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干校前，我们在农村已经住了几个月。这件事是全国都统一的。我们单位开到奉贤县农村，占三分之二多一点的人都去了，上海还留了二十多个，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有些是身体不行的，有些是管钱的，有些是造反派，造反派的女的似乎未去。
一家伙到农村去，好几十个人（工宣队、军宣队就十几个人），天天要吃饭、喝水。不能吃农民的，就借用农民的厨房。大师傅去了一个，做菜的，其他的任务就在三个人身上了，我和严庆龙两个右派，外加一个钟吉宇。可能上面有规定，一切重劳动都交给右派。我们三个二十四小时负责整个厨房。
做些什么呢，天不亮，四点多钟起来用大锅烧水做稀饭，然后是挑水。我们借厨房那家人旁边就是小河，上海周围多是这样的，岸上离水面只有两三尺。挑多少呢，有半个人高的缸四个，我跟严庆龙两个人一早上要挑五六十挑，还要挑够洗脸水、洗碗水。钟吉宇管烧火，他精神不够正常，不敢放心让他挑。早上大家起床做运动，然后洗脸，开早饭。饭吃完后，洗碗，洗锅，全是我们的事。四缸水用得差不多了，又要挑水，把四个缸装满，接着打扫厨房。
忙完早饭打扫后，随着师傅去柘林镇上买菜。这个师傅并不很坏，但他知道这个时候对我们决不能好。我们去挑菜先回来，他在茶馆里坐一阵，九点多钟回来。我们理菜、洗菜、切菜，中午淘米做饭，他只管炒菜、分菜。中午饭后，洗锅，清扫，又挑水，把几缸子灌满。这时大概快到三点，大体可以休息半个小时。接着做晚饭。晚饭后，又是收拾，黄昏起，又要挑水，供晚上洗脸等使用。
我们三个人，就睡在厨房旁边农民的一张床上。我高瘦，严庆龙又高又大，钟吉宇个子较小，这样怎么睡觉呢？我们再三央求，钟吉宇老先生做完事后，可以回到大家住的地方。
当时有规定，在农村里不能说哪个是右派，怕出事。因为农村也闹，知道你是右派，把你打死都有可能。因为有这一条，我们没有被打死。这是军宣队的规定，不然也难说。
一九六九年十月到十二月在奉贤县农村里三个月的劳动，算是把整个工作顶过来了。解决好几十个人的洗脸、洗脚、吃饭，没有别人，实际上主要是我和严庆龙两个。根本上是严庆龙。钟吉宇也少不了。这三个月是负担最大的，相当紧张，心里很怕，缸子摆在外边，如果放毒，不把我们捉（抓）去枪毙才怪！还好，那个时候这些事还少。
117 平常看见我是一把骨头，一劳动，样样会干一九七〇年一月或者二月，我们正式到了奉贤县的五七干校。干校离海边不远，在闵行镇东面十来里的海塘里面，东面是东海。那一带都是五七干校，我们旁边是电影五七干校。干校正在修的时候，我们均不知道，建筑材料铁丝、木料是从上海运去的，花了不少钱，可能搭草棚的草是当地买的。叫我们去，房子、路、水沟已经基本修好了，可见早已定案。因为要划界，要整地，要有一大堆“基本建设”，这一大段区域不知准备了多久了。
我们叫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共有十多个单位，每个单位是军事编制一个连，我们是九连。《解放日报》是一个连，《文汇报》是一个连。七八十个人是一个连，五六十个也是一个连。房子全是新草棚，我们有一个大草棚，男同志住，有一个小一点的，住女同志。还有两个更小的，一个住工宣队，一个住军宣队。男同志、女同志住的都是旧的双层木床，全是从上海各校运去的。学校停办了。
我们去住了一个晚上，漏雨，又补草。这次没有让我上去，上房危险。按照规定应该是我上去的。
在这里劳动的两三年，对我来讲，是一种解放，因为我会劳动。我在根据地十几年，什么没有干过？从小在家里边，也看过，也干过。不像上海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劳动过，确实不懂。我们那个连里会劳动的好像只有一两个，或两三个。
我们九连工宣队前前后后的几个队长都非常好，都是工厂里的老模范，他们是被造反派排斥的。我们的军宣队长是空四军一个地勤排长。空四军后来因为林彪事件搞得很厉害，说要暗杀毛主席。这个排长才是真正的工农兵。他在安徽农村是放牛娃，也打过铁，然后当兵。他不过是个地勤排长，但他很有水平。名义上全部权掌握在工宣队手里，实际是掌握在军宣队手上。
平常看见我不行，一劳动，就不一样了。
