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还没有高考完，我就已经被大学录取了。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虽然被保送的过程并不顺利，但自己依然很酷。
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改班提前开学，当其他同学还在殚精竭虑地准备高考时，我和几个同伴已经搭着一列绿皮火车，背着自己家的一床棉被，像个青年难民一样晃晃悠悠地去西安交通大学报到了。这是一趟意气风发的旅行。火车从郑州开往乌鲁木齐，预计到达西安的时间是次日凌晨两点。在火车上，我们几个年轻人高声谈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许，我还和一个陌生的旅客大谈特谈自己未来做软件公司的理想，不管对方是否觉得我异想天开。那一年，我只有17岁。
火车准时靠站，凌晨两点，我们到达了西安火车站，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和几个结伴的同学只得坐着人力三轮车，吱吱嘎嘎地被拉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正门口。西安交通大学的正门对面是一个公园，里面黑洞洞的，样子稍稍有些吓人，而校门口也只有几盏破败的路灯发出惨淡的光。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没有算好抵达学校的时间，这个时候学校大门是上锁的，新生根本进不去。我们只能在学校外面过夜了。这戏剧化的场景和想象中进大学时被师哥师姐欢天喜地迎进大学校门的场景完全没有吻合之处。
那时，夜晚寒气逼人。我们穿得都很单薄，冷气一阵阵往身体里钻，即便17岁的年轻身体也消受不了。被迫在学校外面过夜，我们把行李和棉被往一棵大树旁一堆，就开始走路取暖了。我们一边走着，一边大声聊着天，希望通过运动获得几分热量。月光清冷，我们的身影又小又弱，让我们看起来如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为了驱散寒冷，一个同学打开了随身背来的大录音机开始播放磁带。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名曲——《水边的阿狄丽娜》开始在夜色里播放出来，那首优美的钢琴曲在那时那刻竟然显得非常凄厉，温婉流畅的旋律像一道道冰冷的声波将空气劈开了一道裂缝。这曲子没有缓解我的寒冷，反而让我感觉寒气更加逼人，我打起了一阵阵寒战。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人的记忆也是会有通感的，我每次听到克莱德曼的曲子时，都感觉冷气上身，多年前被锁在校门之外的那一幕，仿佛重现了。
这让我想起2003年我在运营自己创办的公司3721时的事。当时“非典”袭来，已经没有人敢坐飞机了。而我却用逆向思维思考，我想，现在没有人坐飞机，也就意味着现在没人做生意了，而这正是我去全国各地推销产品、抢占市场的大好时机。于是我开始戴着防毒面具频繁地坐飞机，到全国各处去见代理商。有意思的是，国航飞机每次落地时都会放同一首曲子。以后我每次听见这首曲子，总会想起“非典”时的情形。
清晨，一群年轻的“困兽”终于被放进了校园，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一幅如同小品的情景中徐徐拉开了帷幕。
有人这样评价乔布斯：“他只要对一样东西感兴趣，就会把这种兴趣发挥到非理性的极致状态。”凭借对计算机世界的满腔热爱，我也会达到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吗？一个终于实现自己的专业梦，还很懵懂的年轻人，会带来怎样的一场演出？
后来事实证明，演出一开始，就高潮迭起。
危机四伏第一个暑假刚刚结束，有一天，一个同学慌慌张张地跑来对我说：“周鸿祎，你要被交大开除了！”
一瞬间，真是晴天霹雳。
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改班此刻还没有正式开课，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信号从空气中传来。
果不其然，原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的一个同学把和我打架的事情上报给学校了，学校决定处罚我。是的，刚进大学我就打架了，祸事不断的风格，在大学生活尚未正式拉开序幕的时候又开始延续了。
我进大学是1988年5月，那是一段轻松的小学期生活。当时全国高考还未进行，我们在西安交大上的是教改班的预科课程。这段时间没有考试，大家只是学习一些基础的介绍性课程。另外，也有一些科研机构来做调查。调查内容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超常儿童”到底是怎么成长的。
没有什么事儿，又没有什么学习压力，我喜欢路见不平就伸手伸张正义的特点又蠢蠢欲动了。也许从郑州九中上学时开始，我就不知不觉发展出了一种人生观，我认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一种情怀。我认为侠肝义胆、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一种气质。我梦想着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能够为别人排忧解难。
和我打架的人是西安交大87级少年班的一个小同学。所谓少年班，就是很小的年龄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虽比我高一级，但比我小三岁，经常来我们宿舍串门，找他的一位老乡混吃混喝。他有一个特点，来找人从来都是让别人出钱请他吃饭，自己分文不掏。慢慢地，这位同学喜欢混吃混喝的消息在班里扩散开来，大家都很不满，“抱怨之声”在班里此起彼伏。这个时候，我内心的“正义之声”显灵了，我想，我必须站出来警告一下这个贪婪的人，让大家免于陷入月底受苦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都很朴素，所有钱都在月初换成粮票和钱票，每个月饭票的总数是固定的，一旦提前花完，后半个月就苦不堪言。
我带上了我的防身武器——双节棍，去寻找目标了。我高中时练过一段时间的双节棍，这家伙用起来很有技巧，虽然它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一旦抡起来力量特别大，抡不好就经常会抡到自己。我练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不伤着自己。后来，双节棍就成了我的防身武器，走到哪里我都带着。我希望伸张正义的时刻，这双节棍该派上用场了。这一次，我去少年班的宿舍找到了当事人，用双节棍中的一节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并警告他不要再继续骗吃骗喝。
