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认知冲突：关于认知失调的研究

第3章　认知冲突：关于认知失调的研究

1993年，对房间里的这两个男人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两个男人，一个是50多岁光着膀子的灰发男人，一个是小个子的阿拉伯男孩。此时，在这对奇异的组合面前放着一个磅秤。房间的一角是个庞大的书柜，里面有很多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黑色的封面上都有绿色的爱尔兰国花——三叶草。这个大书柜似乎在告诉我们，其主人是个认真读书的人，他可能是一名牧师，或是一位不那么出名的学者。书柜的对面是一大幅黑罗尔·格雷厄姆（Herol Graham）的照片，照片上是多年前的格雷厄姆，当时的他积极向上，心怀无限希望。他是来自英国谢菲尔德的著名拳击手，能单手把对手的胳膊绑在身后，他可是快要成为世界冠军的男人。

回到这两个人身上，灰发男人先上了秤。“12英石[1]。轮到你的时候，别忘了我一直警告你的事。”他的爱尔兰土腔像脱脂牛奶一样浓重。那个阿拉伯小男孩假装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来，带着过分自信的谢菲尔德口音说道：“不会有事的，布兰登，别担心。我年轻、健硕，我就是最靠谱的那个。”

灰发男人布兰登·英格尔（Brendan Ingle）把目光从磅秤上移开了一会儿，他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纳兹，或者叫他‘拳击王子’纳西姆·哈麦德（Naseem Hamed）的问题在于，他在拳击场上是个名人，他知道自己很优秀。到他现在的年龄，会不可避免地容易被骄傲冲昏头脑，他自恋，但为什么不呢？我从他7岁起就开始带他，如今他19岁了。他父亲来自也门。我在路上遇到这辆停在学校外面的公共汽车。当时是下午三点，学校刚要放学。有个我以为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小孩子被困在栅栏前，正和三个白人小孩打架。他们三个都对这个小孩拳打脚踢。当时我就在想，世界其实没什么变化，小时候我在都柏林就常被赶到废墟场。当然，这些人总有理由来挑衅你，比如，‘你不是地道的爱尔兰人，你祖父是英国人。’‘天哪！英格尔是个什么鬼名字啊？’他们总能找到理由。如果找不到，他们就会说，‘别以为你兄弟都是拳击手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我来自一个大家庭，我有十个兄弟和四个姐妹。然而，当时眼前的这个巴基斯坦小孩让我印象深刻。我在一英里[2]外就能看出他的天赋。哪里有人打架，我就会去看，只要保持安全距离，不介入其中，我就能观察他们。我一直对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感兴趣，不管是吵架还是互殴。我对人性很感兴趣，当人们吵架和互殴的时候就会展露出人性。我对挑起事端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尤为感兴趣。我喜欢看被卷入的人，是谁在自找麻烦，谁是中间人，还有谁在搅局。通过观察，我学到了很多。在那一次，我发现这个巴基斯坦小孩很有天赋。于是，我跑回家告诉了妻子阿尔玛。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纳兹曾七次获得英国拳王头衔，他还曾作为业余选手代表英格兰打比赛。如今他是专业选手了，但即使作为新人，他也赚了不少钱。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一切都要靠自律了。”

纳兹走上磅秤

“磅秤可不会说谎，纳兹你要记住……8.9英石。我告诉过你什么？我说什么来着？你还在吹牛，你看昨天吃的那些垃圾！又是炸鱼又是炸薯条，你活该！超重了三磅。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不好好吃，又不好好睡，你打斯诺克打得太晚了。”

“但是昨晚我把他们都打败了。我把他们都淘汰出局了，你知道我打得多好。”

“好吧，你也许是自切片面包发明以来最伟大的产物，但这就是你的下场。还有两天就要比赛了，你竟然还超重三磅，这么点时间，任何拳手都很难改变，更不用说减轻体重了。你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了！这将是你在拳击场外表现的一次考验。”

一个月后，布兰登说：“我就知道，纳兹这个小伙子会控制不了自己的体重。那孩子可是在为英国而吃饭啊！他星期一或星期二早上不能吃任何东西。星期二午饭时，我又称了一下体重——我又重了12英石。我向纳兹解释说，等我们到了伦敦，由于一路开车的压力和紧张，我就会瘦下去两磅。然而，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我们住在托马斯贝克特健身房楼上的一套公寓里，我还带上了磅秤。当我们到达伦敦时，我的体重降到了11英石12磅，和我预测的一模一样。纳兹瘦了一磅，但他还要继续减两磅。纳兹的房间温度很低。我把自己房间的取暖设备拿出来让给他。我还打开了他房间角落里的日光浴床。我的任务就是让他尽可能舒服地迎接一场大赛。我对他说，睡觉能减掉近一磅体重。当时我们都饿坏了，但那天我没吃没喝。如果我要激励别人减肥，自己却在吃东西，那样不太好。”

“这一夜过得很艰难。床湿湿的，楼下还有人在放披头士的旧唱片。第二天早上，我的体重降到了将近11英石11磅，这样我又瘦了近1磅。现在我都以更小的盎司[3]作为单位了。我上了个厕所，现在我的体重只比我设定的多了6盎司，因为我必须像纳兹一样减掉3磅。而纳兹离目标体重不到1磅。所以我又去上厕所了。纳兹责怪我喝了东西，他说我一定是偷偷喝了什么。我不断上厕所，体重也不断下降。纳兹完全不相信我这么长时间没喝东西还能如此瘦下去。但磅秤说了算，他也看到我的体重不断下降。他知道我没有作弊，他正在和我一起亲历这件事。但每次我上完厕所后都要再去上秤，向他证明体重减轻了，而且我没有偷偷喝饮料。我们像鹰一样互相盯着对方。我还带他去散步，当我们再称体重时，他已经比目标体重瘦了半磅。从星期一开始，他就没有吃过或喝过东西了，此时已经禁食36小时了。称重后，我带他去了一家餐馆，但他的汤和意面都没吃完，这意味着他的胃收缩了，但他感觉很好。那天我告诉他，我对他的评价提高了。每当纳兹进入拳台时都有个小习惯——他会跳过围绳，就像克里斯托弗·尤班克（Chris Eubank）一样，随后他会抓住围绳做一个翻转，然后再在拳击场上做三个空翻。他有点爱炫耀。但那天晚上，我跟他说他只能翻一次，然后他就直接上场了。我告诉他，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打败对手。顺便说一句，他要面对的对手此前保持着完胜的记录。在第一轮比赛中，纳兹三次将他击倒，还在第二轮把他打得站不起来。当晚后来我同他说，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拿世界冠军了。我说，‘现在还有谁能打败你呢？’他说，‘我无人能敌！’我说，‘没错。’”

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价值

布兰登和这个阿拉伯男孩摸出了一套相处方式。他不得不这样。他们从约克郡一路走来，在温科班克健身房里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练习，不过需要介绍的是，他们的缘分来自街道上的偶遇。当时，这家小小的健身房已经培养出四个英国乃至欧洲冠军，还有一名快成为世界冠军的黑罗尔·格雷厄姆。现在，约翰尼·尼尔森（Johnny Nelson）已经参加完整个赛季（或者赛季的大部分，这取决于听谁说的，因为大多数拳击迷似乎觉得他最近取得的成绩没什么价值），而且从墨尔本选手戴夫·拉塞尔（Dave Russell）手中夺下了WBF世界次重量级[4]拳王的头衔。这个头衔并没有得到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的承认，他们的人都说这是爱尔兰人吹的牛皮。“吹牛皮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我深感怀疑。

