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个正统教育的出离者

第十二章 一个正统教育的出离者 郑州九中——一所普通中学成就的重点大学梦

中考时,我考上的本来是郑州最好的高中——郑州一中,但是由于离家太远,我又缺乏自律,半年后,我在父母的要求下转入了一所普通中学——郑州九中。虽然学校的档次降低了一格,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任何苦大仇深的感觉。对我来说,普通中学反而是个更接地气的地方,学生们也没有那么疯狂地在乎学习成绩,这点特别适合我——一个渴望自由呼吸的人。

郑州九中坐落于金水区农业路21号。这个区里有很多学校和文化单位,河南博物院也在那里。今天的郑州九中,校园很漂亮,里面有亭台楼阁,还修建了一条蜿蜒的小溪。几座白色的教学楼俯瞰着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学校有400米一圈的大跑道还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郑州九中当时就有。

转入九中之前,除了小学期间的王芙蓉老师,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对抗型的,直到遇到我的高中班主任徐良老师。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留着和周润发一样的发型,十分帅气俊朗。教我的时候,他四十出头。在那个年代,他就拥有和谐教学的理念,经常主张学生们参加课外活动,开班会讨论各种时政问题。他是教物理的,在他的物理课上,他不但给我们讲普通的高中物理知识,有时候还会故意将内容延展到深一点的领域,把课堂变成大学物理的启蒙地。有时候,他会启发性地问:“你们说,如果时间能对折会怎么样呢?”这时候他的眼睛远远望向空中,引发意味深长的思考。全班同学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那时候,全班都洋溢着一种热爱物理的气氛,我更是对这个学科有着一种独特的感觉,我一度觉得,将来我会成为一个量子物理学家,去改变世界,而其他工作都是碌碌无为、浪费生命的。

我所在的班级学习氛围浓烈。班上同学你追我赶、暗自竞争的氛围还是有的,但是我好像永远无法和其他人一样,无法一天到晚只是单纯地忙功课。这对我来说有点太疯狂了。中规中矩的学校生活似乎总也满足不了我这个另类青年的需求。我太想了解学校以外的世界了,经常想逃跑,想突破课堂这个重围,想给自己塑造一个小星球并漫游其上。

除了物理,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语文。今天,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是标准的理工男,是产品经理,甚至是一个极客,是一个逻辑思维占主导的人,但是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其实是形象思维占据了上风的人。除了语文课本里的课文,我还特别喜欢诗歌,从唐诗宋词到现代诗歌,我都很着迷。我最喜欢的词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因此喜欢自行研究他如何完成了从诗到词的过渡,他的词中时时浮现亡国之痛,有很多浮华与衰败的对比。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体会他沉湎于追忆昔日繁华的情绪,我感觉自己也被触动。没事时我也会吟诵诗句:“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可以说,我对婉约惆怅的词尤为喜欢,相反,苏轼和辛弃疾写的那种豪放派的诗词却并没有让我痴迷,这一点和我少年时的气质似乎相当不符。

后来我特别喜欢读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尤其喜欢戴望舒和何其芳。戴望舒的《雨巷》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目光,丁香般的惆怅。”这首诗歌和南唐二主之一的李璟的诗句“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隔空相望,排遣了我在青春期时的很多苦闷情绪。

那个时候,我一本接一本地读李白、李商隐以及从小书摊买回来的各种诗人的诗集。后来,我就懵懵懂懂地读《庄子》,读《道德经》。这些内容既不是高考要求掌握的内容,也不是语文课要求掌握的内容。我全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读这些的。词中的美学对我的感染很深,也许人们会觉得那很不像我,但我其实也有伤春悲秋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延续了初中的阅读习惯,读得多,读得快,完全没有按照中学课本的要求那样读书做题。我读弗洛伊德,也读黑格尔和卡夫卡,当然也读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不知不觉地,我对各种文体都有了一些认知。我清楚地记得,《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刊登了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我觉得那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那时,我甚至想:我是不是以后专门就待在家里写作,当一个纯写字的人?当然,这种想法也就是一闪念的工夫就消退了,我后来发现了更吸引我的事情。虽然这种大量阅读的习惯并不是课堂的要求,但阅读给我带来的副产品是,它会对我的课堂表现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影响。

有一次,语文老师给了我们两天时间,让我们第一次尝试小说写作。当时我对有魔幻色彩的小说特别喜爱,对卡夫卡非常着迷。于是我模仿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与苍蝇的对话》。在作文阅评课堂上,老师拿回了那一摞作业,缓缓地对台下的我们说:“上次,我给大家留的作业是写小说,大家完成得不太好。几乎所有人写的都是记叙文,文体上不太像小说。周鸿祎的作文是全班唯一写得真正像小说的!”听了这番评论,我心中大喜。不料老师话锋一转:“不过,他写得乱七八糟的,我完全看不懂!”