这所谓除暴安良的行为幼稚到了极点。因为无论被蹭饭的同学还是去蹭饭的同学和我都不熟，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更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今天想来，我所有的正义行为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而所有人可能也会如此看待我的行为。
而战事一旦引爆，就没完没了。“江湖”里的恩怨势必往来反复。这个小同学高高瘦瘦，戴着一副小眼镜，长着鹰钩鼻子，看上去普普通通，甚至有几分斯文，但他也并非等闲之辈，在社会上有一群所谓“江湖朋友”，注定不会对我这一棒子忍气吞声。
有一天，报复如期而至。那天我正在宿舍休息，一群“江湖人士”如蝗虫一般涌来，踢开宿舍的门，揪住我的头就是一顿打。地上正好有些喝剩的啤酒瓶，他们抄起啤酒瓶就砸向我的头。砰砰两声，玻璃哗哗散落一地。我看不清也感觉不到究竟有几双手在同时抓着我，摁着我的头往墙上撞。有人抄起了地上的碎玻璃在我的腰间划了一下，鲜红的血汩汩地涌了出来。
此时我疼得乱叫，根本顾不上江湖风范了，连连道歉求饶。“蝗虫们”要求我之后拿出两条烟向他们请罪，我答应后他们才肯离开。我虚弱地靠在墙上，面对眼前的一片狼藉：墨绿的玻璃碴子散了一地，鲜红的血迹染红了水泥地。墙边是第二天我要带走的行李。
那一天，是第一个小学期结束的日子，我打算第二天回郑州过暑假。经过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洗劫，我辛辛苦苦存的五十多元生活费和路费被这帮人抢空了。而我呢，脑袋开花了，腰间挂彩了，一个玉树临风的大学生形象在瞬间彻底崩塌了。
人生中的第一次商业行为我被送进校医院缝了好几针，脑袋一直疼着，晕头转向地回到了郑州。被打了事小，被抢了五十多元钱事大，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这种事儿我是不敢告诉父母的，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回到家里，一直琢磨着无论如何得把我的损失挣回来。这就是我开始人生中第一次商业活动的原因。人生第一次，我开始认真考虑怎么挣钱的事儿。
很快我就想好了——我要开始练摊儿。
这个想法源于刚进大学时的观察。刚进西安交大时，我就发现很多大四的师哥师姐在摆摊儿。后来我了解到，这种方式很像美国大学生最后的“搬家销售”(Moving Sale)。临近毕业，毕业生要离开学校，他们就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摆出来卖。他们卖袜子，卖英语磁带，也卖各种旧书。床单一铺，旧货一摆，自然有生意上门。旧东西很便宜，又很实用，很受低年级同学的追捧。想着当时学生络绎不绝的场面，我立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郑州九中门口。
当时我的高中同学高考完了，我挨个把他们用过的高考参考书要了过来，一共收集了一百多本，准备用摆地摊的方式卖掉。我把一块破布往地上一铺，把所有的书往上一摆，买卖就开张了。薄的卖一元，厚的卖两元，当时正是高二同学的暑假补习班开始的时候，校门口的参考书精准地符合用户需求。这些参考书马上受到了追捧。没有费劲，我卖掉了所有参考书，立刻弥补了所有的经济损失。
我并没有满足于这个简单的商业模式。其实，在第一次练摊儿的过程中，我依然在不断地观察、发现和揣摩新的可能。很快卖完参考书之后，我已经对另一个生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计算机进行所谓的“科学算命”。
“科学算命”的生意很不错。我算一次收一元，一天竟然能挣一百多元。在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了。我分给帮忙的同学一些，自己还能剩不少。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市场管理员就来制止我了……
无论如何，我的这两次生意都有比较好的商业结果。虽然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学生时期的小打小闹，“科学算命”的行为也不可取，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建立了我对商业的兴趣和信心。所有的大生意都是从最微小的生意开始的，而我在这些小的生意里，第一次学习到怎么周密地思考、怎么和人交流、怎么组织一个团队，甚至怎么对付各种无厘头的状况。这种经历当时我没有觉得有多少价值，却对我今后的创业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我想，这开启了我的无畏之心。
虽然生意做得断断续续，但是我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头疼的问题也慢慢缓解。夏天已经过去，终于到了返校的时间，我要回西安上学了。在此之前，我想方设法还上了两条云烟给少年班的“敌人”。一切危机都看似解除了。
但是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按照江湖规则，战争必须是你来我往的，我吃了大亏，势必再有一战。于是我刚刚回到西安，立刻找朋友帮忙，又想方设法收拾了对方一顿，并且奇迹般地抢回了云烟。
如此这般，战事再次升级，他不再恋战，竟然到学校把我告发了，言辞里全是对我单方面的诋毁。因此，我刚刚回到学校，就听到这么一个噩耗，说我要被交大开除了。
这个消息当时于我而言，那可真是如五雷轰顶。
进入西安交大这个教改班，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从天而降的礼物，按照原本的要求，教改班只收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只收获得全国竞赛一等奖的学生。而我不但来自普通中学，在全国竞赛中也只得了二等奖，能上交大本来就是个意外之喜。对此，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一直没心没肺的我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心急火燎地去找老师了解情况，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同时也展示了自己腰间的伤口和医院的治疗证明。我的班主任很不错，她去找学校说明了情况。学校再三思量，最终没有开除我，只是给了我“全系通报批评”的处分。
我在西安交大的岁月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处分开头的。这场纠纷最终并未让我被学校开除，但是让我内心充满了反思。虽然说这场“战斗”是以无厘头的缘由发起的，但过程却让我学习了很多。