马修今年12岁，有一张老实巴交的大脸。布兰登坐在拳击台旁边的木台阶上。他把马修叫过来问：“你来健身房多久了？”马修说：“三年了。”“你跟杰弗里说说，你在来健身房前的情况。”“我当时太惨了，没有朋友，在学校里还总是被欺负。”“再告诉他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布兰登说。“这里超级好。我有很多朋友，而且这里没人欺负我。”布兰登听后，把他的胳膊握得更紧了，说道：“这孩子不会打架，这么下去他没办法参加战斗。我要教他在拳击场上的计策，教他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对方丑态百出。我要树立他的信心。我正在教他，如果有人在街上欺负他，他应该大喊‘给我滚’，然后撒腿就跑。我教他生活中的社交技巧。我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孩子不管是在赛场上还是在生活中，都尽可能安全地度过一生。”

“在这里可能会很苦。我是第一个把黑人带到我的健身房的人。因此，那些极右派民族阵线分子在我的房子上贴满了大字报，还把他们的名字乱写在健身房外车库的墙上。直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到这些涂鸦的痕迹。但如今，围攻我的人都走了，而我还在这儿，这就说明了一切。我认识一个国民阵线的大人物，他到最后还娶了一个黑人女孩。所以说他们的观点狗屁不通。”

我们的拳击场上还有五个拳击手，两个是黑人。其中一个是颇有力量的新手，另一个就是约翰尼·尼尔森。还有两个是白人小男孩，可能还不到10岁，最后是一个满脸正经的亚洲小伙，穿着黑色马球衫和黑色运动裤，在对手发起令人费解的无效攻击之前一直企图偷偷靠近。他们轮流对打，但总是打不中。尼尔森先和肌肉发达的黑人新手对打，再和其中一个白人小男孩打。“只有不带脑子的僵尸才会乱打。我受不了拳击手在这种类型的比赛中故意让对手头部受伤。”布兰登说道，然后大喊，“时间到！”五个拳击手都逆时针绕着拳击场慢慢走起来。“在我的健身房，专业选手都和新手一起训练。他们都能从彼此身上学习到新东西。格雷厄姆过去常常站在拳击场，周围的小子都想找机会给他一拳，但从来没有人做到。一切都变了！”拳击手们轻轻地对碰了碰手套，就像准备跳乡村舞一样，然后和另一个伙伴重新开始对打训练。

一个16岁的男孩站在拳击场旁，用绷带包扎着双手。布兰登把他叫过来说：“瑞恩，你第一次来健身房的时候多大？”

“六岁。”

“我跟你说了什么?”

“你说，‘你会说脏话吗？’”

“于是，我让他把他所知道的脏话都告诉我，如王八蛋、死流氓等。随后，我和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再在健身房说脏话了，要照我说的做。’你看，他大吃一惊。然后我对他说，‘他们是怎么说你家乡爱尔兰的？’他说，‘爱尔兰人全都是混蛋。’然而，这个骂人的大混蛋认为这个小伙子三年后会得奥运会冠军。当英国人对我大喊‘给我滚，爱尔兰佬’时，我只是提醒他们，在爱尔兰人过来之前，他们都只是在走土路罢了。”

他拿出一本一直放在夹克口袋里的书给我看。上面有关于19世纪爱尔兰问题的政治漫画。“这就是当时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看法。这个爱尔兰人总是被描绘成一只不大点的猴子。而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就是爱尔兰人，被画成戴着帽子的丑陋猴子，坐在一桶火药上准备点燃。真是个泼猴杂种。然而，爱尔兰人对英国人来说实在狡猾。我们得过英国超中量级拳王。当我开始带他的时候，我叫他‘奥图尔重击手’（Slugger O’Toole）。爱尔兰人是狂热拳击迷，所以我想他们会一窝蜂地去看来自爱尔兰的奥图尔。重击手会穿着绿衣服进入赛场，不脱掉这袍子，他们都看不出这是个黑人。然后，观众们都会大喊：‘他不是爱尔兰人！’我就会说，‘那又怎样？你以前没见过黑皮肤的爱尔兰人吗？’当他们问我他的真名时，我就会如实回答，‘菲德尔·卡斯特罗·史密斯（Fidel Castro Smith）。’反正也没人相信。”

布兰登把瑞恩拉到身边。

“谁是唯一能打败你的人？”

“我，只有我自己。”

“谁会对你负责？”

“我，我自己。”

“对。”

这种演练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瑞恩知道我要问他什么问题，而他则知道所有问题该如何回应。这就像教堂里的礼拜仪式。

“有些人认为当拳击教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只要抽成25%，并让拳击手们自己练就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就把他们带进来，我得照顾他们。我得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我必须教会他们如何生活，帮助他们扔掉来这里之前学到的垃圾。他们来到这里，脑子里都不知道想些什么。”他把一个有点害羞的男孩叫过来，他留着稀疏的小胡子，穿着一条灰色的短裤。他的女朋友整个下午都坐在体育馆的角落里咬指甲。

“你是哪个学校的，马特？”

“阿伯特龙学校（Arbourthorne）。”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

“你去那儿干什么？”

“因为我是个烂仔。”

“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一个机智的烂仔。”

这男孩很爽快，几乎秒答了所有问题。他把马特拉到跟前，两人的脸都快贴上了。

“你刚来的时候不喜欢谁?”

“巴基佬。”

“巴基佬和黑人？”布兰登问道。

“不，我只不喜欢巴基佬。我一直认为黑人挺好的。”

“你现在不喜欢什么人？”

“我现在没有不喜欢的人了。”

“当那个小伙子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简直是一无所有，”布兰登说，“现在他已成为团队一员。队里有很多巴基斯坦人。他还和冠军一起训练。再过几分钟，他就要和约翰尼·尼尔森对打了。我能理解这些小伙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如今所说的‘学习障碍’。在爱尔兰，我只是个‘小混混’。我拼写、阅读和其他方面都学不好。拉丁语和盖尔语都是我的弱项。我现在还只会用盖尔语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布兰登·英格尔。’‘你住在哪儿？’‘都柏林城。’‘你有钱吗？’‘我没有。’我可以背下这些拉丁诗句，但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这些句子早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记忆中，还有个整天拿着皮带的修女魔头，每当我不乖的时候就会挨打。不过，我也从中认识到，精神和身体虐待不能改变人们的态度。改变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和他们对话，只有对话。”

他朝马特喊道：“谁是唯一能打败你的人？”

马特穿过拥挤的健身房回答道：“我自己！”“我的小伙子们总是带着各种问题来找我。而我会对他们说，只要你没杀人，你的问题就不算真正的问题。其他事，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他转向擂台上的拳击手。“现在，小伙子们，在下来之前，我想看你们从围绳那儿跳出来。”约翰尼·尼尔森有天赋，轻轻松松就做到了，其他人则有点吃力。“如果他们跳不下去，我就让他们从第二根绳子上跳下去，”布兰登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建立他们对生活各方面的信心。拳击不只是打拳和避开对方的拳头，还关乎信心和生存技巧。”马特正在和约翰尼·尼尔森对打，布兰登对他喊道：“马特，如果街上有个脏兮兮的变态走向你，你会怎么说？”

“我会大喊‘滚开’。”

“然后怎么做？”

“我拔腿就跑。”

“我在教他们在拳击场内外生存的方法，”布兰登说，“这对爱尔兰佬来说还不算坏的。”

布兰登·英格尔曾自称是位儿童心理学专家，但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是如假包换的拳王制造机。1995年9月30日，纳兹在加迪夫橄榄球场（Cardiff Arms Park）的时候，就从史蒂夫·罗宾逊（Steve Robinson）手中夺得了世界拳王的奖杯。约翰·英格尔（John Ingle）是布兰登的儿子，还是纳兹的教练，他说，纳兹在称重比赛中获胜。“正如拳王阿里预测的那样，他会在五轮比赛中击倒‘大熊’索尼·利斯顿（Sonny Liston）。当人们刚听到这个预测时，除了他，所有人都笑了。后来，纳兹在称重的时候遇到了史蒂夫·罗宾逊，他直视史蒂夫的眼睛说，‘史蒂夫，你会被我打败的。’最后，他并不是偷鸡摸狗地获胜，而是靠实力获胜了。纳兹冷漠的眼神有时挺可怕的。我能感觉到，在纳兹对史蒂夫说话的时候，史蒂夫的内心肯定是崩溃的。我对约翰尼·尼尔森说，‘你看，他已经走了。’”

