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有点恢复了，毛主席又发动要搞“四清”运动。清什么呢？农村的资本主义又发生了，要复辟了，所以要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首先在农村，所有人统统要清查一遍，搞了一两年。城市也搞，所有的单位机关，每个人都要搞。这个事，中央正式作了决定。刘少奇说，“四清”运动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意思是说，农村的人，城市机关的人，“四清”还没有搞清楚的，把这四个方面查清楚；这个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个话跟没有讲差不多。毛主席说不是这个问题，“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又变成阶级斗争的大运动，而且发表的决定公开批判说，有人说“四清”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毛第一次公开批刘，在一九六四年就出现了。毛跟刘的矛盾这时已经公开化，书面化了。以后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中央上层当时就知道了。他们听了刘少奇的讲话，以及毛对刘的批评。
简单地说，“四清”是全民的阶级斗争的大运动。每个人都要查。不是被斗，就是斗人，一个也不能跑。在“四清”运动决议中，提出有些“四不清”的人也可参加“四清”运动，作为工作队的队员参加，提高其觉悟，把自己“四不清”的问题讲清楚。我就是作为“四不清”（右派当然是“四不清”了）的人参加的。从一九六四年十月起，到“文革”，近两年。
上海市出版局负责各个出版社、各个印刷厂的“四清”运动。其中有个重点的“四清”对象，也是试点工厂，叫群众印刷厂，由上海市出版局的局长马飞海亲自担任队长。马飞海是老地下党，跟我年龄差不多，人非常好。上海市出版局从各个出版社、工厂等调了三四十个人作为队员，其中我也参加这个“四清”工作队。总之，又把你作为典型，希望你在运动中表现好一点。上海的同志，不管是出版局的局长、副局长，还是下面的，对我都很好，叫我参加“四清”运动，就是马飞海、丁景唐等同志对我的公开保护。
群众印刷厂有八百多人，是上海印刷厂大型中的小型，中型中的大型。这个印刷厂又印书，又装订，从排印一直到把书印出去。这个厂的装订车间有两百人左右。装订车间是技术性比较薄弱的车间，大概由三十家以上的小装订作合起来的。装订作，就是装订小作坊，但当时就叫装订作。过去私营时两三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装订作，印厂把需要装订的大张印张运出去装订。大一点的装订作有七八个人。解放后，社会主义改造全部改了，合成大装订车间。名义上是一个车间，其实占了许多大房子。这个车间有这样的特点：一是由小装订作合起来的，二是工人的文化程度相差很大，有的过去是小老板，有的过去是还不识字的家庭妇女。
由于这样的情况，这个车间就必然比较复杂。这个复杂，并不是从消极意义上说的，不等于那里的反动派就多，特务就多，不是政治情况复杂，这是两回事。这里边，小业主，也就是小老板有一批，有二十多个人，有的是有机器的，可以称为小资本家。因此，公认这个车间情况非常复杂，“问题”很多，推动工作很难。所谓难，是客观的。文化相差大，年龄相差大，有二十来岁的新工人，有六十多岁的老工人，那时还没有退休制度。还有一些小老板，统统得养着。
“清思想”。在这种工厂里清什么呢？这种工厂是以轻体力劳动为主，又不是科研单位，没有什么脑力劳动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反修、反赫鲁晓夫，他们不懂，也无兴趣，那时生活还难得很呢。
“清经济”。装订车间在印刷厂里人数是第一，技术算低级，清什么经济，谁能贪污？拿几张纸出去，或者拿两本书出去？什么地方都要去清思想、清经济，现在我才敢说，那时不敢说，这都是吃了饭没有事干。要人为地制造出一大堆阶级斗争，实际证明也是这样。
“清政治”跟“清组织”是一回事。这个地方有什么组织呢，一个是工会，有一些人给人家戴了反革命、资本家的帽子，其他的，都是工会会员，清什么呢？二个是党，几个党员跟广大工人并没有大关系。共产党内部要清就清，何必弄得天下攘攘？还有几个团员，无非是学习学习。
我就被派到这个装订车间。我们这个“四清”小组有八个人，副组长是个老工人，文化低，人很好，另外有两个大学生，还有两个三十来岁的工人，还有一个是我。正组长挂名而不来上班。清经济，清什么呢，每个月领工资，不多领一文也不少一文钱，闹来闹去就是买卖粮票。那个时候，一两粮票，比现在一百块钱还贵重。没有粮票，饿死也没办法。有一两粮票，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东西。当时江浙天堂地区也有一二十斤或二三十斤粮票换一个媳妇的现象。
