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突然出现一个问题，说张闻天的职务不是“总书记”，是“总负责”，根据是陈云写的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事，若干年来争论很多，若有其事，大论特论。其实总书记这个说法，是从西欧一些政党那里来的。西欧的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工党，其他政党也有这种情况。“书记”是我们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秘书之类的。“书记”，在中国古代另有含义，就是秘书，管行政上的文案事。我们译的西欧那些政党的总书记，就是相当于执行秘书，而且他们的总书记是事务性的，多半一年换一个。现在西欧各国的党，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工党之类的，有的叫主席，有的叫总秘书、总书记，随便你怎么翻译，总之总书记根本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意思，大体上是当年的联络秘书的意思。列宁要斯大林出任总书记的时候，即办公室主任、秘书处主任、联络主任这一类的意思，所以，一直到最后，斯大林并不称自己是“总书记”，而只自称作“书记”。但后来在中国，总书记变成最高的、权力无限的、自然也就威望无限的神化人物了。很多人就不愿意讲张闻天当过总书记，只说他是“总负责”。其实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总负责才是真正重要得多，总书记本身并无负责一切的意思，而“总负责”则字面上已十分明白了。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时，张闻天并不是红军，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他是个缓冲人物。博古他们跟毛泽东说不来，张跟毛没有什么矛盾，而且他这个人和蔼，水平比较高。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总报告。站起来全盘反对博古的，确实是他。而他的长篇发言，这些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毛主席告诉他讲些什么，他就讲些什么，专讲别人的话。这可能吗？他的发言现在还在呀！那个发言很长，他不是个战争的指挥者，但是，他是学习了一些东西，有自己的体会的。所以，他的反报告，既有毛泽东的关于战争的想法，恐怕还要看到他在根据地观察了两年多，有他自己的体会。自己没有体会，别人告诉他，他可以发言，讲几分钟，十分钟后，还能讲什么呢？他那个发言，在军事匆忙当中，还能你看我看，大家改吗？他的稿子不能用，还能变成决议吗？所以根据一般的常识来讲，他的发言，不可能是毛泽东一字一句告诉他的。《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一篇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共十九页，应为一万四千字左右。这个决议也就是会议上的报告。决议注：“这文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所以，现在来讲，报告与决议就是一回事了。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作用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经过这么多年专家的研究，他在长征中的作用在慢慢增长。他名义上是总负责，他能召集大家来开会，他能够让毛把各方面军事正确意见讲出来。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王树增讲他的纪实文学《长征》，材料较简单，有一点很特别，他明确讲一方面军是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领导到达陕北的。过去似乎从没有人这样讲过，从没有人把张的地位放得这么高，说他是“跟着走”。“跟着走”，就是不起作用。我们总是把一方面军当作长征的总代表，这里把他的名字正式摆在第二名，这当然是某个研究者的意见。但是允许这样，并见诸电视，就很不简单了。抗战后没有这样提过，都说是毛领导，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延安，从来没有说在长征中张闻天有什么作用。我想不同意王树增这种提法的人肯定很多。他能够这样说出来，光是他一个人也不一定有这个胆量。但是我肯定，有人坚决反对。当然，他这个提法对不对，我也有些怀疑。因为把张放在周恩来之前，是不是对，可以考虑。总理在长征中，在关键时期，即过草地的前后病得很重，是上天为我们把他保存下来了。
145 西安事变，最早主张全面和平解决的是张闻天西安事变后，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在陕北开会，当时没有多少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什么事都是由他们四人决定，博古仍然保持政治局常委地位，什么重要的事，他还是参加决策。
