S.204，http：//www.freidok.uni-freiburg.de/fedora/objects/freidok：1393/datastreams/FILE1/content（Abruf：10.6.2015）；EM an KM，1.5.1937，in：EM：Briefe Ⅰ，S.120；vgl.Tgb TM，28.4.1937
[18] MiM an KM，［20.3.1937］，TMA
[19] MiM an KM，［25.3.1937］，TMA
[20] MiM an KM，［März 1937］，TMA
[21] Interview EMB，in：Heinrich Breloer：Unterwegs zur Familie Mann，Frankfurt a.M.2001，S.89
[22] Vgl.Holzer：EMB，S.89
[23] Tgb TM，19.5.1937
[24] MiM an KM，［23.5.1937］，TMA
[25] KM an KlM，28.5.1937，MON
[26] GM an Lise Bauer，1.5.［1937］，in：GM：Briefe，S.27；dass die Briefe GMs geöffnet bei ihr ankamen，berichtete Lise Bauer später，vgl. Lahme：GM，S.124f.
[27] MiM an TM，5.6.1937，TMA
[28] MiM an KM，［6.5.1937］，TMA
[29] Vgl. Schaenzler：KlM，S.291f.
[30] KM/TM an KlM，4.6.1937，in：KlM：Briefe，S.724
[31] KM an KlM，28.5.1937，MON
[32] EM an KlM，5.6.1937，MON
[33] EM an KlM，11.6.1937，MON
[34] KlM an KM，7.6.1937，in：KlM：Briefe，S，306
[35] MiM an KM，［13.5.1937］，TMA
[36] MiM an KM，7.6.1937，TMA
[37] Vgl. Tgb KlM，12.6.1937
[38] KM an KlM，28.5.1937，MON
[39] Tgb TM，11.7.1937
[40] Zit.nach TM：Lotte in Weimar，GKFA：9.2，S.82
[41] MiM an KM，［23.6.1937］，TMA
[42] Vgl. Lahme：GM，S.136-140
[43] MiM an KM，［Juni 1937］，TMA
[44] EM an KlM，14.8.1937，MON
[45] EM an KM，12.9.1937，MON
[46] Tgb TM，30.8.1937
[47] Tgb TM，2.9.1937
[48] KM an KlM，12.9.1937，MON
[49] MiM an KM，［14.9.1937］，TMA
[50] MiM an KM，6.11.1937，TMA
[51] KlM：Aufsätze Ⅲ，S.251
[52] KlM an Ludwig Hatvany，29.10.1937，in：KlM：Briefe，S.323
[53] MiM an KM，16.11.1937，TMA
[54] Tgb KlM，2.12.1937
[55] Tgb TM，11.12.1937
[56] Tgb TM，13.11.1937
[57] Tgb TM，27.11.1937
[58] MiM an KM，［ca.Ende November 1937］，TMA
[59] Tgb KlM，6.4.1937
[60] Tgb TM，22.1.1938
[61] Tgb TM，30.1.1938
[62] Schaenzler：KlM，S.301
[63] Tgb KlM，24.12.1937
[64] Tgb TM，22.1.1938
[65] TM an HM，20.2.1938，in：TM-HM：Briefwechsel，S.293
[66] Zit. nach Harpprecht：TM，S.978
[67] Alfred Döblin：Zum Verschwinden Thomas Manns，in：ders.：Ausgewählte Werke in Einzelbänden.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und letzte Aufzeichnungen，hg.von Edgar Pässler，Olten 1980，S.575-577
[68] Zu Agnes Meyer vgl. Vaget：TM，der Amerikaner，S.157-215，sowie Vaget：Einleitung，in：TM-AM：Briefwechsel，S.5-71
[69] Harpprecht：TM，S.982
[70] Tgb TM，18.3.1940；vgl. Vaget：TM，der Amerikaner，S.231
[71] TM：Essays Ⅳ，S.244
[72] Tgb TM，8.3.1938；vgl. auch Tgb TM，4.3.1938
[73] KlM an KM，25.11.1937，MON
[74] GM an Manuel Gasser，25.3.1941，zit. nach Lahme：GM，S.137
[75] Vgl. Manfred Flügge：Heinrich Mann. Eine Biographie，Reinbek bei Hamburg 2006，S.332f.
[76]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846
[77] Tgb TM，7.1.1936
[78] Tgb TM，20.2.1934
[79] Vgl. Tgb KlM，6.6.1939
[80] GM：Politische Gedanken，in：Maß und Wert，Jg.1，Nr.5（Juni 1938）S.783-797.
[81] TM an HM，6.8.1938，in：TM-HM：Briefwechsel，S.296
[82] MiM an KM，13.4.1938，TMA
[83] Vgl. Tgb TM，9.4.1938 und 22.4.1938
[84] Tgb KlM，30.3.1938，zum angeblichen Vertrag mit Warner vgl. auch Tgb TM，24.4.1938
[85] Tgb KlM，6.4.1938
[86] Schaenzier：KlM，S.302f.