一场架催生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商业活动。绕了一小圈，我忽然发现，我有计算机，我原来可以什么都不怕。
教改班奇遇记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先简单地交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优异生班——西安交通大学教改班。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学霸”。以前无论郑州八中，还是郑州一中，聚集的都是本地“学霸”。随着我进入西安交通大学教改班，“学霸”的水准也升级至全国范围。
在“学霸”聚集的地方，“神人”也层出不穷，这给我的大学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
当时我们大学流行给自己的宿舍命名，每个宿舍门口都挂一个用毛笔字写有宿舍名字的匾额。匾额上的名字五花八门，有的写着“狼穴”，有的写着“黑洞”，都代表了自己宿舍的风格。我们宿舍的名字是由我命名的，叫“不系之舟”，意为没有拘束、任意漂流的小船，代表一种渴望无拘无束状态的心情。
我很得意，认为我的文学素养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会书法的同学写完这四个字之后，我拉住他让他别走，让他又为我的床头写了一幅床头字——十步杀一人。写完后，我把这幅字挂在床头的墙上，随时欣赏。事实证明，这幅字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不但检查宿舍卫生的人每次都不太高兴，就连管理宿舍的老师也觉得这些字杀气太重。其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只是李白《侠客行》中的一句诗，表现的是豪气冲天的情怀。当时作为文学青年，我对诗词歌赋充满热情，这样被质疑让我感觉很无奈。
在我们的“不系之舟”里，一共住了7人。我住在靠窗的上铺，住在我下铺的同学叫张小川，他虽然年纪小，但一看就很机灵。住我对面的兄弟叫胡军，是个性格内向内敛的人，和我很情绪化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住在他下铺的是一个“神人”，叫吴启凡，我们总是给他起各种各样的外号。他最神奇的地方是喜欢练气功，每天还要打坐，宿舍里因此经常“仙里仙气”。除此之外，“不系之舟”里还有江苏省数学竞赛状元范刚，是个智商奇高的家伙。他从不懂围棋到自学围棋，几个月就成了我们班围棋下得最好的人，而且编程水平也很高。另外两个室友是性格豪爽、大大咧咧的王鹰华，以及慈眉善目的第一任班长俞晓军。
虽然大学生活一直比高中还紧张，但是宿舍里经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那个时代的学校条件没有现在的好，每个人都要自己去打开水。每天泡个面、洗个手、泡个脚，都得用热水。但是宿舍离水房很远，每天打水着实成为一件令人头痛不已的事情。男生们在这个问题上很不自律，热水没了经常跑到隔壁宿舍去蹭，口气一定是：“哥们儿，我急着泡个面，现在没水了，先借一点儿，回头一定还！”但结果往往是“回头一定还”变成了“回头一定忘了还”。有的人把热水瓶摔了，就永远没有热水了，天天想方设法地去蹭别人的热水。
打水成了很多人的痛点，但在我们宿舍不是。那时候宿舍“神人”吴启凡，也就是经常打坐的那位同学，总是自觉自愿地为大家做好事。其中一件大好事就是每天帮我们打水。一天两三次，他往往是拎起几个热水瓶就往水房走，回来的时候负重而归，几只墨绿色的热水瓶挂在两臂上。吴启凡坚持做好人好事，毫无怨言。作为他的室友，我们刚开始享受这种福利时很不好意思，常常羞涩地说“麻烦你了”。长此以往，后来连这话也渐渐地没人说了，我们已经被惯坏了。再后来，我们不但不羞涩了，还对此心安理得。
那时，只有我们宿舍的热水瓶永远是满的，因此我们宿舍也成了我班同学的宝地，那些懒汉往往不请自来，拿起热水瓶就倒水，连“哥们儿，借点水”这种客套话都没有了。
后来，吴启凡觉得光打我们宿舍的热水已经无法满足他做好事的愿望了，就自觉地把这事儿升级了一个版本——从1.0版本升到2.0版本，开始给别的男生宿舍打开水了。从此，全班男生都能享受到这项福利了。
不过，凡事有好就有坏。糟糕的是，吴启凡是西安人，一到周末或者放个“十一”长假，他就要回家。他一走，打开水的工作就无人问津了。一层楼的开水一时间都没了，宿舍里是凄风冷雨，哀号一片。我们这才领悟到“用进废退”的含义，打开水这门武功被我们彻底废掉了。
后来，大学同学聚会，这种周末号哭的场景常常被提起，我们自己都被年轻时的懒惰给逗坏了。
有段时间，我们楼下空着一排宿舍。我想资源浪费是一种罪，楼下的空宿舍没有人住我可以去住，缓解一下宿舍里的拥挤问题。我用一个塑料片把装有简单弹簧锁的门撬开，从传达室电闸拉了一根线接上了电。这样一来，我不但有了独立的居所，屋子里还有了长明之光。这样的“一居室”让我非常享受。为了防止被人发现，10点熄灯时间一过，我就会用被子把窗户蒙上，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自由自在地用电。
我的这个“壮举”也感染了我的同学们。他们看见我住到楼下，纷纷效仿我，撬开其他空屋，拉上电线。但是，他们不懂用棉被挡住灯光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熄灯时间一过，整个一层的房间灯火通明。这样大规模用电无疑太引人注目了。不到三天，我们就败露了，纷纷被赶了回去。
在大学生活里，这种有趣的事情不少，除了偶尔的捣乱，大家还喜欢打扑克。大家不赌钱，赌的是教工二食堂的肉包子。那肉包子是人间美味，但价值不菲，买一个需要好几张饭票，算是当时的奢侈品。后来有人赢了几百个包子，好像没有办法讨回“赌债”了，只能作罢。
平心而论，像我们这种教改班的同学，平时疯玩的人不是很多。大家在物质上鲜有攀比，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学习。
到周末，偶尔会有人希望组织牌局，但往往是应者寥寥。在学习压力很重的教改班，拉人打牌是很不容易的。那些喜欢打牌的同学往往孤独地站在走廊中间，高喊几声“一缺三，一缺三”，而回应他的往往只是几声孤独高亢的回声。
老鼠掉到米缸里在教改班，大家是凭着硬性指标来到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各自省得过全国物理或者数学竞赛的冠军，有的甚至提前学完了物理和数学的大学课程。更有人本来已经获得保送资格，却偏偏要参加高考，用实力证明自己是全省第一，然后才来上教改班。一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氛围弥漫在教室里。