装订车间买卖粮票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没有粮了，支撑不下去了，我向你买两斤粮票，这就是救命。除了直接买卖，还有转卖，这个是必然的。我有几百块钱，我从你那里买了粮票后，我用不完，又倒一下。相互间买卖粮票，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参加了。你说，这是贪污？就算吧，整一个，法不责众，而且没有凭据，只是大家的印象，某某人，倒卖粮票。这样的事，反复发动，反复讲，效果不大。交代清楚就完了。如果反映很多的，找他谈谈话，让他认认错就算了。这怎么就成了全国性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呢？其他的，啥也没有。要说投机倒把，他没有东西投什么机倒什么把呀。
清经济，我举一个笑话。有一个女工经常把劳动棉纱线手套拆了后织棉线衣、棉线背心。她哪里来的？大概是偷的。她有问题，有经济问题，有贪污。大家反映得厉害，我们就去了解情况。原来她的丈夫是另外一个钢铁厂的搬运工，手套是一个星期发两双。因此，这个女工就有许多，她吃过饭就织。闹了半天，就是这么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反映清经济的事情中，这件事是最大的。真是闹剧！
所以，在普通老百姓里清经济、清思想，都清不了什么。清组织、清政治，他们什么组织都没有，挂名的工会会员，人人都是。结果后来自然就变成了集中清政治历史。我们“四清”工作队一去，印刷厂人事科就把这个车间“问题”多的人的档案交给我们了。别看这个普通装订车间，有些人的档案两大本。各种各样的运动交代、各种表、外调材料，多得不得了。大概有三十个人上下，人事科认为问题严重。
当时我是摘帽右派，不能参加审查。但后来没有办法，我不但审查普通的，连党员也要我去审查。这三十个人的结论都是我写的，统统弄得清清楚楚，什么事都没有。工作队的工人同志，年轻的三十岁，年龄大一点的四十来岁，他们的文化不高，对旧社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什么叫国民党、三青团，不懂，连青红帮，杜月笙、黄金荣都弄不清，政治上基本上是一张白纸。这些人解放后成为积极分子，确实很单纯，很卖力，表现好，也入党了，成为“四清”工作队的组长或者队员。
我们共用一张差不多有半个乒乓球桌子那么大的办公桌。开始，他们一人分几个人，没有分给我，因为我不是党员，是大右派，形式上必须另眼看待。但他们都相信我，讨论时，没叫我离开。他们也离不开我，讨论这个，讨论那个，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本身比审查对象还小一二十岁，要讨论别人二三十年前的事情，连边都摸不着。开始，我看他们苦得很，没有办法，不得不参加，发发言。慢慢地，可能他们去汇报了吧，我就正式参加对工人的审查了。党员的档案，开始我还是不能看，非党员，我都能看。到了最后，审查对象有两个党员，包括一个支部书记，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是交给我。这些同志相信我，知道我不会包庇特务。最后，审查历史这个事，就由我一个人包揽了。我提出一些问题，请他们去调查，最后讨论作结论。
由我起草的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只有一个人没有作正式推翻怀疑的结论。但也没有增加新的怀疑，因为现有的资料无法增加对他的怀疑，也无法根本推翻过去对他的一点怀疑。这个人，本身问题不严重。国民党垮台时，他在浙江温州不挂牌的据说是非正式特务机关给别人做饭，兼管清洁。这是他自己写的，这就说明他不懂什么。我们还到温州反复调查，问当地解放前的情况。又问街道，街道邻居说，那个没有牌子的房子是有几个人进进出出，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弄不清楚。所以，就是根据他本人写的，他就是做饭和做清洁的，其他的没有，构不成什么特务嫌疑。但对他的怀疑，不能全解除，所以没有作结论，但把性质冲淡了。
另外三十个左右，我可以举四五个人。这些人的事，比小说里写的还有趣。
102 被怀疑是特务的小资本家，其实是解放前救过地下党员的同情分子李某某，六十来岁的老先生。他原来是有十几个人的装订作的小老板，够得上小资本家了。公私合营后，他也就进工厂了。他本人在老弱残废组，做点零碎的小事。他的妻子五十多了，在折页组。他们说，这个人的问题严重。一是说他解放前曾经寄钱给国民党浦东游击队，二是说他常常去看过去属他的一丈多长的折页机，想复辟，想国民党打回来，收回他的机器。所以，李某某，除资本家外，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
