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表达的冲突：关于双重束缚的研究

第4章　表达的冲突：关于双重束缚的研究

我很想念她，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她警告过我，我不可否认。“母亲应该是第一位的，你会后悔没常带我出去的。”我母亲常常这么说。听完，我会不由自主地感伤流泪。“我对你来说不重要，我想你关心路易斯多过关心我。”

路易斯是我的拳师犬，也是招致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母亲常说：“真不敢相信你会让那只狗亲你，弄得你全身口水。”我一直认为，这种抱怨更多的是出于嫉妒，而不是出于对个人卫生的担忧。有时我甚至觉得路易斯感受到了她的怨恨。

我每天下午都会给她打电话。我会坐在明亮透气的办公室里，透过磨砂玻璃，我都能感觉到学生们在走廊中的欢声笑语在这个忙碌而自私的世界回响。而她则会在正午时分，在厅里独自呆坐在电视机前。从加工厂退休后，她就非常想念从前的工作和自己的前单位，她从一开始就不想退休。办公室外传来的欢声笑语，听起来就像是我在参加派对。她会说：“我已经没有生活了，我只是在苟延残喘罢了。我一整天都感到孤独寂寞，而你呢，却在那里享受生活。”

我能感觉到那种早已料到却无法避免的强烈负罪感。即使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和心理准备，这种感觉也不曾减弱。我有自己的生活、家庭、孩子，有自己的事业和繁忙的工作，而她永远都不会了解大学的工作，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的。她常问我：“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只能说：“真的没有时间，除非我去做讲座或上督导课，但我必须把事情做完。这里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所以，你想什么时候去上班都可以，却很少来看我。如果我是你，我会感到羞愧的。”我尽量常回家看她，她也会在圣诞节、复活节来看望我，每年七月还会在我家待上半个月，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当我真去看她的时候，我还常会带着一台电脑。每当我在前门掏出那台大容量电脑的时候，就燃起了回家后第一次争吵的火苗。“你是来看我的，不是来工作的。把那该死的东西收起来，不然我就不跟你出去了。”

她知道我会尽量把回家和工作相关的活动结合起来，有时效果还挺好。我会带她一起出去。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本著作入围了某个文学奖，我们还为此一起出席了文学颁奖晚会。我母亲在豪华的招待会上喝了几杯，还和作家布赖恩·基南（Brian Keenan）攀谈上了。布赖恩·基南曾作为人质被关在贝鲁特地下室多年，长期的关押让他养成了小声说话的习惯。因此，我母亲会不停地跟他说：“你大点声说话，布赖恩。”“我几乎听不见你说话，拜托你说话大点声。”当主持人宣布布赖恩的书《邪恶的摇篮》（An Evil Cradling）获奖时，布赖恩吻了我母亲一下。“这个奖是他应得的，”母亲对我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待在那黑乎乎的死亡地窖里。我告诉他我也深有体会。我说过我也从来没走出来过。”

后来，我们看见安德鲁·莫森（Andrew Motion）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可是后来的桂冠诗人。他在后来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非学术性书籍，我也和他在伦敦的出版社附近的酒吧喝过酒。我告诉母亲，我认识他。可是，他在从我们面前经过时几乎是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我母亲也注意到了，随后瞥了我一眼，看看我的反应。“所以，他并不是跟你很要好的朋友，对吧？”我母亲说，“我看你并没有多少好朋友，不像小时候，你所有的朋友都会在我们家的前厅里嬉笑打闹。”

后来，我们散步穿过小镇，来到一家钢琴酒吧。她和那位钢琴师说今天是她的生日，想要一瓶免费的香槟，尽管当天严格来说不是她生日（甚至只是个大概的数字）。钢琴师为她演奏了一首《放过我吧》（Please Release Me），以此作为对这个特殊请求的回应。邻桌几个女孩在办单身派对，她们有点吵闹，其中一个因为要结婚了而想来吻我。“你们别惹他，”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们可一点都不害臊。”

几年后，我们又去参加了市政厅的另一场颁奖典礼，我的小说《街角的男孩》（The Corner Boys）入围了。我得知彭定康（Chris Patten）将作为颁奖嘉宾，而共和党政客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也会出席。“我要对老格里说几句话，”母亲警告我，“自从他把我们害了一通以后，没别的办法，我要跟他唠几句。”她一直盼望着这场活动，我却一直担心她乱说话。活动整整一天，她都在兴奋地谈论着她曾参加过的颁奖典礼。“你和你哥哥小时候，”她说，“你们在圣马可（St. Mark’s）包揽了JTC和CLB的所有奖项。我的邻居跟我说，典礼没什么好去的，因为贝蒂哥俩把所有奖项都得了。”那天我得出趟门，于是我去买了些东西，后来我发现要迟到了，便从镇上给她打电话，让她自己去那里，我则会直接从镇上出发。

我站在市政厅的后门等她，我看到一辆出租汽车开过大门。司机好像认识我似地朝我点点头，然后从后备厢里把我母亲的轮椅拿了出来。要下车了她还在不停地和司机聊天。在司机为她开门让她出去的时候，我母亲还在问他：“你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吗？”“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就是，根本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开心。”我缓慢而小心地把她推进市政厅。其他的客人都聚在房间中央，诚惶诚恐地端着酒杯。我注意到所有的男士好像都穿着灰色的西装，女士则穿着优雅的黑色礼服，佩戴着银色的胸针。而我穿着松垮的夹克，母亲穿着粉红色风衣，轮椅上还挂着的当天买的TopShop牌[1]包包。她的头上顶着我家狗喜欢满屋子追着跑的假发。我们挤过人群后，她说：“我饿死了，我还没有吃过饭呢。去给咱们随便拿些什么吃的来吃吧。”

于是，我去找吃的。我给母亲拿了一大杯白葡萄酒。“我渴死了，”她说，“我一整天都没喝水了。”当演讲要开始的时候，房间里到处都是摄像机，时不时还会有一小块圆形区域突然有强光照亮。彭定康正准备宣布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RUC）的未来发展，部分摄像机已经开始录了。其他的参赛者和亲友团站在舞台中间。一位女士穿着昂贵的华服，戴着精美的凯尔特图案银手镯，向彭定康投去了倾慕的目光。我母亲则在聚精会神地吃着东西。

端着小点心的女服务员发现我们离人群远远的，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母亲对她说：“我快饿死了，这些小零食根本不扛饿。”

“女士，这个给您。”女服务员递给她一个更大的盘子。

这时，彭定康开始说话了。

“这是我的儿子，”母亲对她说，“你知道吗，他今晚被提名了，但他不会得奖的。你得被人所认识才能得奖，不是吗？而他呢，一个人也不认识。”

“是啊，但是能被邀请，也很好呢。”拿着小点心的女服务员说。

“当然，”我母亲说，“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被请到市政厅，你应该感到自豪。”

“是啊！”女服务员说。

“你见到格里·亚当斯了吗？”我母亲说。

“哦，见到了，”女服务员说，“他可是这里的常客。他和马丁·麦吉尼斯如果不在斯托蒙特到处跑，他们就会永远待在这里，就好像这是他们的地盘似的。”

我母亲坐在轮椅上发出厌烦的声音。“谁信啊？”她说，“他们是在治理国家，但很明显，他们是把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夺为己有，新教徒却什么好处都没有。”

此时，我靠着墙站着，我注意到我身穿的夹克袖子上有黑色污渍。我盯着那些污渍看了好久，想用唾液把它们擦掉。女服务员则去给我母亲找酒了。

“你表现得太离群了吧，”母亲和我说，“快去和那边的那些人聊天，告诉他们你是教授。”

女服务员端着新的酒和食物走过来了，而且无意中听到了这番话。

“他是教授吗？”女服务员问。

“他的确是，但你完全看不出来。”母亲说。

“那些是他的包吗？”女服务员说，“要是换作以前，你们带着那样的包过来，很可能会被拒之门外的。”

“格里试过带大袋子来吗？”母亲问了这个问题，她们俩都笑了起来。“所以，格里不来了吗？”我母亲问。我想她一定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失望吧。

台上的彭定康看向了我们这边，很可能是笑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谈我的小说，但我听不清他在讲什么。

“那些蘑菇馅饼里有什么？”母亲问。

“有蘑菇。”我说。

“还有什么？”她生气地问，“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嘴里就是吐不出什么有用的话来。”

女服务员又去拿喝的了，我们仍然站在原地。我装模作样了一下，然后把母亲的轮椅推到面墙的方向，此时她背对着彭定康。“你这样一来，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她说。我回答说：“没什么好看的。”这时，女服务员回来了，她问道：“你没看到现在是什么环节吗？”此时，彭定康正要宣布获胜者。他说道：“获胜者是……”

我没有听到获奖者的名字，但我清楚那不是我。“没事的。”母亲说。女服务员也说：“没关系，再来点美味的蘑菇馅饼吧。”我们还可以听到房间那头的谈话声。“这家小酒吧什么时候关门？”母亲问。“您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呢！”女服务员说，又补充道，“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就行。”“那我们再喝几杯吧，”母亲对我说，“我也拜托你，去跟那些人聊聊天吧。如果你不跟他们混熟了，就永远都得不到这些奖。”母亲又转向女服务员，说道：“他的问题就在于从来不说话，只会和那些该死的小姑娘攀谈。不过他在这方面已经很努力了。”

随后，我溜达着去找厕所，我试着对一两个人微笑示好，但没有成功。于是我母亲决定要离开了。她问女服务员：“顺便问一下，这附近有电话吗？等喝完这几杯后我们可以打电话叫计程车吗？我们可不想整夜被困在这里，又没东西吃。”于是，我去打电话叫计程车，但是计程车都有预约了，于是我只好在后门的公用电话旁等着。我碰到了一位来自都柏林的女电视制片人，她冲我笑了笑，问我今晚颁奖礼过得怎样。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来为爱尔兰电视台（RTE）制作关于今晚的艺术类节目的，但是她所需要的采访现在都已经准备完毕了。当时我想都没想，就把自己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上的事情说了出来。我知道现在已经赶不上她的采访了，我们只是闲聊而已。“真的吗？”她说道。我看着她的表情，就更后悔说出来了。“真遗憾呢，我们没有早点谈。哦！我的车来了，我要走了。”我对她报以微笑，然后走出了电话亭，没再打电话叫计程车了。幸好，这艰难的聊天我终于混过去了。