打倒“四人帮”后，我从上海辞海编辑所回到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张闻天文章的选辑小组。后来，这个小组成为中央特设的了。我时常跟这个小组联系，因为张闻天是我的老师。他们写到西安事变这一段，跟传统的说法不一样，他们说，是张闻天在会上发言，明确一开始就主张和平解决。而传统的说法是，一切都是毛主席定的。我问他们，有没有档案根据？他们说，我们看了西安事变两次会议的简单记录。我说，档案馆的记录。你们说你看到了，他问你，在哪里呢？你就抓瞎（没有办法）了。我问他们这档案有多长，他们说不长，零零落落的。我说，如果要让你们写的观点保存下去，不怕追究，你们必须要把有关的记录全记下来。他们觉得我的意见对。我说书呆子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将来说你们造谣，你我大家一起吃不消。当时开会是张闻天当主席，是靠后发言，张闻天讲的最根本的一句话是：我们中国要抗日，局部的统一战线是不行的，必须由局部扩大到全国才有可能，要承认南京政府正统才行（大意）。就是说，中国要抗日，不是依靠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这三家在西安就能成事，一定要全国，首先要包括南京政府，包括蒋介石，没有蒋介石参加的统一的全国力量，抗什么日？张学良几万人，共产党的力量更少。因此张主张和平解决，团结抗日。
博古作了两次发言，第一次发言，似乎要武力解决，第二次，在张闻天讲了后，他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同意张闻天的看法。博古这个人，过去的错误就是年轻。有啥稀奇呢，地位高了，犯错误影响大。总理的发言也好，承认南京政府出面领导抗日。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讲，西安事变，最早和最明确与坚持主张和平解决的是张闻天，明确得很。这个历史改不了了。张闻天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因为他主持的时间不算长，不怎么引人注意，但他遇到的都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电影、电视演此事的时候，张闻天在会上若有若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46 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首先提出应有继承的因素在内一九三八年，张闻天在陕北公学作了《论青年的修养》的报告，在抗大作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演说。这两个东西，当时全文在延安都登出来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时候，他讲的这两个问题跟人家的不大一样。在《论青年的修养》里，强调青年要有修养。他说的青年修养，当然主要是讲革命的意志等。《论待人接物问题》，这个讲话就很怪了，全是讲继承中国文化的。他引用了很多诸子百家的东西，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来，他的准备比较急。他是读过这些旧书的，但系统上、思想上似乎还没有那么清楚，主要引用孔子、孟子等，文章不是很顺畅，有一点硬，显得是急时抱佛足。但他以共产党总负责人的身份，在战争高潮的时候讲个人道德修养，讲继承中国的文化，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讲，实质上，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个较系统地提出要接受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人。他提出中国文化不能片面地打倒，要吸收其中的精华，因为我们一直是打倒，把孔子、孟子骂得一塌糊涂。这时共产党对外公开了，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威望蒸蒸日上。他对这个问题不能不表态。他直接表示，我们要接受中国文化，要接受中国文化中最优良的东西。对这两个讲演，当时我也不大懂，只觉得抗战这么紧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这只能说明我的程度很低。这两个东西，不仅在青年里边，在延安领导层也不受重视。但历史证明张闻天的眼光很高明。在此关头，中国共产党不能再以反对一切旧文化为己任了。
一九三九年初冬，党中央决定开一个一百多人的文化大会。开会之前，中央内部就讨论过抗战中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始提出了三个特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后来周总理提出，还要加个“民主的”。这个讨论，毛同意四大特征。我以为，这样的一种提法到现在还是对的，以马克思挂帅，也离不开这几个特征。但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长篇文章——后来题目改了，叫《新民主主义论》——把“民主的”删掉了。毛主席的文章先发表，张闻天的报告后发表。但张闻天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张闻天仍是按照讨论的决议写的，还是提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人说，大众的就代表民主的，这就太牛头不对马嘴了。大众的，就是表现通俗化的，是表现形式问题，它是不能代表民主的。所以，在中国文化民族发展方向上，张闻天应该是有重要贡献的。他所坚持的东西，到今天还是正确的，而且今后还离不开它们。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发生了一个争论问题，就是通俗的“民间形式”问题。胡风认为通俗的、民间的形式，内容往往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它同“民主的”要求并不是一回事。这点上，胡风并没有错。
147 在延安马列学院院长这段时间，我认为张至少不全是过在延安办马列学院，他当院长，从一九三八年四月起，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取消，三年多一点。马列学院跟抗大、陕北公学不大一样，马列学院是小型的，正式学习几门课程。
