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某部突然召集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及行政副处长以上的人去听传达——×××对人民社的批评。那时，我刚好不在北京。
我在《申诉书》里写到这次批评：
×××同志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和三月六日两次对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作了“批评”。我这里把批评打上引号，请看了这两次“批评”的原话摘要就会完全明白了。（见附件一、二）“批评”的总精神是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是对的，但是自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就完全错了，是被×××同志认为不受党的领导的理论界牵着鼻子跑了，还公开替托派宣传，真正陷入了“三信危机”，人民出版社已经“成了自由主义的出版社”，等等。其他严厉指摘尚多，主要内容略见附件一、二。
×××同×××同志都多次说过，个人责任就不追究了。四月初他们二位向××同志汇报思想工作九条时，第一条就谈了这个问题，又说不追究个人责任了。……
×××严厉的指责还很多。这件事，不仅仅是这样批我们，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初，×××和×××两位向××汇报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汇报“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的情况，一共九条，第一条就是谈人民出版社。在他们的汇报当中还讲，个人责任就不追究了，意思就是组织处理从宽，本来是应该追究的。
怎么知道这个汇报的呢？要知道“文革”以后情况不同了，打倒“四人帮”后，上面的事通过小道传下来。我在给×××的《申诉书》中也写上了这件事。
我的《申诉书》将近三万字，章节清楚，但太长了，不可能在这个谈话中多讲，只把要点介绍一下。介绍之后，我是对，还是错，只有付之公论。
138 ×××与我的总分歧：坚持马列与坚持“双百”方针是不是不能并存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多年来一直没有出过这个问题。共产党不是因为提出“双百”方针，就放弃马克思主义，这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可以并存的。《申诉书》中说：
我本人则完全承认我历来就主张要充分了解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其他社会科学、文艺思想等方面的情况的。……
一九五五年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作《论“睁眼看世界”》，至今不少人还印象很深。……
一切应该迎头赶上。对当代的外情不了解是最危险的。……我感觉，更迫切的恐怕首先要了解二次大战后，尤其是眼前的情况。但是，×××同志在原则上认为不应该出这类书的，他在三月六日第二次对我等三人的谈话中说：“用什么名义，用三联，用商务，不是个实质性问题，实质性问题是出了这些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而没有消除它的东西，去和它斗争。你们没有以灭害为己任，缺乏这方面的积极性，这才是个问题。”
×××的这段话很厉害，除了马列和党的文献，“二战”以后的外国书都是害，你们不但不灭害，还介绍进来。这段话，我认为说得太滑边。人类的文化，“二战”后的，就都是坏的？作为那么高级的领导人，把出版“二战”后的书说成是“没有以灭害为己任”，这个太滑边了。人类的文化，难道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出来后就断了不成？难道除了马克思外，都是害吗？这些思想长期在中国流行，不稀奇。
这样的话出自高级领导，或者一个宣传家口里，当时我实在非常吃惊。这种话，老实说，跟他以前的讲话不一样，以前他绝不会讲这种话的。
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学者认为，孔夫子后再也没有真理，孔子已经把一切人间的道理讲完了。×××的说法是另外一种。马克思、列宁，加上斯大林，已经把人间的真理讲完了，再不能去读外国书了。
这次突如其来的对我们的毁灭性批评，我在《申诉书》里说得很清楚：
×××同志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谈话，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的新原则，他说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订的出书方针（那时我还未到人民出版社），“这个方针讲了些漂亮话，不求实际”。“里边还有一个矛盾，或者叫界限不清，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宣传马列主义，怎么能并驾齐驱？不太明了。”这段话确实很难使人明了。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时，并没有说过它同宣传马列、坚持马列不能并存。如果×××同志讲的是对的，那么近三十年来恐怕一切宣传、理论、报刊、出版方针都全错了。因为不管哪里都是要坚持马列，也要坚持“双百”，从未有人批评过两者并存是错误的。……我觉得×××同志现在发表的是纲领性意见，在中央未发表意见之前，本人很难同意此种说法。