生产组拿着新买的锯子锯木头，锯不动。我说没有开口呀。他们问什么是开口，我解释了半天，一个齿向这边，一个齿向那边。我说我可以开口，需要钳子。又去上海买钳子。我们那里天天有大卡车回上海。我小时候看见过锯条开口，虽然是第一次做，但道理懂，就没有问题。他们又去锯竹子，锯不动。我说锯竹子跟锯木头的锯是两种。锯竹子的，锯子比较薄，齿也比较小。又去重买。
这大体上会给他们一个印象：原来解放区来的这些老东西，什么苦活都会呀！
118 我跟郑炳中（耿庸）做管水员主要的劳动是种稻。给我们连四块田，每块田的中间原来是堆盐的地方，四块田共十六亩。稻田事先已经做了很多基本建设工作，都挖好了，盐没有了，也冲过一些了，水也淹好了。何时做的，做来干什么的，不太清楚。
种水稻要一个管水员，一天到晚要看着。插秧以后干什么呢，田干了，要灌水，下大雨了，不管多大，都要披个雨衣去看。水多了，秧苗会漂起来，要放水。任何时候离不开人，半夜都要管。南方种水稻我知道个大略，我就自报了做管水员。做管水员是辛苦，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找个借口，这样就等于脱离了我们本部了，什么大批判，什么唱样板戏，我就堂而皇之地逃过了。我自愿地以劳动惩罚来代替精神惩罚，多好呀！管水员，浪漫点说，我就真成了大地的儿子。
不久，我把郑炳中也设法弄来做了管水员。我当水利部长，他是“现行”，只能当水利部副部长。
郑炳中，笔名耿庸，是“胡风派”中的一个作家，刚出狱几个月，即遇“文革”，又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他到干校后，我觉得他一个人苦得很，把他一个人放在小工具间。工具间就是放粪桶的地方。这些受胡风影响者有些不可理解，一天到晚拿个马恩全集在那里看，苍蝇呀，蚊子呀，嗡嗡嗡的，不管。像他那样，我觉得比坐监狱还难受。我向工宣队、军宣队建议——这个建议不能像正常的建议，还得装出个样子。我说，郑炳中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叫他在那里舒服，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这么大四块田，我一个人也管不了，我建议把他调出来，同我一起管水。他们同意了。
耕地、耙田，全是我和耿庸两个人做的，公家向老百姓借的牛。犁田开始，我让他在前面牵牛，我在后边，结果我根本不行，犁不动。他到后边去，哎呀，居然就犁动了。犁一阵，我们上田休息休息，抽劳动牌烟，八分钱一盒。
搞（干）了一个星期，我就问耿庸，你劳动真厉害，劳动了十年，什么都会。他说，我一天都没有劳动过呀。我很吃惊，说，你不是胡风分子，被关了十年吗？他说，我真的一天都没有劳动过。他们坐的是特殊监狱，在上海建国西路，房子很高很大，当时关有几千人，老百姓都不知道，是个秘密的监狱，他们进出都是晚上。到现在为止，我问别人，说老百姓只知道那里是个军事秘密单位，其他都不知道。
耿庸说，一间房子那么小，关几个人，还能劳动什么呢？根本没有劳动。我说，你们这批人太厉害了，坐在粪桶旁读马列，下了田，又马上能做从来没有做过的，还能犁田。
犁了田，又要耙田。我说，我也要学一学。耙田，前边牛拉，后边有一个专门耙田的农具，人站在农具上，牛往前拉，就把田耙平了。但我站上去就滚下来，站上去就滚下来。他站上去，就没有问题，把田耙平了。在体力劳动上，他成了天才，我不理解。这个劳动，难度很大，第一次就学会了，除了佩服外，我只说能跟着胡风跑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奇人。这些人，干一个事，专一个事，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不过思想确实有点钻牛角尖。
田耙平了，放水，水只能高出秧苗根一点。插秧的时候，我就成为要人了，这里叫老曾，那里叫老曾。我升为“老曾”了。说这里没有水，这里水太深。插了秧后，长到三四寸，稗子出来了，我看到那么多人去拔，把田搞得一塌糊涂。我跟耿庸说，我们两个包下来，整天拔，他们会答应的。上面当然答应了。只要天一亮我们就去，晚上才回来。搞（干）了不久，发现了问题，稗子弄了一大堆在田坎（埂）上。田坎窄，又只有抱到大路上，运输量很大，太耽误时间。不久，一个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看见后笑我们，他说不要这样，稗子拔起来，根朝上，用脚跟踏进土里，它就长不起来了。孔子说他“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我们说，“吾不如小农”“吾不如小圃”。我和耿庸，把稗子和稻子分得清清楚楚，一看就不会错。稗子的梗子和叶子更宽一点，颜色更绿，根部更白一些。以后就整天做这个事。上午，下午，至多休息十多分钟，抽点烟。稗子问题解决了，有希望收一点。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没收成。
