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几乎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如果中国没有长期的个人崇拜的话，当然也就没有他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集保留了他的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诗言志，终生不出此圈一步。
胡乔木的特殊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说他权大，后来加上位高，言足以制天下，我是指还有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胡是中共历史上很难找的一个大才人。在中共历史上，有的人不是才学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根本上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们不是、也不必以才名世。后来一批人，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这些人是老革命家，也是中共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才的人，尤其是瞿秋白。但是这些人牺牲得早，像恽代英、萧楚女，他们的才学没有得到发挥。瞿秋白，当然是聪明得不得了，但他很早就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一段时期，瞿秋白是政治上的第一人物。再下来，就是张闻天、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这几个，他们跟胡乔木不同。他们在党内都占过重要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学，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机缘，他们参加革命早。再下来，就是党内很著名，但没有占重要地位的人，这就很多了，不知道有多少，像阳翰笙、李一氓、成仿吾、周扬、夏衍、邓拓这么一批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共历史上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名声都很大，但跟胡乔木也不同，在才学的广度上，大概比不上胡乔木。我感觉到胡乔木的才学，主要是广度，但有些地方也有深度。
胡乔木很爱才，甚至非常爱才。爱才的基础是识才，而不是以能否为我所用来画线。例如，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委任李慎之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这就要点胆识了。因为他非常清楚，李是有很多叛逆观点的。所不同的，李既是官，又是民，是上马草兵书，下马弹民调，老百姓立场是根本不放的。
胡乔木还有个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远远赶不上的，他在品评文字的逻辑、语法、修辞等方面，堪称独步。而且我认为在道理上他都是对的。尽管这样，他本人的文字则并不特别吸引人，远远不及陈伯达，也没有形成一个“胡体”。这是什么道理？他的思想受到了太多的控制，左顾右盼，下笔如有“绳”，文章写得不放手，展不开，写不好。他本人的文章，我并不佩服。
胡乔木在知识面的广度上同康生比，恐怕各有所长，彼此彼此。康生在党内不得了，在戏曲、音乐、绘画、甲骨文、金文、版本学等方面，他不仅仅是有点常识，似乎是花了时间去钻研过的。康生说来这是业余，业余能达到这个标准非常难能可贵。胡乔木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可能超过康生。但在甲骨文、金文、版本、戏曲等方面，那胡又不如康生。胡的工作比康生忙得多，一到了延安，就没有闲的，而且一直到他离开工作。他工作的紧张程度，是超过常人的。作为职业革命家，他确实是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生命贡献给了共产党，贡献给了革命。我甚至想，他也有可能是延安第一忙人。在党内，熟悉胡乔木的人还较多。解放后，打倒“四人帮”后，跟他发生密切关系的，至少几十个。我是以前知道一些琐事，全是明日黄花了。
胡的知识来源，跟他的学校很有关系。他的中学是扬州中学，扬州中学在旧中国是非常著名的中学。有人讲，当时有三个程度最高的中学，它是其中之一。胡乔木从扬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进的是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因此他读的高中、大学，是全国最著名的名校。所以我们的初中、高中、大学办得好不好，跟一个人的成长关系很大。你不办好，很难培养人。