班上同学顿时哈哈大笑。

事到如今,虽然我完全想不起我的这篇小说处女作的具体内容了,但是依然惊诧于这个标新立异的标题。

泛读让我有了异于同龄人的思维,而且让我当时就已经爆发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潜质。多年后我回河南郑州探望高中班主任徐良老师,我们聊起高中时的一些往事,徐良老师说:“我当时觉得你的想法和别人的很不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表扬你!”

他说起了一次讨论班会,徐良老师当时拿出《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大家阅读。学者在文章里介绍了自己到美国参观后的感想。徐良老师让我们根据这篇文章写一篇读后感。

那个学者的观点以批判美国为主,他写了很多到美国旅行的观感。他说美国将自己的矿产封存起来,又将污染工业放到了国外,现在美国青山绿水、环境优美,但这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他还说美国亲情淡漠,父母和孩子一起吃饭,也要实行AA制,父母竟然也要出钱。这种淡漠的亲情关系无法和中国的亲情关系相提并论。

在1986年高二(4)班的那次主题班会上,帅气的“发哥”徐良老师平淡地点评了我们写的读后感,并且做了总结发言。他鼓励同学们独立思考,并且不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走错路等,却对我的文章只字未提。直到多年之后,徐良老师见到我才对我说,虽然他当时没有评论我的那篇读后感,但是我的那篇文章让他默默地记了30年。

他对我说:“几乎所有学生在一致地批评美国,说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大部分学生把美国淡漠的家庭关系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但是你的观点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样。”

我个人对这篇文章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的班主任徐良老师提起这篇文章时还是感慨不已。现在的徐老师满头白发,但是说起话来依然字正腔圆:“当时我就想,这小子看上去貌不惊人,脑子里怎么装了那么多惊人的观点。我觉得你写得很标新立异,但是也不敢公开表扬你。那个年代嘛,哈哈哈。”

我想,如果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放在那个年代,算是有点大逆不道了,不可能得到高分。就算是思想前卫的徐良老师,也只能在心中默默给我点一个赞,甚至没有敢把这篇东西拿出来和同学们分享。这篇读后感也许反映了我这个另类青年的一种真实状态。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太不随大流,还是生错了年代。

我一度热情洋溢地参加了郑州九中的文学社,成为校刊《小树林》的编辑。这可能是我当过文艺青年的唯一标志了。同学们来稿,我负责审稿。我经常对来的稿子不满意,这时我会大笔一挥,用红笔在稿子上打上大叉,然后把稿子扔在地上。文学社的老师看了大为光火:“怎么能这么扔同学的稿子呢!”过了不久,我就被《小树林》编辑部赶了出来——我被文学社开除了。

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物理和计算机

20世纪90年代流行一首校园民谣——《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这首歌散发着当时校园的浪漫气质。我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生,听这首歌时也很有共鸣。我问自己,如果让当年的我写一篇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我会写什么呢?毫无疑问:物理和计算机与我的理想有关。

我一直这么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真正幸运的并不是在很年轻时就得到很多财富,而是在成年之前就认识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有了目标,努力才不盲目。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很多人接受的只是来自社会的“饭碗教育”,却没有接受过“梦想教育”。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就会影响效率。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

在郑州九中学习的过程中,我对物理和计算机的热爱,让我的课堂生活和课外生活都充实无比。

徐良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物理教得又特别好,这激发了全班同学学习物理的兴趣。当时我的偶像是罗伯特·奥本海默,他于1945年主导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这个人性格很直,在别人发表演说时多次打断,然后上台拿起粉笔,说:“这样会更好!”我多次听徐良老师讲奥本海默的故事,对这位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充满想象。当时杨振宁、李政道的故事依然广为传播,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让华人世界非常振奋,他们也是我们那一代理科生的真正偶像。我当时想研究物理,多少受了他们的影响。我的理想一度是要研究宇宙和物质的秘密,要干一点大事,干一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

