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人民社时，我的关节炎严重，走不动，我住的地方与我办公的地方，只有一站地，但都走不动。走不动怎么办呢，便找了一个三轮车工人，用破三轮车拉我上下班。然后他就做清洁、烧开水等杂工。他也很高兴，他有正式编制，后来当收发。我当了右派后，当然不能坐三轮车了，我就靠拄棍子。
到了上海后，一九六三年，我到医院去看一般的感冒之类的病，医生姓李，四十多岁，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病，我说还有关节炎。我把我的情况讲了，说走不动，还把拐杖给他看。这个李医生好得不得了。他说，治疗试试看。我说我治疗过，没有效果。他说，再试试。他去联系骨科，骨科一个专家的回答也很科学，说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治疗的办法。这个病古时候就有，所以，治可以治，一般不大见效。很客气。这个话，我在北京就听专家讲过。可是这个内科李医生说，试试吧。他给我吃“可的松”，激素类药，当时还没有“强的松”。我照着他给的药吃。两三个月后，在商店柜台买东西，买完走出来，棍子都忘记了，又回去拿。李医生太好了，但过不了多久，这个李医生不见了。我问护士，说调走了。我问调到哪里，说不知道。李医生走后，我还找其他的医生，其他医生说，既然有效，就可以治下去。我吃“可的松”，三个月后是一天一片，然后是一天半片，最后服到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一九七〇到干校劳动时，也带着照样服。
“文革”开始时，我的关节炎实际上已经好了百分之七八十了。从走不了几步，到后来在干校劳动样样都离不开我，真是没有想到。现在老了，九十岁走不了路，不是痛得不得了，只是隐隐痛。
108 “文革”前，我在上海是怎么度过业余时光的 逛旧书店，买两种书——那个时候物质生活很困难，不用说了。政治生活就是“反修”，一年比一年紧。但是还有星期天，还有多数晚上的时间。当时又没有电视，我在上海的业余消遣主要有下面一些。
逛旧书店。上海旧书店在福州路。星期天，就坐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到福州路口下，在那里待两三个钟头，中午坐车回家。旧书买什么呢？我买两种书。一种是线装书，买来做什么？做大便纸。那个时候没有大便纸卖，上海也没有，单位每个月发很小张的三十张。买了些什么呢，现在讲，实在对不起，有《二程全书》《朱子语类》《王阳明全集》等，这些书解放后根本就卖不出去，很多，《二程全书》有几十本，纸还比较好。有中华书局的，也有商务印书馆的，你花几毛钱，一块钱，提两大捆回去。同时我不喜欢理学，我对理学厌烦得很。中国搞成这个样子，理学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另一种是我喜欢的书，因为钱不多，买些零零碎碎的。比如《世说新语》，几种版本我都买，有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四库丛刊本。当时一堆一堆地摆在那里，没有人要，三四毛钱一本。文字漂亮得不得了。还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贾岛的《长江集》。《长江集》，很薄，万有文库本，有光纸的，五分钱或一毛钱，字一点点大。我看了后，倒数的第三首诗吧，好像是“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记不清了，每一个字我都画了红圈。其他有几首也画满了。还有三曹诗集里的一些诗，我也是圈上加圈。
批邓拓的时候，因邓拓引用过贾岛的诗，说邓拓要拿刀杀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就知道不对了，我也画了圈，不是说我也想刺杀元首吗？要赶快消灭书。那时，什么书都有问题。这一类道林纸的，反光的，很重，水又化不了。怎么办？第一，不敢烧，要冒烟，抓到不得了，就是反革命。第二，又不敢拿到废纸店去卖，怕废纸店有人监视。当时就是这么荒唐。因此，我放在水盆里泡，发涨后，撕碎用手捏成蚕豆大，放进马桶一边冲一边倒，再查，你查不出来。那时，逼得不得不想这样的办法。因为查出来，说不清。尽管是非常薄的唐代诗人的一本旧书，你在上面画了红圈圈，就可能是反革命。
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就吃了亏。一九七八年以后，我见过他夫人董边。
这些故事现在为什么讲？因为没有人想得到人们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而今天还有人要歌颂这个怎么伟大，我觉得真是不可理解。
除了逛旧书店外，还逛文具店。文具店有纸笔墨店。福州路过去拐弯有个河南路，河南路有家很大的墨庄，叫曹素功墨店，各种各样的墨多得很，观赏观赏，买点零碎的，两毛、三毛的，十几二十块的买不起，但经常去看，太好看了，想不到墨的形状竟是数十百种的。