我把母亲推到市政厅的后门等出租车。她朝保安笑了笑，保安也朝她笑了笑。“我猜那个男的以为自己很有吸引力。”她说道。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所以我假装没听见。此时，我们二人——一个坐轮椅的女人、一个穿着脏兮兮外套的男人，在外面寒冷的夜风中闲逛。那是一位大学教授和他那神气的母亲，从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出来准备回家。这位教授刚摆脱工人阶级的出身，但尚未达到下一个阶级。

这些都是我记得的时刻，我紧紧抓住这些时刻，因为它们代表了一切。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随着母亲节的临近，这些回忆甚至蒙上了更多悲伤色彩。每到母亲节，我都会给她送花，还给她打电话确认花是否送到了。“花都很美，”她会说，“我把它们拿给我所有的邻居看了，他们都很嫉妒。”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到很开心。然后，她又会加一句：“如果是你亲手把它们带来的就更好了。”

当然，在今天我是很乐意拿起电话的，为母亲订购鲜花，然后拨通她在贝尔法斯特的旧号码，听她讲……任何事都好。她说的话往往都是对的，有时我真希望在那些忙碌的时期多听听她说话。

我把母亲以及我与她的关系写成文章，发表在《贝尔法斯特电讯报》（Belfast Telegraph）上。有一位来自贝尔法斯特的老妇人写信给我，信上说：“尽管你说了这么多你们俩之间的故事，但很显然，你们是爱对方的。”她的语气让人感觉这一点好像毋庸置疑。“妈妈有时候就是这样对儿子说话的，”她写道，“儿子也如此。你们好像对彼此都很坏，我却能从中看到爱的光芒。我读你那篇文章的时候都哭出来了。”

然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和对方说这种话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必须要以这种方式处理彼此的关系呢？这种模式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

如果我们的内心常常充满冲突，那么对着所爱的人说出的话就会引发最为强烈的矛盾。我们会说一些明知道会造成伤害的话，然后冷眼看着伤人的事情发生。我父亲在我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我说了伤害母亲的话时，尤其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她总能知道如何反击我会对我伤害最大。毫无疑问，父亲的离世让我产生难以言表的愤怒。她说的话总是类似的，比如：“如果你爸爸还活着，他肯定会为你感到羞耻。”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象她说这句话的情景：听着她的语调，看着她的脸，夹杂着悲伤和蔑视，但她还有工夫看我的反应，真是残忍的一击啊！

这种对话就像军备竞赛一样，一个接一个升级，而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就是核弹级攻击。

当然，我还记得当时的感受，还有我当时的反应：悲伤、绝望、愤怒、沮丧、内疚，通常我都能把它们压制在心里，但有时我也会恶语相向。然而，我从未质疑过这些。我无法评判母亲这句话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也无法评判父亲对我一个少年的看法和理解是怎样的。我无法忍受聊起我的父亲，因为那太痛苦了，更不用说谈论他会怎么看我了；如果他还活着，就不会有类似“他会怎么看你”的疑问；像“如果我们不是都沉浸在这无法承受的悲伤里，也许我们就不会这样争吵了”这样的想法也不会时常浮现在脑海中了。然而，事实显然是他没办法活过来。

有时候我会显得更冷静。我会走过去拥抱她、搂着她，她却会变得僵硬（因为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我会把手放开，她则会说：“我知道你不爱我，你一直更爱你爸爸。你看看我们在海边拍的所有照片，你总是坐在他旁边，不坐在我旁边。”

而我只能站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没法动弹，也无法呼吸，她就在我伸手可及的面前啜泣着，我的手却没办法自然而然地抱她。我无法逃离，也不能向前。我只能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女人因悲伤而色衰。我知道，如果导致这种悲伤的终极原因不是我（当然是我父亲的早逝），那么我也对问题解决无能为力。甚至当我去英格兰的大学读心理学时，和家乡隔着一条海峡，在贝尔法斯特，他们会强调几英里的水域是那么远，那时我就知道我逃不掉了。

第一学期结束时的圣诞节我回到家，兴奋地谈论着心理遗传学和各种理论知识、巴甫洛夫的狗、斯金纳的老鼠和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的小鸭。或许是因为提到了鸭子，又或许是她想让我去了解人类的情感（如悲伤和失落），抑或是我对于小鸭子对劳伦兹产生印刻效应的描述，这似乎成了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鸭子一直紧紧跟着劳伦兹，”当时的我满怀热情，既敬畏又天真地说着，“小鸭子到处跟着他，就好像他是它们的母亲一样。”

听完，她哭了。不是因为这个科学奇迹，也不是因为我们学到了印刻实验，更不是因为鸭子和孩子的区别，而是因为这段大学新生活正在渐渐地把我从她身边“夺走”，因为我眼里只有“拿第一”的野心，因为她没有看到心理学能好好解释她所在意的事情。

格雷戈里·贝特森和双重束缚理论

大约一年之后，我读了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经典著作《朝向心智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以便了解R.D.莱因等人著作中关于癫狂的新思潮的知识背景。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思想，精神分裂症现在被视为一种心理突破而不是崩溃，至少在大学里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她对此没有任何感觉。

“你去过珀迪斯本（Purdysburn）吗？”母亲问我，“或者，你知道哪个实验是谁被关起来，被电击到头嘶嘶响的吗？我知道有，但那并不是什么突破。你们反倒可以试试在老玛丽的额头上煎鸡蛋。”

我在大学时被引荐过给贝特森，他可是一位智力超群的伟人。有一天下午，我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哲学老师严肃地说：“他有着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远见。”这二位，一位是从一粒细沙中洞见生命真理的哲学大师，另一位则是在基本沟通元素中发现人类交流冲突的心理学家。贝特森提出了双重束缚理论，即沟通意义的小小扭曲也会完全改变整件事。“这就是莱因研究的出发点。精神分裂症仅有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它主要还是由环境决定的，这在家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中显得尤为突出。家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贝特森很清楚。”

他靠在一个又笨重又陈旧的棕色皮革扶手椅上，这个椅子无疑违反了一般大学所规定的办公室配置标准。他吸了一大口高卢（Gauloise）香烟，然后老练地把烟扇到了面前的空位置上。那里坐着他的三位学生，都在读二年级，他们都一个劲地躲闪自己的目光，不想和老师接触，也不想和身边的两位同学接触。他短暂地闭了闭眼睛，几乎是在低语，仿佛是在向我们吐露心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手中无限，刹那永恒。”

这场教学感觉就像要持续到永恒似的。他又睁开眼睛，仿佛刚从沉睡中醒来，又深深吸了一口烟。“所以，你们的家庭是怎样的？”他问道。我们报以沉默。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靴子，注意到左鞋尖有些草屑。它从鞋里伸出来的角度有些奇怪，卡在了鞋面和鞋底之间的空隙里。可能这根草已经卡在那儿有一段时间了。“你们中有谁的母亲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屋里还是一片寂静。我慢慢地把草拔出来，轻弹到他那浅褐色却有咖啡污渍的地毯上。

老师说道：“你们的母亲绝对能把你们搞崩溃。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不知道这些是什么知识，但现在你可以开始用心去感觉。”此时，我则被他的香烟呛得咳嗽，声音越来越大，大到打断了他的话。

他直视着我，径直对我说：“你这一打断的意义可大了。你去问问你的心理学导师有关防御机制的问题。你去问问，实验室里的老鼠会不会有这些症状？”他被自己开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怪不得他们只去研究老鼠——因为，他们害怕真正的心理学向他们揭示的事实。”辅导课很早就结束了。

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从图书馆借来贝特森的书，认真读了起来。事实上，这没让我失望。它似乎解释了我的所有疑问。它的议题是宏伟的。正如威廉·布莱克所说，这的确是一沙一世界。它解释了癫狂是对待非理性情况做出的理性反应，讲述了谈话中非理性建构起来的过程，以及部分家庭成员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传播这种非理性的。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行为，即双重束缚，它是一段或一系列的言辞，让对话接收者陷入“不可能解决”的境地，因为这段言辞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因此，任何回应都是错误的。下面这段在对话和行为描述让我印象深刻，我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

病房里有一位恢复得很好的年轻人，他母亲来看望他。儿子见到母亲非常高兴，不由自主地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她却一下子挺直了身子。他收回了手臂，结果母亲问：“你不爱我了吗？”他的脸涨得通红，母亲又说：“亲爱的，你别这么容易脸红，好吗？不要害怕表露自己的感情。”这位年轻患者随后和母亲待了几分钟，在母亲离开后，他袭击了一名勤杂工，结果被放倒在了浴缸里。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个年轻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被母亲这种矛盾的交流方式逼疯了，是真的疯了。

贝特森继续写道：

但显然，如果这个年轻人能够说“妈妈，当我搂着你的时候，很明显你是有不舒服的表现，而且你难以接受我表达爱的方式”，那么这桩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然而，身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却不可能做到。他强烈的依赖性和母亲宣泄控制欲的“互动训练”让他无法与母亲谈论他们的沟通方式，母亲却又批评他，将他置于这种非常困难的境地中任由其自行处理，逼迫他接受这种现实。

第一次读到关于双重束缚的描述时，我感到一阵寒意。不过，像每一个大学生一样，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过人们所研究的各种心理学实例，从躁郁症到妄想。那时我的生活不乏寒意。心理学老师警告过我们，要小心这种外延推论，其解释是，你要对证据有更仔细的检查。然而，我那位大胡子哲学老师则告诉我要大胆一些。“承认自己的经历，与强烈的依赖性做斗争，从家庭的枷锁中解放自己，不要做受害者。”

于是，我回到家，列出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双重束缚的例子。有些很容易记录，当我和母亲通电话或者我回家时，我就会偷偷地在笔记本上记录：

你给我努力准备考试；你从来都不会为我腾出些时间。

夏天你怎么不回家呢？记好了，这里没你什么事。

你真是个柔情的男孩子；你只是假装深情罢了，因为现在你肯定心怀什么目的。

你总是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呢？为什么不注意听我说话？

然而，有些事件就很难记录了，因为它们不仅是口头的，还是高度主观的。这些事件夹杂在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之间的矛盾中，它们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贝特森提及的事件。

我缓慢且仔细地记录下这些事件，交给我的哲学老师：

当我去抱她时，她就会变得很僵硬，然后唉声叹气。而当我把手放开时，她又对我的退缩显露出一丝反感。我只能感觉到那反感的表情非常短暂，充其量只是微表情。然而，那声叹息却非常清楚明了。

然而，将我的记录整体看下来，我发现，尽管许多行为可能都是存在矛盾的，但它们还远不足以成为发病源。是不是这样呢？母亲的行为确实有些矛盾，但这就足够了吗？我不敢把我的双重束缚日记拿给哲学老师。我该如何合理化我所看到的微表情？我该如何证明它的存在？此时我眼前摆着一个存在主义议题，让我不断想求证于贝特森的书，却又反复退缩，最终，我还是拿起了这本书。

