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四人帮”后，我没有给北京写什么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大概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于光远到上海来。于当时还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个领导之一，胡乔木是主要的。研究室有几十个人。
于光远到上海跟我打电话，叫我去看他，在一个很讲究的内部招待所，可能在三四月，不太冷。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四人帮”是怎么被抓的，等等。他来上海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他们单位曾经准备创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上海“四人帮”那些头头说是邓小平复辟的东西，用各种方法破坏。他就来调查这件事情。这件事调查不调查都是那么一回事。我的情况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分配工作。我问他的情况，他说纪登奎要他们全部到大庆油田去调查研究。当时纪登奎是很当权的，华国锋第一，汪东兴第二，他似乎第三。我说，这还骗得了人呀。很简单，怕你们这些人留在北京哇啦哇啦，不好办，再继续像“四人帮”那样整你们，不行了，但实际上是驱逐你们。我说，你到大庆去，能总结出什么经验来？还不是干打垒，“两论”起家。当时就是这样总结的。我说你们去，还不是“两论起家”。整个东北的石油，就是“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你再调查，也不准你违反这个理论。你就拖吧。
我交给他两份材料，我早就抄好了。怪得很，老右派，我偏偏要写两份材料。
一份是康生讲六十一个党员是“叛徒”的事。我对于光远说，康生讲的这件事，你跟我一样，全部听过。康生“文革”出来抓叛徒，其实没有哪个人比他更清楚这六十一个人不是叛徒。他亲口对我们讲了这六十一个人案件的详细情况，讲了一两个钟头。我写一两千字，向中央讲清六十一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可能保证是原话。批准六十一个人出来，不是你康生批准的，你康生还没有回国咧，是张闻天代表中央回答当时在北平的刘少奇。因此这个问题，既不是他们六十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是中央在特殊情况下要他们用登报的方式出来的。
我把材料交给于光远，于光远拿回北京，感到气候还不对，没有上交，不知放在哪里了。一九七八年夏天，或者是秋天，于光远偶尔遇见胡耀邦，胡耀邦急于要给六十一个人平反。这个案件牵涉的人太多，几个中央局书记，很多都是省委书记，至少都是部长。于光远说，我们写过材料，忘记交了，我们清清楚楚。胡耀邦要他赶快回去找，他没有找到。第二天，他派司机把我拉到他家去。一九七八年夏，我已经调回北京。他家还有别的几个人在谈工作，他让我赶快写。我就在他那里写，不过一千多字，很快就写出来。我说，还要几个人签字，他们都还在。于说，不行，胡耀邦等着要。我说，不给别人看？于光远说，有两个人就行了。我自己说不出口，你是老干部，我是右派。他叫秘书去打印，打了就发，说胡耀邦分秒必争。这些事，别人不知道。虽然这些是小事，说明胡在这些事上，确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后来，给六十一人平反的正式文件上，附有于、曾的证明信。我见过的。
另外一份材料是关于张闻天的。我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文革”后，说张闻天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代表人物，据我所知，张闻天不是这样，张闻天是拥护毛主席的。我说，我这个材料，只有几个人知道。一九四二年七月一号晚上，张闻天召集我们农村调查团，还有本地的一些干部在晋西北谈话。张从头到底，全部歌颂毛泽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这个报告不是我一个人听见的，在北京的还有六七个人，我还举了名字，说这些人都还在。因此说张闻天一贯反毛，不是事实。现在来看，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对毛泽东当然歌颂得过分了。
张闻天那天晚上给我们作报告，完全是他自动的，临时组织起来的，讲了两三个钟头。无非是讲毛泽东如何伟大，如何神圣。想不到他最后一段讲，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真是奇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打了那么多仗，死了那么多人，说唯一的成就是这个，这就是极端的个人崇拜理论。他本人可能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理论，他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过一些。他那天的讲话，实际上是个人表态。这个表态，我们几个跟随他下乡的团员不会去报告的，但当地的一百多个人，会不会有人传话到延安去呢？当时“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已经出现了，张闻天那天晚上没有用，但已经把毛神化了。所以，当个人权力集中的时候，就像张闻天这种人格高尚的人，这个时候也要神化他了；像张闻天这样有眼光、有学问，还有人格的人，也完全俯服了。
