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访谈中，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对我有很重要的启发。第一个问题是自卑与成瘾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在表达自卑的那一章中，我们讨论了三种克服疏离的策略：退缩模式、突破模式和敌对模式。经过我们多年以来使用这些策略来对抗自卑的经历，就算我们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毫无成效的，但我们也很难轻易放弃它们。许多人都会使用这些策略来缓解未被满足的同理心需求。陷入疏离之中不仅让我们远离真实性，而且这些“卡住”的地方似乎也在自卑与成瘾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迪林博士提到的治疗师帮助客户辅助治疗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我们建立自卑复原力的各种方式，我一直在试图强调，我认为在这里值得重申一次，由于自卑的复杂性特点，建立复原力可能需要治疗师或顾问的专业帮助。如果我们在与某种成瘾做斗争，那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会起到消极的影响作用，而没有帮助的作用。休斯敦酒精和药物委员会（Council on Alcohol and Drugs）的一个部门——家庭恢复中心（Center for Families）主任阿比·威廉姆斯（Abi Williams）博士写道：“我们预测如果在家庭中有某位家庭成员做出了糟糕的选择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家中的其他三到四名家庭成员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参与影响的家庭成员通常会认为，保持家庭的和睦都是要靠他们来掌控。事实上，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家庭成员所引发的不当行为可能会和原本待解决的问题一样具有破坏性。”
在成瘾这一章中，我想清楚地说明，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寻求外界的帮助来克服成瘾。这种帮助可能来自于治疗师、康复中心或十二步骤小组，总之我们的确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从成瘾中恢复需要的指导、支持和信息（有时还需要医疗），远超出了我们能从最有力支持的关系网中所得到的帮助。
最后，在迪林博士的例子中，他说：“人们可以选择与谁交往，任何特定的个体都可以选择与吸毒或不吸毒的人交往。”这是真的。但是，除了我们的“社交网络”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生活在先培养成瘾，然后再诋毁成瘾的文化下。心理学家、积极分子夏洛特·索菲亚·卡斯尔（Charlotte Sophia Kasl）写道：“男权社会、阶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创造、鼓励、维护和延续了成瘾和依赖性。”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探讨的那样，自卑网引诱我们对特定的性别产生了严苛的期望。如果你把这些期望的力量和在“其他人”那一节中对“我们和他们”心态的分析以及媒体文化带来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来看，我相信她的说法是准确的。我们会从食物、酒精、毒品、性和人际关系中来寻找解脱。正如在这一节的开头引用的话所表达的，成瘾并不能缓解压力，它只会让我们更加渴望解脱。
此外，提到成瘾，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自卑文化之中。一方面，我们用消极的刻板印象来描述那些陷入成瘾的人，比如虚情假意的、狡猾的、爱撒谎的、行骗的、不值得信任的和爱摆布人的。另一方面，我们经常用积极的刻板印象不切实际地将摆脱成瘾的男女描述成为精神力量的支柱，他们过着无所畏惧的和自律的生活。
当赞同这些由文化产生的刻板印象时，我们常常就不能清醒地认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在经受着成瘾的折磨或与经受成瘾问题的人保持联系。如果我们坦诚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会知道，刻板印象永远无法捕捉到真实经历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