纳兹当时是个年仅21岁的世界拳王。布兰登·英格尔从他七岁起就在谢菲尔德温克班的圣托马斯男孩俱乐部（St Thomas’s Boys Club）里的破旧的健身房里给他训练。虽然纳兹很有天分，但他的成功还得归因于别的东西——他和布兰登之间那份特殊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密集的拳击训练、心理训练，通过这些年来精通儿童心理学的布兰登的教导，他用他过人的直觉，多年的训练经验，不断培养出拳王的体魄和心理素质，而且这些拳王显然都是世界级的。我亲眼见证了布兰登这么多年来的各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因为我常在健身房闲逛，观察来来往往的人，以更好地融入其中并不断练拳（布兰登常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别让米克·米尔斯把你当打沙包打！”他常这样责备我）。我见证着布兰登的一切计划，看着他带领小伙子们一步步通往世界冠军之路，带纳兹进拳击场训练，以及赋予纳兹那个标志性的、傲慢的空翻入场。翻绳动作是布兰登让所有拳击手练习的动作之一（即便是那些还没参加过职业拳击赛的人）。这是一项他帮助拳击手建立信心的练习，结果确实有效。经过了几个月、几年，在这尘土飞扬的训练场上，我见证了大家实质性的成长。所有训练场上的男孩都知道，拳击手的进场仪式是一个关键的心理战术。

我总想起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其经典著作《世界之王》（King of the World）里描述1962年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进入拳击场的姿势，与挑战者索尼·利斯顿争夺世界重量级拳王头衔。

他弯腰穿过围绳进入擂台，神情却是偷偷摸摸、紧张兮兮的。他迅速地向四周瞄了一眼，就像小偷鬼鬼祟祟地爬窗，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被抓住一样。他的状态很差，扫视着擂台。在一个拳击手身上，很少会见到如此明显的恐惧。

结果不出所料，他的对手利斯顿赢了，而弗洛伊德·帕特森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

布兰登深知拳击手进场的方式会暴露选手内心状态的大量信息，而翻过围绳这一环节就是选手们最重要的保护伪装。拳击手内心可能是颤抖的，但他永远不会让对手看见。只要你做对了，布兰登就会注意到。这种入场仪式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和多年的练习，而进场练习是圣托马斯训练场里日常拳击练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选手必须专注于空翻动作，这样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上，这也许是拳击比赛的关键。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健身房看到纳兹正在学一个更吸眼球的新筋斗。布兰登对他说：“把胳膊伸直，再弹高点儿。”布兰登当时就有了个主意，这位阿拉伯王子可以乘着飞毯进场，地毯是来自南约克郡的保罗·爱尔（Paul Eyre）品牌的，那样子真像是阿里巴巴来打拳击了！布兰登坐在拳击场旁满是灰尘的台阶上，把这些构想都画了出来。在画里，纳兹盘腿坐在保罗·爱尔地毯上。纳兹指着画问：“布兰登，我的粉丝呢？”

“哦，他们坐在这下面呢。”他用钝头铅笔在画纸左下方勾勒出一块黑色阴影，代表观众的位置。“几百名观众正在等着‘王子’上场呢。”

纳兹说道：“麻烦再画多点观众吧。”

于是，布兰登就在纸上画出更多阴影：“够了没？还要不要更多？你这贪心鬼！”他们俩都笑了。

随后，纳兹又紧张起来：“那我要怎么从飞毯上下来呀？”

“哦，临近比赛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吧。”布兰登说。他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口袋，让纳兹和我多聊了一会儿。

纳兹深知入场的重要性。他对我说：“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这个动作，我就会想，‘这人真有信心啊！希望他真的能做到。’”

然而，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所有孩子使用的语言习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他对马特说的话。“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

“你去那儿干什么？”

“因为我是个烂仔。”

“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一个机智的烂仔。”

布兰登一遍又一遍地问他。马特的回答早已变成再日常不过的对话，直到变成了自己的自动反应。“你现在是什么人？”“现在的你是谁？”布兰登会叫其他男孩都跑来听马特的回答，包括纳兹。然后，轮到另一个成员回答。随后，也轮到了纳兹。男孩们的呐喊声响彻健身房高高的天花板，睾丸素和汗水散发出刺激的气味，拳击手套打在男孩们坚实的身上，地板上发出敏捷漂移脚步的摩擦吱吱声。男孩们挺直了身体，背着自己的“诵文”，这诵文关乎自我，也关乎信念和祈愿，而其他人则站在周围报以尊重的静默。“我是一个机智的烂仔。”“我决不会让别人来欺负我。”“我要成为世界拳王！”

布兰登·英格尔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在都柏林的贫民窟长大，受罗马天主教的熏陶，深谙群体和世界的力量，也了解群体影响力的本质。他也清楚让这些小伙子表达自信的重要性，那是一些他们并不相信的事：关于自己（“聪明”“不带偏见”“在社会上聪明地活下去”），关于对手（“没人能比得上我”“对手其实是个笨蛋”“没人能打败我”），或者关于他们的命运（“未来的世界拳王”“崭新的纳兹”“家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但这要他们说出来，一遍遍地重复，终有一天他们也许就会相信这些事了。当时的马特，真的会相信自己是个“机智的烂仔”吗？当然不信。但我看着他在朋友和伙伴面前说了无数遍，有时我想，他可能会开始相信，不要说是一个机智的烂仔了，至少不会是一个独自在健身房手足无措的蠢货了。不过，这已经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他不再是以前的他了。

布兰登是从哪儿学来的这套方法呢？也许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养方式。每次忏悔的开头，人们都必须说：“主啊，原谅我，我有错。”哪怕不知道自己罪恶在何处，也必须说自己有罪。然而，如果你的自由意志让自己说了足够多遍以后（实际上没有谁在强迫你这么说），你肯定就是有罪了。于是，你开始相信这句话，自然而然地揪出日常不那么明显的错误，心的罪，疏忽的罪，不洁思想的罪。布兰登家庭所信奉的天主教着实反映了这种基本设定和语言习惯的自动化影响。当然，布兰登的这一举措也是因为卡休斯·克雷（Cassius Clay）[5]，他的外号是“路易斯维尔大话王”（Louisville Lip），自1964年起他就在去猎熊的大巴上写上了口号：“卡休斯·克雷，世界上最出彩的格斗家”，以及“索尼·利斯顿将在八分钟内出场”。他把首轮比赛就击倒的弗洛伊德·帕特森的索尼·利斯顿称为“丑陋的大狗熊”。他写了几首诗来描述赛场上将会发生的事，其中一首如下：

克雷出来见到利斯顿。

利斯顿开始撤退，

如果利斯顿继续撤退，

就会瘫坐在拳击台边。

克雷一个左旋，

克雷一个右旋，

看，年轻的卡休斯挑起了战斗。

他预测这场战斗会持续多长时间。正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赛前所言，如果克雷能摘得重量级拳王桂冠，那么“街角任何一个大嗓门都可以昂首阔步，让人信服了”。如果你战斗力差，那么大嗓门对你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克雷清楚语言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索尼·利斯顿面前装傻。他说：“利斯顿觉得我有病。他谁都不怕，但就怕一个疯子。”因此，克雷说，他害怕我。后来，克雷承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真正害怕的只有一次，那就是与利斯顿的第一次交锋。“那是我在拳击场上唯一一次感到害怕的时候。那就是索尼·利斯顿。在第一次比赛首局的时候，利斯顿就扬言说要把我杀了。”而卡休斯克雷找到了一种消除恐惧的方法。弗洛伊德·帕特森坦然地表达了他的恐惧——事实上，这是否比史上任何一位拳击手都要坦然，我们不得而知。帕特森将这种恐惧表达得非常清楚：