但从根本上讲，是胡本人聪明，用功，求知欲旺盛，他杂书也读。他参加革命活动很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但他还看一些偏僻的书。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只有佩服。另外，我们在延安他的家里编语文教科书时，他提出来中学第五年级，即高中毕业，也要教点语音学。我们哪里懂呢，他给我们说了一下，说语音学并不难，历史上一两千年，从《诗经》开始，就很合规律，说不清楚，很难。但这个问题，清末以来已经有一批学者整理出个头绪了，民国后，留学生多了，中国音韵学的神秘性早已经完全打破了，因此，教高中毕业生一点音韵学常识，完全应该。中国诗，音韵学是自然的，你无意中懂了规律，你就可以作诗。为什么有人写出旧体诗不像样？就是不懂音韵。他说音韵根本不难，千万不要把它神秘化。
他当时要我写科学小品，我提到朱洗科学通俗生物学著作。不要看延安好像闭塞，实际上大后方和上海出的书很快就运来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一套朱洗的生物学丛书，十本，比较厚。当时宣传部没有什么事做，我看过十本书中的《人类的祖先》《蛋生人与人生蛋》等。我说，我觉得朱洗的科学通俗作品写得好，科学性很强，通俗，引人入胜，讲真科学，不是光说废话。哪知道胡乔木也看过。他说对，朱洗是个科学家，又能这样通俗地写，当然很好。不过它是多本书，而你们要写的是一篇短文，内容只说一点，技术要求更高。他这么说，只能让我感到吃惊。他拿什么时间看这些书，他日理万机，我不得不佩服。为了求知，跟他当时业务关系不大的书也要读。这一点，恐怕是一切搞文化工作的人，特别是作家，都要向他学习的。要不，你的知识贫乏，只能讲干巴巴的那一点。
166 在延安时期的作用胡乔木最晚可能在一九三九年年底就长住延安了，之前他在党办的安吴堡安吴青训班当副主任，离延安几百里，主任是冯文彬，实际主持教务的是胡乔木。这个学校实际上是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预备学校。如果没有可靠的介绍信，就必须在这个学校学习一阵，审查后再定你是否能去延安。
这个学校办了一年多吧，就没有办了。胡乔木本人可能在一九三九年回到延安。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延安撤退，他一直在延安。除了主要那几个领导人毛、刘、周、朱外，他实际是延安天空众星当中最亮的了。他地位不高，岁数不大，三十几岁，但是当时很多事情都是他干的。一九四一年毛把他叫去当政治局秘书后，就起了这个作用。在延安，开始他在中央青委当宣传部长，李锐、于光远、许立群，都是他下面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是偶然去的，还是他找去的，不清楚。但怎么会这么巧呢，一个个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人，好像人才都集中他那里去了。
可能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胡因为有什么文章被毛发现了，把他叫去当秘书了。一九四二年后，这个秘书的头衔就多了，一会儿是政治局秘书，一九四二年毛整风，成立中央整风委员会，他又是整风委员会的秘书，所以不必弄清他有多少个重要秘书头衔，关键是毛的秘书。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作第一个整风报告（是不是《反对党八股》？），这个报告前，张闻天就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号凌晨离开了杨家岭去陕北和晋西北。
张闻天走后，名义上由何凯丰来当宣传部长。这件事太具讽刺性了。何凯丰是什么人呢，是跟王明他们一起留学苏联的，是非常有名的教条顽固派，但他在教条主义集团中只是四五位后的人物，远远在王明、博古、张闻天之后。但他进入了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他是唯一一个死不转变，反对毛主席的。连博古都转变了，他还反对毛。他的威信，在党内是谈不到的，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一方面反教条主义，整风，另一方面，把一个教条主义中威信最差的人弄出来当宣传部长，这对整风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但何凯丰很快住院休养了。一九四二年夏天，连中宣部的主要科长吴亮平也调到晋西北某个县下去当区长还是区委书记了。胡乔木以什么名义去的中宣部呢，我不清楚，可能是代行职务，当然他还有一些重要的“秘书”名义去领导宣传部的工作。
胡作为毛的秘书和中宣部的实际管理人——是何名义我不清楚，也没有问清楚——住在杨家岭。同时，中央秘书处也在杨家岭，他在这里编什么，调什么资料，方便得很。如果住在枣园，麻烦，相距十多里，来回送。所以，他相当长的时候在杨家岭。
