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时，上海辞海编辑所相当庞大了，七八十上百人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单位里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搏苍龙”“抓刘邓”“革到底”“学林江”，这类战斗队和革命司令部多得很。前半年，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同年的十一月十二月，我是单位的第一个焦点，你是右派，大右派，文章做起来很方便。做就是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大打人，就是骂。大字报如山似海。天天有高潮，骂我根本不能到上海前线来，上海是国防前线，怎么能让这种反革命分子来呢？说我是周扬派来的定时炸弹，不过瘾，又说是刘邓黑司令部派到上海来的特别情报员。我举这些，是好笑，怎么会闹成这样？一点不稀奇，当时全国都是这样的，没有说你是日本派来的特务，已经够客气了。再下去，就可以说你是日本派的特务了。这样以我为中心，闹了半年。到十一二月，我发现有张大字报是几个党员写的。他们本身是“老保”，是靠边的。他们说，我们单位“文革”的大方向偏了，大方向应该是揪“阎王殿”。这张大字报出来后，情况才有改变。这些党员都到北京去串联了。单位里十几个真造反派真干起来了，很厉害，楼梯、房子，里里外外贴满了反对“老保”的大字报，把矛头一下全对着“老保”，即多数群众了。
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年初就开始设牛棚了。我呢，是第一个进牛棚的。这个牛棚里只关我一条牛，是旧式花园的花房改的公共食堂，不准我到办公室，白天劳动。
我们那个单位，与季羡林《牛棚杂忆》写的相比起来，没有那么凶，没有那么残暴，但折磨人的花样可能比他们多。我这里尽量不重复，全国讲得不少了。
当时上海的牛棚关十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资本家、走资派、反动权威。又可简称“地、富、反、坏、右，叛、特、资、走、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其他，扯不上边的，就给你戴上更多帽子后关起来斗，当然大单位关的范围比这个宽多了。
当时什么叫“反动权威”？现在的青年人可以说想死都想不到。凡是你有一技之长的，就是反动权威。理发理得比别人好，工资比别人高，是反动权威；炒菜炒得好的，也是反动权威。更奇怪的是编竹篮子的、编竹筐的师傅，也叫反动权威，都是要挨斗的。“文革”开始，上海的理发店挂毛主席像，两边还摆上些什么，跟供菩萨一模一样。理发的人去，首先问，你是什么货色？当时谁都怕，是什么就说什么，如我是地主、我是右派、我是资本家等等。问完，叫你向毛主席请罪，在毛主席像前哇哇请半天罪。请了罪，叫了口号，才给你理发。我去试过一回，这个理发比坐监狱还难受，宁肯上杀场，我也不去理这个发了。没有办法，我就在小弄堂里理。当时很多家中无收入，妇女都出来理发了，也不管会不会理，拿着小推子，一块布，一个凳子，也不要镜子。当时牛鬼蛇神太多，我们单位七八十个人，揪出来二十三个人，这些人怎么办呢，工资扣了，去理发也要先请罪，于是，就在弄堂边，一毛钱理了，也不洗。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理发员理得很好，还有一个镜子，就去找他理发了。我一边理一边跟他聊。我说，你不是一毛钱的家庭妇女来理发的，你的手艺高明得很呀！他说，我是某某大理发厅的理发师。我说，怎么到这里来了呢？他说，你不知道，理发店理得好的都要挨斗的。我问，斗什么呢？他说，斗反动权威。他让我向近处上海美琪电影院斜对面的一间旧平房看，那是个编竹器的合作社。他说，那里才开斗争会。我问斗什么。他说，斗师傅，反动权威。到这个竹器社来编竹器的都是附近的贫民，来求生的，竟然成了反动权威。这个理发师说，我们的理发店已经有人挨斗了，我再不跑出来，就斗到我的头上了。我不好意思，给他四毛钱。其他大理发店是八毛一块多。他不好意思收，说来说去，收了两毛钱。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绝不是只有哪一个人感到恐怖的问题，人人都感到生活在惶惶难以终日的世界里边。编个竹筐，技术好一点，都要被斗。一切只许坏，不能好，不许你做出成绩，任何人要做出成绩，那你就是牛鬼蛇神。当时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大部分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了，提着破痰盂敲几下，叫喊我是什么什么牛鬼蛇神之类。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住的房屋后面，我亲眼看见了。有些小孩子，拿着木棍赶老师。当时的气氛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全地球都必然会照这么办，先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然后“五洲震荡风雷激”，“环球同此凉热”了。
