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记忆的冲突：关于情感表露的研究

第5章　记忆的冲突：关于情感表露的研究

我坐在特蕾西·埃敏那明亮、通风的工作室里，她的工作室位于东伦敦红砖巷（Brick Lane）附近，冬日的阳光能从外面洒进窗户里。她是一位艺术家，在自传艺术和写作领域，可能没人比她更擅长展露内心的骚动了吧。她有时在创作中用隐喻和寓言来加以伪装，有时却又几乎毫不掩饰。现在，她对身为心理学家的我似乎很感兴趣，想知道我能不能为她的创作提供一些灵感。而此时，我在等着她，随手翻阅着她的作品目录，《当我想到性时……》（When I Think About Sex ...）。上面第一件作品《烂醉如泥的荡妇》（Super Drunk Bitch）是一件贴花结合绣花工艺的毛毯，用大写字母写着简短而尖锐、又不寻常的信息，就好像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少年在胳膊上刻写的字：“愚蠢的烂醉婊子。”“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行走地狱的女魔头。”

“请来这边。”她的助手打断了我，指着一张特蕾西照片前的一张绿色沙发说道。在那张照片中，特蕾西坐在沙漠里，也许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穿着干净的白色运动鞋，表情严肃，正在看她的第一本书《探索灵魂》（Explorations of the Soul），这本书记录了她的性史。“你是想让她坐在沙发上吧？”助理问道。我微微一笑，说：“哪儿都行。”特蕾西前一天晚上参加了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聚会，并且迟到了很久。

我问助理：“她宿醉得严重吗？”助理答道：“我还真说不上来。”她去给我做一杯咖啡，而我则有机会用更八卦和窥探的方式观察工作室的环境，这里有未完成的作品和纪念品，散落一地。有模型汽车、豹子、猫咪瓷器，有一幅画上画着末代教皇昂起头，呈现出他面庞的立体轮廓，还有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内页，上面的画面是一个性感女孩正撅着她风骚的蜜桃臀，照片是从背面拍摄的，呈现出了廉价和俗气的画质。我猜，20世纪70年代初，是特蕾西在美国马盖特（Margate）度过的那段童年时期的回忆的副线，也是她童年早期的记忆线索：她11岁时在海滩上被一个陌生人猥亵、强奸，回忆里充斥着大量滥交和非自愿性行为、心理恐吓和暴力。那段日子，特蕾西的心灵就像被黑暗笼罩着，常年远离亚利桑那州的干净的沙漠空气。

水箱上晾着一条黑色的女式短裤，也可能是一条游泳短裤。我知道她是个游泳好手。水壶烧开了，我就把这条短裤翻了过来，果然是一条游泳短裤。这时她到了，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衬衫，显得精神抖擞。她走到绿色的长沙发上躺下，舒适而宁静。我很好奇特蕾西·埃敏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为艺术家，她是如何以艺术之名如此坦然地暴露自己的生活和身体的？鉴于她所创作的艺术性质，我想观察分析她的想法，于是用一个问题作为开始：她如何看待周围的人（不仅仅是我）？“有时候我觉得还行，但有时候我真的很多疑。”她说话的时候细声细气，时不时会犹豫一下，语句中还充满着“嗯”声，并且沉思许久。“我有时就是不想让他人看到我内心的感受。不久前，我不得不独自去赶飞机，那时我在外哭了出来。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哭泣，于是戴上墨镜遮住。但问题来了，如果我没有戴墨镜，公众看到可能会说‘特蕾西·埃敏毫无情绪控制力’。而如果我戴上墨镜，他们就会说‘特蕾西·埃敏还以为她是什么大牌艺术名家呢’。”

我补充道：“不管怎样，你都觉得会受到惩罚。”她点头微笑。她所概述的便是贝特森经典的双重束缚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选择什么回应都无法逃脱惩罚。你在当下不可能做出理性的回应，不可能向每个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戴墨镜，因此你戴上墨镜想要隐藏自己的情绪，但一旦戴上墨镜就等于你把自己藏得更深了，你想要躲起来，你害怕别人的看法，对别人看你之后的反应深感怀疑。听到这里，她做了一个轻微的、不舒服的动作。

“人们没有意识到我是很脆弱的。我真的很讨厌在餐厅独处时会有人走过来向我要签名，因为仅仅是去餐厅就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勇气了。好了，当我做好心理准备去餐厅，想要隔绝旁人的时候，结果又闯进一个对我抱有看法的人。”

我曾在不记得是什么地方看到特蕾西在“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排行榜中排名第41。这会让她有什么感受？“那天我在沙发上睡觉，突然我听到电视上提到我的名字，我就醒了。我知道这些排名都是垃圾，但它还是会打击我的信心。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排名吧，这都是有人精心策划的。当公众打电话给主办方反馈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会说，‘那个歌星吗？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了，要不你提位艺术家吧，达米恩·赫斯特（Dam ien Hirst）吗？已经有很多人选他了，要不你选一位女艺术家吧？特蕾西·埃敏？这个不错，我记下来了。’我知道这全是胡说八道，但它就是会让你不舒服。你可以把它合理化，但它仍然存在。”

不过，她合理化的方式是认为有人故意操纵名单而让她难堪。我心想，这是多疑吧。因为在她看来，她在这项榜单上的排名与可能影响人们对她的看法的负面新闻无关，而是与一些更腹黑和蓄谋已久的企图有关。在她眼里，有狡猾的“黑衣人”想要害她，他们就在那里，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给她一记羞辱。

我想谈谈她早期的经历，于是我提到我非常喜欢她的回忆录《奇异之地》（Strangeland）。“这不是回忆录。”她用辩护的声音回答我。

“它不是基于你25年的经历而写的日记吗?”我问道。

“这不是日记，这只是我在过去25年里写的东西。我不太了解自然和动物，但我知道我自己和我的生活，所以我写的就是这些。”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感兴趣的东西，”我略带自豪地说，“是人们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以及当我们想要理解自己的经历时，记忆是如何变化的。你觉得自己早期经历的复述的背后，这种有意识的反思能够改变你对这些经历本身的记忆吗？”

“也许吧，”她谨慎地回答，“但你还是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如果我们都坐在屋里，有人向咱们的窗户扔砖头，那么我们都知道这确实发生了，只是从我们各自的角度来看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而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正如我描述的一样。”

“那么，扔进来的砖头，”我接着说，“你可能会说有人把砖头扔进来是因为有人恨你，而我可能会说有人不小心把砖头扔进了这扇窗户而已。所以我们对真相的看法可能差得比较远。”

“当我把事情写下来的时候，我用的是当下的理解，所以我把它理解为我看到的事实。”

我问她，想让我把这本“回忆录”换个什么名字。

“书，”她有力地回答，“就叫它‘书’吧。”

“好，就叫书。书里有个故事，讲的是你11岁时在马盖特的故事，当时你在海里游泳，没穿比基尼上衣，因为你忘记带了。你看到一群男孩在旁边玩，你想加入他们。于是他们叫你过来，但其中一个男孩说，‘看到了吧？我告诉过你们她就是个男的。’后来他们把你推倒了，然后压在你身上大喊，‘男的！男的！男的！男的！’没过多久，你就在沙滩上遇到了‘一个全身长满棕色体毛的大块头男人’。你写道，他把你逗笑了，还告诉你，你很漂亮，像一条小美人鱼。接着你写道，‘然后我就试着挑逗他。我当时还不到12岁，但我知道作为女孩的感觉会很可爱。’”

“当我读到这里时，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觉得这两件事之间的对比很重要。男孩们因为你缺乏第二性征而欺负你，而那个长满棕色体毛的大块头男人则垂涎你。但我读了后来关于你的采访，你说你是性行为的煽动者，你在书里却没有这么说。书中一开始时男孩们欺负你的事情很关键，这让你的认知变得很脆弱，所以你一开始就和那个男人谈及这件事，而他利用了你的这份脆弱。然而，在几年后的采访里，你突然又要对这整件事情负责。”

我如此这般询问她，她好像有点生气。她把自己的苦难史清晰地注入作品中，而我似乎在质疑，因为我认为，从她口中可以直接得到不同版本的真相。她说：“听着，让我说清楚一点，是我在主导和这个男人发生的事，我喜欢这么做。不过，他不应该任我这么做。即便我已经坐在了他的脸上，他也不应该这么做。他应该想，‘这个女孩很可能精神有问题，我应该送她去社会服务机构搞清楚她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可你要知道，那是20世纪70年代，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换句话说，如果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而她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么我会把这个男人阉了。这整件事就是错的，错的，错的，错的，错的，错的！”

我觉得这种叙述非比寻常。她要为海边遇到的男人负起责任，并为他开脱（“可你要知道，那是20世纪70年代，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11岁的自己身上。她要给年轻时的自己安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动机。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特蕾西把这看作一种防御机制吗？因此，在她看来，她能够控制记忆中的一些关键事件，她似乎能成为这些负面事件的受害者；又也许这是为了让大家对她感到震惊，大众觉得自己不能指责一个11岁的孩子因为自身原因而引发一场性骚扰，因此将震惊和愤怒全指向现在的她？她有必要去感受那些让她回忆起童年的消极情绪，还想以此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吗？或者其实以上两种原因都有？