他到杨家岭来的时候，是在毛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在张闻天一九四二年年初下乡之后，他的任务与毛的任务是分不开的。我们当时闹不清楚毛报告中引用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是讽刺谁，当时一般青年看了后五体投地，以为是讽刺我们的。我们十八九岁去，在延安待了几年，二十二三岁，确实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受他的讽刺呢？他讽刺的是王明、博古、张闻天。
延安相当一个时期，一般人，还不要说我们这些下层，包括上面的，都把胡看成毛的代言人，胡讲什么，大家都要考虑考虑，是他讲的，还是毛讲的。陈伯达风格有所不同，一般把他自己讲的同毛讲的分开。
另外，假设没有胡乔木在延安，就较难很快编出《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党史资料汇编一出来，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只好认错服输了，谁也不好再坚持半个字了。这几个人只有王明装病，不表态，不那么公开认输。这个功劳是谁打的基础呢？没有胡乔木收集材料编出这些书来，要在历史上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后地下党中央在上海的“左”倾错误暴露出来是比较难的。因为这部分领导人强调这些都是共产国际指挥的。现在拿出他们真正的东西，他们自己写的“打倒一切”的东西，“左”倾到极点。所以说在这点上，胡乔木的功劳确实大。不提供、整理这些材料，不编好这些材料，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因为毛主席过去不清楚这些东西，毛主席在土地革命区，在根据地，这时一翻，发现错误很多，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而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打倒，中国革命就永远不可能成功。
现在来看就很清楚了。实际上，从这时开始，胡乔木已经代表最高权力在宣传文化上指挥全局了，并且表现出比过去的人都要注重中国实际。他在杨家岭中宣部，实际上是整个宣传、教育工作的转运中枢。在延安，他的上级只有一个，进城来也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人能指挥他，也没有第二个人想去指挥他。
从一九四三年起，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当然都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是刘少奇，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书记是毛泽东。很奇怪吧，共产党一直是重组织轻宣传的，怎么这回组织成了刘少奇，宣传成了毛泽东？原因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都是以整风为主。整风是干什么？是思想教育，广义上属于“宣传”。一九四三年中央政治局作了决定的，毛在中央有最后决定权。最后决定权一来，胡乔木就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的一个秘书。
但是，胡乔木当时与前辈们，与周围人的人事关系却是比较好的。他当时的为人是比较谦虚的。所以，尽管他的权力那么大，那么重要，但是他个人的声誉没有受到损失，老前辈谁都喜欢他，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人家并不觉得他有什么高傲。当时我们也是非常尊敬他的，觉得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有那么大的本事，有点崇拜。总之觉得，在延安他是一个奇人，有人说胡乔木像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其实大不一样，陈只是替蒋写应酬文章，写不得不表态的文章，是空话、废话，应付场面。胡乔木替毛起草的东西，是决定性根本性的文章，决定大问题的文章。
所以，胡乔木在延安的作用，地位不高，名义不高，毛主席的秘书，但其实非常重要。这个时期，他处理事情很好，上面、下面对他的印象都不错。像我们，真的佩服，他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奇才。我的感觉可能不全对。
167 调我到中宣部去一九四三年十一、十二月，胡乔木还住在杨家岭中宣部。一九四三年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中央需要一批通俗宣传材料，写好后拿到外边去换个题目出版。共产党的宣传资料历来如此。