撒化肥，我们说大家来，把稻子弄坏了，还是我们两个。喷药，也是我们两个。冲水，因为是盐碱地，上面浮着一层盐碱，也是我们两个。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一天全部的时间不够。虫也出来了，团部生产处装了光管灭虫，通根电线，常出毛病，所以，晚上要去看光管。
119 捞水藻、捞水浮莲、拉大车、倒石子到深潭里去捞水藻，做肥料。黑色的水藻很细，比头发粗一点，有点像长头发菜。水有大半人深，有些地方比人深。许多人不敢下水，我不怕，会游一点。我不是在家乡学会的，我是在延安延河里学会的。
我们连队会一点水的，我一个，还有一个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一军宣队员。我们三个，背心一脱下去。他们说，老曾这个人似乎风都吹得倒，现在能下水，公然游来游去。我们把水藻推到岸边，岸边的人用钩子钩上去，运走。
捞水浮莲，绞碎喂猪。水浮莲很重，大多数人不敢下去，捞水浮莲又少不了我，又是我们下水去推。因此，在干校的两三年，他们不怎么斗我。
拉大车是个技术活，但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硬去拉，拉不动，掌握好重心，用力就不大。在上海牛棚时，老派我跟另外一个人去拉东西。这个人老实，胆子也小，说他是国民党的中校，其实他什么都不是。空车的时候，他都拉不动。我说，你坐上去。他不敢，怕被人看见。我说，你没有发现拉空车时要放砖，你坐上去，你的重量刚好落在车轮着地的中轴点上，拉起来就轻。马路上有许多妇女拉车的。我说，你看，她们都手臂约三十度向上，就像车在推她们。车子启动以后有个惯性，你就利用它。他不敢坐，我说我来试验一下。我去坐，他很高兴，他拉动了。
所以，在干校拉大车，拉酒糟，又少不了我。这一来，不少人认为根据地的人真是劳动过的，没有做过的，一下子也就学会了。
挑石子，挑沙子，挑烂泥巴，这些工作，只要你会挑，就不太重，扁担在肩上都是一闪一闪的。关键是倒出的时候需要技术。倒时，一只脚跨前半步，两只手拉着绳子往两边一翻，倒得干干净净。他们看，看不会，非要把挑的东西放下来，再来倒，多费力呀。最难的是挑烂泥，始终没有一个学会，我不懂是什么道理。很容易的，老百姓谁都会做，腰一弯，一脚跨前半步，两只手往外一翻，烂泥就倒出去了。结果，竟始终成了我一个人的表演，无人想学。
干校要不断地搞基本建设，要修路，不断有石头、细沙子运来。都是船装的，离开干校有十几里路。一船石子，一船沙，派给哪个连，哪个连就去装到卡车上。
从船上装进竹筐，很重，几个壮丁戴着很厚的手套干，因为离卡车还有二三十米一段路。装车时，下面四个人推，我跟耿庸两个人在卡车上接，然后倒（因为这最重，也易伤）。但倒了第一筐，我就发现不对。前一筐倒下，把后边的堵住了。我立刻跟耿庸说这样不行。后来，装满一筐石子放在卡车尾下，送石子的人提着的一筐快放到这个筐上时，我们立刻乘势提起来一下往空中一翻，倒出石子。倒的时候，尽量往最前边倒。我很快就发明了这个办法。这个发明很重要，不然会累死我们两人，我们在车上是不是很累呢？是很累，但用猛力，几秒钟的事，但是，非如此不可，不如此，解决不了问题。
我看见其他的连队，像古籍出版社，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累半天，弄不了。我们建议他们像我们这样，他们学不会，有一次，我跟耿庸两个就帮他们倒，我们是邻居，不然他们就完不成任务。装完车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回干校。我这个人，是天生的体力劳动者，我还能想点办法。体力劳动，只要想办法，就不大一样。
120 挑水，淘猪圈，冲盐碱还有一件事是带有污辱性的，要右派做。干校每个连队都有四个大缸，上面有盖子，我跟严庆龙、程光裕三个右派必须每天挑水。前面已经讲过了。
