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流亡中（1933～1936）
1932年3月22日，13岁的米夏埃尔·曼坐在新博伊恩寄宿学校冰冷的宫殿房间里，给母亲写一封信，谈到昨天举行的“波茨坦日”庆祝会。总理希特勒在会上导演了一场德国民族保守人士团结一致的表演，让米夏埃尔感到厌恶。他写道，会上发表了爱国的演讲，人们挥动着德国和纳粹的旗帜，接着是冲锋队队员的盛大游行。“德国男人在一个德国之夜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到处都洋溢着“普遍的喜悦与满足”。米夏埃尔写道，只有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叫哈洛·谢林（Harro Schilling）的同学“几乎要作德意志式的呕吐，以更德意志的方式拒绝参加第三帝国的建国日”。然后他要家里给他150马克，以参加复活节的一次学生旅行，去意大利10天。这可能“不合时宜”，“脸皮也太厚了”，但是也许……曼家的孩子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给母亲写信没有不要钱的，即便到了历史性的时刻也不会打破。“祝福（治好）希特勒[1]，比比”。[2]
三周前，哥哥克劳斯打破了这一传统。他非常自豪：“谁在那里写作，那么勤奋地写作？他还不想要钱，看不起那些纯物质的东西。”父母去旅行作报告［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题为《理查德·瓦格纳的烦恼与伟大》（Leiden und Größe Richard Wagners）］，然后赴瑞士的山里休息，克劳斯从慕尼黑的家中写信给父母亲。2月27日夜里，国会大厦被烧，纵火者据说是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克劳斯·曼写道，对纳粹党人来说，“这显然正中下怀”，他们可能会“因为此次事件而采取无法预见的措施，所以，对纵火的各种猜测虽然八九不离十，却永远也不许说出来”。好在伯伯海因里希很快便离开柏林远走他乡，“现在，恐怖在柏林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了”。2月28日，克劳斯·曼对德国、对家庭、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就在当天，希特勒政权颁布《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宣布宪法中的主要基本权利失效。克劳斯·曼写道：“情况不妙，情况不妙，情况绝对不妙。”[3]
不久前，世界看上去还完全是另一种情形。1932年圣诞节，全家人跟以往一样，只要有可能，都聚集在父母家中，情绪高昂地谈论政治和不远的未来。此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纳粹党人的支持率在下降，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不得不接受选票减少的事实，1930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不仅仅是曼氏一家人认为，危险已经过去。[4]
克劳斯·曼从伦敦回到慕尼黑，他在伦敦的生活依然如故：住普拉扎旅馆，吸毒，在土耳其“夜浴店”[5]里寻求性接触。他的归来让弟弟戈洛十分开心，之前，在哥哥姐姐未归的情况下，戈洛在父母家中过了几天。单独跟父母或跟父亲一人在饭桌边谈话让他觉得难受，为此，一到吃晚饭的时间，他就去散步。艾丽卡也回来了，在准备她的小品剧《胡椒磨》，其中由她本人跟女友兼情人特蕾莎·吉赛（Therese Giehse）出演主要角色。克劳斯·曼为这台小品剧写了几篇台词，该剧将于1933年元旦在宫廷啤酒馆的“糖罐剧场（Bonbonniere）”举行首演；此时的《胡椒磨》并非像后来那样以政治性和战斗精神著称，而是集“诙谐的笑话与地方特色”于一身，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和评论都非常看好。[6]
父母和六个孩子跟汉斯·赖西格、布鲁诺·弗兰克及聚斯金德等朋友一起过圣诞节，时而探讨严肃的话题，时而聊起轻松愉快的事情，比如“海因里希的女人”，说的当然不是其前妻米米，而是内莉·克吕格（Nelly Kröger），一个来自红灯区的女子。大家激动地谈论费舍尔出版社的文学杂志《新评论刊》更换主编一事。托马斯·曼的很多文章都是首先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克劳斯·曼认为，撤掉成就显著的鲁道夫·凯瑟（Rudolf Kayser）是桩“骇人听闻的丑事”，他出身犹太家庭，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婿。克劳斯猜测犹太血统的出版商费舍尔一家作出这样的决定，背后有政治动机，即这家出版社要投进纳粹的怀抱。几天后，凯瑟的接班人来托马斯·曼这里作自我介绍：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身材瘦削，金发，世界大战的英雄。克劳斯·曼评价说，他给人的“印象就是想象中的那样，年纪不小的‘流浪者’，对文学一窍不通”。[7]
虽然家里气氛活跃，政治局面向好，姐姐的成功带来了欢乐，克劳斯·曼却身心憔悴。“感觉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处于低谷，纯粹从事业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8]这种感觉算不上奇特。如果一位作家刚刚写完一部自传的话，这往往是作家生涯中的最后一本书，一本回首往事和告别人生的文献。可是，作为自传作家，克劳斯刚刚庆祝完他的26岁生日。
新年伊始，托马斯·曼给家人朗读他写的一篇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报告，不久他将在慕尼黑作这一报告。父亲对瓦格纳的迷恋［《大师与北方的上帝》（Meister und Nordischer Gott）[9]］，儿子们无法苟同。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有问题的那些方面，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跟纳粹相通的方面（对此，托马斯·曼也同样持拒绝态度，在报告里也谈到这些方面）：民族神话和让人疯癫的那些东西“令人作呕”[10]。克劳斯跟戈洛·曼在咖啡厅里进行讨论，他们对父亲的评价一致：“内容单一，叙述的展开达到极致。”[11]
那么如何看待“［希特勒］攫取政权”呢？人们有意把权力交到一个被打败的人手里，这是1933年2月初戈洛·曼的看法，家里其他人也持相同的看法。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他们的看法难得这么一致。“太累了，连对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发飙的劲都没了。”[12]尽管如此，戈洛·曼还是希望能够参加国家考试，希望这届政府很快又会倒台，他把希望寄托在其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身上。
姐姐和哥哥跟他的看法不同。要是希特勒上台会怎样——这一联想在过去的一年里时常在脑海里萦绕，答案只有一个：到那时就得流亡国外。[13]1933年3月，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离开德国。跟这个国家他们绝不妥协。克劳斯从巴黎写信给母亲说，他正在安置“简单的流亡生活”。“人们自然会问，感觉如何？经常感觉要骂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工作、要写作都很难；“然后，你又抱着愚蠢的幻想：今天折磨你的，也许会在一个幸福的历史时刻被重新发掘出来，就像文艺复兴把后古典时代的人所做的工作重新发掘出来一样；然后，人们会撰写各种关于曼氏家族有趣的小册子”。[14]这当然是炫耀自己的家庭。不久的将来会如何，对克劳斯·曼来说完全无所谓，他现在就要发挥作用，就要受到瞩目，就要受人欣赏，作品就要有人读——他已经在制订跟希特勒作斗争的计划，虽然是用笔作斗争，却是干劲冲天，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投入，像现在这样认真。克劳斯在1933年前就已经时常去旅行，以世界的大都市为家，住在旅馆里，一辈子都将不会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跟家乡告别要比在德国扎根的父母或者弟弟戈洛容易得多。他不需多少时日就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要成立一家杂志社，文学性与政治性兼而有之，要把伟大的德国流亡者和欧洲的知识分子汇集到一起。
克劳斯·曼暂且以书信的形式进行斗争。他于3月23日宣布退出“德国作家保护协会（Schutzverband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该协会原本打算把托马斯·曼从自己的行列开除出去。眼看着人们在新当权者面前投降，面对着“德国的这一罪孽”，克劳斯·曼火气冲天，慷慨激昂地在流亡中首次发表政治见解。[15]托马斯·曼对克劳斯的这封“粗鲁书信”[16]大为恼火，就连艾丽卡也不赞同，写信提醒她的“双胞老弟”要小心，必须考虑到尚在德国的兄弟姐妹们。在纳粹“大权在握的当下，将受人攻击的把柄奉送到他们的手中”，这样做毫无意义，“在国外应当默不作声，像一头小鹿一样小心，你自己却将把柄交给他们，太情绪化了”。艾丽卡写道，他的怒火可以理解，“犬吠也会让人抓狂”。她自己也写信表示愤慨，“但这些信我不寄出去，否则就太危险了”。像是为了安慰他，艾丽卡建议经常见面，同时警告他不要吸毒：“别吸了，我的上帝，别吸了，正因为当下这样做太容易，所以要能放得下——时代太过糟糕，所以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随心所欲。”为了强调这一警告，艾丽卡还描述了她跟克劳斯也认识的女性朋友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的一段难受的吸毒经历：“安奈玛丽的胃不停地痉挛，一刻也不停，我痉挛得比她更厉害，蜷缩在只有一张单人床的旅馆小房间里，到了夜里三点，不得不请来安奈玛丽那位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海默理（Hämerli），然后只能竹筒倒豆子般承认了所有的事情，到最后，他用氢吗啡酮才把我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这是一种很厉害的鸦片类止痛药。她在信的结尾写道：“用不着沮丧，跟我们一同受难的都是精英，这种苦难也不会没有尽头，至少不会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一点我敢肯定。”[17]
3月，艾丽卡来到在瑞士的父母身边。她跨出德国的脚步，就是迈向流亡道路的脚步。托马斯·曼呢？他于2月离开德国，去国外作报告，旅行结束后正在阿罗萨休假。难道他也开始流亡？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欢迎女儿的到来：“这不是什么偶然，而是我生命中‘阳光明媚’的日子。这几天，我最心爱的两个孩子，大女儿和最小的女儿，都在我的身边。”[18]他在给自己鼓劲，但在日记里记下了一连串的问题：失眠，服用镇静药片，痉挛性抽泣。他的生活宝殿——保证他进行艺术创作的中产阶级艺术宝殿受到了威胁。他该怎样生活，即该怎样写作？希特勒上台了，还回德国吗？抑或先在苏黎世安家落户，静观事态的发展？慕尼黑的房子怎么办？财产怎么办？家乡怎么办？“大约一年之内不能回慕尼黑，想回也回不去，这一想法我得牢记于心，而且得去适应它。”[19]可就是做不到——心中不断地产生怀疑，怀疑流亡者，怀疑自己在流亡者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德国是否真的出现了“重要的变革，巨大的革命性变革”，[20]这一切是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否会是一场革命，一场“不仅迫使阿尔弗雷德·凯尔（Alfred Kerr）和图霍尔斯基，也迫使像我这样的人和英才离乡背井”的革命？[21]多年来，托马斯·曼跟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战斗，虽然算不上坚定的民主人士，却是一名坚定的斗士，反对右翼极端分子，反对纳粹分子，反对好战分子。他痛恨希特勒这个歇斯底里的畜生，[22]这种仇恨到现在也没有丝毫减弱。托马斯·曼依旧是这一新兴国家的敌人，这个国家在他的家乡日益巩固，民主制度一步步地转变为专制独裁，反对者被关进集中营或遭杀害。尽管如此，托马斯·曼现在还是不想公开表态，他一再怀疑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也一再陷入人生的低谷。比如，作为一名坚定的挺犹人士，他却在日记里为“司法的非犹太化”拍手叫好。[23]
父亲犹豫不决；儿子戈洛则希望能在德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名文理中学教师。这时，他在慕尼黑照看父母的家。妹妹伊丽莎白非要回到朋友们的身边，回到她的学校，所以在过15岁生日的几周前，即3月，她又回到了慕尼黑。父母跟她告别时忧心忡忡。弟弟米夏埃尔也回到了他在上巴伐利亚的寄宿学校。只有克劳斯·曼没有丝毫的怀疑。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母亲写信，表示担心，分析形势，还提出建议。他在4月12日小心翼翼地写道，这件事可以考虑，那件事也可以考虑，唯一不能认真考虑的，就是回到德国的可能性。“我坚信我们大家都回不去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该断就断，钱和财产，能救多少就救多少，然后筹划在异国他乡的生活。[24]克劳斯·曼，这个卡蒂娅·曼眼里的“天才魔少”，[25]一个辍学者，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周游世界的人，一个吸毒和性交上瘾的人，处处惹人注目，深受母亲之爱，虽想方设法要以作家身份成名，却不为母亲所看好：可就是他，对形势洞若观火，判断准确。好像是为了消除这一矛盾，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感觉自己在写作时“有点令人可怕地变成了维克多叔叔”。[26]维克多·曼（Viktor Mann）是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的小弟，一个银行职员：在托马斯·曼的孩子们的眼里，他是家中的一位谦谦君子。