无论在初中阶段，还是在高中阶段，学习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困难和痛苦的事情。但是大学一开学，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在第一次英语测验中，老师播放了母语人士说的英语。当令人云山雾罩的音节在空气里回荡时，我一向志得意满的神情被悄悄地收了回来。我发现自己什么都听不懂，而我周围的大部分同学都神情轻松，泰然自若。
这时我才知道当时河南省的英语教学水平是比较低的，我在高中学习到的全是哑巴英语。在真实环境里听英语，我只能是一头雾水。这个测验让我感到难过，我意识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在此班中必定处于中下游。当我看到几个同学和我一样愁眉苦脸时，我立刻将他们视为知己。
我明白了我所在班级的优秀程度，更明白在这所大学里得真玩命才行。事实证明，大学的竞争氛围甚至比高中还要激烈，我的学习状态比高中还要疯狂。
疯狂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当时我们班实行的是末位淘汰制，排在最后30%的学生都要被调整到其他系。这相当于被教改班淘汰。对一群本来就是学习“疯子”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促使我们疯狂学习的更在于内因：这群人从小就是“学霸”，对学习有种天然的狂热感，即便到了大学，也不会改变多年来的习惯。
我们班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大家比的不是谁更早恋爱，比的不是谁有经济实力在教工二食堂多买几个肉包子，比的是谁上自习上得早、谁下自习下得晚。我对大学的印象很多都停留在西安的寒夜里，几个理工男在宿舍里裹着棉被挑灯夜读的场景。天气太冷，我们又不懂得怎么护理自己，好多人手上会长冻疮，奇痒无比。
第一年的基础课程，我的成绩平平。第二年，我们班分成计算机专业和通信与自动控制专业，所有教改班的人会面临新一轮的选择——到底选择哪个专业。当时无线电、通信与自动控制是热门专业，就业前景好，因此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学习通信，这不难理解。而计算机专业的前景还比较模糊，不确定因素很多，因此只有很少的人选择。显而易见，这个选择对我来说不是难事。我的志向一直是编程做软件，最后创立一家计算机公司。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对我来说，这是我真正可以肆无忌惮地拥抱计算机世界的时刻，这是我当时唯一想要的珍宝。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苦，竞争多么激烈，这都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刻。
自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上计算机专业课，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此时，高中自学的计算机知识在我心中风起云涌，太多向往，太多疑问，一并涌来。我心里存留了太多需要解答的问题，而大学课堂正是我把这些疑惑一个个慢慢解开的地方。
我变成一个自我驱动型的人，我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和任何人展开竞争，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好奇心驱使我去解决心中的困惑，这在客观上塑造了我主动学习的态度。我上专业课时，往往是听课最专心的那个孩子，我不停地举手提问，和老师交流互动，正是这种主动的态度让我得到了专业课老师的喜欢。我的专业课成绩一直都很好。
在大学期间，我更肆无忌惮地体会着程序之美。我的一大爱好是阅读程序案例。有种程序语言叫Turbo Pascal，我把它的源代码打印出来，如饥似渴地感受程序写作的规范和艺术。这些程序源于世界顶级高手之手，阅读这些程序时，我的感觉会逐步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刚开始读这些程序时，我觉得程序只是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中感受到的乐趣与日俱增，我融入了那种语言，痴迷于其中的写作韵律，我好像在品读唐诗三百首，那种程序语言的韵律在心里千回百转，让我欣赏到无限的风景。不仅读Pascal语言，我还把Turbo C的库函数打出来研读，并尝试着自己写。可以说，这段把自己埋在程序海洋里的日子练就了我日后的编程基本功。
除了品读程序，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到处去复制软件。那时候我在市场上买了很多软盘，是那种当时正流行的3.5英寸的软盘，有了这些软盘，我就到处去复制软件。那时大学的信息交换都靠学校各处贴着的大海报进行，食堂前面的大海报，集各种信息之大成。我几乎天天在那里驻足徘徊，希望从五颜六色的海报中发现有关交换软件的信息。那时经常会有高年级的学生在海报里发送软件交换的信息，我因此认识了很多人。我和高年级的学生交流心得，也因此知道了很多先进的软件，比如Norton Utility，当然，也有一些游戏软件，我也会复制下来去玩。
曾经有一个叫Prolog的软件，是一个高年级的同学送给我的。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软件。那时候对不了解的软件，我们通常会通过搜集软件说明书了解。搜集软件说明书是一件极其富有时代感的事情，因为那时软件都是国内汉化版，我们搜集的软件说明书都不是正版的，而是由一些小的计算机公司通过油印的方式翻印而来的，印刷质量可想而知。很多时候，我们的手指会被这些翻印的说明书染黑，但是那个时候的理工男依然将这些翻印品视若珍宝。我清晰地记得有家公司叫北京希望电脑公司，做的就是翻印的事儿，在圈子里挺知名。
对这个不熟悉的软件，我和以往一样，希望尽快和它相知相识。因此，我到处寻找软件说明书。后来，有个同学终于找到一份说明书，但只有一份，他说不能送给我，只能借给我看。
要一字不落地看到那份软件说明书，我能怎么办呢？作为那个时代的极客，我们的选择不多。今天随便动动手指打印或者复印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当时我却需要花费整整一个晚上，有时内心的纯粹很多时候正来源于此。我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纯手工复制。
于是，宿舍熄灯之后，我点起了蜡烛，开启了这个看似痛苦的抄写工程。在微弱的烛光中，我一字不落地抄写着这份密密麻麻的软件说明书，神情安然，下笔如有神。对我来说，这个因陋就简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自我丰富的过程。在抄写这些说明的同时，我的大脑也在学习和运转，因此，我丝毫感觉不到乏味。在很多安静的时光里，我从这些思考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了益处。