逛旧货店、古董店——上海广东路有一家很大的古董店，延安中路等处也有。上海古董店、旧货店不少，那时还开着，只是没有人去买。我没有什么知识，只是看看。当时卖的东西多是几块，而不是几十、几百、几千。比方说，紫檀木的笔架，两三块，现在一万块钱都买不着。各种小玩意，镇纸的东西，有象牙的，有竹的，有玉的。象牙的，大概不到十块钱，但买不起呀。字画一大堆，都三块五块。木器店也有。有个圆桌子很漂亮，是花梨木的，现在叫黄花梨，要十五块钱。价钱不便宜，但买回去，放在那里。一个右派，不知道自己犯的罪还消遣，不是自己找罪受。我只是去看看，看了后，心情好一些，时间也过得快一点，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跑旧货店有一个目的，我要卖一点旧货。当时旧货店的东西还是很贵。国内什么都不能生产，什么都不准进口了，偏偏我有一些东西可以卖。我有几个照相机。一九三六年，我在重庆北碚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当练习生会照相。解放初，我买了几只旧照相机，德国的蔡司依康、罗勒福来、徕卡都有。蔡司依康相机有两种，一种照小的，两寸，一卷照十六张；一种照八张，这两种我都买了，因为已成废品了，两种加起来，不超过五十块。还有观剧镜，外国进口的，镀金的，很漂亮，我也买过一个，好玩，也便宜，那个时候三五块钱，也是旧的。还有金笔，解放后，在广州地摊上，五一笔、派克笔，根本不值线。五一金笔，一支旧的可能相当于一九五四年币改后的两三块钱。我大概一样买了一支。还有一种瓦特曼金笔，中国人只知道瓦特曼是墨水，也有金笔，我也买了。
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派上用场了。我的东西都卖了。上海有钱的很多，会买东西的人更多。觉得钱没有用，买的人，不一定是投什么机，可能是绝望的心情，买点旧货看看算了。好东西，一两天就卖出去了。
上海旧货店的人都是有眼光的，他收这些东西都是高价。因为上海有一批人，手里有钱，又懂这些东西，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不准进来了，就要买回去，贵也要买。旧货店帮你卖，非常合理。一般是七折到八折。比如他卖了一百块，他通知你，他收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佣金，给你七十块或者八十块。卖解放初买的东西，也只在上海才卖得出去。
听音乐——上海音乐厅当时在延安东路，离外滩一站路，现在整体搬家了。我办公的地方在陕西北路，有轨电车可到。一九六三年夏天后，饥饿的情况稍有缓解，音乐厅才有演出。每次演出要登广告。只要有演出，不吃午饭，我就去买票，两毛到三毛一张。买好票，立刻用粮票买点东西回来上班。回来的时间不够，要迟到一点。迟到一二十分钟。我跟一个副总编辑在一个小办公室，这个副总编辑不管这些事，普通的办公室不行，迟到是不行的。五点过下班，就不着急了，七点才开幕。
其实我哪里懂这些东西，就是散散心。但是，到现在还记得哪些人演的什么。不是有意记的，什么原因，说不出来，但是这一辈子就记住了。一个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卫仲乐，六十几岁，白头发，弹《十面埋伏》，想不到琵琶弹得那么精彩。还有一个陆春龄，是个三轮车工人，报上介绍过，吹笛子《江南春早》等，好得不得了。温可铮，个子不高，男低音。男低音是很难唱的，世界上不多。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好不好，我无法评论，我不懂。还有一个，叫杜矢甲，跟萧军的作风差不多，在延安对谁都不理不睬的。在延安，我听杜演唱过两三次。他不大出台。他唱《伏尔加船夫曲》。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出名的男低音只有苏联的夏里阿平，高尔基的朋友。我在台下还见过拉二胡的闵惠芬，她拉《二泉映月》《江河水》。我看她比赛时，年纪很小，坐在椅子上，脚似乎还不着地。
为什么六七十年前听过一两次的，连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作品现在还记得，想也不用想？因为我自己没有才，我尊敬有才的人，我佩服有学问、有专长的人，我尊重他们，我觉得他们了不起，所以把他们记住了。另外，我不会悲观的原因，是我还有这些可笑的闲情野趣。
坐公共汽车逛郊区——当时在上海一张月票可以到处跑，但是郊区要另外买票。所谓郊区，就是离开上海市区十几二十里以外的地方。上海郊区什么样子，我也去看看。老看南京路、淮海路，有啥意思？
上海周围附近的市镇，什么七宝、宝山、朱家角、高桥，我都去过。我坐着车，看一看，又坐车回来。七宝、朱家角是比较大的市镇。现在鼎鼎大名的宝山县，当时就是一条小街，什么都没有，连我们四川的小乡镇都比不上。到高桥看到了杜月笙的杜家祠堂，大门外墙上好像有用金箔贴成的一篇杜氏族谱序，似乎是章太炎写的，说杜月笙的祖先是杜甫，妙不可言。
去转郊区是为什么目的呢，什么都不为。不买东西，也不卖东西，反正花钱的话，就是三毛、一毛五的票钱，不花钱的话，就是月票。我总不能说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只知道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嘛。这也是开阔眼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