卡蒂娅·曼在回信时写道：“我要回复你的两封信，其中没有一封主要是为要钱的，这在我们的书信往来中算得上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也是一种象征，说明这个时代乱到了何种地步。”儿子表现着从未有过的严肃，对此，她还不想完全当真。“要是可敬的维克多也能在你心中成长，能抵消那‘小资’（母亲通常对儿子吸毒的隐喻）的累赘”，那也许是件好事。当然，她多少受到儿子观点的影响，用好几页纸向他描述了局势的重重困难，以及所作的种种尝试，以便至少拯救一部分财产。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意见一致。卡蒂娅也想来个干净的了断。先是托马斯·曼在费舍尔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奥斯卡·雷尔克（Oskar Loerke）写快信，劝他及早回归。《国会纵火法令》，《授权法》（Ermächtigungsgesetz），一场由国家组织的抵制犹太商店的运动，首部反犹太法律（将犹太人清除出公务员队伍）：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在柏林，就连雷尔克那样坚定的反希特勒人士好像也认为政治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卡蒂娅·曼身处瑞士，她的看法完全不同。从纳粹“一个又一个地实现其梦想”的方式来看，“形势很可能越来越令人发指，越来越荒唐”。战争或者内战是最有可能的后果。“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最好待在外面。”[27]
四个小的孩子还在德国，这让卡蒂娅·曼非常不爽。4月初，她让戈洛带着伊丽莎白经博登湖进入瑞士；两周后，米夏埃尔利用班级去意大利旅行的机会，独自从罗马辗转来到瑞士的家中。这时，只有戈洛和莫妮卡·曼还生活在德国。
4月，以歌剧院院长汉斯·科拿帕茨布施（Hans Knappertsbusch）为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人士在慕尼黑组织了一场“理查德·瓦格纳之城——慕尼黑的抗议运动”。他通过广播电台和不同的报纸宣布反对托马斯·曼，反对“诋毁和污蔑德国大师”理查德·瓦格纳。慕尼黑的纳粹分子迫不及待地加入到这场抗议的行列中。[28]托马斯·曼在他的报告里对瓦格纳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和崇敬，同时也分析了瓦格纳的“矛盾特征”：瓦格纳的音乐兼具“心理学与神话”的双重性，既是“闹剧”又有“隐匿的悲伤”，既是“悲剧”也是“高雅的玩笑”，“貌似健康的”病态，“腐朽式的”英雄史诗。[29]《人民观察家报》认为，这一分析在恶毒地攻击德意志民族与其最伟大的艺术家的荣誉。该报尤其感到气愤的是，托马斯·曼甚至敢在外国作报告，对英雄瓦格纳进行这样的攻击。此时，托马斯·曼的家乡慕尼黑的许多德高望重者公开站出来反对托马斯·曼，这正中新当权者的下怀：瓦格纳属于希特勒，而不是托马斯·曼。
纳粹分子，尤其是希姆莱的亲信、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对这一抗议运动作出了反应，接管了托马斯·曼一案。曼家的三辆汽车被充公，银行账号被封，之前，戈洛·曼还从该账号上提取了6万马克，并在法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偷带了出去。到了8月，房子也被没收了，有些家具和书籍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运往国外。海德里希在这场抗议运动开始后不久便对托马斯·曼下达了“保护性逮捕令”：他一旦回国，就要被抓起来。
托马斯·曼把这场抗议运动看作自己的家乡城市抗议他本人，“自己人反对自己”，是一种“诅咒”。[30]这一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也深深地刺伤了他，对他造成的伤害要超过经济上的各种损失和纳粹当局的违法行为，其程度大概只有之前跟海因里希的兄弟阋墙可以相比。自此刻起，直至其生命的终点，只要谈论到德国，都可以感觉到慕尼黑抗议运动及其造成的创伤所留下的痕迹。即便到了垂暮之年，卡蒂娅·曼一提到这一奇耻大辱，仍会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把我们抛之国门外！虽然我们的生活曾经那样受人尊重！”[31]
房子虽然被没收了，艾丽卡·曼还是于1933年夏回到了褐色的慕尼黑。她，一个毫无畏惧、被纳粹分子恨之入骨的“堕落腐朽分子”，[32]多少人都想把她送进“度假之地”——达豪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Dahau）。在跟克劳斯·曼共同撰写的《逃避生活——流亡中的德国文化》（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1939，下文简称为《逃避生活》）一书中，艾丽卡描绘了这次冒险经历：“我开车回去，戴了一副深色眼镜，心想，这样他们就认不出我来了。事实上，这更惹人注意。”夜里，她悄悄绕过纳粹的岗哨，进入父母的家中，拿起父亲的长篇小说《约瑟》的手稿，“帽子深深地卡在前额上，手稿夹在宽松的雨衣里”，然后逃之夭夭，“虽然满街都是纳粹分子”。她把厚厚的手稿藏在汽车座位下油腻的工具之间，然后幸运地带过了边界。[33]过后，托马斯·曼在公开场合赞扬女儿的这一勇敢行动，有些研究者也采纳这种说法。她弟弟戈洛在《回忆录》（Erinnerungen）中写道：“在她无数的英雄业绩中，这是最辉煌的一页。”[34]问题是，这一切均属虚构，是杜撰出来的，是吹牛皮。这是曼氏家族的一个传奇，众多传奇中的一个——而大部分传奇都出自艾丽卡之口。也许这一传奇被重复了太多遍，就连自己家人也相信了。事实上，早在1933年3月流亡时，艾丽卡·曼就已经把《约瑟》的手稿带走了。3月15日，托马斯·曼在其日记里开心地欢迎女儿和手稿的到来。[35]
并非传奇的是，4月，托马斯·曼的日记不见了踪影。戈洛·曼原本应当将父亲近几年的日记保存好并寄往国外。装日记的那个箱子一直没有寄到。家人一再去查询，心情焦虑，以至于越来越陷于恐慌。后来才知道，那个不忠诚的司机是个希特勒的走卒，他向政治警察通报称有一个可疑的箱子要运走。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首先担心的，或者说几乎最担心的，是我的个人秘密受到损害。这种担心非常强烈。有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甚至是要命的事情。”[36]最私密的自白与想法，那些虽然距离遥远却让他心仪的青年男子——这一切都将落入令人憎恨的敌人之手，那些粗大笨拙的手：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描绘其后果。事实上，那个箱子确实在边境被查抄；当局显然以为涉及外汇走私。那些日记本被当成手稿，所以没什么用。历经几周的等待以后，托马斯·曼终于迎来了那个箱子。
4月底，曼家作出了决定：暂时不作决定，先在法国地中海海岸度假，然后静观其变。艾丽卡跟两个最小的弟妹一起先行，前往勒拉旺杜（Le Lavandou），父母几天后再去。伊丽莎白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驾车旅行“棒极了，只是我感觉不太舒服。马路笔直而宽阔，可以飙车，艾丽卡的车开得太好了”。海水“冰冰凉”，“我正在看《新评论刊》上父亲大人关于瓦格纳的文章。我觉得，我把这篇文章读懂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37]
克劳斯·曼不时地在日记里记下所做的梦。作为精神分析时代的孩子，他很重视这些梦。“梦得太逼真了，”他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曾这样写道，“莫妮卡饮弹自尽——因为体重增加了。”[38]
戈特弗里德·贝恩在政治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他在新政权那里找到了，虽然时间不长。克劳斯·曼给这位他尊敬的诗人写了一封表示失望的信。贝恩回了一封题为《答文学流亡者们》（Antwort an die literarischen Emigranten）的公开信：“他们坐在海滨浴场上，要我们进行辩解，因为我们参与重新建设一个国家，其信仰是独特的，其实干精神令人倾倒……”[39]
1933年夏，全家人在蓝色海岸的萨纳里海滨（Coˇte d’Azur，Sanary-sur-Mer）为卡蒂娅·曼庆祝50岁生日。这就是戈特弗里德·贝恩讥讽的那些海滨浴场中的一个。曼氏一家在这里租了一幢房子。5月底，莫妮卡·曼来到了法国。作为家庭最后到达的一个成员，戈洛·曼于6月初抵达。前面几周，他是在柏林度过的，作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家中的客人。5月10日，戈洛在柏林歌剧广场（Opernplatz）上见证了公开的焚书行动，眼看着海因里希·曼和克劳斯·曼的作品，还有那本刊发戈洛匿名发表的文学处女作的文集被付之一炬。“可惜我们没逮着这些（作家）本人。”人群中有人在他身边说了这么一句。[40]戈洛·曼对德国未来的希望破灭了，将来会发生什么，无法预料。在流亡开始的第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家庭是我剩下的唯一所有；这不会是什么好事……”[41]
过生日那天，所有孩子都聚集在母亲身边，房子里放满了鲜花和一件又一件的礼物，孩子们为过生日的母亲准备了歌曲演唱和诗歌朗诵节目，只有托马斯·曼依旧扮演着他自己认定的角色，“我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倒在三角钢琴上”。[42]少了一个孩子。克劳斯待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准备他的《文萃》（Die Sammlung）杂志。他写来了一封生日贺信，对“我伟大的漂亮母亲”的一生作了总结：“妩媚动人、闻名遐迩的孩提时代，美满的婚姻，难以逃脱的温柔之乡；以最大的谨慎度过了战争、瘟疫和各种磨难；说一口漂亮的法语，学过一点开车；精通数学，熟读荷马，对瓦格纳的所有歌剧和莫泊桑（Maupassant）的所有小说了如指掌；布置过许多别墅，用过锅碗瓢勺，给人送过不少睡裙，在许多书里都被提起过……遭到很多厨师的憎恨，到处都受人尊敬：这一切都可圈可点，而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没有说出来。所有这些都是纳粹分子望尘莫及的。总之一句话，我非常伤心不能在场，问题是，我要是在场的话，恐怕要小哭一场。”[43]
虽然生日庆典隆重而热闹，但这半年的狂风骤雨已给这一家人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而这不仅仅是对生性脆弱、需要安静、有条不紊的托马斯·曼而言。卡蒂娅的“精力也已大不如前”，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忧心忡忡地这样写道，她常常生病，“这段时间体重减轻了两公斤”。[44]然后是艾丽卡·曼，她在替弟弟克劳斯朗读给母亲的信时哭了起来。[45]
流亡生活不是什么享受，在地中海边不是，在其他地方也不是：背井离乡，留下亲朋好友，放弃许多财产，往往是一文不名，心中无底，不知前景，没有希望。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头几个月，有4万多人出于政治原因逃离了德国。[46]其中许多人曾经是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艺术家或学者。现在，他们不得不苦熬时日，每获得一份工作，每得到一种支持，都无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陷入贫困、低人一等，这些忧虑始终萦绕在托马斯·曼的脑海里。住在广场旁的第一家旅馆时，他把这些忧虑一一记录在日记里。为慎重起见，1929年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的一半已经存放在瑞士，有10万马克的现金，外加股票，还有戈洛·曼从德国拯救出来的6万马克。德国和外国出版商定期支付稿费。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一如既往，对女儿一家给予支持。家具、书籍和其他一些物品也源源不断地从慕尼黑的家中走私出来。要说一家人会面临贫困的威胁，这谈不上。6月，戈洛、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对拯救出来的财产进行了估算，总价值在20万瑞士法郎左右，换算成法国法郎为100万，这让他们很高兴。买了一辆新汽车，标致敞篷车，花去13000法国法郎。遇到有些境况不如曼氏家族的人，他们给予帮助，这是真实的事情，同样真实的是，他们要给自己孩子钱，包括已成年的。克劳斯·曼于10月在阿姆斯特丹给母亲写信，说他希望每个月的补贴能够“按时拿到”，他本人可惜“做不到放弃它，没它还不行——没辙”。[47]
克劳斯·曼的很多冒险经历在父母家中闲聊时都上不了台面。“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肥胖妓女把我勾引到里面的房间（‘三个法郎可吮吸……’），我的裤子立马被脱光。然后的事情难以言状。她那风情万种的挑逗（乳房和屁股）。然后逃跑。发现她偷了我50法郎。叫来了警察，回到妓院。从那位突然间悲戚万分、打扮得近乎雍容华贵的老鸨那里要回了钱，没遇到任何麻烦。（感谢警察。）”[48]1933年：一年都是政治，没有任何爱。这种情况让克劳斯·曼备受煎熬。他在7月写道：“打从离开慕尼黑后……都是用钱来买春：我不得不付钱。水兵、按摩师、街头娼妓。”三天后又写道：“思来想去，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既不像话，又实在可怜，我本不想这样——这都跟艾［丽卡］有关。”[49]他始终不能跟别人开始固定的爱情关系，原因在于从情感上跟自己的姐姐难舍难分，这一想法一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在回顾1933年夏天的萨纳里海滨时，路德维希·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将其称为“德国文学的首都”。[50]德国思想界响当当的名人都来到这里，有的来几天，有的来几周，大家相聚在海滩上、咖啡馆里或仲夏夜的派对上，讨论德国，谈论共产党人即将发动的针对性革命，畅谈自身的前途：来者中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威廉·赫尔佐克（Wilhelm Herzog），埃尔温·皮斯卡托尔（Erwin Piscator），弗朗茨·维尔费（Franz Werfel），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比当年，即1933年更加有趣：拿戈洛·曼来说，24岁，哲学博士，差一点就要通过国家考试，他现在应该开始做什么好呢？戈洛的朋友皮埃尔·贝特鲁向他建议：投身法国，把它当作自己的新祖国，再参加一次中学毕业考试，再上一次大学，争取成为高年级德语教师。戈洛·曼认为，这一前景十分令人沮丧。跟其他流亡者他又保持着距离。戈洛认为，这些人与其现在对希特勒和自身的命运进行抱怨，不如想办法来阻止他。戈洛在日记里写道：“昨天晚上，阿诺尔德·茨威格来了，一个爱虚荣、中等聪明、爱唠叨的男人，跟其他人并无二致。除了老爹和海因里希外，我还没见到真正高品位的流亡者。”[51]戈洛·曼像着魔似的把目光投向德国，注视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并在日记里用很长的篇幅进行评论。父亲夸奖说，他的“政治见解有水平”。[52]可一想到父亲的摇摆不定（“像一只被砍了头的黄蜂”[53]），看到流亡人士在晚间对形势进行分析，父亲的夸奖很难算得上是一种慰藉。“只要一开始讨论，我就不得不给自己倒上一杯红酒……‘如果至少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算个啥东西，我怒气冲冲地发问。就是不同的单一国家，这些国家就是现在这德行。国际联盟跟这些国家没什么不同，就是说，国际联盟啥也不是……”[54]戈洛·曼除了在政治上感到苦闷外，还有另外的不快。他在日记里写道，总的来说，“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看作一种巨大和完全的不幸”。[55]