对物理的浓烈兴趣,也成就了我的物理成绩。当时徐良老师经常鼓励全班同学参加全市的物理竞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全市物理竞赛中夺得名次的人,可以去参加全省乃至全国的竞赛,全国比赛中的一等奖得主就可以获得保送上大学的资格。不用参加高考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每次徐良老师号召大家参加物理竞赛时,全班都会有二三十人报名。我是每赛必报名,总是希望得到好名次。当然,我也对保送的机会心向往之。

除了物理,我对计算机的热爱也在不断升级。从初中开始,我就开始看面向少年儿童的计算机报了,我自学Basic语言,玻璃板下一直压着那张彩色的键盘纸。到了高中,我可以亲手摸到计算机了,这让我对计算机的热爱变得立体,更加真实。如果物理竞赛是和学习高度相关的,那么对计算机的沉迷则显得非常“不务正业”,因为高考又不考这个。

一点也不意外,父母并不喜欢我接触高考不考的内容。可是我偏偏最恨被课本束缚。当时我不但喜欢计算机,而且喜欢唐诗宋词和古典油画,我用零花钱买了《西方美术史》,研究拉斐尔和鲁本斯的画作。父母一看,怒不可遏,把我那些充斥着女性裸体的油画书给扔了。后来我天天要学编程,整个人沉浸在计算机世界里,父母更不乐意了,他们觉得玩计算机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太耽误时间。

但是我对计算机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我从初中开始看面向少年儿童的计算机报,到后来还懵懵懂懂地读《计算机世界》。一路走来,它们奠定了我为程序痴狂的基础。我对宓群这些能在报纸上发表程序的中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程序,也不说为什么,报纸上就只有一行程序的标题,然后下面列着一行16进制的代码,看得人眼花缭乱,我真是又羡慕又崇拜。

没有什么真正的领路人,我就天天自己琢磨。同时,我开始为一切上机的机会疯狂。

第一次亲手摸到计算机,是在郑州一中上学的那半学期,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计算机课。那一年,我16岁。在那个年代,进入机房是颇为兴师动众的事儿,老师让同学们安静,换上拖鞋,然后顺次进入。而当老师还在讲上机的要领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计算机上输入程序了。面对期盼了多年的上机机会,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手抄了报纸上的Basic程序带了过去。我做梦都想知道,这些程序在一台真正的计算机上跑起来是什么样子。

还记得我抄的是一个做抛物线的程序,一个小程序把抛物线做成炮弹,然后把目标击中。我在敲键盘的时候心脏也怦怦直跳,感觉很兴奋、很刺激。在整节上机课上,我根本没听老师的介绍,整个人专注于程序输入的过程。但是我敲键盘的速度太慢了,直到下课铃响,我还在敲最后一行程序。这个时候,老师让大家起身离开机房,而我还死死“钉”在座位上不肯走。最后老师是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机房里拎出来的,画面有点尴尬。

从那一刻起,我好像真的知道我到底有多热爱计算机,又有多热爱编程了。从敲键盘的那一刻开始,一种归属感油然而生。丹尼尔·科伊尔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里说:“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也许已经发生了——你会坠入爱河。不是和某个人,而是和某个有关你自己的想法——关于你想成为谁,关于你生来会成为谁。这种爱,这种激情,就是发展才能的原始燃料。”而我在那个时候找到了我的原始燃料。

后来我转到了郑州九中,普通高中条件没有重点高中好,学校也没有计算机室,但是我发现九中教务处有一台计算机,是很先进的苹果2(Apple II)。这个发现让我大喜过望,我开始赖在教务处和老师聊天,还满面春风地告诉老师,我会写程序,想帮学校写一个用计算机排出课程表的软件。教务处的老师很开明,答应了我的要求。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我可以随时到教务处去享受上机的特权。我经常把报纸上的程序抄下来,然后上机去改动运行,看看程序的效果。计算机程序的奥妙让我茶饭不思。

