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民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人民出版社这几年没有总编辑，社长有，是延安出来的，我还认识。经过“文革”后，有些人变聪明了，社长可以做，总编辑决不干。总编辑要管稿件，要签字付印，可能出问题。社长兼总编辑，就是不兼，不管稿件。这个也奇怪，上级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办事，只有行政工作的负责人，没有编辑工作的总负责人，几年了，可谓奇之又奇。
他们问我，你愿意回来吗？我说，我愿意，大家都熟悉，特别是有资格有学问的老编辑都熟悉，关系也很好。他们先去活动，到人民社任总编辑，后来上面批准了。
我正式回人民出版社上班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底九月初，在大百科，一年多就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做。
我当时愿意回去是感觉到可以做一点事情，你现在没有人抓全部的出版规划，我正好去。责任，我不怕，我就去负责任。当时人民出版社还是一个单位两个招牌，可以用三联的名义出书，人民出版社也另设个三联编辑室，其他编辑室的也可以用这个名义出书。所以我去，主要是为了三联这个招牌去的。人民出版社这个招牌，书难出，那时仍主要是出文件。
回人民社后的日常的工作，简单地说，不难，这么多年不好好出书，就放手多出一些书吧。但我回人民社工作才一两年，一场大风暴吹来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风暴吹到我头上是很厉害的，我是被这场风吹垮的。
我在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年限到一九八三年年底，一九八四年一月一号，我就正式离职了。为什么恢复工作才两年（此处专指在人民出版社时间，在大百科一段，我什么事也没有干），就决然辞职了？
我之所以急急离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我建议翻译出版的那套“外国政治学术丛书”。中国人不准谈政治，“政治”两个字是我硬要加的。我建议后，很快就干起来了。我回人民出版社基本上只干了这一件事，而这一件事，就闯下了大祸。一场暴风雨就来了。但是全面发动，是在我离职一个多月后，还专门把我找到中宣部去开会。
当时“反精神污染”等，闹得天翻地覆，我感觉时光在回转。“文革”刚结束，怎么又要搞相似的运动了？就是在全国闹得非常响的时候，我因公在上海。我听说我们社有些搞人事的、搞行政的人，已在叫女同志的头发要剪短一点，裤子长了短了的，又搞成这样子。我说不像话，是瞎胡闹。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是不可能在全国“反精神污染”的口号下来也跟反对民主、反对改革、反对开放的。后来接着“反自由化”，因为“反精神污染”不好听，大家不喜欢这个名词。我看这一来，工作很难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坚决辞职了。
我是一九八三年秋天写的辞职信，批准我工作算到一九八三年年底。没有人逼我，就是因为“反精神污染”，加上丁玲、欧阳山等人的拥护谈话，我感觉到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不能接受。
134 为什么要发起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十年“文革”，任何比较正常的图书出版都停止了，只有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小册子，八个样板戏，还有江青对老帅们的训话等。现在人们已经无人知道了，“文革”一开始，江青就对老帅、老将们有一篇训话，号召老帅们要“为人民立新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此讲话即成小册，人手一册。一家人，有几套毛选，不算稀奇，有一堆小红书，不算稀奇，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件怪事。这种现象，“四人帮”垮台后，在思想专制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花多大的力量去揭发、批判。十多年只出了两本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为了大百科，我到过西安等几个地方，到过乡下。“文革”已经结束了，但一些人家，毛选一大堆还摆在那里，毛主席的塑像也摆得好好的，都跟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十几年，从“文革”算起，到八十年代初，老百姓谁不希望能看到一些新书？而且中国对外国的情况，特别是对“二战”后的外国情况，实际上从来就是一无所知。不是所知甚少，我认为是一无所知。自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没有翻译介绍外国情况的书，要有，都是那几本俄文书。名义上有《参考消息》，大学生都可以看，但《参考消息》并不是真的各种消息都有，这个《参考消息》是根据一定的要求来选的，参考性很少。
解放后若干年我们宣传的什么？宣传全世界所有苦难的人民都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文革”前后，我多次下乡劳动，农村天天出工都要叫口号：“身在家门口，远望天安门，心想全世界，为世界革命种田。”闹完了，再下田去，已经十点过了。在“文革”期间，更是厉害，到处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虫，全无敌”。给老百姓灌输的是：全世界等待着我们去解放。