在家里，讨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围绕着托马斯·曼跟德国的关系这一话题在进行，还有“那个讨厌的瓦格纳事件”——这是几个大孩子对那一事件的称呼。[56]在父亲对抗议运动作出第一次保守谨慎的回应之后，孩子们，尤其是艾丽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他再作第二次回应，这种回应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他待在国外是个人受到伤害的结果。[57]此外，全家人还在讨论，秋天要不要在德国出版长篇小说《约瑟》的第一部。克劳斯·曼的观点是：“你如果满怀激愤地离开一个国家，怎么能将自己美好的财富交给它呢？”[58]对此，父亲表示理解。卡蒂娅·曼随即开始跟流亡出版社“库埃利多（Querido）”谈判，托马斯·曼却又听从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的意见改变了主意。费舍尔苦苦哀求他的这位最重要的作者，甚至建议托马斯·曼回到德国。费舍尔说，那里并非那么糟糕，人在外面，无法正确作出判断，自己的出版社需要他，需要这部小说，以便继续生存下去——也别忘了，有丰厚的报酬……[59]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坚决表示反对，他妻子和新近备受好评的儿子戈洛也都婉转地表示反对（“心情激动且不快”，托马斯·曼写道，因为戈洛也“望眼欲穿地等待我发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言论”[60]）。
托马斯·曼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克劳斯·曼的《文萃》于9月出版，不出所料，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政治文章。比如海因里希·曼抨击“全民教育的倒退”[61]——行文相当克制，柏林当局依然认定是“诽谤新德意志国家”。[62]费舍尔出版社让托马斯·曼——他曾宣布是该杂志社的成员——就《文萃》杂志公开表态，同自己的儿子克劳斯·曼划清界限。对于这一举措，德国的宣传部门自然太乐于坐享其成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勒内·施科勒（Rene Schickele）和斯蒂芬·茨威格也都效法托马斯·曼，大家都担心自己在德国出书有危险，或在其他方面受到歧视。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跟斯蒂芬·茨威格是朋友，两人于1933年11月就《文萃》事件相互致信，信里充满了政治激情。约瑟夫·罗特是位才华横溢的副刊写手、作家和论战家，于1933年毫不迟疑地率先流亡他乡。早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当日，他便离开了德国，在几乎一文不名的情况下踏上了流亡之路。斯蒂芬·茨威格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百万富翁，他从萨尔茨堡静观德国的事态发展，关注日益扩大的流亡运动。
约瑟夫·罗特写道：“跟臭气熏天的鬣狗进行战斗，跟地狱的渣滓进行战斗，就连我昔日的老友图霍尔斯基也是我的战友。纵使《文萃》做错了一千桩事，在反对戈培尔，反对刽子手，反对亵渎德国和德语者，反对臭不可闻的路德屁等方面，《文萃》做得肯定对。”为了排除任何可能遭人怀疑的地方，这位酗酒成病的罗特又补充说：“我不是在酒后给你们写这封信。现在，我几乎只喝白葡萄酒。我非常清醒。对此，请你们不要有半点怀疑。”
斯蒂芬·茨威格：“请给你们认识多年的人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要一有读不懂的地方，就立马大喊‘背叛’（对托马斯·曼这位最正直的人也不要这样，作为雅利安人，他过去没有必要掺和犹太人的事情）。”
约瑟夫·罗特：“绝对正直的托马斯·曼教授就是单纯。他有天赋，写得比想得好。他的思想跟不上自己的天赋。”两周后他又写道：“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您没看见：对德国来讲，您，（我），阿诺尔德·茨威格……福伊希特万格，托马斯、海因里希和克劳斯·曼都是一路货，绝对是相同的犹太狗屎。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已经死亡。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死亡。没有了指望。它的卑鄙下流，它的宽宏大量，都已经没了指望。那只是一场梦而已。请您好好看清这一点吧。”[63]
有一点，罗特说得不对：德国的卑鄙下流还是可以有指望的。汉斯·约斯特证明了可以怎么做。这位托马斯·曼的超级崇拜者，曾被卡蒂娅·曼视为一个那么“有亲近感”、那么热心的人，对她丈夫的“态度把握得恰到好处”[64]。约斯特虽然在1922年对托马斯·曼走向共和派颇有微词，三年后却还是坐到了托马斯·曼50岁生日的宴席上。作为文化官员和作家，这位约斯特在“第三帝国”飞黄腾达。1933年10月，他给朋友海因里希·希姆莱写了一封信，主要是为了克劳斯·曼的事，他的《文萃》杂志在德国也引起了不安。约斯特写道，估计抓不到“这个半犹太人”，“所以我建议，处理此事时采用扣押人质的办法。难道不可以将在慕尼黑的托马斯·曼先生抓起来一下，补他儿子的过？”约斯特不知道，曼氏家人早已全部离开了德国。他在给他的朋友“海尼（Heini）”[65]的信中还写道，托马斯·曼的作品“生产”“不会因为达豪的秋凉而受到影响”。[66]
托马斯·曼不知道，汉斯·约斯特正在想方设法把他——自己昔日的偶像——送进集中营。托马斯·曼在日记里盘算着如何能够留在外面，既不属于流亡者的圈子，也不跟德国交恶。“作为外籍德国人，我可以从德国拿到钱，卡［蒂娅］也有希望得到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可能去奈达了，前提当然是德国的形势有所好转，而我们的生活又可以回到较为安全的轨道上来。”[67]面对儿子，他替自己跟《文萃》杂志公开划清界限进行辩护，还批评儿子“毫无顾忌”：在德国有“很多大无畏的人和望眼欲穿的人”。恰恰在最近几周，他的那些书卖得很不错，许多人对《约瑟》翘首以盼。“要是［这一尝试］成功，要是德国的读者让这本书，这部遭唾弃的著作，一部从素材上已经持反面意见的作品取得成功，而当权者却没有胆量去阻止——你得承认，跟流亡者进行论战的整个攻势相比，这一成功要有效得多，也有趣得多，让当权者更加恼羞成怒，就是对他们的巨大胜利。”[68]
克劳斯·曼很生气，但跟过去一样，他把对父亲的愤怒压了下去，给那些对《文萃》有二心的人写去了愤怒的信。跟克劳斯不同，艾丽卡·曼写信给父亲，说明她对父亲态度的看法，写给弟弟克劳斯的信则更加直言不讳，尤其是她对出版商贝尔曼·费舍尔的看法——费舍尔对克劳斯和海因里希·曼进行过批评：费舍尔是“马屁精”“蠢猪”“垃圾”。[69]不久，托马斯·曼面临着要不要加入帝国作家协会（Reichsschrifttumskammer）的问题。倘若他的书还要在德国出版，这是必要的一步。当克劳斯·曼向父亲指出这个归于一统的组织的章程效忠于纳粹时，托马斯·曼很生气，还是决定加入该协会。[70]但是，家庭的抵抗渐渐发挥了作用。他最后还是拒绝签字。帝国作协主席弗里德里希·布伦克（Friedrich Blunck）也没难为他。跟德国决裂还是不决裂：这一问题日后再定。
关于贝尔曼·费舍尔和《文萃》杂志的争论，对德国态度的潜在冲突，都留下了痕迹：激烈的讨论，用词尖刻的信件，砰然作响的关门声。这一切都影响到私人生活和家庭气氛。对外没有泄露一丝消息。一直到1933年秋——这一讨厌的政治年的秋天，才多少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托马斯和卡蒂娅·曼经过长期的犹豫不决后（去巴塞尔还是尼斯？），于9月底带着最小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前往苏黎世。艾丽卡·曼在居斯纳赫（Küsnacht）找到了一幢房子，每月租金600法郎。不久，从慕尼黑救出来的家具和书籍也到了，卡蒂娅·曼指挥两个女用人做家务，并努力给两个孩子找到新学校。
克劳斯·曼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文萃》杂志曾被父亲称为“流亡者的论战”，经过月复一月的努力，克劳斯将其打造成为一个论坛。艾丽卡·曼除了为父母做各种事情外，还把她的讽刺小品剧《胡椒磨》成功地带到了流亡地；她的女友特蕾莎·吉赛，音乐家和作曲家马格努斯·海宁（Magnus Henning）以及漂亮的浪荡姐聚比勒·施洛斯（Sybille Schloß）都参与进来，施洛斯并不仅仅把沃尔夫冈·科彭（Wolfgang Koeppen）弄得神魂颠倒［他要自杀，遗书的结尾是：“其他人跟她上床。我爱她。”后来他还撰写了长篇小说《不幸的爱情》（Eine unglückliche Liebe）］[71]。9月30日，新版小品剧《胡椒磨》在苏黎世老城的赫斯臣饭店（Hirschen）首演。艾丽卡·曼写信告诉弟弟克劳斯[72]“盛况空前”，观众们备受鼓舞，新闻媒体为之亢奋——《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夸赞艾丽卡·曼的美貌，赞扬该剧成功地把娱乐和政治讽刺融为一体。
图8 莫妮卡与陌生男子在萨纳里海滩
戈洛·曼在菲利克斯·贝特鲁的帮助下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圣克卢高等师范学院（Saint-Cloud）担任德语语言文学讲师，该校是培养师资的精英学校，位于巴黎郊区。这是迈向新家园的一步：从此，戈洛用法语记日记。
只有莫妮卡·曼还在萨纳里德国流亡者的圈子里继续徘徊了一段时间。她还不清楚，今后该怎么办。莫妮卡写信给在苏黎世的母亲：“母亲你好！情况怎么样，已经适应了吗？你们高兴吗？这是不是你们所希望的？”她写道，萨纳里的海滩和海滨大道已经空空荡荡，她弹钢琴，散步。“无花果又涨价了，葡萄也是。”生活的舒适程度已经不是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女儿所习惯的那种。“还有，厕所不是我一人单用，大家都用，来去匆匆，还得自己打水冲洗，只能这样。”1933年夏天过去了，就是蓝色海岸也不例外。“明天我还去游泳，但愿天气终于能转好，好看的棕色皮肤也消失了！”[73]
克劳斯·曼像发了疯似的工作。他写信，为《文萃》杂志争取作者，制订计划，进行组织工作，寻找可能的捐款人，花费了很大精力，却大多无功而返。他的女性朋友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用她瑞士富裕家庭的钱帮助他，她爱艾丽卡，对吗啡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克劳斯。永远也做不完的事。克劳斯·曼自己为杂志撰稿，另外还写文章、时评和报告。他撰写的东西有时如神来之笔，比如关于作家和鸦片瘾君子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评论文章，或关于1934年去莫斯科的旅游纪行。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表示同情，却不乏批评的态度，也不愿意与其过于亲近。[74]
在德国，当局将流亡者的一举一动均记录在案，诸如他们之间的各种争论或团结一致的努力，向外国警告希特勒等。纳粹作家维利·维斯帕（Willi Vesper）在跟纳粹保持一致的杂志《新文学》（Die neue Literatur）上写道：流亡者们“试图用文学的臭气来围堵德国”。在这方面，由“半个犹太人”克劳斯·曼出版的《文萃》是“特别危险的小爬虫”。[75]这是“抬举”他。
写作之余，克劳斯·曼还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逃往北方》（Flucht in den Norden）。小说于1934年秋在流亡出版社“库埃利多”出版。这是一部充满政治色彩的爱情故事。女共产党人约翰娜（Johanna）为逃避民族社会主义（纳粹）前往芬兰她的女友卡琳（Karin）家，结果爱上了卡琳的兄弟拉克纳尔（Ragnar），最后必须作出选择：要爱情还是要跟希特勒进行斗争。她选择了斗争。有些作家，如恩斯特·布洛赫，赞扬约翰娜的蓬勃朝气；知情人从中看到克劳斯·曼跟芬兰人汉斯·阿米诺夫（Hans Aminoff）的爱情故事，阿米诺夫本人则对前男友的轻率感到震惊。该书按照曼氏家族一贯的文学套路，更多是去发现而不是发明。在评论《逃往北方》这本书时，往好了说，在描述芬兰风景和芬兰人时作了淡笔清墨式的勾勒。说到不足之处，则是草草了事，没有章法，虎头蛇尾，对希特勒德国进行模式化的描写，特别是连篇累牍的伤感和陈词滥调：约翰娜的头发在那个爱情之夜散发着“柔和的、金灿灿的光芒”，好像是一束圣光；“这一魔幻般光亮的午夜发出绿色之光，比白天更清晰地照映着她的倩影”；这对情侣“兴高采烈地”摸索着上床，“毫不害羞，又中规中矩，尽情地享受着酣畅淋漓的床笫之欢”，“这个男性特征突出的小伙子”……[76]克劳斯·曼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写就了这部长篇，与此同时，他还在忙碌其他事情，要办杂志，加上“日常的各种挑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作严肃的修改。到了这时，他在写作时大多借助于“各种小资事物”（毒品）。毒品不再是工作之余或个人开心的一部分，而是帮助他有能力去工作的“助手”。
