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两个人。一个外号“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此人即后来的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饶漱石。另一个叫“小开”，上海话叫小老板，老板少爷的意思，在上海似乎有三教九流、无不能交的意思，这个人就是潘汉年。陈云讲的党课，也盛赞了这两个人。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发表。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叶帅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乐队指挥实际上也兼具表演指挥的某种性能。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下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死去活来。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当时是党校的副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但这乐队放在戏台左边，用纱幔隔开，看不清楚。这不知是否中国舞台剧乐队不放在正中的开始。一九八〇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但是，那晚我本人并未看清楚，因为那晚的乐队反常地放在舞台左面用布挡起来了，所以我还不是真正亲见。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的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他出门水袖抖几抖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看他一出场，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〇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很旧的院落。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作总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彻头彻尾的“政治挂帅”，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台盘，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净，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来。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因为丢了国格呀！你康生、江青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我的记忆可能不准了——大致说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非铜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非铜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总之，是国内唯一的半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153 他是个害人狂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是在搞土改，是在以康生任团长的土改工作团。春节之前，我们到了山东境内靠近河北的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县，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驻在这里。春节前后，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年三十晚，区党委请康生吃饭，组织部长刘格平是回族，不能参加。春节正日，刘设家宴请康生，饭后，不过下午四时许，康生带领全团人散步。散步中，康对大家介绍了刘格平生平，说他就是“六十一人”出狱时他坚持不出狱的。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全部是中央坚决要他们这么做的。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渤海区党委。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
整景晓村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感觉到一些。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讲话比较随便。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当地负责人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没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我们三人对小毛（毛岸英）说，在这里讲讲就算了，出了这个门，可不要再讲了。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土改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去青岛休养，曹在济南精神不正常。凌云把曹轶欧照顾得很好。凌云说，结果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按：抗日战争前后那两三年入党的，一直不算做老党员。）关你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不如此就不行吗？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154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开临县郝家坡会议，我列席。这个会议的情况，前边讲土地改革时我已经讲过。我们当时的情况，跟他在晋西北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汇报会时，他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你，说你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心里边并不是个傻瓜，他心里明白。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是凌云白天通知我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是在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后开始进行的，这时他开始吃晚餐，因为下半夜还要工作。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诚惶诚恐。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临走前，晋绥分局组织部长、朔县组长张邦英教我说，地难分，你带点沙地去给康老看。张的党内斗争经验多了，给我先出了这个主意，我哪想得到这些？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旧报纸包的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第一包是沙，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每人可分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井水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二分地“调剂，调剂”，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当然是当天又重新发涨了的）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不全是，有很多是。因此，那地方现在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轻人，竟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不错。其实，没有老前辈张邦英指点，我还恐怕真会出乱子。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只是叫你回去对这二户“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也这样做了，明知其错还是做了——现在追不回来了。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155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们那里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是组织部副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说，还大方。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二十多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大家上岸看王耀武出走的那个堤防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堤防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一九六〇年六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注释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去了。他说，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看样子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马列语录，你可以在本单位参加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反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发表一首诗，一幅画。历史上历来如此。一个帝王，认为自己的诗好，书法好，别人敢再表现吗？隋炀帝不是有个故事吗？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因为一首诗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杀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华的大臣。以后当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诗词歌赋都懂的话，你只能装傻。皇帝喜欢写字，你写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会作诗，你就要显出你的诗不够擦屁股的资格。如果你写出来的比他还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历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与唐太宗二人开明一点。他们允许臣下表现艺术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开明一些。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政治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也总会有点表现欲，这是无可厚非的。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但他的学识比日丹诺夫高明多了，在权力上还是比不上日。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戒。我还觉得他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