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德国家庭（1922～1932）
诗人家里造反了。托马斯·曼的两个大孩子反了。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反正拿学校和他们的老师都不当回事。他们跟“公爵公园团伙（Herzogparkbande）”一起给他们的慕尼黑邻居带来恐慌。面对警告和善意的劝告，他们彬彬有礼，却不予理睬。两位家长本不想干涉，最终却只能痛下决心作最后的决断。
起初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将旧秩序打得稀巴烂，在这期间，艾丽卡和克劳斯·曼于1919年1月1日跟他们的朋友里奇·哈尔加藤（Ricki Hallgarten）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他们自称“德国业余哑剧团（Laienbund deutscher Mimiker）”。不久就有一批青少年加入，像格蕾特·瓦尔特（Gretel Walter）和洛蒂·瓦尔特（Lotte Walter），她们是音乐指挥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的女儿，曼家的邻居和朋友；此外，还有威廉·埃马努埃尔·聚斯金德（Wilhelm Emmanuel Süßkind），他要大几岁，对文学着迷；两个弟妹莫妮卡和戈洛·曼不时也被允许参加演出。戈洛在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Minna von Barnhelm）里扮演悲伤中的妇人这一角色，引人捧腹大笑，非常成功。
不久，年龄大一些的哑剧演员就扩展了他们的舞台。艾丽卡、克劳斯和瓦尔特的女儿们在慕尼黑的有轨电车里或马路上演出，向人们表演所谓现实的情景，表现人们如何残暴地折磨动物，又是怎样害怕凶巴巴的男人发出的威胁；他们打电话搞恶作剧，艾丽卡因其天才的模仿能力而令人叹服；他们还屡屡去商店偷东西，手段愈发高明。原本当作小打小闹的玩耍变成了刑事犯罪行为。[1]他们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一次庆典。这场庆典是“公爵公园团伙”为向一位成为朋友的演员致敬而举办的，那是1922年年初，所有食品都是偷来的，无一例外。事情被抖搂了出来。两位家长算是受够了：他们把16岁的艾丽卡和15岁的克劳斯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
让父母劳神操心的并不止老大和老二。1909年出生的戈洛·曼上的是赫赫有名的威廉文理中学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八年级），他在复活节拿到了全年的成绩单。戈洛留级了。班主任在“特别成绩单”上写道，毫无疑问，戈洛是有天赋的，但因为在希腊语和数学方面“特别懒惰”，所以得了“不及格”。“他试图通过耍滑头和玩计谋——在这些方面他非常有创意——来掩饰其懒惰。”[2]戈洛此时13岁，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别人说他长得丑陋，而且笨手笨脚。家里的哥哥姐姐谈吐幽默，风度翩翩，调皮捣蛋，非常招人喜爱，戈洛在他们面前很难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又遭遇了这样一场滑铁卢，拿着一张留级的成绩单回家了。
莫妮卡是曼家的第四个孩子，生于1910年，她也不是让人觉得能够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的学生。有一回，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个耽于梦想、往往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小蠢货”，这一评语就其核心而言十分中肯，最多是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还可以商榷罢了。[3]1922年5月，莫妮卡上了慕尼黑路易森文理中学的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六年级）。用她母亲的话来说：“莫妮（Moni）[4]跌跌撞撞地进了二年级。”[5]
霍赫瓦尔特豪森山地学校（Bergschule Hochwaldhausen）是一所位于富尔达（Fulda）附近的教育实验寄宿学校。去后没几个星期，克劳斯·曼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圣灵降临节的那个周末，他跟艾丽卡一起坐车去了法兰克福的几个熟人那里。他们在那儿猛吃了几顿，看了几场话剧，好好犒劳了一下自己（“远远超过了慕尼黑的水平”）。但乘车、吃饭、话剧票和小费贵得很。他马上需要100马克，这比曼氏家里的女佣每月所挣的钱差不多要多出一倍。[6]克劳斯·曼说，他们事前没来得及征得父母的同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临时决定的。艾丽卡·曼在信里补充了一句说，弟弟可能没怎么拿100马克“当回事”。“但这一切实在是太棒了。”[7]
过了不久，克劳斯·曼写信讲述寄宿学校的生活，没谈到多少好事。高年级的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曼家的两个孩子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就连参加话剧表演也没能让他们俩感到这个不受人待见的寄宿学校变好了一些。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在毕希纳（Büchner）的《莱昂斯和莱娜》（Leonce und Lena）一剧中担任主角，该剧将在学校演出。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一门心思想走。克劳斯·曼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对我们来讲，待在这里倒不完全是让我们伤心，而是完全徒劳无益。”回到慕尼黑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在这里重新找到我那久违的力量，找到可能掩藏在德国体操教育背后的弱点。”他学的东西太少了，而那些“该死的‘实际劳动’”就跟这里吃的饭菜一样，他一点都不喜欢。克劳斯还写道，他在想，“慕尼黑（除了上学以外）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好东西呀”。[8]
父母束手无策。“我们让你们去，这一决定可不是草草率率作出的”，卡蒂娅·曼在给艾丽卡的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要是克劳斯现在“随随便便地写信声称，他在考虑慕尼黑给你们提供了什么，霍赫瓦尔特豪森又提供了什么，所以他觉得你们待在那里纯粹是徒劳无益的事情，这种看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她还写道，在此期间已经收到了山地学校校长奥托·施代燮（Otto Steche）的一封信。对艾丽卡，校长的评价“非常积极”。“他对克劳斯的性格进行了描述，我觉得绝对贴切，虽然这些描述并不能让我感到开心。”卡蒂娅·曼写道，父母把他们俩送到寄宿学校的理由至今仍然成立，“只有你们确确实实地改变了自己，不再去偷偷摸摸地拜访那些电影和话剧演员，不再说任何谎话和进行任何欺骗，不再跟瓦尔特家的人去干那些蠢事……我们才有可能开开心心地在一起生活。”[9]
图1 克劳斯和艾丽卡·曼扮演莱昂斯和莱娜
过了不久，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离开山地学校，回到了慕尼黑。山地学校校长奥托·施代燮接受了这一教训。他不想跟处在青春期的大城市孩子再有任何关系，关掉了他们寄宿学校的高年级班。
不管孩子们怎么闹腾，做父亲的都不闻不问。教育孩子完全由母亲负责，这一点，威廉文理中学在关于克劳斯·曼的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且不乏批评的口吻：“作为父亲，作家托马斯·曼从来不过问他儿子的事情。”[10]家里的各种事情，从开销和用人，到越来越多的财产事务，所有这一切都由卡蒂娅·曼掌管。但最重要的是，她要保障丈夫在工作上不受干扰。家庭琐事一般都不会去打扰托马斯·曼的写作世界，即便有，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一旦要写作，那么悠悠万事，安静为大——这对一个大家庭来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此时，这个家庭有六个孩子，四个用人，还有一个当作家的敏感父亲，他的书房是这座位于慕尼黑波辛格大街（Poschingerstraße）的华丽别墅的中心。
托马斯·曼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1901年26岁时，他发表了其成名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一个商人之家衰亡的故事。知情者从这个故事里能看到作者本人在吕贝克家庭的影子。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首次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的光景。第二部长篇小说《国王陛下》（Königliche Hoheit）发表后，批评家们总体反应冷淡。有些创作计划只停留于一个框架。这些年中，托马斯·曼本人对一些事情当然不太满意，但他的中篇小说《死在威尼斯》（Tod in Venedig）却犹如参天大树般挺拔。小说叙述一位正在老去的著名作家的故事。这位作家在威尼斯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并放纵自己的情感，虽然保持着距离，但连失去自己的尊严也在所不惜，并因此而死去。这是一部杰作，这一点，托马斯·曼自己很清楚：“这一次我好像在这本书里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境界。”[11]托马斯·曼还开始了一部短篇小说[12]的创作，故事发生在瑞士的一所高山肺病疗养院里。《魔山》（Zauberberg）的灵感来源于卡蒂娅·曼在达沃斯（Davos）一家疗养院的长期疗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不得不中断了这篇小说的写作。
突然间，这位雄心勃勃的作家内心有一种冲动，要在政治上表明观点，而至此为止，其作品和思想无不围绕着美、艺术家以及小人物这些主题而展开。托马斯·曼为战争所作的贡献是在书案旁，在几位有文学头脑的医生的帮助下，他无须真正奔赴战场去厮杀，而是以爱国檄文为形式，为战争和德国的专制国家进行辩护。
托马斯·曼的兄长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跟他的见解完全不同。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的第一部分在一家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极尽犀利的讽刺，鞭挞皇朝统治下的德国专制精神。战争开始后，那家杂志停止了小说的连载，该书未能付梓。在一片战争的狂热之中，托马斯·曼也未能免俗，海因里希·曼的批判立场孤掌难鸣。兄弟阋墙，文学上的竞争，旧日的诋毁，跟政治上的对立夹杂在一起。接下来是敌对的沉默，历经数年。在这段时间里，托马斯·曼写下了《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这是一篇关于精神与政治问题的政论文章，内容越写越广泛。托马斯·曼以600页的篇幅攻击西方的启蒙式民主并且不指名道姓地抨击自己的兄长。1918年秋，德国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托马斯·曼却发表了他的这篇超长文章。
1922年新年伊始，兄弟俩又言归于好，起因是海因里希·曼生了一场大病。托马斯·曼从心底里开始向魏玛共和国靠拢，并因此向这位兄长靠近，而后者因他的《臣仆》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这个崭新的民主国家的精神代表之一；而这一角色恰恰是托马斯·曼也正在追求的。他把自己看作天生的主流派代表，而不是反对派人物。兄弟俩和好后不久，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周”开幕式上认识了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开始走上民主的道路。
孩子们呢？在寄宿学校经历了一次短期历险后，艾丽卡·曼要重新去慕尼黑的路易森女子文理中学上学。她的入学考试勉强合格。弟弟克劳斯的情况要复杂多了。他在学校的学业比姐姐差得更多，对于家长或老师们的警告，他更不愿意听从。克劳斯想成为作家，为什么要中学文凭？父亲不也没有吗？卡蒂娅·曼看不到儿子在学业上会有功成名就的可能，如果考虑到克劳斯在学校以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在慕尼黑就更没什么指望了。
8月，母亲跟克劳斯一道去位于博登湖（Bodensee）畔的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Internat Schloss Salem），想看看儿子能否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此时，托马斯·曼坐车去了波罗的海。显然，他是跟重归于好的兄长海因里希一起去的。反正卡蒂娅·曼有点担心。“我实在有点好奇，”她写信给丈夫时说，“你跟海因里希一起长时间到处旅行，情形会是怎样。到现在为止，你一般跟他在一起最多待上个把小时，这次可是个大胆的实验了。千万别发火，但也别让他主宰一切。”她还谈到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的事。卡蒂娅写道，“总体印象还不错”。主要是学校校长库尔特·哈恩（Kurt Hahn）让她深感敬佩，他对“教育事业的态度似乎异乎寻常的认真，令人觉得高尚，极具感染力”。哈恩曾经担任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的最重要的谋士。1920年，他在马克斯亲王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立了一所普通学校和一所寄宿学校。哈恩对克劳斯“震惊不已”，卡蒂娅·曼在信中继续写道。尽管如此，哈恩却拒绝接受克劳斯在萨勒姆就学。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和作为重点的体育锻炼并不适合他。按照哈恩的说法，萨勒姆的其他学生“一般都是那种头脑简单或单纯的”，克劳斯在他们中间肯定会感到“十分孤独”。哈恩建议这位“非常优秀但容易遭受挫折的男孩子”去奥登瓦尔特学校（Odenwaldschule），他愿意给那所学校写封推荐信。[13]
哈恩的副手玛利亚·埃瓦德（Maria Ewald）给奥登瓦尔特学校写了封信。信中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萨勒姆王宫学校的人对克劳斯的印象跟母亲所描述的不一样。信中虽然说克劳斯·曼是“一个天资非同寻常、情感细腻的男孩”，“思想层面的兴趣浓厚”，但他“读书太多，过早地接触到人类思考范畴里的大部分问题”，“因为从事这类精神活动，其童真与天性泯灭了许多”。他在萨勒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矫揉造作、自以为是、早熟而能力颇强的男孩”，“其生命力已被耗损，失去了对周围世界的自然兴趣，并在实际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无能为力，这是人为所致，是其虚荣心使然，他还以蔑视行动和动手的世界来加以掩盖”。[14]这封推荐信不啻一种警告。虽然如此，奥登瓦尔特学校还是接受了他。
托马斯·曼利用在波罗的海边的乌瑟多姆（Usedom）休假的机会，要写一篇文章，表明自己拥护民主。他把为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他称之为“共和国的国王”——所写的一篇文章打造成一篇民主宣言。6月，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腾瑙（Walther Rathenau）遇刺身亡，凶手为一个右翼极端派恐怖组织的年轻人，这一事件最终促使托马斯·曼走到了这一步。这一事件对他来说是个“重大打击”，他感到有责任规劝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年轻人”。[15]10月13日，托马斯·曼在柏林作了题为《关于德意志共和国》（Von deutscher Republik）的演讲，这篇演讲跟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多大关系，就像他的《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他的自白是一个理智的共和派人士的表态，表明他接受了现状。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他的论点以及他所引证的人，从诺瓦利斯（Novalis）到尼采，都鲜有说服力。重要之处在于表态这一行动本身。要说托马斯·曼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要支持什么的话，那么，要反对什么，这一点他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反犹太人的共和国之敌——这些人通过煽动闹事、街垒战与谋杀来反对魏玛共和国。对托马斯·曼的这一举动，公共舆论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右翼报刊发现了一个新的敌人，它们曾把此人当作自己的盟友。有一家报纸的大标题是《把曼扔下船去》（Mann über Bord）。[16]
到了秋天，克劳斯·曼写信报告他在奥登瓦尔特学校的新生活，他谈到自由的气氛、早上的晨练、上课的情况（“温馨的小班上课”）、体育课和实际技能课（“令人恐惧”）。学校要他——正如萨勒姆王宫学校的信中所批评的——缩小这方面的差距，“上帝啊，惩罚英国吧”，他在给艾丽卡的信中这样诅咒道。“我总是得劈木头。万一我只剩下一只膀子回来，你们可别大惊小怪。”但这所寄宿学校的生活“并非那么糟糕”。只是他急需巧克力。“没有巧克力我连诗都写不了。安奈特·科尔布（Annette Kolb）[17]当年只有在咖啡馆才能创作点东西出来。我觉得我其实比她更有魅力。”[18]克劳斯说，姐姐完全可以将这封信给父母看看。“天哪——我再也没有安宁了”，他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写道。“可惜我爱上了小男孩乌托（Uto），得给他弄些贵重的礼物，因为他太可爱了。另外，我们的茶话晚会着实费了我不少小钱，要化妆，还要买巧克力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读本。”这篇“文化小札”可别落在了父母亲的“手中”，[19]克劳斯·曼补充道，却没有详细说明他认为哪件事不能让父母知道，是尼采的著作、化妆、爱上了一个同学，还是所有的都不能。当托马斯·曼10月旅行去作报告时，他妻子写信告诉他，没得到克劳斯太多的音信。但她“怀疑，他在奥登瓦尔特学校正在变成一个自私的享乐者”。[20]
母亲过世了。1923年3月，托马斯和海因里希·曼急匆匆地赶往尤莉亚·曼（Julia Mann）的灵床前。弟弟维克多（Viktor）和妹妹尤莉亚（Julia）也来了——另一个妹妹卡拉（Carla）已于1910年自杀身亡。尤莉亚·曼是汉萨城吕贝克（Lübeck）商人和参议员托马斯·约翰·海因里希·曼（Thomas Johann Heinrich Mann）的遗孀，丈夫去世后，她于1893年卖掉了公司，随即离开北方，带着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移居慕尼黑。托马斯·曼在结束了毫无光彩的学业后亦移居该地。前几年，两个儿子相互争吵，母亲为此痛苦不堪。现在，这两个重归于好的儿子一起来送别敬爱的母亲。托马斯·曼的孩子们对祖母并不太熟悉，因为她最后几年忙着搬家，从一个公寓搬到另一个公寓。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只带了艾丽卡去参加在慕尼黑森林公墓举行的葬礼。根据弟弟戈洛的《回忆录》，艾丽卡事后曾经嘲笑神父笨拙的讲话，并“不无自豪”地讲述她看见海因里希、托马斯和维克多“三兄弟都在哭，各哭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21]