前途未卜和恐惧心理，这是所有流亡者所面临的命运，并不时会导致歇斯底里的反应。1934年7月，克劳斯·曼跟约瑟夫·布莱特巴赫（Joseph Breitbach）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位多年来在巴黎生活的作家，发表了一篇不幸的文章，内容涉及生活在国内外的德国作家。对克劳斯·曼来说，他这样做就成了戈培尔的代理人。克劳斯的这种反应毫无道理，不仅令人难堪，毕竟布莱特巴赫还是曼氏家族的朋友，而且克劳斯·曼还欠着人家的钱。戈洛·曼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哥哥，跟大学生们一起把鞭挞布莱特巴赫的檄文翻译成法语，还没忘记指出布莱特巴赫在这场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久，他们俩又重归于好，而不像克劳斯·曼那样跟布莱特巴赫继续交恶。
因为断绝了关于德国真实情况的可靠信息来源，流亡者之间流言满天飞。1934年初，戈洛·曼写信给受人尊重的女历史作家里卡尔达·胡赫，指责她对第三帝国的态度。“我捍卫过什么，同意过什么吗？”胡赫回敬道。“我相信，德国没有多少人，态度是这样势不两立。的确，在信件来往中要相互理解不很容易。”[77]在德国，当局为这位被称作“民族妇女”的女诗人创造了一些条件。身为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当局要她以某种形式发表声明，对新当权者表示效忠。她保持缄默。接下来，艺术学院院长写信给她，宣称将其态度视为心照不宣，即表示同意——跟托马斯·曼和帝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做法相似。只是到了此时，即1933年4月，里卡尔达·胡赫在致艺术学院的一封信里异常坚定地表示划清界限：“现政权对民族思想所定下的基调有悖于我的德意志。中央集权，强制和残忍的手段，污蔑政见不同的人，胡吹乱捧的自我赞扬——所有这一切我认为都不是德意志的，都意味着万劫不复。本人的想法游离于国家定于一尊的思想之外，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留在国家艺术学院里。”[78]当局想尽办法不让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公开发表并流传到国外，也就可以理解了。后来，戈洛·曼对里卡尔达·胡赫这封信的评价要高于他父亲于1936年所写的《波恩公开信》。[79]
里卡尔达·胡赫理解流亡者的境遇，对戈洛·曼的信也不表示怪罪，而是回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和六年前他们在柏林的第一次相遇：“我还在想着，在乌兰特大街，我第一次给您开门时的情景：瘦瘦的，有些羞怯，有个性，讨人喜欢。我立刻就喜欢上了您，并保持至今，虽然您现在估计已经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80]不久，她还突发奇想，给戈洛·曼做媒：巴黎有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不是因为有个不合适的祖母，而是因为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励”，两人有着不少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应该去跟她见一面……[81]
戈洛·曼也获准可以为《文萃》写文章。从第二年起，他用笔名“G”撰写《政治编年史》（Politische Chronik）。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他逐步告别了少年时代的左翼社会主义理想。戈洛试图挖掘“第三帝国”的思想根源，却未获成功。他既没有在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身上，也未能在左翼知识分子和流亡者所作的现实分析中找到答案：这些人想把希特勒看作资本主义的傀儡。
戈洛·曼在圣克卢师范学院当讲师，一直到1935年秋，他一步步地在适应法国。在私生活上也是如此：戈洛爱上了他的一个学生，跟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一起徒步旅行，长时间地交谈，还邀请他去父母家——但出于安全起见，戈洛没有跟他谈到过自己的感受。
在这方面，他哥哥的顾忌要少得多，虽然不见得更幸福。克劳斯·曼在演出《胡椒磨》时爱上了剧团的一个演员——汉斯·斯克冷卡（Hans Sklenka）。他情不自禁地坠入情网：“这很有可能是真的。”[82]艾丽卡·曼十分担忧，提醒他考虑是否先作些小的试探，然后再来大动作（先弄清楚他是不是同性恋，先调情，然后再进一步）：“你对这东西根本就没有半点了解，他当然是个尤物，但是否通情达理，是什么样的人，能派上什么用场，这些我都不清楚，更何况你呢。在你知道并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之前，你真不用那么投入。”[83]这事成不了，因为那小伙子喜欢女人。在克劳斯·曼的日记里，对“斯克冷卡这孩子”的渴望还持续了两年。他对这两年的情爱总结是：“折腾很多，却很少是为了爱。”[84]
莫妮卡·曼于1934年初从萨纳里移居佛罗伦萨。家里的熟人提供了住房和社会交际的机会。她上钢琴课。7月，莫妮卡写信给母亲：“母亲，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生日！噢，祝贺！噢，祝贺！银发只多了一根，智慧却增加了不少！……魔术师在衣服扣口戴着一朵玫瑰，几个孩子也前来祝贺。另外几个没来。没办法，只能从当地给寿星送上祝贺……太好了，太好了！一个难得的好人！”[85]2月，母亲在给克劳斯写信时说：“莫妮……很少从佛罗伦萨写信来，一旦来信，总是带着那熟悉的萌萌快乐，只可惜我缺乏享受的神经。”[86]
1934年初，托马斯·曼给柏林的帝国内政部写信。他在信中说明自己的处境，描述他遭到的人身攻击，陈述自家在慕尼黑的财产被没收。托马斯·曼为自己在政治上支持魏玛共和国和社会民主党进行辩护，并直言，他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观与世界观”表示反感。“但自从历史作出决定后，我不再说话，并严格遵守我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时发表的声明：我决定，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那些久而久之挂在我身上的职务，彻底隐居，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87]托马斯·曼要传达的信息明白无误：给我的财产放行，让我作为外侨过我的日子，让我写作并在德国出版我的书，若此，我将闭口不谈德国的政治事务。当局没有给予回复。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希特勒起事时期的同党之一，在一年后安排对慕尼黑的别墅解禁。托马斯·曼真的会信守自己的沉默诺言吗？这样的考验没有出现。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此时已爬到了普鲁士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反对弗里克的安排，重新下达财产没收令并申请褫夺托马斯·曼的国籍。
说到艾丽卡·曼的《胡椒磨》，真是捷报频传，最早在苏黎世上演，然后在瑞士巡回演出，又去荷兰，去布拉格。小品剧团的演出不掺和日常政治，也不直接涉及时事。比如，特蕾莎·吉赛扮演X女士，一个玩世不恭、自以为是的小店老板娘，“一个特别寻常的妇女”，谁如果愿意（没人这样说），可以视其为“第三帝国”的典型女市民。
要打仗，那就打吧——
要不国家要军队干啥？
工业界不也得生存下去嘛。
我和我丈夫，我们早已看到了这一点。[88]
到最后，世界变成了一片灰烬，X女士哼着小曲，似乎这一切跟她都没啥关系：“该倒霉的还得倒霉。”艾丽卡·曼自己扮演的最著名角色是歌曲《冰冷的恐惧》（Kaltes Grauen）里的皮埃罗（Pierrot）。只有左派媒体对演出表示失望，他们本希望它能更直接一些，更政治化一些，有更多的阶级斗争，少一点文学。但恰恰是这一点让演出取得了成功。观众有流亡者、瑞士人，有的只想开开心，有的则从政治上继续演绎剧中的影射。演出常常座满。每逢在舞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父亲的眼中就噙满着热泪，边激动边自豪。开始时，纳粹分子觉得这部小品剧无伤大雅，虽然有点生气，但气的是《胡椒磨》和艾丽卡·曼受欢迎的程度。
虽说很成功，剧组的气氛却不那么好。你争我斗，妒忌，争吵：艾丽卡·曼在给母亲的信里谈到背地里的恶语中伤，表面上“大家都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89]男演员伊戈尔·帕伦（Igor Pahlen）后来表示了对艾丽卡·曼的钦佩，但也提到她的高傲自大，一再强调剧团跟她和特蕾莎·吉赛之间的不同等级。巡回演出时，艾丽卡·曼和特蕾莎·吉赛坐头等车厢。“我们不能坐，”帕伦说道，“除去演出或排练，我们其实很少跟艾丽卡在一起。”[90]
1934年11月出现了几次政治性的群殴。《胡椒磨》的节目变得更政治化了，艾丽卡·曼身着党卫军军服上台演出，以歌唱的形式描述谎言的国度，在那里，杀人不会受到惩罚。约瑟夫·罗特在写给艾丽卡·曼的信中说：“您向野蛮开展的斗争比我们所有作家加起来还要多十倍。”[91]阵线分子（Frontisten）——瑞士法西斯分子——破坏演出，在演出大厅和大街上出现了殴斗。不久，警察控制住了局面，政府也支持小品剧团。但因为担心继续爆发斗殴，一些城市不再邀请巡回演出中的《胡椒磨》来表演。在达沃斯，有人不仅指责该剧团可能引发骚乱，还拿托马斯·曼的《魔山》说事，说这部小说“无疑给这个度假胜地带来了不良后果”。[92]
图9 艾丽卡·曼在歌曲《冰冷的恐惧》中饰皮埃罗
瑞士人感到不安。一点娱乐加上一点政治上的含沙射影，这是一回事儿；公开向虎视眈眈的北方邻国挑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据艾丽卡·曼的说法，似乎真有人威胁要将她劫持回德国。假如她对待事实不那么倾向于添油加醋的话，本来是应该相信她的。在公开回顾往事时，她把围绕《胡椒磨》发生的暴力斗殴演绎成纯政治斗争。她闭口不谈瑞士人的抗议有着不同的个人原因。[93]阵线分子受到史瓦岑巴赫家的竭力唆使，对这家人来说，女儿安奈玛丽跟曼家孩子的那种关系，即集爱情、友谊与毒品为一体的关系，是他们的眼中钉。
艾丽卡·曼在其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反抗和回击在激励着她。弟弟克劳斯天资特高，艾丽卡作为其战友曾贯彻他的各种主意，在他的剧作里出演角色，跟他旅行、写作和生活：但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艾丽卡有自己的主见，有时公开批评弟弟（对雅克布·瓦赛曼[94]的悼文过于夸张，他为《胡椒磨》撰写的一些内容没法用）。克劳斯·曼的反应十分敏感。他打从心底里祝愿姐姐成功，同时对她新近摆脱对别人，也包括对他的依赖表示疑惑。只因为他不可能跟艾丽卡共同生活，所以他才渴望有一个生活伴侣。[95]克劳斯的生活理想是跟艾丽卡永远“到处游历”，而她脑子里想的跟他想的不是一回事。
长篇小说《约瑟》的头两部分别于1933年10月［《雅各的故事》（Die Geschichten Jaakobs）］和1934年3月［《约瑟的青年时代》（Der junge Joseph）］在德国问世。出版社在小说出版预告里力图将该书打造成“英雄的冒险”：“一个勇敢和具有使命感的农人和国家奠基者的时代。这位英雄在土地上劳作，在心中跟诸神和鬼怪一起庆祝。”[96]就是说，这是一部关于亲情与土地的书。国内的批评界并不相信这种说法。有关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在一个趋于一尊的时代，面对一个多少算是半流亡者的作家，更何况此人还是共和国的捍卫者和纳粹的对头，对这类书的评价在当时是不可能客观的；一个犹太人的出版社，一部以犹太人和《旧约全书》为题材的长篇也不会让事情变得更为有利；托马斯·曼在给儿子克劳斯的信里也宣布他寄希望于个体读者而不是公众的批评和赞誉，并把这本书看作文学上的反抗——但所有这些都于事无补。托马斯·曼只看见负面的批评，感觉受到了伤害。[97]过后，托马斯·曼自己又振作了起来。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天赋超过所有留在德国的那些人。”[98]一年半后，他又更进了一步：“天才的感觉。”[99]
来自德国的反响令人失望，但来自美国的反响恰恰相反。英文版《雅各的故事》（Tales of Jacob）于6月出版，在美国好评如潮。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是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女记者之一，她对该书的评价最高。在《纽约先驱者论坛报书评》（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 Review）上，汤普森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The Most Eminent Living Man of Letters），为托马斯·曼大唱赞歌。她把这本书称为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决定性突破”。[100]
学校放假，父母亲去旅行。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曼留在居斯纳赫，起居由女仆照管。米夏埃尔的一个慕尼黑朋友来访。米夏埃尔写信告诉母亲，他们一起骑车出游，看电影（“电影愚蠢无比，而且非常庸俗”），去苏黎世玩。“沃尔夫冈除了相当纳粹化（在预料之中）以外，几乎啥也没变。”很快便因为政治而发生了争吵，“这样做其实既愚蠢又多余。可是他不明事理到了可怕的程度，这肯定要让我生气，尤其是他一点也不蠢，而仅仅是不明事理和无知而已，最可怕的是，他说的都是官方那一套充满矛盾的东西”。[101]
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是家里出了名的“调侃大师”，她定期从慕尼黑给女儿写信，笔调开朗，处处是影射和调侃，不时还来点恶心人的——普林斯海姆家人的绰号都不中听，当年追卡蒂娅的托马斯·曼得到的绰号是“肝疼的骑兵队长”，就算是不错的了。“G.G.”的意思是“鹅脸”，这是玛丽·库尔茨（Marie Kurz）的绰号，她在慕尼黑的曼家服侍了很多年。一位茶客很正经，却索然无味，因此被称作“食时动物”，一位女邻居叫“害虫”，一个孙子叫“蟑螂”。堪称经典的是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信中的一句话：“昨天喝茶，宾茨（Binz）在座，他的坐肌愈加发达了，又讲了好多新鲜事，没有哪一件是真的。”[102]这就是普林斯海姆们谈话的口气，托马斯·曼将这种风格吸收进文学作品里，通过短篇小说《维尔宋之血》（Wälsungenblut[103]）中的双胞胎阿伦霍德（Aarenhold）来表达。说话时“尖酸刻薄”，“会伤人，却又可能只是为了一个神来之语而心花怒放，所以要是怪罪他们，那就太迂腐了”。[104]卡蒂娅·曼写信也是这类口气，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相互写信时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装蠢卖萌，暗语影射，讽刺挖苦，无不发挥得淋漓尽致。