一九六六年，陈伯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一个号召全国大斗特斗、大乱特乱、天天刮十二级以上台风的总动员令，从此全国就人无宁日，地无宁日，国无宁日，以致有那么多坟墓也无宁日，延安的“四八”烈士墓也被毁了。而所谓“牛鬼蛇神”又是无任何明确定义的，今天你算权高气大，但一声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坚决的保皇派”等等，你就一切都完了。在很长一个时期，“文革”中的前三四年吧，“人”与“牛鬼蛇神”之间是没有明确区分的，今天你斗别人是“牛鬼蛇神”，说不定明天你就是“牛鬼蛇神”了。一九六六年秋冬或一九七七年春，一次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大斗“牛鬼蛇神”时，我被插着大“标子”（旧时押赴刑场砍头时插在罪犯后颈高过头的大标牌），上书“大右派曾彦修”，字少醒目，倒也简明。始终押着我赶上“斗牛”场并被斗的，是一位原国民党政府浙江南部温岭县的“推事”，据说是县法院的审判官。（此人最后似也未进牛棚，不知有何法术。）我心里想：这倒好，蒋介石何必“反攻大陆”呢？这不是已经实现“国民党大审共产党”了吗？上海事实上已经把革命与反革命翻了个天了，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八九月间，表面上以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名义，组织多少万人去消灭江南造船厂的另一个造反派，结果竟把“江南”船厂的地下党员视为反动组织，公开在文化广场设办公处，要江南厂的地下党员去登记自首（这一登记是不是明白叫“自首登记”我不甚清楚）。解放后，我们并不要每个国民党员都来登记，而是只要它的区党部委员以上的党官来登记。我当然不是说一切“文革”中的全国乱打乱斗，都是来自陈伯达的这一号召，但它们同这个号召是绝对分不开的，则是事实。
110 打扫厕所的学问，我可以写一本很不错的小册子我一九六七年春进牛棚，到一九六九年，将近三年。干了什么呢，我择要地讲讲。打扫厕所还要“择要”讲，学问确实不少。
一清晨赶到单位打扫清洁。开始是我一个，后来就多了。进了“牛棚”的，都来打扫。我们单位是大资本家的花园洋房，有个很大的花园。房屋不让我们进，我们打扫公共的地方，特别是厕所，楼上楼下好几个，而我是打扫厕所的真正的专家。平生唯此堪称杰，打扫厕所可称王。关于打扫厕所，我可以写一本书。“文革”后，邓小平曾经夸奖童第周，说童第周真是个科学家，打扫厕所，也打扫得非常干净。我看了后，心里有点不平。我不是科学家，但我也打扫得很好，坐便器内部，工具弄不到的地方，我都是用手去弄干净的。外边花园里的小便池，可能几十年没有打扫过，我全是用手。还有厕所的地板，多少年没有去垢，我是坐在地板上，拿着钝刀，一边刮，一边擦，一寸一寸弄的。又要刮干净，又不要伤地板，好容易！所以，打扫厕所这门学问，我可以写一本小册子。除了童第周外，全国打扫厕所打扫得好的，一定千千万万。既然打扫厕所了，就把它打扫干净。打扫女厕所，我尤其卖力。没人时，进去反锁，打扫半小时出来，让人进去。如此反复，便完成任务了。我故意夸大地两手拿满清洁器物，大张旗鼓地进进出出，让人明眼看见，以免发生诬告。
打扫厕所的工作，对我来讲是长期的强项。划了右派到上海去，就没有断过。这个单位对我很好，很客气，甚至优待，重体力的劳动没有让我做。但是扫厕所，我一去，就要打扫。可能是上面规定的，你没有到东北、西北去劳改，必须在本单位劳改，而且还必定是打扫厕所之类的。其实，打扫卫生本身没有什么下贱，是规定的人头脑有欠清洁。我对接受打扫厕所的工作特别高兴。因为就没有人认真打扫干净过。我认认真真的，每个平方寸都要打扫干净，至今足以自傲。
他们七点半上班前，我们就要打扫好，他们上班，我们就滚开，到牛棚去。
我们单位调去的右派，有四个。李毓珍，老前辈了，我们没有要他多劳动，我跟另外两个右派，一年要四次到中华书局图书馆去做一次清洁。这时中华书局的资方在大陆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图书室由辞海编辑所代管，也可以使用，很大的，几层楼，几十万册书。图书馆平时关起来，每一季要彻底打扫一次，透透气。一次要三天。我心想，这些书商盖这么大的图书馆楼，藏这么多书做什么呢？