她继续说道：“一些看过我的书的人，说我的经历非常特别，还有书评人说唯一可惜的是这本书应该由一个爱我的人来编辑。问题是，我没有什么参考系，所以从出书角度来说，我太过火了。如果有一个爱我的人来编辑，书里就不会出现这么多过火的内容。没有人告诉我什么该舍，什么该留，因此这本书才会如此地原生态。我知道我必须负责，但这种程度的责任我还是负得起的。好吧，我就是在海滩上给一个家伙做了这种不堪的事情，所以，可以让这个话题过去吗？如果我有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人，真正关心我的脆弱，那么他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说真的，要我承认这些事情，真的太受伤了。”

我试着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爱你的人……”

她打断了我：“我想没有人会爱上我。”

“为什么？”我问，稍微抢了她的话，以表示我的惊讶。

“我已经一个人待了这么久了。不只是书上说的，而是我所做的一切。我想我有点过激了，我想我所做的有些事会让人反感。也许你不会反感，因为你是心理学家。我有个朋友是精神科医生，他的工作是研究患有精神病的罪犯。我问他，‘你今天工作还好吗？’他说，‘哦，我的一个患者今天把自己给阉了。’所以我想说的是，这取决于你看不看得惯，那些被我的故事吓坏的人，说明他们过着受保护的生活。而我的书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她正巧妙地与我建立一种联结，把我作为盟友，一起去对抗整个世界。“你不会对我的经历感到震惊，你会理解的。”她在对我耳语。她在奉承我，而我在回应她。我问她，身为双胞胎之一，对她的心理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喜欢和别人一起玩。我想我最强烈的孤独感是因为我是双胞胎。我所有的微笑、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是由酒精推动的。事实上，我希望事情能够自然发展。我不想一直开着酒瓶子，但对我来说，酒精就像打火机。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光芒，但它始终不是真正的能量。喝酒是我走出家门的社交工具。我13岁起就开始喝酒了，但我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在逃避什么？为什么我要躲起来？我经常喝得烂醉，我跑出去跳舞的时候，就把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曾经很喜欢一个小伙子，我还亲了他，但我一点都不记得了。这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唯一机会，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那是一个被忘得一干二净的亲吻，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个吻是什么感觉。我唯一真正想戒酒的时候，就是我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听到她说最后一句话时，我笑了笑，但没有做出回应。她非常强调爱很有可能就是救赎。不过，我转向问她关于性和创造力的问题。对她来说，如果艺术创作者不再那么自由地享受性爱时，他们会变得更有创造力还是更缺乏创造力？

“我曾有两年没有性生活，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做爱了，我想这过去六个月的作品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作品。但我想这两年的禁欲是有必要的，它让我理解了性的力量。人们认为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关于性的，但我还有更多的作品是关于上帝的，比关于性的还多。人们只记得住性的部分，因为那比较容易理解。我有一件很棒的作品叫《与你同眠》（Sleeping with You）。我平常一个人睡，而且非常害怕。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当我醒来时，觉得房间里有人。一个朋友建议我睡觉时右侧卧，这样我的心脏就不会被压迫，肝脏就能够放松了，否则就会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下睡觉，挤压心脏和肝脏。肝脏与想象力发挥的器官有关，这就是我们在喝醉时会迷失方向的原因。这确实有道理。因此，我创作出了《与你同眠》这件作品，那些螺旋形的东西上有如闪电般的霓虹灯，精致而美丽，我很喜欢它。我创作的一些漂亮的作品好像不是出自我的手，而是出自魔法之手。刚刚说的一切都来自那种坠入爱河的感觉，而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创作出这种作品的，也永远不会明白。这件作品是关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依赖性、脆弱性，以及和人睡觉需要克服很大困难。”

我问她，和别人睡觉时是否也会做同样的噩梦。

“我试过，我和一个人在一起六年，他说和我睡觉就像睡在电影《驱魔人》（The Exorcist）里的女孩旁边一样，我的脸在颤抖，还笔直地坐着。我也会失眠，我也会吃安眠药，但我知道吃安眠药不好。我睡得很早，但大约在四点就会醒来。如果你被剥夺了睡眠，你就没办法享受生活，笑也笑不出来，非常缺水，醒着的时间是正常时间的两倍。我不是因为不开心而睡不着，而是因为睡不着而不开心。”

我发现自己很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她用无形世界中的持久信念，巧妙地与对环境中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精确知觉相结合，而这种无形世界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在你还记得她喜欢告诉别人她那不正常的成长背景的时候，下一秒却能在谈话中迅速建立起融洽关系，这一点让人惊喜。她下意识地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处理她早年的记忆，从而控制过去。这样，她就不再是荒谬的成人世界中的一个被吓坏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可以在马盖特海滩上玩弄男人的姑娘。她是煽动者，是控制者，至少她现在是这么说的。男孩们可能会觉得她缺乏性魅力，而那个体毛浓密的男人则对她有不同的理解，并达到了目的，这在今天对特蕾西仍有影响。她说：“不要随便评判我，其他人可能不会同意你的看法，他们可能还有其他观点。”

从前，特蕾西就一直对关于第六感、模棱两可的超自然现象、算命师和吉卜赛人、死亡和梦境、睡觉时压迫肝脏及其影响想象力等这类问题抱有开放的态度。她甚至告诉我在她第二次堕胎的时候，她就知道孩子有问题，因为“感觉就像肚子里有绿藻”。

我知道她喜欢通过别人的钥匙分析他们的为人，尽管在采访的时候她会拒绝。但即便我非常怀疑，她还是同意愿意为我读钥匙。她说：“你非常喜欢甜美可爱和毛茸茸的东西，比如安哥拉兔子，因为你很善于分析。人们并不会将你往多愁善感的方向去想，但你确实是。你的组织能力会让别人不高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你肩负着许多责任，但你的钥匙却不多。你有所长，并处于领先地位，而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你有一把写着‘特级大师’的钥匙。谁会拿着‘特级大师’的钥匙到处走呢？”

我笑了：“是学校给了我那把钥匙。”

“但在你完善的组织下仍有些小混乱，你得回去处理它，因为这会让某些人很痛苦。你得回去把这件事处理干净。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它可非同小可。”

“可是我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大事啊！”我抗议道。

“但是有人会的，你必须把事情处理干净。我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这把钥匙上有污渍，有记号，而你不是那种会在东西上留下污渍的人。”

在她这无中生有的竭力观察下，我笑了笑。随后，她又把她的钥匙递给我，问我能从她的钥匙里看出什么。我向她投去恳求的微笑，但我清楚自己也该评论一下她的钥匙。我说：“哦，到处都没有小污渍，所以钥匙的主人不会留下脏东西。这还有很多钥匙，所以你的生活由很多方面构成的，但你没有我那么有条理。”

她打断了我的话，不耐烦地皱着眉头。“你应该问我的第一件事是，‘所有这些钥匙你都在用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把它们都穿在钥匙圈上？’你应该能从中看出来，我不太善于扔东西。这意味着我一直背负着心理包袱。你应该告诉我现在就把钥匙取下来，因为你是心理学家，所以麻烦现在就快来告诉我。你应该说，你的大部分问题在于你背负了太多东西，这会造成你内心的压力。”

我把钥匙还给了她，没有回应。我对于为何这个显然那么聪明的人会相信这些而很感兴趣。这是派对上的小把戏，还是让我读她的钥匙，读她那些重要的时刻？她是想用自己的钥匙来暗示我，想引出某种建议吗？她是想帮我分析她自己，以便让我的工作更轻松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了让我对自己的咨询工作感觉更良好，从而让我更喜欢她吗？

我告诉她，我被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过的话深深吸引住了：“和伴侣做爱时想起别人的人真是可耻。”我问她，是否认为人们需要某种虚构的事物来把两个人绑在一起？难道她不相信人都是需要一些谎言来团结在一起吗？

“谎言可能会把你和他人连在一起，但这不适用于我。”

“但你认为人们可以自始至终忍受真相吗？如果有人问你‘你还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样爱我吗’，你会怎么回答？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爱的感觉最终会随着时间而减弱，这是现实生活中作为生物的事实。”

“你应该对任何问你的人报以坚定的回答‘不，我没那么爱你了’，或是‘我不像从前那样爱你了，但我在用另外一种方式爱你’。”

我问她，作为一名艺术家，她是否承认自己道出了令公众不安和煽动性的真相、那些伤人的真相、那些让人们讨厌她的真相、强迫一个11岁孩子认为是自己煽动了这场性骚扰的真相、制造出可能在潜意识层面上故意引起敌意和疏远的真相。

她笑了，但没有回答。长时间的沉默让我不得不问她，在这个时间点，她到底有多孤独。

“满分是10分吗？今天的孤独感如何？我觉得是0分。但要是在周一，能打9分。在过去的14年里，我有过两次恋爱。我恋爱的时候只爱他一个人，这是我最大的失败之一，真希望我不是这样啊。我想和不同的人睡觉，但是我不可以，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做了。让我再告诉你一些我的事吧。在那段持续六年的恋爱里，我每天醒来都觉得他走了。因此，当他最终离开我的时候，虽然很痛苦，但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需要再抱有那种感觉了。”

“但你这么做有个危险，”我说，“这是典型的自我实现预言——你希望他离开，你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而他最终接收到了你的信号。他会心里想，‘她总觉得我要离开她，因此我不是她适合的人选，我应该离开。’”

“太伤心了，”她说，“你能感受到这种分离的痛苦吗？一开始他喜欢我的明明就是这种充满活力的独立。”