贝特森写道：“这位母亲巧妙地用责备掩盖了自己对儿子情感表达的退缩反应。而患儿因为接受母亲的谴责，否定了自己的知觉。”

这样就清晰明了了，双重束缚不仅仅是相互矛盾的交流方式（比如身体僵硬和那声叹息，以及手放开后反感的微表情），还关乎儿子对母亲谴责的接受，同意母亲眼里的现实。换句话说，贝特森认为双重束缚与控制有极强的相关性，不仅与互动过程有关，也与互动行为的诠释有关，更与事件本身的性质有关。控制者控制着局势的“现实”。这使这位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双重束缚的接收者、“受害者”，受困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贝特森解释这种两难：“如果我要保持和母亲的情感联结，就不能表现出我爱她；但如果我不表现出我爱她，我就会失去她。”

然而，这显然不是我的感受。我只是觉得我的母亲常“让人难堪”和“不易相处”罢了。我没有像那位患者一样感到内心的两难困境，但我的哲学老师坚决让我坚持下去，他说：“哲学将老生常谈的事情复杂化，如果这看起来是清晰明了的，那么这是因为你想得还不够深入。如果这看起来难以参透，你的想法就会开始变清晰了。”我只好朝他眨了眨眼睛，说：“好的。”

我翻回贝特森书中那些看似非常简单的事件，在经过进一步研究以后，发现这些事件又近乎不可理解。因此，革命尚未成功。

贝特森还试图详述构成双重束缚的特征。

第一，他认为“必要的成分”如下：它必须涉及两人或两人以上，且其中一人通常是母亲（这一点存在争议性）。我之所以说“存在争议性”，是因为好像没有任何先验的理论来解释其原因。贝特森还增加了限定条件的说明：“我们不认为双重束缚完全是单独由母亲造成的，它既可能是由母亲单独所致，也可能是由母亲、父亲或兄弟姐妹共同造成的。”换言之，在他的思考当中，这个角色要么是母亲一人的行为，要么是家庭成员共同的行为，这一点似乎是清晰而明确的。而有意思的是，他引用的支持性临床案例都与母亲有关。

第二，双重束缚往往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一次性的，“这套理论假设不会引发单一的创伤经历，而是反复如此的经历，以至于双重束缚的结构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期望”。

第三，它得由一名成员向对方发出一个主要的负面禁令（一级禁令）。一级禁令的形式可能是“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否则我就责罚你”，或者“如果你不这样做或那样做，我就惩罚你”。贝特森研究团队认为，惩罚“可能是收回自己的爱，或是表达恨或愤怒，或者是最具破坏性的‘抛弃’的方式，这种惩罚方式是由父母表达出的极度无助的情感所致”。

第四，还有一个次要的禁令（二级禁令），这是比一级禁令更加“抽象”的沟通方式，并且再次“以威胁生存的惩罚或信号”表达出来。他写道：“这种二级禁令通常以非语言方式传达给孩子，比如姿势、手势、声调、具有意义的动作和有隐藏含义的言语评论，这些都可以用来传达这一更抽象的信息。”他还指出：“二级禁令可能会对一级禁令的任何要素产生影响。”如果二级禁令被转译成文字，那将会是“别把这看成惩罚”，或是“责罚你的可不是我”“不要管我给你设的禁令”“别去担心自己不能做什么事”“不要因为我的一级禁令而怀疑我对你的爱”。他还写道，次要禁令可能涉及其他与母亲一起行动的人，这样“父母中的一方可能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否定另一方的禁令”。最后的特点是，必须有“第三个禁令，禁止受害者逃离这种困境”。贝特森补充说：“如果在婴儿时期就被施加了双重束缚，那么逃离自然是毫无可能的。”

因此，上述特征明确了双重束缚的定义，这篇论文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理论”。然而，在这套理论描述中，并未要求所有特征都有所呈现，这就显得比较奇怪了。特别是在描述这套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时，突然转而关注其中之一或之二的当事人（“受害者”）的角度看法，这时候讨论这件事就显得不符逻辑。贝特森认为，当受害者已经学会把自我知觉放置在双重束缚模式中时，上述整套特征就不再是缺一不可的了。此时几乎任何一种双重束缚的过程都足以引发恐慌或愤怒，“这种相互冲突的禁令模式甚至可能以幻觉的形式出现”。

这套解释使得双重束缚在正式定义和精神病理学中的应用上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们作为定义的特征在实际情况中其实并不是必要的。

这就是老师敦促我去追寻的不可理解的元素。双重束缚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交流方式，除非是在疯子的脑袋里，否则它不需要相互矛盾。如今人们认为，双重束缚与知觉有关，像相互矛盾的禁令这种关键特征有可能需要通过幻觉来想象。因此，我猜我做的双重束缚记录可能不及我原来想的那么有用了。

然而，贝特森在这方面的抱负并没有停下。他后来在同一篇论文中将其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配方”（他继续沿用自己的比喻——“成分表”）。他认为，双重束缚的一般特征如下。

（1）当个人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中时，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准确辨别对方所传达的信息，这样他才能做出适当的反应。（2）此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中：对方表达出两个命令的信息，而两个命令相互否定。（3）个人无法评价对方所表达的信息，进而让他对施加在他身上的命令无法形成正确的辨别态度，比如，他不能对这次对话本身[即“元沟通”（metacommunicative）的概念]表达自己的观点。

贝特森承认，双重束缚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也会出现，其受害者也会表现出防御行为，但当有精神分裂前兆表现时，他们会觉得“这种不正常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最终，他们会对接收到的消息和对方的意图感到不解。根据贝特森的观点，他们对元沟通系统（meta-communicative system）尤其感到困惑，这是一种针对交流本身的沟通系统。

如果有人问他“你今天有什么计划”，那么他没有办法通过上下文、语调或手势来准确判断对方是否在谴责他昨天做的事情，还是在发出带有性意味的邀请，抑或仅仅只是在表达字面意思。

贝特森认为，部分受害者开始关注每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这是他们的应对机制（他认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偏执”）；又有些人会将别人所说的话全盘接受，不管“语气、手势或语境”是否相互矛盾，他们都对这些元沟通符号一笑置之[专业称“青春型精神分裂症”（hebephrenic）]；而有些人则选择无视这些话，“把注意力从外部世界分离出来，转向自己内心”[我们称之为“紧张性精神症”（catatonic）]。

“请不要把这看作惩罚”

舒曼（Schuham）等人于1967年指出，贝特森团队在1956年的著作（被列入1973卷180页）中关于双重束缚的详述，与同一论文集里其先前的观点（1973卷178页）相比，发生了一些转变，这毋庸置疑。新一套标准包含关系强度和受害者的动机，比如“他认为必须准确区分传达中的信息，这至关重要”。前后两种标准看似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判断关系强度和动机状态的时候，概念和方法论的问题重要性就凸现出来，这样双重束缚的官方定义也会受到严重的挑战。不过，舒曼也指出：“在这篇论文中，两套标准到底是等同的，还是分别适用于两种独立的情境呢？作者的观点尚不明确。”换句话说，在最初的论文中，尚不清楚贝特森及其合著者是否预见了这些新提出的问题。

这两套标准之间还有另一个主要区别，即他们已发表的文献让大家越发感到困惑。在第一套标准中，贝特森团队把注意力放在双重束缚沟通中“层次”的概念上。其中一项标准规定是“二级禁令与一级禁令之间的冲突更多地体现在抽象层面，与一级禁令一样，它们也是通过威胁生存的惩罚或惩罚信号来展示威力的”。他们还提出：二级禁令比一级禁令更难被具象描述，其中有两个原因：（1）二级禁令通常是通过非语言方式传达给孩子的，如姿势、手势、声调、具有意义性的动作和言语评论中隐藏的含义，这些都是传达更抽象信息的方式；（2）二级禁令可能会在任何禁令要素上与一级禁令相冲撞。因此，二级禁令在口头表述上可以有广泛的表现形式。例如，“不要把这看作惩罚”“不要觉得是我在惩罚你”“你可以对我的要求置之不理”“别去想你不能做什么”“不要因为初级禁令而质疑我对你的爱”等。

在第二套标准中，贝特森团队则把重点放在“信息顺序”（orders of message）的概念上，例如，“对方向受害者个体先后传达出两种信息，并且两个信息相互否定的情况。”

舒曼指出，双重束缚中的层次涉及众多不同的维度。在第一套标准里，贝特森团队认为抽象–具象维度最为重要，但在同样语境下他们也讨论了其他层面维度，包括语言–非语言维度、沟通–元沟通维度、字面–隐喻维度、具体事件–语境背景维度、沟通内容–沟通关系维度。

语言和非语言沟通

当然，更让人困惑的就是贝特森所假定的这个观点：非语言沟通必定是比语言沟通更“抽象”的形式。不过，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争议。某些非语言沟通（如面部表情）的效果可能比语言沟通来得更加直接，在共通性的产生和诠释上更是如此。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对面部情绪的诠释是系统1中自动化思考的一种表现——自动化思考、快速反应、不费脑力（如“当你看到一名年轻女性脸色变沉，你就能迅速断定她生气了”）。某些形式的非语言沟通非常具有符号性，其非话语的动作手势（能指/意象符号）在形式上与正要沟通的内容（所指/意义）相似，如其概念、对象和行为。这会使其更不“抽象”而变得“具象”了。大卫·麦克尼尔（David McNeill）在关于手势的问题上一直持有一致的观点。不过，他于1992年指出，手势的交流方式与语言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符号性方面，还在于与符号相反的手势会让其变得更“抽象”。麦克尼尔表示，非语言手势与语言在表达方式上有根本的不同。语言通过分段的意义来传达，因此即时想法就会被分配进其各自段落，并随时间推移而延伸。举例如下。

这张桌子可以[朝天花板向上抬高]

手势的符号表达：手放在膝盖上；手向上移动，掌心向下，做一个大幅度动作，手一直向上抬，到达肩膀以上的地方。

这个单一事件是通过语言和相应的标志性手势来描述的。方括号中的内容表示手势的起点和终点。口头表达用线性和分段的方式达到目的：首先确定是什么（“桌子”）要被抬起，接着描述动作（“可以抬高”），随后描述动作的方向（“朝向天花板”）。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于1916指出，语言之所以具有这种线性分段的特征，是因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维的，而意义在本质上是多维的。语言因为其构成单位是一维的，所以只能随着时间的单一维度而变化。正如心理学家苏珊·戈尔丁–梅多（Susan Goldin-Meadow）研究团队在1996年所指出的：“这种限制迫使语言将复杂的意义分解成片段，并通过及时组合这些片段来重建多维意义。”