当窗边已经泛起灰白色的曙光，我的抄写也结束了。虽然眼圈泛红，但是我的思维似乎一直没有停止奔腾。对这个程序，我像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欢喜，我的嘴角稍稍上扬，无比享受这个相识的过程。
回想那个“走火入魔”的黎明，我已颇有计算机“疯子”的样子。
我为上机狂如果时间停留在1988—1989年，我依然会觉得，世界上能有一台计算机专门为我所用，于我而言是最幸福的事情。如果时间回到当年，我可能还像那年一样，天真无畏地和我接触到的一切计算机知识相依为命。在那个计算机并不普及的时代，即使在高校里，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个工具。因此，我对这个工具始终有种渴望与之耳鬓厮磨的心态。
于是，如饥似渴地蹭机成了我那时的一种常态。蹭机，对当年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当学校开设计算机课程时，总有那些不爱上机的人根本不出现在课堂里。一旦有人逃课，他们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时我的机会就来了，我会冒用逃课者的名字去使用计算机。
不疯魔不成活，如同《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那个时候的我为上机狂。为了使用计算机，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少一个时辰都不行”。
我经常去学校的计算机中心上机、蹭机，哪怕没有具体的功课、具体的任务。总之，只要在机房里待着，任务是可以现想的。每次上机，我都沉浸其中，最疯狂的一次是，我竟然无意中攻破了西安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中心。这是我的第一次“黑客”体验，这次体验既让我心惊肉跳，又让我后怕不已。这又像是我和这个世界接触的难以躲过的一个必然。
第一次当黑客的感觉并不美好。我并非有意搞破坏，当时无意中进入了学校的计算机系统，进去之后很好奇，四处“闲逛”。就当我在系统中好奇地“走动”时，无意中挪动了口令文件。最糟糕的是，我挪动之后根本不记得将口令文件挪到哪里去了，就退了出来。现在我当然知道，挪动口令文件这事是不能做的，一旦挪动，整个系统就会立刻锁死。当我从系统中退出后，发现没有办法再进入系统——整个计算机系统已经瘫痪。
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我只能去向计算机中心的老师坦白，希望他能对我从宽处理。计算机中心的老师非常宽容，他并没有暴跳如雷，只是问我到底把指令代码藏到哪里去了。我一脸难堪，尴尬地说“我也不知道”。老师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让我写一个书面说明，然后就让我走了。最后，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重装了系统，整个系统的运转才恢复正常。现在回想这次黑客经历，老师对我的处理方法真是宽容，丝毫没有为难我。
这次有惊无险的小事故，使我对自己专业的疯狂初见端倪。我虽然制造了事故，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我喜欢将这些计算机知识学以致用。我想我和同龄人最大的区别是：我更喜欢实践。
大二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参与老师课题组的实践课程，目的是让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在这种实践课程中，老师不会给低年级学生很大的压力，更多的是让低年级学生在一旁观摩。毕竟很多同学此时还没有真正开始编程，更谈不上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知道实践课程对学生并无硬性要求，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参加课题组。我当时已经自学了C语言，编过很多程序。我把进课题组的机会视为可以享用的珍馐美味，我暗下决心要慢慢地享用这个机会，而且，我内心的火种早就悄悄燃烧——我不要只是在旁边观摩，我一定要亲手做点什么才行。
我所在的那个课题组中，一些老师正和西安交大的几名研究生，以及本科高年级的学生做数字程控交换机。在那个年代，华为公司刚刚起步，国内能做这种交换机的企业并不多，我现在回想，他们当时也许是在和大唐电信进行某种合作。进组的时候，人们正在那里一张一张地画电路图，工作氛围非常浓厚。当然，友好的交流只存在于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这些组里的“老人”之间，他们通常在组里做毕业设计，来组里的时间比较长，相互很熟悉。我们这些看上去什么都不懂的大二学生，存在感很弱。初到课题组，我感到被边缘化了。
不过没有过多久，这种局面就改变了。
我感觉我们组里做程序的方法有点不对劲。当时课题组要画几百张电路图，会用到Pascal，老师和同学把几百张电路板用Pascal程序一张一张画出来，然后去运行。然而，协调这样的程序非常困难。因为只要有一个语句或goto的坐标写错了，整个电路图就错了，组里的人就要一点一点地如同排雷般地查找错误，看看到底是哪个电路图出现了故障。可想而知，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人的体力和耐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海量的、事无巨细的工作足以让任何人失去耐心。
我在课题组观察了两天，心里暗想，不能这么干呀！我开始不断思考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思考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难题，让劳动力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挑错大战中解放出来。学以致用的希望此刻在我内心慢慢涌动。
最终我从玩苹果机的经验中找到了灵感。我想起在高中阶段，我玩苹果机时，鼠标还没有普及，当时人们用四个光标键控制屏幕上的一个小光标，让小光标在屏幕上走来走去。受到这个想法的启发，我认为此刻应该做一个画图工具，用一个程序把电路板画出来，再写出一个显示程序，将电路板显示出来。这样一来，我甚至不需要一个会编程序的人来做事了，只需要把相应的数据录入就可以完成电路板的显示了。