卡蒂娅·曼的父母不考虑流亡，虽然早在1933年底已经被迫卖掉在阿奇斯大街的房子并搬了家。数十年中，他们那幢800平方米的别墅曾是普林斯海姆一家人的生活中心，也是慕尼黑市的文化交流中心之一。1904年，托马斯·曼正是在这里向他未来的妻子求婚的。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幢“领袖建筑”——纳粹党的一座有代表意义的建筑。普林斯海姆老两口只能顺从，搬到了一套租的房子里，有八个房间，好在他们还有财产和仆人。
“第三帝国”的政治现实只是偶尔出现在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的信件里。戈洛·曼曾在信中提到，他的外祖母对希特勒表示过“委婉的钦佩”[105]（1933年初，戈洛曾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中试图向外祖母指出希特勒可能造成的危险，却未能如意。打那时起，戈洛本人被她称作“吼叫的公牛”）。她参加了“希特勒政变”阵亡者纪念碑的揭碑仪式，在给女儿写信时以嘲笑的口吻描述了此事（“死者在最后一次号令时齐声高呼‘在这里’，真让人瘆得慌”），但同时又被当时的气氛、队列和颂歌所感染。[106]
按照纳粹的标准，普林斯海姆夫妇为犹太人，因而被剥夺权利，信中很少提起这些事，或者只是婉转地加以表达，比如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突然被勒令退休”，就是说，他作为犹太人被剥夺了在大学教书的许可。当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35年9月的党代会上通过《纽伦堡种族法》（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时，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是这样描写她整个夜晚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我昨天半个晚上过得既舒坦又激动，几乎彻夜未眠，今天走到镜子前面一看，难过地发现，我看上去至少有95岁半了。”[107]这是一种以法律为形式的野蛮血统文化：信里虽然洋溢着开朗的情绪，却显然流露忧愁。相关篇幅不长，这封信的其他部分和后来的信件又恢复了往常的聊天特征。表述情感时总有点遮遮掩掩，往好了说，是为了让女儿省心，大概也是安慰自己。
克劳斯·曼憧憬着父亲的生活——“魔术师那隐匿不宣的同性恋生活”。[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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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莫妮卡·曼来父母家玩。卡蒂娅·曼写信给克劳斯讲述这位他“最喜欢的具有个性的妹妹”的情况，特别是她“到达车站时，简直太酷了，浓妆艳抹，身材纤细，装束优雅，衣着华丽，自信地踮着脚走下火车，自己的姊妹愣是没把她认出来”。卡蒂娅·曼写道，这些变化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而已。在父母家里待了几周后，她“还是原来的她，懵懵懂懂，与众不同，无忧无虑，像只小老鼠似的在厨房来回游荡（这不利于苗条的身材），无动于衷，毫不操心，不时会有突发和惊人的想法。她也许不会有什么改变了”。[109]
后来莫妮卡·曼病了，发高烧，烧了一个星期，直到查出来是黄疸病。托马斯·曼很担心，担心他妻子。卡蒂娅·曼心情烦躁，因为病人莫妮卡“倔强，不知道感恩，有恐病心理”。在这个家庭里，只能有男性疑病症患者。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录病情时写道：“这孩子要是在佛罗伦萨治病就好了。”[110]
萨姆埃尔·费舍尔——托马斯·曼出道以来合作的出版商去世了。曼氏家族的人都希望托马斯·曼跟费舍尔出版社的个人纽带就此结束，他可以从现在，即1934年起，完全不用再顾及出版社的面子了。可他们都想错了。托马斯·曼继续摇摆不定。1934年夏，他拟定了计划，给《泰晤士报》（Times）写一封公开信，要西方大国停止跟希特勒政权进行合作。几个月里，托马斯·曼对材料和行文一再斟酌，最后还是放弃了该计划。卡蒂娅·曼衷心希望丈夫能公开站出来反对“第三帝国”，同时又担心，这样有可能出现《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那篇文章所造成的局面，成为那篇文章的续篇。[111]最后，托马斯·曼把计划中的一本含有他那篇瓦格纳报告的政论文集作为试金石：要是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不敢在德国印刷此书，他就可以最终解脱，在国外找一家新的出版社，政治上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了。1935年3月底，《大师们的烦恼与伟大》（Leiden und Größe der Meister）一书由费舍尔出版社在柏林出版发行。
1935年4月，托马斯·曼有了一项新计划：写一封“致德意志人民书或备忘录”，（“以热忱和真挚的方式”）警告他们不要与整个其他世界为敌。此时，希特勒刚刚恢复了义务兵役制，宣布将国防军扩充至58万人，这明显违反了《凡尔赛条约》。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这一次又是关系到政治上的灵魂救赎，我一直在寻找其正确和合适的形式。”[112]一天后，贝尔曼·费舍尔来访，介绍了书籍销售的良好情况和数目不菲的稿酬。于是，那篇备忘录就不再被提起。托马斯·曼接到尼斯国际联盟委员会邀请，去一个会议作报告。他想在报告的结尾发出一般性的政治呼吁，要人们鼓起勇气说“行和不行”。[113]贝尔曼·费舍尔发出警告，没有忘记提醒他，恰恰是现在，他有关慕尼黑房子的事情是多么有希望。最后，托马斯·曼没有前往尼斯，原因是身体欠佳。出版该报告的文字版时，他删去了那个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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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10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之国”的二号人物，以极尽豪华的庆典在柏林大教堂跟女演员艾米·宗内曼（Emmy Sonnemann）结婚。柏林的所有雇员均被扣去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捐款”。克劳斯·曼写了一封致“总理夫人”的公开信，因为希特勒（假装）单身，所以，宗内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角色：“您从来没有恶心过吗？就算您从来没有恶心过，您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吗？您肯定有孑然一身的时刻吧——婚礼的热闹不可能永久，也不可能夜夜盛筵不断。您那肥胖的夫君先生离家外出——他或许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签署着死刑的判决，或许在视察轰炸机。天黑了，您孤身一人待在您的漂亮宫殿里。没出现过鬼魂吗？在厚厚的帷幔后面，没出现过集中营里被打死的人吗？没出现过不堪酷刑而死的人吗？没出现过因逃跑而被枪杀的人吗？没出现过自杀的人吗？没出现过血淋淋的人头吗？这个人也许是艾里希·弥萨穆（Erich Mühsam）——一个诗人。在您成为一个该死的国家的国母之前，您不是以朗诵诗人的诗句为职业的吗？对那些勇敢的诗人，这个国家不是把他们打死就是把他们流放。”[114]这封信发表在流亡报纸《巴黎日报》（Pariser Tagesblatt）上，后来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到了德国。赫尔曼·戈林搞到了一份，然后在上面写下“克劳斯·曼是谁？”。盖世太保回答说：“那个臭名昭著的作家和半犹太人托马斯·曼的儿子。”[115]这是克劳斯·曼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文萃》杂志夭折了。1934年2月，一篇关于奥地利国内形势的评论因为不够谨慎，导致它在当地被禁。原本就销售不畅，发行量更加江河日下，出版社踩了急刹车。《文萃》杂志在出版两年共计24期以后，于1935年8月出版最后一期。这让克劳斯·曼十分沮丧，之所以也让其他人沮丧，是因为杂志的水平高。在克劳斯·曼的召唤下，这里聚集了许多响当当的名字，盛开着政治和文学的花朵，刊登了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恩斯特·布洛赫到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从欧内斯特·海明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安德烈·纪德、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约瑟夫·罗特直到弗朗茨·卡夫卡遗留的文章。把所有这些汇总到一起，由克劳斯·曼来组织和编辑，他精心缜密，运营勤勉，而且判断质量的眼光十分独到，这种眼光似乎跟他来去匆匆、忙进忙出的生活没有任何相通之处。《文萃》也许是克劳斯·曼一生中最大的功绩。1934年11月，希特勒德国剥夺了他的国籍，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了。50年后，《文萃》涅槃重生，重印后找到了读者群——这在流亡年代是不可能找到的。
“小家伙们”（父亲在信件和日记里的用语），即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曼，已经不再那么小了。1935年9月，伊丽莎白从苏黎世自由文理中学毕业，年方17岁。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可能“有那么一点”嫉妒，母亲这样写道。[116]1933年秋，家人也为他找过一个学校，因为14岁的他拒不同意，只好作罢。[117]文理中学刚上完八年级，成绩单上希腊语和地理均为“差”[118]，家里允许他集中精力去搞音乐。[119]两个人都去苏黎世音乐学校，米夏埃尔学小提琴，伊丽莎白攻钢琴。他们俩想以后联袂登台演出。
伊丽莎白是六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没让父母操心学业的。她让父母操心的是其他方面：固执己见，充满激情，“对音乐痴迷”，这些都让父母感到困惑。虽然好像没有哪个老师发现过她有什么特殊的音乐天赋，在音乐学校也只被分到三年级，[120]她却执意要当钢琴家，琴一练就是几个小时。15岁那年，她爱上了弗里茨·兰茨霍夫，克劳斯·曼当年最好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库埃利多出版社德国流亡项目的负责人，《文萃》也是在他那里出版的。他比伊丽莎白大17岁，不但抑郁，病恹恹的，还吸毒上瘾。兰茨霍夫爱的是艾丽卡——伊丽莎白崇拜的大姐。
艾丽卡呢？她也喜欢兰茨霍夫，不过是有时候喜欢（这让特蕾莎·吉赛醋意大发），要她在爱情方面“从一而终”，那不可能。她要他戒掉毒瘾，自己却戒不掉。够复杂的。
米夏埃尔·曼出现在父亲的日记里，只有两种可能：因为他练小提琴（一般都为他高兴，偶尔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找麻烦，“犟种，不听话，粗鲁”。[121]音乐学校的人都认为他“绝对有天赋”。[122]但米夏埃尔容易暴怒，也容易伤感，且喜欢喝酒。1935年6月，克劳斯·曼观察到，“比比醉了，对我少见地温柔亲近。太变态了吧？”[123]后来，伊丽莎白曾说过，“在那段时间，米夏埃尔曾有一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然后引诱戈洛跟他去湖上划船。他当时打算跟戈洛一起在小船上去死”。除了小弟情况不好以外，倒没发生什么其他事情。[124]跟之前他哥哥克劳斯和戈洛一样，米夏埃尔·曼被送到心理医生艾里希·卡岑施泰因那里去治疗。不久，伊丽莎白也步其后尘，原因是爱情的苦恼，再加上吞咽和呼吸困难这样的神经性毛病。在卡岑施泰因看来，她总体上还算正常，尤其是跟曼家其他人相比较的话。
图10 克劳斯·曼和弗里茨·兰茨霍夫
克劳斯·曼于1935年夏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悲怆交响曲》（Symphonie Pathetique）。该书描写了俄罗斯同性恋作曲家彼得·柴可夫斯基（Peter Tschaikowski）的悲惨人生故事。克劳斯在给妹妹莫妮卡写信时谈到，“我把许许多多自己的故事都写了进去”。[125]伯伯海因里希·曼这些年不管从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都跟克劳斯·曼日益接近，他很友好地给侄子写了封信，说他的这部小说是一部“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书”。[126]几十年后，瓦尔特·坎普夫斯基（Water Kempowski）重温这部小说，然后在日记里写道：“可怜的父亲！”[127]
父母亲接触美洲大陆比两个大孩子要晚。他们于1934年首次赴美，1935年再次起航，当时托马斯·曼刚过完60岁生日。他们坐轮船前往纽约。哈佛大学想授予托马斯·曼荣誉博士学位，他最初“回复得有点不冷不热”，这是卡蒂娅·曼在3月告诉克劳斯·曼的。第二天，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弗里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恰好在我们这里吃饭，当他得知此事时惊愕不已，脸是真的绿了：这样一种荣誉——哈佛大学的荣誉，太难得了！我们马上十万火急地追加了一封电报，表示同意”。[128]在哈佛，托马斯·曼作为作家和“德国文化伟大传统的捍卫者”，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道受到表彰。[129]几天后，他应邀前往白宫，跟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起用餐。托马斯·曼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外加妻子帮助翻译，强烈告诫总统防范侵略成性的希特勒政权。“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马斯·曼在给勒内·施克勒的信里描绘了这次会面。“彻底瘫痪了10年，精力却是那般充沛，又是那样难得的——如果不说是革命性的——果敢。他在富人中树敌颇多，对他们敢说敢干；在宪法的守护者里也有许多反对者，因为他的一些做法独裁。可是，对这样一种开明专制，你现在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吗？”[130]