当年,我爸爸的单位也已经有一台IBM PC了,经过一些练习,我学会了用Basic语言写出小程序,然后让计算机写出几句歪诗。我可以把词汇输入计算机,然后让计算机随机组合出一些诗句。计算机会给出一堆奇怪的句子,比如“火红的太阳挥舞着翅膀,鲜红的大海飞扬着力量”。虽然语言有点奇怪,但是对仗很工整。我把计算机写出来的诗给同学们看,大家都很惊讶。我的大多数高中同学那时都没有接触过计算机,因为大家关注的是前途和功课,看我玩计算机玩得这么兴奋,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异类,不可理喻。

今天的互联网常常让人觉得人很强大。30多年前,我就体会到了计算机如何让人变得很强大。苹果计算机当时的应用软件就和今天App Store里的一样,丰富的应用程序就如同人们念了那个芝麻开门的咒语,洞开的门里有一个神奇的世界。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应用程序的介绍,很想自己编一个这样的程序,但是始终没有成功。那是一个教你背单词的软件。计算机先要让你记住一个单词,一定时间后,单词会在屏幕上被拆开,你需要指挥一只小熊把单词拼出来,如果在特定的时间里你拼不出来,小熊就会被淹死。我觉得这个软件太有意思了,能把枯燥的事情变得有意思。我从那时候起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做一款软件让很多人使用,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计算机当时占据了我的很多时间,我自己有很多疑问,又没有谁可以去咨询。这造成了一个事实:在我系统学习计算机理论之前,我有很多问题是靠自己悟出来的。我逐渐发现自己有很好的直觉,那种感觉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我感觉,计算机领域正在向我散发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后来,当我正式进入计算机领域后,我接触了很多从小接受计算机系统培训的人。我发现,一些人在这种培训中其实受到了很多不良习惯的影响:比如只写一行程序;比如使用大量的goto语句,却并不讲究程序的结构;比如,很多Basic语言的高手,因为受Basic语言影响太深,恰恰违背了写其他语言的规范。

我学计算机是出于个人爱好,没有人强制我按照特别的规范写程序,这样反而没有养成不良习惯。那个时候,我写程序也经常陷入死循环,因为我没有递归和嵌套的概念。但是在自学的过程中,我积累了一堆的问题,这对未来真正的计算机学习大有益处。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内心汹涌的兴趣,我成了一个喜欢带着问题去学习的人,一个自我驱动型的人。我也逐渐明白,计算机这个行业,将会是我毕生的事业。

高中三年,我对计算机的热爱已经升级了。只使用学校的计算机已经无法满足我接触计算机的欲望,我便借了一台娃娃机Laser 310,并且经常去同学家连上显示器——一台彩色电视机。

那个时候,彩色电视机还不普及,我经常到一个叫韩玉刚的同学家去玩,当时只有他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可以让我的娃娃机运行出最佳效果。一放学,我就和韩玉刚一起回家。然后,一场大张旗鼓的折腾就开始了。

到了他家,我们先要进行一番家具大腾挪,先搬动他家的电视机,再挪动他家的桌子,把计算机和电视机挪到相近的位置,以便将二者相连。看到电视机上出现光标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一起在计算机上跑程序。我的目光死死地盯住电视机屏幕,念念有词地讲着一些计算机程序用语和运行规则,我自告奋勇地当起韩玉刚的老师,告诉他各种程序的玩法和特点。屏幕跳跃着程序行,我们沉浸在自己的王国里,从下午阳光灿烂到太阳落山,时间飞快地过去,我们还浑然不知。韩玉刚后来也爱上了计算机。

高二的那一年,我们常常召开班会。有一次,徐良老师让大家谈一谈自己的理想。同学们依次登场,侃侃而谈。但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理想都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多少年后回想这个场景,我忽然明白,很多年轻人其实不但在高中的时候没有理想,到了大学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很多人甚至都工作了,仍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记得在那次班会上,我缓缓地走上讲台。在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我身后的黑板上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的几个空心大字——我的理想。我环顾四周,顿了顿,开始发表自己唯一一次有关理想的演说。

我说:“我觉得人生来就要有理想,人生来就可以狂妄。”

台下发出一阵嘘声。

“我的理想很明确,我这辈子就要做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者,做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完美的结局——保送

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内心对计算机世界的向往也越来越深。慢慢地我就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以后上大学都要学计算机专业。我知道,只有这个专业才能激发我人生全部的兴趣。