不过，搭配口语的手势动作并不是以这种线性和分段的方式来表达的；相反，它们能在同一时间以一个多维的手势来传达多个方面的意义。以上述手势为例，它不仅描述出了桌子（及其尺寸），还能刻画出其移动（和速度），还有方向，这种多维度的描述均在同一时间表达完成。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戈尔丁–梅多指出，搭配口语而来的符号性手势“在空间、时间、形式、轨迹等维度上能够多变化地自由表达，并且无须受困于分段和线性的表达方式而展现复杂的含义”。因此，这会导致非语言沟通更加抽象吗？还是说手势不需要解构成语言单位，而这些语言单位是诠释意义所必需的句法规则，因此手势表达其实没那么抽象？我几乎可以肯定，是后者。

说话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即把单字的意义组合成整句话的意义。要理解一个句子，你就得从较低层次的单词开始（因此称其为“自下而上”）；而在手势表达里，我们根据手势所表达的整体概念来理解意义。正是这个概念赋予了各个部分的意义（因此称其为“自上向下”）。麦克尼尔提供了下面这个例子。

手势是一种符号，它不代表自身而代表其他事物，比如手不代表手，而代表一个事物；手部运动并不代表手的移动，而代表事物在移动；空间不代表叙述者所占的物理空间，而代表叙述事物的空间；不断摆动的两根手指并不代表手指的摆动，而代表奔跑的双腿。因此，手势是一种符号，但手势的符号类型与言语符号有着根本的不同。手势这种符号具有全球通用性，因为其整体意义不是由个体意义组成的；相反，有了整体意义，每个部分才有意义。比如，摆动的手指之所以意味着跑步，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动作正在整体上描述一个人在跑步的情形。

要记住，即便是由同一个说话者做出摆动手指的手势，也很可能具备不同含义（比如，麦克尼尔指出，它也适用于“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不定”的意思）。想要证明手势同语言一样自下而上进行，就要用语言表示跑步手势的三个组成部分：手指做成V字形状；两根手指摆动且在整体上向前移动；有在人际交往中相对稳定的含义，无论在哪儿用这个手势都能被识别和正确理解。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说话和手势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便是，不同手势不会像说话那样，组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更复杂的手势。

手势，其代表的每个符号都是其意义的完整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分句中会有一个手势，但有时一个分句中也会出现多个手势。即便是这样，多种手势也不能组合成更复杂的手势。每个手势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表达的内容，每个手势都用于呈现不同的空间角度或时间阶段，每一个手势本身都是其意义的完整表达。

手势也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传达意义，因为手势并无形式标准。形式标准是所有语言起到定义作用的特征。所有的语言系统的标准都是“结构良好”，任何在其下的话语表达都必须符合这个标准，否则就会被视为表意不当或语法错误。对于手势则没有这样的形式标准。因此，不同的说话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意思，尽管方式各异却仍能识别相认。正如麦克尼尔所说：“正因手势动作缺乏形式标准，每个个体才会对同一件事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手势符号。每种手势都包含其核心意义，但也因人而异地附带了各具特色的细节。”手势动作这种没有标准的形式在理论上非常重要：

正是因为手势无须符合形式标准，所以凡是与说话人相关且颇具其本人特色的意义，手势都能自由表达，而不必去表达言语所必需表达但与情境无关的意义。

在表4–1中，三个说话人都创造出了桌子旋转移动的手势，但是他们各自的操作都不一样。有一个人只用到一根手指，两个人用了双臂；两个人顺时针转动，一个人做逆时针转动；两个人用了两个动作，一个人用了三个动作。这幅卡通故事的图像想表达的是一个混乱的场景：比利坐在凳子上，结果凳子转了起来，连带桌子也转了起来。其中一个人的手势似乎特别强调桌子旋转的速度，另一人强调旋转的幅度，第三个人则对速度和幅度均有表现。

因此，具符号性的手势和语言所传达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语言依靠词汇将意义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语法再将这些不同的元素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而符号性手势仅用一个复杂的图像就能同时代表多维意义。每一个说话人都无须依赖形式标准的词汇而自动创造出符号性手势，而这一连串的手势也不会组成一个更高阶的手势单位。每个手势都具备自身完整性，并以符号形式呈现描述事物，以整体含义赋予各个部分的意义。

手势沟通利用这种多维和图像化的方式，不仅能将物理变化的事件描述到位，还被用在日常交际的各种“比喻”里。比如，双手靠近代表关系的亲密；一只手或双手上举，代表着更高的道德标准；双手分开则表示当下热议的政治问题不同的立场等。在这些特质组合在一起后，非语言的手势是否比语言更加抽象呢？这还有待观察。不过，你也可以很清楚地为相反观点提供证据：手势的符号性、被形容的事物，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被描述事物的内在联系，让沟通更加具象，语言则没有符号的特性；而一个手势也代表了整体意义，不需要抽象的语法规则去把接二连三的手势组合起来。因此，你可以认为这比语言更具体。与其相结合的语言本身相比，这些手势表达起来简直毫不费力。然而，也有手势无法适应语言的情况，比如当人们需要有目的性地说谎，或者在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真实态度与嘴上表达的态度不匹配的时候，特别是当要伪装出“天真无邪”的时候，这不仅会影响到接收的信息（在这里，手势和语言两个沟通渠道所传达的信息是整合起来的），还会影响说话人的知觉。那些说话和手势不相匹配的人更不受欢迎，听众也不敢相信他们说的话。尽管在贝特森讨论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抽象与具象”本质之前，早已有了一些关于手势的研究，但贝特森从没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像手势这样的非语言行为明显比语言更具象，因为它们具有非任意性和符号性。重要的是，手势动作貌似植根于感觉–运动模式，这种模式非常具体，不需要依赖组合规则或语法来表达它们的意思。

然而，非语言沟通在另一个程度上则表现得更抽象，这是因为如果它本身不被编码为语言，那么在它随后被编码为语言（手势结合语言描述）的时候，就需要从其基础的表达模式中做一些抽象化处理了。不过，我们主要是在做分析描述，而不是讨论其在日常互动中的行为模式。

当然，贝特森所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口头表达中的隐含表达”）就比简单直接的表达来得更抽象了，特别是隐含意义又与语言内容的解读有一定关联的时候（“别把这看成惩罚”），或是与人际关系本质的解读扯上关系的时候（“惩罚你的那个人可不是我”）。在家庭互动的背景下，任何话语的隐含表达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想要理解其意义，可能需要了解之前的对话、互动和经验，从而得出沟通内容的真正含义。因此，研究人员（即使是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他们，对人际关系本质有更详细的认知）也很难搞清其中的状况，也很难在任意场景下立刻断定其隐含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话语所暗示的内容对行为都无关紧要，而是为了指出无论是从主位视角还是客位视角来看，对隐含含义的识别都是有难度的。

贝特森研究小组随后在同篇文章中迅速把研究重点转向矛盾信息的“呈现顺序”的概念上，但这似乎没什么作用。信息的呈现顺序真的能等同于双重束缚中的“层面维度”吗？而这个特定的标准，即“关系中另一方给出了先后矛盾的信息”，就等同于“二级禁令与一级禁令在抽象层面上相互矛盾”吗？在这里，一套标准以否认为核心特征，而另一套标准则以矛盾为核心特征。在许多人看来，否认和矛盾的内涵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否认，作为一个过程，看起来是更加主动甚至更深思熟虑的；而相互矛盾的信息，只是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的各种琐事。戏弄、开玩笑、调情、讽刺、讲笑话，这些都会在矛盾的沟通方式中出现。而这些行为是否比日常实践中的否认带有更多的主动性呢？尽管它们时不时地会明显表现为前后信息相互否认的口头表达，从而让总体信息更加模棱两可；比如，用非常挑逗的口吻讨论完中午去哪儿吃饭以后，又表示“我并不是想要约你吃饭，我想你误解了”，但是这种做法是否更具有主动性呢？尚待进一步讨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关键：贝特森研究团队指出，受害者是否真的需要（有意识地）发现自己被视为双重束缚沟通的目标？正如舒曼所观察到的，“如果不需要，那么这是不是相当于否定了观察者所描述的双重束缚的致病性呢”？舒曼随后考察了瓦拉维可（Watzlaw ick）等人在这一背景下对基本标准的进一步阐述。他们认为，双重束缚不仅是简单的冲突或相互矛盾的沟通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对接收者的反应都是开放的，他们认为双重束缚是一种悖论，在这种悖论中，“选择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舒曼指出，这种叙述再一次混淆了概念，因为它现在意味着，双重束缚要从人际关系本质中得到确认，而非从沟通模式中得到确认。事实上，瓦拉维可于1963年断言：“比如，在求爱的行为中，想象任何情感上的介入都是不太可能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双重束缚就不是核心要素。”这将焦点从沟通模式本身转移到人际关系的本质上，即大多数人际关系都会产生相互矛盾的沟通，只有部分关系才会产生真正的悖论。因此，这使得部分只关注识别矛盾沟通方式的双重束缚的研究变得更加有问题。

舒曼的论文清晰地阐明了在其理论形成后的10年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这10年间积累了大量文献，包括案例记录、家庭心理治疗师会议记录、临床描述和轶事记录。”不过，他从研究基础方向上否定了这些材料，因为它们不能作为科学证据来验证这个理论。在这个理论提出后的10年里，舒曼发现，只有五项研究采用了稍微科学的方法；而且关键在于，这些研究内容非常简单，并不涉及真实生活中面对面互动的分析，而反观这个理论的全部内容就是实际案例。这些研究有测试记忆的双重束缚，有在模拟游戏中的行为研究，比如音调辨别、隐喻的解析、字句的分析，但唯独没有对多渠道面对面交流的分析。例如，1965年，研究者伯杰（Berger）在研究中要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分别估算他们的母亲进行双重束缚沟通的频率，结果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当然，这种频率的差异可以归因于沟通的敏感性差异，或可视为精神分裂患者怪罪于母亲的表现，因为他们对母亲的行为在整体上持有消极态度（“她要是能保护我，我就不会这样了。”）。

1965年，波塔什（Potash）想在游戏情境中引出双重束缚，但发现退缩行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既没有排他性也没有差异性”。1961年，乔托拉（Ciotola）试图在实验场景下给出两个难以分辨的听觉音调，从而再现双重束缚场景。然而，实验结果并没能验证精神分裂患者对双重束缚有更严重反应的假设。