在德国，当局对这一切都予以密切的关注，并且很生气。
费舍尔出版社在德国已无前途可谈，至少是在犹太出版商家庭的领导下。在跟德国当局进行长期谈判以后，出版社拆分了。一部分留在柏林，有了新的投资者并由彼得·苏尔坎普领导；另一部分，主要是在德国不再受欢迎的作者和图书，迁往国外。[131]至于去哪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解决。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在寻找合伙人和出版社新址，最好在瑞士。1936年初，他在伦敦跟海涅曼出版社（Verlag Heinemann）谈判。
1936年1月11日，流亡报纸《新日记》（Das Neue Tagebuch）上刊登了一篇社论，莱奥帕德·施瓦茨希尔德（Leopold Schwarzschild）——1933年前德国最具影响力的记者之一——在社论中宣布，贝尔曼·费舍尔是受纳粹分子保护的犹太人，目前正奉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之命，建立一家“伪装的‘流亡出版社’”。[132]贝尔曼眼看自己的各项计划受到威胁，遂请他最重要的作者帮忙。托马斯·曼正在阿罗萨度冬假，写了一封简短的抗议信。他跟费舍尔出版社的其他作者，如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和安奈特·科尔布一起，坚定地驳斥了对贝尔曼的指控。这封抗议信发表在《新苏黎世报》上。
莫妮卡·曼给哥哥克劳斯写了一封信。她跟他亲，希望他能给自己以安慰。1月12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日，她待在居斯纳赫，父母在打点行李准备去阿罗萨。家里个个都在忙，父亲在写《约瑟》，母亲忙着指挥做家务，小妹小弟“都在苦练音乐”，女佣们在做事，狗在叫唤。“我呢，我做啥呢？我要是再不完成我的必修课”——这里指她练钢琴的时间——“那就相当麻烦了！这是让我开心的时刻，虽然有时有点沮丧”。带着狗散散步，画点画，读点书，这都满足不了她。不开心的想法在冲击着她。“反正我属于那些孩子，可以无边地开心，也可以无边地伤心。还可以在瞬息之间从一个极端跌入另一个极端。”[133]
小品剧《胡椒磨》在巡回演出。艾丽卡·曼从布里尔（Briel）给父亲写信，时间在父亲就贝尔曼所写的抗议信刊登于《新苏黎世报》以后。她感到伤心、失望和气愤。她认为，施瓦茨希尔德对贝尔曼的攻击是有道理的。只有跟纳粹保持最佳关系，才能让出版社在“第三帝国”经营长达三年之久，而且现在还被允许带着出版社流亡国外。此时此刻，父亲公开站到“伪流亡者”——一个“面目不清的犹太商人”一边：“他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因为《文萃》杂志的发刊号）成功地让你向所有的流亡者以及他们所作的努力搞突然袭击，我只能这么说了。”艾丽卡说，几乎不可能再度出现在父亲的眼皮底下了。她在信的结尾写道，父亲肯定会为这封信生她的气。她知道她在做什么。“你跟贝尔曼博士及其出版社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你好像已经作好准备，为此作出任何可能的牺牲。假如其中的一个牺牲意味着，我一步步、确信无疑地离你远去——就把它当作跟其他牺牲一样吧。对我来说，这样会太伤心，也会很可怕。”[134]
克劳斯·曼给姐姐写信，表示同意她的看法，虽说他本人没有勇气写这些内容，也不会写得这么直白。[135]
阿罗萨的森林旅馆，跟往常一样，家人在这里度假：卡蒂娅·曼滑雪，托马斯·曼写作，偶尔去散散步。母亲，而不是父亲，给艾丽卡回信，很及时，以母亲的口吻敦促和解。卡蒂娅写道，当时她也不赞成写那封抗议信，因为父亲一直都三缄其口，本应当在这件事上也不插手。就事而论，艾丽卡不在理。她说施瓦茨希尔德的攻击“够阴险的”，并详细陈述了理由。对母亲来说，更重要的是亲情，而艾丽卡将此跟那件事挂起钩来。“除了我和麦迪，你是唯一一个让魔术师真正牵挂的人，而你的信让他极度失望，让他痛心不已。”她自己也是这样，说到底，她是父亲的“附庸”。[136]
托马斯·曼在森林旅馆里整整两天没去碰《约瑟》一书，为的是回复艾丽卡。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12页，“为她，也是为了后人”。[137]“要闹翻的话是在两个人之间，”托马斯·曼写道，“可我觉得，我对你的感情根本不允许我对你这样做。”他一一反驳了对贝尔曼的各项具体指控，称施瓦岑希尔德的指控为“轻率的仇恨幻想”，因为他是费舍尔出版社的作家，所以这种仇恨同样是针对他，针对他的书的前途。因此，他写了那封抗议信。艾丽卡如此坚定地站在施瓦岑希尔德一边，激情四射。“激情非常好，盲目的仇恨和蓄意的不公就不对了。”但托马斯·曼并不想就这样简单地作了断。他很清楚，这件事情不仅仅关系到贝尔曼，而是关系到更多的事情，关系到“更大的全局”，即他在政治上的沉默；艾丽卡之所以发飙，是因为他还没有站出来反对希特勒德国。托马斯·曼再一次为自己辩解：他在国外生活本身就已经是“对第三帝国的一种抗议，虽然克制，却很极端”；他已经公开了自己的态度（比如在政论文集里）；人们还需要他的声音，他不应该在“流亡人士圈内”销声匿迹。然后他又打了一个回马枪。托马斯·曼解释说，女儿的怒火也表达了自己受拷问已久的良心。他请求“对我要有耐心”。他知道，“为了我的良心和你的怒火，我大概必须做什么”。[138]
莫妮卡·曼又回佛罗伦萨去了。她给卡蒂娅·曼写了一封沮丧的信，调子跟写给克劳斯的信差不多，母亲给了她一些建议（还谈到钱，这一点也很重要）。莫妮卡于1月26日回信说，母亲说的都很对，“我也有相同的想法，有时狂喊，有时收敛”。她诉说自己孤单，称只有音乐能抵挡孤单。她也请求对她要有耐心。究竟为什么呢？为了一个“丑陋的问题”，即“挣钱的问题”。卡蒂娅·曼似乎对女儿毫无目的地忙活音乐提出过批评，并提出过替代性建议——去找一份工作。莫妮卡感到非常恐惧。“要自己养活自己，这种想法确实不错，但同时也有点可怕。”[139]
还是1月26日：海因里希·曼介入了此事。他为弟弟辩护，驳斥了孩子们的指责。他在给侄子克劳斯的信里写道，倘若他本人还有可能在德国发表作品的话，“我也会尽快去做”。[140]海因里希·曼在流亡作家中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德国最尖锐的批判者。头把交椅的位子非他莫属了，二把交椅的位子还远远轮不到托马斯·曼。“这里，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兄弟间的问题，”托马斯·曼在给艾丽卡的信里这样写道，“处理好长幼顺序的关系有多困难，你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141]对此，海因里希·曼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兄弟俩之所以观点一致，倒不一定是对事情本身，更多的原因在于：再也不能出现兄弟阋墙的局面了。
艾丽卡·曼紧追不放。仍旧是1月26日，她再次写信规劝父亲。艾丽卡讥讽父亲的态度像“猪排小面包”，不想完全站到流亡者一边；她再次攻击贝尔曼，还列举更多个人感情上的理由来说事（她公开承认，上次威胁要断绝亲情的做法未达到目的），比如她指责父亲，在围绕小品剧《胡椒磨》爆发公开争斗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假如父亲现在还不采取正确行动的话，就要承担“毁灭流亡事业”的罪名。[142]她无论如何都要托马斯·曼摆脱贝尔曼·费舍尔，最好能看到他在兰茨霍夫的库埃利多出版社出书——他是艾丽卡的朋友兼前男友，偶尔共度良宵的好友。早在1934年她就满怀激情地替这家出版社作过宣传，并指出过克劳斯·曼和《文萃》杂志所濒临的危难局面。要是父亲当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库埃利多出版社出版其书的话，会给克劳斯多大帮助啊。[143]
还是1月26日：《新苏黎世报》副刊负责人艾杜亚特·克洛狄（Eduard Korrodi）围绕关于贝尔曼的争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在前一天，莱奥帕德·施瓦茨希尔德对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安奈特·科尔布在《新日记》上的抗议信作了回应，声称德国文学“几乎全都被拯救出来了”。[144]克洛狄坚决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可以把流亡的犹太作家跟德国文学混为一谈。而托马斯·曼的书恰恰一直都还在德国出版。[145]这场争论走向另一个方向：流亡人士为一方，托马斯·曼为另一方。
1月26日的高潮：克劳斯·曼和弗里茨·兰茨霍夫发电报，“最恳切地”请求托马斯·曼对克洛狄这篇“糟糕透顶的文章作出回应，不管以何种方式，也不管在哪里，这一次真真切切地涉及一个关系我们大家生死存亡的问题”。[146]
第二天，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回到阿罗萨。伊丽莎白去火车站迎接父母，她这些天很不开心，原因是她崇拜的姐姐艾丽卡讹诈她更尊重的父亲，为此，她生姐姐的气。[147]托马斯·曼打算回复克洛狄，妻子写了份草稿。[148]
三天后，在《胡椒磨》剧组从圣加仑（St. Gallen）去布拉格的路上，艾丽卡在苏黎世停留，在父母家里促膝谈心，和解了一半。“很温馨”，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49]“忧心忡忡”则描绘了艾丽卡·曼的心境。谈完后，在去布拉格的火车上，她给父亲写信，口吻相当谨慎：“我祈求众神，保佑你的‘答复’将十分完美。”[150]
2月3日，托马斯·曼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公开信，答复克洛狄。他在信中对跟艾丽卡·曼的具体争论焦点没有作任何让步，还为自己支持贝尔曼和他对费舍尔出版社的忠诚进行辩护，同时坚持自己在流亡人士圈内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但是，《致克洛狄的信》（Korrodi-Brief）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也不是对德国国内与国外的德国文学的各种看法。关键之处在于，托马斯·曼明确而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当今德国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干不出任何好事来”；他还拒绝了当权者，“三年以来，这些人犹豫不决，是否要在全世界面前剥夺我的德意志身份”。最后，他用奥古斯特·冯·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的诗句终结全篇。
可谁若用整个灵魂仇恨邪恶，
他也将被逐出家园，
那里受到人民尊重的是奴仆。
更聪明的是放弃祖国，
而不是在一个幼稚人物统治下
背负着盲目的群氓仇恨的桎梏。[151]
家里人感到高兴，同时也轻松下来。艾丽卡从布拉格发来一封电报：“谢谢祝贺祝福孩子艾。”[152]戈洛·曼从布列塔尼（Bretagne）写信给哥哥克劳斯，对父亲的声明表示满意，对他姐姐艾丽卡所扮演的角色却不那么开心，责怪她的抗议形同讹诈。[153]卡蒂娅·曼非常开心，丈夫终于放弃了“近乎病态”的抗拒心理——拒绝公开跟希特勒决裂。[154]对此，全家人，各按其性格，都作出了贡献，而艾丽卡·曼激情迸发的信则是巅峰之作。虽说她的理由一条条非常具体，却没有一条能说服父亲。但她的发飙做到了。他不能继续沉默了。
三天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宣布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8月，夏季奥运会在柏林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德国尽其所能，向全世界展示国家的开放。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成为杰出超群的运动员，他获得四枚金牌。有人建议出于宣传的目的跟“黑鬼”欧文斯照个相，对此，希特勒暴跳如雷。[155]
考虑到世界舆论的影响，当局并没有针对托马斯·曼反对纳粹德国的声明作出任何反应。这一次是德国当局犹豫不决了。
终于有时间做其他事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克劳斯·曼给莫妮卡回信，她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安慰。对她的烦恼，对她的疑虑，对她的未来规划，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好。怎么偏偏要他来提出对生活的忠告？克劳斯这样写道，不幸有时候会是好事：“你要是经历过惊心动魄和伤心的事情，最后反倒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当然，只经历些惊心动魄的事情还绝对不够，还必须有一种过人的能量，一种真正的勤奋，只有它才能让坏事变成好事。”他突然扮演起母亲的角色：“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想法和计划。要准备好达到一定的目的：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要做这件或那件事情，在这里或那里上台演出，也要赚钱，要更加努力。”这么写，他自己都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克劳斯·曼写信原本如行云流水，可这封信写得从未有过地别扭。他很快便结了尾，采用的是母亲的格式——母亲通常用它来结束写信，以表示不满，一般都是在跟钱有关的情况下：“就这么着了。”[156]
戈洛·曼这时已成为雷恩大学（Universität Rennes）德国文学讲师。他努力让法国成为自己的新家园，这里是这份努力的又一站。戈洛·曼对学生很上心，他得跟他们一起用中古高地德语读《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这对双方来说都痛苦不堪；他对心胸狭窄的房东很照顾；对他的信友很珍惜，这是通往德国的最后一点联系。利瑟·鲍尔（Lise Bauer）爱上了他，经常建议他在瑞士相会。戈洛表示拒绝，一开始是婉言相拒，然后比较明了，最后几乎毫无掩饰地向她告白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却依然没有效果。戈洛·曼抱怨说，她只要多些去人群中，“毫无疑问，你就会认为我不那么可爱了”。[157]