高三来临,高考在即,我却如同一只孤独的困兽,忽然之间整个人非常低迷。夏天马上到了,我竟然没有一点想参加高考的斗志。这是一种非常可怕又难以控制的失落,就在1988年的春夏之交,我的人生跌落到谷底。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又经过一系列的打击,一波三折,我当时几乎已经和所有的保送机会失之交臂了,这对当时年轻的我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击,更像是一种对人生的全面否定。全国物理竞赛失利,接着我又阴差阳错地丢失全国力学竞赛的决赛机会,一时间,我心如死灰。我并非没有能力得到保送北大或者清华的机会,我只是求成心切,反而和这些机会擦肩而过。越是曾经和机会无限接近,心中的痛苦和失落感越是难以克服。

高二的时候,我对物理非常痴迷,我的物理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当我得知如果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就可以获得保送上大学的机会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由物理老师徐良担任班主任的我们班,学习物理的氛围本来就十分浓厚,对竞赛这种潜伏着巨大机会的事情,大家更是一声令下,应者云集。而我特别希望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我不想高考。不想高考并非我不愿意去千军万马地挤独木桥,而是在我眼中,通过竞赛获得保送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儿。

高二的暑假,父母带着妹妹去北戴河玩,我则窝在家里整整两个月。这两个月我只做了一件事——潜心准备物理竞赛。我埋在物理题海里,眉头紧锁,目光如炬,饿了就去爸妈单位食堂打饭,晚上困到极点就倒头大睡。我性格里“宅男”的一面忽然在这个时候表露无遗,在需要专注的事情上,我可以投入所有,忘记一切。我心里牢牢地记住了从参赛到保送的整个流程:选手们先参加全省物理竞赛,选拔出来的人再参加全国竞赛。从全国竞赛胜出的选手可以参加物理奥林匹克集训,而获取奥林匹克集训资格的人,就可以直接升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全省考试对我来说非常容易,和太多的物理题打过照面,所有竞赛试题都已经变成我手下的小怪兽。第一次全省考试,我考了全省第二,郑州市第一。这次比赛的脱颖而出,让我被选入为全国物理竞赛召集的集训班。所有全省获胜的选手都在这里参加集训。我的成绩不错,在集训班里,老师都把我当成种子选手,当成一位大有希望的明日之星。而全郑州最好的物理老师也集中到全国物理竞赛集训班给竞赛选手们培训。为了全力准备全国物理竞赛,我和其他选手一起又住回了我曾就读的第一所高中——郑州一中。我也不去上平时的课了。

郑州一中的教室里没有空调,整个空间热气腾腾,汗津津的味道在空气里隐约飘浮着。教室里挤满了能力极强的竞赛选手。我还清晰地记着某一个瞬间:一位老师在黑板上耐心地画图,讲解的是一道小球在滑轨上滑行的题。小球在圆轨上滑行,重力势能转成动能,脱离轨道的那个瞬间,压力为零。小球继续滑行,脱离滑轨,动能转化成势能。老师把这道题目分解成三个阶段,用不同的公式把题目轻松化解。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复杂的一道物理题可以用分解的方法变得如此简单。就在那个瞬间,我似乎对物理这门学科开窍了。掌握了分解的道理,后来很多物理题对我来说都是手到擒来。

集训班每天都有测验,而我的成绩每次都特别好。如此一来,集训班的老师自然对我寄予厚望,他们对我说:“你正常发挥一定没有问题。”或者说:“那个全省第一名的选手,他的理论不错,但是做实验的能力没有你强。你只要在实验上加把劲,一定没有问题。”得到了太多赞扬,身负过重的期许,我有了得失心。

郑州九中八八届四班毕业照

尤其一想到只要能在全国物理竞赛中获奖,我被保送到名校的那一天也不会远了,我的内心就会涌起难以抑制的激动。在全国物理竞赛的前一天,我失眠了,各种纷乱的思绪涌入大脑,我半梦半醒地想象着各种结果,一整夜都没有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夜无眠让我昏昏沉沉。以这样的状态进入考场,发挥失常并不意外。其实,那天的很多题目并不难,但是我当时就是感觉做不对,出了考场和同学一对答案才恍然大悟。当时当刻,一阵揪心的感觉涌上心头——我知道自己考砸了。