1966年，洛伊夫（Loeff）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进行了情绪隐喻的实验，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受到元沟通元素的影响，这与贝特森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这个问题的预测相反。同年，兰格特（Ringuette）和肯尼迪（Kennedy）让五组被试阅读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父母以及正常子女父母给他们写的信，辨别双重束缚的沟通。每组被试由三名研究人员组成，可这些被试实际上就是双重束缚假设的制定人。结果是，双重束缚的识别评分者间的信度特别低（被试的观察者间信度为0.19），只有一组能将精神分裂症患者与非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的信区分开来。

根据这10年的研究回顾，舒曼对此的态度是非常不看好的。他说，双重束缚沟通所特有的沟通现象究竟是什么呢？人们对此得出的共识少之又少。他总结道：“没有证据表明，双重束缚在病理沟通特征上具备独有的或与其他病症不一样的特性，也没有证据表明双重束缚与正常的沟通方式真的毫无关联。……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双重束缚的现象与精神分裂症思维障碍的发展有病因上的联系。”

双重束缚无处不在，又难觅踪迹

人们可能会认为，对双重束缚的探索就此结束了，双重束缚的概念可能不复存在。然而，其实从很多方面而言，情况都恰恰相反。它已成为人们的日常思考。此外，贝特森提出了母亲使用双重束缚的沟通方式对后代造成心理创伤的看法，也逐渐渗透到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他病理学研究中。詹姆斯·布根塔尔（James Bugental）研究团队建立起“双重束缚”的研究形式，用于研究那些“有精神问题”的子女所在家庭中的交流行为。至少，在这次研究中，他们终于对研究对象实行了面对面的互动分析。这些精神失常的孩子由其学校发现，并推荐到一所大学心理系中，这些孩子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如“非常严重的或慢性的精神失常行为，或常受情绪问题的折磨”。研究者将他们与“控制组”进行了多手段对照。在他们等待研究开始前的五分钟里，以及让他们谈谈想对家庭做何种改变的时候，研究者都会分析他们的互动交流模式。倘若其在语言内容、面部表情和声调语气这几个方面都与控制组有评分差异，双重束缚就能被当作矛盾的交流方式来看待了（每项分析维度都要经过80%的评委的一致决定方可通过）。

这项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患精神疾病的孩子的母亲与正常控制组的母亲相比，有更高比例的母亲被观察到在沟通中传达矛盾的信息，但从父亲角度则没有观察到相同的证据。”这项结论是专门在双重束缚的语言系统下得出的。作者谈及，他们通过对“有效限制”孩子反应的“矛盾信息”进行分析，似乎能做出这样的假设：双重束缚可被视为矛盾的沟通渠道来操作，并“提供了富有成效的研究途径，以解决先前缺乏实证研究的问题”。

粗看这项研究，似乎是有控制变量、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尽管如此，其整篇论文所使用的语言却难以得到验证。精神失常孩子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精神失常的母亲”（这是一个简洁但不委婉的转换表达），因为“精神失常的母亲产生的矛盾信息包括语言内容和面部表情之间的冲突，以及语言内容和声调语气之间的冲突”。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写道：“一个母亲常常在这儿窃窃私语地批评。例如，母亲用‘温柔的声音’说，‘这样很——不——好。’为什么要用‘窃窃私语’来形容这个行为？为什么不表述成‘单亲母亲（45%问题儿童的家庭是单亲家庭，而在控制组中完全没有单亲家庭的样本）和有问题的儿子（85%的问题儿童都是小男孩）’？为什么不表述成‘母亲通过对坐在等候室的儿子不当行为的批评，来对儿子施加适当程度的控制’？虽然是在批评孩子，但是这些单身母亲深知她们全程处在被观察的状态，所以她们柔化了自己的各种批评，其语气也更积极向上。这何尝不是一种比‘心理不正常的母亲在给孩子传达矛盾信息’更好的解释？”布根塔尔研究团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现象与双重束缚假设吻合，但认为矛盾的沟通方式不限于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另一个问题就是控制组的问题，研究人员似乎没有意识到在大学心理学系里开展的实验对被试来说有很大不同（其中有一组人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实验的）。研究人员似乎也忽略了样本比例，实验组样本有18个，而控制组只有9个（你还得排除那些没有“符合沟通行为标准”的实验对象），这种设置违反了卡方检验的假设，还有对少量样本的必要修正。因此，任何观察到的与统计预测不符的微小差异，恐怕就是那些身处心理学院的单身母亲（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不知所措的结果吧（因为评委们确实是这样对待她们的）。

“我对他说，‘给我坐好了，你这个熊孩子！妈妈就求你一次，乖一点好吧！’”要是我在这场实验里，恐怕也会和这些母亲们一样大喊大叫吧。在这场实验场景下，母亲们如果能把愤怒化为力量，估计嘴边的麦克风都会发颤。至少，这样她们就不会被判定为因为不正常的交流模式而造成了孩子的“异常”行为了。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精神分裂症母亲的这项假设，研究者提及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轶事资料”。不过，估计他们今后不会再以这项研究为依据了（这只是他们徒劳的希望）。因此，它现在听起来就是基于可靠实证证据的研究了。

这项实验看起来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但在这场缺乏对人类沟通行为的理解、分析和洞察的实验“显微镜”下，结果给人的感觉就是对“心理不正常”的母亲们施加更多的谴责。用双重束缚的概念设定的“标准”，在等同的沟通渠道下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这种结论显然有误；但对于那些想把谴责范围从精神分裂症患者母亲扩大至患有其他疾病的人来说，这个结论已足够正确了。被谴责的对象不仅要对精神分裂症负责，还要对其他很多事情负责。

聊到现在，你可能开始在想，问题出在哪儿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在更广阔的语境下思考贝特森的研究[如哈特韦尔（Hartwell）在1996年所做的一样]。这种贝特森式精神分裂病患母亲的观点（由特定反复出现“矛盾”的沟通特征来界定）源于更早之前的研究。1927年，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将精神分裂症描述为“一种不健康的心理调整策略”。沙利文指出，一旦用这种方式将精神分裂症概念化，实际上就是“为像他这样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医生治疗精神分裂症提供理论依据”。沙利文的观点源于对一小部分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是某些童年经历的结果，尤其与早年的母子关系有关。于是，“诱发精神分裂症的母亲”这一概念由此在他的研究中诞生。列维（Levy）于1931年提出了“过度保护母亲”的概念，这种母亲显然憎恨被赋予的女性角色要求，而且满怀着未达成的野心，因此不让孩子独立。根据列维的观点，“妻子比较强势，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经常贬低其丈夫”。

卡萨宁（Kasanin）等人于1934年将沙利文研究中对精神分裂症早期母子关系的重要性与过度保护母亲的概念相结合，并基于观察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被他们的母亲过度保护和/或排斥过。当然，你会注意到“过度保护”和“拒绝”似乎是两个极端，但它们之间的神秘联系显然就是真正爱意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伪爱”的概念。弗洛姆–希曼（Fromm-Reichman）于1948年提出了“精神分裂症母亲”的概念，指出美国母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是“主要的家庭问题”，她们的专横可能会对后代的心理健康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巨变，飞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叙述（在上述语境下却是恐怖的），这一时期的部分特征体现在传统社会中男女性别角色的瓦解。战时，男性奔赴战场，女性则步入工作场所。哈特韦尔指出：

有意思的是，女性的抱负不得实现并非致病成因，心理治疗师用于归因的母性特质意义归属才是致病的一大原因。此外，如果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开始通过拒绝做家务或拒绝外出工作来实现她的抱负，那么这同样也会成为“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哈特韦尔提出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源于卡隆（Karon）和罗斯伯格（Rosberg）在1958年的研究，一位治疗师以临床观察为目的，与目标家庭一同生活。报道称，患者的母亲请求他帮忙做家务，治疗师就将其视为母亲的精神分裂症致病倾向的证据，因为她这么做是有意“让男性成员失去男性气概”。而“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敌意排斥”这一特点，是教养态度测试中区分致病母亲和正常母亲的一个维度。利兹（Lidz）等人于1957年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描述为不去履行“妻子的职责”——“她们在主要交往领域公然越轨，而且经常习惯性地忽视或回避丈夫的要求”。还有一个能作为“范式”的案例，利兹和他的研究团队（基于他们带有强烈偏见的纽黑文上流社会样本）的研究，以一位来自富裕家庭的前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她很讨厌做家务，因此误导了孩子对男女性角色的理解，并拒绝承担作为妻子和母亲（均属牢靠的社会身份）所要履行的义务。这就是贝特森双重束缚理论的主要背景。关于双重束缚，哈特韦尔提出了以下观点：

它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理论，它将引发精神分裂症的不同类型的母亲联系在一起……有专横且不友好的母亲、卖弄柔弱的母亲、满身刻板印象的母亲，以及极具控制欲的母亲，她们如今都被收录到这个理论框架下。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研究团队的结论，相当于为正在瓦解的致病母亲理论架构增援。他们将母亲的病理效应设定在超交流水平。

她还指出：“贝特森（1956年）这篇涉及精神分裂症母亲的文章，如今经常被人引用，而母亲的话语则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你应该能理解，在类似的人际交流理论并没有任何先验要求的情况下，为什么贝特森的所有案例都只涉及母亲了吧？现在你也许能明白，为什么它的某些狡猾话术非得这么表述，才能把如此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了吧？

贝特森的理论主题均为接近和逃避，道理如同生命本身一样。这是基于这一理念的空想理论。你可以想象其中的空想性，你所在的世界是一个无法理解交流本质的世界。贝特森试图将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现都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而重复出现的具体交流特征似乎是这一观点的核心，这种研究方法看似高明却极其不符合情理。其高明之处在于，它用最简单的假设解释了如此大量的现象。奥卡姆剃刀原则可能是我本科时（甚至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清楚的实例了，其荒谬性在于，他们收集的轶事案例证据并不能支持任何好比“精神分裂症理论”的理论。不过，他们的确持有一些观点，而持有这些观点是基于某些原因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心理学以外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秘密。

语言和非语言沟通之间的冲突

整个理论的核心是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贝特森的众多例子都是基于这种存在冲突的沟通方式。我们已经在手势的例子中略微思考了这一点，但是贝特森还特别提到了许多其他重要领域的非语言行为。如果我们想理解沟通中可能存在的冲突，就需要关注这些沟通模式或渠道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的关键在于，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本身就是被设计出来做不同事情的。非语言行为（通常包括肢体表达和部分语调语气）是人类情感表达、人际关系建立、人际态度协商和表达的重要领域，它在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充满争议的常常是语言，口头沟通的渠道主要用于表达对世界的事实或语义信息。而非语言渠道有其天然的社会功能——“对于动物来说，它的作用是管理最直接的社会关系”的观点由牛津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阿盖尔（Michael Argyle）于1972年提出。贝特森写道：