×××具体集中指责我们四大问题。最尖锐的是指责我们人民社宣传托派。中国也好，苏联也好，几十年来，把托派看成是人间罪恶的代名词，其实对人家啥也不知道。
我在《申诉书》里说：
×××同志具体指摘我们的一个个的严重问题很多。以下就他指摘最多最尖锐的三类问题作点说明，其余就不谈了。这就是：一、宣传并公开为托派、布哈林翻案的问题；二、“反苏”问题；三、散布其他一些共产党的理论、纲领问题。
×××同志指摘最多、最严厉的是我们出版了第四国际托派理论家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一书（六万三千字，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他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第一次谈话说：“国家政治出版社出托派的书，出反对苏联的书，出不破哲三的书。……托派在中国是反革命组织，只要有活动，我们就法办。现在公开出托派的书，这是跟我们党的方针直接违反的。”“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开出版托派的书，走得太远了！”三月六日第二次谈话时又说：“人民出版社居然出国际托派曼德尔的书，还说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国际的观点，明知他是托派还公开出版他的书！”
我觉得批评我们的人才高八斗的，这回却真是走得太远了，还认为布哈林等是应该杀的，这不符合他的知识修养。
139 比利时的曼德尔，跟中国的大权威开了一个大玩笑这回×××的严厉是异乎寻常，说得我们跟现行反革命差不多了，该法办了。但是，我早深知这本书的出版经过。我们是有意出版这本书的。因为我们知道×××同志曾经特别赞美过这本书，用不同的方式介绍过这本书，说这本书怎么特别好，因为他不知道作者是个托派倾向者。我们不得不公开出版，加一个说明。
我的《申诉书》里，对这个问题不得不讲得特别清楚：
“文革”前几年比共（马列）总书记格鲁巴访华时带来了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部大书，交与中联部，说明曼德尔是托派理论家，但比共（马列）批判不了这部书，希望中国同志把它翻译出来，加以批判。后来译出来了，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上册，“文革”开始后下册未能印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作为一般学术著作出版了此书的下册。×××同志看了此书后，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赞美此书说：“我看到一本比利时的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坚持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要接受”（见附件六。这个附件是原大字原件复印，很重要，盼能看一看）。这些评价当然是很高的，这就是说曼德尔是一个创造性的、没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特别重视下册中的十五章——十七章，即研究苏联及过渡时期经济的三章。据我们所知，×××同志还曾要一个党中央的机关把曼德尔的这三章书印成了大字本，分发中央负责同志及很多同志参考。中央党校也在同年十月将这三章书印成大字本，封面印有“中共中央党校翻印”字样，发与全体学员作为正面学习材料，根本未向学员说明是托派资料。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总编辑张惠卿当时正在那里轮训，他也得到一本，至今还在手中。正因为这个国际托派理论家，被×××同志如此作为正面人物在党中央机关内广为宣传，我们才觉得必须说明曼德尔是当代国际托派的著名理论家，以免谬种流传，不可收拾。……我们在这本小书中之所以特别要指明作者的托派身份，不过是想默默地做一点补救工作……不想我们竟因此而遭受如此强烈的谴责！
《申诉书》是一九八四年秋交的。我所说的观点，完全还是老的正统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即凡托派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当然有其高明的地方，在他还不知道曼德尔是托派时，看出他著作的合理性，高度地赞美，但是，一旦他知道曼德尔的托派身份后，连我们指明曼德尔的身份，出版曼德尔的小册子，也都成了犯罪了。如此处理事情，天下是非还有个客观标准吗？
他提倡的、歌颂的、向领导推荐的，向科学工作者、向党校推荐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怎么一到我们手里就成了犯罪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这几句强硬的回答，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讲的话，离开事实太远了，太滑边了，好像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所以，我在《申诉书》中说：
说托派是德日意法西斯的间谍，则二次大战结束已整整四十年了，迄今全世界未发现任何一件公私材料能证明这一点。而要把这个事情整个隐秘至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至今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还要说一套三十年代从苏联进口的话。