就这样,全国物理竞赛,我的名次在十名开外,保送的机会已然丧失。而自此开始,我与一连串的机会失之交臂。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通知我参加全国力学竞赛决赛的通知书。打开这封信一看,我就傻眼了。原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收到这封通知的时候,全国力学竞赛的决赛已经举办了,而所有参加决赛的人都被留在了上海交通大学。

物理竞赛意外出局,力学竞赛没能参加,连我参加的计算机编程比赛也无疾而终。我用我这辈子做的第一个产品——将化学题库随机组合变成试卷提交,参加了一个计算机编程竞赛,但是提交后并未得到竞赛组委会的一丝回音。

命运就这样,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付出了海量的时间,又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我的情绪非常低落。当时的我太年轻,连续遭遇挫折后很容易无法振作。参加各种大赛耽误了太多时间,我很长时间没有正常上课,等我回到九中的教室里时,已经无法和那些准备高考的同学保持在一个步调上了。最主要的是,我根本不想参加高考。

正当我沉溺于这些接二连三的挫折并且不知所措时,一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竟然被悄悄地寄送到学校。有一天,徐良老师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周鸿祎,你被华南工学院录取了,专业是食品工程!”

我抬起头,充满惊喜,同时感到不可思议。

当我觉得已经彻底失败时,这样一个消息无异于救命稻草。原来,徐良老师认为我条件不错,应该获得保送机会,于是他分别给华南工学院、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写了推荐信,对这些大学招生办解释了我的情况,并恳请这些学校破格录取我。而华南工学院,正是第一个回信的学校。

对于这样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我似乎不应该讨价还价,但是我性格里的倔强又开始“发扬光大”了,我对这样从天而降的大喜事儿一点没有全盘接受的主动,这让我爸妈都很惊讶。我爸妈对华南工学院的录取大喜过望,他们认为,儿子这下终于不用高考了,还可以去爸爸的出生地广东生活一段时间,简直是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我却提出:“食品工程有什么意思?我要学的是计算机呀!”

我坚决不接受这样的录取机会。

正当我和父母对抗时,决定我命运的人来了,他是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姓郭。那一天,郭老师行色匆匆,刚刚从郑州十一中离开,就赶到我所在的学校。他把徐良老师和我叫来,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翻着我的简历,开始了一段决定我命运的交谈。他平静地解释:“我们西安交通大学的这个班呢,是个教改班,学的是计算机和通信,算是一个优异生班,将来竞争可能会非常激烈。周鸿祎,我觉得你的条件不错,要不然你就来我们这个班上课吧!”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郭老师当场拍板,把我破格录取进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改班。他的一句话,悲喜两重天,即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眼前本来是一片苦大仇深,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片繁花似锦。统治我的沮丧情绪立刻烟消云散了。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冥冥之中,也许一条道路已经暗自铺成。

此后好消息接踵而来,华南工学院同意我改学计算机专业,武汉大学也同意录取我。当然,此时我已经不会对西安交通大学改变心意。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我眼前浮现的,一直是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过的一篇文章所描写的情景:几个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单位里很清闲的岗位上工作。但是他们心怀大志,不愿意在单位里混日子,想用自己的力量做出真正的产品。于是,他们集体辞职,创立了一家软件公司,每天没日没夜地写程序、做软件,等稍微有一点钱,大家就合资买了一辆车,夏天开着车去北戴河游泳、放松,等放松够了再回来疯狂地编程。日子过得有张有弛,所有的人是被宏伟的目标驱动的。

这篇文章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刻,我被这样的生活击中。我知道,这正是我最向往的日子,没有窠臼,没有约束,有的只是一个不死的理想。

丹尼尔·科伊尔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里说,一个念头浮现眼前,那个念头将像一个雪球滚下山去。这些孩子并不是天生想成为音乐家,他们的理想源于某个清晰的信号,源自他们的亲人、家庭、老师身上的某些东西,源自他们在短短几年生命中看到的一系列景象、遇到的各色人等。那个信号触动了无意识的反应,他们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这种反应具象化了一个念头:我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多年之后,我看到这本书,清晰地知道我被录取的那个时刻,有个念头浮现眼前,这种反应具象化了一个念头:我就希望成为自由世界的、属于计算机王国里的那些年轻人。

就这样被保送,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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