作为职业拳击手，他永远不会忘记被击倒或被对手远远超过的痛苦。在聚光灯下，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被打倒在地，人们咒骂他，朝他吐唾沫。他失去的不仅是这场比赛和名声，他渐渐失去的还有自己的未来。这意味着他又一步步退回到自己成长的贫民窟里了。

当卡休斯·克雷成为穆罕默德·阿里时，他常常对着自己以及全世界说：“我是最厉害的！”因此，不仅是我们，连他自己也开始相信了。他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自信，所以他看起来总是战无不胜，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语言改变历史的力量，它决定了个人的信念结构（belief structure），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英格尔身上同样拥有这一特质，他在24岁时，拳击记录有好有坏，17胜4负。然而，他并没有在自己身上尝试这些技巧，而是用其来训练他人。场馆角落里的纳兹才七岁，他跟来往的人说，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拳王，使得大家都烦了。后来所有这些评论都并不是那么的正面。纳兹满怀信心，但有点自信过头了。这对如父如子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向了破裂，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根据记者尼克·皮特（Nick Pitt）的报道，整件事的导火索是纳兹太过频繁地戏弄布兰登，为此他们大吵了一架。纳兹嘲笑布兰登：“你赢过什么呢，布兰登？一个子儿都没有！连地区拳王都没拿过。”布兰登显然对此做出了回应，然后纳兹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布兰登，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你从来都不懂得反抗。你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勇敢地面对过任何人。总是任由别人欺负。就像上次职业拳击承办人米奇·达夫（Mickey Duff）把你狠狠揍了一顿，你却什么都没做。

皮特说：“布兰登对纳兹的话耿耿于怀，好像他否定了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皮特说，这番话非常伤人，因为这番话并非毫无道理，但他没有勇气面对的不是米基·达夫，也不是那些多年来欺负他的人，而是纳兹。布兰登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这位小霸王，并任由他欺凌自己。

纳兹称布兰登为“犹大”，因为布兰登和皮特讨论了他们的财务状况及其他问题，纳兹就生气地把布兰登叫成告密的“犹大”。

哪怕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纳兹也深知这会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布兰登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2015年，纳兹即将进入纽约州卡纳斯托塔国际拳击名人堂（International Boxing Hall of Fame），那时他希望能和解。哈米德也说，布兰登应该和纳兹一起进入名人堂。纳兹当时说：“他培养了那么多世界拳王。和布兰登在一起的时光是非常美好的，也是无价的。”[《星报》（The Star），2015年6月16日报道]。然而，他们最终也没有和解。

利昂·费斯廷格和认知失调

从布兰登的故事中，我们学到了心理学中重要的一课，即人最终多少都会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在纳兹的例子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心理效应变得过度的警示以及它带来的后果。布兰登·英格尔从来没听说过利昂·费斯廷格，但他们似乎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费斯廷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非常经典的认知失调理论。当认知（“观点、信念、知识……以及对自己行为和感受的认识”）发生冲突时，人会出现什么状况。这里的“冲突”指的是“认知之间并不相称，也就是说，当认知不一致时，我们暂且只考虑特定的两项，其中一项与另一项不相符”。以一个吸烟者为例，他虽然认为吸烟有害健康，但仍继续吸烟。他们指出，吸烟者可能有“与坚持继续吸烟相一致的其他观点、信念或知识，但这种不和谐仍然存在”。

这个理论的实质很简单。他们解释道：

认知不和谐会产生不适感，相应地，人就会产生另一种压力，试图去减少或消除不和谐的感觉。当人们试图减少不和谐的感觉时，就会观察到这不和谐感的明显表现。人们试图做出的反应可能有三种形式（或者更多）：试图改变一个或多个与认知不一致相关的信念、观点或行为；获取新的信息或信念，以提升现有的和谐感比例，从而从整体上减少失调感；或是不去记起或降低那些不和谐认知的重要性。

回看费斯廷格团队阐述的这一假设，我们还是能注意到许多漏洞。首先是原始假设中缺乏规范，特别是在所谓的隐式量化（implicit quantification）方面。所有观点、信念、对环境的认知，以及对自己行为和感受的认知之间的冲突都会产生不和谐感吗？这些不和谐感对人来说是否重要？当某些类别（“观点”与“信念”）与“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发生冲突时，这些认知之间产生的不和谐感是否比其他类别更重要？从更广义的认知冲突概念来说，所有认知冲突都能产生不适感吗？在这种语境下，不适感是否又可做什么解释？这一现象是纯心理的现象，还是掺杂了生理原因？它是连续发生的还是间歇性的？这时间上的维度是否重要？除了上述指定的方法外，是否可以用其他方法观察到不和谐感？毕竟，费斯廷格确实说过，“当人们试图减少不和谐的感觉时，我们就能观察到这不和谐感的明显表现”。如果没有减少不和谐感的尝试，是否就意味着不和谐感就不存在呢？或许它实际存在，但在这行为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没办法推测它的存在？我们也许能观察到冲突中一组认知被替换成其他，但我们就能因此确信这组认知（可以是对自身行为的观点、信念或认知）真的发生改变了吗？还是说有可能有社会期许性的影响参与其中（毕竟，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知行表现得太不统一）？又或者，根据费斯廷格研究团队的观点，个人“获取新的信息或信念，以提升现有的和谐感比例，从而从整体上减少失调感”，但获得新知识需要时间，因此我们得追溯过去任何有关认知失调的知识获取行为，来辨别现存的不和谐感吗？如何将其他获取行为与之区分开来？在陈述我们的信念时，辨别和标记过程的发展和变化，重言式推理会不会不稳妥？最后，费斯廷格等人认为，第三种应对机制是个体可以“不去记起或降低那些不和谐认知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如果个体能够忘记最初相互冲突的想法、观点或信念，那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它最初是存在的呢？如何判断其原本存在（或曾经存在）冲突呢？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在1956年创建了这套最初的认知失调理论。你可能觉得这还可以接受，毕竟初代理论还有需要迭代和改进的地方。然而，其实证研究实在是从一开始就让人瞠目结舌，特别是他们早期对芝加哥一个邪教的人种志研究。这个邪教是围绕一位名为多萝西·马丁（Dorothy Marti）的家庭主妇而形成的[为了保护隐私，在书中她被称为玛丽安·基奇（Marian Keech）]。费斯廷格的研究助理秘密调查了这个邪教并撰写了描述报告，根据外来星球的信使“守卫者”说，1954年12月21日将会有一场毁灭世界的大洪灾，而邪教信徒们均在等待这一灾难的来临。费斯廷格将当时预言被证明失败时，邪教信徒的反应形象地刻画出来。研究团队有意用认知失调理论帮助大家理解信徒们期望落空后的行为表现，同时，呈现出一个很大的戏剧性冲突：表达的信念（“今晚洪水就要淹没整个世界，但一小部分抱有信仰的人能被宇宙飞船送至遥远的星球上逃出生天”）与显而易见的（且大众皆知的）真实状况（这群芝加哥的信徒坐在自家门口，到最后一秒还在纳闷灾难为何还不来临，是不是自己的手表出现了问题）。

费斯廷格团队是这么说的（他们的话值得详细引用，因为他们的逻辑非常有意思）：

如果信徒们放弃相信已经落空的预言，不再为所谓的“世界末日”做准备，并回到正常生活，那么他们所经历的认知失调很大程度上就能消除……但行为承诺的信念系统往往非常强大，任何其他行动方针都比这些方式可取。相比放弃信念，承认错误、忍受失调对他们来说也许还没那么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失调是不能通过放弃信念来消除的。