5月，克劳斯·曼去蓝色海岸休假，住在萨纳里海滩的灯塔旅馆，没有艾丽卡，也没有其他人陪伴。“我独自一人时间太久了。”[158]他试图放弃毒品，可戒毒让他很难受。为了转移注意力，克劳斯寻找交际和性爱。有天晚上，他开车去土伦（Toulon）。“（一个）小家伙说服我，跟他到最偏僻的地方。另一个人守候在那里（我居然愚蠢至极，没有看透这一切！），高喊‘我要杀了你！’，一阵厮打，我撒开两条腿像兔子一样飞奔，他们追上了我，打我，抢走了所有东西——钱（130法郎）、大衣、钱包等；我血流不止，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最近的警察哨所；由警察陪着去医院，在那里包扎；然后去警长办公室，作记录；错过了最后的公交车，打出租车回去。”[159]
图11 一家人在居斯纳赫：（左起）托马斯、伊丽莎白、卡蒂娅、莫妮卡和米夏埃尔·曼
警察的报告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这对纳粹的反宣传来说不啻一个好机会，倘若不是警察和当地记者的水平不那么靠谱的话。报纸上写着：一个叫托马斯·克劳（Thomas Klau）的德国人，萨纳里灯塔旅馆的雇员，于前一天夜里遭到抢劫……[160]克劳斯又轻松地回归了毒品。
他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位演员，他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并为此跟“第三帝国”的当权者同流合污。写作时间为五个月。克劳斯·曼写道，他正在从事一项“用心险恶——可以说充满仇恨的事情”。[161]日记里写着“G.G.小说”，直到找到书名为止。[162]“G.G.”的字样不断出现在日记里，在梦中，在（常常满腔仇恨的）思绪里，或在他上电影院时——出于研究资料的需要，他要在电影里看那个人的表演。克劳斯·曼在《梅菲斯托升官记》的赠书名单上也把他写上，而且置于首位。[163]
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于1936年6月跟玛丽安娜·霍佩（Marianne Hope）结婚。艾丽卡·曼的这位同性恋前夫在敌视同性恋的“第三帝国”披上了一件“正常人”的外衣，他在这里一直爬到普鲁士国家剧院院长的高位。
他的前妻也再次结婚。打从流亡起，艾丽卡·曼就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却长期未果。她有一次写信告诉克劳斯，说“流亡的女人”遭人嫌弃。“情况是这样的：谁要是有官衔有地位，哪怕只是做生意的，就不敢蹚这浑水。而面对那些既无官衔亦无地位的人，或连生意也做不了的、只想干那事的人，我可不敢造次（！），因为太过危险了。我们该怎么办呢？”[164]最终，经一位朋友、作家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介绍，她如愿以偿。同性恋诗人W.H.奥登（W. H. Auden）“很乐意”帮她获得英国护照。[165]他们俩于1935年6月初次见面，那是在去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路上。几乎在被褫夺国籍的同时——因为《胡椒磨》的演出可以说是“罪有应得”——艾丽卡·曼拿到了英国护照。奥登成为曼氏家族的一位忠实朋友。
父亲过生日，莫妮卡·曼从佛罗伦萨给他写了一封信。她想给他“讲点比较有趣、比较特别，或许有些悲伤的事！”她向父亲描述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全家在巴特特尔茨的森林里采集覆盆子的事。“母亲以其典型的责任感从来都是第一个把篮子采满，那篮子还是最大的。艾丽自然跟她相差无几！虽说树丛密集，刺也扎人，她却像个熟悉林子的高挑男孩子一样，穿梭于树丛之间，采起果子来敏捷而巧妙！克劳斯采起果子来心不在焉，大概不是在想诗歌就是在考虑什么大的新游戏，可以说是让太阳替他干活！戈洛，勤奋而神秘的小个子，小手和小腿上早已是血迹斑斑，却开动所有的脑筋去采果子，最后倒也能装满一篮子，只是那果子多是‘歪瓜裂枣’。我呢，几乎啥也采不着！整个采集行动都让我感到不大舒服，让我害怕！我怕森林，怕那些响声，又很快会疲倦和失去勇气！我要是到最后能采到六七颗覆盆子，大家就该心满意足了！”莫妮卡继续她的童年记忆，说她有一次失踪了：“也许是我的头发卷到了小树丛上——我觉得太热了，也许是特别害怕蚂蚱，这都有可能，反正到了中午时分，找不到我了！这时，大声呼喊，到处寻找，也没少淌眼泪！泪水、笑声、欢呼、伤心！激动人心的小小儿童世界！都变成了啥样？伟大的、苦涩的、美好的、神秘的一生！”她问父亲，上帝是否会送上一份“答案”——要求过上伟大而神秘的一生？“亲爱的魔术师，你赢得了这样的一生！一定精彩无比吧！”[166]10月，莫妮卡·曼的心情不好，放弃佛罗伦萨，回到了父母家中。父母替她担心，母亲写信给克劳斯，说莫妮卡也许认识到“学习音乐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长此以往该如何是好。除了音乐，似乎没有任何其他什么是可以考虑的，所以或许还是要尽可能长久也尽可能认真地抓住它不放手”。[167]家里人又在讨论“莫妮问题”。她是如此沮丧，连圣诞节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秋天，小说《梅菲斯托升官记》在流亡报纸《巴黎日报》上先行连载。该书在推介时被称为“核心小说”，主要人物具有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的身影。克劳斯·曼及其出版人弗里茨·兰茨霍夫非常紧张，担心会有法律问题。克劳斯·曼很快便给报纸写了一份纠正说明，并在小说里附了一篇后记：“本书的所有人物表现的都是某种类型，而非某人的特写。”[168]
格伦特根斯是同性恋，这一点克劳斯·曼没有照搬到小说的主人公亨德里克·霍夫根（Hendrik Höfgen）身上。目的是保护自己，而不是格伦特根斯，同时不让对男人的爱牵扯到那个无耻的野心家的事情上。他为霍夫根（跟格伦特根斯一样，他很容易受到当权者的敲诈）编造了跟一个黑皮肤妓女的一段自虐狂的情史。小说的有关章节属于克劳斯·曼文学创作中最差劲的内容。
1936年底，围绕着他这本书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克劳斯·曼在遥远的他乡注视着这一切。他追随艾丽卡的脚步去了纽约，艾丽卡是为了尝试在美国推出小品剧《胡椒磨》。不久，她结识了一位“先生”，名叫莫里斯·韦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一位特别有钱的银行家，比她大20岁。韦特海姆不仅愿意为《胡椒磨》“掏钱，而且真的准备承担损失”。[169]
弟弟克劳斯沮丧得很。他想在美国扎根，现实却不甚如意。何况一直年轻帅气的克劳斯也已到了而立之年，陷入了抑郁症，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我想去死。”[170]他克服了这场危机，跻身上流社会，艾丽卡和他在这些地方历来都是所向披靡：克劳斯跟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 Lewis）举杯畅谈，他比父亲晚一年获奖；艾丽卡则跟“电影大亨”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调情；[171]克劳斯给自己注射海洛因，跟男妓厮混。他给母亲写信，说《梅菲斯托升官记》应该是个“好机会”，让父亲再一次给他写信，“我现在离得这么远”。[172]母亲答应他，还承诺会注意不让父亲只是“感觉”一下这本书——这在家里意味着，托马斯·曼快速地翻阅一本书，然后写一份友好而不加区别的读后感。[173]
不久，托马斯·曼写信说，“你的小说让我非常享受”。“小说读起来流畅而有趣，可以说非常优秀，有的地方非常滑稽，语言细腻、干净。”这样一部“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却有个问题，即虚构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些地方自由发挥，但不太正确，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在理”。小说对纳粹上台前的话剧与文学生活进行了描写，父亲觉得这是书中“最成功，也是批判性的叙述最出彩的地方”。但人们不得不发问，这样的“滑稽”场面是否真实：“如果真是如此荒谬且腐朽”，难道不是“必然要出现不一样的东西，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就是必然的了吗？这个问题很危险，这样对待共和国恐怕就不公正了”。托马斯·曼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了一种时代的趋势，指出小说跟伯伯海因里希·曼的风格相近：“道德上的极度单纯与强烈情感，以儿童童话般的眼光看待‘邪恶’，这是新的和时代的特征。”[174]
托马斯·曼这一次读得非常仔细：这是一个由低级趣味与严肃文学组成的联合体，有趣，但在政治与文学上不够聪明，因为给人的印象是，共和国跟其后继者一样的腐朽；在道德方面，对邪恶的看法幼稚、“好似儿童童话”。
克劳斯·曼有这样的天赋发觉让他高兴的事。他认为父亲的批评“令人感动”。[175]
斯蒂芬·茨威格像很多人一样，把《梅菲斯托升官记》当作一部复仇作品来读，而且读得很开心。茨威格饶有兴味地看着都能从书中辨认出哪些原型来，认为这部作品堪称“角色的杂技艺术”，因为克劳斯·曼在纠正说明和后记里还一再“可爱地编派着”。[176]
一家人都是艺术家，只有一个人竭尽全力追求普通人的生涯。戈洛·曼希望在法国的中学或大学获得一个教师职位。圣克卢、雷恩的工作鉴定写得很好，他的法语讲得非常流利，自己也愿意再次参加必要的毕业考试，以争取获得法国国籍，这是成为国家雇员的先决条件。亨利·里希滕贝格（Henri Lichtenberger）系法国最负盛名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之一，戈洛曾请他估计一下入籍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位法国学者告诉他，入籍所需的居留期限已延长至12年，而根据最新的法律，要成为国家雇员，必须在成为法国公民12年以后。里希滕贝格告诉他，“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您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177]三年以来戈洛对法国寄予了很大希望——现在一地鸡毛。在致海因里希·曼的信里，戈洛无可奈何地总结道：“没有哪个地方能给一个稳定的社会位置！”[178]戈洛·曼陷入了抑郁症，自杀的念头在脑海里闪过，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并借助强效药物才从这一陷阱中解脱出来。
克劳斯·曼暗地里不断地在读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诗歌，这是“负罪的享乐”。[179]他不跟艾丽卡说这事。不管以何种方式跟那些同纳粹为伍的人打交道，艾丽卡都毫不客气。他也会如此，“用那么深沉、难听、发狂的语调……”[180]
你方唱罢我登场。作家瓦尔德马·邦泽尔斯（Waldemar Bonsels）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名字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在1933年纳粹焚书时，邦泽尔斯的有些作品被扔进了熊熊烈火之中，同时被烧的还有海因里希·曼、克劳斯·曼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小说，他们被视为“非德意志”和“腐朽的”。其实这是一场误会。邦泽尔斯可以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犹分子，仅仅因此就必定可以在新的德国找到其归属。[181]
1936年12月，德国报纸公布了早在预料之中的消息：托马斯·曼及其家人被褫夺国籍。这一决定是希特勒本人亲自作出的。《约瑟在埃及》（Joseph in Ägypten）10月在维也纳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出版，书还运到了德国，但时间不长：从1937年1月起，托马斯·曼的所有书籍都不允许在德国销售。
此时，邦泽尔斯获得了平反，并再次回归人民大众的行列。他于1912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小蜜蜂玛雅历险记》（Die Biene Maja und ihre Abenteuer）立刻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而托马斯·曼的作品只能在柜台下面进行交易。[182]
[1] “祝福（Heil）”跟“治好病（heilt）”的发音近似。
[2] MiM an KM，［22.3.1933］，TMA
[3] KlM an KM，28.2.1933，in：KlM：Briefe，S.85
[4]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617
[5] Tgb KlM，13.12.1932
[6] Keiser-Hayne：Pfeffermühle，S.45
[7] Tgb KlM，22.12.1932 und 28.12.1932
[8] Tgb KlM，5.1.1933
[9] TM：Der französische Einfluss，GKFA 14.1，S.75
[10] Tgb KlM，4.1.1933
[11] Tgb KlM，8.1.1933
[12] 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Ⅰ，S.484
[13] Vgl. Tgb KlM，25.4.1932
[14] KlM an KM，16.3.1933，MON
[15]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4.1，S.35
[16] Tgb TM，29.3.1933
[17] EM an KlM，30.3.1933，MON
[18] Tgb TM，15.3.1933
[19] Tgb TM，30.3.1933
[20] Tgb TM，10.4.1933
[21] Tgb TM，2.4.1933
[22] Tgb TM，5.7.1934
[23] Tgb TM，10.4.1933
[24] KlM an KM，12.4.1933，MON
[25] KM an EM/KlM，1.1.1928，TMA
[26] KlM an KM，12.4.1933，MON
[27] KM an KlM，16.4.1933，MON
[28] Zit. nach Hans R.Vaget：Seelenzauber. Thomas Mann und die Musik，Frankfurt a.M.2011，S.471f.