140 现在还能坚持布哈林是个反革命分子吗？太怪了我们受到特别尖锐指责的是×××批评我们出版了一本为布哈林平反的书，×××仍然坚持布哈林是个反革命分子。其实，苏联方面已经多次非正式为其彻底平反多年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外国间谍。但×××却还要坚持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判决，责备我们不应该出早已在全世界通行了的书：《布哈林案件》。我在《申诉书》里说：
《布哈林案件》一书则是几万字的一本小册子，是英国罗素和平基金会组织人撰写的。本书首先转录了维辛斯基公诉的全文，另外引用了苏联的报刊材料，是说明与布哈林同案的一些重要人物均已平反（苏联没有一个人公开平反的，都是非正式的方式），用以反证布哈林罪名不能成立。此外，书中还引用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我们无限期地搁置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其他人的平反，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书中还引用了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著名的女革命家斯塔索娃等于一九六二年苏共二十二大后联名致苏共政治局要求为布哈林平反的信件。另外，全世界都知道，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院长、《斯大林传略》的领衔作者波斯伯洛夫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二十一日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在公开回答提问“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是不是外国间谍”时说：“我可以声明，只要仔细研究苏共二十二大文件，就足以说明，无论布哈林还是李可夫，当然都不是间谍和恐怖分子。”（这段话是我们怕万一原书不可靠，一九八四年又找出苏联报刊重译的。我们知道凡苏联的屠杀问题，中国定为“三七开”，比人家更清楚、更权威。叫重查《真理报》也是我之意。）这本《布哈林案件》一书之不属于捕风捉影的一类东西是很明白的。它的材料并不多，所引资料也都是全世界久已熟知的。上述波斯伯洛夫的谈话更从未受过苏联官方的任何谴责和否认。时至今日如还认为布哈林是法西斯间谍，以至一九一八年即勾结各帝国主义合谋刺杀列宁等，那么，全世界恐怕除了阿尔巴尼亚霍查之流，不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包括苏联本身，已经绝没有人这么说了。
中国不熟悉这些问题，以致不少同志至今还拿大审判及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作根据。这电影是不能再放了。可是有个什么运动一来，就要连续放这个电影。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文化古国能如此滑稽？只要一放这个电影，人们就晓得一定要搞什么对敌斗争的大运动了。
怎么可以落后到这个程度呢？×××真不了解情况吗？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坚持布哈林是间谍。可以说在中国，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已经在全国、全党，造成了几乎是改不过来的错误，现在很多人还是电影中的观点。一九五六年“反右”前，文化部开党组扩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学术性的，一些著名的党外人物都参加了，茅盾、郑振铎、欧阳予倩，把我也扩大起进去了，我不是名人，当时属于文化部管。办公厅的副主任×××，跟我激烈争论起来。我还是比较平静，我说《列宁在一九一八》不能再放了，因为知道说布哈林的罪名是假的。但那位同志只看过《列宁在一九一八》，只相信电影，不相信其他。实际上，当时我已经知道列宁夫人的《列宁回忆录》，当时已经翻译出来，还没有出版。列宁夫人回忆列宁遇事的那天，布哈林是唯一一个劝告列宁不要去演讲的人。当时列宁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比较随意。那天，布哈林说不安全，列宁表面说不去，还是去了。但这个电影却相反，说布哈林组织暗杀列宁，是外国间谍。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他水平高，懂的事多，他说，不要这么激烈，这是讨论问题，讨论这个报告就是要纠正从前不对的地方。这样就维护了我的发言权。讲这件事是想说明，到今天一些人也说布哈林是反革命，是间谍。他没有另外的来源嘛，就是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以苏联的一个电影定是非，现在没有了吗？还有。
×××责备我们为布哈林翻案，就难理解了，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的知识比我们多几十倍、几百倍，他的情报来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却连半个字的情报来源也没有。
141 人民出版社还有个“反苏”问题（指契尔年科时期）×××说人民出版社“反苏”，是指的什么呢？我在《申诉书》里说：