5月，托马斯·曼给奥登瓦尔特学校校长保罗·戈黑普（Paul Geheeb）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一次做父亲的亲自出马了。一方面，时值经济危机爆发，通货膨胀，到1923年发展为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货币贬值，因此，学校的学费让家里捉襟见肘。父亲写道，给克劳斯交的学费每月不能超过10万马克。但另一方面，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戈黑普知道，他对戈黑普教育克劳斯的方法持怀疑态度。托马斯·曼写道，作为家长，他们希望克劳斯“只有在具备走上工作岗位的能力后，才从中学毕业，这一岗位无论如何要跟他的文学爱好有关系，比如去一家出版社或当个戏剧顾问”。这个“弱不禁风、对自己特别怜惜的男孩子”在走这条路时需要的是“铁腕式的领导”。[22]
此后不久，克劳斯·曼决定离开奥登瓦尔特学校。他在给保罗·戈黑普的信中感谢学校给予他的很大自由——到最后校长似乎免去了他在学校的大部分义务，让他能够从事诗歌创作。这跟托马斯·曼所指的“铁腕式的领导”估计不是一回事。“这类学校的气氛和空气”还是不适合他，克劳斯·曼写道。他在这所寄宿学校里“不能有感而发地去创作，就像我平时所能做的那样”。他还说，不知道能否找到一处让他“完全觉得宾至如归”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我都将是一个陌生人。”[23]
克劳斯·曼回到了慕尼黑的父母亲家中，弟弟戈洛刚刚离开。留级后，戈洛在慕尼黑上了一年的老实验文理中学。成绩上来了，但想要跟家里保持距离的愿望非常强烈——他在家里感到不舒服。1922年打算把克劳斯送进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而无果时，母亲就想到了儿子戈洛。当时她写信给托马斯·曼，说跟同龄人共处，学生必须参加体育锻炼和手工劳动，这对戈洛来说“非常合适”。[24]在克劳斯上私人辅导课，准备在慕尼黑的一所文理中学参加毕业考试之际，卡蒂娅·曼于12月带着戈洛坐车去萨勒姆，把戈洛介绍给校长。库尔特·哈恩接受了曼家的这个儿子。1923学年开始时，戈洛·曼搬进了王宫北楼的一间简陋的房间，跟九个同学合住。每天除上文化课外，他现在还有体育课、车间和农业劳动课、野外游戏、备战运动以及骑车和徒步郊游等。对这位诗人之子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戈洛立刻喜欢上了它。
托马斯·曼想方设法通过写文章和举办作品朗读会在国外挣钱，这些外汇不像德国马克那样以脱缰野马似的速度在失去价值。相反，对艾丽卡和克劳斯·曼来说，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他们交上了泰奥多·吕克（Theodor Lücke）这位朋友，此人是外汇投机商，比艾丽卡大5岁，通过投机钻营从这场巨大的危机中获利。艾丽卡和克劳斯，还有聚斯金德、里奇·哈尔加藤以及一位新的女性朋友，帕梅拉·韦德金德（Pamela Wedekind）——已故诗人弗朗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女儿，跟吕克一起去慕尼黑最贵的餐馆吃饭，去最豪华的夜总会狂欢，掏钱的是吕克。为了了解首都的夜生活，他们还旅行去了柏林，却告诉父母亲，他们去图林根（Thüringen）徒步旅行。[25]这两个大孩子的所作所为自然还是没能瞒过家长太久，而且知道的还有其他人。伯伯海因里希夫妇有个7岁的女儿，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艾丽卡和克劳斯。托马斯·曼感谢兄长及嫂子“帮助教育这两个没有理智的混账孩子。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能够唤醒他们的理智”。[26]此时此刻，曼家的老大和老二对政治既无感觉也无兴趣，他们看不到经济危机和货币贬值对百姓来说犹如釜底抽薪般的打击，而人们对国家的信任也遭受了持久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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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年里，曼氏一家人要再一次适应没有母亲的生活。卡蒂娅·曼病了，和过去几年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医生把她送进了一家疗养院。在慕尼黑的家里，用人们照看着日常的生活，做饭做菜看孩子，尤其是5岁的伊丽莎白和她4岁的弟弟米夏埃尔。艾丽卡·曼负责监督，同时准备中学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父亲很少离开他的书房。
1924年2月1日，卡蒂娅·曼从达沃斯的克拉瓦德疗养院（Sanatorium Clavadel in Davos）写信回来。她写道，疗养院的医生昨天给她作了检查，肺部完好无恙。但医生说，从“预防”的角度来看，来这里是对的，她身体虚弱，医生估计是“精神原因”造成的。医生要她逗留四到六个星期，强身健体，增加体重，接受新鲜空气卧疗法，散步。一般情况下，卡蒂娅·曼在疗养院逗留期间会进入思考状态。她有时会写信抱怨丈夫，说他太少写信，连她写的信也不好好读。1920年10月，她甚至向托马斯·曼提出过一个问题，即自己把一生“彻底地扑在你和孩子们的身上，到底是不是个错误”。[27]这一次却完全两样。卡蒂娅·曼开心地讲述了所吃的美味佳肴，还有为“肺痨病囚”举办的一次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其中有几个人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大厅的。[28]她唯一担忧的只有一件事：“但愿阿西（Aissi）能基本顺利。”她指的是克劳斯上的私人辅导课，家里人还用乳名“阿西”或“艾西（Eissi）”来称呼克劳斯。“要是阿西看到花了这么多钱而稍稍有点责任感的话，那就好了！”[29]
3月初，这一希望也化为泡影。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妻子，克劳斯坚决拒绝继续学下去。他这辈子再也不想进学校了，一天也不去了。当父亲的感到无法让克劳斯改变主意，已经解聘了私人老师。“要是我的话也会这样决定，”卡蒂娅·曼从达沃斯回信说，“这孩子如果一百个不情愿，那就没有必要去参加中学毕业考试，且不说他也不可能通过。他毕竟最后努力了一次，动机不错，虽然失败了，我却不觉得有多糟糕，当然，我在精神上早已对此作好了准备，这你可以想象得到。”[30]
相反，艾丽卡·曼于1924年复活节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不是凭借学习和成绩，而是以气质与幽默来通过这一关，这是她打的算盘，居然大获成功：在她的毕业文凭上，拉丁语、法语、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分数全都是“差”——就凭这样的成绩，学校竟然能证明她“有能力去上大学”，这真是慕尼黑的一个秘密。[31]不管怎么说，艾丽卡·曼非常开心，打赢了“这场不落榜之战”。她不久便搬到柏林，在著名的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的演员学校学习。艾丽卡在5月从首都给女友洛蒂·瓦尔特的信中写道，幸福地闯过了“令人作呕——作呕——作呕——作呕的毕业考试”，“现在，我在这里快活得像个神仙。上大学，搞摄影，秋天在德意志剧院忙活——演些难看的不起眼的角色——但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个角儿呀”。[32]
艾丽卡·曼从路易森文理中学毕业后不久，她妹妹莫妮卡不得不离开了该校。是何原因，人们所知甚少。或许是她跟一名男老师走得超乎寻常的近。后来，莫妮卡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是他把她引诱至“非许之地”的，[33]但这种说法并未能扫除有关的疑团。到6月将满14岁的莫妮卡在慕尼黑圣安娜女子文理中学上了几个月的学。她的成绩糟糕透顶：宗教、德语、英语、地理、算术、自然和物理课得了“差”，历史和速记课甚至“不及格”。好在唱歌得了个“优秀”。[34]到了秋天，卡蒂娅·曼替莫妮卡在萨勒姆报了名。“你生气了吗？”艾丽卡写道，她现在越来越深得母亲的信任，“我当时那么竭力地反对你把莫妮卡送到萨勒姆的建议，也实在是太过分了。”艾丽卡·曼列举的理由肯定是，这所寄宿学校男女生混合，鉴于之前发生的事情，这里对妹妹不会太好。母亲对此的看法却不同。一处地方的精神面貌和气氛很重要，像萨勒姆这样“道德高尚而无情色气息之地，男女生一起上学所面临的危险不会太大”。卡蒂娅·曼认为，莫妮卡的哥哥戈洛对这所寄宿学校非常满意，而莫妮卡也必须离开家里一段时间，前些时候莫妮卡是那般“暮气沉沉，令人不爽”。卡蒂娅·曼还说，路易森文理中学的校长曾经吃惊地讲过，两个姐妹怎么会这等不同。按照“洞察一切的曼”的说法，莫妮卡有时候“水平最多跟女仆差不多”。[35]
克劳斯·曼一分钟也不想再耽搁。辍学以后，他原想立刻去柏林，要当舞蹈家，要当演员，当然还要当作家。他朝思暮想地要去冒险，想要成名。5月，他的处女作——一部短篇小说在一家报纸上刊印出来。6月，他跟帕梅拉·韦德金德订婚。这时，父母亲踩了刹车。他们觉得这个17岁的儿子太不成熟，不想放他到野蛮的首都去，那里充满了政治斗争，更别提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大女儿艾丽卡在那里生活就已经让他们耿耿于怀，但是，她虽然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生活能力却极强。他们要克劳斯先去海德堡一段时间，到新堡（Neuburg）修道院去，父亲的一位熟人在那里当院长。他可以在那里静思冥想将来想干什么。克劳斯答应了，踏上了旅途——不久便坐车去了汉堡，在那儿待了几天。他跟在山地学校结识的格特鲁德·费斯（Gertrud Feiß）一起尽情地享受圣保利（St.Pauli）的夜生活，钱是费斯通过欺骗手段为他们俩弄来的。[36]克劳斯迷上了一个年纪不大的漂亮鼓手，跟他“约会”。他是同性恋，在奥登瓦尔特学校曾恋上同学乌托，而这并非只是青春期的行为，对此，克劳斯此时已经非常清楚。虽然他已订婚，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一般人普遍认为同性恋“变态”，同性恋行为会受到惩罚，这一切似乎也没有让他感到窘迫。在写信给姐姐艾丽卡时，克劳斯毫不掩饰地叙述跟那位鼓手的各种体验，还有在汉堡的其他各种冒险经历。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他这位女性朋友卖淫时的那种泰然自若。他还写道，他的这封信不要随随便便敞开放着。这封信肯定会给人以“毁灭性的印象。我可是好人家的孩子”。[37]
儿子迫切地要去柏林，当父母的也阻止不了。原本说好要在海德堡待一段时间，结果比原计划缩短了很多。克劳斯·曼于9月去了柏林。卡蒂娅·曼的双胞胎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Klaus Pringsheim）是莱因哈特剧院的音乐指挥，他答应照顾这位外甥，替克劳斯在《12点午报》（12-Uhr-Mittagsblatt）谋得了一个戏剧评论员的差事。经普林斯海姆的安排，著名的《世界舞台》（Weltbühne）杂志出版人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森（Siegfried Jacobsohn）读到了克劳斯·曼的几篇文章。这位舅舅把那些文章交给雅各布森，却没告诉他作者是谁。这位出版人读后觉得很好，想在《世界舞台》杂志上刊登这些文章，但不署名，就像普林斯海姆所建议的那样。可是克劳斯·曼坚持要署名。[38]发表匿名文章怎么能成名呢？
艾丽卡·曼的耐心也好不到哪里去。刚开始上表演课，她就希望出演主角了，而且是要在柏林德国剧院当年引起轰动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话剧《神圣的约翰娜》（Die heilige Johanna）里，这是该剧德语版的首次公演。艾丽卡拿到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父亲好言安慰，言语中夹杂着对女儿的急不可耐的一丝不理解。“想演约翰娜的想法当然不错，但还是早了点。”他认为，只要艾丽卡继续勤奋练功，努力学习，那么这样的角色不久便会“从天而降”，落到她头上。[39]对于这类建议，艾丽卡听不进去。在她看来，在柏林的发展实在太慢了，上课她觉得无聊，别人分配给她的跑龙套角色她很不满意。
托马斯·曼的《魔山》终于写完。慕尼黑家中的喜庆气氛却因为最小的两个孩子生病而蒙上了一层阴影。两个孩子都必须动手术摘除盲肠。5岁的米夏埃尔已经出现了炎症。托马斯·曼原打算等这部长篇小说脱稿后去度假，带上妻子和6岁的小女儿伊丽莎白。要把米夏埃尔放在家里交给保姆照看。现在他们可能不得不带上米夏埃尔而不是伊丽莎白了，托马斯·曼有点不太高兴地写信告诉艾丽卡。“但愿马上就来一场冰雹。”[40]父亲不喜欢他的小儿子。“我一再确认，我对我们的幼子有一种陌生、冷淡，可以说是厌烦的感觉”，他在日记里写到米夏埃尔时如是说，当时孩子还不到一岁，而那些年的日记本保留下来的很少。[41]相反，伊丽莎白是他的“小宝贝”，从一开始就受到宠爱；“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孩子”。[42]对于四个大孩子，作为父亲的他情感也是有偏袒的。托马斯·曼曾经写道，他再次确信，“在六个孩子中，我更喜欢老大、老二，还有伊丽莎白，其程度之强烈非常少见”。[43]喜欢谁，不喜欢谁，他不隐瞒，孩子们也心知肚明。卡蒂娅·曼10月写信给艾丽卡，说两个小的已经出院了。伊丽莎白［小名“麦迪（Mädi）”］恢复得相当不错，米夏埃尔［小名“比比（Bibi）”］还相当虚弱。父亲——孩子们管他叫“魔术师”——已先行乘车去了意大利。她不日将带上两个最小的前往那里。“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只带麦迪去，那也太没心没肺了，魔术师也这么看。”[44]
11月，托马斯·曼的《魔山》出版，讲的是一个关于汉堡商人之子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的故事。卡斯托普去达沃斯的一家肺病疗养院探望病中的表兄弟，结果落入了疗养院的封闭世界，一待就是七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把他从瑞士的山上“轰”回人世。这部长篇小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读者和大部分批评家都认为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无愧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后续之作。有些人则认为小说过于冷漠，有太多编排和剪接，一句话：太摩登了。恰恰是这一点却又让其他一些人跟托马斯·曼冰释前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曾像痛恨少数几个政论家一样地痛恨曼这家伙，他的最新一部长篇巨作《魔山》我碰巧看了，这本书甚至让我跟他心心相印。”[45]圣诞节时，卡蒂娅·曼的母亲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Hedwig Pringsheim）告诉一位女友：“我女婿的名望现在达到了巅峰状态，这你大概知道吧。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其地位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整个世界都闪烁着光芒，卡蒂娅正沐浴着这一光芒。她经常陪伴他去旅行，参加为他举办的各种授奖仪式。”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还补充说，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婚后之初的几年曾经在经济上得到富裕的普林斯海姆一家的大力支持，现在他们自身已经非常富有了。他们刚买了一辆汽车，“够豪华的”。[46]她还顺便提到：从现在起，在猜测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托马斯·曼每一年都是热门人物。
克劳斯·曼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问世：话剧《安雅和埃斯特》（Anja und Esther）。他没有像父亲那样需要数年的时间，而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蹴而就，同时还写了戏剧评论、短篇小说以及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话剧描写了一拨年轻人的爱情与各种希望和渴求，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座偏僻的修道院里，让人想到奥登瓦尔特学校。母亲读了手稿。她在给艾丽卡的信中说她很喜欢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气氛”，“许多对话”“细腻而上口”，“要是演出水平很高，效果也许能出得来”。她承认，剧中的“年轻人”和“氛围”对她来说“太过病态”，“而最让我感觉不舒服的，是埃里克（Erik）这个人，他作为对比人物，面对远离尘嚣和不健康的修道院原本代表的是生活，结果也是一个变态的马戏团女骑手的儿子，吸可卡因，除了踢踏舞和夜酒吧之类的事物外，对生活一无所知”。[47]该剧的“氛围”她不喜欢，具体说就是：吸毒、同性恋的氛围和年轻人对堕落表示的同情；比这更让她不爽的是，她会想到曼氏家族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建筑在作者本人的经历与观察之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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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洛·曼在萨勒姆寄宿学校很快乐。他已经适应了体育和军事训练课程。对他来说，集体和他在这一集体中找到的位置十分重要；倒不是作为一个天分不高、在丙级队打球的曲棍球运动员，而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探讨哲学与政治问题。
萨勒姆学校的准军事性质十分明显。库尔特·哈恩是名死硬的反民主人士。他想在他的学校培养一批精英分子，他们将洗尽“凡尔赛的耻辱”，重建德国的伟大与光荣。即便因此可能会跟法国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他也在所不惜，还让他的学生为此作准备。对作为教师和个人的库尔特·哈恩，戈洛·曼非常尊重；在政治上，戈洛却是个坚定的反对派人物，反对学校及其校长的民族保守精神。即将年满16岁的戈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赞同在寄宿学校里也建立民主结构。1925年2月，他策划发动了一场造反运动，反对学校行使学生共同决策权的形式。那时候只有部分学生，即“学生组织的成员（Farbentragende）”，才能获得不同的职务和各种优待。学生组织通过增选成员来扩大，由校长监督并操控。戈洛刚被接纳进去，就批评这种方法不民主，也不公正，要求改变现状并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学校里一片混乱。此时，库尔特·哈恩尚在柏林，正同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起撰写当帝国首相的回忆录。哈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遥控将戈洛的“政变”控制住，他答应实行改革。哈恩说的当然不是民主改革。他写信给一名学生说，“萨勒姆是反对现今德国的阵地”。该学校“肩负着抵制衰亡的责任”。[48]作为抗议，戈洛宣布退出学生组织，对此，这位校长气愤地作出了反应：他写信给戈洛，说他这样做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件事，戈洛不过是想抬高自己而已。一拨学生在复活节要去意大利，戈洛也想参加，对此，哈恩作出决定，不允许他跟着去。“现在让这个好激动、神经过于紧张的小伙子经历南国意大利的氛围，我觉得是一种犯罪。”[49]哈恩真的气疯了。他的校园王国对他来说十分神圣，容不得反抗。相反，在校的成绩和分数在萨勒姆王宫学校并不那么重要。学年结束时，戈洛·曼在“至关重要的几个专业”拿了四个“差”，卡蒂娅·曼这样写道。但他还是被允许升到高一年级，尽管是“察看性的”。[50]
总统去世了，托马斯·曼曾在关于共和国的演讲里称他为“父亲艾伯特”。[51]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经跟共和国的敌人，尤其是右翼极端分子交恶并遭到后者的迫害，最后卷入了一场荒诞无稽的叛国案官司，不仅令他身心憔悴，而且拖延了一次腹部手术，年仅54岁的他于2月28日撒手人寰。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撰文，赞扬这位总统是一位“宽容、冷静和深思熟虑的钢铁汉子”。他特别强调了艾伯特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但是，对总统在魏玛民主制度跟其敌人所作的斗争中和在稳定经济与货币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托马斯·曼均只字未提，而1923年的巨大危机正是由于艾伯特的策略才在这一时刻得以克服。托马斯·曼的悼文虽然充满了友情，却表露了一种悲观的距离。这在一个段落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托马斯·曼谈到“第一任总统性格里的小市民特征”。他还写道，社会民主制度“只有跟更高尚的精神德国接轨”，只有“卡尔·马克思读过了荷尔德林（Hölderlin）”，[52]才能够从总体上完成其民族使命。托马斯·曼还没有彻底地跟这一新型国家及构成其政治基础的那一切和解。《法兰克福报》删掉了这一段落。