111 天天早晚请罪中之千奇百怪早晚两次，在毛主席的大像前请罪。伟大叫了半天之后，叫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还要叫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完了后，鞠躬请罪，一鞠躬，两鞠躬，三鞠躬。一天必须做两次，一直做到进了干校后，右派们还是得集中做，最后做到林彪事件后，这个事才自然放松了，没有人抓了。
我们单位有个人更特别，叫钟吉宇，解放前是中华书局的中级职员。中华书局解放前是私营的，商务是第一号大，它是第二号大。钟吉宇是个居士，编过佛教的刊物。这个老先生说话很耿直。造反派天天来牛棚批斗，每个人都要自报身份。我报右派还不行，一定要报“大右派”。他呢，他报不出来。他说，我是中华书局的职员。造反派敲他的脑袋，敲来敲去，老斗他，说他是骗子，是伪居士，说他信佛教是骗人的，还说他是资本家，非要他承认是资本家不可。哎呀，钟老先生呢，要辩。说，我怎么是资本家嘛，中华书局解放以后公私合营，党组织要开三方代表会谈，中华书局资方在上海一个人也没有，因为规定要三方开会后作出决定执行，组织便指定我当资方代表。我跟资方没有关系，我是个小职员。他坚决不承认，不断地辩论。造反派便不断地敲他的脑袋，恨透了他。最后把他弄出来，单独请罪。为了他，造反派在单位花园里几根仿古希腊柱子的背后，设了一个毛主席像，跟神龛一模一样，让他每天老早来，跪在这个像前面请罪，八点后才能到牛棚去。下午六点钟放我们回去。他呢，五点半后又让叫去跪着请罪。很长的时间，有一年把。这是个倔强的老人，人格高尚。这些事都是从上海某大学请来支援我单位的几个学生干的——整个民族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112 牛鬼蛇神有的不准坐公交车，后来全不准坐我们单位造反派规定，少数几个牛鬼蛇神，上下班不准坐公交车。其他的，可以坐，但是，不许坐，有座位也不许坐，只能站着，如果别人要你坐，你要说，我是牛鬼蛇神。世界变成这样，想得到吗？阮友秋是老前辈，据说是个很老的党员，留学日本的，他翻译的书我也看过。当时阮友秋大概六十好几了，也没有退休，平时来辞海上班，坐在资料室一张桌子边，资料也不管，属于安置性质，维持生活而已，没有什么任务。解放后一二十年，大一点的单位，都有这种现象，也就是让一些老人的生活能维持下去。阮友秋老了，身体也不好。他住在虹口那边，到辞海编辑所来，很远很远。他坐的那路公交车上有个女造反派很凶，发现他坐了，叫他站起来。造反派还要斗他，并规定牛鬼蛇神绝不准坐。阮老说，我站不动了，我老了。不管，照样斗，照样骂。现在有些人，写“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绩怎么伟大，想把这些事统统抹掉。
不仅平时不能坐，我们到郊外很远的地方劳动，也不能坐。造反派把单位所有牛鬼蛇神，包括年纪大的，弄到郊外钢筋水泥构件厂去劳动。这个厂的劳动很重，这种苦地方造反派不派人跟去，我们自己去。带队的人，他能劳动，另外还有两三个身体强的，他们去顶，我算中等。我干什么呢，我推车，推石子，准备拌混凝土。
我们中有老先生四五个怎么办呢？我一面推石子，一面还受领队之命负责招呼他们，担心他们出死亡事故。我给他们安排一点像是在劳动样子的劳动，这里擦擦，那里摸摸。这个厂比较好，造反派不管我们。我们的老人中有傅东华。
这个工厂在郊区，出厂门走好久才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回家上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为什么这样晚呢？水泥厂劳动后一身全是水泥，下班后，必须冲干净，吃晚饭才走，所以离开工厂时，已经坐末班车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摇摇摆摆，我们也不能坐，我们不得不设法把傅东华围起来，让他坐坐。
113 不准在食堂吃饭辞海编辑所的食堂有六七张桌子，食堂的清洁全归我们管，但是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牛鬼蛇神不准跟其他人一起吃。群众并不赞成，但没有办法。我们的造反派是跟王洪文的工总司联系在一起的，厉害得很，那是皇家造反派，谁也不敢惹。我们二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吃饭时在食堂外边等，下雨就淋雨，大太阳就晒太阳，等他们吃完后，我们再进去。我们急急忙忙吃完后再洗碗，收拾食堂。洗碗少不了我，那么多碗筷，没有几个手脚快的不行。我们牛鬼蛇神里当队长的，手脚快，我们三个右派，手脚也快。其他人运输、摆放碗。下午或者开斗争会，或者在花园里劳动。这个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我们负责清洁，但是，就不准进去吃饭。