虽然受到苹果机的启发，但是我的解决方法和苹果机的画图方法并不一样。在苹果机上画一个图，组成图像的其实只是像素点阵，没有结构化的数据，而用显示程序绘制电路板，我不仅画了一个点阵，还生成了另一个记录，这个记录还是有语义的。现在总结下来，其实我做的是结构化的图像编辑器。
潜心研究了几个晚上，我把程序做出来了，从此画图变得特别简单。我们只要知道电路板的哪一个角出问题了，再输入数据，坐标就即刻显示出来了，我们还在关键位置建立了对应表格。
这就是我1989年秋天做的事情。我今天之所以还对波兰德公司有非常深的感情，正是因为那家公司发明了Pascal语言。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但是回头去看时我依然认为我那个想法很棒。用一个并不复杂且一以贯之的方法解决一个麻烦的问题，让事情化繁为简，这也成为我解决很多问题的一种习惯。这正是我特别推崇的一种理念：问题要优雅地解决。
做出这个画图工具后，课题组的老师对我的态度大变。虽然他没有大张旗鼓地表扬我，但是课题组的气氛已经变得其乐融融了。之前我经常被认为是去课题组上机的，现在课题组的老师竟然允许我拿着打印纸去打Pascal程序源代码了。不但如此，我买有关计算机的书的费用也可以用课题经费报销了。那个时候与计算机有关的书价格不菲，至少十元一本，绝对不是我能消费得起的。这个待遇对我来说，简直是久旱逢甘霖。
我就是这样天真地爱着计算机世界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一切给我很“对”的感觉，给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提供着大千世界里唯一久待不腻的角落。
我当时进课题组做这个程序的改动不是出于任何利益考量，完全是心甘情愿，并对整个思考过程甘之如饴。我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在这个项目上，也获得了一些成就感。通过很多事情，我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一件事情要不计回报，一旦投入了全部感情，最后的回报总会出其不意地到来。我最享受的不是做事的最终结果，而是在投入的过程中，那种说不出来的内心的平静。
正是在那个阶段，我的专注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有意让自己在每个需要工作的时刻都聚精会神。记得有一段时间，学校让我们去校办的无线电厂实习。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老师派给我焊电路板的活儿，我力求做到将每个电路板的焊点都焊得饱满圆润。我验证自己劳动成果的标准是收音机一打开，就能正常工作。
多年之后，我读到奥普拉的一段话：“（我感觉）充满了希望、满足感和说不清的愉悦。我坚信，甚至在每天从不同角度轰炸我们的疯狂之中，存在着，仍然存在着，这一直都在的安宁。”
我的计算机世界里，正是充满了这种安宁。
课外兼职：人生的另一堂课自从上了大学，《中国青年》那篇对我人生很重要的、描述青年人创业的文章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几个年轻人辞去安稳、清闲的工作，一起创立公司做软件，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累得发疯的时候去北戴河游泳，忙的时候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地做事，他们都是产品主义者，有明确的目标。我的眼前时常闪现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画面，我深深地觉得，那就是我要的人生。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深知这种生活方式绝非主流，也并不是很多年轻大学生真正追求的。在以进入大企业工作和出国留学为毕业生选择两大方向的校园里，我希望单干的愿望确实显得有些和主流想法格格不入。虽然出国留学的念头也曾经出现在我的头脑里，但是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最终决定不去盲目跟风。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那么我应该直奔我的目标而去，我最终的归宿只有一个——自己创业。
有了这个终极目标的指导，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我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感受，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将来“创业”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我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能力，渴望知道所有未知的东西，默默积攒那些我未来需要的真知灼见。
我不喜欢学校的社团活动，认为那些都毫无意义。我对所有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都深深痛恨，对所有人浮于事的机构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我还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不断尝试。
在专业方面，我不想浪费任何一个磨炼自己的机会。当你希望在一个事业上从一而终时，你的那种热爱既是热望又是本能。就算放假，我也想和计算机待在一起，有的时候我自己尝试编辑好玩的程序，仿佛是在试探自己的功力究竟练到了几成。
有一年元旦，管理操作系统的老师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随便用几天计算机。这个消息对从始至终都有上机饥渴症的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12月31日当晚，当校园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过节氛围中时，我早早溜进了实验室，在那里玩了一个通宵。
我并没有浪费这个晚上，而是用自己的想法做出了一个程序——机打贺年卡。那是一个还流行纸质贺年卡的年代，一过节大家就买好贺年卡互相邮寄。就在这个晚上，我用计算机设计了一个画图软件，写出的程序可以用卷纸打印出贺年卡，使用的工具是九针打印机。尽管机打的图案看起来有点粗糙，图案灰度只能靠点阵的疏密来调整，但是这毕竟让贺年卡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拿着几张薄薄的机打贺年卡，一种对计算机的驾驭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种让工具为我所用的感觉，是学习计算机专业最具乐趣的部分。后来我拿着我的“作品”给身边的同学看，他们都感到很新奇。我在为自己的这个小实验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深感自己在专业方面应该不断进阶。这种创造、磨炼，再体会、再创造的感觉，形成了我在专业方面的良性循环。