卡蒂娅·曼去柏林看望她的两个大孩子。在柏林逗留期间，恰逢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举行公开葬礼。在拥挤的人群里，她虽然不可能确认什么，但人们对总统去世所表现的哀悼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写信给丈夫说：“真让人感动，到了夜晚，所有仪式结束后，人们站在运河的一座座大拱桥上，宛如一道城墙，目送艾伯特最后一次乘车过去，乘着一列专车驶过一座座铁路桥。”“令人作呕的右翼报刊”对所谓的“骄奢葬礼”感到气愤，对此，卡蒂娅·曼写道：“那又该怎样安葬国家元首呢，倘若他不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话？”她还补充道，她一直在想：“你在《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在结尾时过于平淡。”[53]
克劳斯·曼写呀写呀，在完成他的话剧处女作后还在不停地写：短篇小说、戏剧评论，还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汉诺威的保罗·施特格曼（Paul Steegemann）。施特格曼出版社于1924年10月在行业杂志上通过一则广告宣布出版此书：不久将出版克劳斯·曼的短篇小说集《在生活面前》（Vor dem Leben），这位“托马斯·曼17岁的儿子”将以此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名字的继承人。他虽说年轻，却是一位诗人”。为了人们不至于忽略主要的信息，关于该书的广告还用很大的字母写着：“托马斯·曼的儿子”。[54]
克劳斯·曼后悔跟施特格曼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打着父亲的牌子做广告，他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1924年圣诞节，父亲送给他一本《魔山》并在书页上写道：“献给我非常尊敬的同行——他满怀信心的父亲。”这个个人题词不久就被克劳斯·曼用来为自己做广告。他不觉得会惹太多的麻烦。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跟施特格曼出版社解约。此间，汉堡的恩诺赫出版社（Enoch）给了他一份更优惠的合同，包括高额的预付金。在施特格曼出版社已经开始排版时，克劳斯·曼宣布，他不能信守合同，说他父亲不允许他发表这一作品，并请求出版社理解他不能违抗父命。克劳斯说出版社肯定知道，他尚未成年，所以合同上的签字不具法律效力。像施特格曼这样的小出版社不想跟大名人托马斯·曼过不去，咽下了这口气，白花了生产费用，忍受着出书未果的尴尬。[55]不久，即1925年初，《在生活面前》一书在恩诺赫出版社出版。
克劳斯未婚妻帕梅拉的妹妹卡蒂佳·韦德金德（Kadidja Wedekind）突发灵感，写了一首题为《克劳斯·曼》的诗：
这就是那个
能书会写的曼
虽然他父亲也在写
虽然父亲脑袋很灵光
还是开动自己的小脑袋瓜！
这是一个曼[56]
却不是一个男人
他打扮得像个女人。
噢你们这些出版商呀
他骗起你们来可是没商量
笑起来又是那般楚楚动人。[57]
德国将选举一位新总统，要选的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继任者。卡蒂娅·曼写道，她的女佣们宣布，“无论如何都不参加”此次选举，“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为其国民尽心尽力”。“这些妇女”到底希望国家做些什么，她不知道，卡蒂娅在给丈夫的信中继续写道，“或许国家本该有责任给她们配备全副金假牙”。她本人投了中央党候选人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一票。[58]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中左翼政党统一意见，派马克斯竞选第二轮，而右翼政党同样选派了一个共同的候选人参加角逐：它们说服了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接受提名参选——滑稽的是，选举法竟然允许第一轮没有参选的候选人参加第二轮选举。托马斯·曼在一篇题为《拯救民主！》（Rettet die Demokratie！）的文章里发出强烈警告，不要选举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的人，文章在多家报纸上发表。“这位候选人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托马斯·曼写道，这位陆军元帅“会将这个国家重新带回一种混乱、骚动和内部纷争的局面——一种幸好似乎已经被克服了的局面”。他还写道，“要是我们的人民放弃选举一位过气的勇士的话”，他将为“人民对生活与未来的直觉”感到自豪。[59]对政党民主制度充满蔑视态度的兴登堡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总统，时年77岁。
克劳斯·曼呢？无聊至极。他这时18岁，他供稿的报纸把这位新人派往柏林郊区的话剧舞台，而不是去采访重大的首演。他干了几个月，然后请了假，用预付金去旅行。第一站是伦敦，克劳斯·曼不会说英语，好在聚斯金德也在那里。他接下来前往巴黎，钱用完后，又找到了另一种资助旅行的办法。克劳斯让汉斯·费斯特（Hans Feist），一位年纪较大的犹太富商和戏剧爱好者来供养，费斯特是他和艾丽卡在一年前认识的。费斯特因口齿不清被姐弟俩称作“迷雾”，他爱上了克劳斯，资助了两人的一次共同旅行，从巴黎到北非，共计两个月。这位长者和情人跟寻找冒险与自由的年轻人的关系，包括他们俩在经济和情色上的依赖关系非常尴尬，对文学创作却十分有利。克劳斯·曼毫不迟疑地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里采用了这一素材。
在此期间，父亲读完了克劳斯·曼的短篇集《在生活面前》。《父亲笑了》（Der Vater lacht）是其中的重头戏，讲述了政府某个部的一位名叫泰奥多·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的处长跟女儿库尼贡德（Kunigunde）的关系。霍夫曼是个鳏夫，从外表来看，是个冷冰冰的特立独行者。父亲和女儿相互间非常陌生，对此，两人都痛苦不堪。直到他们俩开始乱伦关系以后，这种距离才得以克服。小说的结尾是一阵哄堂大笑。托马斯·曼——以前孩子们叫他“皮兰因（Pielein）”——在给女儿艾丽卡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小克劳斯的书，许多情节都很奇怪。但这个诚实的人患有严重的皮兰因综合征及其他病征。”[60]
*
6月6日，托马斯·曼50岁。在慕尼黑的老市政厅举行的隆重庆典上，他的兄长海因里希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讲话，回忆在吕贝克的童年时代所过的那些生日。后来，托马斯·曼写道，这篇讲话“不仅仅让我感动得潸然泪下”。[61]除海因里希·曼外，年轻的表现主义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也在场，托马斯·曼非常欣赏并提携他。托马斯·曼在1920年写信给他，说“我非常爱你。你代表着青春、勇敢、极端主义和最强的现实”。[62]卡蒂娅·曼于两年后结识了这位诗人并在信中给艾丽卡和克劳斯介绍了他。约斯特是“一位可爱、情感丰富和热心的人，在立场上非常适合父亲”。[63]之后不久，约斯特对托马斯·曼就共和国所作的表态感到气愤，并公开批评了这位大师。但两人并没有绝交。借托马斯·曼50岁生日之际，汉斯·约斯特积极加入了表示衷心祝福的行列。
为祝贺托马斯·曼的生日，费舍尔出版社发行了一本《新评论刊》（Neue Rundschau）专辑。年初，他亲自为这本专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Unordnung und frühes Leid）。小说描写的年代是1923年战后通货膨胀时期，叙述了一位中产阶级的历史学教授家里发生的风风雨雨。阿贝尔·柯奈利乌斯（Abel Cornelius）有四个孩子，两个已快成年，两个小的还是上托儿所的年纪。老大贝尔特（Bert）和老二英格丽特（Ingrid）造中产阶级家庭的反，反对父母所代表的旧价值观。他们四处捣蛋，不听话，不讲礼数，代表着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混乱、不安全、没有秩序的世界。当教授的父亲迷恋旧世界，他是历史学家，热爱历史，只因为这些历史成了过去，而且过去得越久越好。18岁的英格丽特被描写为一个“非常妩媚动人的姑娘”，面临中学毕业考试，她“可能会”参加考试，“虽然只是因为她把那些老师，尤其是校长弄得神魂颠倒，对她绝对的宽容”。她“笑容可掬”，“声音甜美”，“有一种特别的、令人愉悦的滑稽模仿天才”，所以要去演话剧。相反，小一岁的贝尔特“打死”也不要从中学毕业，而是要成为“舞蹈家或卡巴莱小品剧[64]朗诵演员或跑堂的”，“要跑堂就一定要在开罗”。父亲公开承认的宝贝是5岁的女儿洛尔欣（Lorchen）。柯奈利乌斯不太喜欢4岁儿子“复杂的男子气质”，觉得他是条“好咬人的恶犬”。这个儿子生来“情绪不稳定，好激动”，“容易暴怒，发火跺脚，芝麻大点事也会绝望地痛哭流涕，仅仅因此就需要母亲的特别关照”。[65]
小说描写英格丽特和贝尔特在自家的房子里举办的一个庆祝会。年纪小小的洛尔欣在跳舞时爱上了大哥大姐的一位男性朋友。爱情的不幸对她打击很大，后来，那位年轻小伙子来到她的童床边看望她，安慰她，她才安静下来。父亲因为没能为女儿解除痛苦而苦恼；但更让他感到苦楚的是，现在就体验到了那种苦痛——那种有一天因为另一个男人而要失去洛尔欣的苦痛。
这篇小说在叙事时设身处地，幽默感强，轻描淡写，但绝不是一部可以小觑的作品，它把许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几代人的冲突，当代历史及其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杂乱无章”的关联。阅读这类小说需要有距离，不带偏见。这部短篇在曼氏家里却引发了不安和怒气。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体色彩：小说里的四个孩子显然是自己孩子的写照，一览无余，只是中间少了一个；两个大孩子的恶作剧，各种打算和冒险；父爱的偏倚；就连伊丽莎白—洛尔欣的儿童恋也有个现实的版本。托马斯·曼想把这篇小说献给他的朋友、“宝贝女儿”伊丽莎白的教父、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恩斯特·贝特拉姆（Ernst Bettram），后者却以他“出卖孩子们”为由予以拒绝。[66]感觉最强烈的是克劳斯·曼。贝尔特的形象深深地伤害了他。小说对他的各种生活规划冷嘲热讽，但与此相比，小说中的父亲对他的评价更伤了他的自尊心。这位父亲把大女儿的朋友跟自己的儿子进行对比，认为儿子“不安分、嫉妒和丢人”。其他所有的年轻人都是那么勤奋，可相反，“我可怜的贝尔特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一心只想着演小丑，虽然就连这么一点天分他也没有”。[67]克劳斯悲愤地向艾丽卡控诉“魔术师的小说犯罪”。[68]
此前不久，保罗·戈黑普给托马斯·曼寄来一封信，谈的是克劳斯·曼的文学处女作——《在生活面前》中的一个短篇。克劳斯在题为《老家伙》（Der Alte）的小说中描绘了一位校长，他猥亵他的女学生，在他的房间里拥抱、亲吻和抚摸她们。这个老家伙一脸的大胡子，身穿短裤，明显是以保罗·戈黑普为原型。这位奥登瓦尔特学校的校长大发雷霆，说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用心险恶”。克劳斯·曼离开学校后还一直跟戈黑普保持联系，给他写信，还来学校拜访他，感谢校长曾经赋予他的自由，让他获得勇气。现在，戈黑普给父亲写信，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您的公子克劳斯了”。他请父亲转告克劳斯，“不允许他再次踏进奥登瓦尔特学校的校园”。[69]托马斯·曼回信说，他不能表示多少道歉，只能作点解释。克劳斯平时在谈到戈黑普时总是充满敬意，所以肯定没有要损害戈黑普形象的意图。克劳斯本“以为，可以将现实中的深刻印象跟虚构的人物在艺术上融为一体，却没有弄清楚，这种做法对他人会造成何种伤害”。他将跟儿子“非常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托马斯·曼写道：“您可以从这件事看到他那种行为艺术家的天真，即满怀虔诚地把书寄给您，或许还在指望您的表扬呢。”克劳斯这么描写人物当然“肆意妄为”，但是奥登瓦尔特学校和戈黑普本人肯定不会因为一个显然还很不成熟的文学青年开个滑稽的玩笑而受到伤害。整本书都贯穿着相似的情调，即“不断地从现实滑向怪诞、幻想和非现实的丑陋”。这位当父亲的还补充道，他本人对“克劳斯的整个发展都不那么认可”，为他操过很多心。托马斯·曼说：“我对他发表作品基本上也是敬而远之，我的参与形式就是不阻止他发表作品。”结尾处，他有点儿听天由命地写道：“让年轻人走自己的路，能走多好就多好。”[70]两年前，托马斯·曼曾经建议戈黑普在跟他儿子打交道时要使用“铁腕”，显然，他本人已不再信奉这样的做法了。
两周后，克劳斯·曼自己写信给保罗·戈黑普。信中写道，给父亲的信他读了，戈黑普没有直接写给他，让他很是伤心。戈黑普的信“口气很严厉，因受到侮辱而侮辱别人，且缺乏理解”。小说《老家伙》表达的不过是“梦想与鬼魂的幻觉”，其中出现了“您的胡子，您的眼神，您的脸部表情”。克劳斯·曼还写道，虽然戈黑普因把信写给父亲而出了“洋相”，“我还是以敬重的心情怀念您”。[71]作为教育家，戈黑普让了步，压下怒火，容忍了克劳斯又一次的放肆行为，收回了禁止踏进学校的禁令和中断关系的威胁，却没有忘记再一次规劝他的这位昔日弟子：“亲爱的克劳斯，您必须认识到，您的所作所为是不负责任的，您必须明白，一个作者也要对产生的各种影响负责任，虽然并非有意为之，却又是如此明显，显然要算到作者的头上，就像这起事件一样。”[72]
艾丽卡·曼对在莱因哈特剧院出演不起眼的角色不满意，决定中止在柏林的学习和活动，转赴不来梅（Bremen）。她打的算盘是，宁愿在名气不太大的剧院出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也不要在首都继续跑龙套。父母一方面很高兴女儿离开柏林——这个不受人待见、在他们看来很危险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对大女儿缺乏耐心心存不安，更何况她在不来梅同样没有感到快乐，抱怨这个城市和演出的剧目。她会在那里“扎下根的”，父亲在8月这样安慰女儿，然后谈到自己的工作——日前刚写完的一篇题为《论婚姻》（Über die Ehe）的政论文章：“文章写成了长篇大论，极具道德水准，从原则的高度对同性情爱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哎呀，哎呀。米兰因（Mielein，卡蒂娅·曼的昵称）非常喜欢。”[73]信中以明快的语调透露了三重奇怪的暗示：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为什么要探讨同性情爱这一问题？这为什么偏偏要让母亲“米兰因”喜欢？在父亲给女儿的信中为什么要谈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托马斯·曼在文章中阐述了一种有别于同性情爱的婚姻理论，同时在字里行间透露了他本人的解释，究竟为什么走进了婚姻殿堂：告别其同性恋的倾向，走向普遍为世人所认可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托马斯·曼写道，婚姻象征着忠诚、家庭与生活，同性情爱则意味着“放荡不羁、漂泊流浪、反复无常和没有道德”，也代表着“无繁衍力、前途无望、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74]卡蒂娅·曼“喜欢的”，正是对婚姻的这一表白。在结婚后的最初几年，她逐渐明白了丈夫那些隐秘的倾向和渴望，不管是在其作品中的明确信号——最迟是在小说《死在威尼斯》里，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反正她跟丈夫不知在什么时候谈过这些事。根据托马斯·曼1918～1921年的日记记载，对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多次提到其性取向的问题，卡蒂娅知道得一清二楚，日记里还写到在床笫之欢时一再出现的“无能”，还有他对妻子表示理解的感激之情，说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如果始终挑不起我的兴趣，情绪也不会败落”。“面对这种情况，她的冷静，她的爱，她的泰然处之，真叫人赞叹，”托马斯·曼写道，“这样，我也就不用自惭形秽了。”[75]卡蒂娅·曼是否真的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就这么简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且另当别论。但托马斯·曼公开拒绝同性情爱，至少在生活的实践中加以拒绝，他宣布婚姻为最本质的，是造福于社会的，并把婚姻当作对生活的肯定来颂扬，这些话她爱读。对于同性恋问题，家里不公开讨论，但也不是沉默不语：谈话中有隐喻，文学作品里有影射，还有给艾丽卡的信中那样的提示。
就在父亲公开表示拒绝同性情爱之际，儿子克劳斯却毫不掩饰他对男人的爱恋之情。正因为如此，柏林吸引着他：这里是欧洲同性恋的中心，有着宽容的警察局和许许多多的同性恋酒吧。尽管如此，克劳斯·曼也不得不小心行事。在社会上，同性恋还完全没有得到认可。“淫乱”是违法的，同性之间的爱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变态。性解放意味着此时可以在性科学范围内讨论下列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也许可以治愈；较新的观点则认为，同性恋是人类生命中另一种自然的情爱形式。不久，家里就对克劳斯的爱情生活了如指掌。两位家长毫不知情的是，他们的女儿艾丽卡，多少男人钟情的美女，刚刚陷入了一场热恋之中——对象是她弟弟的“未婚妻”帕梅拉·韦德金德。
卡蒂娅·曼对女儿莫妮卡疑惑不解，虽然她作为寄宿学校的女生很少出现在父母家中。卡蒂娅写信给艾丽卡说，“我拿这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76]两个月后，她向大女儿谈到了莫妮卡的一些新情况。库尔特·哈恩的母亲去了一趟萨勒姆，“对莫妮卡简直是推崇备至：在歌剧《费加罗》的演出中，她扮演苏珊娜（Susanna），不但唱得感人，演得也动人，莫妮卡已经出落成为一个小女人了。真奇怪！”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莫妮卡还是决定复活节时离开寄宿学校。母亲还写道，按戈洛的说法，萨勒姆的人“现在就已经对她离校”感到悲伤，卡蒂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他人对她女儿的印象跟她和艾丽卡的完全不一样。“看来，我们肯定是把莫妮彻底看错了。”[77]
1925年底属于克劳斯·曼。除短篇小说集《在生活面前》外，话剧《安雅和埃斯特》此时也已出版。小说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短篇过于病态，苍白无力，另一些人强调作品在修辞上的草率，还有一些批评家则提到作者的出身。按照不成文的行规，不要对一位作家的处女作穷追猛打，倘若不能唱赞歌，就不要发表评论，但这些都不适用于18岁的克劳斯·曼：出版社和作者所造的声势太大，还用父亲的名字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儿子一咳嗽一吐痰跟他老子活脱脱一个样，要我们怎么想呢？”有个评论这样写道。克劳斯·曼的小说展示了一个“悲楚的内心世界，充满着感官刺激与毫无意义的行为。没有年轻人的作为，没有中规中矩的行动，没有奋力向上的努力；恰恰相反，小说里充满着赘疣般的、龌龊的东西，一种散发着金银珠宝气息的风格更是通贯全书。缺少的是个人性格；跟着托马斯·曼亦步亦趋，每头驴子都能做到”。[78]在这风口浪尖上，较为平和的声音几乎被淹没，这些评论认为，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天才的尝试，一个作家的起步，可以期待他会有其他作品，更好的作品问世。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是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对年轻作家一贯给予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写信给克劳斯·曼表示鼓励。茨威格的信中有一句极具广告效应的话。不久，恩诺赫出版社打出广告，说克劳斯·曼是“新一代青年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79]