淘猪圈。这个事够受。猪圈长期没有淘，垫猪圈的草压在下面，要把它挖出来，装车，运到田里做肥料。重得要命，用全身的力量挖，都挖不起来，只能挖几根。这个工作，我们单位还有一个女同志参加。是处罚呀，她是人事科长庄献之。叫一个中年女同志来做这种事情，道德的底线何在？但是造反派的骨干，一下也没有下乡。
冲盐碱。田里当中的一块原来是堆盐的，盐分很重，影响水稻收成。我跟耿庸两个人去改良。我们用比手掌宽的一点的铁铲把土翻起来，用水冲，这样反复翻，反复冲。我们估计要三四年后才能改善一点点。这个工作本来可以不做，没有人叫我们做，但我们认为在干校是一辈子，就想，把这个田改善一点，使亩产高一点。我真的是这样想的，看样子，一辈子就这样子了，与其天天唱着“样板戏”过日子，不如避开“样板戏”天天老老实实去种田。不但如此，我们还准备在一九七二年提出全面的改革种植计划，即中间堆盐部分不种，把力量集中在旁边，劳动力可能减少一半，收成可能要好一些。因为观察了两年，费这么大的力量，肥料、种子等，用在堆过盐的田里，一切投入多白费。大概一九七〇年以后，团部作总结，说我们种出来的水稻，按照我们当时已降的工资来算，平均四百多块一斤。但是一九七二年还没有春耕，突然北京开个什么会，周总理关心《辞海》的事，说《辞海》是毛主席提出的任务，你们放弃了几年，不对，要我们回上海。其实周总理是用尽苦心，用各种名义把文教单位的人弄回去干事情。所以我们辞海编辑所的人在一九七二年四五月间就全回上海了，其他单位的还继续干。我个人一九七四年又回干校去干了四个月。所以加起来，我干了三年。
121 表面上对我要大整，重要的问题反而要请教我三年当中，由于劳动的关系，看我不像个反革命，人虽然瘦，但什么都拿得起，什么都会，所以军宣队的队长，表面上对我要训训，机密的问题反而要找我商量。
我们单位的陈落（陈国栋）在清华大学当过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清华大学毕业，长期做地下工作。抗战后的一两年失掉关系，解放后经过审查，重新入党。
肯定是陈落自己的自传写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他领导的一个学生党员回山西时在太原被捕叛变了。这个学生供出了一些人，包括陈落。这样一直怀疑陈落，“文革”斗，下到干校也斗，说他是叛徒。理由是，叛徒讲了你的名字，你读的学校，你为什么没有被捕？你一定是被捕了，当了叛徒。陈落这个人不大说话，他的解释一直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出事嘛，听说那人被捕，我就回到乡下躲起来了。
一天晚上，快九点了，军宣队的队长、工宣队的队长突然来找我。工宣队长参加过抗美援朝，人极好。他们把我找去，说：老曾，陈落这个事斗了这么久，你的感觉怎么样？我看到他们很诚恳，就跟他们谈了可能两个多钟头。我从“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谈起，谈国民党跟地方军阀的关系。我说，国民党跟各个地方势力的关系，不是共产党中央跟黑龙江省委、广东省委的关系，根本上是两回事。国民党下面的地方势力，特别像阎锡山这些军阀，他们希望自己控制的地方秩序稳定，不出事情。至于你蒋介石直接统治的地方，则巴不得（希望）你越乱越好，越控制不住，他们越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稳坐钓鱼台，你想吃掉我，办不到。所以，如果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在自己的地方发现了蒋介石南京有个共产党，不会立刻用密码电报通知南京，更不会派专人去通知。他们跟蒋介石的关系，是希望蒋介石垮台。所以这种事，不会报告。我们共产党不一样，西藏、黑龙江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马上一个电报到中央、公安部，当天就抓起来了。如果国民党全国都像我们，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取得政权，还在地下呢。所以像陈落这种事，只能是这样，相反倒是不能解释了。如果阎锡山立刻高兴得不得了，赶快给南京一个电报，告诉南京哪里有个共产党，赶快捉（抓）起来，国民党就团结成一个人一样，它会垮台吗？国民党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才是这样。因此陈落讲这种情况，不但不稀奇，而是正常，甚至是必然。最后我说，我讲的这些，供你们参考吧。