×××同志着重提了《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一书，说我们“反苏”。此书编辑者是美国人，原书一九七四年出版。此书名字很怕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广告手段，我们以改名为妥。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却毫无惊人之处，它不过是苏联报刊书籍材料的摘录而已。这位编者不过是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用苏联自己的公开材料来证明苏联历次大审判是冤案而已。我们有此一书便可起个备忘录的作用，以免出现苏联都已实际平反了的人物，我们还是几十年日日夜夜坚持他们是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侦探间谍之类的笑话。
这本书也不叫平反，就叙述一个个人干了什么，有什么功劳，也没有说他被杀的事，实际上就变成了事实平反了。书名我也不以为然，但我去人民社时，书已经出了，那几年没有总编辑，各自为政。
把托洛茨基说成帝国主义的侦探间谍，到现在为止，中外根本拿不出任何一件小事来证明。我看见的材料，没有说世界上有哪个托洛茨基分子是希特勒的间谍、侦探的。中国那几个信仰托洛茨基的人，待在北平的、上海的、广州的，住亭子间，饭也吃不饱，一天到晚想要世界革命。这些都是些怪人，有他们的理论，有他们的理想，但找不出一个是日本人的间谍，也找不出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务。
在中国，是有两个托派最早的中央委员投降了国民党。但那是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托派组织刚成立不久。这样的人，已经跟托洛茨基者没有关系了，中国的托洛茨基派骂这两个叛徒，比我们骂得还厉害。不仅如此，中国的托洛茨基认为抗战时，国共合作，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所以，他们的思想之“左”，思想之奇怪，现在都令人不理解。但都谈不上把世界的、中国的托派说成是德、日间谍。而×××这样一个大人物，在一九八四年还坚持这样的说法，我觉得确实令人不解。而且这个话，不是对一个中学生讲，而是对一批人讲，这些人，至少还是三八式吧，信仰马克思已经几十年了，加入共产党也已经几十年了，他们一点头脑都没有？因此，我在《申诉书》里反驳说：
选译本书，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什么错误，“反苏”之说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苏联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偏向和错误问题，如他们突然的强迫的全盘集体化及其教训；农轻重工长期比例失调；“肃反”的大规模镇压行动，战争前后的某些失着；思想文教科技工作中的大国主义、闭关自守与拒绝承认一切新鲜事物的做法（一切俄罗斯第一，反对爱因斯坦学说，反对控制论，反对电子计算机的设想和人工智能的设想，反对遗传基因与遗传工程的研究，宣传生物自然发生，等等）都是我们亟应了解和研究的教训。翻译这类问题的书，又是由内部出版，这同反苏有什么关系呢？我以为，这类书今后还应该认真出。据知，这套书中的一本有谈及苏联集体化失败之处，政府负责人×××曾要求赶快把内容提要弄出来给他看。
142 是否应该了解外国党（外国共产党）×××在找我们谈话的时候，特别指责我们翻译了三几个外国共产党理论主张的书。原因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全力反苏以来，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被列为“苏修”的走狗了，中国跟他们完全断绝了关系。“文革”前后，有一些外国共产党里边又分出了几个人，成立了共产党的马列派，或者毛派。这些共产党的力量本来就很小，这一分裂，力量就更小。我们介绍了两个欧洲的小党，目的是让中国人知道，那些小组织是成不了事情的。他们各方面水平都很低，他们讲的东西，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可能依靠他们去解放全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介绍一个比较正规的日本共产党的代表性的文件，但是这件事，受到×××的严厉批评。关键一点就是，日共把无产阶级专政叫无产阶级执政，就是这么一点，其他也没有提出来什么批评。我的天，对这个批评，我就根本无法理解。因此，我在《申诉书》中说：
日共就在东邻，我们不能预存永远不能改善关系、世世代代要敌对下去的决心。……万一有朝一日可能重新建立关系时，为避免对他们一无所知，就必须把他们的理论、主张介绍过来。而不破哲三是他们的总书记，最主要的理论家，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早已在老迈的宫本显治等之上。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正续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日共的理论和观点，既有一般性的理论看法，也有如何处理日本现在及将来的问题的阐述，这样的书是很难找到的，不译过来，我们怎么能够了解日共呢？×××同志所说不应该翻译的理由，一是日共反华，二是他们认为应把无产阶级专政译作无产阶级执政。反华，我们也长期地全面反对过日共，不能因为此就不研究他们……其实，专政、执政，他们更强调的是译名不妥。（我们正式叫法不也重新采用人民民主专政么？）日共究竟是怎么回事，总要译出来看看才知道。……不去了解人家，只能使我们自己闭塞。例如，理论界过去一般认为日共的理论基本上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简单移植，但是不破哲三的书却批评欧洲共产主义，表明他们同欧洲共产主义又有不同。究竟是否相同也是要研究才能知道。