她显然很孤独，将爱情理想化，直到无法维系的地步。她说，当你做爱时，你永远都不可以去想另一个人，永远都不可以。其实不管她是否喜欢，许多关系的存在都依赖于小小的谎言。

她告诉我，如果她能获得爱情，她就会戒酒。如果她有爱情滋润，她就能更好地控制情绪，在写作中，甚至在艺术创作中也可能会减少一点自我暴露。她似乎觉得，问题的答案就是爱情，但她好像又觉得自己不值得去爱，她会为爱情结束而感到轻松，因为在恋爱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的爱人无论怎样都终有一天会离开她。

“你看，当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要破裂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死死抓着不放，”她悲伤地说，“对方会觉得这很可怕，甚至可能比我的整个世界都可怕。我真的不能让他知道这些事。”

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我略感尴尬地把目光移开，低头看了看我的笔记，这种悲伤经常在她公然甚至恶毒的愤怒中显现出来。我俩都暂时停了下来，任这悲伤在午后的阳光下悄悄流走。随后，我了问她关于她不加收拾的床、血、大便和卫生棉条的事。

詹姆斯·彭尼贝克和将创伤化作故事的艺术与科学

特蕾西·埃敏明确地表达了她无意识的欲求、她的渴望、她的过去，还有她的痛苦。不过，她仍热衷于通过自然流露的、无意识的、不受约束的艺术形式表现出马盖特那段的苦难；也通过回忆录里的语言，或是“那本书”中（有必要这么说）一板一眼的句法、语法和逻辑联结表现出来。二者都讲述了一个关于创伤的故事，二者起初都是在以不同方式诠释创伤的。她的作品《我的床》（My Bed）里有脏床单、伏特加酒瓶、内裤、用过的避孕套和血淋淋的卫生棉条，“表现创伤的真实面”，她说创作这幅画让她“完完全全崩溃”，她说道：“我在床上以半睡半昏迷的状态维持了四天。当我终于从床上起来的时候，我喝了点水，回去看了看卧室，真的不敢相信我这眼前的房间，我的生活是一摊烂泥，腐朽不堪。”在这里，“图像的功能是用来保护观众免受真实场景的不适感（在那些不可表征的领域，又不具备象征性符号的事物），只让它作为一个创伤点[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能指（tuché）分析、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刺点（punctum）理论]，在展现真实却卑劣、令人反感的创伤时已自我溶解”。但她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在1990年《我的床》入围特纳奖（Turner Prize）[1]之后]却被无休止地热议[“让我们谈谈艺术吧。”她的生活就像一个为她提供支撑的活体，抑或是起到了反作用。为什么我没整理的床只是一张乱糟糟的床，而她的却是艺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感觉传递给同在看这件作品的人了。”见2008年9月15日的《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

她在艺术中揭示的经历和创伤随后被再次编码成语言。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基于自身经验，从叙述顺序、动机、因果关联、情感角度，通过自传式的在细节上可能相互矛盾的记忆碎片，传达到多维、多层次的艺术作品之中，再传达到各类采访、文章、书籍中相关的话语、论述和写作上。

特蕾西·埃敏的经验，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可以作为詹姆斯·彭尼贝克的情感表露范式这一重要方法（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其为“理论”）的形象案例。这是近50年来建立起来的心理学方法。她的案例也可以回答为什么“当人们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巨变时，他们的身心健康也会得到显著提高”。彭尼贝克写道：“构建故事是人类的自然行为，这能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经历，以及从中了解自己。” 这后半句当然是不言自明的。而这种现象也能引导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故事的种类、人们如何编排故事，以及哪些故事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哪些故事不会。彭尼贝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聚焦在创伤与身心健康之间的临床联系，这是他的主要贡献。他还指出，如果不去面对创伤事件，你的身心健康就会受到影响。这背后的主要假设是，人类抑制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为，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的。而身体和思想具有高度关联性，时间一长，它就会对人的身体和思想产生非常大的压力，还容易引起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彭尼贝克等人于1987年证明了“被归类为抑制情绪的个体，与喜欢表达情绪的人相比，会有更高的癌症发病率、血压更容易偏高，而且普遍患有生理疾病”。因此，争论还在继续，放下拘束，去表达过去或现在的创伤经历的想法和感受，似乎与身心健康改善相关，并且已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这一点。德罗伽提斯（Derogatis）等人于1979年发现，被确诊为乳腺癌后，最善于公开表达愤怒和抑郁情绪的女性的寿命最长。彭尼贝克和比奥（Beall）于1986年报告称，被试讲述围绕创伤事件的“事实”以及他们对创伤的感受，被证明对其健康非常有益。自我表露旧有创伤事件产生的积极效用，在彭尼贝克的研究中也多次被证明。他和同事们的实验结果反复得出揭露过去创伤事件而产生的积极影响。博尔科韦茨（Borkovec）等人于1995年评论说，这个结果并不难理解，因为这是“大多数心理语言治疗方法所依赖的假设”。早在1895年，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和弗洛伊德在宣泄疗法的研究中，就强调了谈话疗法（talking cure）的重要性，通过鼓励患者讨论早期的创伤经历和相关情绪来缓解歇斯底里患者的症状。斯泰尔斯（Stiles）于1995年指出：“在众多可行的心理治疗方法和理论中，表达个人的想法和感受的益处被普遍认为是有成效的。”而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师在整个过程中可能相对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或者至少有时显得有些多余。与心理治疗师的真知灼见相比，最重要的似乎是把经验翻译成语言的过程本身。

然而，在没有治疗师的情况下谈论负面事件，其对健康益处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彭尼贝克指出：“通过语言，个体能够组织、构建并最终同化他们的情感经历和其可能引发情感的事件。”换句话说，他相信情感表露有三个功效：（1）它在本质上是认知的功效，即谈论创伤或消极的情感经历需要给这些记忆一个连续的、有组织的结构；（2）它允许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识别、标记和情感表达；（3）它允许个体对事件的知觉和情绪进行组织和同化，而这些知觉和情绪都基于个体对事件本身的理解。彭尼贝克还强调：“将创伤及其图像和情感翻译成语言，要以一种更有组织性、连贯性，以及更简单的方式来编码和回忆经历事件的所有特征。”因此，这也是一种简化的动作，使经历变得更加连贯。这就会面临处理记忆中冲突的地方，这在简化的任何过程中都是必须经历的。

然而，其他人则把重点放在了别处。斯泰尔斯于1995年强调了情感表露“通过宣泄和促进自我理解，对缓解痛苦有所帮助。因此，情感表露与痛苦的关系类似于发烧与身体感染：它们既是一些潜在干扰的指标，也作为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而彭尼贝克则认为，这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而已。博尔科韦茨等人得出结论：“语言过程对身心产生益处的机制仍没有定论，因为要将其识别出来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关于它为何奏效，仍然存在着很多分歧。

奇怪的是，很少有研究人员在这种情感表露范式下详细研究人们是如何谈论创伤或消极情绪的，尤其是在临床证据皆表明这种表露大有好处的情况下。弗朗西斯（Francis）和彭尼贝克于1993年设计了一个文本分析程序，叫作语言探索与词数统计（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LIWC），它是对案例中单个词汇项的分析研究。LIWC测量出积极和消极情绪词汇的比例，以及隐含自我反省或自我观察的词汇数量。其中，关于情感表露内容的字数和仅出现过一次的词汇的百分比也被计算在内。这显然是一种测量语言描述内容的粗略方法。彭尼贝克写道：“尽管LIWC的研究结果是令人振奋的……但LIWC的问题在于，它只能给我们关于整体一致性、组织和结构的非常粗略的概念。”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不能识别人们使用讽刺、隐喻和其他微妙的沟通方式”，而这些在沟通中当然是非常关键的。虽然LIWC自被引入后，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完善，但是它无法（也不可能）分析说话者在谈话中的非语言行为。这就像通过不同的砖瓦数量来分析建筑在设计或功能上的可行性。要想达到效果，就需要另一种方法，以及明确其假设（人们用孤立的语言表达生活经验和创伤，而且仅用语言，即没有非语言的搭配，这种结论很大概率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假设）。

在LIWC中，彭尼贝克及其同事观察被试在积极及消极情绪用词、自我察觉用词及因果用词上，以每天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他们发现，与身体健康改善相关联度最高的因素是因果用词和自我觉察用词的增加。彭尼贝克还报告说，这些因果用词和自我察觉的语句的增加，可能与个体对故事叙事架构的更广维度上的重新考量有关。然而，我们同样遇到了先前的问题，这就像在研究使用某些类型的砖可能会影响建筑质量一样，但我们也需要更深入了解这座建筑的设计，从而弄清楚它为什么能维持良好的质量。

关于情感表露为何能起作用，目前学界还存在着重大分歧。看了彭尼贝克的评论，也许你会对此没那么惊讶：“大多数对情感表露的研究都停留在其效果的测量，而非识别其潜在机制。”除此之外，还有对实验数据的分析组织问题。因此，疑问依然存在：为什么情感表露能有助于促成这些与健康相关的变化？彭尼贝克认为，暴露创伤经历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抑制过程。他提醒道：“用语言给一件事及其带有的情绪贴上标签，会让这种体验变得有条理。而条理性促进了对事件的同化和理解，并减少了相关的情绪唤醒。”克拉克（Clark）指出：