另一种选择便是，如果这场邪教运动的成员对预言落空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这种不协调感就会减少或消除。不过，包括这些成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仍与现实有联系，不能简单地从他们的认知中抹去这样一个非常明确、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他们可以试着忽略它，他们通常也会去这么做的。他们可能会说服自己，这个日期是错的，但这个预测终究会很快得到证实，或者再定一个日期也未尝不可。

……事件合理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失调感。要使事件合理化充分而有效，就需要其他人的支持，以使解释或修正后的解释看起来是正确的。好在，失望的信徒通常可以求助于自己人，他们的失调感和常人无异，他们减少失调感的冲动也与常人无异。因此，有了即将到来的新解释的支持，信徒们便可以从信念与事实不符的震惊中得到恢复。

不过，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新解释，对信徒自身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失调的认知太明显了，尽管尝试过将其隐藏起来，甚至是麻痹自己，信徒仍清楚预言错得一塌糊涂，而他们所有因预言而做的准备都是徒劳的。认知失调感无法通过否认事实或将不一致的事实合理化来彻底消除。但有一种方法可以减少残留的失调感：如果能够说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套信念体系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它终究必须是正确的。让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某件事，那么这个信念的有效性就毫无疑问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观察到，在预言失效以后，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一邪教。如果改变信念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通过聚集更多的追随者，和同一信念的支持者待在一起，信徒们就能减轻失调感，从而变得不那么难受。

上述论点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或许现在主流提倡减少失调感的方法是改变信念体系本身——“如果能够说服越来越多人相信这套信念体系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很明显，它终究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你读过社会心理学文献与评论就会知道，这些文献都强调认知失调理论的重要性，而这一观点被一次又一次提起并反复强调：当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为了应对认知失调的痛苦，人们会做出越来越多改变信念的举措。不过，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初的假设。它的引入是为了解释结果与预期不同时的行为，就像芝加哥的邪教徒一样（尽管这些行为预测看起来是在事后而不是事前添加的，而这本书的叙述顺序就是如此）。费斯廷格团队从早期的基督教故事，以及基督弥赛亚在加略山被钉在十字架后使徒们的行为，得出了（存在着争议的）理论依据，这可以被视为信念体系的失验（至少在当时撇开基督教义，有多少人会想到谁会是应许的弥赛亚）。格拉茨（Graetz）推测使徒的心态得出了一些观点，并被费斯廷格引用：

他们信念唯一的阻碍就是弥赛亚，他来拯救以色列，把天国之光带到人间，却忍受了可耻的死亡。弥赛亚怎么能受罪呢？弥赛亚的受难让他们非常震惊，这个阻碍必须被克服，这样才能在他身上得到一个完美而快乐的信念。

费斯廷格实际上是在暗示，使徒的布道以及基督教的传播，都是为了减少他们的认知失调。他们放弃了家庭和工作（而成为渔夫）来跟随基督，而如今基督却像一个罪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呼喊，然后被埋葬在坟墓里。当然，伟大的基督神学讨论的是基督以死赎世人的罪。而尽管费斯廷格大力强调这个例子，但也认识到基督教故事对作为他理论的测试来说太过“没有定论”了，因为这些是神学的基本争端。因此，他把研究对象转移到一个“邪教”的发展进程中去。有些人认为，费斯廷格想用认知失调来解释使徒的行为是极其幼稚的。

费斯廷格研究团队对芝加哥邪教的论述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黄金年代的经典研究。20世纪50年代是研究的黄金时代，而随后的“实验革命”大大削弱了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天赋（见西尔斯1986年的报道）。费斯廷格说，他和团队“注意到了本地报刊上的新闻头条，标题是《来自星球的预言。克拉里昂（Clarion）星球对城市发来警告，外星人告知郊区居民：12 月21日，逃离淹没世界的洪水》”。首先要注意的是，当费斯廷格决定介入这个邪教的详细研究时，邪教与其信仰已经被公之于众，甚至遭到了媒体的嘲笑。这一点非常重要。而那位主妇玛丽安·基奇通过手中握的笔自动书写，得到了外太空守卫者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克拉里昂（Clarion）和谷神星上的“灵性生物”。她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萨南达大师（Sananda），而大师随后将自己的耶稣基督身份公布。起初她被这些信息震惊了。她第一次尝试与其他信徒建立联系的时候，结果喜忧参半。据费斯廷格说，她和丈夫讨论了她和外星人的经历，结果丈夫“完全不能接受”。他对妻子说的话一个字也不相信，但任她继续胡闹。不过，玛丽安最终在阿姆斯特朗夫妇身上找到了心灵共鸣，他们曾在埃及担任医疗传教士。阿姆斯特朗夫人在旅途中精神崩溃，随后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他们不明白，传教士工作做得那么好，为什么这些心理痛苦还是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最终相信这一定有原因，于是开始寻找”。阿姆斯特朗夫妇从当地一位飞碟专家那里得知基奇的工作后并与她联系。萨南达大师（或耶稣）告诉基奇太太有关克拉里昂星球上的生活（那里天气就像地球一样，但是当天气变冷时，你不需要穿暖和的衣服，因为你的身体会适应温度）。他承诺会从外太空登陆，并与太空人接触，并警告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不过，有一小部分人会被拯救。“我们计划带一些人踏上我们的飞行旅程，最终到达我们的星球。我们准备安排西屋（Westinghouse）六人小组访问我们的领地。”宇航员的首次访问预定在7月23日。基奇太太被告知中午要到莱昂斯空军基地见证飞机降落。于是基奇太太、阿姆斯特朗夫妇和一些他们的朋友及时赶到那里，选了一个能看清跑道的好位子，以便看飞碟降落。他们还带了午餐，等啊等，终于看见路上走来一个人。基奇太太给了他一些食物，但他谢绝了，继续往前走。他们仰望着天空，花了两小时寻找飞碟。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都很失望。但没过多久，10天后，基奇太太又收到萨南达大师发来的另一条心灵感应信息，告诉她，他本人就是那个拒绝接受三明治和果汁食物的陌生人。基奇太太感到“狂喜，远远超过了对预测失败的失望感。因为虽然他们在克拉里昂没等到飞碟，但她得到了一份更大的赠礼：她看到了耶稣（当然，是在另一个身体里，而且是乔装打扮的），和他交谈，并做了一个简单的基督徒的行为——向任意一个平凡的陌生人提供食物”。据费斯廷格说，“她深信自己是被特殊选中的人，她听到的声音和她感觉到的存在是真实的、有效的，是超然于世的生命的本质——她是卑微众生的早期载体”。基奇太太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她每天要花14个小时接收来自外太空的信息。天启的消息很快就传来了。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洪水淹没，法国、英国和俄罗斯都将像亚特兰蒂斯一样被淹没。阿姆斯特朗教士清楚他有责任“告诉全世界”，他给美国的编辑和出版商们发了50份公开信，警告他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但没有提及具体日期。人们对此的反应“非常小”，大约只有十几个人对此产生了兴趣，不过这也促使了费斯廷格团队的两位作者前去拜访。他们安排了两对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生作为秘密观察员加入这个小组。第一个男观察员讲了一个杜撰的故事，说他家里的车上坐着一个鬼，从而加入了这个团体；另一位女观察员也被接受入组，她讲述了一个出现在梦里的“心灵体验”，这其实是她“完全虚构的梦”（费斯廷格强调）。对于这些情绪不稳定和脆弱的人，阿姆斯特朗用足够的细节来加强这一幻想出来的信念（毕竟，阿姆斯特朗先生将基奇太太视为玛利亚，也就是耶稣的母亲，因为阿姆斯特朗夫人还没有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这位女观察员说，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小山脚下，山上站着一个男人，周围有一圈光芒。此时到处都是汹涌的洪水，那个男人伸手把她拉到安全的地方”。对此，阿姆斯特朗夫妇的结论是，她是上级“派来”的人。