143 我在《申诉书》里反复要求×××道歉一九八三、八四年的气氛是相当不平常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清污、“反自由化”的形势很猛，有的单位里有的人大大地活跃起来了，我们社人事科的人又去警告女同志，自己直接就去警告，头发要短一点，裤脚要大一点之类，表示他们有权。对一九八二、一九八三、一九八四这两三年这样批判，有几种立场可以采取，其中一是不回答，接受批判并检讨，以当时全国形势之紧张难逃此运；二是不接受，并作一些反批评。我采取的是第二种。
接受批判、检讨，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多了。接受批判检讨后就没个完，永远过不了关，终生都背着这个包袱，终生都放不下，一有事，就要批斗，就要检讨。所以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我如果再做检讨的话，人的自尊心到哪里去了呢？人生在世，一生就为了污辱自己，辱骂自己而存在吗？这样活下去，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祖先？中国老百姓有句老话，人活个脸，树活个皮。一生做检讨，一生要人侮辱自己，算个什么事呢？中国有个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这个时候，我就是不畏死了。几十年还不够，我天天缩着，不敢说一句人话？二十多年了，现在刚刚出来做点小事，三年不到，又犯“罪”了，谁受得了呢？当时我对×××的这个反批判，也是什么都准备了的。下一步，就到秦城监狱去。当时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你把一切不合理的做到家了，我就无所谓了。
同时我也考虑过，我个人的行为，就是我个人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我不是周扬，周扬的处境难了，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影响，说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等，他只好闷声，苦在心头，一下就病倒了。在批判周扬前，《人民日报》的胡绩伟、王若水，已经被批判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单位，就被选为典型了。当时出乎我的意料，但一遇上后，我反而一点也不吃惊了，我反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无非是要来的终于来了。无非是要我屈服，如果我不屈服呢？人要活个尊严，把人的尊严无止境地摧残下去，“文革”后再这么干，不是把人们的一点希望又要扑灭下去吗？
人民出版社这样具体的事，一般人不知道。实际上批评者只在独揽人间真理，只要一个头脑，重复历史往事。并不是什么科学问题，政治问题，无非是权在你手里，这样的一种规矩怎么可能使国家兴旺、强大？我非常奇怪，一个人对历史怎么不是引为借鉴，而是想去重复？我以为这实在是中国的一件大怪事，为什么对那么明显的大错误，也要去重复呢？我在《申诉书》中几次提到要批判我的人向我们、向我本人道歉。我说：
×××同志是我多年十分尊敬的老上级和业务上的老师，但是，“吾爱吾师，吾尤其爱真理”。三中全会过了六七年后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批评”，我是不能不辩正的。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只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的东西就成不了“主义”……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深盼×××同志能够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同志几次要我们在整党中重新明确方向，彻底讨论一下。那么，在整党中作为一个党员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说明我的看法和全部事实真相。最好，×××同志能正式对人民出版社表示道歉。因为×××同志的这些批评，全国都传开了。
同时，我准备好事情可能复杂化，这个复杂化就又难免会牵扯到“肃反”这类问题中去的。因此我在《申诉书》中申明：
因为这件事情已涉及严重的党纪问题，我不得不把这件材料同时呈送中央纪检会。
这件事，我绝不是小题大做。我觉得这种批判、这种扫荡如果太顺利了，就不行。一刀砍下来，本以为像切豆腐似的，结果偏砍不动，这样就会想下一步整人时注意一点。
我的《申诉书》是在我们单位秘密打印的，因为牵扯到中央××局委员，属于机密，所以打印一张，销毁一张，印了三十份。司机去寄送到中央办公厅，包括送了一批政治局委员，一批书记处的，同时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考虑过，与其等你整我，不如我先备案。这大概叫恶人先告状吧。这次，我也就只能主动当一次恶人了。
《申诉书》我花的力量很大，将近三万字。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写？并不是为了我个人。不过，个人当时不表态也不行。认错，我不可能，因为事情是你搞错了。难道我也跟着说，布哈林等都是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应该杀，杀得很对？我能讲这种话吗？不可能。我是被逼上了梁山，除此别无他法。反驳要的是根据、是事实，如果没有材料，没有理由，我也无法反驳。中纪委收到，有没有看的？我估计可能有人看，看了笑笑，你们那些扯皮，我们管，一天不干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