这时候，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抢救后大家都无业务，胡乔木把我叫去，交我给一批资料。这批资料主要是说国民党怎么反动、怎么抓人、怎么黑暗之类。这些材料是地下党提供的，有些根据，怕也有夸大。这时中宣部的人，下放的下放，其他的人确实全部靠边，才会叫到外单位的我。
我把编写好的东西交去后，胡乔木把我叫去了。这是一天下午，十一月或十二月，很冷，他生病躺在床上，就住在张闻天原来住的那间砖窑洞里。他这个人，要批评人，要表扬人，都很简单，不拖沓。他的原话记不得了，意思说，还可改好。但是，他很明确地指出我文字中的种种毛病。说我白话夹文言，还用了一些不妥当的名词、形容词，用现在的话说，用了一些酸溜溜的词语。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文句不通。总的意思，我了解为：材料有，文字不行，文风华而不实。
我确实一下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了，心想，水平怎么这么差呀，他说得完全对呀。好在我这个人在这些地方经受得起批评。只要你说得对，我就五体投地。最后，他要我回去修改。
他这次对我的批评，我终生感念不尽，不管现在我对他有什么意见。这样的批评，内容上这么尖锐，但语气上却很和缓，对我是极大的帮助，我一生感念他。
我回去彻底修改后交了。他可能觉得孺子可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底把我调到中宣部去了。我去的时候正是苏联红军初打出国境的时候。
胡乔木还是让我编编写写。不到个把月，胡乔木就调回枣园毛主席处去了。
168 同田家英到胡乔木的窑洞里编语文课本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干什么呢，谁也想不到，胡乔木要搞一套初高中结合起来的语文课本，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参加这个课本的编写。当时看不出日本什么时候投降，以为我们还要丧失很多地方，基本力量还要转移到山沟里，可能还要在山里待十年二十年。延安当时没有正规的学校，办的学校跟训练班差不多。胡乔木自己要主编一部五年制的初高中语文课本。
他这个人很奇怪。一方面忙于最高层的政治评估、活动，另一方面个人的兴趣，他也要顾及。他就找我跟田家英编。在战争那么忙碌的时候，他忙那么多事，新华社的稿件呀，《解放日报》的社论呀，中央的文件呀，他还要忙这个课本。这是他个人业余爱好，个人兴趣。胡乔木对中学的语文教科书，有他一套完全独立的见解。首先他就认为这是初高中最重要的一套课本。他这套见解，老实说，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完成。他当时要我们编的语文课本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语文，选从古到今的；第二部分是文法；第三部分他要求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作风教育以及科学观点教育等糅进去写成文章。最后这一大部分，他认为没有现成的文章可选，全要自己写。这个设想不错，但要求太高，确实很难办。
我跟田家英的分工是，田负责选课文与写文法讲义，注释，选从《左传》《史记》到“五四”时的文章。胡乔木对闻一多、俞平伯、朱自清，总之对“五四”运动后产生的大的文学家，有成就的，他都很佩服。他曾做过朱自清的学生，更佩服朱自清。田选文章不困难。不要看田只念到初一，到延安后他更看了许多书。田极聪明，看书过目不忘。旧体诗、词，一般看一遍就能背了。这一点，跟毛主席有相似之处。毛主席问他哪个诗人说了什么，要田查，一查大体全对，最多差一两个字。毛主席的记忆力之好，恐怕是历史上难找的。不仅是唐人的诗，宋人的词，甚至清人的，毛主席看一遍也能记下来。他这样的人，大概真是几千年出一个吧。田家英也有这个本事，当然基础没有毛好。毛有老师，田家英无老师。
但编文法，即中国语法，就把田难住了。当时只有一本《马氏文通》。所以实际上要田家英创造出一套语法来，怎么可能呢？我的天老爷，我们都是中学生呀。胡乔木让他多看参考书。
我处于次要地位，负责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科学普及知识等糅在一起，写成一篇篇文章。为什么全要自己写呢，因为抗战前的通俗文字，在胡的眼里统统不行。像高士其写的，文字长得不得了，不可能进教科书。有个开明青年丛书，我也看过，有些还是看不懂，比如《趣味的数学》，既然说趣味，还是难懂。这些东西，胡乔木都知道。他说不能像贾祖璋的《碧血丹心》那样，内容少，文字也比较粗糙。他拿出一本《乌拉波拉故事集》，抗战时贵阳出版的，我们还不知道。胡乔木这个人是多读，他连这本译书也看过。他说，你们看看，这书写得很好，但却不能用作语文课本，因为太长，一篇好几千字。我拿来仔细看了，确实写得很好，就是每篇都太长，废话还是不少。
为了编这个教材，他把田和我两个人调到枣园他的窑洞里。他的两个窑洞都不大，是挨着的，一个他们夫妇，加上两个孩子住，另外一个办公，他把办公窑洞让我们住，他在自己住的窑洞的一张小桌上办公。两个窑洞都是老的，人工建的，不是挖的，很一般。