这就是启蒙，不怪他们。他们看出来了，你不像个坏人，所以就把这种事来问你。一方面劳动的事，表面上要你做最脏最累的，但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性，他们是被迫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等等，当时着重是搞右派。其他的学术权威，也无非叫他扫扫地。
122 用各种劳动去代替各种强迫思想“改造”“文革”时期的劳动，五七干校的劳动，不少人的回忆都痛苦、悲观，包括叶圣陶的儿子写的回忆录。我确实没有谈这些方面，我完全没有谈内心的悲观。其实悲观得很，悲观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整个民族的前途。我当时认为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认为中国完蛋了，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看到权力落到江青手中后，更不抱任何希望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知识分子了，而是一个国定的五种主要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中最后的一个等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绝望了。鲁迅似乎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正是鲁迅还看不出中国有什么希望的时候讲的，很沉重，很痛苦。我这时候就是这种心情。
那些大叫其苦的东西，我看到过。原因在于他们那时还没有麻木，还没有绝望。而我相反，我实行的是“阿Q主义”：人生大概会遇到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吧！我用这来麻木自己。当然这终究也是自己骗自己的。但是，如果不骗，不是更苦么。所以我愿意劳动，花全部时间劳动。我当了管水员后，许多事都逃掉了。比如天天唱样板戏，我就不唱；学习姚文元批评吴晗的文章，我就不学。到现在为止，姚的这篇文章我也没有读过一字。如果又要学，我找种种借口，找最难的、最累的、最脏的活儿干。我说，今天我干这个，就躲过了。他们再怎么整我，觉得水稻没有我不行。
我还躲过了“拉练”。拉练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半夜走，走几十里，再回来。我们干校拉练了许多次，我都有借口，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我说，一来一去，四五天，这里管水的事一天到晚都离不开人。他们同意了。陈落当时五十几岁了，头发全白了。我看他几十里路走下来，实在是累得不行，我跟耿庸商量，陈落也苦，这次你跟陈落对调一下行不行，这次把陈落留下，你跑一趟？耿庸去了，陈落少去跑了一次。四五个钟头跑几十里，要他的命。我因是管水员，免了这样的事，而且非常自然。
所以，我犁田时，犁田至上；我插秧时，插秧至上。这样，把人的痛苦减低了不少。天天学习唱样板戏，天天读圣书，天天喊口号，天天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人到了这种程度，变成什么了？心里边不愿意，但又不得不这样做。我呢，用各种劳动代替各种歌颂“四人帮”的痛苦。比较起来，一天到晚受那种罪，受那种精神的罪，比下地狱还痛苦。你江青是什么？你张春桥是什么？你姚文元是什么？我要把我的人格全放下，捧你们，全天歌颂你们，那个痛苦，不是人受的。所以，体力上受的苦就变成很能接受的了。天不亮就起来到田里，晚上九点才回来。你去拉练，来回四五天，我一个人在乡下劳动，没有人来干涉，得其所哉，心里不那么痛苦。