关于张闻天，我做了一个最错误的事。大概在一九八〇年为张闻天平反，为他开单独的追悼会，陈云致悼词。这个悼词初稿是由三个人起草的，其中有何方和我。不用说，这是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单独跟他有过直接关系。我和何方当时都还靠边。我又起草了一篇文章，讲了张闻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一号晚上谈话的精神，然后交给七个人去签名。我们工作团还健在的七个人有马洪、雍文涛等，七个人都签了名。其中一段，被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参加过这个农村调查的当地的某某坚决反对，删去了，说那是被批评张的走资政策，张还是错的。其实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段，张主张市场开放，很接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各项政策。但是张七一晚上讲话神化毛的这一段，由我写进文章里去了，现在还在《人民日报》上。根据姓氏笔画，我不在前边，但那篇文章是我写的，一个字都没有改过。我当时的水平就是这个样，是跟风。风是什么？谁拥护毛主席，就正确。公开文章还必须如此。
130 调回北京的经过于光远回北京后不久，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中央要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要调一些人到北京，可能有我。这件事实际有权主持的还是胡乔木。
我回了信，说回北京我是赞成的，因为“文革”之后两年还是靠边，连非正式的工作也没有。但是我本人不赞成在中国编大百科全书。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编一个像样的大百科全书，一定是这个国家经过某种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变化以后，反映国家重大的新东西，可是中国没有。现在中国百废待举，这时要编这种书，无非是按传统解释一切，把别人的大百科全书移植过来介绍一点知识，这跟中国大国的形象不太相符。
这封信发出不久，从非正式的渠道听说要调一批人，其中有我。到了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给单位请了一个星期假，到北京来看看。因为当时我没有事，又换了新的负责人束纫秋，他非常好，后来任《新民晚报》的副社长。他说，你去很好，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你带去，你如果能见到胡乔木同志，我们有关于党史方面的问题要问问他。《辞海》还在继续编写，“文革”结束了，知道老调子不行了，但不知道怎么改。
我到北京，住在出版局的空房子里。出版局几间空房子住满了，都是被赶出北京一二十年的人。我找到当时出版局的局长陈翰伯，陈翰伯说是有这件事情，胡乔木他们在筹备，是要编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要调一批人。一方面要调一批科学专家，一方面也要调一批做文字宣传工作很久的人，还准备调一批老同志回北京。我又讲，我就不赞成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我说，我不赞成，把我调来干什么呢？他说，你不赞成归不赞成，调你回来你还是要回来。
实际的筹备小组由姜椿芳做。他是老前辈，外文很好，“文革”期间坐了十年监狱。他出监狱后，就抓紧干这件事，因此把胡乔木说动了，让他来负责。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叫什么领导小组，有什么长，那时什么都没有，就是筹备小组。当时已经找到四个人参加筹备小组。有姜椿芳、朱语今和我。还有一个没有来，他就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他不愿意干，他有事情做。
我问陈翰伯，胡乔木同志能不能见我一下，我有任务。一共才三四天。他说他已经给胡乔木说了我来了，胡乔木准备见我。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去见胡乔木，车子把我送到现在社科院。走上楼梯，一下碰到周扬。周扬当时是社科院副院长。我看见他，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我以为他早就死了，一般人都以为他死了。“文革”初期把他当一号人物整，闹得那么凶，活得成呀！不管周扬过去怎么“左”，但看见他红光满面，后边还跟着一个秘书，是很惊喜，感到意外，我等于看见一个“死灵魂”一样。他也看见了我，他说，你去吧，他们几个等着你。很短的互问。
我跟周扬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认识我。从反胡风开始，我要到宣传部去开吹风会，见他很多次。他是上级、老前辈，我是小青年，就点点头恭恭敬敬地招呼一下。我变成右派后，他大概知道。“文革”一开始，我们辞海编辑所造反的对象主要是我，就是斗我。为什么呢？周扬大概在一九六三年到上海去过，他通过下面的人问起几个人，表示关心，讲几句话，无非是官话。他问了傅东华，还有些人，也问了我。当然是前辈勉励后辈的话，比如好好改造，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等等，只能讲这些，是经过别人传达的。我当然是左耳进，右耳出，这有啥稀奇呢？但“文革”初期斗我，主要的大字报就集中在我身上，说我是周扬派到上海的坐探。