我们去过他那里两次。一九四四年“九一八”那天，容易记，我跟田背着行李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住了一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第二次叫我们去，一直到五月罗斯福死后，形势大变，我们才要求回到杨家岭。为什么要我们去呢，便于耳提面命。
胡乔木给我出了一些题目：尽善尽美，百折不挠，生物的生殖，等等。这就是说，科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东西，要当成文学性的散文来写。为写出这些东西，一文不超二千字，我改了又写，写了又改，反反复复，在文字方面受胡乔木的“夹磨”（训练）。两次住了三个来月。
胡为什么要我们反复写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先搞出个“样板”，再参考这个写。胡要求我写的那几篇，我写了三篇。我记得《生物的生殖》这篇，我自己比较满意。我当时二十四五岁，既未结婚，也未恋爱。写这类文章，要打破神秘性就难办了。我写了一千多字。胡乔木要求一千五百字左右，用散文写。开头的部分我现在还能大致记得大意，文字可能还要漂亮些：
春天来了，到田间去看白蝴蝶在菜花中飞舞采食，这个时候，就是在进行两种生物的生殖活动。一个是植物花粉间结合的“无性生殖”，另一个是白蝴蝶间交配的“有性生殖”。
这个开头比较轻松，人人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它得到了胡的赞美。胡对人的赞美，任何时候都不会公开直说。他只会这样说：我看这样可以了。或者说：这样写比较好。最多是这样。当然，我上面这个例子，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很难说，可能是胡说，当时只是草稿，尚未作科学核实。
我们两次去，加起来将近三个月。他对田选的课文样本（古代的），比较满意。我的任务，肯定完不成，住在那里，就写了这么几篇东西，就是反复磨。
我这个人的头脑有点特别，对重大的国内国际事件比较关心，对这些事一记下来，就是一生。一九四五年，大概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延安《参考消息》登载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到美国在华盛顿的谈话，说美国今后将只以蒋介石元帅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为合法的唯一交涉对象。过去当然也是如此，现在特别提出来，强调一下，无非说明今后美国要疏远共产党了。这时候，美军的观察组还在延安。美军观察组一九四四年就来了，可以单独跟共产党直接交涉。美国从情报需要，十分想知道一点解放区的情况。我们也十分需要他，来看看吧：从山东半岛到陕北，是不是敌伪的占领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军将来可能在华北登陆，吃的粮食、喝的水要靠我们。美国人估计要在华北登陆才能打败日本。赫尔利谈话后，我估计形势要大变，美国已经决定不与共产党合作了。国内的形势也要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要紧张起来。国民党要加紧反共，包括清剿解放区。
五月间，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日本要投降。胡乔木也没有跟我们谈过。罗斯福去世后的一两天，我们也感觉形势要变了。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长期在延安，政治还是敏感的，总在观察点什么。胡乔木也忙得要命。我们说回去吧，他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们了。他说，好好，回去吧，现在情况变化很大。他并没有多说。大概就是在罗斯福死后的两三天，我们就背着行李回中宣部了。回中宣部还是没有事情做。
这是我一生第二次在文字上受到胡乔木的“夹磨”，第二次在文字上得到了很多教育。胡乔木非常严格，也非常仔细。他讲的道理确实对，但自己做起文章来，好像又不那么生动。
写《胡乔木传》的程中原同志曾告诉我，他费了很大的劲，找到延安时期中学中文教科书。他给我看了编者说明。我说，这个说明不仅是照胡乔木的意思写的，也完全是他的文字。这个书，可能是别人接着编，遵照了他的方针，只是他没有时间管了。他编语文的方针可能是转到陕甘宁教育厅了。最后有没有结果，我根本也不知道。那题目中确实有些极妙的，如“当太阳请假的时候”等，这可不是我能写出的了。