[87] Tgb KlM，22.4.1938
[88] Vgl. Andert：MoM，S.29f.und 93f.sowie Kinder der Manns，S.144f.
[89] KlM an KM，1.6.1938，MON
[90] TM an HM，21.4.1938，in：TM-HM：Briefwechsel，S.294
[91] Vgl. Vaget：TM，der Amerikaner，S.267-274
[92] TM an KlM，12.5.1938，in：KlM：Briefe，S.351
[93] KM an KlM，25.4.1938，MON
[94] EM an KM/TM，1.6.1938，in：EM：Mein Vater，S.127
[95] Tgb KlM，21.6.1938
[96] Tgb KlM，1.7.1938
[97] KlM：Aufsätze Ⅲ，S.421-430，hier S.430；vgl. auch die Texte zu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in EM：Blitze
[98] Tgb KlM，28.8.1938
[99] TM：Lotte in Weimar，GKFA 9.1，S.160
[100] Tgb KlM，14.8.1938
[101] GM an Adolphe Dahringer，12.1.1979，in：Lahme：GM，S.120
[102] Tgb KlM，31.5.1938
[103] HP an KM，11.5.1938，in：HP：Briefe an KM Ⅱ，S.125
[104] HP an KM，21.7.1938，in：HP：Briefe an KM Ⅱ，S.138；»schroff u.brutal«：Tgb HP，zit.nach Anhang von HP：Briefe an KM Ⅱ，S.466
[105] MiM an KM，10.［8.1938］，TMA
[106] MiM an KM，20.［8.1938］，TMA
[107] Tgb TM，25.7.1938
[108] KlM an KM，1.6.1938；der Brief ist in KlM：Briefe，S.354-358，abgedruckt，die hier zitierte Passage aber ausgelassen
[109] Tgb KlM，23.10.1938
[110] Tgb TM，23.10.1938
[111] Vgl. Tgb TM，12.6.1938
[112] Tgb TM，20.9.1938
[113] Harpprecht：TM，S.1029
[114]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861
[115] Tgb TM，29.9.1938
[116] Tgb TM，30.9.1938
[117] Tgb KlM，29.9.1938
[118] EM/KlM：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1939），München 1991，S.392-395
[119] Zit. nach Harpprecht：TM，S.1030f.
[120] Agnes E.Meyer an TM，14.11.1938，in：TM-AM：Briefwechsel，S.134f.
[121] GM：Rezension zu Robert Ingrim：Der Griff nach Österreich，in：Maß und Wert，Jg.2，Nr.2（November/Dezember 1938），S.259-261，hier S.261
[122] Lühe：EM，S.191
[123] Tgb KlM，16.10.1938
[124] HP an KM，13.11.1938，in：HP：Briefe an KM Ⅱ，S.163f.
[125] HP an KM，17.11.1938，in：HP：Briefe an KM Ⅱ，S.165
[126] HP an KM，22.11.1938，in：HP：Briefe an KM Ⅱ，S.166
[127]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866
[128] TM：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GKFA 19.1，S.529
[129] TM：Bruder Hitler，in：TM：Essays Ⅳ，S.309，306，311，309，310f.，310
[130] Zit. nach TM：Essays Ⅳ，Anhang，S.433
[131] MiM an KM，［1938］，in：MiM：Fragmente，S.16
[132] Tgb KlM，15.12.1938
[133] Tgb KlM，vor 1.1.1939
[134] GM an Lise Bauer，［Januar 1939］，zit. nach Lahme：GM，S.142
[135] TM an Agnes Meyer，7.2.1939，in：TM-AM：Briefwechsel，S.145
[136] EM an KlM，24.4.［1939］，MON
[137] Tgb TM，11.5.1939；vgl.Vaget：TM，der Amerikaner，S.248
[138] EM an KlM，24.4.［1939］，MON
[139] Vgl. Tgb KlM，5.12.1937
[140] TM an HM，27.2.1904，in：TM-HM：Briefwechsel，S.99
[141] EM an KM，1.2.1937，in：EM：Briefe Ⅰ，S.109
[142] EM an KlM，24.4.［1939］，MON
[143] Vgl. Holzer：EMB，S.101
[144] KM an KlM，9.11.1936，MON
[145] KlM an EM，17.3.1939，MON
[146]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868-874
[147] Tgb TM，19.10.1937
[148] Tgb TM，11.9.1939
[149] TM an HM，14.5.1939，in：TM-HM：Briefwechsel，S.304
[150] Vgl. Harpprecht：TM，S.1043f.
[151] Vgl. 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Die Jahre des Aufstiegs，Frankfurt a.M.2013，S.793f.