通过谈论这件事，个体能够尝试对事件情况进行连贯的解释，并注入其自己对此事件的反应。而人们谈论此事通常会带有计划性和创造力，这将可能得出事件的连贯性、自我觉察、情感反应和更多、更广泛的视角，直接促进问题解决和解释应对。

彭尼贝克认为，将创伤事件语言化让个体整合或认知重组其事件的知觉和感受。换句话说，通过口头表达，人们可以从多方面来谈论这个经历，而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则可能强化对事件的理解。克拉克指出，表达内心对创伤性事件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作为宣泄，这和彭尼贝克所认为的如出一辙，同时克拉克也相信“个体对创伤事件的认识有着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对其不断更迭的认识做出回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克拉克解释说：

在创造和产生交流行为的过程中，说话者有机会对不断发展的成效做出反应。在谈及成效的过程中，谈话者的话语使其能够超越原本的思想和认识。这个过程让谈话者叙述出来的事件版本看起来更真实。这样一来，不难理解当为听众解释这个事件的时候，谈话者更可能对这个版本的“真实性”更有信心。

对于自我表露有益健康的研究，彭尼贝克说：“希望语言、认知、社会和临床心理学的专家能够通力合作，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的基本机制。”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虽然彭尼贝克多次提到“心理负担之所以有所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可以通过行为和语言来宣泄自己的创伤经历”，但他从来没有验证过非语言行为的有效性，包括其身上典型的天然的非语言行为，而不是跳舞这种相对自成一派语系的非语言行为。大多数非语言行为和健康关联性研究都没有将语言囊括在内。在文献中，临床医生们显然都没有认识到人类交流形式多样的本质。

很明显，我们不乏测量情感表露有效性的各种方法，但我认为必须明确这些方法的理论依据。一些“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语言和文本的材料，他们的研究形式包括访谈情境中的口头回答和问卷的书面回答。不过，问题来了，我们应该给这种语言材料赋予什么样的地位呢？科伊尔（Coyle）指出：

[传统社会心理学家]通常认为，语言是一种中立的、有色成分较少的媒介，描述事件或揭示潜在的心理过程时或多或少更为直接，出现的问题不大。可以承认，这种材料存在叙述者自我陈述和其他原因带来的偏差，但可以假定通过优化生成数据和收集数据的方法来消除或至少最小化这些偏差。

其实，许多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家都想“将人际交流和语境外部的各种特质联系起来”，因此邓肯（Duncan）于1969年“将这种方法称为‘外部变量法’（external variable），并将其与结构法（structural）对比。在结构法中，行为是按照其顺序和等级来分析的”。

对话分析法（conversation analysis）源自民俗方法学理论，50多年来在其方法论框架下不断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维·萨克斯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语言的指示性，即一个词或话语的意义取决于它的使用环境。换句话说，研究任何话语的含义都需要理解话语使用的场合。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于1974年将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定义为“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践推理的研究”，即它“是一项以日常常识性活动为内容的分析方法，并将这些分析方法纳入研究课题”。对话分析法在常人方法论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叙述传播者在谈话中的行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对话分析法以日常会话产生过程中的情况作为分析内容。对话分析法是对谈话过程中社会活动的交互组织行为的研究，在这一框架内，对话本身就被视为一个主题，而没有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学或心理学问题。赫里蒂奇（Heritage）于1989年指出，每一个对话细节都隐含其重要性，因此不能因“先验认为无序、偶然或相互无关”而对其不予考虑。有人可能会说，人们通过与治疗师、朋友甚至研究人员谈论他们的创伤回忆来克服心结，这显然便是能够应用到研究中的方法。通过对话语内容和形式的详细描述，我们也许能够找到线索解释这种谈话的作用。彭尼贝克指出：

将故事传达给别人，需要做到内容连贯。内容连贯包含几个特征，包括结构、因果解释、重申主题、听者的欣赏……在现实沟通中，对话需要故事或叙述传达有序。

当然，以上这些他们都做得很好，但显然还有许多没有做好的事。

对话分析法注重转录过程中忠实再现对话的细节。这么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能让读者自行检查对话中各种表达的充足性。对话分析法很少从理论出发，而是以数据为出发点（如萨克斯等人的研究），因此这类研究都倾向于用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行为。他们通常依靠个案相关的文本资料细节来做分析。

从一开始，对话分析法就把目标设在谈话的组织过程中，因为对话素材就在真实关系中的人际间进行，其谈话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对话分析已被用来检验指示性语言活动现象的语境判断和轮流对谈的管理。对话分析法非常多样化。例如，有些研究会分析语言学理论的观点（如问题、歧义或句子），还有一些分析采取案例研究的形式。所有的研究都想找到谈话中的组织性。

还有一个研究人际沟通的方法与对话分析法相关，那就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是“以功能为导向的方法来分析谈话和文本”。其核心还是谈话的功能性，研究者报以“谈话是有某种目的”的观念，即所有语言甚至是描述，都带有行为导向。话语分析可以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找到其根源，比如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科学知识框架下的社会学，这是话语分析最近的起源之地，以及社会学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而话语分析反过来又起源于语言哲学，如爱德华和波特（Potter）于1992年所言：“在那里，知识的问题被重新加工成语言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语言应用下，问题能够很好地被重塑。”

对话分析法都在自然发生的谈话和文本的形式中进行研究。波特与韦瑟雷尔（Wetherell）于1987年解释说，它关注谈话的内容、主题、社交属性，而不是其语言组织。事实上，在对话形式下的语言被视为构成社会现实的基石。对话分析法强调社会现实通过语言构建，并从这项社会文本的研究中理解社交生活和社交互动。强调语言作为构建工具已被视为对话分析法的一大重要原则。产生一段话语的行为，可被视为从可选范围的语言资源中挑选并使用挑选的资源生产出这项事件的一个版本。不过，仍然要注意的是，对话分析法要研究极其丰富的转录文本，这些转录文本由话语者原原本本的详细语言重新创造；相比之下，对话分析法所使用的记录一直是不太详细的（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有所变化）。对话分析法只在相对较浅的程度下做转录，让读者可以理解话语的程度即可，而不会在意停顿行为、音节伸长等细节，因为研究者预设这些细节不会增加太多话语含义。换句话说，对话分析法通常只研究较为粗略的转录文本。

在过去大约25年，学界致力于创造专为心理学服务的对话分析法。他们的努力造就了“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的概念，爱德华和波特描述了其核心原则。话语心理学的特征可概括为话语行为模型（discursive action model，DAM），它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方案，用于捕捉话语实操中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它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其关注点在行为或功能上，而不是认知，也就是说，语言材料是用来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如辩护、提问和指责）的，因此它会使用非常丰富的修辞策略来实现。

第二，在建立个案研究时，话语心理学重点讨论主体的利害两难情境、被卷入的利害关系，以及问题是如何通过主体的归因叙述进行解决的。这种两难困境可以这样描述：“在利益两难困境中，说话者的态度是重点观察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的态度可能被视为具有某种谴责的心理动机。”科伊尔指出：

任何事件的版本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因此这个版本必须比其他版本更具说服力。案例中其他版本有时会在文本中被明确提及，然后再进行否认，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是隐藏在叙述中的。

因此，讲话者需要进行大量的事实论述，以构建属于他们这一版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表达他们的兴趣点、期待点和关注点。如果想让听众相信他们的叙述就是事件的真实还原，或相信讲话者在描述真实发生的事情，就必须做出大量的事件构建性工作。

第三，话语心理学关注主体对待事件执行方和责任方的态度。话语行为模型有两种可信度分析角度，分别是对事件描述中执行者的可行度，以及说话者本身的可信度。事件的构建方式可能会影响当前说话者描述的可信度，因此这足以成为情感表露的关键内容。

出于这些原因，当时身为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生薇琪·李（Vicky Lee）和我开始对旧有情感经历的交流的心理学原理产生兴趣，但我们的研究打算设置在非治疗的环境里，并研究其错综复杂的关联性。

我们关注研究对象在描述自己的重要情感事件时，其建构的行为和作用，以及如何实现让描述看起来准确无误，看起来就是对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一个主张、一种推测，甚至是一个谎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口才的神奇力量……以及人们是如何在一段[社交]活动里完成对这项事件的描述的。

话语心理学认为，事件的社会意义和事件中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必会在话语中得到积极建构。但我们觉得谈话中的具体特征也值得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话分析法的传统。然而，我们的研究将目光从语言和辅助语言转向非语言行为，为情感体验的叙述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分析视角，从而对人类交流的多模态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研究者还是会非常传统地将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在功能的基本特定假设上区分开来。例如，阿盖尔和特罗尔（Trower）于1979年指出：“人类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执行其不同的功能。”阿盖尔概述了其所认为的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NVC）的四个主要功能：（1）表达人际态度；（2）情感交流；（3）调节或者支持口头表达；（4）表现自我。

但说到这里我们注意到，情感交流是非语言行为其中一项主要功能。而我认为，虽然以上可能是NVC的四种功能，但没有一项是NVC所独有的。语言沟通具备且实际上也能达到这四种功能。有时NVC更具备特定的功能性，但并不总是这样的。我曾提过建议：“语言和非语言表达之间的明确功能划分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文献的基石，但它可能更多的是人们的想象，而非真实的。”因此，与其找出语言和非语言表达的独特功能，不如研究两者的共同运作。

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并没有与非语言行为脱离关系，因此，就很有必要将非语言行为纳入目前的分析当中，并可以在此过程中观察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于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访谈，斯海尔德（Schelde）和赫兹（Hertz）在1994年讨论了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研究价值。他们表示：