114 天天读：他们干出来的恶事，不应该是人类想得出来的天天上午，有时候加下午，天天读，天天批，天天斗，天天思想汇报。天天读，读毛主席的语录、文章；天天批，自己汇报，自己批评，汇报思想，除了口头的，还有书面的；天天斗，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有时候斗得很长，一个人斗两三个星期。
毛主席的书，读什么呢，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们这些人就是国民党的人，敦促我们投降。其中一个牛鬼蛇神姜兆良就是山东根据地十几岁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打过杜聿明的，结果他变成杜聿明了，要他“投降”。
事情更坏到在什么程度呢？当时造反派嫌他们的力量不够，只有十八个人，嫌其他的都是老保，从上海师大引进来了三个学生。这三个学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他们干出来的事，不是人类想得出来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些文章在三个学生没有来之前，已是反复背过的。三个学生来了后，叫我们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怎么背？叫我背一段，叫另一个人背第二段，后来发展到背到一段中途，停下来，让下一个人接下句去背。一背不出来，就打你的头。这种做法，确实是把我们国家的青年毁掉了，从心里边毁掉了，从良心上毁掉了，从道德上毁掉了，把国家、民族毁掉了。
当时我们的一位老干部，据说抗战前曾当过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的，着急得很。我跟他关系好。我说，你看，我们当了牛鬼蛇神不要紧，青年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办，民族的前途怎么办？他话不多，含着泪说，我们死不足惜，本来就没有想到能活到今天的，可是……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单位还有个傅东华，傅老，他可不是普通人。抗战前，他在上海是什么地位呢，当时鸳鸯蝴蝶派是不被算为作家的，包括张恨水也不大算，当时上海，左翼作家和中间派作家都能通得过的文人，约有三个，一个是傅东华，一个是叶圣陶，一个是夏丏尊。这三个人地位高，名声好。如果做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这三个人都可以当，可望通过。傅东华是无锡有名的国学专修馆毕业的，毕业后却到北京师大附中高中部教英文。我问过他老人家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自己一直在学英文，他把他的英文成绩一报，就被录用了。这种人少见，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吧。这个老先生也在牛棚里，人老了，话也说不清楚了，我们经常保护他。那时，“样板戏”已统治几年了。有一天考我们样板戏，这可要命，像傅东华这样的人，他怎么会管你什么样板戏不样板戏呢？一天思想汇报，他说，昨天我看了样板戏。造反派问，哪个样板戏？他说，八个样板戏。他听说过样板戏有八个。造反派说，你讲是哪八个。忙中他一个也讲不出来。又斗得他不死不活的。
天天汇报思想，还有个大笑话。可能在一九六九年或者一九七〇年，造反派经常出题考试，有天出的题是毛主席的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二三十个人里，少数人说对了，多数人回答不上来，其中有我，年月日一个都不知道。单位的两个负责人也是很老的党员，都没有答出来。造反派骂，这样伟大的事你们都不知道，还算不算中国人？骂的时候说，特别是你们三个，都是老党员……这个话一出来，他觉得失言了，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还说我是老党员。他马上改口说，你曾某人不在内，一下子更正了。造反派又骂，毛主席的生日，你们三个全说不出来，你们吃不吃寿面？我们说，吃。真的，毛主席的生日，上海家家户户吃寿面，年年都吃，居委会还不断提醒，不要忘记，要你去买面条，吃寿面。