大三的暑假，我开始在校外接活了，一方面希望可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想去真实世界实践自己的专业，看看我离真实世界的距离远不远。我去了一个信用社干活儿，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非常棘手。
信用社有一台算利息的计算机，其实是个单板机，用的CPU叫Z80，里面的程序是写死的，显示工具其实是八段LED式的显示管。那个时候国家刚刚调整了利率，信用社需要有懂计算机的人去调整单板机上的利率程序。信用社的领导到西安交大计算机系找人，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难题。老师觉得我还算有能力，就把这个活儿派给了我。
到现场观察了一番，我发现问题的难度超出我的想象。程序在单板机上是写死的，怎么提取出来再写进新的程序成了一个死结。这个问题要是放到今天，可能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我们有闪存，有硬盘，从计算机里复制出数据是可以轻松搞定的事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做这事儿远不是那么简单。
好几天之后，我才想到了解决方法：Z80的程序都写在EPROM可擦写的存储器上，存储器上有个窗口，用紫外线照射之后可以把里面的信息全部抹掉，然后我就可以对原先的程序进行改动，改好之后，就可以通过烧录器把软件和数据烧进去，信息就不会丢失。
这样一来，我们需要用烧录器把程序读出来，再进行反汇编。做完之后，我发现这个程序充满了反破解，到了某个地方就跳转了，根本无法正常运行。就这样，我的工程整整一个星期都停滞不前。我不断地和自己进行着头脑风暴，想解决这个问题。当年给程序纠错，没有任何程序调试工具，解决任何问题都只能把程序打印出来，一行行地读，靠大胆猜测，所以在那个年代要破解一个软件，需要狠下功夫。
后来，我绞尽脑汁才想到一个主意——写一个模拟机来虚拟Z80的运行模式。我找了一台计算机来模拟Z80的程序，把它的CPU、寄存器、指令集全都模拟出来。一段时间，我成了Z80的机器语言专家。我一步一步地把程序在虚拟机上走下来，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原来我们数据本身就读错了。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方法也就随之产生了：我找了一台好的烧录器，把数据正确地读出来，然后把利率公式算好，接着在程序空白的地方插进一段代码，最后把程序重新扫进单板机。就这样，虽然过程有点小坎坷，但我还是很快把这个艰巨的工作完成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就已经有极大的耐心去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我秉持着一个理念：面对每个问题，我希望以普适性的方法来解决它。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现在的调试工具多如牛毛，但是解决问题的这个理念始终根植在我心中。这种理念，让我在专业范围之内不断地有所斩获。
我不仅在专业内有意识地磨炼内功，在专业之外也对一切新鲜事照单全收。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校外接活儿时，其他同学一上来就问“我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大家通常都不做与专业无关的事情，认为没有技术含量，我却特别喜欢这些“不务正业”的事情。我琢磨怎么卖东西，怎么做销售，关心怎么和人打交道。我知道，如果将来打算创业，商业领域的知识必然不可或缺。
大四的时候，我去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上班，那是一套设计数字电路的软件，使用Unix系统。我当时对Unix系统还不熟，他们交代的活儿，我也做不出来，但是我热衷于参加这个公司的商业活动。
这个小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小买卖，其中一项就是销售数码产品。每当有人到店里询价时，我就装作特别熟悉的样子，热情地迎上去，给人介绍各种产品的功能。当时我心里埋藏了一个愿望：要是有一天我能靠一己之力卖出一套设备，我就成功了。在兜售多日无果的情况下，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他父亲所在的武警学校希望购买一套设备，其中就包括计算机照排系统、数码印刷机和激光打字机。我一听，喜不自胜，这不正是我们公司帮助代购的产品吗！我顺理成章地把生意介绍给了公司，做成了一单生意。
不过，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当时社会上有拿回扣、从中渔利这样的灰色操作，但我对这一套完全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如何独立把销售这整套流程走完。我马上向经理申请去北京提货，经理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我，开始了去北京提货跑生意的第一次旅行。尽管这种生意模式还太过原始，说白了就是到北京的中关村买一台设备，但整个过程我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带着一张汇票到了北京，先找了一家银行入了账，然后就走到北京的大街上去挑激光打印机。那个时候我对中关村还不熟悉，只好找一个在清华大学的朋友带我去转悠。
虽然我对这些设备不太懂行，但是为了不露出马脚，我故意装作专家的样子和别人谈价。只记得自己当时背着手，用挑剔的眼光看着这些设备，然后告诉店家：“我想先验验货，先给我打20张，我看看质量！”我至今记得店家那心疼的表情：“20张？那么多！”
“是呀，买东西总要先看看效果呀。”
我记得我不仅买到了设备，最后还学习了怎么开发票、怎么办理运输。我按照设想把整个流程走了一遍，非常有意思。所有这些在同学看来“不务正业”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一片广阔天地。事实证明，我做的这些专业以外的杂事，对我今后创业起了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当这些既复杂又重要的事情滚滚袭来时，我都不再惧怕。