此时，已有两名人员渗透到这个“对组织有高承诺保证”的八人小组里了，这两名观察员显然对各种杜撰的幻想故事准备充足，以便获取加入这个狂热小组的资格。单从小组人数来看，我们不能忽略这两位观察员对组内动态的影响。然而，当你再观察那些核心成员的某些行为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影响力比其他成员更大。作为小组参与者，他们都被寄予承担重要角色的期望。例如，有一天晚上，他们要求其中一位观察员（当然是便衣形式）领导小组。费斯廷格说，这位观察员要求他们做20分钟“严肃沉默”的冥想。突然，小组里的正式成员伯莎·布拉斯基（之前接受过美容师培训）开始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基奇太太如今在与外星沟通上有了一个竞争对手。萨南达大师现在也会通过伯莎来传达信息了，但是以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自动写作。需要指出的是，基奇太太一直想通过语言的力量与外星沟通，而现在这种力量已被人抢先一步夺去了。现在萨南达的消息接连不断，尽管阿姆斯特朗教士不认为这些信息有很大意义，除了“萨南达”这个信息，他通过艾奥瓦州的波兰美容师伯莎之口告诉组员，她现在实际上是这个小组的领导者。现在，这才是重要的。伯莎解释道，透过她说话的，实际上是造物主本人，而不是萨南达，由此她的地位迅速上升，踩在了基奇太太之上。现在，他们联系到了造物主，从那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都在不断确认世界末日的时间（仅是为了安全起见）。造物主在日期上有点模糊，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今晚，你们在造物主前，他选择了最伟大的伟大先知伯莎，不管她曾经或未来是谁。”现在，伯莎成了领袖，毕竟造物主是这么说的。不久后，阿姆斯特朗教士又从另一种媒介中发现了自己独特的天赋：

他会释放力量，释放一束光。他也能营造一种气场。届时，他体内各个细胞都会被充上电磁力，让他免于死亡或任何疾病。在逃难的飞船上完成。

就研究的进行方式来说，不难看到这四名观察员（两组中各有两名）对这种邪教的动态研究有多么重要。毕竟，每个人都表现出各自“有趣”且高度相关的通灵技能和超自然个人经历，但这些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与此同时，组内的其他成员则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谋求自己的地位，包括通灵上帝本人或外太空先知的声音，以支持自己的主张。观察员肯定比其他小组成员表现得更稳定（他们怎么可能不呢）。伯莎代表了造物主所说的话，她不断地提醒着组员她作为领导者的重要性，还一时心血来潮篡改了底层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造物主通过伯莎之口，建议这个素食主义小组从此吃肉）。她告诉大家在能掌控的基础上辞掉工作，因为“离末日到来的时间不多了”。她还常常会说出毫无任何意义的话。这些观察员则成为各自小组的中坚力量（不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但也可能是这样）。同时，伯莎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造物主指引她说，她将会诞下新的基督，而如果她丈夫继续威胁她去看精神科医生，从而证明她是疯子，那么造物主将会给他重大打击。在某些会议上，有10名真正的小组成员和4名观察员，他们都在假装成另一个人，并且显然都相信组员所传播的妄想信念，沉浸在这连环欺骗中，并在这个开创性的心理学案例中认真做好笔记。基奇太太看起来“越来越确信她家受到了不友好的监视”。这似乎又是一个偏执的想法，但至少在这一点上，她判断得挺正确的。

甚至，连费斯廷格等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尽管莱克城的观察员来访时给基奇太太讲了一些相对普通、没有什么异国情调的故事，她后来还是学阿姆斯特朗夫妇对待学院村来访的观察员一样，利用起这些人的来访行为。她的想象力多少有点夸大了当时的情况。第一位观察员来拜访后不到一个星期，基奇太太就向其他成员解释说，有个女孩来到她家门口，心烦意乱，激动万分，紧紧攥着她的手，恐惧得说不出话。女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显然她是被外星守卫者“遣送”来的。然后，基奇太太又说，有一个男人也来过电话，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打过来，他感觉很迷茫、不安，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感到困惑。她不仅描述了观察员的困惑和情绪化表现，还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来访者的热情回应和安慰。她的叙述被阿姆斯特朗夫妇在学院村复述了一遍，就像观察员的来访经历在莱克城（Lake City）也被复述了一遍一样。在这两次观察员的来访案例里，他们的来访过程都为了说明“现在有许多奇怪的事情发生”。

然而，不仅是大家上门拜访的故事被添油加醋那么简单（毕竟，有哪些学生来到导师家里，不会一脸“困惑”和“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感到困惑”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对这件事的理解。要是耶稣本人准备在某天夜里与他们会面，这至少可以理解为信仰，而一群礼貌而明事理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生，作为团队的一部分和真正的信徒一起生活，与他们分享个人心灵体验，连真正的信徒都愿意和他一起等待世界末日。可这些观察员常常又转身躲进洗手间里，偷偷记录下这一切。这就远远超出信念范畴了。

世界末日快到了，当时时间是1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基奇太太收到了大家翘首以待的消息。上面写着：

到了半夜，你们会被安排上一辆停车场里的汽车，到时候会送你们到一个地方，然后进入登机口（飞碟），你们到了那里就能看到。到那时，你们这些幸运儿就忘记那些没来的人吧。他们没有被召唤，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不要让应该来的人爽约，到时候你就说：“你有什么问题？”……你们无论何时都不要开口问话，也不要让计划偏离，你们要开心且幸运地成为上帝的宠儿，并准备好接受进一步的指示。

最后一刻就要来了：所有的等待和准备都已完毕，再过14个小时，他们就会被飞碟接走。费斯廷格等人评论道：“这条信息给信徒们打了一剂强大的定心针。他们就想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和发生的时间。现在，他们可以安然自在地等到半夜。他们胸口的大石落下来了，于是平静而闲散地度过了这一天。”随后，费斯廷格讽刺地说：

当15岁的学生亚瑟·卑尔根（Arthur Bergen）在下午迟来时，告诉大家他母亲威胁他说，如果没有在凌晨两点前回到家，她就会报警。信徒们则带着微笑向他保证，不必担心，到那时他们已经坐上飞碟了。

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萨南达大师和造物主都通过基奇太太和伯莎传达出了几项突发的活动。萨南达和造物主给出了不同的指示，基奇太太和伯莎费了好大劲以确认他们是否和之前写下的团体指示一致。基奇太太把萨南达的话写下来，然后与造物主核对；造物主则把指令说出来，他们又要求耶稣的确认。这一定让人摸不着北，因为这两位伟大先知的跟随者都在争夺注意力和统治地位。记者们不停地打进电话，但都以“无可奉告”被拒绝了。与此同时，这群人正在把衣服和鞋子上的所有金属都拿掉——这显然是萨南达和造物主一致的要求。但到了最后一分钟，仍出现了骚乱：

阿瑟·卑尔根突然想起鞋上有金属鞋头，他想剪下来可是已经太晚了。众人此时洋溢着兴奋的情绪，随口建议他只要在进飞碟时松开鞋带，脱下鞋子就好了。在11点35分左右，又有个人，他就是这本著作的作者之一，跟大家说，他没有剪下裤子上的拉链。这一消息又引起了大家近乎恐慌的反应。他被匆匆抬进了卧室，阿姆斯特朗医生的双手颤抖着，眼睛每隔几秒钟就会飞快地瞥一眼时钟，他用剃须刀片割开拉链，用钢丝钳拧开锁扣，弄完已经11点50分了，只能潦草地在裤子上缝几针，否则就太晚了。午夜就要到了，每个人都必须准时做好准备。