115 除了搬大餐桌，我还要在广告牌上贴批判我的大字报，既有生命危险，又污辱人 制钢板标语，贴标语——这个工作很重，最不简单。墙有多大，标语就搞多大，字呢，一个直径也有三四尺。贴什么，无非是“四个伟大”、永远健康之类。江青还没有贴标语，只是开大会的时候就要叫“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贴的时候，要一个大车，几桶糨糊。人家贴的还没有干，我们的就贴上去，我们的还没有干，人家的又贴上来。真是：标语家家贴，一盖几十层。黄昏不到，拾废品的一下子就揭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再贴。如此反复了几年，形成了一种贴标语、揭标语、废品收购站的奇异三角关系，一种空前的今古奇观。
还要制钢板标语。我们单位大量地买钢板、三角铁。我们牛鬼蛇神里边偏偏有一个大学化工系毕业的，知道一点钢板怎么焊接、怎么锯三角铁等。锯三角铁是用一种专门的锯子，一边锯，一边加油，锯子不行了，要赶快换锯条，锯条都买了几包，一包一百片。锯好后，还要焊，还要除锈，最后还要打黄漆底，用红漆书写。那个标语有三个人高，要竖起来，下面要挖深坑。这些全套的工作，大概做了两三个月。制好标语后，我们几十个牛鬼蛇神不在毛主席像前，而在这个标语前请罪了。
更妙的是要我在南京西路的广告牌上贴大字报。那时的广告牌，统统都变成了贴标语贴大字报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发现这块地方没有贴，造反派赶快搞了一个基本上是关于我的专辑，大右派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弄好后，要牛鬼蛇神去贴。贴的时候，才知道是贴我。这个广告牌很高，运了两张乒乓桌重叠放，又借了很长的两个竹梯捆在一起架在上面。这时造反派说，规定这个大字报要曾彦修自己去贴。如果没有造反派在场，其他同志可能不会让我去。他们知道我的关节不好，怕出事。但那时没有办法，我只有横下心了。我先爬上两层乒乓桌，又爬上两个接起来的竹梯。平时，看见广告牌上的字并不大，但是一旦上去，才看到字很大，一个最小的字至少三四寸见方。
要你去贴写你的大字报，还爬到这么高的地方，这也是造反派想出来的折磨人的办法。他能够给哪个人以最大的痛苦，就选择哪个人做。一个人的心肠能够坏到那个程度，真是想不到。我想起这样的事情，就要哭。不是因为我贴自己的大字报要哭，是想到民族的灾难就要哭。为什么要把一个民族害成这个样呀！这些青年平常并不敢这么做的。所以我到现在还会有些悲观，甚至很悲观。如果有人号召干坏事，还是有人会跟着走的。能够坏到什么程度，就坏到什么程度。又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何必把坏事干到了这样的程度呢？
搬橡木大餐桌——单位里的斗争大会都在二楼开，一个大房间，连着中间空着的一片。斗我们牛鬼蛇神中的人，有若干次。要斗一个人的时候，造反派就叫我们做一件很怪的工作。我们单位的花园洋房，原来是何某人的，他儿子是民国党的一个中将。解放前夕，全家都去香港了。楼下有个西式大餐桌，丈把长，中间可以拉长，可以缩短。这个桌子是进口的，橡木，很厚，非常好，但是重，估计有七八百斤。造反派要我们干什么呢，每次开批斗会，要把这个桌子搬到二楼上去，会后又搬下楼。
二十几个人，楼梯挤不下，上面一些人，下面一些人，一阶一阶抬，这个当中，有五六个人，包括傅东华这样七十以上岁的老人，他们也要帮助抬。我赶快给我们牛鬼组长说，这些事情不能让他们做，如果在下面，万一顶不住，压死了怎么办。得令后，我叫他们到上边去，做个样子，叫一叫。不管是上下楼梯，还是在楼梯拐弯处，都非常紧张，因为整个楼梯都是铺了大理石的，很漂亮，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大理石弄坏了。
把这么重的桌子搬上二楼做什么呢？就放在旁边，从来不用。这样的搬动，五六次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先打两百杀威棒，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人，怎么样能使你感到最大痛苦，就怎么样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心道德被弄成这个样子……
花园里的其他劳动——在花园里种菜、修枝、剪草。两只手用大剪刀剪万年青，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那个力气。其他的，我都能做。种菜需要肥料，办公室旁都有蓄粪池，我们就舀起来，加水冲淡，做肥料。这套东西，原来就会一些，这时又学会了一些。锯树我最感兴趣，我爬到树上去锯，还要下来反复看，把树锯得很漂亮。有一棵大白玉兰树，一根枝长歪了，从观赏角度来讲，从树的安全看，必须锯掉。当时七十多岁的老花匠还在，我们问他，现在锯可以吧，如果造反派问，你就说，是你叫我们锯的。他说，可以。造反派真来问他了。他说，是他叫我们锯的，他一个人没有力气。
这些劳动，除搬桌子，贴自己的标语，其他的没有大的危险，就是污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