我这里还有个例子。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前不久，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从师大毕业来看我，谈起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俘虏争取回国，他不理解。对我说，他们生活穷得很，他们回去，不是要杀头、要在街上要饭吗？我问，谁告诉你的？他说，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样教的。当时我哭笑不得。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外国的人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杀光。自我愚昧，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因此，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回到人民社工作后，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就是要睁开眼睛，看看全世界。中国对外国，几十年来到了一无所知的程度。所以，非要有一些讲真实情况的书不可。不说点具体情况，是非常糟糕的。这时，我主张赶快把“二战”后外国的情况，多翻译介绍一些进来。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情况要介绍。我利用我这个职务，想大规模地搞一些介绍外国的书。但是这个工作有些不太好做。介绍外国与投降资本主义国家本来是两回事呀，但你介绍外国，就是投降外国。要革命，就还是要说，全世界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
135 发起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简单经过人民出版社有不少同志感觉跟我一样，觉得当时我们太封闭，而且解放后一直如此。他们也认为，应该组织大批的外国书，翻译过来，因为要组织编写新的稿件，基本上很困难。大部分教授惊魂未定，他们先追求安全自保，有饭吃，不挨斗，工资照发就行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愿意把一辈子研究的东西，在临死前拿出来，并不是对现实发表意见，而是对历史怎么解释。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靠李自成、黄巢，靠农民战争，历史学家不信，稍有常识的，不接受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外语修养不错的学者还多，如果组织他们翻译，他们的责任小，正好符合他们的心意。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中联部、国际研究机关，这些单位的兴趣更是大得不得了，他们跟出版社的编辑也认识，大家兴趣很高，听说人民社有这个意图，这些部门很快自己串联，热闹起来了。
人民出版社五十年代编介绍国外书的人还在，他们本来外文很好，很快地，人民社新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室，调了几个外语强的人去。我的意思就是公开地打出“政治”招牌，我们应该了解国外的经济、政治。
然后由我出面，由宣传部、编译局、出版局来发起。我们出版社是小单位，不够资格。这个事情的发起，我在《申诉书》里说得非常清楚（《申诉书》指我在一九八四年夏上交×××同志的一件抗辩书，后面将谈此事）：
惟觉此事由人民出版社出面邀请不够资格，遂立即于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于光远（社科院）、王惠德（中央编译局）、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以上三个国家出版局）等五同志，建议由他们出面邀请有关单位开一次筹备座谈会，成立书目选译小组，然后再开一次有外地三五家出版社组织参加的具体分工的会议。五天后，陈翰伯同志在原信上批：“送曾彦修同志。惠德、光远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来未能开展此项工作。建议把此件送陈原同志一阅。我希望在七月间开会（指具体分配出版任务的全国部分出版社会议）。”半个月后，即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由王惠德、于光远、陈翰伯三人联名代表中央编译局、社科院马列所、国家出版局发出邀请信，人民出版社是被邀请的出版社之一，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在国家出版局召开第一次座谈会。陈翰伯、王惠德、于光远以及国家出版局的几位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由陈翰伯同志主持，不约而同地都觉得这不过是把荒废了十五年的工作重新拣起来做罢了（不过，此次选译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参考），所以那次会议主要是互相回忆了六十年代出版“灰皮书”“黄皮书”的情况，并原则决定先成立一个选题小组，由六十年代初始终参与此事的中宣部工作人员冯修蕙任临时小组召集人，选目小组由中联部七局、中联部苏联东欧研究所、外交部苏欧司、马恩编译局、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代表组成。并原则决定一俟书目初步弄好后，即由国家出版局召集全国部分出版社会议，分工承担任务。×××同志批评说，人民出版社唯一的“创新”就是出了这套书。但是，这个功劳主要不能归我们，我们确是起了一点作用。
这样一来，非常顺利，这套书经过修订，目录出来，有九十七本。国家出版局大概在一九八〇年春天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是落实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布置，即加强中级读物的出版。中级读物，就是解放初出的像社会发展史一类书。
但译书目录一出来，大家的注意都在这上面了，争得很厉害。我对本单位的人说，人家不要的，我们来。这样，经过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两年，由全国若干个出版社出版，绝大多数书都出来了。