在此期间，汉堡小型剧场的一位年轻戏剧行家满怀激情地找到了克劳斯·曼，想把《安雅和埃斯特》搬上舞台。按照现行计划，主要角色由作家本人、他的未婚妻帕梅拉·韦德金德——她这时一直渴望着走上舞台——和他姐姐艾丽卡来担任，另外还有那个汉堡演员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他同时接手导演一职。该剧还要在慕尼黑演出。克劳斯·曼写信给艾丽卡说，“到处都有我的巨幅广告，我可真的出名了”。[80]为了出演安雅这一角色，艾丽卡·曼在不来梅请了假。10月22日，首次公演在汉堡举行。该剧洋溢着青少年青春期的激情，讲述同性恋爱的故事，努力将年轻一代的渴望与困境向世界呐喊，引起了轰动：年轻的剧作家是托马斯·曼的儿子，这位诗人的孩子们上台演出，更加上大胆的题材。演出的票房很好，评论则大多是负面的。戏剧评论大师赫伯特·伊贺苓（Herbert Ihering）在柏林看了演出后认为，该剧不过是舞台版的同性恋玛丽特[81]小说而已——如果放在今天，大概会拿“罗莎蒙德·皮尔彻（Rosamunde Pilcher）”[82]而不是玛丽特来作比较了。[83]10月底，家喻户晓的《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把克劳斯和艾丽卡·曼跟帕梅拉·韦德金德的一幅照片刊登在封面上。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些“诗人的孩子”。
卡蒂娅·曼原本很想看《安雅和埃斯特》在汉堡的首演，却错过了机会。因身体欠佳，她不得不留在慕尼黑。报纸上大多是负面的评论，她都一一细读过了。“不管立场如何，个个都批评这出剧，也不奇怪”，卡蒂娅在给大女儿写信时如是说——主要是红灯区的氛围让她感到不快，这一点，她丝毫不加掩饰。“你知道，要是剧中的男女是在花园里漫步，我会更喜欢的。”好在大部分评论家的“调子都还算公允”。[84]父亲也开口了。他给艾丽卡写信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她“演得最好”。他本人跟母亲和小女儿、小儿子在慕尼黑看了《安雅和埃斯特》的第二轮演出，由其他演员接手艾丽卡和克劳斯在汉堡所演的角色。该剧的“某种青年和超青年的魅力”让他深受感染，托马斯·曼这样写道，这也是他从那时起“在任何人面前都要辩护的东西”。至于“新闻界的拒绝态度”，大概只能说“算不上特别”，虽然面对那些刊印出的或“乱打瞎棍、没有水平的匿名信”他“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但我并不因此而乱了方寸，我认为，即便这出剧原本不一定非上演不可，若以起步作品而论，它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做得那么糟糕。”[85]
克劳斯·曼身陷关于他个人及其话剧的纷争大潮之中，他写信给父亲，“几乎所有媒体的解读都充满着恶意、敌视和带有成见的歪曲”，这使他“很伤心”。[86]三天后，德国最著名的讽刺杂志《傻瓜》（Simplicissimus）[87]发表了一幅尖刻的漫画，讽刺克劳斯·曼试图走出父亲的阴影。
克劳斯·曼的首部长篇小说《天真无邪的舞蹈》（Der fromme Tanz）于12月在著名的《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 Welt）杂志上先行刊登出一部分，1月正式出书。克劳斯·曼早在12月就给斯蒂芬·茨威格写信，感谢他为其短篇小说集所写的激励话语。克劳斯·曼说他的第一部长篇正在出版，问茨威格想不想为这部小说写评论，比如发表在《世界舞台》杂志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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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就伴随着不愉快。曼氏一家人在位于慕尼黑阿奇斯大街（Arcisstr.）的外祖父母普林斯海姆家里过除夕夜，就是那幢800平方米的宫殿，卡蒂娅·曼——曾经的卡塔琳娜·普林斯海姆（Katharina Pringsheim）——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直到她21岁时成为托马斯·曼的妻子。数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Alfred Pringsheim）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企业家的家庭，家里在西里西亚（Schlesien）从事矿山开采而发了大财，这位教授的妻子颇具艺术鉴赏力，博学广闻，两人定期能见到女儿卡蒂娅一家，至少在周日总能在“阿奇斯”见面。托马斯·曼跟岳父母的关系不那么融洽。岳母出生于一个文学家庭，其父恩斯特·多姆（Ernst Dohm）曾是讽刺杂志《一地碎片》（Kladdendatsch）的主编，其母海德维希·多姆是名作家，通过小说为妇女的权益而斗争。当年，岳父母曾支持托马斯·曼向女儿求婚。岳母虽然偶尔讥讽托马斯·曼的“钞票”，却为她的“女婿托米（Schwieger-Tommy）”以及他作为作家取得的成就而自豪。[89]她曾经这样描述她宝贝女儿的婚姻：“他们是一对爱发牢骚的小夫妻，却很幸福。”[90]跟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比较困难，他对文学没什么感觉。不管怎样，托马斯·曼跟岳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两人对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托马斯·曼出生于吕贝克的一个参议员和商人家庭。对此，他很自豪，却没能让岳父觉得有啥了不起。作为参议员的托马斯·约翰·海因里希·曼英年早逝，给家里留下了价值40万德国马克（Reichsmark，一译“帝国马克”）的财产，这仅相当于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每年从父亲那儿所得遗产的一半。此时，经过了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普林斯海姆家的财富也已减少了相当大一部分，但他们家依旧是慕尼黑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面对这些人，你不会想到是犹太人，”托马斯·曼于1904年给哥哥海因里希写信时说，“你感觉不到跟犹太文化有什么关系。”[91]普林斯海姆一家人自己也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家早于19世纪就皈依了天主教，而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及其父母已经离开了犹太教会，虽然卡蒂娅·曼的这位父亲非常自傲，不会仅仅为了要去适应社会而去接受洗礼。
图2 漫画《托马斯·曼跟他儿子克劳斯》，Th.Th.海涅作，1925年11月9日发表于《傻瓜》杂志
1925年的除夕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争吵。起因是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他是托马斯·曼的哲学圣人。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不大看得上这位哲学家，谈到他时口吻有些“轻蔑”之意，还得到他儿子、物理学家彼得·普林斯海姆（Peter Pringsheim）的支持。“魔术师脸色苍白，手在颤抖”，卡蒂娅·曼在给女儿艾丽卡描述事情经过时说。那天晚上将就着熬了过去，可是“一到家，他就失去了控制，说别人故意要侮辱他，贬低他，就像这些年所做的那样，然后他又毫不客气地说到我的全家，我也是家里的一个成员呀，很难再听得下去，然后彻夜未眠，精神真的崩溃了”。后来，父亲总算平静了一些，“但对阿奇斯街的火气依然未消”。母亲写道，她自己“无疑也看到这里面有对我的不客气行为，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92]
三周后，托马斯·曼携夫人前往巴黎。这是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前往法国——他哥哥海因里希特别钟情的国度；当年，在《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里，托马斯·曼把法国当作战争中的敌人和精神上的对手加以批判。现在，他跟这个西部邻国进行和解，而且不仅流于个人的层面：法国把托马斯·曼当作魏玛共和国的代表性人物来接待。他应邀作报告，参加各种会谈与招待会，人们把他当作最伟大的德国作家来欢呼。这是一场“顶级冒险”，托马斯·曼这样写道。[93]国际舆论和自由派的德国舆论把这次旅行看作德法相互谅解的象征。诗人家乡的民族主义者以仇恨和愤怒来对待这场访问“死敌”的友好之旅，当时法国还继续军事占领着莱茵河地区。比如汉斯·约斯特，他在半年前还是托马斯·曼生日庆典的座上宾，此时却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上攻击“虔诚的托马斯”，在巴黎“丢人现眼”。[94]
在此期间，围绕克劳斯·曼掀起了另一股风暴。《安雅和埃斯特》在维也纳、柏林和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公演。在黑森邦（Hessen），邦议会甚至就该剧的道德缺失进行辩论。1月，《天真无邪的舞蹈》出版。该书讲述了一个18岁青年的故事，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大家庭，想成为作家，一头扎进柏林的夜生活，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纵欲无度，还尝试着以文学手段表现同龄人的各种渴望。对该小说的口诛笔伐远远超过了支持与赞扬的声音，矛头也少不了指向父亲。有些批评异常极端：一则评论写道，这部小说让人想起“爆裂的阴沟管道”。[95]文学上与传统风格的决裂出现在《美文学》（Die Schöne Literatur）杂志上，这份民族主义杂志掀起了一场反对一切的斗争，凡是有西方腐朽嫌疑的，凡是突出软弱和个性的，凡是宣传异样和宽容的，它都反对。托马斯·曼在评价青年文学时，从“年轻人对复仇战争的冷淡立场出发”，批判了该杂志的态度，[96]这种态度曾经冲着克劳斯的话剧而来。克劳斯·曼能以其小说找到拥护者，主要在于他们的共同点，即这些人赞同他的倾向：《天真无邪的舞蹈》是德国文学中最早公开描写同性爱情的小说之一。
对克劳斯·曼的各种攻击并非没有留下痕迹。他给艾丽卡写信说：“我毫不怀疑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但它并不能替代这么多烦恼。”[97]克劳斯·曼跟帕梅拉·韦德金德一起旅行，举办作品朗诵会。之后去尼斯（Nizza），继而前往巴黎。法国正处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跟1923年的德国很相似。在通货膨胀的年代，用外国钞票过起日子来特别爽，克劳斯·曼尽情地享受着，没有任何顾虑。
3月，托马斯·曼写了封读者来信给《新维也纳新闻》（Neue Wiener Journal）。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家报纸的一篇“有趣的文章”里，“我不得不又一次读到，说是我觉得我儿子的作品‘太不讲道德’，所以不想与之有什么关系”。托马斯·曼写道，不知道是谁“散布了这种童话般的谣言，说我对我儿子的态度是根本无法理解”，这种说法反正一点也不符合事实。“我又不是修女”。[98]
他妻子病了，又病了，一场长时间的感冒变成了肺炎。医生感到担心，又建议她去疗养院疗养。于是，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夫妇于5月前往阿罗萨（Arosa）的森林疗养院，自从《魔山》出版后，托马斯·曼觉得在达沃斯“是看不到好脸色了”。[99]6月6日是托马斯·曼的生日，此时他已经离开当地，因为要在吕贝克作一个庆典演讲，祝贺该市建城700周年。就在当天，一封克劳斯和艾丽卡·曼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阿罗萨，内容是要钱。母亲回信说，她“气得要命”，不仅因为“你们5月就透支了6月的钱（这种行为当然不合适）”——他们俩虽然自己有收入，还是按月得到家长给的生活费。在“天寒地冻之时”，又是“独自一人在床上”，他们这封电报差点把她吓死了，“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往阿罗萨打电报？我还得用我的破法语来读你们的讨债电报。我手头撑死了只有300法郎，准备好星期一付每周的费用的，只好让那个又蠢又有些贪婪的男仆人晚上很晚到我的床边来，跟他商量星期天如何去做好这件事，一句话……恶心透了”。
图3 （左起）艾丽卡和克劳斯·曼跟帕梅拉·韦德金德、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在一起
更让母亲焦头烂额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艾丽卡想结婚，而且要跟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那个大她6岁的天才演员，曾跟“诗人的孩子们”一起在汉堡把《安雅和埃斯特》搬上舞台的那个人。“天哪，艾丽，亲爱的艾丽！我肯定不是瞎操心，可你要彻底想好了！你知道，我在慕尼黑跟你说过，订婚绝对不是就要结婚的理由，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应该再好好考虑考虑。”[100]在母亲的眼里，她所有的结婚计划都太过匆忙。艾丽卡·曼之前表示过保持特立独行的巨大决心，为什么现在不到21岁就想结婚，这谁也搞不清楚。就连弟弟克劳斯也感到吃惊，而不是开心。或许跟帕梅拉·韦德金德有关系。“请你爱我！”艾丽卡·曼在两年前曾写信给她。她没有爱她，抑或没有这样爱她。7月24日，艾丽卡·曼变成了格伦特根斯太太。没过多久，她写了一封信给帕梅拉。“我的帕梅拉，求你，求求你，快快来。我太想你来了，我爱你可是胜过一切呀！”[101]艾丽卡·曼的这封信发自弗里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还在蜜月之中。
戈洛·曼也参加了他姐姐在慕尼黑的婚礼，“身穿一套西装，看上去像一个显赫的无产阶级领袖”，克劳斯·曼这样讽刺他弟弟的政治热情。[102]而戈洛当时的心思恰恰不在政治上。复活节时，学校来了一个新学生，名叫罗兰德·H（Roland H.），一位海德堡来的教授的儿子。17岁的戈洛·曼爱上了这位新人。两人交上了朋友，暗地里手牵着手。到了暑假，戈洛被允许在父母休假时把这位朋友带到慕尼黑的父母家中。在这里，罗兰德显得比主人更没有禁忌。他要性交。腼腆的戈洛觉得来得太快了，罗兰德就寻找替身。他从慕尼黑的大街上找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们俩在曼家的房子里——在托马斯·曼的卧室里性交，戈洛在门口站着，既失望又恶心。他立马不想跟罗兰德再有任何瓜葛了。但戈洛·曼很难摆脱他的“第一个男朋友”，“不得不把罗兰德当作镜中花”。[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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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父母正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意大利度假。托马斯·曼抱怨在马尔米堡（Forte dei Marmi）逗留期间的一些遭遇，事情不大，却令人讨厌，他认为跟“当前的（意大利）国内情绪有关，一种让人不快、过度紧张和反外国人的情绪”；[104]本尼托·墨索里尼正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卡蒂娅给艾丽卡的信更具体地描绘了那些“令人讨厌的遭遇”：“一个可恶的法西斯对麦迪（Mädi）十分反感”——她才8岁——“因为她在海滩上脱了一会儿衣服，以便在海水里把身上的沙子冲掉，可怜的小家伙哪里知道捅了娄子？那家伙先是冲着我来了一场令人作呕的表演，说这样做也不害臊，亵渎了主人好客的热情，侮辱了意大利，接下来还叫了警察，我不得不跟他去警察局，接受审讯，可以说失去了尊严。最终也许只是罚点小钱了事，可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罗马吐出了圣饼的犹太人那样。”[105]在意大利逗留期间，托马斯·曼夫妇及两个孩子观看了一位魔术师的表演，他用催眠术让观众们惊叹不已。从沙滩遭遇，意大利的国内气氛，到魔术表演，这几件事加在一起构成了小说《马里奥与魔术师》（Mario und der Zauberer）的基础——托马斯·曼最著名的中篇之一。托马斯·曼、他的家庭及其周围人士“体验着”作家作品中的“素材”——这是岳母对这种情况的说法。[106]
10月，克劳斯·曼的一本新书问世，书名为《儿童中篇小说》（Kindernovelle）。小说叙述了一位作家的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故事。有一名年轻男子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不久即成为这个女人的情人。作品里明显可以看到曼家的影子。寡妇带有卡蒂娅·曼的特征，拥有去世的作家的一副死者面具，“大鼻子，紧闭的嘴巴，带着幻想的严厉目光”，表现的是托马斯·曼，而那个年轻男子却带着克劳斯·曼的身影，他跟那位寡妇调情，床上面挂着那副死者面具。这部中篇小说是对托马斯·曼的《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的回应。书中的其他孩子也同样是根据曼家的孩子来塑造的。戈洛在福里多林（Fridolin）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虽然聪慧，却长得矮小，丑陋，疯狂，卑躬屈膝，“野心极大”。[107]
萨勒姆的校长库尔特·哈恩特别害怕同性恋：害怕自己的同性恋——他一直在压抑着，也害怕他的学校里发生同性恋。他以怀疑的眼光观察着戈洛·曼跟罗兰德的友情，试图把他俩拆散。慕尼黑事件发生后，已经没必要这样做了：他们俩已相互躲避。尽管如此，到了1926年，戈洛·曼是同性恋已在萨勒姆尽人皆知了。库尔特·哈恩于11月带他去苏黎世的一位“神经与忧郁症”专家那里。路易斯·弗朗克医生（Dr. Louis Frank）很快就给校长寄来了一份诊断报告：病人有跟其他男孩子性交的幻觉，但迄今为止尚未“付诸行动”。这位医生还写道，病人的同性恋倾向是“可以治愈的”。但要克服这种“非正常状态”，需要意识到这一问题，要花大力气，需要“长期和彻底的治疗”。[108]库尔特·哈恩把医生的诊断报告寄给戈洛的父母，同时寄上一封给托马斯·曼的信。“病情的严重性可惜不容怀疑”，但戈洛具有坚强的意志，克服他“阴暗的想象”，并要扼杀“非分之想”。哈恩在信中还加上了一句急切的警告，要戈洛无论如何不要跟哥哥克劳斯谈及此事。医生向哈恩解释说，“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他才会作出负面的预后判断，即倘若戈洛接触到一种较为时髦的倾向，这种倾向把非正常的冲动生活当作有趣和有价值来加以肯定”。[109]
圣诞节即将来临。托马斯·曼情绪高昂。他妻子又恢复了健康，正穿梭于大街小巷，为这个大家庭购买礼物。他自己在《魔山》出版两年后又开始撰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想讲述《圣经》里关于约瑟与其兄弟们的故事[110]，“而且要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讲出来”。[111]他在给艾丽卡的信中写道，真的很高兴，又写作了。“只有你做事情，你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才了解自己一点。无所事事的时光令人恐怖。”父亲高兴地等待着节日光临的客人，期待着岳父岳母和小舅子彼得·普林斯海姆的到来，关于叔本华的争论曾使新年伊始蒙上了阴影，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了。艾丽卡跟丈夫和克劳斯在汉堡过节，家庭的其他成员在慕尼黑聚集一堂。莫妮卡从洛桑（Lausanne）赶来，她在复活节时中断了萨勒姆的学业，来洛桑想接受音乐教育。戈洛从萨勒姆回来时的状况如何，没有记载；为了“扼杀非分之想”，他不得不接受过哪些治疗，亦无说明。