延安一整风，说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当时，总的说来都是学习苏联那一套，一些提法，一些做法，确实是苏联那一套，而且是斯大林那一套。但这个事情不是张闻天的事情，他当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六中全会的报告里边就讲了，说苏共党史是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你那样讲了，就照那样做。因此延安以后学马列主义就是学《苏共党史》，马列学院自不例外。
我在马列学院从开始到最后结束都在，那里的情况，我是比较清楚的。跟我一样从头到尾待了那么久的人，据我所知，只有三个人：邓力群、李清和我。我跟邓力群后来离开了。停办后的马列学院，李清还留下来，做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改办中央研究院。李清现在还在，他当过几年交通部长。
马列学院的六门课，可以说是有教条主义，是有相当严重地照搬苏联的东西。但有一点，这些课程使在那里读书的人的眼界开阔了一点，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不是简单地打土豪，分土地，打倒国民党，不是那么简单了，知识大大增多了。
如果马列学院的院长不由张闻天当，也难，只有推给毛当。毛不愿意当，毛不愿意兼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适合于张。张在延安比较稳定。王明、博古、周恩来，他们经常要到重庆去。张当院长这段时间，是过大于功，还是功大于过，我认为至少不完全是过。但整风后不提了，延安好像没有马列学院这件事。怎么没有这回事呢，李先念我们就同过学，我们同一个小组，一个窑洞住了几个月。像李先念这样的老革命，农民出身，领导武装斗争那么多年，来学习是好事。马列学院由张闻天负责办，我只能说，作用是两方面的，教条主义是一方面，但不是他有权决定搞的，教条主义历来就有，从王明、博古那时就开始，不是办了这个学校才有的，而且一切以苏共党史为准，也不是张闻天定的。另一方面，马列学院也培养了一批干部。六七门课程学下来，希腊罗马也知道一点，拿破仑也知道一点，没有坏处。
148 一九四二年初起的农村调查张闻天的农村调查团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号，天还没有亮就从杨家岭出发的。我是这个团的一个团员。跟着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情况，前边已经讲过。我的调查给他汇报，他很有兴趣。他的调查报告解放后中央秘书处尚存，即《米脂杨家沟调查报告》，一九五五年，我在人民社把它要来出版了。
149 至少张在表面上也已卷入了个人崇拜的巨潮中他一九四二年时在晋西北农村调查团的“七一”讲话，看得出来，一方面是被迫的，一方面是自动的，因为没有人逼着他讲。这个讲话太过分了，内容纯粹是个人崇拜。他知道他的处境艰难，因为没有参加整风，延安有人说他是“躲风”，他必须表态。这个对工作团内部的“七一”报告，也是达到个人崇拜的极点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说明张闻天的软弱一面。他自动地等于宣布我完全放弃我的一切。我当时听了，有点意外。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意外，他不能不利用这个机会对毛表态。
150 “文革”期间在六十一个人问题上的崇高表现这件事情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告诉我的。
“文革”期间张闻天被打倒，但没有进监狱。这时，各种造反派、审查刘少奇专案组跑到张闻天的家去威胁他，要他讲六十一个人办理登报出狱这件事是刘少奇在北平个人决定的，陕北的中央不知道，包括他本人都不知道，主要是证明毛不知道，强迫他承认陕北不知道这件事，他也没有代表中央回过电。专案组威胁利诱的话讲过很多次，甚至讲，你只要澄清了这个问题，将来中央还是有你的位置的，送一个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等。但是，几次张闻天都坚决否定此事，说当时他是党内的负责人，这些问题按例要以他的名义回电的。他坚持说，当时是他批准的，他回电的。他不便说其他人及中央，一人顶住。这样重大的问题，任何人不可能个人决定，张又讲究民主，当然是共同决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档案？我估计可能没有档案。电报的内容是通知刘少奇他们可以采取行动出狱，因为再不出狱，日本人一来就完了。在“文革”那种情况下，很难原原本本讲出来。张闻天只能忍辱负重，管你多么严重，我一个人顶着，我不把这个责任推给刘少奇。刘少奇他们有这个建议，我是回了电的。他这样就大大分担了刘少奇的责任，同时也消除了陕北诸人的责任：我一个人入狱就是了。张闻天对夫人刘英说，恐怕要被捕了，准备入狱。最后弄到广东去了。
这件事，张闻天个人的崇高的人格很使人佩服。抓就抓，要我的命就要我的命。我不能在这时去害刘少奇，罪归我一人就是。张闻天在共产党里边是有崇高人格的，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模范。
151 逝世早了三个多月，给世人留下永远的悲哀我提起这事就说不出话来，就泪流不止。张闻天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一号黎明在无锡病逝的，这个事太遗憾了，离开江青被捕还有三个多月，他没有看见这一天。再晚一点，看见“四人帮”被捕不是好一点吗？早去了三四个月。那时国事蜩螗，国家的希望在哪里？他是带着无限的痛苦离开人世的，令人痛心不已。他的一些学生，佩服他的一些人，都感觉很遗憾。对共产党来讲，把“四人帮”抓起来，是把共产党的性命挽回了。我觉得他在七月一日去世，真是个悲剧。他的品质、道德，是很使人追念的。他不像别人，在知识分子里边，他确实没有什么自私心。他是一个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