我记得在回西安的火车上，我暗自得意：我终于学会做生意了。那个时候，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要运行20多个小时，我一去一回都是硬座坐过来的。那时年轻气盛，一宿不睡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
第一次讲课练就演讲能力现在回想，那家公司实在是没有什么商业模式，什么业务都做。除了进货卖货，另一项业务就是开设计算机培训班，做培训业务。他们没有钱外聘老师，就让我这个大学生直接上讲台。因此，在那家公司上班时，我第一次成为老师给别人讲课。
计算机培训班来的都是一些20~30岁的姑娘，她们有的是文秘，有的是家庭妇女。在我的想象中，第一次传道授业解惑，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当老师是一种很神圣的体验，但是我刚刚讲了几节课，就已经大汗淋漓。这并不是因为我讲课的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些人确实是实打实的小白用户，很不开窍。
对这些小白用户来说，你必须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所有问题。
我做事情比较投入，无论这件事情是简单还是复杂，我都能够乐在其中。认识到这些学生的真实水平后，我开始为这些小白用户精心地备课，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计算机语言尽量变成白话。
我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小白用户并开始了解他们是用什么思维方式思考的。这个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产品观。在和小白用户的接触过程中，我开始明白做产品不能总从程序员和产品经理的角度出发，还要化繁为简，达到使用方面的极简化。当这种思考潜移默化地进入我的生命，一种做产品的思路也默默地根植到我的思维中。
讲课对我的帮助不只如此，在每天试图讲解计算机语言的过程中，我的演讲能力也潜移默化地得到了提高。很多年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种必需的能力。很好的表达能力，无论对程序员之间的沟通，还是对与用户的交流，都至关重要。对于日后成为企业创始人的我来说，这对我和员工沟通、建立领导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创业之后我需要经常上台演讲，没有想到的是，这时我已经变成续航能力极强的“麦霸”。我喜欢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喜欢被打断。因此，每次演讲之前，我的员工都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一定要注意控制时间。后来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天生就很会演说。其实，没有人是天生会演讲的，这个能力是我从年轻时开始慢慢锻炼而获得的。
在研究生阶段，我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公司。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今天还在雇用年轻人来公司工作。我经常给一些年轻人分配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很多年轻人遇到不喜欢或者认为不该自己做的工作，会有抵触情绪，认为这事儿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任何一件小事情里，都隐藏着天机。对能力的训练来自对每件事情的体验。所有的经历都不会白白浪费。
我的大学生活很充实，但似乎很难用开心和不开心来总结。开心来自简单的事情：吃了一顿好饭、听了一首好歌、疯狂地读了一晚上程序，或者暑假邮购了音响零件，自己制造了一个噪声巨大的音响。不开心的时候也是有的：走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林荫大道上，没有姑娘的瞩目，没有浪漫的故事，我有的只是一颗理工男寂寞且偶尔悲壮的心。
后来经常有人好奇地问我大学时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如实回答：虽然我对恋爱这事儿并非没有向往，但是当时确实没机会。我“痛恨”当时女生的择偶标准，她们不是倾心于学生会干部，就是喜欢高大威猛的体育特长生，会写诗的文艺男青年也颇得她们芳心。像我们这种其貌不扬的“草根”和极客，基本上没有任何市场。我们只能在夜谈会中谈谈对女生的向往，抒发一下愁苦情绪。
我对女生也并不是全无行动。有一次去北京，为了去清华大学见一位我少年时认识的女生，我狠狠心，用一整年做家教的钱买了一双彪马旅游鞋。我清楚地记得那双鞋需要120元，而我一年做家教只挣了100元。到了商店，我发现我的存款不但不足以购买这款旅游鞋，而且这款鞋也根本没有我的号。但是我实在不想错过装扮自己的机会，依然执着地买下了大一号的鞋子，现在看当时的照片，我如同脚踩两只大船。不但如此，我还借了一身运动服来搭配这双鞋。那是一身蓝色的滑雪绸运动服，束腿束腰，当时看来是很顶配的衣服，现在看来很廉价。
精心装扮了一番，我去清华大学看望了心中的女生，不出所料，这次看望无疾而终。
在大学期间，无论出于主观因素，还是出于客观因素，我都把所有精力投入学习。毫不惊奇，我把图书馆里所有与计算机有关的书都通读了一遍，那是一种一个人日夜独处的狂欢。当时流行的歌手是李宗盛和王杰。在这种日夜独处的狂欢中，我常常哼唱李宗盛的《寂寞难耐》：“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晚会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多年后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我听到了同学们对很多往事的回忆，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纷纷对我当时的标准形象进行了描述，他们说，当年的我通常是，腋下夹着一堆软盘，头发乱如茅草，但是眼睛贼亮，除了接学校外面的活儿，一有空就往机房跑。
走过了这段难忘的大学岁月，我非常感谢所有的孤独。正是西安交通大学这严谨的学习氛围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基本功扎实的程序员。在那段晃晃悠悠没有爱情的时间里，我完成了从一名计算机爱好者到专业计算机从业人员脱胎换骨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