请再次注意，小组潜伏的观察员不只是被动的观察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或预计要发生的事情（显然是妄想出来的）毫无影响。在最后关头，他跟大家说自己还有拉链的时候，整个小组都快要疯掉了。他将小组推到了情绪高潮。

在最后的10分钟里，他们把大衣搭在腿上坐着，等着。此时，实际上有五名观察员在场。房间里有两个钟，其中一个走得快一些。当较慢的钟声敲响午夜十二点时，基奇太太叫道：“计划没有偏离！”没有人说话。过了五分钟，伯莎说，造物主宣布要稍微推迟一下。到了十二点半，造物主要宣布一件堪称奇迹的事：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基奇先生，晚上九点就入睡了，他先会死去，然后复活。小组成员反复查看他是不是已经死了，但他仍然呼吸正常。造物主（通过伯莎说话的造物主）至少是具有大智慧的。他现在解释说，基奇先生的死亡和复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只发生在精神层面上。他现在在精神上是活着的，而刚才他不是。最后，在凌晨两点半左右，耶稣（或萨南达）借基奇太太说，让大家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现在，终于有一些时间来反思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认知失调理论的核心了。而观察员们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费斯廷格指出：

为了回应观察员在休息时间催促的信息（那个关于宇宙飞船着陆的信息），造物主声明过，任何想要查找这条信息的人都可以……他找到了这条信息，并大声朗读给大家听。于是大家迅速开始第一次重新解读认知。黛西·阿姆斯特朗（Daisy Armstrong）说道，这个信息当然必须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我们要坐进停放的汽车里，但是停着的车不动，所以大家并不会去到任何地方。

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停放的汽车”是他们的身体（当然是在午夜的时候），“飞碟”就是“小组中（可能除了五名研究人员）每个成员的内部光线”。

重要的是，其中一名研究人员用实际行动触发了人们对重新解释预言的探索。他积极地维护着这个群体中的妄想信念体系。基奇太太崩溃了，对着大家失望地啜泣起来，但其中一个观察员在门外与阿姆斯特朗教士聊天，他反馈说，自己的话提升了阿姆斯特朗的士气：“他欢快地回到小组成员身边，并让基奇太太明显镇静了下来。”基奇太太振奋起来，开始从耶稣的另外一条消息中寻找关联，灾难已经被叫停了，因为“这一小群人整夜的静坐带来了曙光，因此，上帝把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回来了”，甚至还离谱地告诉报社这一圣诞节间的好消息。这是她第一次直接向新闻界发表讲话。

她从耶稣处得到下一个消息：圣诞前夜，他们要聚集在她家里唱圣诞颂歌，届时还会有外星人前来拜访。她将此事告知了媒体，还邀请了公众，大概是作为最近与媒体交流的手段之一吧。当然，平安夜并没有什么外星人来访，尽管阿姆斯特朗教士在一次报纸采访中说，这些外星人有可能是“乔装”进来的。当天晚上等待飞船在洪水前将其接走的11名组员中，有6人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心中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了，有5人要么放弃了自己的信念，要么心怀巨大的怀疑——后者中就有伯莎·布拉斯基，她可曾是造物主的代言人，但也许在一个名誉扫地的群体里当老大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从对外星人、洪灾和天启失验后的心理反应来说，费斯廷格着重强调了邪教成员为维护自己的信仰而采取的积极主动的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外公布和对内信仰的改宗行为。对外的改宗行为体现在从之前的哗众取宠到“对媒体态度的急剧变化”（我暂时忘记阿姆斯特朗教士在远早于心理失验前就和新闻媒体方有直接接触了），以及“这个群体在12月21日最主要的期望发生失验后随即能促生出合理化的解释”。合理化的解释就是，这些真正的信徒通过自己的行动拯救了世界。费斯廷格做出的基本假设是：

如果能够说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套信念体系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很明显，它终究必须是正确的。让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某件事，那么这个信念的有效性就毫无疑问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观察到，在预言失效以后，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一邪教。如果改变信念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通过聚集更多的追随者，和同一信念支持者待在一起，信徒们就能减轻失调感，从而变得不那么难受。

不过，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新闻媒体正变得越来越哗众取宠，越来越具有侵入性。要是能直接和它们谈话，想必是极好的吧？毕竟，许多人在媒体的穷追不舍下最后屈服了，即便没什么消息可说，他们还是同意与媒体对话。因此，邪教小组成员最终接了媒体的电话。他们的情况又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第二，如果在那个决定性的夜晚，在关键的午夜过后，研究人员没有让基奇太太重新兴奋起来，那么这种通过媒体进行的传教还会发生吗？假如当时任由基奇太太哭天抢地，让她从当晚事件中醒悟，又会如何？她又能否有如此足够的人格魅力来讲述整个事件，并让媒体为之落泪呢？又假如那位研究人员没有敦促大家对当晚的事情进行重新解释，又会如何呢？用更直白的话说，研究人员的行为真的没有对整个事件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吗？由于改宗的想法是作为先验假设提出的，因此观察员难道没有影响现场实验的结果吗？第三，我已经说过，那四名（有时是五名）研究人员（相比其他人来说）的确在事件中成了重要和“稳定”的成员，编造的故事成为这小组的一部分（因此严重违反了研究的道德原则，包括民族志研究的原则），这四或五名研究人员是局外人，是从更远的地方听闻这个群体的消息。这对邪教组员来说，用正确的改宗形式来吸引“正确的”的人，这难道不是应该警醒的教训吗？费斯廷格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一些相关事实，但依我看来，结论却没什么逻辑。

因此，毫无疑问，在规模相当小的团体里注入了四名观察员，在10天之内确实对已有成员的信念产生了影响。在学院村和莱克城里，鲜有人会去专门做调查，也不大可能见到什么新面孔，尤其是当大众对这套信念体系非常冷漠的时候，这四名观察员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了。最重要的是，这四名观察员并不是通过任何共同的朋友或熟人与已有的群体成员产生关联，因此他们这样直接出现，与人们最常见以及一般所预期的成员收录渠道的差异显然很大。

当然，阿姆斯特朗夫妇认为研究人员是“由‘守卫者’派来的”，这进一步证明了守卫者在地球上照顾着我们。不过，我们再次看到，这些局外观察员对小组假想的信念体系的发展和维持的关键程度，甚至他们的到来也做出了贡献。研究人员还相互秘密分享了自己的笔记，这意味着到最后他们能得到以往从一般渠道所无法获知的信息。基奇太太本以为的这个组员的全知全能来自他们和“守卫者”的直接接触，殊不知这只是混入小组做研究的几个虚伪研究人员合作交流的副产物而已。同样，研究人员的行为和背景对整个事件的结果真的没有重要影响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对认知失调的概念，以及在群体中拥有足够社会支持的个体采取的积极而直接的应对措施，又有什么作用呢？

费斯廷格在书的结尾处说道：

整个调查都需要秘密进行，不暴露研究目的，假扮因相信信念体系的正确性而单纯感兴趣的个体，并且在团体中扮演消极且没有形象力的角色……而信念失信所造成的显著影响就足以为我们提供明确的结论了。

不过，我认为，研究人员在这个群体中并没有安守被动和默默无闻的成员角色。在某些重要的时刻，我相信他们的某些行为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认为，这样所得的行为失信影响的结论远比费斯廷格让我们相信的要弱，更何况是在这群高度脆弱、极易受骗和非常不典型的群体里所做的研究呢！