托马斯·曼新近一段时间开始了一项强身计划。他告诉艾丽卡，有一位按摩师兼体操教练每两天来一次，“让我运动，包括让我跳跃40次，然后用科隆香水给我按摩”。[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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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孩子们”去巡回演出。克劳斯·曼在冬天又创作了一部新剧——《四人歌舞剧》（Revue zu Vieren），由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导演，要在莱比锡首演。克劳斯·曼给姐姐艾丽卡、帕梅拉·韦德金德、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定制了主要角色。舞台布景出自莫布莎·施特恩海姆（Mopsa Sternheim）之手，她是剧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之女。该剧由卡蒂娅·曼的双胞胎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谱曲。这出歌舞剧表现情爱的发展，迷惘的一代人的生活感觉和重大题材：政治、宗教、哲学、艺术和爱情。《四人歌舞剧》要争取成为新一代青年的舞台文学宣言。可是，在首次公演前就发生了争执。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很快便发现，要他导演的这出戏是多么不成熟，多么异想天开，他立马将该剧的导演工作交给了帕梅拉·韦德金德。但他不可能完全脱离干系，否则就会冒婚姻破裂的危险。艾丽卡·曼具有清醒和尖锐的判断力；唯一的例外，就是对她亲爱的弟弟克劳斯：不管他写什么或干什么，什么都完美无缺。4月21日，首场演出在莱比锡举行，遭遇了一场滑铁卢，巡回演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科特布斯（Cottbus）到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汉堡直至哥本哈根，无一例外。观众们大喝倒彩，每到一个新的演出地人们却又蜂拥而至：演出的娱乐价值在到处传播。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在柏林演出后撂了挑子。帕梅拉·韦德金德也只是通过好言相劝才留了下来。气氛很糟糕。
评论家们的黄金时刻来到了。特别遭到讽刺和恶意攻击的，是要以他们那一代代言人自居的克劳斯·曼。“这些诗人的孩子凝聚成了一代人”，赫伯特·伊贺苓这样讽刺道。他把这出戏称为“中学毕业生汇报”和“儿童剧”，“克劳斯·曼在剧中用尽了时髦的词汇，令人难堪，喋喋不休，毫无遮拦”。[113]另一位评论家强调该剧没有创造力，说这出戏“大概算得上是韦德金德式的风格，却幼稚得可笑”。[114]
图4 1927年中学毕业时的戈洛·曼（右二）；前排左二为朋友“波洛”，后排中为罗兰德·H
就在哥哥和姐姐大红大紫之际，戈洛·曼回到了慕尼黑的父母家中。他在复活节时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在自然学科方面成绩平平，在他喜欢的学科，如德语和历史课，却取得了优异成绩。尽管发生了很多事，告别寄宿学校仍让他感到难舍难分。在过去的四年里，萨勒姆成了他的家，他现在就思念田园风光里的集体，学校的话剧——他最后曾出演席勒《华伦斯坦》（Wallenstein）里的主角，他还想念他的朋友们，特别想念“波洛（Polo）”，一个名叫胡里奥·德尔瓦尔·卡图拉（Julio del Val Caturla）的德国—西班牙裔学生。经历了罗兰德灾难后不久，戈洛就爱上了这个具有南欧风韵的漂亮小伙子，却将他的情感深埋心里。他们俩成了最好的朋友。托马斯·曼有一次去萨勒姆访问时，也注意到了戈洛的这位新朋友，并请他找几张波洛的照片。这些照片帮助父亲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塑造了年轻、英俊的约瑟的形象。现在，波洛在剑桥（Cambridge）开始上大学，而戈洛在慕尼黑大学注册了夏季学期，但一时还没有具体的学习目标。
夏天，全家人去海边度假，这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在巴特特尔茨（Bad Tölz）的那个乡村别墅虽然装满着四个大孩子的各种传奇故事，但家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它卖掉，因为托马斯·曼不想让上巴伐利亚（Oberbayern）拴住腿脚，而是想经常去海边。后来一段时间的混乱局势让这些度假计划未能实施。1924年，全家曾首次一起去波罗的海的希登海岛（Hiddensee）度假。家里人，无论是写信还是在回想时，无不热烈地谈论着大海、沙滩和广袤无际的天地，只有母亲例外，她认为那次度假很不完美：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邀请他的同行托马斯·曼及全家前往“他的”夏季住地，可是人们在那里对霍普特曼尊重有加，让很注重丈夫名声与荣耀的卡蒂娅·曼有点不舒服。1926年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度假非常不爽，今年8月要带上两个小的去叙尔特岛（Sylt）。托马斯·曼非常高兴。没有什么地方比叙尔特的风光“更具典型性，也没有更漂亮的大海了”。[115]不久，母亲给在慕尼黑的父母家中过夏天的两个大孩子写信，要他们千万别像抢劫似的把家里的钱花光。“天呀，千万别这么做，我这会儿在这里已经愁死了。”北海很冷，叙尔特岛“压根就是一个阴雨寒冷的小岛”，旅馆太贵，社交聚会也没什么劲，“旅馆里的客人大都很无聊，又世故，没有几个名人，来的孩子都索然无味，肥头大耳，我们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算得上鹤立鸡群了”。卡蒂娅继续写道，有个柏林商人让她“特别感到恶心”，他“有十个孩子，这些孩子显然都是在百无聊赖中‘生产’出来的，其中有六个孩子来了”。这个商人整天都“带着一群长相难看的孩子做着各种僵硬的体操动作，晚上穿着高直领男式小礼服谈论国家大事”；一句话，“真让人受不了”。[116]
《四人歌舞剧》的失败，队伍内部的争吵以及各种尖锐的批评让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大伤元气，也影响了艾丽卡的婚姻和克劳斯跟未婚妻帕梅拉·韦德金德的关系。格伦特根斯和帕梅拉·韦德金德认为克劳斯的这出戏是造成众人大失所望的原因。克劳斯·曼在一篇关于巡回演出的文章里则宣布，他完全没有想过要作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登台演出，这种理解是一场误会。那么多观众的热情支持跟恶意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甚至宣称：“总体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有趣，那么美好。”[117]在公开散布乐观情绪的同时，他有一个愿望——慢慢地远离这一切。
艾丽卡·曼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不到在汉堡的格伦特根斯那儿去：她在慕尼黑的小剧场演出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的话剧《一万》（Zehntausend）。弗兰克是作家，也是曼家的一位密友。虽说如此，艾丽卡还是不满意；但她不想回到丈夫身边，也不想回到她签约的剧场。仲夏之际，她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在一段时间里逃避这一切？10月7日，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开始环球旅行。起点是美国，克劳斯·曼的《儿童中篇小说》翻译后在那里出版了，美国的出版商似乎许诺有这种可能，通过作报告来挣些钱。还在横渡大西洋时，通常的那种开心情绪已经恢复。他们在考虑假装成双胞胎，这样就可以打出旗号：“曼氏双胞胎文学”。
一家人在叙尔特岛休假两周以后，托马斯·曼在一封信里写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海涛拍岸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回响”。[118]他为何跟妻子相反，这样享受在北海的度假，其实不完全在于小岛的魅力，而是跟另一件事情有些关系。托马斯·曼在叙尔特岛爱上了克劳斯·豪伊泽尔（Klaus Heuser），杜塞尔多夫一位艺术史学家的17岁儿子。10月，克劳斯·豪伊泽尔应邀在慕尼黑曼氏家里待了两个星期。托马斯·曼写信给在美国的两个大孩子，说演员阿尔伯特·巴塞曼（Albert Bassermann）的老婆埃尔塞（Else）非常讨厌，她喋喋不休地唠叨，说看着他的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对托马斯·曼深表同情。她老是说：“帕梅拉、克劳斯和艾丽卡，这些孩子在玷污他们父辈的名字！”然后托马斯·曼谈到克劳斯·豪伊泽尔：“我用‘你’称呼他，在告别时，他特别允许我把他抱在我的心口上。要求艾西（Eissi）自愿退让，不要打扰我的圈子。我已经老了，也出名了，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来玷污它呢？”在后来的日记里（他最后把1922～1932年的日记烧了），托马斯·曼还常常想到这一年夏秋之际的热恋，而且出乎预料的是，他公开让家里人知道。他称自己为“幸福的情人”：“黑色的眼珠，为我而流淌着泪水，我曾吻过的动人嘴唇——这是爱，我也爱了，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119]豪伊泽尔后来否认接过吻。父亲在给艾丽卡和克劳斯的信中还写道：“生活中那些秘密的、几乎悄无声息的冒险是最伟大的冒险。”[120]母亲容忍了丈夫的这一热恋，接受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那份激情，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他，只是在给女儿艾丽卡的信中透露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可魔术师的感情也太投入了。”
图5 1927年，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带着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在叙尔特岛
戈洛·曼更直接地表达了他对父亲这段爱情的不满。母亲在给艾丽卡的信里写道，戈洛在克劳斯·豪伊泽尔来访时差不多是“妒火中烧”。戈洛在大学读第一学期，历史、国民经济和法律课都让他提不起精神来。最主要的是没有找到朋友圈。他太腼腆，自己不敢跟同学接触，所以大部分时间是一人独处，直到后来足不出户。他陷入了一场忧郁的危机，就像两年前在萨勒姆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样。他现在缺少的是寄宿学校那种排满的日程。虽然被母亲发现他成了一个“打不起精神的家庭成员”[121]，但要跟母亲谈论他的各种不安和忧愁他做不到。于是，戈洛·曼在这年夏天就坐在书桌旁，做他——一个在作家家里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要做的事：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
莫妮卡·曼也回到了父母家中。她仅比哥哥戈洛小一岁，跟他却没有像大哥大姐之间的那种亲密、互信的关系；他们俩都长大后，两人相互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对莫妮卡来说，在洛桑学习音乐好像也不是她想要的。1927年10月，她开始在慕尼黑上声乐课。不久，母亲给在美国的两个大孩子写信，说她本希望“我们的小莫妮（Mönchen）通过声乐课能找到寄托”，这一希望一时看来还实现不了。莫妮卡觉得女声乐老师非常讨厌，就不想再去上课了。但总体来说，她变得“活泼些了，也关心人些了”，非常喜欢母亲给她买的衣服。她“那么自豪、那么积极地整理她的新衣柜，真有点让人感动”。[122]
又一次面临今年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了。几年来，托马斯·曼一直是个热门人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在他跟别人的信件来往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托马斯·曼强调这一奖项对他并非那么重要；他在给克劳斯和艾丽卡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它其实太过喧闹”，他如果喜欢这场“冒险”的话，最多是因为“你希望你所爱的人有机会感到自豪，而且机会越多越好”。[123]母亲的信听起来却不一样。她在11月写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将揭晓，水落石出之际她会感到高兴，即使父亲拿不到，“因为这事多少让他有些激动”。[124]
卡蒂娅·曼陪同丈夫去柏林。上一年，普鲁士艺术学院建立了诗歌艺术学部。托马斯·曼被聘为院士，不时得参加学院的会议。海因里希·曼同为学院的院士，甚至让人把他选进一个每八周开一次会的工作委员会。在经历了大伯的一起“艳遇”后，卡蒂娅·曼心生疑团，觉得海因里希的兴趣好像不单纯在院士的会议上。她写信给艾丽卡，说曾应约打电话到钻石旅馆（Hotel Exzelsior）找他，“电话打到他的房间，等了好一会儿，一个女性的声音接了电话。我当然以为是打错了，就问，我在跟谁说话，那个声音（没教养的高嗓门）回答说是海因里希·曼的夫人。这也太厉害了：像他那般年纪和地位的男人在柏林‘寻欢作乐’（就这我已觉得粗俗之极）不至于非要在钻石旅馆吧，那儿谁都认识他，而且他还经常带夫人出入于此”。卡蒂娅写道，这也纯属巧合，打电话的是她，而不是海因里希真正的夫人米米（Mimi）。“这个老伪君子还用激动的语调跟我说，为了孩子，是他希望米米待在慕尼黑的。”[125]
此时，戈洛·曼也在柏林。从冬季学期开始，他在首都继续上大学，不久便找到了在慕尼黑求而未得的东西：一个男朋友。皮埃尔·贝特鲁（Pierre Bertaux），法国日耳曼语言文学家菲利克斯·贝特鲁（Felix Bertaux）的儿子，他这学期也到柏林来上大学了。他父亲跟海因里希·曼是朋友，还将托马斯·曼的《死在威尼斯》译成了法文。戈洛立刻喜欢上了大他两岁的皮埃尔。他长得英俊潇洒，外表让戈洛想到萨勒姆的中学朋友波洛，有魅力且聪明。这位法国人对戈洛·曼的第一印象却完全相反：“他一开始给人的印象不好，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别扭、佝偻、僵硬、冷冰冰的”，贝特鲁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没过多久他便发现，戈洛“是他们家最让我喜欢的一个：聪明，判断力强，有勇气”。没过几天他又补充道：“我愈发喜欢戈洛了，他开诚布公，正直，没他父亲那么矜持，更容易受到鼓舞”；他“比克劳斯严肃，也比他更文静一些”。[126]
12月初，他们俩再次见面，戈洛向他倾诉衷肠，此时离他们认识不过才五天。贝特鲁现在才理解，戈洛为什么在家里被视为“阴险的（mechant）”。他写信给父母说，这位新朋友直率得出乎预料，让他有些意外。比如说，戈洛告诉他，六个孩子的家庭太大。他完全可以不要这多么兄弟姐妹：他一直处于大姐和大哥的阴影之下，又比年纪小的弟妹少了些娇惯。还在那天晚上，“戈洛·曼来了个大坦白（la grande confidence）”。他告诉皮埃尔·贝特鲁，在慕尼黑的那个不开心的学期里，他写了一本自传体中篇小说：讲述他的生活、他的感觉、他的忧愁。这部中篇不久将在一本小说集里用笔名发表——这是他从哥哥经历的暴风骤雨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他哥哥正是以出版小说集开始其作家生涯的。[127]
圣诞节前不久，《最新散文集》（Anthologie jüngster Prosa）出版。戈洛送给皮埃尔·贝特鲁一本。贝特鲁读着这位朋友以笔名米夏埃尔·奈宜（Michael Ney）发表的中篇小说《大学生赖蒙特的生活》（Vom Leben des Studenten Raimund）。小说讲述了一个聪慧、不幸而执着的年轻人。赖蒙特是名寄宿学校的学生，他确认自己爱的是男人。“从来只把我当男同学，过一点都不行，”他抱怨说，“距离，距离，永远都是距离。”[128]可他不能向别人吐露心声。在中学时还有社交生活和其他活动，上大学后，赖蒙特在父母家里陷入了一场心灵危机：他找不到生活之路，不知道该干什么，况且没有帮助他的人，中学时代的朋友帮不了，父亲也帮不了——他始终在忙着他自己的那些事情。最终有一天，赖蒙特在恐慌之中跑向川流不息的车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皮埃尔·贝特鲁给父母写信谈到他对朋友的这部中篇小说的看法：“小说真不错，不少地方很感人——可是，上帝啊，他为什么要发表它？”对于这一问题，戈洛·曼早就在拷问自己，而且数周以来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他生怕会抖搂出来，在笔名“米夏埃尔·奈宜”之后隐藏的是谁，也怕会揭露小说内容的真正含义：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儿子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后果完全可以想象：各家报纸会大做文章，托马斯·曼的又一个儿子在写作……皮埃尔·贝特鲁写信给父母说，“他让人觉得可敬的是，他有时候能感觉到这一点”：“（曼氏）家族的嗜好主要不在于写作，而在于发表。”[129]
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欢庆一场“派对”，一场长达九个月的派对。他们坐船前往纽约，订的是二等舱，这成了他们此次旅行的最大不幸。白天，他们总是悄悄地溜到头等舱的甲板上，最终被人发现并被赶出了这个高人一等的圈子。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从此，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订头等舱，并寻找相应的旅馆。账单的数额越来越大，反正会有人付钱。他们在纽约下榻阿斯特旅馆（Hotel Astor），12月从好莱坞的普拉扎旅馆（Plaza Hotel）给父母写信。钱始终不够用，但他们靠着魅力、厚脸皮和幽默，总是让人邀请他们，送他们东西，或以父亲的名义借债。他们的“报告之旅”让自己都觉得好笑：两个人几乎都不会英语，虽然不时地走东跑西，在说德语的观众面前登台，克劳斯·曼讲述欧洲的青年人的情况并朗读自己的文章，他姐姐则朗诵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和赖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诗歌，但这都不能缓解他们缺少旅行费用的窘迫境况。克劳斯·曼通过给德国报纸撰写关于美国的报道挣了一部分钱。曼氏“双胞胎”受到友好的接待，到处被人介绍；曼氏的大名如雷贯耳，姐弟俩待人接物的方式又可亲可爱，这一切都让他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好莱坞亦不例外。1927年圣诞节，他们应邀到伟大的埃米尔·杰林斯（Emil Jannings）家里，两年后，杰林斯将以最佳男主角的身份获得历史上第一个奥斯卡奖。他们在芝加哥结识了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跟电影导演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尔瑙（Friedrich Wilhelm Murnau）交了朋友，他带着他俩参加了其电影《日出》（Sunrise）的首映式。克劳斯·曼写信告诉父母，“这是虚荣的盛会”。他一方面觉得首映式的场面令人振奋，一方面又觉得讨厌：他“对电影本身没有丝毫兴趣”。[130]他们俩自己计划在好莱坞拍电影，而且要把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国王陛下》搬上银幕。艾丽卡饰演一个角色，克劳斯跟人合写电影剧本，有从影经验的朋友艾里希·艾博迈耶（Erich Ebermayer）特地帮他们设计了电影脚本的框架。但这一计划流产了。
除夕，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导演路德维希·贝尔格（Ludwig Berger）家里欢度节日。这一夜，克劳斯·曼在派对上跟好莱坞的第一个女明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调情，而《汉诺威信使报》（Hannoverscher Kurier）就“您在新一年里做什么？”的问题刊印了《克劳斯·曼的回答》（Antwort von Klaus Mann）一文，人们在元月一日可以读到：“我暗地里打开了你们给父亲的信，决定不把这个问题告诉老人家。或许是你们搞错了，本想询问我的工作计划如何——这就要由我而不是他来答复。抑或你们没有弄错，的确是要问他——那就更要由我来答复了。”父亲正在写一部关于《圣经》里约瑟的长篇小说。“风格——关于风格，我现在只想说：不怎么样。这类风格也许还可以写，读是读不下去了。我本人正在以韦德金德的风格写四部滑稽歌舞剧，我在剧中扮演列宁，跳查尔斯顿舞。在最后一组画面里，十二个女孩在切腹。再多我就不说了。”[131]