在任何一种心理治疗中，患者和医生/治疗师之间的语言沟通都是重要的手段，这点毫无疑问。但与这种沟通同样重要的是双方表现出的非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沟通和治疗效果，尤其是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上。

魏尔兹比卡（Wierzbicka）于1995年在研究非语言行为的意义时，提出为了“理解人类的交际行为，我们需要对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进行综合描述”。

早期的对话分析法“很少关注非语言行为在互动中的作用”。其大多数调查工作是电话调查，“为了简化分析工作，我们会自动忽略以说话者导向的非语言行为”。把非语言行为囊括在内的困难在于其复杂性。对于副语言和语调部分的特征，研究者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连贯的转录程序，但目前还没有一套为非语言行为设计的程序。在传统的对话分析法里，有小部分研究试图将非常有限的非语言行为包含在内，大部分是眼神交流。比如，古德温（Goodw in）研究注视点的组织与对应的话轮分配（turn allocation）和话轮构成（turn construction）的管理。此外，在研究信息接收者倾听时的动作时，古德温还专门研究了点头和挑眉毛的动作，但我们应该警惕，这类非语言行为研究只能当作对话分析法研究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常规（也许手势研究除外）。

这么多年来，非语言行为在话语分析法研究中同样严重缺席。考虑到人们已经同意非语言行为能完全改变话语的含义或理解，因此这种研究缺席的现象就更奇怪了。如果“我恨你”这句话以特定的语调、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微笑、眼神交流等）来表现，就会极大地改变其隐含意义，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也会改变话语的行动取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做一次以谈话中的行为为导向的话语分析研究，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分析了连带的非语言行为，并试图解释这些行为是如何对这场谈话起作用的。我们决定把重点放在这几种非语言行为上，其中首要考虑的是微笑。关注微笑的具体原因有很多：（1）微笑很常见，它是所有面部表情中最常见的一种；（2）它能明显被人所知觉，“微笑是最容易识别的表情。人在300英尺以外的地方就能识别出笑容，而且笑容比其他情绪表情的曝光时间更短”；（3）微笑作为非语言行为的一部分，它对人际态度传达的影响很大。在一项研究中，阿盖尔等人通过语言和非语言信号来研究友好和敌对态度的交流，他们将友好的非语言风格成分描述为“亲和、温柔的语调、开放的微笑和放松的姿势”。他们指出，如果这些非语言暗示是友好的，“那么就会认为[说话者]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她喜欢我）”。此外，被试“倾向于认为这位微笑的倾听者是真诚的，即意图诚实”。1985年，在一项与之相关的发现中，艾克曼指出：“人们很难不对别人的微笑做出回应……人们喜欢看到别人的微笑，这是广告人都知道的事实。”微笑（和眼神凝视）也很重要，因为这两种形式的非语言行为已经被证明处于人际交流亲密度的中心，与他们的言语行为（如话题的亲密性）相平衡。

然而，通常被称为“微笑”的面部表情实际上并不是单一一种面部行为。艾克曼（Ekman）于1985年总结出了“18种微笑，每种表情及其表达的信息都不同。微笑能传递许多积极的情绪：享受、身体或感官愉悦、满足和快乐……（但是）人们在痛苦的时候也会微笑”。他指出，还有假笑（false sm ile），用于让别人相信自己正处于积极情绪的状态，但其实自己不是。还有伪笑（masking sm ile），用于有意隐藏自己经历的消极情绪。艾克曼于1989年指出，他在1985年描述的18种不同的微笑类型中，只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微笑——享受感微笑（enjoyment sm ile），伴随着积极的情绪（如享受、幸福或快乐）。弗兰克（Frank）和艾克曼于1993年指出：“虽然很多场合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微笑，但实验表明，享受感微笑似乎才是人们真正感受到快乐或幸福的笑容。”

因此，在过去的研究中，分不清微笑的类型可能会导致一些令人困惑的结果和明显的矛盾。艾克曼于1992年评论说：“如果20世纪的科学家们读了1862年法国神经解剖学家G.B.杜兴·德布伦（G.B.Duchenne de Bologne）的著作，就能避免这种困惑。”杜兴提到了享受感微笑[2]，即艾克曼所说的真正感受到快乐或幸福的笑容。后来，艾克曼为了纪念这位法国人，于1989年将其命名为“杜兴式微笑”，杜兴认为可以通过识别面部的两块肌肉来区分。第一块肌肉是颧大肌，能将嘴角向上提，角度指向颧骨。第二块肌肉是眼轮匝肌，它位于眼眶周围，将脸颊和前额的皮肤拉向眼球，在眼角后方产生鱼尾纹。根据杜兴的说法：“第一块肌肉（颧大肌）能够听从主观命令，而第二块肌肉（眼轮匝肌）是由心灵感受到甜蜜的情绪而起的……而伪造的欢乐、虚假的笑声，并不能引起后者肌肉的收缩……”

弗兰克和艾克曼认为，享受感微笑和其他微笑的区别源于其基本神经解剖学功能。面部表情貌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神经通路来调节，一种是出于主观意志的、有目的性的面部动作，另一种是非自愿的、情绪化的面部动作。基于神经解剖学的知识，结合杜兴的观察，艾克曼和弗瑞森提出预设：“杜兴观察到的眼轮匝肌/颧大肌构造，是一个在形态学和动态标记上识别到的笑容面部肌肉特点，它们在快乐的情绪下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快乐情绪是基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快乐本身。”“享受”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术语，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积极情感体验，包括感官愉悦、受到赞扬、完成任务后的成就感、放松、满足或愉快的感觉。然而，艾克曼和弗里森又认为，在所有这些“愉快”的情形下的微笑与没有快乐情绪的微笑是不一样的。

尽管艾克曼和弗里森也提出了另外几种区分快乐和其他形式微笑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称性检测法”（bilateral symmetry），以及由渐长和渐隐来识别享受感微笑的方法]，但杜兴提出的形态学特征的建议才是被广泛测试、复制和记录的方法。比如，在实验室环境中，艾克曼等人发现，人们在看让人愉快的电影时比让人不愉快的电影更常露出杜兴式微笑，但在这期间表现出的其他类型的微笑频率没有差别。抑郁症患者出院时比入院时会表现出更多的杜兴式微笑。同样地，在心理病患得知诊断症状改善后，杜兴式微笑也有相应的增加。在目前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具有杜兴标志特征的微笑（被称为“杜兴式微笑”）和其他不具备杜兴标志特征的微笑（被称为“非杜兴式微笑”）作为识别标准，而这套标准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志。

第二个重点关注的非语言行为是注视。同样，选择注视的第一个原因是它的知觉显著性。阿盖尔和库克（Cook）提出：“当看到一张人像的时候，实验对象主要看人像的面部，尤其是眼睛和嘴巴。”阿盖尔指出：

根据尼尔森（Nielsen）、埃克斯林（Exline）和温特斯（Winters）及肯顿（Kendon）的研究，在西方文化中，他们已经掌握了一段两人谈话中双方眼睛运动的典型模式。互动通常始于一段眼神交流，这段交流表明双方看起来都做好了互动的准备。而一旦交流开始，双方就会在对方眼部区域间歇地注视，目光停留时间长短不一，通常为1~10秒。

第二个原因是，在社会交往中，注视是一种影响力极强的人际信号，并且有学者提及，它对亲属关系的信号传递至关重要。我和埃利斯（Ellis）于1986年指出：“注视会受到两人或两人以上相互间的喜好程度影响……并成为一种强烈的性兴趣信号。”不过，注视并不一定与爱憎有关，它还可以表达相反的意思，即攻击和敌意。倘若一直用眼睛盯着别人，那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容易挑起事端。眼神能够反映出支配地位，有时也能体现羞耻或尴尬的情绪。因此，注视在社会交往中会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被大众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描述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尝试目前还相对较少，但在这两个领域分别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一现象相当令人吃惊。关于注视，我和埃利斯指出：

在多数早期关于说话者注视的分析研究中，大多局限在数量的测量上，而不是研究这种行为的精确模式。这些通过语言来探索注视模式的研究，通常使用过于普遍甚至有时是比较模糊的语言类别来划分，如“备注”或“问题”。结果是，所得的注视模式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

肯顿对谈话中注视模式的调查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他注意到，说话者更倾向于在流畅的谈话中看着听众，而说话犹豫时则不会。肯顿也描述了注视模式在“短语”和“短语边界停顿”时的反应，这是他研究分析里的主要研究单位。他发现，说话者倾向于在短语将要临近的时刻看着对方，在短语边界停顿处继续注视对方，但在下一个词句开始前目光会稍微离开。肯顿还注意到，目光会在“话语”结束时有较长时间的凝视。然而，这项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作为分析核心的语言单位，“短语”或“话语”等并没有被定义清楚。

在我的心理学生涯早期，我做过注视分布与即兴讲话计划阶段关系的研究，特别是“时间节点”（temporal cycles）上的区别，其中包括犹豫阶段和流畅阶段。当时我对其二元语言互动录像记录进行逐帧分析，有如下发现：

说话者注视与即兴发言的复杂语言模式相关。说话者往往会在最流畅的时候与听众有更多的眼神交流。如果他们在演讲计划阶段没有转移视线，那么在讲话时被干扰的次数就会显著增加，尤其容易在开头产生口误。时间周期似乎反映了即兴讲话的总体规划阶段对说话人的注视模式有很大的影响。