我走进一个小会议室，有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我跟他们三个都很熟悉。他们三个招呼了我后继续谈，谈他们院里的事，甚至牵扯人事安排。我继续听不好，退出来也不好，进退维谷，硬着头皮坐在远处。你是被开除了党籍的人，不考虑你自己的身份呀。但他们三人还是把你当成老党员看，毫无忌讳……
他们的事情谈完，我一般性地问好后，直接提出问题。我说，辞海编辑所正在加紧修改有关党史的人物，有一批人，负责人叫我带来问问乔木同志，有瞿秋白、彭德怀、林伯渠、刘志丹等。彭德怀写得很坏；林伯渠，不懂这么重要的一个老前辈，为什么写得那么一般，肯定是有问题，但上海不知道。
胡乔木说，现在一个个说不清楚，党史人物全部要改，全部要重来。你回去说，停止写了，不要改了，改也改不好。胡乔木谈林伯渠的事，谈了二十分钟。几十年不见，他谈那么机密的事，弄得我莫名其妙。关于林伯渠的一些事，后来知道一些。林伯渠的夫人在林伯渠死后，写过化名信给中央，后来查出来，她自杀了。但是胡乔木给我谈的，不是这件事，是上面对林伯渠本人的误会，他说，这是完全不对的。
他偶然谈起说，把你们这批人调回北京来，主要是为了解决你们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当地解决不了。还是要问北京，这就不如把你们调回北京好。他说的这批人是指哪些人，我不知道。但他的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你们这批人，要准备重新入党。
131 重新入党申请书确实难写我回上海几天，很快收拾后就到北京来了，大概在一九七七年的七月。到秋天，国庆放假前后，天已经不热了，新华社的李慎之跑到我们大百科筹备小组来。我们十几个人，有两间破平房，在东城的边上，走几步就是农田。李慎之在东单下公共汽车，走两三站才到。
李慎之主要来问我一个问题。我过去没有见过他。他说，估计你也有这个事。我们那里，上边先暗示，后来正式讲，要我写入党申请书。后来又催我几次，现在已经告诉我，入党申请书的手续是必要的，会上不会繁难。
写入党申请书就是重新入党的意思。他感到不好写，来问我。我说，我的情况跟你一样，我也拖到现在。他问，你为什么不写？我说，难写。怎么写？重新入党，不写你是右派？但不写不行，这就下不了笔。你说我现在才拥护共产党，我们十几岁就拥护共产党了；你说我现在才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十几岁就相信了，干这个东西干了几十年。现在这么写，全是说假话。
我告诉他我的情况。我们这里的负责人姜椿芳同志，先是找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两次，暗示我。看我几个星期没有动静，有天下午把我带到他家吃晚饭。他有车子。在吃晚饭前，他又很客气地问这个问题。在这个超级慈祥的老人面前，实在感到不好办。姜椿芳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人，一个和善的老人，老党员。但面对他，这个申请书还是难写。我跟你一样，要恢复，就恢复，不恢复，这个问题就只好放下。
在姜椿芳家，我很难表态。面对很和善的老前辈，比你大十几岁，比你入党早十来年，个人品格又非常好，我只能非常客气地说话，无非说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再仔细考虑，等等。
我和李慎之两个商定不过这一关。这一关太难过。
要这些人重新入党，可能到处有难处，很多人不表态，才调整了。大概过了几个月，开支部大会，通知一声，某某人恢复了党籍，组织问题就算解决了。
132 在大百科全书待了大半年，感觉能力实在太不够了我在大百科全书大概待了大半年，感到科学研究与国外相距太久了，很难接上头。但国内的一些科学家积极性很高，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积极性，但表现不一样，有点怕，不知道怎么写，认为老一套不行了，新一套，又不知道上面的尺度。
大事情不会做，某些小事，要让我抓一下还可以。我给姜老建议，赶快抓紧时间，把大百科的一些条目请现在还健在的科学家写。我说，他们可以请助手写，写完后他要看，要修改，或者委托什么人修改。这个稿子存下来，因为离出版还要好几年，将来书出来，有的老人可能不在世了，条目仍用他的名义，也可以连助手都署名。我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请郭老写“甲骨文”的条目，如果这一条是由郭老写的，大百科的声望地位就不一样了。又比如请裴文中或贾兰坡写“周口店人”。周口店人的研究，他们是始终参与的，其他人写，就不一样。又如请梁思成写“故宫”，请冯乃超写“创造社”。当时他们都在，积极性很高。我说，如果这样写，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们可能有三四千条以上，那大百科的影响就更大。我说，我可以来专任此事，别的我不行，只要找一个伙伴。我推荐了戴文葆。我说戴文葆同志是我所知道的人民出版社第一个学问广泛的编辑。我跟戴文葆两个，只要在全国有大学、研究所的城市跑上一年，大概能拿出两三千条。不说从学术上，就是从商业角度上来讲，这也是个好办法。我还请戴文葆来开了两次会，他愿意，他认为我这个设想很对，而且他干这些事比我能干得多。他的知识、学识比我好得多。后来没有做此事，戴文葆回文物出版社了。（之后，我又动员他回人民出版社。）
这个事情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无何作用，我没有这个学问。我急于要离开，我知道我做不出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