像罗伯特·诺伊曼（Robert Neumann）的这种讽刺性仿效之作是公众对克劳斯起步当作家的反应，这种反应现在仍旧非常强烈，积极的评价少而又少。克劳斯·曼像是生怕那些想恶心他的人找不到攻击他的把柄似的，在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写就了一篇政论文，他的出版社将其单独出版：《今天与明天——论年轻的精神欧洲之现状》（Heute und Morgen. Zur Situation des jungen geistigen Europas）。这篇文章糅合了海因里希·曼的《理性的专政》（Diktatur der Vernunft），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Graf Coudenhove-Kalergi）的泛欧运动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空想精神》（Geist der Utopie）——克劳斯尝试着将刚读到的东西拼凑成为欧洲青年的一项伟大纲领。批评家们看到的是异想天开和不成熟的想法，还有使用政治概念方面的不老到。克劳斯·曼的那种“我来了”的气概更是火上浇油了。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在《世界舞台》上嘲讽说，克劳斯·曼是“职业青年”，“在严肃的书评中当然不用”提到他。[132]克劳斯·曼过去对政治问题没有一丁点兴趣，他的发展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为了一个和平的欧洲而振臂疾呼；告诫知识分子，不要重蹈1914年的覆辙。克劳斯·曼在他1927年的政论文中还谈到“精致法西斯主义（Edelfaschismus）”的危险：“1930年属于军事独裁吗？好吧，我们这样的人到那时将生活在流放之中——可以肯定的是，1935年时人们已经改变主意了。”[133]
克劳斯·曼在美国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他自认为“很不错”。“小说叫《中国的对面》（Gegenüber von China），地点在好莱坞，讲述了一个年轻男演员，他让人对鼻子动了手术。”[134]这一次不是讽刺的模仿之作。
姐弟俩在考虑，他们的环球旅行还应该去哪儿。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后，他们想继续前往亚洲和苏联，并在不断地寻找旅行所需要的钱。父母提醒他们最好尽早回家，对此，两人在写的很多封长信中置之不理。
在此期间，卡蒂娅·曼一直在向他们俩通报家里发生的事情。按照母亲的说法，莫妮卡喜欢“假装参加少女聚会”，聚会完了总要到早上6点才回家。她也有崇拜她的人。“不管怎样，她在享受着生活，这让母亲十分开心。”戈洛刚从柏林写来“满意而充满欢乐的信，我差不多相信，他完全变了个人”。在谈到家里时，也没少提到幼子米夏埃尔。他昨天跟母亲说：“父亲大人会满足麦迪的每一个愿望，我的愿望却一个也不满足。对我来说，好在不是父亲大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真是件幸运的事。”[135]托马斯·曼也听到了8岁儿子的话，他没太当真。在给艾丽卡的信中他写道，“我要是这样的话，当然会注意的”。[136]
戈洛·曼写回家的信听起来是那么开心，他却需要能向皮埃尔·贝特鲁吐露心声的机会。这位朋友写信告诉父母，说戈洛抱怨人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名人父亲的儿子来看待；父亲对他态度冷淡，让他很不好受。他曾说过，他父亲“似乎从未给他写过只字片语”——戈洛甚至以《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为例。他在父亲那里是那样无足轻重，在这篇小说里连他的影子都没有。尽管如此，戈洛对父亲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间长了，这位法国人受不了他的这位德国朋友总是不停地谈论他的家庭和父亲。贝特鲁写信给父母，说戈洛的命运当然比较悲哀，但“托马斯·曼的命运也很悲哀；围绕着他的都是些杂碎、难缠和超级紧张的事”。[137]
这两个朋友在巴黎上夏季学期。戈洛想在回到柏林前积累些实际经验，便以一个热忱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去体察普通工人的生活。他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南部的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煤矿里当矿工。他在干苦活时显得笨手笨脚，矿工们表现了排斥的态度。最终他碰伤了膝盖，不得不离开那里。好在他能够在报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介绍在矿山劳动的经验。那家报纸把他当作“托马斯·曼的二儿子，克劳斯·曼的弟弟”来加以介绍，这是无法避免的。戈洛·曼在文章里介绍了工人们的小资梦想和缺失的革命意志，对此他感到困惑。他写道，作为大学生必须参与工人的“解放”，别指望工人自己会发动革命。[138]
戈洛·曼在劳西茨地区的煤矿工作了没有几周时间，却是托马斯·曼家里唯一一个成员，也是唯一的一次——靠体力劳动去挣钱。
7月，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结束环球旅行回国：他们从美国前往夏威夷（Hawaii）、日本和朝鲜，又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最后经华沙回到柏林。他们经历了许多事情，结识了很多人，也欠下了巨额债务。在东京时，萨姆埃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给他们寄了一笔钱，让他们能够继续旅行，这笔钱算是预付款，资助他们写作一本关于其旅行的书，现在，他们不得不写这本书。他们各自的爱情关系都已破裂，且不谈这些关系当年到底有多当真。在此期间，帕梅拉·韦德金德在跟比她大28岁的剧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谈情说爱；这一消息对艾丽卡的打击似乎比对她弟弟还要大。艾丽卡跟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对此，同性恋的格伦特根斯并不感到特别伤心。艾丽卡去美国时给他留下了一屁股的债，还破坏了跟“他的”剧院所签订的合同。[139]他们没有太大争吵就分手了，1929年1月，两人离婚。格伦特根斯这个名字她反正几乎没用过。现在，她又正式叫艾丽卡·曼了。
图6 1927年的曼氏一家：（左起）莫妮卡、米夏埃尔、戈洛、卡蒂娅、托马斯、伊丽莎白、艾丽卡和克劳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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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的《到处游历——一次世界之旅的冒险经历》（Rundherum：Abenteuer einer Weltreise，以下简称《到处游历》）出版了。他们俩没花多少时间便把这本书搞定了，很多内容都出自克劳斯·曼在美国写的游记，其他部分则简单地勾勒，一蹴而就：跟所有名人，特别是在美国的相遇相识，他们的各种经历，还有为挣钱而付出的各种努力。这本书格调轻快而肤浅，态度严谨的费舍尔出版社在《德国图书贸易交易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为该书打的广告上干脆说明，作者们“没有进行批判性的观察，也没有对这些国家和人民进行深入的思考”。[140]确实如此：透过豪华旅馆和高级饭店的玻璃窗，他们没有真正看到实处。这本书是他们这次旅行的真实写照：一对出身名门的姐弟凭借诙谐、大胆和父亲的名声闯荡世界，把他们的旅游经历写得非常吸引人，趣味横生，却主观得一塌糊涂，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想另辟蹊径，写出另一种格调。出版社不久又印行了第二版，有一些评论还很不错。对此，雄心勃勃的克劳斯·曼好像并不苟同：“当年对严肃的《四人歌舞剧》就这德行！”[141]
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充当曼氏家族的崇拜者。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就觉得讨厌。《到处游历》一书出版后不久，他就在《世界舞台》上讽刺“诗人的孩子们”的环球之旅和他们对私人生活的公开渲染（“艾丽卡·曼抵达柏林，为了结婚、离婚、复婚和出席葬礼”），嘲笑克劳斯这位年轻的作家，讥讽他为宣传自己而大吹大擂（“克劳斯·曼在草拟他的第100个广告笔记时扭伤了右臂，所以今后几周讲话不方便”）。[142]
皮埃尔·贝特鲁回法国去了。戈洛·曼借此机会也离开了柏林。他想在海德堡继续学业，之前不得不接受一次膝盖手术，那是在矿山劳动受伤的结果。四年前，戈洛已经接受过一次膝盖手术，之后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抑郁症，正如他猜测的那样，是麻醉引起的。面临手术，他现在忧心忡忡。两个星期后，他告诉皮埃尔·贝特鲁，不仅一切都很顺利，他父亲甚至来到病床边探望过他，父亲是“自己开车来的；两人的交谈非常有用，气氛很轻松；真是个值得怀念的经历”。[143]
克劳斯·曼一直在路上，他从不在一个地方逗留得太久；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好像旅行是他的第二天性一样。4月，克劳斯写信给艾丽卡，介绍他在巴黎的生活。他称艾丽卡为“我的第一情人”。虽然天性开朗，充满着冒险精神，在他生命的天空中当然也会出现乌云。克劳斯告诉姐姐，“忧郁的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144]一再把他推向深渊，死亡的念头经常成为一种危险的深切渴望，而后生命又成为胜利者。写信告知忧郁症后两周，他又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充满欢乐的情绪。有位朋友让他介绍巴黎的夜生活，那人为他们俩花了很多钱，“做得非常理智，非常有情趣，非常温柔。亲爱的艾丽卡，我们也逛了妓院；他跟一个小矮胖姑娘拼命地干，干得她嗷嗷直叫；一个黑丫头特别妩媚动人，我上她时却硬不起来，让她也很不好受”。[145]
阿达贝特·德吕墨（Adalbert Droemer）是莱比锡科瑙出版社（Knaur Verlag）的总经理，他给了托马斯·曼一个诱人的出版计划。德吕墨想出版廉价的大众版《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位出版商给托马斯·曼10万马克的稿酬。托马斯·曼前往柏林，跟萨穆埃尔·费舍尔商谈。这位出版商拒绝了；他看不上大众图书市场，但更不想放弃该书的版权。在出版社跟其最重要的作家的关系处于危机之际，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的机会来了。萨穆埃尔·费舍尔的这位女婿在跟布丽吉特·费舍尔（Brigitte Fischer）订婚时许诺，放弃医生的职业并于1925年进入出版社工作，他提出了自己的出书预算。最终，萨穆埃尔·费舍尔改变了主意。费舍尔出版社自己出版了大众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正当托马斯·曼成就了一生中最大生意之际，世界经济跌入了一场最严重的危机之中。10月24日，即“黑色星期四”，纽约股市大幅下跌，一个巨大的投机泡沫破裂。危机给德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何况因战争的后果和赔款，国家本来就遭到了削弱：贷款被撤走，生产在减少，失业在增加。不久前，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去世，他是外交部部长，也是推动德国跟法国与欧洲和解的中流砥柱。
托马斯·曼关心的自然是其他事情。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等待，让评委会去作决定，以满怀信任的眼光注视着命运的发展——托马斯·曼不大喜欢这么做。好几年来，他力图摸清斯德哥尔摩的气氛，对那些他认为有影响力的人物施加影响。格哈特·霍普特曼作为最后一个德国人，于1912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虽曾多次力荐托马斯·曼，却一直未果。1929年10月，托马斯·曼写信给霍普特曼：“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消息说，经过一帮中学教师的大力举荐和宣传，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怎么看待这一消息？”他觉得选上这位德国诗人和剧作家“既荒唐，又耸人听闻”，“整个欧洲都将挠头表示无法理解”。托马斯·曼保证，他说得“很客观”，他自己“得生活下去”（从物质的意义上）并衷心希望“聪明和重要的里卡尔达·胡赫（Ricarda Huch）”获得该奖。“可霍尔茨呢？！那真的会惹起众怒，所以一定要采取点什么行动来加以阻止。”[146]霍普特曼对这种“把自己绑架到曼氏荣誉战车上”的微妙企图感到好笑。即便如此，他还是照办了，以便阻止和他结下梁子的霍尔茨当选。[147]他叫一位朋友，名叫汉斯·冯·徐尔森（Hans von Hülsen）的记者在瑞典报纸《今日新闻》（Dagens Nyheter）上写一篇相应的文章。托马斯·曼对徐尔森表示感谢。他希望，徐尔森的文章“能对上面起到警示作用”。“不”能出现“某种愚蠢的情况”。[148]托马斯·曼在给汉斯·冯·徐尔森的信中着重强调了“不”字。三天后，阿尔诺·霍尔茨告别人世。
11月12日下午，一封电报送到了慕尼黑的波辛格大街。卡蒂娅·曼派宝贝女儿伊丽莎白送到父亲的书房，孩子们一般是不可以进去的。她在弟弟米夏埃尔的陪同下，把电报交给了父亲。托马斯·曼荣获192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大部分德国媒体都备受鼓舞，把这一大奖当作民族的荣耀。获奖通知公布后的第二天，自由派的大报纸《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和对托马斯·曼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列举了所有那些“至少同样有资格获奖的诗人”，谈到“这样一种奖项的忧伤阴影”。“像阿尔诺·霍尔茨不也有获得该奖的权利吗？鉴于这种情况，他的去世让我感到双重的痛心疾首。”[149]
克劳斯·曼在柏林获悉了这一消息。“真是蓬荜生辉啊”，他在给艾丽卡的信中这样写道。“所有的人都向我道喜，从银行家夫人到理发的。”他本人“真的是由衷地高兴”。[150]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父亲的荣誉给他带来的“忧伤阴影”只会更大而不是更小，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当朋友艾里希·艾博迈耶向他祝贺父亲获奖时，他在回信时只用了正好一个句子来谈这个问题：“确实，拿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伟大而美好的事情。”[151]几天后，他在写信跟姐姐聊天时顺便说到，他“偶尔服用点吗啡”。[152]
12月10日，托马斯·曼在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v V.）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妻子的陪同下，他要驾驭一个盛大和庄严的典礼。卡蒂娅·曼在给艾丽卡的信中写道，托马斯·曼说话时“精神抖擞，兴致勃勃，每一个中午，每一个晚上，无不如此”。在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宴会上，他的演讲“真的是超群绝伦——也难怪，其他人也不过是些自然科学和专业人士”。[153]奖金额相当于19万马克（今天的奖金额约为90万欧元）。获得诺贝尔奖还促销了托马斯·曼的书籍，尤其是大众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年后，该书廉价版的销售超过了100万册。
德国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经济危机之际，正是曼氏家族在经济上巅峰的一年。所有的孩子也都应该沾些光。艾丽卡和克劳斯被免去了他们在环球旅行时欠下的债务。他们俩却不那么开心，因为本来就没想过要还这笔钱。戈洛被告知，因为给大姐和大哥免去的债务数额巨大，他也可以要一个比较昂贵的礼物。戈洛决定要一台留声机。
12月，克劳斯·曼的长篇小说《亚历山大》（Alexander）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这原本是父亲的出版社，《到处游历》出版后也成了克劳斯的出版社。小说叙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泛情色空想：一个胸怀世界的征服者，其动力来自对男友克雷托斯（Kleitos）的爱情。小说对历史事实自由发挥，让不少批评家气愤不已：《世界舞台》杂志评论说，这本书“幼稚”，类似于“轻歌剧”。其他评论则指出作家克劳斯·曼的进步发展。[154]克劳斯·曼的最初几本书曾经招来铺天盖地的注意力，现在，这部长篇小说发表后没有引发那种喧闹，或许是因为兴趣在减退，或许是托马斯·曼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头盖过了儿子的这部作品。
“不得了啦，我冻死了！冻得受不了了。”圣诞前夕，莫妮卡·曼从巴黎写信回来。她在那里上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在给姐姐艾丽卡的信中却更喜欢谈其他事情，比如天有多冷。而天冷也有它的好处：山中有积雪，她想去萨瓦省的阿尔卑斯山（Savoyer Alpen）滑雪，对此，“莫妮佳（Monigga）特别期待”。她们的滑雪团队有60人之多，“可能会很有趣”。身处异乡总有点伤感，莫妮卡继续写道，其字体飘逸、隽秀，却有别于家人的风格。她说吃得太多，裙子嫌紧，下个星期一去剪个“短短的齐刷刷的男孩头”。她有一件连衣裙，黑底色带点彩色的绣花，“很有艺术感，把我衬托得十分靓丽”。莫妮卡在社交方面也有收获：“巴黎市长很喜欢我，最近在舞会上跟我密切互动。”[155]
1929年，艾丽卡·曼在慕尼黑摄政王剧场演出的席勒《唐卡洛斯》（Don Karlos）里扮演女王伊丽莎白，受到相当的好评。接下来，她在巴伐利亚国家剧院1929～1930年的冬季演出季登台演出。她不喜欢要她扮演的角色，就向总经理表示不满。这位刚满24岁的女演员写信向总经理挑战，要求扮演其他角色，所用的口气肯定让他感到惊愕不已。艾丽卡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不久，艾丽卡·曼在柏林投入演出，而不是继续在慕尼黑生气。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在德意志剧院导演了安德烈-保罗·安东尼（Andreˊ-Paul Antoine）的法国通俗喜剧《可爱的女敌人》（Die liebe Feindin），让他前妻出演一个小角色。3月11日为首场演出。该剧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准备延长演出周期。可艾丽卡·曼又撂了挑子，她又有了其他打算，想跟弟弟克劳斯一起开车去非洲旅行。托马斯·曼不得不出马帮忙，请剧院老板马克斯·莱因哈特更换角色。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暴跳如雷。对他来说，话剧就是一切，他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拿这么成功的一出剧不当回事，如此轻易地放弃，只是为了一次寻欢之旅，既没有特别的缘由，也没有什么必要。接下来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一年后，克劳斯·曼在给艾丽卡的一封信里影射此事：“是吧，将来一旦事业前景在召唤，就立刻取消驾车旅游！——你的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他还补充道：“我恨透他了。”[156]
年初，艾丽卡和克劳斯·曼驾车旅游，经瑞士去法国南部和西班牙，最后来到北非。克劳斯·曼从摩洛哥的非斯市（Fez）给一位朋友写信：“几天来，我们在一个童话般的阿拉伯城市——你根本无法想象它有多阿拉伯，我们住的旅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他还补充说：“我们在吸大麻（别告诉别人！）。”[157]吸毒的实验失去了控制。艾丽卡·曼经历了一场恐怖之旅。在姐弟俩的通信往来中，“非斯”变成了一个暗语，象征着他们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之一。
德国在讨论同性恋。国会也在讨论《刑法》第175条——该条款禁止同性恋，违者受到惩罚——讨论的焦点是放开抑或按照右翼保守派的要求甚至加大惩罚力度。托马斯·曼公开发表了意见：“这一条款必须取消。”对成年人交换“性的温柔进行暗中侦探，有失于一个法治国家的体面”。他要求“多一点幽默，多一点理智，多一点人性”！“雅典并非因为男童之爱，而是因为它的政治无能才走向毁灭的，而我们始终有可能重蹈其覆辙，哪怕祖国更严厉地对待同性恋。”[158]