当时，出版界多少形成了一些新鲜空气。中国上十亿人口，出版这几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发现，不少人长期养成了一种惰性，对这些书并没有什么兴趣，一是看不懂，二三十年跟外部完全断绝了，不知道如何选书。二是确实被运动整怕了，只求一个安全，对译此套书有兴趣的并不多，多数出版社对此无兴趣。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很快地，一九八二年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在学术上，在文艺上，更紧张。《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两个人下来了。胡绩伟为了什么？为了不同意×××、×××说党性高于人民性。这个话本身非常抽象，讲道理讲不出来。胡绩伟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胡绩伟认为，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其他的利益，人民性是最高的，人民性就是人民利益，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这个说法恐怕没有错。党性高于人民性，那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利益，这个确实不那么易懂。胡绩伟也是二十来岁从地下工作撤退到延安的，做报纸一直做到《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感觉到这种空洞的口号非常错误，所以要在“文革”后完全转变过来。但是×××、×××就不同意，坚持这个东西，斗，斗了多少年。是不是真的在斗这两个名词呢？照我看，不是这个。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没有矛盾，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高、人道主义低的问题。同时，王若水又是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篇讲话文章的三个作者之一。一九八三年，周扬作了长篇讲演，把过去极“左”的观点改变了，就强调了一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周扬当时身体不好，要他写这么长的文章，实际上是困难的。王若水是这个报告争论最大的这段的起草人。另外两个人是王元化与顾骧。
先是批周扬，周扬一气得病。胡绩伟跟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大会、小会上被批判，职都撤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倒一点敏感性都没有，没有感到他们的后边会连着其他单位。我们算个什么？一颗小绿豆。但是事实上并不像我所想的那么简单。我一九八三年夏辞职，是感到工作无法做了，动辄得咎。但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到三月，把人民社的组长以上的同志叫到宣传部去，批评了两次。第一次我不在家，要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及各处副处级以上的人到宣传部去听转述×××的批评，约两小时。三月六号，又叫人民社三个负责人去，指令曾彦修必到。其时我已经离职三个月，是退休人员了。×××一人对我们批评了三个钟头。我一字未发。
但是这一次我也一点没有屈服。我立刻写了一本厚厚的《申诉书》——我不好叫“抗议书”，交给×××，也交给一些政治局委员或书记。我也上交到中纪委，因为根据批评我的那些说法，我的问题应该由中纪委处理——我的问题已经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反革命性质的问题了。
从反右派、“文革”这些运动过来，经验多了，屈服、检讨没有用，下一个运动你会更惨。与其那样，不如我现在就顶住，随便你，我不但不检讨，我要你检讨；我不但不向你道歉，我反复要你向全体人民出版社及我本人道歉。这不是捣乱，而是教训使然。
136 胡耀邦立即批示，赞成“外国政治学术丛书”计划选题小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订出翻译近现代外国学术重要书籍九十七种，号称一百种的计划。人民出版社负责事务上的工作，打印出来，寄出去征求意见。
哪晓得（知道）过了个把星期，突然收到一本两厘米多厚的油印的东西，就是我们寄出去的计划征求意见稿，是胡耀邦总书记办公室退回来的，还有胡的亲笔批示。这个事，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负责把计划草案分发给专家，至多是某个研究所。但是，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编辑室寄了一些给社会上的著名人物，竟寄了胡耀邦一份。这个做法是很不妥当的。按照规定，我们这个计划修改定了后最后要报中宣部，看中宣部要不要请示书记处。“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已经普及全民了。我当时是总编辑，是要负全责的。我只好写一封信，给胡的办公室说对不起，我们无政府的状态还多得很，这个东西是最早的草稿，成型后会呈送中宣部，对寄给胡耀邦一事，我只好表示歉意。因为任何一个小单位都把自己的计划寄给总书记去征求意见，实在太不应该。
胡的回信是这样的：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该指定一二十人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 7·21
这是一九八〇年的事。这封信应该还保存着，是他的亲笔信。
胡耀邦之所以讲太多了，还要精选，是对我们一家出版社讲的。一家出版社一下要翻译一百本确实难。胡耀邦的这个回信，我们并没有对外宣传过，但筹备、翻译这批书的二三十个人都知道了。
到了一九八三年，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一九八四年，×××专门为了这套书，又叫我们三个去。我在《申诉书》里说了这件事：
今年（按，指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同志找我们（曾彦修、张惠卿、陈茂仪）谈话时，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当面向×××同志念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但×××同志听了后，随便说了两句：“耀邦同志是一般说说，不是对你们人民出版社说的。”但是，我以为耀邦同志的批示绝不是随便说说，这个批示在党的理论研究上将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他认为必须熟悉国外的理论情况，“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把问题提得很高，正确而又必要。第二，这个批示是直接回答人民出版社的，批示中还用了“你们”的话，怎么能解释成为不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呢？第三，正因为只是对人民出版社说的，所以，才会觉得一下子搞这么多书，计划太大。如果对全国说的，能够说只翻译百把本就把这项重要工作停止了么，显然不可能作这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