之前已有不少关于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关系的研究，研究者均从不同理论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1983年，我还想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监控听者的互动行为与组织演讲在认知上并没有兼容性，并且在了解对方认知产生背后的原因和话语隐含的需求后，讲话者的目光注视规律就很好预测了。因此，对话分析法自一开始就从交流互动管理的视角来研究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关系，并研究将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组织起来达成交互的方式。在现存的讨论研究中，其关注点都有很大区别。我们对谈话的行为导向感到好奇，因此对非语言行为更广义的功能性定义也很感兴趣。

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非语言行为来影响话语的整体行为取向呢？

我们选择了三个主要的假设来检验。第一个假设是，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微笑和注视）在情感表露中会共同作用，因此，当语言是积极的时候，非语言行为也会是积极的（更多的微笑、更多的注视）。第二个假设与第一个假设正好相反，即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这两种渠道是对立的。因此，当谈话非常消极时，说话人就会用积极的非语言行为来抵消这种消极影响。这很像肢体和谐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们有时会模仿对方的姿势，而朋友在争论“友谊小船能否继续”的时候，会表现出更高层次的一致。第三个假设是，从总体上说，情感表露中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之间没有关联，但非语言行为常用于标记转折或者两部分之间的关联。

这项研究是薇琪·李博士研究的基础部分，实验中有54名大学生接受录像并谈论两件事，一件是积极的情绪体验，另一件是消极的情绪体验。在这本书里，我对这项研究进行再现和详细的微观分析，这个项目里只有一名女被试（被称为“S”），她在与我们的研究人员（被称为“E”）谈及一件事的时候，引发了强烈的消极情绪。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有局限的）个案研究，但它暗示了在情感表露中，不同类型的非语言行为有时会伴随语言一起被运用到叙述当中。这种分析与将LIWC应用于语料库的分析有很大区别，但我认为，它的确通过谈话和互动的细节向我们揭示了情感表露中语言使用的建设性和功能性本质。

创伤性事件的叙述

女被试讲述了她在一家美国医院担任助理护士和护工时发生的事。当时，她要把一位患者从轮椅转移到床上。然而，这本应是非常简单和顺利的操作却没有按计划进行。患者执意自己走路，却摔了一跤，折断了两根肋骨，随后又刺穿了肺，两周后死亡。

我们关注这个人如何积极构建起她对事件的描述，包括对事件的感受。我们还研究了描述本身是如何呈现社交行为的，如归因、指责和辩护。而分析语言时，我们重点关注被试对护士和患者这两种角色进行描述时的区别。

她的叙述特别有意思，因为正如萨克斯于1984年所说的：“当遇到一个事件时，作为见证者或涉事者、亲历此事件的人……讲故事的人有权讲述这个故事，他们通过讲述所见和所遭受的事情，为这项权利提供可信度。”

为了将一件情感事件归类为负面事件，它必须偏离或与日常“正常状态”下的知觉形成对比，并因此体验到比平常更不愉快或更不积极的感觉。然而，说话者也必须提供解释，让听者推断出她是什么样的人。正如我们在这个案例分析中所看到的，她以自己的消极感受来总结自己的叙述。以下是基于盖尔·杰斐逊（Gail Jefferson）所采用的惯例所转录的女被试的谈话详细记录。有关所使用的转录惯例，请参阅本章附录。

转录对话

获取信任与责任归因

被试在叙述之始是从积极的角度来构建自己的：她是一个有能力、关心并愿意帮助患者的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医院做护工的。她一直在重复“我在工作”这句话。

这种重复有助于强化她的关心和努力的形象。她在那里做事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在履行一项责任。陈述中利害关系的两难问题，以及如何在陈述汇报中通过归因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归因是对社交世界中某一特定事件发生原因的推断。“归因过程”（attribution process）这个术语是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是将事件与结果归因联系起来的推理过程。关于归因过程，最有影响的理论是凯利（Kelley）于1967年提出的理论。凯利认为，在回答他人行为的“原因”时，我们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 共识（consensus）。指的是对特定刺激物的反应，其他人要与目标人有相同的反应程度。因此，共识信息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所有人的反应都和目标人一样，就认为其共识度很高；如果从观察角度来看只有目标人做出反应，就认为其共识度很低。

• 行为一致性（consistency）。指的是个人的行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不变的程度，即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不同场合对同一种刺激事物做出类似反应。因此，一致性的信息来源于行为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对同样的刺激有相似的反应，一致性就被判定为高；如果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刺激有不同的反应，一致性就会被判定为低。

• 行为特殊性（distinctiveness）。指的是此人是否对某种特定刺激事物有特殊反应，即这个人能否对不同刺激事物做出相同反应。因此，特殊性关系到不同刺激的事物。高特殊性意味着这个人对不同的刺激事物有特殊的反应行为，而如果一个人对广泛的刺激事物的反应是相同的，他的行为特殊性就很低。

凯利的理论认为，共识、行为一致性和行为特殊性三者协同作用对归因过程的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模型认为，为了使目标人的行为被归因于本人（即个人或性格归因），其共识和行为特殊性都应该偏低，而一致性应该是高的；相反，高共识、高一致性和高特殊性的人，根据模型，应该属于刺激物归因。而在最后，凯利的模型推测，低一致性，特别是低共识和高特殊性的归因，都应该属于环境归因。

在对创伤事件的描述中，被试说：

从凯利的模型来看，案例中的被试可以被理解为模型中的“这个人”，而患者可以被理解为“刺激物”。说患者有过不听劝告的“历史”，被试则是在暗示其他护士在照顾这名患者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即其他护士也告知他应该做什么，但是他不听（换句话说，这就是“高共识”的例子）。被试直言，患者的这种不听话的行为以前就发生过（“高一致性”），而这又暗示着，大多数患者并没有不听医嘱的黑历史（“高特殊性”）。因此，这是用一种看似松散的对谈集合了凯利模型的三大维度——话语中的高共识、高一致性、高特殊性，并以此通过对话引导听众（甚至或许是她自己）走向刺激物归因。换句话说，她在微妙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把很有可能归因于她的责任推卸到不太负责任的患者身上，她这么做就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自己（负责任、认真遵循指示的护工、“履行转移患者的职责”、循规蹈矩的人）和患者（不负责任、任性、所有的护士都觉得照顾他有困难）。她下面的论述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

通过描述她对遵循指示的必要性，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凡事都照章办事的人。她一开始就解释她必须离开这个房间：“因为转移患者时，护士必须在场。”而她也愿意接受对她定下的规定。这与患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患者被描述为有点不负责任、（习惯性）违反规则的人。此外，她抢先把自己没有和患者待在一起的责任归咎于必须遵守医疗机构制定的规则，从而避免了任何直接针对自己的潜在指责。换句话说，她暗示自己通常会一直和患者待在一起，但出于需要“跑出去叫护士过来，因为转移患者时护士必须在场……”，她没有和患者待在一起。这个理由是通过职位角色来表达的。她是医疗队的一员，合乎规定且奉命行事。其所在的组织类别是一种隐式的角色的描述方式，是一种间接的归因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她能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淡化自己的作用。

词组“稍微”与动词“决定”形成了直接对比。当说到“我就让他在那儿稍微等会儿”时，她是在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不确定或犹豫不决，好像她知道她确实不应该离开患者，但是她没有办法，因为她必须遵守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护士。然而，当她说，患者“站起来，决定自己试着走一走”时，动词“决定”意味着患者的决定是有意识的决定，以此暗示他恣意妄为的性格。因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护工和患者之间的对比，即护工由于不得不遵守规则而手足无措，而患者却主动打破规则。

成对的对比

这位护工各种口头形式的“成对对比”反映了其个人能动性和自我构建中的易变性。一组对比由两个连续的事物或话语组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互对比的效果。这种对比是一种重复出现的修辞结构，它在许多类型的“说服”交流中都是重要的手段，许多市场交易者和政治家都会用这种手段。阿特金森（Atkinson）在其1984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他认为政客使用的语言，如“许多政治辩论都会有支持‘我们’的主张与反对‘他们’的言论，那么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的辩论技巧在打包传递信息的时候游刃有余、被广为所用，也就不足为奇了”。阿特金森认为，如果说话者能给听众展示谜题，他就有“很大机会激起听众的好奇心，从而激发他们倾注的注意力”。这些动词形式的主要优势是“它们组成了信息的主旨，这个信息本身既简短又完整”，它们还“是树立竞争对手格局的简单高效的方法”。阿特金森得出结论，这两个对比细节在长度、内容和语法结构上具有相似性，这是形成对比的典型方式。在我们所分析的这组陈述中有许多成对对比语句。（N）表示否定，（P）表示肯定，这与说话者在每组对比语句中所反映的个人能动性有关。

第一组对比

第二组对比

第三组对比

第四组对比

解释

在第一组对比中，两个句子（A1和B1）都说得很大声。在对比的第一句（A1）中，护工说她“赶回去看他的时候他刚好要摔倒在地”。在这里，她表现得自己更像一个观察者。她，她自己，远没有那么积极主动，因为要摔倒的是“患者”。然而，“刚好”这个词暗示着她的反应不慢，从整体上看，这句话暗示她当时肯定不会离要照顾的患者太远。这一观察者角色与对比中的第二句话（B1）相比，第二句话呈现的角色更积极主动。在这方面，说话者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因为她没有走太远，所以她能设法“在他摔在地上前接住他”。因此，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负责任的人：出于工作需要，她不得不离开一会儿，但没有走太远。