在干校当然苦，但在那个情况下你不接受这个任务，你不干，别人更苦。比如装卡车，我跟耿庸不做，累死也运不回去。捞水藻，我会一点水，你不下去，别人不会水的下去，行吗？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我不干，别人干起来，痛苦多我一百倍。他没有这个技术，他不会。你强迫我下去，还不如我自己下去。
别人谈到五七干校之类的经历时，都很痛苦，我为什么反而眉飞色舞十分高兴的样子呢？我可以问一句：你是喜欢天天在四十度高温下生活，还是比较喜欢天天在三十六七度下生活呢？“地、富、反、坏、右”，天天过的什么“生活”？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最下，腐刑，极矣！”“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劳动时，我不比年轻力壮的人差，这时我的人格是独立的，自由的，没有时间去自羞自愧与自我污辱了，因此，当时就会“自我感觉良好”，阿Q一番。人活个脸，树活个皮，再大的权力也不要以逼人自辱为乐啊，“士可杀，不可辱”，圣人又何必非先辱后杀不可呢？那是失败，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汉武帝权大极矣，不时以屠杀大臣为乐，他给了司马迁“宫刑”，到底是谁犯了罪呢？
123 在宽宽的田埂上，吸着“劳动”牌香烟，作作打油诗消遣进入干校时，各人的处境不一样，心态自然会不同。对有些人像是判了无期徒刑一样，悲痛十分是自然的。但是，它我对则是一个大解脱，天天在大自然中，与自然相处，对话，再怎么苦，再怎么累，自然不会侮辱人，不会让你做我前边讲的那些侮辱自己的事。你如果不是生成的奴才，当然选择去做重体力劳动。
我这时学会了猛抽香烟。当时上海烟厂为适应大家的购买力水平，新出了一种八分钱一盒的“劳动”牌香烟。大概与相声里那个“宇宙”牌差不多。二十支，有时会自动熄掉，有时会猛然发出爆炸声。但不会弄死人，照吸不误。
我在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一九七一这几年，一个人在田间坐看蓝天白云时，每每顺口吟出一些打油诗，即咏即成，多是五绝、七绝，间有七律，恐怕有几十首。不过我作的不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样的闲适诗。我举几首。我曾与一老人共同抬沙石水泥等一个时期，我有诗记其事：“勤勤建猎舍，抬沙万把斤。竹杠两边客，自始未通名。”为什么不通名呢？为了减少麻烦。后据说，另一抬扛者名金姓尧，是一大文史家。我又与“胡风分子”耿庸是管水员，前边已经讲过我们的事。我也有诗：“夜半起犁田，耿庸刚出监。我争先上耙，一鞭滚下来。”
此外，偶然也有一些时事性的感言诗。例如，一九七一年好像在五七干校看过一次钢琴伴唱《黄河大合唱》。我的印象还好，是艺术家们合作的。于是，我在脑子中又形成了一首《哭冼星海》：“七载巴黎究乐音，一曲黄河海内惊。国人引领聆新曲，却送神京学圣经。”因为这位勤奋的天才一去就不复返了。
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干校时，好像又有一次批瞿秋白的高潮，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便顺口念成四句诗《悼瞿秋白》：“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秋深月更白，诸夏永怀霜。”这里要解释两句。“诸夏”句是指一九三六年鲁迅为瞿秋白出版瞿秋白译文集两厚册特装豪华本时，把出版者取名为“诸夏怀霜社”，而瞿即名“霜”，“诸夏”则泛指中国。
我们五七干校所在的地方在上海市，属奉贤县柘林镇，南面靠海一面修建了几个世纪著名的“海塘”，即一项延绵数百里的保护农田、防治海潮的特大水利工程。海塘之外，南面即杭州湾，再往东就直连太平洋了。柘林镇在五个世纪前曾被倭寇长期占领，倭寇据此作为抢掠焚烧我东南诸省的重要据点。我几乎天天都要走上海塘，面对杭州湾，不知不觉就形成了《柘林东望》这首诗：“柘林东望海汪汪，五百年前宰杀场。世事于今唯内创，仰视云天泪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