费斯廷格的《当预言失败时》（When Prophecy Fails）是一本详尽的田野调查，在众多学者眼里，这本著作很容易让人回想起社会心理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一本在这个领域被公认的经典之作。认知失调理论观点随后得以发展，并在1957年被记录在第二本书上。在我看来，这本新书有一种转变的意味。在第一本书出版一年后，费斯廷格在第二本书中又想以同样的基本理念，勾勒出一个更宏大的认知失调“理论”。“失调的存在会在心理层面上造成不适，这将导致人们努力减少失调现象，重新实现协调感。”费斯廷格认为，“失调本身就是一个激励因素”，当失调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出现行为的改变，“这是一种减少或消除失调非常常见的调节方式”。当然，态度、观点和信仰也可能发生变化。和之前一样，费斯廷格还是将认知失调定义为“认知之间不恰当的关系”，所以他得出这样的假设（也确实是这样）：“如果有机体的行为发生变化，那么其认知元素或与这种行为相对应的元素也会发生变化。”不过，肯定也有这种情况：行为和信仰可能存在分歧，却没有出现失调现象。比如，有人表现出强烈的环保信念，以及强烈的低碳信念（毕竟这是显而易见的外显认知），但他们在日常逛超市的时候，扫过产品的前几秒钟时间里，他们的潜意识却很少注意包装上的碳足迹标签，而在结果上，也鲜有做出低碳的选择。他们会遭受心理失调的折磨吗？这种“激励”因素是否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发生改变？是否应该注意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行为举止，包括买东西时影响视觉注意力和商品选择的那些一瞬间的自动化行为？说真的，选择实在没有什么区别的产品，与我们内心气候变化的态度和消费观念的匹配性真的有很大关系吗？这真的会像费斯廷格假设的那样“心理不适”吗？费斯廷格理论的问题在于，其假定行为与行为认知/知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确，这是这个理论的核心，但在我们的行为中，还有许多方面我们好像还了解甚少。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预测态度与行为冲突之时会出现认知失调呢？如果没有失调表现，我们又为什么要预测行为的变化？

强制服从

在费斯廷格1957年出版的书中，有个著名的强制服从研究，其中“强制服从”这个术语很有意思，是指“没有经过个体接受的公共服从的简称”。

费斯廷格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执行上来说都非常简单。如果有人要你去说你不认同的东西（如“我喜欢漫画书”），要么给你丰厚的奖励（如100万美元），要么设置非常严重的惩罚（如“开枪毙了你”），那就几乎不存在认知失调。可是，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首先，你很可能会因为奖赏或威胁而深化这种行为，但这不会影响你对漫画书的基本态度。费斯廷格写道：

的确，你会在心理上有些许不和谐感，因为你说你喜欢漫画书，其实你并不喜欢。然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与你公开说出的这些话一致，那就是你知道会有钱将落入你的口袋。相较之下，这点心理不和谐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同样地，当人们受到枪支威胁的时候，费斯廷格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当奖励或惩罚变得没那么重要时，违抗内心带来的不和谐感就会增加。如果奖励或惩罚勉强足够引起公开的行为或表达时，就可能会产生最大的不和谐感。

费斯廷格团队所做的研究似乎想去证明，这种方法确实有效改变了人们的潜在观点。他们设计了许多实验，目的是准确定量最低限度的激励来获得行为上的顺从（如说出或写下一份违背自己意愿的声明），从而产生最大的不和谐感，或是对潜在观点和态度产生最大的影响。

这个认知失调理论被一些人认为是社会心理学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不过，仍有几点需要指出。第一，与等待末日洪灾到来的信徒不同，费斯廷格声称，当预测的事件没有发生时，信徒们会尽一切可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有关强制服从的研究表明，人们可以轻易改变潜在观点、态度和信念。事实上，在信徒们的案例中，他们已为更多的不协调感（心理上的明显不适和公众的嘲笑）做好了准备，以维持他们的信念。而在这个新研究中，用微小的奖励让人们说出违反自身态度的声明（counter-attitudinal statements），即反态度声明，从而让信念得到改变。第二，在信徒的案例中，很多信徒都说出了显然违背自己内心的话语，包括核心人物基奇太太。比如，当外星人没有出现时，她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让小组成员失望的悲伤情绪，一副“都是我的错”的愧疚模样，只不过随后因卧底观察员的鼓励而重新振奋起来。这并不是因为有任何巨额奖励或惩罚，而是由日常社会互动的微小需求驱动的，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她确实表达出她对由自己写下的失信预言感到失望，但费斯廷格则认为，她内心深处的态度和信念依然完好无损。事实上，他甚至没打算将两者联系起来。当然，这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我们在公共场合，因为无数（细小而微妙的）社会原因而在谈话中说出许多事，比如，被挑衅、想表现得与众不同、为了融入团体、为了表达是否同意，或想脱颖而出，或是维持或结束对话。我们可能会说很多事情，但我们的观点肯定不会因为要去适应这些（“强制服从”）的话语而接受改变。费斯廷格是否真的预测准确了呢？比如，在仅仅因社会需求的引导而说出挑衅的话语时，我们的观点会发生改变吗？有人会不辞辛苦地专门去注意自己在日常交流中出现的不和谐感吗？

当然，费斯廷格理论结论的解释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质疑。本姆（Bem）于1967年提出，认知失调主要是一个自我知觉的议题。特德斯基（Tedeschi）研究团队于1971年指出，参与者的印象管理是关键。格林沃尔德（Greenwald）和罗尼斯（Ronis）于1978年指出，他们的行为就是通过维持内心的一致来保有自尊而已。不过，很少被提及的一个重要警告是，那些被鼓励说与自己基本信念不一致的话的人所受到的失调痛苦不一定大得非要去解决。费斯廷格在其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对某些人来说，认知失调是一件极其痛苦和无法忍受的事情，而有些人似乎又能够忍受巨大的认知失调。”换句话说，对于一些个人（或甚至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说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话，但并不会出现需要处理的失调不适感，因此也不会有行为改变（这非常有意思，尽管他仍想说“失调”现象仍有显现，而他此前把失调定义为“心理上的不适”，但这个定义显然不适用于上述事例）。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表达你违背内心的声明很重要吗？我暂时把话题拉回谢菲尔德健身房，我看到孩子们排着队向布兰登·英格尔自白，告诉大家他们现在就是“赢家”，而他们即将到来的对手是“无名小卒”。他们走完这一流程，我在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这仅仅是布兰登的“循循善诱”让他们这么做罢了（根据费斯廷格的说法，这是改变态度的完美方式）。在这其中除了缺乏信心外，还有别的原因。他们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例行公事，小组成员的目光聚焦也没有变化（因此让人联想到谈话本身）。要么全对要么全错。而对于纳兹来说，情况又有不同。他说了那些话，并开始相信这些话，在他以世界拳王的身份被他人打败并受到羞辱之后，他仍然努力坚持自己是最特别的。这当然要比我们相信的费斯廷格认知失调理论复杂得多。

总结

• 费斯廷格提出，当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出现冲突时，就会产生认知失与“不适感”。随后，便会出现一种压力，意欲减少或消除不和谐感。

• 费斯廷格提出，人们试图改变一个或多个与认知不一致相关的信念、观点或行为；获取新的信息或信念，以提升现有的和谐感比例，从而从整体上减少失调感；或者不去记起或降低那些不和谐认知的重要性。

• 费斯廷格对芝加哥的一个邪教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这个组织一直在等待一场大洪灾，而他们会乘坐宇宙飞船被送往另一个星球。这项研究有一批秘密观察员潜入邪教组织内部。然而，外星人从未来过，大洪灾也没来过。据费斯廷格说，在预言失败后，邪教成员通过提升改宗人数来应对认知失调所产生的不适感。观察员对邪教成员在特定时期的行为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项研究的结论可能会遭到质疑。

• 费斯廷格还通过实验研究了认知失调。如果要求你为一个你不同意的观点做出公开支持声明（违反自身态度的声明），并且没有得到任何巨大的奖励或威胁，那么你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以减少不和谐感。

注释

[1]1英石≈6.35千克。——译者注

[2]1英里≈1.61千米。——译者注

[3]1盎司≈28.35克。——译者注

[4]200磅。——译者注

[5]即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也就是拳王阿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