在第二组对比中，第一句话（A 2）再次反映了她的积极能动性，因为她描述了自己当时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她说，她“想办法在他摔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缓冲”，这表明，如果她当时没有在场，情况可能会更糟。在患者摔倒的时候，“我趴了下来”可以弱化事件的戏剧性：如果他撞到地板发出“砰”或“嘭”的一声，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第二句话（B2）她的积极行为与因跌倒而产生的消极后果形成了对比。她说：“后来我们发现他断裂了两根肋骨……”“我们”一词在她的自我介绍中非常重要，她是一个“了解医术”的人，是医疗团队中被接受和重视的成员。她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医学话语中，一个充满医学关怀的语境中。通过描述她对患者病情的了解，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了解医疗知识的人、一个医疗机构愿意向她透露患者病情的人、一个拥有“与专业相关的演讲资格”的人，这时，她就能让自己的描述的可信度不容易被削弱。因此，在前两组对比中，她在描述自己所做的行为（B1和A 2）和无法控制的消极后果（A1和B2）下，凸显了自己的主动举措和积极角色。

在第三组对比中，她在第一句话（A 3）中接受了部分关于她的责任（“我觉得这都是我的责任我的错，竟然让他独自待在病房”）与第二句（B3）责任转移的引证形成了对比（“我们有个纪检委员会帮我证明了不是我的错”）。请注意，她强调“我的”这个词，在这其中，在她的自我建构里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一方面，她用“我们”这个词把自己塑造成医学“专家”；另一方面，她说“我觉得这都是我的责任我的错，竟然让他独自待在病房”，即把自己描述成医疗团队的边缘人。她本可以说“他们觉得这是我的责任”，但她没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我”这个词的选择是为了淡化她身上的潜在责任，因为即使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的错，其所在的医疗机构和在医学领域的专家也没有这么说。

根据波特和韦瑟雷尔的观点，研究话语中的可变性，是一种阐明话语功能的方法。话语变化发生在话语当中，由这句话的行为取向决定。他们认为，在目前主流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中，当研究个体的一致性时，通常都试图最小化叙述里的可变性，或者甚至不将其考虑在内。而另一方面，话语分析法却积极寻找这些可变性。“话语在实现不同功能的时候发生转变，而变化这一性质可以为它要实现的功能提供线索”。因此，目前她身上的责任已经被她的描述抵消，这足以证明自我构建的语意变化在谈话中的作用。当她把自己视为不被指责且单纯的照顾者的角色时，她就把自己塑造成低一等的医疗机构成员；而在其他地方，她则标榜自己作为医疗团队的一名可靠的成员，是“内行”的。

上面的三组对比句按顺序呈现，它们组成了一个列表。已有证据表明，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列表在不同类型的话语中（如政治演讲、法庭对话和日常谈话）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杰弗逊在列表中强调，特别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列表，可以用来构建完整或有代表性的描述。在这里，这三组对比句与第四组相区别，被一段关于她自己感受的谈话相区分。因此，在描述了这个不幸的事件之后，她重申了自己的为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是能够体验某些感觉的（如“非常非常伤心”）。第四组对比句与第三组相似，她首先描述了自己的感受（“我感到愧疚”），这可能关系到她要接受的谴责，然后通过“这不是我的错”来否认谴责。她继续为自己不应该受到谴责而正名，这有双重作用。第一，她当时有“赶回去”，这意味着她在某种程度上试图纠正这种情况，或至少有想过减轻可能严重的后果。第二，她说患者是“自己要这么做的”。

因此，她把责任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患者身上。她用第三组和第四组对比来表明，尽管她感到有一定程度的责任（A3和A 4），但事件的事实和医疗当局都为她开脱了责任（B3和B4）。

她在叙述的最后说，她对整个事件感到多么难受。她重申了自己的感受，并对患者的死亡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情感表露中的非语言行为

在非语言行为方面，我们研究了杜兴式微笑和非杜兴式微笑，以及注视是如何在这些对比组中被组织起来的。分析详见表5–1和5–2。

我们假设，就这些对比组句来说，非语言行为应该有许多相互作用功能。比如，非杜兴式微笑和注视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 增强对比度。如果我们能看到非杜兴式微笑和眼神注视在对比组中的积极部分（P）明显高于消极部分（N），那么非语言行为就可以用来强调言语信息的积极内容。

• 标识过渡。非语言行为可以用来强调两个对比之间的过渡。

• 改善对比。如果非杜兴微笑和注视在对比中的负面部分（N）比正面部分（P）有更高的表现，就可以认为非语言行为可以减少负面的影响内容。另外，我补充很有趣的一点：杜兴式微笑常发生在没那么故意的地方，以及表露出真正情感的地方。

我们测量了每组对比句的持续时间，然后测量其杜兴式微笑、非杜兴式微笑和注视的持续时间（见表5–1），以及非语言行为在各组对比句中（开始和结束）所占总时间的百分比（见表5–2）。

杜兴式微笑的分析

第一组对比

虽然杜兴式微笑在这个对比组的两部分都有出现，但（N）部分的微笑相对多于（P）部分。当她谈到后果的时候，她脸上的笑容是最明显的，当她说“两周后，他死了”的时候，还笑了起来。

第三组对比

在对比组的（N）部分，她始终保持着杜兴式微笑，而在积极组的第（P）部分，她的笑容变少了。

第四组对比

在这里，对比组中的（P）部分比（N）部分呈现出更多杜兴式微笑。

非杜兴式微笑的分析

第二组对比

与杜兴式微笑类似，非杜兴式微笑在（N）部分里比在（P）部分里出现得更多。

第三组对比

在这里，非杜兴式微笑只短暂地出现在对比组中的积极部分。

杜兴式微笑与非杜兴式微笑的共同分析

第一组对比

第二组对比

当时，这段描述出现这么多笑容着实让我们感到惊讶，不管是杜兴式微笑还是非杜兴式微笑，都贯穿在这组对比句当中。同样有意思的是，非杜兴式微笑常常紧接在杜兴式微笑前后，好像杜兴式微笑本来就需要带上这种非语言行为似的。

第三组对比

第四组对比

注视分析

第一组对比

眼神注视在（N）部分比（P）部分中出现得更多。这其中的假设可能是眼神注视对负面信息有改善效果。

第二组对比

与第一组对比相似，注视更多集中在（N）部分，而不是（P）部分。

第三组对比

在这组对比中，注视出现的频率不相上下。

第四组对比

在这组对比中，注视的频率是相同的。

杜兴式微笑、非杜兴式微笑、注视的分析

第一组对比

第二组对比

第三组对比

第四组对比

我们发现，杜兴式微笑往往在对比组中的消极部分出现。此外，注视也在对比组的负面部分出现得更频繁。还有一点，杜兴式微笑和注视都正好落在对比组的正反两部分中间，从而突出了对比的两部分之间的过渡。

情感表露过程中会发生什么

这种探索性的分析，目的是为了弄清情感表露的过程，以及从心理和医学角度来看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段关于意外死亡责任的叙述。如果常人就这一事件（患者在医院摔倒，摔断了两根肋骨，肺部被刺破后去世）的公正性有所了解并展开讨论，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在护工本应在场却缺席的情况下，人们就很可能会认为患者是这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因此，说话者（即护工）应该受到责备，因为她在去叫护士的时候，使得患者无人照料。然而，通过对话语的分析，我们发现了说话者利用说辞巧妙地将责任从自己身上转移开的几种方式，并将自己而不是患者包装成一宗没有按计划进行的事件的受害者。