非语言沟通的话语似乎恰恰与人际关系有着牢固的联系……因此，从适应性的角度来看，其关键在于，这种话语的发生方式应该是相对无意识的、并非完全受自我意识控制的。

我们都可以说“我爱你”，甚至有些人还说得轻而易举。不过，与语言方式相比，用非语言的方式假装爱某人的难度相当大，至少贝特森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人们用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关系，这类交流方式不太受自我意识的控制，因而可能更能表达真实的想法，但同时也更模糊。我们的身体发出这些信息，却没办法对所传达的信息负责任。

贝特森还指出：“非语言沟通方式所起的作用与语言沟通完全不一样，当语言沟通不适合表达的时候，非语言沟通就可以起作用。”他还说：“非语言的沟通方式能精确地聚焦在关系上，如爱憎、敬畏、恐惧、依赖等，包含了人与人或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心理学等领域的论调基本上会认为非语言沟通能够完成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语言带有强烈的人类属性，关注对世界的思考和抽象的概念，以及对外界环境的复杂信息的沟通。如今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功能性分离已成为心理学上一种公认的正统观点。迈克尔·阿盖尔在1979年与彼得·特洛威尔（Peter Trower）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功能。”这也许是心理学家对语言和非语言沟通，以及两者间关系最基本的，也是最清晰的阐述了。无独有偶，彼得·特洛威尔、布丽奇特·布赖恩特（Bridget Bryant）和迈克尔·阿盖尔在他们1978年出版的《社交技能与心理健康》（Social Skills and Mental Health）一书中写道：“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非语言沟通渠道似乎是用来处理人际态度的，而语言沟通渠道主要是用来传达信息的。”

这就是双重束缚所依附的广义结构。贝特森认为，这两个渠道之间的关系是造成双重束缚的关键。双重束缚包括“二级禁令在更抽象的层面上与一级禁令相冲突；如同一级禁令一样，二级禁令也是通过威胁生存的惩罚或信号来传达限制”。贝特森指出，二级禁令通常是通过非语言手段传达的，如“姿势、手势、声调……都可以用来传达更抽象层面的信息”。他再次指出，尽管许多非语言信息具有明显的拟象性，但它们还是更“抽象”的信息。要想理解这一点，则可以参考他在其他领域研究人际交流沟通模式时所写的内容：

以玩耍、非玩耍、幻想、祈祷、隐喻等为例，即使是在低等哺乳动物中，似乎也存在着一种交流信号，而这些信号都能被识别为具有特定的意义，如“玩耍”等。这些信号显然比它们分类的消息具有更高的逻辑类型。对人类而言，其沟通框架、对信息的标签化，以及赋予意义的行动都已发展至相当复杂的水平。但与此同时，语言对这些信息的区分还停留在非常低的发展水平上。在识别这些高度抽象但至关重要的信息标签时，还是主要依赖沟通中的非语言媒介（如姿势、手势、面部表情、语调和语境）来判断。

在这个层面的意义上，贝特森认为非语言行为更为抽象。它们可以为你具体描述一种话语。比如，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非语言行为告诉你这个话语意味着：

• 我的真情实感；

• 一个玩笑；

• 一个不友好的玩笑；

• 一种挑衅；

• 只是为了和你上床；

• 想让你也对我说出同样的话，用伊曼纽尔·谢格罗夫（Emanuel Schegloff）和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于1973年提出的术语来说，这是“邻接相对”（adjacency pair）的第一部分；

• 道歉。

说话者想表达的含义可能是上述任何一种，而非语言行为在“此类信息的构建和标记”中显得至关重要。这表明，非语言信号在人际关系的信号传递中作用尤为强大。毕竟，作为真诚表白的“我爱你”和作为不友好玩笑的“我爱你”，会给一段关系带来质的改变。

我曾提过，有两组实验证明非常关键：非语言行为在人际关系领域的力量要大于语言沟通。第一组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艾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完成的，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末。梅拉比安对交流中的各种沟通渠道（包括单词的实际意义、语气、表情和声调）做了调查，观察它们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于人际沟通态度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判断好感程度的影响。在第一项实验中，他选择了三个表达喜爱的词——“宝贝”“谢谢”和“亲爱的”；三个被判断为中性词的词——“也许”“是真的”和“哦”；还有三个表达厌恶的词——“不要”“畜生”和“太可怕了”。两位女性说话者分别用积极的、中性的和消极的语气来朗读这九个单词，并配之以相应的表情，然后将这些语音信息播放给几组评委听。在第二项实验中，实验者选择了中性词“也许”。这一次，说话者运用了不同的面部表情：积极的、中性的或消极的。在这项实验里，给评委们展示的是信息的录音和说话者的照片，并让他们对两项实验的沟通评分，判定说话者给人的印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梅拉比安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反映人际态度的两种沟通渠道——面部表情和语气——起到的作用，远大于语言渠道。而上述三个渠道在传达信息时的相对贡献比例分别是：面部表情渠道占55%，语气渠道占38%，语言渠道占7%。梅拉比安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语言沟通的态度和其他沟通渠道暗示的态度不一致时，则其所暗示的部分（非语言成分）将主导人们对于整个信息的判断。”

这项研究第一次直接对语言和非语言渠道在表达人际态度时所显现出的影响值进行了探索，并且研究中的一系列数据也是在流行文化环境中获取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说过，在表达人际关系态度的领域，非语言行为是语言表达作用的13倍，面部表情是语言表达的8倍。因此，乍一看，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语言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并把这个结论用来支持贝特森的理论。然而，梅拉比安观察到的并非如此。她对这项研究和双重束缚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

双重束缚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当讨论心理障碍和矛盾信息之间的关系时，后者非常模糊，难以解释。但如今我们知道这一假设并不准确。当信息中的言语部分和暗示部分不一致时，人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也可以根据暗示部分做出判断。

换言之，“抽象的”非语言渠道可能是理解“我爱你”话语的关键，但它不会让信息的接收者产生困惑。

然而，梅拉比安这项基本范式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真正去思考语言在人际态度表达中所起到的作用，至少没有用我们通常理解的语言，以及有意义的句子来表达感受，而是用单个词语，如“亲爱的”“畜生”“也许”。在现实情况中，如果可以不只说一个字，那么没有人会一直用一个词来表达要说的话。“亲爱的”作为一个单词，表达作用有限。而且，梅拉比安在测试面部表情和语言表达线索时，她没有用录影的形式将两者同时呈现，而只用了一张表情照片外加一个词组。换句话说，研究的被试只是简单地看了一张特定面部表情的照片，然后再听到一个词语，就得在脑海中整合这两个信息并做出判断。因此，这项实验并没有真正做到对正常社交行为或社交判断的模拟。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必要对从中得出的结论保持警惕。

20世纪70年代初，迈克尔·阿盖尔及其同事在牛津大学进行的两项实验，乍一看似乎触及了其中许多问题。这些实验作为两项重要研究，由阿盖尔等人分别于1970年和1971年发表。事实上，它们不仅是重要的研究，还成了“引文经典”。这些实验的基本方法简单且直接：他们使用三段口头信息，而不是单个单词（在一个实验中，分别是敌对的、中立的或友好的；在另一个实验中，分别是优越的、中立的和低劣的）。分别以不同的非语言风格呈现（友好的非语言风格是“温暖、柔和的声音，开放的姿势，面带微笑”；敌对的非语言风格是“严厉的声音，封闭的姿势，眉头紧锁、咬牙切齿”）。研究人员自始至终注意确保语言信息和非语言风格对听者在指定方面的评价有大致相同的影响。以下是实验中消息类型中一个关于敌对的语言信息的示例：“我不太喜欢与这些实验被试见面。我常常觉得他们既无趣又难搞。拜托不要在这里转悠太久，也别对实验说三道四。有些实验被试真是让人讨厌。”

看完上述语言内容和语言风格后，评委会对它们的友好程度或敌对程度进行评分。结果再次清楚表明，在人际态度的沟通中，非语言渠道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语言渠道。比如，在7分制的评分中，7表示非常友好，1表示非常敌对，用友好的非语言风格传达敌对的语言信息，得分为5.17分；换句话说，这套信息组合被认为是偏向友好的（高于中间值4）。当非语言风格是友好的时候，实际上说了什么貌似真的不太重要；同样，当非语言风格是敌对的时候，说话内容也并不重要。在敌对的非语言风格中，人们对友好和敌对语言信息的知觉差异不大，得分分别是1.60分和1.80分。事实上，用敌对方式传递的敌对话语比用敌对方式传递的友好话语稍显友好，后者会被视为一种矛盾型的沟通，即贝特森所称的双重束缚。

迈克尔·阿盖尔根据这些结果得出，关于人际交往态度，尤其是在友好与敌对的维度上，非语言沟通的影响是语言沟通的12.5倍。而在不同层级的人际态度上，即上下级关系中，非语言沟通的影响是语言沟通的10倍以上。

这些数据与梅拉比安的实验结果非常相似。这一系列的研究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并为意欲研究非语言交流重要性的学者提供了精确的数据。这些研究表明，非语言沟通不仅非常重要，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了解人际态度的表达以及人际关系的建立时，可将口头语言忽略不计。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语言和非语言沟通之间的联系，因为在上述实验中，评委们似乎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在这项研究里他们要证明非语言沟通的强大力量，但阿盖尔同样没有发现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感到困惑的迹象，“并没有发现双重束缚的现象，当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相矛盾时，他们都只是忽视语言信号”。

尽管这两套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在我看来，这两个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研究仍存在一些根本性弱点，这些弱点确实对结论有所限制。让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第一，在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中，让被试观看一组连续九次沟通的录像，这些录像由一个人来诠释，其中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方式都是系统性地变化的，其脚本也被明确编码。因此，这个实验的目的对于任何一个被试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很快就能看出来实验者想干什么，因此可能会在实验中顺应研究者的想法。这在心理学研究中时有发生，被称为实验的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不过，有时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被试在弄清实验者想要什么以后，却故意不去做，这就是俗称的“去你的效应”（f... you effect）]。如同这项研究，当心理学实验目的过于明显时，这一直是心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坎。