169 审查我编的十本小册子一九四八年五月前后，我从山东奉命调回东柏坡，从延安失守后，中央这时已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安定下来了，大概除战争外，一些工作要恢复了。延安撤退后，中央各个机构大体都散了，都到其他地方去了，尤其是东北。我知道西柏坡就住几个人，毛、周、刘、朱、董老，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他们住在那里，其他人都只能住在附近的村庄。当时宣传部在东柏坡算是跟西柏坡最近的，但业务工作没有开展，只有秘书长丁华在那里维持局面，有几家人要照顾。这时，王惠德、于光远先后调到宣传部来了。于光远是跟我一起从山东回来的。陆定一、陈伯达，仍然不怎么管宣传部的事。这个时候似乎有气氛，好像要进北京了。因为陆定一已经准备进城用的书了，于光远、王惠德就在编写这些，如政治经济学常识读本、社会发展史等。陆定一大概知道我不学无术，没有叫我写，他叫我编。他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拿出百分之几的时间来管管宣传部的事。他知道宣传部还没有组织起来，知道业务人员只有几个（进北京后的中宣部实际全是新组织的）。他叫我编进城后广泛用的宣传品，也就是党的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根据什么来编？手里边空的。好在各个根据地都印各种小册子，党中央的文件，各方面的政策，如工商业政策、土改政策、文艺政策等等，都有小册子，找了几十本。
编是陆定一叫我编的，他说审查交乔木，他比我熟悉这些文件。胡乔木当时没有大名义，是新华社的社长。这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社长也好，不是社长也好，反正归他领导，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人名辞典上查他，进城前，说是毛的秘书，新华社社长，并没有其他名义。
这里就要提到编关于铁托的书了。
苏联在一九四八年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主权方面稍微有一点维护的意思，苏联立刻就说铁托是杀人犯、匪帮、德国的间谍，天下的恶话都骂到顶了。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人相信，因为我们是把南斯拉夫作为模范的。“解放区”“解放军”这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是学南斯拉夫的。抗战时，我们自己的地方叫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我们叫敌占区，国民党叫沦陷区，沦陷区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区域似没有名字的，就叫“那边”，叫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叫“自由区”，这种情况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月最热的时候，重庆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这对国民党是个极大的压力。外国的记者，特别是美国人想了解“共区”。叶剑英在延安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作了一个报告，叫《中国解放区概况》，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觉得“解放区”这个名字太好了。但是军队，习惯还叫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时候就这两个，其他小的叫抗日游击队等。南斯拉夫比我们艰苦，牺牲比例比我们大，死了七分之一的人口。当时朱总司令在一个报告中讲，南斯拉夫是“铁托”，厉害得很，我们要成为“钢托”。“解放区”“解放军”，全是从南斯拉夫学过来的名词。
定一同志告诉我，要编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说他们（指苏联）注意得很。不然，我怎么会想到呢？这一下，我得到了暗示：斯大林，你要得罪他，他就可以骂你。不过中国太大了，他不一定敢那么闹。对南斯拉夫，他可以骂一个民族英雄是外国间谍。当时还有个复杂情况，八九月间，西柏坡突然唱起一首歌，叫《民主青年进行曲》，曲是贺绿汀写的，词是萧三写的，歌写得好，几天周围都传开了。歌中有这几句：“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空中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个歌是说全世界革命要取得胜利了，美国等就要全完了。问题是毛、斯并列，第一句把毛放在斯前边。不几天，秘书长丁华悄悄通知我们，不要唱了。我们知道这个歌闯祸了。苏联老在国际上放出消息说，中国是比铁托大得多的铁托。就是说中国不服从他们的领导，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迟早要威胁他们。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不唱了。接着我奉命编这本书，这本书里尽是苏联骂铁托是匪徒的东西，你不把这个东西编进去，苏联就要整你。我编了它，由上级来决定。我到西柏坡去交给胡乔木审查。关于铁托这本书，我起了三个名字：《南斯拉夫问题文件集》，这个一般得很；第二个，《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三个，《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我的汇报很简单，第一个太一般，苏联不满意，南斯拉夫也不满意。南斯拉夫会说，我有什么“问题”，我比你们还苦呢。第二个呢，苏联可能还是不满意。第三个比较空，但是客观上对苏联来讲，他们可以勉强接受，也没有正面骂南斯拉夫。