[152] Zit. nach der Übersetzung in：EM：Mein Vater，S.261
[153] Tgb TM，2.3.1939；Tgb KlM，2.3.1939
[154] Tgb KlM，27.3.1939
[155] EM/KlM：Escape to life，S.107
[156] KlM an Stefan Zweig，8.7.1939，in：KlM：Briefe，S.387
[157] Tgb TM，28.5.1939
[158] Vgl. Harpprecht：TM，S.1035-1039
[159] Vgl. Jens/Jens：KM，S.217f.，225-227
[160] Vgl. EMB an G.A.Borgese，22.10.1939，MON
[161] Zit. nach Holzer：EMB，S.101
[162] G.A.Borgese an TM，2.6.1939，MON
[163] TM an G.A.Borgese，4.6.1939，MON
[164] Tgb TM，11.6.1939
[165] EMB an G.A.Borgese，［Anfang Juni 1939］，MON
[166] EMB an G.A.Borgese，4.6.［1939］，MON
[167] MiM an KM，24.6.1939，TMA
[168] MiM an KM，［ca.März 1939］，TMA
[169] MiM an KM，24.6.1939，TMA
[170] EM an KlM，［18./19.6.1939］，MON
[171] Tgb KlM，6.6.1939
[172] Zit. nach Lühe：EM，S.217
[173] HP an KM，22.7.1939，in：HP：Briefe an KM Ⅱ，S.209
[174] MiM an KM，［Sommer 1939］，TMA；vgl. auch EM an KM，12.7.1939，MON sowie EMB an KM，［Ende August 1939］，TMA
[175] Stefan Zweig an KlM，［Juli 1939］，in：KM：Briefe，S.385
[176] KM an KlM，9.7.1939，MON
[177] TM an KlM，22.7.1939，in：KlM：Briefe，S.388-391
[178] Zit. nach Kinder der Manns，S.74；abgeschickter Brief：KlM an TM，3.8.1939，in：KlM：Briefe，S.391-394
[179] TM an Ferdinand Lion，12.7.1939，in：TM：Briefe Ⅱ，S.103
[180] MiM an KM，17.［7.1939］，TMA
[181] MiM an KM，15.8.［1939］，TMA
[182] KM an KlM，30.7.1939，MON
[183] KM an KlM，29.8.1939，MON
[184] EM an KlM，11.6.1939，MON
[185] Tgb KlM，26.12.1939
[186] Tgb KlM，5.8.1939
[187] KlM an KM，7.8.1939，MON
[188]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874-889
[189] Tgb TM，26.8.1939
[190] EM an KM，26.8.1939，MON
[191] MiM an KM，23.8.［1939］（Zitat）sowie 15.8.［1939］，beide TMA
[192]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884f.
[193] MiM an KM，28.［8.1939］，TMA
[194] Zit. nach TM Chronik，S.348
[195]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887
[196] EM an KlM，2.9.1939，MON
[197] Tgb TM，1.9.1939
[198] EM an KlM，2.9.1939，MON
[199] MiM an KM，5.9.［1939］，TMA
[200] Vgl. Lahme：GM，S.147f.
[201] Tgb GM，6.9.1939，zit. nach Lahme：GM，S.151
[202] EMB an KM，［Ende August 1939］，TMA
[203] Vgl. Harpprecht：TM，S.1112
[204] Tgb TM，12.u.19.9.1939
[205] TM an HM，26.9.1939，in：TM-HM：Briefwechsel，S.312
[206] Tgb TM，19.9.1939
[207] Tgb TM，19.9.1939
[208] Vaget：TM，der Amerikaner，S.175
[209] EMB an G.A.Borgese，［1.10.1939］，MON
[210] MiM an KM，3.10.［1939］，TMA
[211] MiM an KM，9.10.1939，in：MiM：Fragmente，S.21
[212] Vgl. Inge Jens/Walter Jens：Katias Mutter. Das außergewöhnliche Leben der Hedwig Pringsheim，Reinbek bei Hamburg 2005，S.227-230
[213] MiM berichtet an KM，［Mitte Juli］，TMA，Göring habe die Entscheidung getroffen，er wisse das von der Schülerin von Carl Flesch，Alma Moodie，deren Ehemann，Alexander Balthasar Alfred Spengler，der Rechtsanwalt der alten Pringsheims sei. TM nennt als entscheidend die Hilfe des»Hauses Wahnfried«，der Familie Wagner um Winifred Wagner（TM an HM，26.11.1939，in：TM-HM：Briefwechsel，S.313）
[214] HP an KM，14.11.1939，in：HP：Briefe an KM Ⅱ，S.216f.
[215] EM an KM，23.11.1939，MON
[216] Tgb TM，23.11.1939
[217] EM an TM，26.11.1939，in：EM：Mein Vater，S.141，142
[218] EM an KlM，2.9.1939，MON
[219] EM an KlM，3.12.1939，MON
[220] MiM an KM，9.11.1939，TMA；vgl. auch MiM an KM，25.11.1939，TMA
[221] Jenö Lányi an Franz Baermann Steiner，28.10.1939，in：MoM：Das fahrende Haus，S.231
[222] MiM an KM，25.11.1939，TMA
[223] EMB an KM，［18.12.1939］，TMA
[224] TM：Lotte in Weimar，GKFA 9.1，S.443
[225] Tgb KlM，25.12.1939
[226] Tgb KlM，26.12.1939
[227] Tgb TM，10.1.1940
[228] EMB an KM，［Anfang 1940］，T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