[29] TM：Essays Ⅳ，S.16，50，67
[30] Zit. nach Jürgen Kolbe：Heller Zauber. Thomas Mann in München 1894-1933，Berlin 1987，S.414
[31] Thomas Grimm：Gespräch mit Manfred Mayer，Inge und Walter Jens，in：Sinn und Form 3/2007，S.370-377
[32] Kurzke：TM，S.315
[33] KlM/EM：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München 1991，S.18f.
[34] GM：Erinnerungen Ⅰ，S.516
[35] Tgb TM，15.3.1933；vgl. Lühe：EM，S.103-105
[36] Tgb TM，30.4.1933
[37] EMB/MiM an KM/TM，［27.4.1933］，MON
[38] Tgb KlM，10.10.1933
[39] Zit. nach Schaenzler：KlM，S.184
[40] GM：Erinnerungen Ⅰ，S.531
[41] Tgb GM，3，6.1933，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Ⅰ，S.541
[42] EM an KlM，25.7.1933，MON
[43] KlM an KM，19.7.1933，in：KlM：Briefe，S.113f.
[44] Tgb TM，31.5.1933
[45] Tgb TM，21.7.1933
[46] Vgl. Juliane Wetzel：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in：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hg. von Wolfgang Benz，2.Aufl.，München 1989，S.425-431
[47] KlM an KM，24.10.1933，in：KlM：Briefe，S.149
[48] Tgb KlM，25.5.1933
[49] Tgb KlM，2.7.1933 und 5.7.1933
[50] Ludwig Marcuse：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Auf dem Weg zu einer Autobiographie，München 1960，S.179
[51] 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23
[52] Tgb TM，6.6.1933
[53] Tgb GM，17.6.1933，zit. nach Lahme：GM，S.119
[54] Tgb GM，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41
[55] Tgb GM，21.8.1933，zit. nach Lahme：GM，S.104
[56] Tgb GM，16.7.1933，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36
[57] Vgl. EM an TM，10.8.1933，TMA
[58] KlM an TM，21.8.1933，in：KlM：Briefe，S.123
[59] Vgl. GBF an TM，17.7.，25.8.und 28.8.1933，in：TM-GBF：Briefwechsel，S.27f.，37-39，41f.
[60] Tgb TM，11.9.1933
[61] HM：Sittliche Erziehung durch deutsche Erhebung，in：Die Sammlung 1，Heft 1（September/Oktober 1933），S.3-7，hier S.3
[62] Literarische Emigrantenzeitschriften. Mitteilung der Reichsstelle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en Schrifttums. 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10.10.1933，zit. nach TM im Urteil，S.83
[63] Joseph Roth an Stefan Zweig，7.11.1933；Zweig an Roth，8.-13.n.1933；Roth an Zweig，15.11.1933 und 29.11.1933，in：»Jede Freundschaft mit mir ist verderblich«. Joseph Roth und Stefan Zweig：Briefwechsel 1927-1938，hg. von Madeleine Rietra/Rainer Joachim Siegel，2.Aufl.，Göttingen 2011，S.125 und 129，131 sowie 133 und 136
[64] Vgl. S.3f.
[65]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昵称。
[66] Zit. nach Rolf Düsterberg：Hanns Johst：Der Barde der SS. Karrieren eines deutschen Dichters，Paderborn 2004，S.288
[67] Tgb TM，23.9.1933
[68] TM an KlM，13.9.1933，in：KlM：Briefe，S.132
[69] EM an KlM，［28.9.1933］，MON
[70] Tgb TM，8.12.1933
[71] Zit. nach»Ich wurde eine Romanfigur«. Wolfgang Koeppen 1906-1996，hg. von Hiltrud und Günter Häntzschel，Frankfurt a.M.2006，S.109
[72] EM an KlM，9.10.1933，MON
[73] MoM an KM，1.10.1933，TMA
[74] Beide gedruckt in KlM：Aufsätze Ⅱ
[75] Zit. nach Schaenzler：KlM，S.422
[76] KlM：Flucht in den Norden，Reinbek bei Hamburg 1999，S.107f.
[77] Ricarda Huch an GM，4.2.1934，in：Ricarda Huch：Briefe an die Freunde，hg. von Marie Baum，Neubearbeitung von Jens Jessen，Zürich 1986，S.234
[78] Zit. nach Inge Jens：Dichter zwischen links und rechts. Die Geschichte der Sektion für Dichtkunst a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Künste，dargestellt nach den Dokumenten，Leipzig 1994，S.254
[79] GM：Erinnerungen Ⅰ，S.255
[80] Ricarda Huch an GM，27.7.1934，in：Ricarda Huch：Briefe an die Freunde，hg. von Marie Baum，Neubearbeitung von Jens Jessen，Zürich 1986，S.237
[81] Ricarda Huch an GM，4.2.1934，DLA
[82] Tgb KlM，12.10.1934
[83] EM an KlM，18.10.1934，MON
[84] Tgb KlM，29.12.1934
[85] MoM an KM，Juli 1934，TMA
[86] KM an KlM，18.2.1934，MON
[87] TM：An das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Frühjahr 1934，in：TM：Essays Ⅳ，S.79-89，hier S.87
[88] Keiser-Hayne：Pfeffermühle，S.73
[89] EM an KM，22.8.1934，MON
[90] Zit. nach Kröger：EM，S.31
[91] Joseph Roth an EM，Frühjahr 1935，in：EM：Briefe Ⅰ，S.66
[92] Zit. nach Lühe：EM，S.126
[93] Vgl. Kröger：EM，S.29
[94] 雅克布·瓦赛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系德国作家。
[95] In diesem Sinne oft im Tgb KlM，ausführlich：Tgb KlM，5.7.1933
[96] Zit. nach Entwurf zur Rezeptionsgeschichte zu den Joseph-Romanen，GKFA 7.2（in Vorbereitung）
[97] Vgl. z.B.TM an Alexander Moritz Frey，30.12.1933，in：TM：Briefe Ⅰ，S.341f.
[98] Tgb TM，21.9.1933
[99] Tgb TM，15.2.1935
[100] Zit. nach Entwurf zur Rezeptionsgeschichte zu den Joseph-Romanen，GKFA 7.2（in Vorbereitung）
[101] MiM an KlM，［1934］，TMA
[102] HP an KM，8.8.1933；19.4.1933；16.12.1933；1.5.1934；6.12.1935，in：HP：Briefe an KM Ⅰ，S.41，21，28，125，274
[103] Wälsungen是神话中的日耳曼人物。
[104] TM：Wälsungenblut，GKFA 2.1，S.432
[105] GM：Erinnerungen Ⅰ，S.512
[106] HP an KM，12.11.1935，in：HP：Briefe an KM Ⅰ，S.267
[107] HP an KM，16.9.1935，in：HP：Briefe an KM Ⅰ，S.254
[108] Tgb KlM，5.5.1934
[109] KM an KlM，5.9.1934，MON
[110] Tgb TM，13.9.1934
[111] KM an KlM，5.9.1934，MON
[112] Tgb TM，19.4.1935
[113] TM：Essays Ⅳ，Anhang，S.374
[114] KlM：Aufsätze Ⅱ，S.288
[115] KlM：Briefe，Anhang，S.706
[116] KM an KlM，20.9.1935，MON
[117] Vgl. Lebenslauf MiM，MON
[118] Zeugnis MiM vom 6.4.1933，MON
[119] Vgl. KlM an KM，24.10.1933，in：KlM：Briefe，S.149
[120] EM an KlM，［9.10.1933］，MON
[121] Tgb TM，10.7.1934
[122] Tgb TM，6.10.1933
[123] Tgb KlM，13.6.1935
[124] Zit. nach Holzer：EMB，S.83f.
[125] KlM an MoM，30.7.1935，in：KlM：Briefe，S.225
[126] HM an KlM，18.12.1935，in：KlM：Onkel Heinrich，S.31
[127] Walter Kemposwki：Alkor：Tagebuch 1989，2.Aufl.，München 2003，S.10
[128] KM an KlM，24.3.1935，MON
[129] Zit. nach TM im Urteil，S.257
[130] TM an René Schickele，25.7.1935，in：Briefe Ⅰ，S.396f.
[131] Vgl. Reiner Stach：100 Jahre S.Fischer Verlag 1886-1986. Kleine Verlagsgeschichte，3.Aufl.，Frankfurt a.M.2003，S.125-127
[132] Zit. nach TM im Urteil，S.101f.
[133] MoM an KlM，12.1.1936，MON
[134] EM an TM，19.1.1936，in：EM：Mein Vater，S.91
[135] KlM an TM，22.1.1936，TMA
[136] KM an EM，21.1.1936，in：EM：Mein Vater，S.93
[137] Tgb TM，24.1.1936
[138] TM an EM，23.1.1936，in：EM：Mein Vater，S.98-104
[139] MoM an KM，26.1.1936，TMA；der Brief von Katia Mann ist nicht erhalten
[140] HM an KlM，26.1.1936，in：KlM：Onkel Heinrich，S.34
[141] TM an EM，23.1.1936，in：EM：Mein Vater，S.102
[142] EM an TM，26.1.1936，in：EM：Mein Vater，S.104 und 107
[143] Vgl. EM an TM，16.8.1934，in：EM：Mein Vater，S.85-87
[144] Zit. nach TM：Essays Ⅳ，S.385
[145] Vgl. TM：Essays Ⅳ，S.385
[146] KlM an TM［26.1.1936］，in：KlM：Briefe，S.243
[147] Holzer：EMB，S.82
[148] Tgb TM，27.1.1936
[149] Tgb TM，29.1.1936
[150] EM an TM，29.1.1936，in：EM：Mein Vater，S.108
[151] TM：Essays Ⅳ，S.169-174，hier S.174
[152] EM an TM，6.2.1938，in：EM，Mein Vater，S.109
[153] 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141；Brief ist verloren
[154] KM an KlM，1.2.1936，MON
[155] Vgl. 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Die Jahres des Aufstiegs，Frankfurt a.M.2013，S.623
[156] KlM an MoM，14.3.1936，MON
[157] GM an Lise Bauer，30.12.［1936］，zit. nach Lahme：GM，S.104
[158] Tgb KlM，1.5.1936
[159] Tgb KlM，10.5.1936
[160] Tgb KlM，11.5.1936；dort wird auch der französische Zeitungsartikel zitiert
[161] KlM an MoM，4.2.1936，MON
[162] Tgb KlM，6.1.1936
[163] Ruhe gibt es nicht，S.194
[164] EM an KlM，1.5.1935，MON
[165] Zit. nach Lühe：EM，S.143
[166] MoM an TM，5.6.1936，TMA
[167] KM an KlM，29.10.1936，MON
[168]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186f.；die Richtigstellung in KlM：Aufsätze Ⅱ，S.405f.
[169] EM an KM，24.10.1936，in：EM：Briefe Ⅰ，S.98f.
[170] Tgb KlM，23.11.1936
[171] EM an KM，24.10.1936，in：EM：Briefe Ⅰ，S.100
[172] KlM an KM，7.11.1936，MON
[173] KM an KlM，23.11.1936，MON
[174] TM an KlM，3.12.1936，in：KlM：Briefe，S.273-275
[175] Tgb KlM，25.2.1937
[176] Stefan Zweig an KlM，24.11.1936，in：KlM：Briefe，S.272
[177] 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Ⅱ，S.173
[178] GM an HM，8.8.［1936］，zit. nach Lahme：GM，S.109
[179] Tgb KlM，4.9.1936
[180] Tgb KlM，8.10.1936
[181] Vgl. Wilhelm Haefs：Waldemar Bonsels im»Dritten Reich«：Opportunist，Sympathisant，Nationalsozialist？，in：Waldemar Bonsels. Karrierestrategien eines Erfolgsschriftstellers，hg.von Sven Hanuschek，Wiesbaden 2012，S.197-227
[182] Gianluca Falanga：Berlin 1937. Die Ruhe vor dem Sturm，Berlin 2007，S.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