暑假，曼氏夫妇带上三个小的孩子去立陶宛的奈达（Litauen，Nidden）。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上一年见识了库尔斯沙嘴（Kurische Nehrung），他们特别喜欢东海的沙丘景色，所以在那里找了一个度假房。他们于7月第一次前往那里。母亲在给艾丽卡的信里说，抵达目的地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全村空无一人，港口却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所有的人，渔民也好，游泳的人也罢，都摩肩接踵，伸长了脖子，掏出照相机，享受着我们乔迁新居的热闹场面”。房子“漂亮极了”，“几乎是尽善尽美”。连陪同父母一起来的莫妮卡也受到了热烈情绪的感染。母亲写道，“我们的梦勒（Mönle，即莫妮卡）情绪不错”，她“最后也心情舒畅了！”[159]
四个星期后，该跟艾丽卡谈谈正经事了——关于钱的事。母亲写道：“虽然有得罪你的危险，我还是必须说出来，你今天要钱让我堵得慌。”父母亲最近为艾丽卡和克劳斯“花了很多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作为礼物免去了他们的债务，母亲迫不得已刚往非洲寄了1700马克，“现在又要650马克，全部都意外地要从邮局汇款，这让我非常不爽”。他俩要钱的方式也够气人的，“总是在最后的节骨眼上：前不久，为了给克劳斯寄300马克，我不得不直奔邮局，今天是20号，你又来了，为了一张22号要到期的汇票”。在宣泄了这段火气后，母亲用这句话打住：“还有这等事！”写到这里，她已经平静了下来，又讲述起家里的新情况：父亲在小说《约瑟》的写作方面进展良好；她父母很快要来访；另外她的同胞弟弟克劳斯已经来过奈达，他是个“相当可爱的客人”，虽然“以对牛弹琴的方式努力教育比比，而不是回到胡布西（Hubsi）”，即他自己儿子那里。[160]
经济处于谷底，失业人数在飙升：股市崩盘前的1929年10月，失业人数为150万，到1930年底，已经接近500万。在德国大城市周围，形成了简陋小木屋组成的棚户区，失业人员穿梭于全国各地到处打工，赈灾食堂仅仅能够减轻一点饥饿的苦难。[161]由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于1930年破裂。之后组成了由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借助于兴登堡总统签署的紧急法令执政。9月14日的国会选举给极端政党，尤其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贬称“纳粹党”）带来许多选票，使该党成为第二大政党。“纳粹”在议会的议员人数达到107人，之前为12人。选举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政党的人数超过了600万。两周后，克劳斯·曼在给艾里希·艾博迈耶的信里写道，他“害怕希特勒的独裁专制”。[162]10月17日，托马斯·曼在柏林的贝多芬大厅向德国民众发出号召，面对那些极端势力及其“暴力独裁”，站到社会民主党人一边，捍卫共和，跟敌人作斗争。[163]纳粹党人的战斗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 Beobachter）愤怒地发表长篇文章，反击托马斯·曼为社会民主党所作的“宣传讲话”，指责他“显然受到犹太人的指使”！[164]
至此为止，戈洛·曼在海德堡集中精力学习。之前的几个学期，他在学习上很盲目，现在，哲学成了他的主专业。戈洛想在他敬佩的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那里写博士论文。本来最让他感兴趣的专业是历史，但德国各大学讲授的历史局限于本民族的角度，这让他兴趣全无，遂把历史贬为副专业。9月的选举把戈洛·曼从故纸堆里震醒。一位朋友带他去社会主义学生会，一个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其主要对手是纳粹大学生。戈洛·曼很快便成为该会刊物《社会主义大学生》（Sozialistische Studenten）的主要评论员。他在1931年1月非常感叹地给自己和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会在大学生中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虽然纳粹“在精神上是如此卑鄙无能”。只要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潮流的主要著作加以对比，立刻就能看到鲜明的例证：马克思的《资本论》（Kapital）跟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戈洛·曼写道，前者是“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浸透着德国哲学的成果，保持了德国智慧的最高水平”，后者则“是一部主观自负之作，在几个月内匆匆写就，语言上粗俗不堪，思想上草率得无以复加”，封面上的作者“蓄着一撮精心打蜡的小胡子，姿势像个女佣们在1900年崇拜的偶像”。戈洛·曼继续写道，民族社会主义反对什么，这很清楚，但它追求什么，却不那么清楚。把民族主义和各国之间的争斗宣布为积极的目标，实在是可悲至极。“纳粹分子在世界观上需要一个藏身的屋檐，却没有能力去建造一个新的，于是再一次把陈旧的、四处漏风的民族主义洗刷出新；我们正在经历最后一场死灰复燃，其撩拨的火焰完全有可能吞噬人类近两千年来所创造的一切。”[165]
图7 1930年夏天在奈达的新度假房前：阿尔弗雷德（右三）和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右二），伊丽莎白（左一）、戈洛（左二）、卡蒂娅（左三）和托马斯·曼（右一）
艾丽卡·曼不时在问自己，如果要她去小地方演出或者扮演她不喜欢的角色，是否真的还想当演员。旅行，最好是开车旅行，给她带来的快乐跟舞台一样多。1931年初，她跟着参加了一场横穿欧洲的汽车大赛，这是上层社会所热衷的一种享乐方式，比赛由汽车俱乐部ADAC和福特公司举办。陪她参赛的是少年时代的男闺蜜里奇·哈尔加藤，克劳斯没有驾照。比赛进行到10000公里处，他们俩在15个车队中率先冲过终点。在环球旅游并出版了《到处游历》一书后，艾丽卡·曼间或给报纸写些文章，报道一些类似汽车大赛之类的经历。在3月的《速度》（Tempo）杂志上，艾丽卡·曼发表了一篇文章并总结性地写道：“不久之前，出现了一种新型女作家，在我看来，她们最有前途：这些女作家以文章、戏剧作品和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她们不表明观点，不触及自己的灵魂，本人的命运与作品没有丝毫干系，她们进行报道而不是忏悔。这些女作家对世界十分了解，知之甚多，风趣，聪慧，而且有让自己置身事外的本领。”[166]不过，这些特点均不适用于艾丽卡·曼本人，因为她的文章只涉及艾丽卡·曼自己，还有她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在旅馆吃果酱时的各种经验，因为超速行驶而收到的罚单，“我是如何结识汽车修理工的”，在“父母家中与各种名人打交道”，等等。“没有干系”，“置身事外”：若用这些词语来形容风情万种的艾丽卡·曼，那就大错特错了。
她弟弟戈洛在海德堡继续跟纳粹同学激烈辩论。作为政治对手，双方在游行或集会时，或在教授们的讲座课及讨论课上相遇时，一方要维护，一方要捣乱。戈洛·曼在大学生报纸上写文章，一再攻击民族社会主义在智力上的浅薄。戈洛写道，纳粹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大学同学最愤愤不平的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167]海德堡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弗里德里希·贡多夫（Friedrich Gundolf）经常邀请戈洛来家里，并给他写了一首诗：
他用笔头而非刀剑，
去刺激顽固的小爬虫。[168]
终于有一天，那些不太聪明的人反击了。一帮大学生将戈洛·曼团团围住，用棍棒打他，直到一位朋友把头上冒着鲜血的他解救出来。
最近一个阶段，克劳斯·曼的信件发自不同的地方：瑞昂莱潘（Juan-les-Pins）、邦多勒（Bandol）、柏林、慕尼黑、巴黎……他在8月写了类似诗歌的《向第1200个旅馆房间致敬》（Gruß an das zwölfhundertste Hotelzimmer）。
为了过圣诞节，克劳斯·曼坐车回家。“跟戈洛聊天，很有意思，先谈政治，后谈情色之事”，他在日记里写道——几周前他开始记日记。慕尼黑父母家中的气氛让他们俩感到压抑。兄弟俩都谈到“家庭生活和各种负担”。戈洛·曼差不多跟克劳斯同时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称父亲为“TM”或“老头儿”，而从不像其他兄弟姊妹那样用“魔术师”来称呼。戈洛写道，“老头儿”在他眼里“既倔强又陌生”。“我不能说，在这里感觉很好。”他在圣诞夜的前一天写道：“我们经历了多么苦难的童年啊。”[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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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在慕尼黑的联合大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妇女和平大会。里奇·哈尔加藤的母亲康斯坦采（Constanze）是组委会成员之一。法国女作家玛赛·凯皮（Marcelle Capy）为主要演讲人。艾丽卡·曼将朗诵几篇文章，但她病了，发烧，本应当卧床休息。可她在克劳斯的陪同下硬撑着参加大会。克劳斯·曼在日记里记道：“纳粹小儿企图挤进会场进行捣乱，搞得人心惶惶”，引起了“短暂的混乱”。[170]比起当晚的后果，更严重的是其他一系列的反响。三天后，《人民观察家报》撰文谈到“慕尼黑和平主义者的丑闻”和“反对德国国防的煽动性宣传”。艾丽卡·曼的登场“特别令人作呕”。她是个“妄自尊大的臭丫头”。“‘曼氏家族’已逐步演变成慕尼黑的一桩丑闻，到了适当的时机必须了结。”其他纳粹报纸也攻击会议的举办者，尤其是艾丽卡·曼。她弟弟伸出援手，以慎重的口吻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晚情况的反驳文章。一个纳粹评论员发誓“要好好警告他一下”。[171]艾丽卡·曼的回击跟弟弟不同：她状诉纳粹报纸进行诽谤，还打赢了官司。
这对周游世界的姐弟对所有的狂热与堕落寄予同情，早已招来了批评家们的抨击。这些批评家希望在德国的舞台上和小说里看到坚强的、捍卫民族荣誉的年青一代。现在，艾丽卡和克劳斯·曼也像父亲一样，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敌人。
1932年1月，克劳斯·曼又一次前往巴黎，见到了他崇拜的伟大偶像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克劳斯在日记里满怀激情地记下了跟纪德度过的那个下午，说纪德“热情，知识渊博，狡黠，有好奇心，深奥莫测”。他记下了纪德的一句名言：克劳斯“有巨大的能量去要一个东西，却没有一丝能量去拒绝一个东西”。纪德所指，主要是毒品，从1929年秋季开始，毒品已成为克劳斯·曼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跟纪德见面前一周，他在日记里对可卡因与吗啡的不同功效进行了详细描述：吗啡“对身体作用强”，见效快；可卡因“更容易上头”，不容易让“身体似腾云驾雾般酥爽”。跟纪德交谈三天后，克劳斯·曼见到了老朋友——作家让·科克托（Jean Cocteau），两人一起抽鸦片。克劳斯·曼觉得鸦片跟吗啡基本上差不多，“略淡一点，医疗功效少一点”。[172]第二天，他又试了一点新东西，并写信告诉姐姐艾丽卡：他注射了海洛因，“因为我可是一个好奇的小不点”。毒品“确实让人舒坦，着实有用”。[173]要拒绝一样东西也真不是克劳斯的天分。
在毒品方面，艾丽卡·曼也好奇，也喜欢尝试新东西。一年半前，克劳斯·曼就曾开玩笑地给她写信，叫她不要“享用太多的‘奥卡（Euka）’”，即他俩经常服用的吗啡衍生品羟考酮（Eukodal）——“它会败坏整个性格”。[174]其实她对毒品也有瘾，但比弟弟更能控制住毒瘾，也没有不断地加大剂量或增加吸毒的次数。对外，她比克劳斯掩饰得更为巧妙一些。
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对毒品的迷恋让姐弟俩亲密无间，他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游历，一旦不在同一个地方相聚，就相互写信。艾丽卡不喜欢公开谈论情感，而克劳斯间或会迫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1932年1月，他在尝试各种毒品时写信给姐姐：“左手托着全世界，右手托着你——你看，在飘悬中保持着平衡。”[175]
米夏埃尔继承了曼家的传统：他不是个好学生。早在二年级（现今的六年级）时威廉文理中学就已经抱怨“他有烦躁不安的倾向”，直到拿年终成绩单前不久，母亲还非常担心幼子能否升级。[176]他还是升级了，但在文理中学的第三年，学年刚过三分之一，暑假时他拿着成绩单回家，数学、拉丁语和自然课的成绩是“差”。到了圣诞节，他的糟糕成绩就更糟糕了：拉丁语和数学甚至拿了“不及格”。[177]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反正年度成绩单是没什么好结果了。卡蒂娅·曼在这一学年结束后作出决定，把她的小儿子也送进寄宿学校。1932年复活节后，米夏埃尔去位于上巴伐利亚的新博伊恩宫殿邦教育学校（Landerziehungsheim Schloss Neubeuern）上学。
3月7日，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做了一个梦，令人毛骨悚然：纳粹强迫魔术师自杀，之前因为一篇关于奶油问题的文章早想把他抓起来；而且要他开枪自杀，心口带着枪伤，从六楼跳下去（这发生在下一场总统选举之前，那场选举中希特勒终于得逞）。我在恐惧中惊醒了。”[178]
右翼和左翼激进党派，尤其是右翼党派的支持者大增。4月举行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之前托马斯·曼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德意志之深思熟虑的胜利》（Sieg deutscher Besonnenheit）的呼吁。他希望“德国不要蜕变成为血腥的疯人院”。“我因此而厌恶那种自称为‘民族主义’的卑鄙混杂物，厌恶伪装的革新，其本身不过是一场愚蠢和漫无目的的混乱，只会制造混乱与不幸，这种由陈腐的循规蹈矩和大众闹剧拼凑而成的破烂大杂烩，高中德文老师在它而不是一场‘人民运动’面前卑躬屈膝，它不过是打着革命的幌子，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在欺骗人民和毒害青少年。”[179]
5月，戈洛·曼的博士考试在海德堡举行。考试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戈洛交上了一篇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论文，卡尔·雅斯贝尔斯不满意，答辩考试的成绩也一般。戈洛·曼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于有抱负、寻求认可的戈洛·曼来说，这不啻一个失败，他曾对自己博士论文的重大意义有过憧憬：这篇论文“可以成为曼氏家族的理论基石”。[180]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家中第一个能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就在他对分数感到气恼之际，父母亲非常自豪，送给他一辆汽车。戈洛·曼已经有了下一步计划：他想通过国家考试，成为一名文理中学老师，以后也许争取拿到一个教授职位。
克劳斯和艾丽卡·曼又在筹划一次驾车旅行。他们想在5月6日，即戈洛·曼博士答辩的日子，开始前往波斯的一次大型驾车旅行，同行的有朋友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Annemarie Schwarzenbach），她出生于一个富有的瑞士企业主家庭，跟克劳斯分享对毒品和对姐姐艾丽卡的激情，里奇·哈尔加藤也同行。可就在启程的那一天，里奇·哈尔加藤自杀身亡。姐弟俩如五雷轰顶。克劳斯·曼是因为跟哈尔加藤一样，深知抑郁和对死亡的渴望意味着什么，朋友之死犹如一道闪电在他身边闪过；艾丽卡则是因为她曾经把这件事看作自己的任务，即通过自己的强势和对生活的勇气来劝阻情绪波动的里奇，不要受到死亡的诱惑。为了转移注意力，艾丽卡和克劳斯·曼跟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随即一同开车前往威尼斯。父亲忧心忡忡。他本人已失去了两个因自杀而亡的妹妹——1927年，尤莉亚·曼（Julia Mann）继卡拉·曼（Carla Mann）之后也寻了短见。托马斯·曼写信给艾丽卡表示安慰。艾丽卡还在反思，本来是否有可能阻止“里奇犯浑”，并以此来折磨自己。父亲写道，她已经尽到了“朋友所能尽到的责任（并非所有朋友都如此），支持他并打消他对死亡的憧憬。没有你和你对他的权威，他肯定早就服从他那迷惘的心绪并行使死亡的自由，只不过这一次你没能阻止他而已”。[181]艾丽卡感谢父亲的安慰，说他写得“总体上是对的”，“却也不尽然”。[182]她的力量还没有大到足以阻止里奇自尽，“这太让人伤心了”。
年初，克劳斯·曼的两本书同时出版。一本是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无穷无尽里的碰头地点》（Treffpunkt im Unendlichen），讲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故事，描写了爱情、毒品和自杀。老出版商萨穆埃尔·费舍尔将此书称为克劳斯·曼“第一本真正的书”。[183]相反，批评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法兰克福报》上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克劳斯·曼具有写作天才，将他的龌龊生活照抄不误，却没能从中领悟出某种意义，还自我感觉良好。”克拉考尔的结论是：“一个被污染了的天才。一部粗制滥造的作品。”[184]
克劳斯·曼年初出版的第二本书叫作《这个时代的孩子》（Kind dieser Zeit），一本回忆录。他以25岁的年纪，用欢快的语调公开回顾其一生：慕尼黑的孩提时代，夏天在巴特特尔茨度过的田园时光，父母家中保姆的管教，相距遥远的父亲，往往只能通过雪茄烟的气味才能感知到他的存在；他写到母亲——儿子心目中的英雄，在世界大战期间和艰难的岁月里要照顾好一大家子，这一任务造就了她；最后，克劳斯还描述了他无羁无绊、敢于冒险的青春期。这本书写到克劳斯·曼开始作家生涯时结束。这是一本呼唤美好时代的书。恩斯特·克劳依德（Ernst Kreuder）在《傻瓜》杂志上写道：“这本书读起来这么顺畅，始终让人感到惋惜，要知道书中所写的年代曾是那样的艰难与沉重。”然后他又表示怀疑：“难道并非如此吗？”这样看待并向公众展示他的青少年时代，对克劳斯·曼来说是一种需求。克劳依德觉得这本回忆录缺少距离感：“非要现在就写吗？”[185]
托马斯·曼于7月初前往奈达，陪同他的是朋友、作家兼翻译家汉斯·赖西格（Hans Reisiger），其他家人两周后再去。7月31日举行国会选举。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获得37%的选票，成为议会的最大党，把其他政党远远甩在后面。但希特勒还不能执政。他没有绝对多数，而此时已经84岁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依旧凭借紧急法令支持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
选举前两周，克劳斯·曼曾坐在慕尼黑佳通饭店（Hotel Carlton）的咖啡厅里。他在日记里记录如下：“希特勒就坐在我身边的桌子旁，由一群魑魅魍魉陪伴着。其自卑感暴露无遗，也没有半点天资；他展示的魅力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带有某种性病理学的特征。”[186]
[1] Vgl. Jens/Jens：Frau TM，S.120
[2] Zit. nach Lahme：GM，S.26
[3] KM an TM，6.11.1920，in：KM：Rehherz，S.59
[4] 本文人物的完整姓名和昵称详见附录中的“曼氏家族一览表”。——编者注
[5] KM an EM，3.5.1922，TMA
[6] Vgl. KM an EM，26.9.1920，TMA
[7] KlM/EM an KM，［ca.8.6.1922］，MON
[8] KlM an TM/KM ［17.6.1922］，in：KlM：Briefe，S.10f.