第二，要想准确测量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相对应的重要性，就得从一开始测量这两种渠道的影响力。如果单独测量，它们的强度就必须是等同的。因此，这些研究充其量只能告诉大家，在沟通元素强度被人为设定的前提下，人们对某一类沟通的看法如何，而其实验证据不能给出更普适的范围中，语言和非语言沟通影响力的大小。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可能不会这么明确地表达友好或不友好的信息。比如，让我们回到那句不友好的语言内容：“我不太喜欢与这些实验被试见面。我常常觉得他们既无趣又难搞。”这句话除非是在开玩笑，否则谁会对别人直接说出口呢？而用友好的非语言风格（温暖、柔和的声音，开放的姿势，面带微笑）表达出来的时候，可以理解为被拒绝后的自我解嘲，否则除此之外还能做何解读？别忘了，这就是我们在这场实验中能获知的。

如果我们不把信息说得这么明确清楚，那么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用更真实的语言表达，然后使用相同的基本表达方式，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又该怎样理解呢？如此这般，非语言沟通元素还会不会让语言沟通元素显得一文不值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精简的心理实验，用明确但（以我的经验）在生活中常用的一句话开始：“麻烦离开这里好吗？”

这句话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呈现：

友好的非语言风格是温暖、柔和的声音，开放的姿势，面带微笑；

敌对的非语言风格是严厉的声音，封闭的姿势，眉头紧锁、咬牙切齿。

这两种情况都不难想象。你也可以试着对着镜子传达这两个信息，或向朋友传递这些信息，后者效果更好。我猜想，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会立马理解其信息的含义，然后走人。第一条信息，我想象是由一位女主人表达出来的，你知道我指的是哪种人。她可能是想让我在一个奢华的派对中回避一下。第二个信息，我想象是由夜总会的保安表达出来的。这两种语言都带有明显的敌意，但女主人在显露敌意的同时，主要也是为了其他客人的利益（因此才有了这种友好的非语言风格）。然而，在传达她不友好这一基本态度时，语言信息比任何伴随的行为都重要得多。这也许称得上是直接却真实的要求，我想，在许多晚宴上大家应该都遇到过（还是只有我这样呢）。

不排除有另一种可能性，即这只是一段陈述，而不是一个请求或命令，就像“你曾经也是个很好的人”这样简单的陈述。

同样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呈现：

友好的非语言风格是温暖、柔和的声音，开放的姿势，面带微笑；

敌对的非语言风格是严厉的声音，封闭的姿势，眉头紧锁、咬牙切齿。

我猜测，友好的风格的非语言行为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软化这一基本信息。这不是一个友好的声明，其实，用这种方式表达效果会更不友好，因为这就好像说话者已尝试理解，但尽管做出了尝试，她还是说出了这段声明。而在敌对的风格中，说话者可能已经情绪失控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人际沟通中，心理学家从来没能真正量化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的相对重要性。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实验。我虽举了几个执行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例子，但细想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普遍尚待进一步考证。我们需要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话语的大样本库，样本覆盖语言的所有功能以及不同的语境。我已经在上面的几个语境中概述过，你也可以想到可能会影响话语诠释的各种语境。毕竟，话语只有在语境中才有意义。

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那么让我们回到第一个句子（“麻烦离开这里好吗？”），这次是稍微不同的语境。想象一下，夜晚结束的时候，夜总会保安以友好的非语言风格（温暖、柔和的声音，开放的姿势，面带微笑）传递这一信息，是不是觉得突然就变得很友好了？这个时候正值打烊，所有人都得离开。况且，保安是用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请求的。信不信由你，我真的做过这个实验。我让一个相熟的保安用这种非语言行为请人们离开。然后我去询问其中的一些无辜的顾客，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保安的话的。如果那时是晚上闭店，顾客就会表示：“很好，保安很有礼貌，也很友好。你是在做客户满意度调查吗？”我还让保安在离闭店还早的时候用同样友好的态度对另一位顾客说相同的话，这个人看起来就显得很困惑了。他在想，保安是不是认错人了？因为身为保安，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让人离开的。请思考，这位顾客是如何理解这段整体信息的呢？这种以“友好”的方式传达“不友善”（在这里，我确实需要使用引号标注）的信息？实际上，这位顾客感到的是威胁。“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问我，”第二位顾客解释说，“他真的很不友好，好像如果我不马上走，他就会狠狠揍我一顿似的。可是，我其实什么也没做。这种感觉很令人讨厌。”而当我告诉他这只是个小测试时，他笑了。

正如你所看到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能从中得出结论，“人际关系态度几乎都是由非语言行为来表达的”，但它看起来有点站不住脚。而“人类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功能”这一总体结论看起来也不那么可靠。

回到迈克尔·阿盖尔的研究，如何才能让研究更具说服力？首先，我们得确保实验室里人们的行为能够反映现实世界的行为。要是我们像实验中的人那样直言不讳，那么想必人人都会显得咄咄逼人吧。要是语言表达不那么直接，并且言出有理、更接近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会在这类实验中被当成笑话那样被忽视了呢？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之所以还没得到答案，是因为这个实验还没有人开始做。

到这里，你应该想知道，语言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友好的（我脱口而出了几句敌对的话，而我再一次思考你听到这句话后对我的看法）？这里有几点建议，你还可以再加上你自己的做法，因为语言的表达方式可能是相当多的。不过，我建议首先可以开启一个话题：叫对方的名字、赞美、暴露内心、作为回报性的自我披露、问个人问题、做一些口头的约定、分享共同的观点、共享儿时的记忆，以及为对方提供帮助、服务和支持。这些都是语言本身在人际沟通中发挥的作用。

在交流中表达人际态度的时候，这些语言策略与恰当的非语言形式（如面部表情、姿势、微笑和皱眉）相比，谁更重要呢？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我的猜测是，这些语言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初那些独具开创性却漏洞百出的实验结论那样很容易被人忽视。重申一次，这并不是要反对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而仅仅是为了表达对语言的平反，以及从人际关系和深度沟通的角度探讨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的关系。

我还要对这些研究补充一些更具体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结论有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在牛津大学的这项实验中，这九次沟通只由一个人来诠释，这个人被描述为“一个漂亮的女学生”。换句话说，我们对结果的普适性毫无线索。我们怎么知道结果不是针对这个人的呢？所得结果对男学生来说是否适用、对不那么“漂亮”的学生来说是否适用、对整个大众群体来说适不适用呢？我们不知道。但在几年前，我尝试找了一位男性说话者来再现当初的研究，结果却远没有那么明显。例如，在我的研究中，被试给“友好的语言和敌对的非语言表达方式”打的分为3.90分，与最初的研究结果相比，这次的得分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中立的，而不是非常敌对的。

此外，在最初的研究中，评分者们看到的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是隔着电视屏幕的，并且是录制的特定录像。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社交时有时会看着对方，有时则不看。这种眼神交流变化取决于关系亲疏、双方的相对地位、坐或站的位置、说话的内容、内容结构，以及交流时的情绪（如害羞、尴尬、内疚等）。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沟通者很有可能会错过不少关键的非语言信号。在迈克尔·阿盖尔的经典实验中，却从来没有把这种可能性考虑在内。同样，这些实验也未能模拟出现实社交生活的沟通模式及其复杂性。综上所有原因，我们对这些经典实验结果的解释需要非常谨慎。

不过，阿盖尔及其同事也认为，实验中这些精心设计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应该对双重束缚理论有所启示。在对上下级态度沟通的研究里，他们“没有发现双重束缚效应的证据”。他们发现，当出现明显的冲突时，沟通参与者会直接忽略语言信息。然而，在有关友好或敌对态度的研究中，他们则发现了一点双重束缚的端倪，即当语言和非语言所传达的信号在积极和消极面上不统一时，做出这个行为的人就会“被认为情绪不稳定、不真诚，以及让人感到困惑”。当然，这并不是这项理论的主要假设。如果贝特森的个案研究能够得出“他们（致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是‘情绪不稳定、不真诚以及让人感到困惑的’”的结论，她们的孩子大概就不会被假定有重大的临床病理问题。毕竟，依据当时的情形，这套带有倾向性的、归因的、带预设的研究结论除了与健康相关外，还有其他原因。我猜测，如果要内化这些沟通现象的归因，或者把责任推到沟通系统本身，情况就会变得更糟。

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关于各种沟通渠道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双重束缚理论的。贝特森已经明确提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非语言沟通中的信息很可能与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从适应性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这种话语的关键应该是通过相对无意识的、不完全受主人控制的方式来进行的。

但与此同时，他说：“对信息和带有意义的行为贴标签和框架化，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而我们主要依靠姿态、手势、面部表情、语调和语境等非语言媒介来传达这些高度抽象但至关重要的信息标签。”最明显的结论便是，倘若精神分裂症病患家庭的动态沟通中有复发性的矛盾沟通，那么双重束缚就不是故意产生的，至少并不是故意通过释放权力信息，以及抽象的非语言信号（如框架化和贴标过的信息）等机制来产生双重束缚的。因为这些行为都是“相对无意识的、不完全受主人控制的”。如果要把任何生产矛盾沟通信息的人标记为“束缚者”，就可能会让这个人非常不高兴，因为这代表其所有隐含意义的行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还有可能反过来推断吗？让我们再次回顾这个经典的例子。孩子拥抱母亲，母亲的动作变得僵硬起来，他随即收回手臂，母亲又说：“你不再爱我了吗？”

她说出的话语是有意识的行为吗？是抽象而影响深远的元沟通信息吗？母亲传达的信息足以让孩子困惑至极，唯有变疯才能在这种环境中适应吗？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与贝特森所说的两个沟通频道的运作完全是两码事。母亲与其说是一个“束缚者”，不如说是一个“泄密者”。

在我看来，贝特森的双重束缚的逻辑缺陷是非常致命的。它在相互作用的事件里识别出疑点，并想立即从中得出戏剧性的和诅咒式的结论。请再三思以下几点：想象一下，这位母亲在被精神分裂症儿子拥抱的时候确实变得非常僵硬，那个拥抱本身是怎样的？是因为爱得不够吗？这会不会是导致她身体僵硬的原因？或者也可以把这种非语言行为理解成卡尼曼的术语“系统1的思维方式”，比语言行为更自动化、更快、更无意识，这样又可以解释成什么样子？母亲是不是因为这个动作泄露了真实感受，还企图用对儿子的评论来为自己辩解？其实不一定。非语言行为既会受人际关系的影响，也会受当下环境的影响。说不定母亲僵硬的那一幕只是精神科医生或贝特森本人观察到的，也说不定她在众人面前没法表现得很自然？而当她的儿子收回他深情的拥抱（假设儿子的拥抱具备真情实感，因为很多拥抱都做不到这样深情）时，她就更不喜欢被人观察的感觉了。拥抱通常是一系列互动中的组成部分，但这在分析中被贝特森忽略了。为什么仅一位母亲对其接收信息的表现会影响一个人对元沟通的理解呢？难道人类不具备天生的性格洞察，不喜欢通过行为者的性格来解释行为吗？为什么儿子不退一步去想，我的母亲是不是对亲密关系有所恐惧，或是在陌生人面前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为什么贝特森作为观察者，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种解释？为什么儿子会直接认为是沟通系统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母亲的问题（即使真的有什么问题在先，缺乏语境，我们也很难下定论）呢？如果母亲想要的不是这种拥抱，而是另外一种拥抱——一种更深情的拥抱、全身心的拥抱、带亲吻的拥抱，那会如何解释呢？是否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拥抱对母亲来说还不足够呢？她可能做出了某些暗示，但并不一定是贝特森设想的那样。