我们还试图突破（传统）话语分析法的狭窄边界，获得更广阔的话语交流图景。由于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的表达与非语言行为间确实无法脱离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在分析中囊括一些非语言行为形式，并研究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就可能获得更丰富的观察结果。结果表明，对比组句作为叙述中的基本结构，发生在其中的无差别微笑和眼神注视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相反，这些形式的非语言行为主要发生在对比组句中的负面部分。换句话说，护工在谈论最负面的部分时，各种形式的微笑和注视是最多的，这与她的主观意志相关。例如，当她描述患者“肺部刺穿，两周后死亡”，以及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我感觉这全是我的责任我的错，让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时，她不断表现出笑容，同时还有相当高频的注视。这些结果该如何解释呢？非语言行为在此的作用很可能是作为自我构建的一部分，她想表现出自己是善良和负责的人，并表明自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毕竟，她讲的故事有利于她，在这个故事中，她摆脱掉了所有她个人对这起事故会受到的谴责和承担的责任。说到微笑，一开始看去，在对过去负面事件的描述中如此频繁地出现杜兴式微笑和非杜兴式微笑，似乎有点奇怪和矛盾，但拉法兰西（LaFrance）和赫克特（Hecht）于1995年指出，“微笑可以减弱对潜在错误行为的负面判断”，并将这种现象称为“微笑宽容效应”（sm ile-leniency effect）。拉法兰西和赫克特于1995年调查了微笑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可能发生的学术不当行为的微笑宽容效应，研究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效应，以及各种笑容（杜兴式微笑、假笑和苦笑）是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宽容。结果显示，微笑的被试比不微笑的被试能得到更多宽容，但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被认为罪行有所减轻。微笑类型并没有显著影响人们对他的宽容程度，即所有上述讨论的微笑效果差别不大。在微笑宽容效应的变量中，“举个例子，认为目标更讨人喜欢、顺从或老练”的判断，其中最能解释微笑在效应中的影响的是这个结论：微笑趋向让实验目标显得可信可靠。拉法兰西和赫克特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案例可能涉及违法行为。最相关的维度似乎是实验目标的诚实和善良，而微笑有助于增加这些品质的知觉”。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人们想要从违规情境中摆脱责任时，他们的策略是，如果追责对象仍留有存疑，就保持微笑。”在我们的研究中，被试在其叙述中最负面的部分笑得更多，可能是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善良和值得信赖的人，从而让人们对可能追责到她身上的错误行为有所改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杜兴式微笑主要出现在对比组句的否定部分，而非杜兴式微笑出现的频率则要低得多，并且在否定和肯定部分出现的频率大致相同。拉法兰西和赫克特认为，微笑类型并不是影响微笑宽容效应的重要因素。但埃克曼又会如何解释这一发现呢？毕竟，拉法兰西和赫克特假设杜兴式微笑，这种享受的微笑通常伴随积极的情绪，如幸福、愉悦或享受。事实上，弗兰克和埃克曼指出：“微笑似乎可以表明快乐或幸福的真情实感。”埃克曼会不会去辩护，当这位护工谈论负面事件时，她是在真诚地微笑吗？这是否意味着，当她谈论这些负面事情时，她感受到了真正的积极情绪？有人认为，如果埃克曼的判别标准正确，我们就会在最负面的叙述中发现更多的非杜兴式微笑。然而，埃克曼等人也指出：“杜兴式微笑是任何积极情绪的信号，比如……解脱。”埃克曼说到他决定“用‘享受感’这个概念来粉饰娱乐、放松、感官愉悦、成就的骄傲、兴奋的激动、完满和满足”。他还提出，上述不同的积极情绪可以被认为是“享受”这一情绪大类的一部分，“兴奋、解脱和满足可能都是同一情绪主题的不同变体，就像烦恼、狂暴、怨恨和愤慨都是愤怒这一情绪大类的组成部分一样”。如此说来，被试在说出自己最负面的经历时可能已经体验到真实的解脱感了吧。

在谈论创伤中最负面的部分时，被试不仅表现出更多的杜兴式微笑，有时还表现出更多的注视。阿盖尔和库克指出：“许多研究发现，有更多注视的人被认为更加诚实可信。”比如，在一次实验中，当拍摄演员有更多的对视时，人们就会认为他更有效率、愿意做出更多改变，或是能提供更多信息。阿盖尔和库克认为，总的来说，“研究证明眼神交流更多（以及看得更久）的人可以为自己塑造更有利的个人印象，并且更受欢迎”。因此，被试可能将注视行为作为自我构建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她将自己构建成一个可信的人。在格雷厄姆（Graham）和阿盖尔的术语中，注视可以被用来加强她的自我构建。然而，鲁特（Rutter）和斯蒂芬森（Stephenson）这两位学者虽不是质疑注视行为和拉近两人关系这种目的之间的关联，但他们于1979年提出，注视的主要功能是监视他人身上的信息，而不是交流情感。因此，一个人在叙述最负面的部分时注视更加频繁，很可能是想知道自己传达的信息被接受的程度如何。毕竟，在他人面前表露情感是一个互动过程，无论对象是你最好的朋友、治疗师，还是实验研究者。作为互动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对注视和微笑行为都有所了解。

在我们的研究中，被试详细讲述了一个很可能会怪罪在她身上的故事：一位由她照顾的患者死了。然而，在她讲述的这个故事里，自己并没有受到责备，她运用上述各种方法构建出了叙述，将责任推给了患者。她不需要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她所做的只是把特定事件说出来而已。她在故事最糟糕的环节露出杜兴式微笑，大概是为了松一口气，并同时密切关注实验倾听者的反应，以判断她讲述这段故事所带来的效果。我认为，这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关于情感表露心理机制的启发。

那么，情感表露对自身的影响是什么呢？彭尼贝克如是说：“构建一个好故事的净效果是，我们对情感事件是有记忆的，我们所编造的故事相对简短、紧凑，并且肯定少不了偏见。”他接着说：

讽刺的是，好的叙述可以使我们复杂的经历变得更简单、更容易理解，但同时它也会扭曲我们的记忆。把痛苦转化成语言最终会让我们忘记，或者说得更好听些，从创伤中超脱。

不过，这套主张确实能引发出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好的叙述”？我们能接受多大程度的偏见？我们记忆中的冲突程度是如何与叙述建构和“超脱于创伤”的能力建立起联系的？我们的实验案例表明，事件发生的原因与事件内容同样重要。任何连贯的叙述，尤其是当它被改写成“简短、紧凑的故事”时，都需要包含这个元素。然而，通过计算某些语言类别的字数来描述这一过程既低效，也不精确（如LIWC）。很简单，这不是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案例中，护工编造了一个恣意妄为的患者的故事。因此，这不再是一个医疗疏忽的案例，而是两个对比强烈的人的案例，患者对事故和死亡负有责任。她的非语言行为帮助她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得体、贴心的护工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她已尽其所能了。但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甚至一点都没有）弄清杜兴式微笑和那些笑声的含义，因为笑时她正展开描述的是事件中最悲伤的部分。在叙述的这个时间点上，她一直在注视着倾听者，这其中的作用可能是查看她的叙述对倾听者来说接收程度如何，而她的杜兴式微笑很可能是在自己的叙述达到了其社交目的以及说清了责任归属后所表达出来的解脱之感。这件事不能怪她，这是这段话的重点。

也许我们能从这个案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情感表露这一过程并不是认知或情感过程。如果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创伤经历的描述，但没有人接受，那么我的猜测是，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我们都没办法走出创伤。当然，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未来可能会有人去解决它。我们今天讨论的情感表露成果的关键，是被试对从实验室“倾听者”处接收到的信息的处理，以及解脱后脸上露出的真正笑容，因为她所说的话被人听进去，并且被接受了。

同样，特蕾西·埃敏讲述自己11岁时在马尔盖特的海上遭遇性侵的经历，也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关于责任的故事，因为责任蕴含在这个故事里面。她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还隐晦地和我说了原因，责任一直在其字句里。但在特蕾西·埃敏的案例中，这似乎是一种对责任的绝望追求，在某些叙述下（在不同的情境中），她作为性的煽动者，对发生的性行为负有明确的责任，但在她的回忆录中却不是这样。在她的回忆录中，男孩们对她实施的言语暴力非常重要，这就是她感到脆弱的原因，并随即与这个男人攀谈上了。而他则利用了特蕾西的脆弱感。然而，在其他采访中，她以一种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方式承担了整个事件的责任。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回忆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不一致性和危险（不仅仅是她生活中的这件事）。给事件套上一个“原因”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控制感。那么，这个案例该如何套用到彭尼贝克的方法上呢？要是用彭尼贝克的治疗方法，她就得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个故事（只讲三遍就够了），直到她可以“忘记”并“超脱这段经历”。或是说，她比较特殊？她拥有这段矛盾的记忆，拒绝将其编码，也许这就是她用使用过的避孕套、伏特加酒瓶和脏内裤来表明她的潜意识不允许意识的语言进来参与并消化这段经历的原因。有时候，我们需要好的故事，也需要坏的故事，这样才能在个人、情感和心理上都存活下来。

总结

• 如果长时间不去谈论自己的创伤事件，就很可能会遭受身心健康威胁。抑制创伤的经历会让人感到压力重重。

• 被归类为抑制情绪的个体，与喜欢表达情绪的人相比，会有更高的癌症发病率、血压更容易偏高，而且普遍患有生理疾病。

• 放下拘束，去表达过去或现在的创伤经历的想法和感受，似乎与身心健康改善相关。

• 詹姆斯·彭尼贝克用大量的临床证据表明，讲述创伤事件相关事实，并结合他们对创伤的情感感受，会对健康大有裨益。

• 彭尼贝克还表示，大多数对情感表露的研究都停留在对其效果的测量上，而非识别其潜在机制。即使是在今天，这个疑问依然存在：为什么情感表露能有助于促成这些与健康相关的变化？彭尼贝克通过分析这些叙述中的单个词汇来回答这个问题。

• 在一个情感表露的案例中，研究者使用了对话分析法。案例详细记录了被试的注视和微笑，以及它们与叙述内容的关系。解释事件原因以及就个人行为的追责是分析的重点，这就是“意义的追求”的组成部分。非语言行为（如注视和微笑），是构建和传递恰当陈述的关键行为。

• 在我们的实验中，当被试讲述自己经历中最坏的部分时，非常留心自己说出的话被接收的情况，并在这段时间露出了真实的（如释重负的）杜兴式微笑。

• 他人如何看待此人对创伤性事件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心理康复的关键。

• 这很可能表明，情感表露既是一种认知或情绪行为，又是一种社交行为。

附录

转录惯例

解释[3]

注释

[1]特纳奖被认为是欧洲最重要和最有威信的视觉艺术大奖，这个奖项以英国绘画泰斗威廉·特纳的名字命名，以发展和推动先锋艺术为宗旨，奖金2.5万英镑。——译者注

[2]19世纪，杜兴在治疗一个因为肌营养不良而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的患者时，发现用电刺激面部的相关肌肉收缩，从而产生特定的表情。——译者注

[3]原文使用的方法是采用大写的英文字母，但是这在中文中无法实现，故使用黑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