[9] KM an EM，4.7.1924 ［richtig：1922］，TMA
[10] »Besondere Schulzensur«1916/17，zit，nach Ruhe gibt es nicht，S.37
[11] TM an Philip Witkop，12.3.1913，GKFA 21.1，S.515
[12] 托马斯·曼原计划写作一部题为《魔山》的幽默、怪诞的短篇小说，后来写成了一部两卷本长篇小说，他自己称其为“被扩写的短故事”。——编者注
[13] KM an TM，13.8.1922，TMA
[14] Martina Ewald an Paul Geheeb，11.8.1922，zit. nach Schaenzler：KlM，S.25
[15] TM an Ernst Bertram，8.7.1922，GKFA 22.1，S.440
[16] Zit. nach Manfred Görtemaker：TM und die Politik，Frankfurt a.M.2005，S.53
[17] 一位慕尼黑的女作家。（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18] KlM an EM，［Herbst 1922］，MON
[19] KlM an EM，［Herbst 1922］，MON
[20] KM an TM，［Oktober 1922］，TMA
[21] GM：Erinnerungen I，S.94f.
[22] TM an Paul Geheeb，30.5.1923，GKFA 22.1，S.481-483
[23] KlM an Paul Geheeb，12.6.1923，in：KlM：Briefe，S.14f.
[24] KM an TM，13.8.1922，TMA
[25] Vgl. Schaenzler：KlM，S.28
[26] TM an HM，17.10.1923，in：TM-HM：Briefwechsel，S.182
[27] KM an TM，2.10.1920，in：KM：Rehherz，S.51
[28] Vgl. KM an TM，12.2.1924，TMA
[29] KM an TM，1.2.1924，TMA
[30] KM an TM，3.3.1924，TMA
[31] Das Zeugnis vom 9.4.1924 ist abgedruckt in：Kinder der Manns，S.65
[32] EM an Lotte Walter，24.5.1924，zit. nach Lühe：EM，S.32
[33] MoM：Vergangenes，S.40
[34] Abgangszeugnis vom 26.9.1924，abgedruckt in：Kinder der Manns，S.65
[35] KM an EM，5.10.1924，TMA
[36] Vgl. KlM-Schriftenreihe Ⅱ，S.80
[37] KlM an EM，［ca.Juni 1924］，MON
[38] Vgl. KlM-Schriftenreihe Ⅱ，S.81f.
[39] TM an EM，19.9.1924，in：EM：Mein Vater，S.66
[40] TM an EM，19.9.1924，in：EM：Mein Vater，S.66
[41] Tgb TM，13.2.1920
[42] Tgb TM，28.9.1918
[43] Tgb TM，10.3.1920
[44] KM an EM，5.10.1924，TMA
[45] Zit. nach GKFA 5.2，S.113f.
[46] Hedwig Pringsheim an Dagny Langen-Sautreau，24./26.12.1924，in：Thomas Manns Schwiegermutter erzählt oder Lebendige Briefe aus großbürgerlichem Hause. Hedwig Pringsheim-Dohm an Dagny Langen-Sautreau，hg. von Hans-Rudolf Wiedemann，Lübeck 1985，S.47
[47] KM an EM，25.12.1924，TMA
[48] Kurt Hahn an GM，13.2.1925，in：Kurt Hahn：Reform mit Augenmaß.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ines Politikers und Pädagogen，hg. von Michael Knoll，Stuttgart 1998，S.118
[49] Zit. nach Lahme：GM，S.38
[50] KM an EM，6.3.1925，TMA
[51] TM：Von deutscher Republik. Gerhart Hauptmann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GKFA 15.1，S.515
[52] TM：Brief über Ebert，GKFA 15.1，S.949f.
[53] KM an TM，4.3.1925，TMA
[5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56
[55] Vgl. KlM-Schriftenreihe Ⅱ，S.78f.sowie Schaenzler：KlM，S.41f.
[56] Mann在此处有双重含义：既是姓，又指男人。
[57] Gedicht um 1925，zuerst 1999 veröffentlicht in：Ruhe gibt es nicht，S.61
[58] KM an TM，18.3.1925，TMA
[59] TM：Rettet die Demokratie！Ein Appell an das deutsche Volk，GKFA 15.1，S.978
[60] TM an EM，7.5.1925，GKFA 23.1，S.161
[61] TM an Ernst Bertram，14.6.［1925］，GKFA 23.1，S.167
[62] TM an Hanns Johst，16.9.1920，GKFA 22，S.369
[63] KM an EM/KlM，27.6.1922，TMA
[64] 卡巴莱小品剧为一种滑稽、幽默的舞台小品剧。
[65] TM：Gesammelte Werke in dreizehn Bänden，Bd.Ⅷ，Frankfurt a.M.1994，S.618-657，hier S.618 und 625
[66] Ernst Bertram an Ernst Glöckner，20.1.1926，in：TM an Ernst Bertram：Briefe aus den Jahren 1910-1950，hg. von Inge Jens，Pfullingen 1960，S.263f.
[67] TM：Gesammelte Werke in dreizehn Bänden，Bd.Ⅷ，Frankfurt a.M.1994，S.618-657，hier S.643
[68] KlM an EM，17.5.1925，MON
[69] Paul Geheeb an Thomas Mann，30.4.1925，zit. nach KlM：Briefe，Anhang，S.668
[70] TM an Paul Geheeb，4.5.1925，GKFA 23.1，S.158f.
[71] KlM an Paul Geheeb，16.5.［1925］，in：KlM：Briefe，S.19f.
[72] Paul Geheeb，27.6.1925，in：KlM：Briefe，S.21f.
[73] TM an EM，16.8.1925，GKFA 23.1，S.182f.
[74] TM：Über die Ehe，GKFA 15.2，S.1033
[75] Tgb TM，17.10.1920
[76] KM an EM，9.9.1925，TMA
[77] KM an EM，17.11.1925，TMA
[78] Zit. nach Schaenzler：KlM，S.48
[79]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68
[80] KlM an EM，11.10.1925，MON
[81] 指19世纪德国著名女小说家E.玛丽特（E. Marlitt）。
[82] 20世纪英国著名言情女作家。
[83]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Ⅱ，S.139
[84] KM an EM/KlM，26.10.1926，TMA
[85] TM an EM，6.11.1925，GKFA 23.1，S.201f.
[86] KlM an TM，6.11.［1925］，in：KlM：Briefe，S.27
[87] 又译作《西木卜里其西木斯》。
[88] Vgl. KlM an Stefan Zweig，12.12.1925，in：KlM：Briefe，S.28；der Brief von Zweig scheint verloren zu sein
[89] HP an Dagny Langen-Sautreau，8.3.1907，in：Thomas Manns Schwiegermutter erzählt oder Lebendige Briefe aus großbürgerlichem Hause. HP-Dohm an Dagny Langen-Sautreau，hg. von Hans-Rudolf Wiedemann，Lübeck 1985，S.26
[90] HP an Maximilian Harden，19.11.1909，in：HP：Meine Manns. Briefe an Maximilian Harden（1900-1922），hg. von Helga und Manfred Neumann，Berlin 2006，S.101
[91] TM an HM，27.2.1904，in：TM-HM：Briefwechsel，S.98
[92] KM an EM，7.1.1926，TMA
[93] TM：Pariser Rechenschaft，GKFA 15.1，S.1115
[94] Zit. nach GKFA 15.2，S.776f.
[95]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Ⅱ，S.150
[96] TM an EM，6.11.1925，GKFA 23.1，S.202
[97] KlM an EM，16.1.1926，MON
[98] Zit. nach TM：Essays Ⅲ，S.13
[99] TM an Philipp Witkop，2.4.1926，GKFA 23.1，S.225
[100] KM an EM，6.5.［richtig：6.］ 1926，TMA
[101] EM an Pamela Wedekind，Juli 1926，in：EM：Briefe Ⅰ，S.13
[102] KlM an Pamela Wedekind，26.7.［1926］，in：KlM：Briefe，S.37
[103] Tgb GM，30.10.1931，zit. nach Lahme：GM，S.43
[104] TM an Hugo von Hofmannsthal，7.9.1926，GKFA 23.1，S.245f.
[105] KM an EM，22.8.1926，TMA
[106] HP an Maximilian Harden，2.8.1912，in：HP：Meine Manns. Briefe an Maximilian Harden（1900-1922），hg. von Helga und Manfred Neumann，Berlin 2006，S.118
[107] KlM：Kindernovelle，Frankfurt a.M.1978，S.22 und 97
[108] L［ouis］ Frank an Kurt Hahn，11.11.1926，TMA
[109] Kurt Hahn an TM，13.11.1926，TMA
[110] 小说名为《约瑟与其兄弟们》（Joseph und seine Brüder），下文简称为《约瑟》。该小说分为四部，先后于1933年至1943年间出版。——编者注
[111] TM an Carl Helbling，15.11.1926，GKFA 23.1，S.261
[112] TM an EM，23.12.1926，GKFA 23.1，S.267
[113]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Ⅱ，S.166f.
[11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79
[115] TM an Ernst Bertram，28.7.1927，GKFA 23.1，S.308
[116] KM an EM，5.8.1927，TMA
[117] KlM：Aufsätze Ⅰ，S.130
[118] TM an Ernst Bertram，24.9.1927，GKFA 23.1，S.311
[119] Tgb TM，20.2.1942
[120] TM an EM/KlM，19.10.1927，GKFA 23.1，S.315
[121] KM an EM，19.10.1927，TMA
[122] KM an EM，1.11.1927，TMA
[123] TM an EM/KlM，19.10.1927，GKFA 23.1，S.316
[124] KM an EM，1.11.1927，TMA
[125] KM an EM，1.11.1927，TMA
[126]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28.11.1927 und 1.12.1927，in：Bertaux：Un normalien，S.116 und 121（im Original französisch）
[127]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3.12.1927，in：Bertaux：Un normalien，S.123
[128] Die Novelle ist unter dem Namen GMs erstmals 2009 erschienen：GM：Essays，S.31-46，hier S.41
[129]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20.12.1927，in：Bertaux：Un normalien，S.410
[130] KlM an KM/TM，［5.12.1927］，in：KlM：Briefe，S.52f.
[131] Zit. nach Mann oh Mann. Satiren und Parodien zur Familie Mann，hg. von Uwe Naumann，Reinbek bei Hamburg 2003，S.55
[132] Kurt Tucholsky：Auf dem Nachttisch（1928），in：Kurt Tucholsky：Gesammelte Werke，Band Ⅱ（1925-1928），hg. von Mary Gerold-Tucholsky/Fritz Raddatz，Reinbek bei Hamburg 1961，S.42
[133] KlM：Aufsätze Ⅰ，S.152
[134] KlM an Pamela Wedekind，5.2.1928，in：KlM：Briefe，S.54
[135] KM an EM，8.2.1928，TMA
[136] TM an EM，7.2.1928，GKFA 23.1，S.338
[137]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13.1.1928，28.1.1928 und 1.2.1928，in：Bertaux：Un normalien，S.155，183 und 280
[138] Zit. nach Lahme：GM，S.62
[139] Vgl. Thomas Blubacher：Gustaf Gründgens. Biographie，Leipzig 2013，S.97f.
[140] Zit. nach EM/KlM：Rundherum. Abenteuer einer Weltreise，9.Aufl.，Reinbek bei Hamburg 2005，S.149
[141]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Ⅲ，S.62
[142] Zit. nach Mann oh Mann. Satiren und Parodien zur Familie Mann，hg. von Uwe Naumann，Reinbek bei Hamburg 2003，S.56f.
[143] Zit. im Brief von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19.3.1929，in：Bertaux：Un normalien，S.321
[144] KlM an EM，8.4.1929，MON
[145] KlM an EM，21.4.1929，MON
[146] TM an Gerhart Hauptmann，15.10.1929，GKFA 23.1，S.425f.
[147] Nach Hans von Hülsen，der in seiner Autobiographie ein Telefonat mit Hauptmann wiedergibt，zit. nach GKFA 23.2，S.447
[148] TM an Hans von Hülsen，23.10.1929，GKFA 23.1，S.428
[149] Zit. nach GKFA 23.2.，S.452f.
[150] KlM an EM，13.11.1929，MON
[151] KlM an Erich Ebermayer，15.11.1929，in：KlM：Briefe，S.63
[152] KlM an EM，19.11.1929，MON
[153] KM an EM，13.12.1929，TMA
[15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93
[155] MoM an EM，18.12.1929，MON
[156] KlM an EM，6.5.1931，MON
[157]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98
[158] TM：Essays Ⅲ，S.281f.
[159] KM an EM，17.7.1930，TMA
[160] KM an EM，20.8.1930，TMA
[161] Vgl.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S.551f.
[162]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106
[163] TM：Essays Ⅲ，S.268
[164] Zit. nach TM Chronik，S.218
[165] Zit. nach Lahme：GM，S.71
[166] EM：Blitze，S.85；die weiteren genannten Feuilletons ebenfalls in dem Band
[167] Zit. nach Lahme：GM，S.72
[168] Zit. nach GM：Erinnerungen Ⅰ，S.285
[169] Tgb GM，22.，23.und 25.12.1931，zit. nach Lahme：GM，S.86；Tgb KM，5.1.1932
[170] Tgb KlM，13.1.1932
[171] Zit. nach Lühe：EM，S.86 und 88
[172] Tgb KlM，24.，16.und 27.1.1932
[173] KlM an EM，29.1.1932，MON
[174] KlM an EM，26.6.1930，MON
[175] KlM an EM，23.1.1932，MON
[176] Vgl. KM an EM，18.2.1931，TMA；Zeugnis vom 26.3.1931，MON
[177] Vgl. MiM：Fragmente，S.134
[178] Tgb KlM，7.3.1932
[179] TM：Essays Ⅲ，S.343
[180] Tgb GM，30.10.1931，zit. nach Lahme：GM，S.84
[181] TM an EM/KlM，25.5.1932，GKFA 23.1，S.633
[182] EM an TM，28.5.1932，in：EM：Mein Vater，S.77
[183]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Ⅲ，S.179
[18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S.121
[185] Ernst Keuder：KlM：Kind dieser Zeit，in：Simplicissimus Jg.37（1932），Heft 9，S.102
[186] Tgb KlM，14.7.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