胡一看，指着第三个书名说，这个好，这个好。胡这个人，批评人怎么样，语气也不重，但是称赞人更稳重。一般说“这样可以了”“我看就这样”，就是很高的赞誉了。因为总的说来，他是保持文雅状态。
苏联不是一天到晚骂铁托是匪徒吗，但我们能把这放在书名上吗？所以想出“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的书名。书里边，把苏联的一些文献放进去，把我们的一些文件放进去，这样，也算批评铁托了，但没有在书名上说你是匪徒，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当年苏联反铁托，中国的处境不响应不行。所以，这个书名，得到胡的赞许。
审查完这十本书，胡问我，你现在有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特别事，全宣传部现在没有什么特别事，丁华秘书长你认识的，就管日常生活，于光远、王惠德刚调来，好像在编写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你呢？我说，我就是在编这些东西，即陆定一安排的进城需要的小册子。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到新华社来帮帮忙吧。当时这个单位调到那个单位，不像现在这个手续那个手续，转档案什么的，当时背着自己的行李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调工作。我说，我没有意见，反正现在宣传部也没有什么事，一切上级决定。他说，还是到新华社这里来帮帮。他说，这样吧，我同你一起到定一同志那里跟他说说。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跟他走出门不远，就遇到毛主席跟江青散步，后边跟着警卫员。毛主席问胡乔木，这是不是于光远？胡乔木说，不是于光远，他叫什么什么。
毛这个人，一些事情无比精明，对另一些事情并不精明。他在认人这点上，跟周总理完全不能比。于光远毛见过多少次，延安哲学研究会，毛也去参加，于光远也去参加，讨论、吃饭在一起。不仅仅这样，于光远在延安还到过他的窑洞，因为要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光远同一个比较老的同志屈伯传，到他的窑洞里去谈过。毛几次见过于光远，他还认错人。于同我一起土改一年多，这些琐碎事是谈过的。毛的思想用在全局上，对小青年，见过多次还不认识。但记得名字，就了不起了。
胡乔木跟毛主席说了几句，分手了。我跟着他继续走，走了几丈远，他突然说，算了吧，我给定一同志打个电话就行了。然后他说，我也想走一走。我往东柏坡回去，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偶然谈起另外的事情，跟苏联有关系，是关于斯大林奖的，他说苏联要把这个奖给中国什么人，而他对这著作是看不中的。
170 “不必回宣传部了，就跟新华社到北京吧”我是十一月底去小新华社的，三月底动身到北京，共待了四个多月。过了一两个多月，大概在一九四八年的一二月，我发现范长江、石西民不见了，谁也不问，估计是调走了。我们在西柏坡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毛、刘、周、朱都在，我们自觉不乱走。
可是一天，我竟然在西柏坡看见了范长江、石西民二人。我很吃惊，只一般地问，你们还在这里？他们说，我们要调出去。这下我才知道，他们要调工作了。
我在小新华社并没有什么工作，看得出来，胡调这些人去新华社，也没有什么工作。而且当时所谓的评论组主要的两个人已经走了，我在那里干什么？不大好意思。大约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一天下午，我向胡乔木提过一次我的工作调动，三两分钟，他很忙。那时，我的关节痛得厉害，走路相当困难。在小新华社搞了几个月，每天后半夜才睡，当时都是临时建的木材房子，没有炕，冷死人。我的关节炎大大加重了，已经到了拄棍子也较难走的程度。我向他提出要求，我说，我这个情况，恐怕很难适合在北方这个天寒的地方工作，我请求随军南下。就回四川吧，我家乡南部、东部热死人。
我是试探性提出的，但胡以一种商量口气说，现在要进北京了，离解放西南、华南还有一段时间，看战争情况，你先到北京再说。最后他说，你不必回宣传部了，跟新华社到北京。
我当然服从。我听他的口气，我能不能南下，是战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