除去上面的分析，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遗漏？贝特森的分析是对行为的孤立观察，是对自然语境的忽视，是对互动中行为顺序的破坏，是对行为和意图简单粗暴的解释。本该属于系统1中的反应却被放在系统2中解读，于是这代母亲就因为其下一代的每个失败而遭到直接或间接的指责，反正人们都认为她们孩子所有的错都是因为她们的错。母亲对我的双重束缚，或者说，在我读本科的阶段，在哲学老师的鼓励和教唆下，我认为我发现了母亲双重束缚的证据。但到了后来，我就不那么肯定了，其实我根本就不确定此事。我想她只是希望日理万机的我能给她更多的爱，以及更多一点理解。不多不少，仅此而已。

误人的心理学

有件物品，我本想置之不理，但有时并不那么容易。最近，我站在我家客房里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想着学来的各种心理学知识，也许我还会想用什么心理防御机制来对待她。这个物品就是我在她卧室最上面的抽屉找到的一个瓶盖，母亲之前就把它放在那儿，但我从没留意过。虽然说这是她的卧室，可她已有12年没住过这里了，尽管过了那么久，房间里仍然有她的味道。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气味在此流连未散，就像无法摆脱的旧时记忆。我捡起这个瓶盖，凑近闻了闻，想看看它是不是还带着威士忌的味道，但其实我什么都没闻到，它闻起来就像是一块旧金属，满是铁锈味，就像常见的金属栏杆散发的气味。

当然，我还记得母亲喜欢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几杯，可能不止几杯。“人生多快活。我只是想和人社交嘛，”她说，“我平常不出门。孤身一人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和别人喝一杯。”她会问我当晚给她买了什么威士忌回来，然后对我选的酒挑三拣四：太便宜、太贵、太普通、太奇怪……我总是挑不对，也从来都没挑对过。“我要和你喝一杯，快去把你买的酒拿来。”尽管嫌弃，她还是会去喝，在她近乎仪式感的挑三拣四后，她大概会在两杯下肚的时候起了兴致，脸上有了光彩。

“我希望你别只买一瓶酒。我之前在一家无照经营的店里工作，我们就常常嘲笑那些手上有点小钱的人，说他们过来只买一瓶孤独的酒。我们说，他们真可悲，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就是个孤独的王老五。我和其他女孩总是说，这种男人通常会在11点一个人孤零零地上床睡觉。只要家里多放几瓶酒，至少你有东西可以期待。长夜漫漫，一切都有可能。”

她向远处瞥了一眼，梦想着那些充满可能性的日子，那时她在城里还算年轻，所有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她都还没开始思考以后的路。

我向她保证，我不像那些男人那么可悲。

“你喝得太快了，”她说，“要赶上你真不容易。”但她总会最先喝完，暗示我要下楼去续杯了。我给她倒了杯“一切都有可能”的酒。“自从你父亲去世以后，”她常说，“我感到非常孤独，孤独死了。每天晚上我都独自坐在那儿，踝关节不太好，就等着你给我打电话。在我去英国看你的时候，你又总是出门享受，把时间留给各种紧急事务，就是没有留给我。我在工厂工作那么多年是为了什么啊？让你读书，这样你就可以到处乱跑了。”

母亲的眼泪开始一滴滴地流了下来，我真的不忍心看下去。

“我们睡个好觉吧。”我会说，然后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所以你表现得像个大男人，大电影里的有钱人。”

“我喝得太急了，有点难受。”我会假装这么对她说。这时，我又成了一个孩子，在那破旧加工厂的房子里，潮湿的墙纸快要从墙上脱落。在这之后我去接受了教育，回来以后就成了“小势利眼”。用她的话说，就是一个以自己出身为耻的势利眼，被所谓的教育和外面的花花世界蒙蔽了双眼。我发出更多的干呕声。她在世事沉浮、阴晴圆缺、乐观与绝望杂糅的情绪间大笑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安定下来。

“受过那么多教育，你还在胡说八道。你只有在装傻的时候才会开心，当然，是拿我开涮。别以为我看不见。喝什么能让你难受成那样？你做的这些事一点用都没有。那种小把戏在大学能给人好印象吗？这一点都没有打动我，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当然，这已经成了我分散她注意力的惯用手法了，让她别再去想贝尔法斯特的麻烦事，以及在来英格兰看我的期间别再想在老家可能会发生的事。来英格兰，她要穿过一道海峡，用她的话说这就是“过条河的事”。有时这么做挺有效的，分散她注意力就是需要些伎俩，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要让她振作起来、克服内疚感。我做了很多让自己愧疚的事。在学生时代放假回家，我不只是对着母亲聊洛伦兹或是埋头学习各种认知理论，我还告诉她艾森克的种族认知差异理论，以及黑人和爱尔兰人为何没其他种族的人那么聪明（在贝尔法斯特，这种话题总能炒热一会儿气氛）,以及母亲的双重束缚沟通导致儿子患精神分裂症的事。我和母亲坐在一起的时候，耳边总是想起老师的话，评论母亲对我说的话和那些无声的动作，我还会回顾从前的笔记，在脑海中把这些现象进行编码分析。我用我稚嫩的大学新生的语言，还有稍微改好了点的贝尔法斯特口音向母亲解释，什么是精神分裂症的致病母亲。而她坐在那回头看着我，眼睛里慢慢地涌出泪水，操着一口浓重的贝尔法斯特口音说：“你为什么要恨我呢？”

“我恨的不是你，母亲都会这样。她们不是故意的，只是习惯这么做罢了。”

当然，我最终长大成人了，对我做的这些事感到非常后悔。我用一种未经检验和未经证实的理论来应对我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渴望，而我和母亲对此都无能为力。后来和母亲聊天，我尽量不去说有实质内容的话，我就是这样，我只是想表现得有趣些（毫无疑问，贝特森也会这样解释的）。我真可笑。

而对于那天晚上，我早该警醒，母亲终于说她忍无可忍了。“我要去睡觉了。我还想着你会对我说些有用的话，你接受了那么多教育，而我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但你就是不说，你就是喜欢拿我当傻瓜。”

她第二天一早就回家了，而我只回家看过她一次。几个星期以后，她在睡梦中离世了，这正是她一直向往的死法。她的死是邻居发现的。我回家准备葬礼时，邻居坐在母亲前房的一张带有花香的垫子上，上面有浓重的薰衣草香氛味。邻居说：“你母亲按照她想要的方式平静地走了。”

我又拿起了这个瓶盖。想起母亲经常说我总是买错酒。她还说我是故意买错的。我又闻了闻金属的味道，想起从前和母亲一起分享这瓶酒，人们都这么说，分享一瓶酒。但人已经不在了。他们知道分享是什么吗？除了无法释怀的悲伤，我和母亲还能分享什么呢？这种共同的悲伤本该让我和母亲靠得更近，我却没让它发生。这些心理学理论不仅没有帮助我们，反而让事情更加恶化、糟透至极。

总结

• 双重束缚是指在家庭成员沟通中不时出现的一种矛盾的沟通方式。

• 格雷戈里·贝特森认为，要对双重束缚承受者造成伤害，其矛盾的沟通方式就必须反复出现，并涉及某种形式的威胁。当一段紧张的关系中出现双重束缚时，会对信息接收者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伤害。矛盾的信息让接收者对信息失去“理性”的反应，这可能与逐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思维障碍有关。

• 贝特森提出，双重束缚并不一定是单独由母亲造成的，它既可能是由母亲单独所致，也可能是由母亲、父亲或兄弟姐妹共同造成的。在他看来，这个角色要么是母亲一人的行为，要么就是家庭成员共同的行为，这一点似乎是清晰而明确的。贝特森引用的支持性临床案例都与母亲有关。这便是日后促成“精神分裂症的致病母亲”结论的积累证据之一。

• 根据贝特森的观点，沟通中的冲突包括“二级禁令”，这是比一级禁令更加“抽象”的沟通方式，并且再次“以威胁生存的惩罚或信号”表达出来。二级禁令通常以非语言方式传达给孩子，比如姿势、手势、声调、具有意义性的动作和有隐藏含义的言语评论，这些都可以用来传达这一更抽象的信息。

• 舒曼对双重束缚提出后的10年里的研究证据述评并不看好，但这并不真正影响其广泛的传播。舒曼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双重束缚在病理沟通特征上具备独有的或与其他病症不一样的特性，也没有证据表明双重束缚与正常的沟通方式真的毫无关联。……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双重束缚的现象与精神分裂症思维障碍的发展有病因上的联系。

• 然而，“精神分裂症的致病母亲”的观念仍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这只是在更宏大背景下的表现之一。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巨变，飞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叙述（在上述语境下却是恐怖的），这一时期的部分特征体现在传统社会中男女性别角色的瓦解。战时，男性奔赴战场，女性则步入工作场所。哈特韦尔于1996年指出：“有意思的是，并非女性的抱负不得实现，而是心理治疗师用于归因的母性特质意义归属才是致病的一大原因。如果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开始通过拒绝做家务或外出工作来实现她的抱负，那么这也会成为‘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 贝特森的分析是对行为的孤立观察，是对自然语境的忽视，是对互动中行为顺序的破坏、是对行为和意图简单粗暴的解释。因此，这代母亲就因为其下一代的每个失败而遭到直接或间接的指责。

• 贝特森的双重束缚理论对语言和非语言沟通行为的协同作用做出了未经证实的假设。这个假设在其定下的规范方面是不一致的。

• 关于双重束缚的作用的经验证据充其量是轶事资料，许多人却用这个理论来指责母亲。

• 在我读本科的阶段，在哲学老师的鼓励下，我发现了母亲对我使用双重束缚沟通的证据，抑或这只是我认为的证据。但到了后来，我就不那么肯定了，事实上，一点也不确定。

注释

[1]一个快速时尚品牌，属于英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商Arcadia集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