我说，审查别人的问题，最怕始终不见面，背对背，始终乱猜，根据无数的怀疑作了无任何证据的结论，人家都不知道。我说，这次要一个个问清楚，要审查就这样做，背对背的审查，我不参加，要我参加，就要直接谈话。他们同意了。我找这个老先生谈话。我说，听你说你身体不好，饭也不大吃得下去，没有什么事情的。还不清楚的，讲清楚就是了，身体要紧。他什么都不敢说，吓得不得了，尽管我对他非常客气，绝对不是怀疑他的，而是关心的，问他什么地方的人、多少岁、身体什么样，等等，但他还是吓坏了。
正在这时，有人向我反映说，他的妻子这两三天没有吃午饭，恐怕要出事。因为中午在厂里食堂吃一顿饭。中午吃饭带休息有四十五分钟。我就去找这位女工谈，好好安慰她。我说，听说你两天都没有吃午饭，千万不要这样，身体吃不消。总之东拉西扯，只强调要她先吃饭，天垮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对方一听，觉得你不是来整我的。她无意间提到解放前他们家是帮助过地下党的，她家楼上曾经藏过共产党，有三个人，住了两三个星期。我立刻就懂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逮捕，抓住共产党立刻杀头，当时整个地下党到处隐蔽。我问，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姓什么？她说不知道，是她的老伴认识的。这下我就很注意了，一边问，一边听，看她说的像不像。她就有点诉苦了，说很难呀，很危险。我问怎么危险，怎么难。她说，三个人在楼上，我每天去买菜，都是偷偷地不让人家看见。我问为什么，她说，平时就我们夫妇，突然加三个人，每天买菜增加很多。她这个话，不像编出来的，因为她是个没有知识的人，没有能力编。我很注意，但我不表现出来。我就用各种方法再启发她讲具体的事，看她讲的是不是真的。她又提到倒马桶。上海天天倒马桶。她说，倒马桶也难，要没有人的时候倒。我问为什么呢，她说，一下子来了三个人，增加很多，如果被旁边的人家看见，就会奇怪。我听她这样讲，觉得这些不大可能编造出来，是她无意中讲出来的，真实性非常强。一个人没有实际的经历，你就是一个侦探小说家，也制造不出这样的故事来。我反复安慰她，一定会调查清楚，劝她先吃饭，不会有什么事情的。然后，我又去问她的丈夫，把三个躲藏者的名字弄清了。我回小组，把这些事一谈，就请费全法做下一步的事。我们小组的费全法是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三十岁，能干，灵活得很。我说，如果地下党真有三个人在他们楼上避过难，去问市总工会，一定问得出来。这三个人，不会是普通的人，职位不会低，一定是中层干部了。如果市总工会没有，就到市委组织部去调查。这种调查的方法，他们不懂。费全法去问市总工会，一问，三个人立刻调查出来了。一个在浦东哪个厂当党委书记还是副书记，一个在哪个区当工会副主席之类的，还有一个也查到了，都是上海市工会的中层干部。后来，费全法又到浦东去见了那个党委书记还是副书记，那个人说有这一回事，他们是在那里躲过。问为什么要到他家去。他说，平时跟这个小资本家就有关系，觉得他思想并不反动，跟他建立来往。一个完全证实，其他两个，就不去见也行。
因为根本问题弄清楚了，说寄钱帮助过国民党浦东游击队的事，就直接问他了。我知道国民党没有浦东游击队，我们倒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说，你浦东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熟人，听说你解放前给浦东那边寄过钱，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有啊，他恐怕寄了相当于“四清”时的一两百块。我问为什么要寄钱。他说，那个人说他没有办法生存了，要做个小生意，过去认识的，他就寄了。
所以，问题弄清楚了。这个人不但不是反动资本家，相反是在危机时帮助地下党、隐藏了三个党员的进步的资本家。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并不难。不要神秘化，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又不去调查。
103 说人家是汉奸反革命，其实是抗战时我们派出的“两面村长”朱某某，快六十岁了，是清洁工人，工作表现非常好，但头上戴顶“汉奸反革命”的帽子。人事科就是这样介绍的。但是群众反映好，工作上找不出毛病，卖命得很。这个帽子是公开戴的，所以更怕。我们又看档案，又派人去调查。他是江阴县对河那边靖江县江边的一个农民。那个地方是敌伪统治，建立了伪政权，但是我们也进进出出的。他是“两面村长”，是我们叫他去当伪村长的，总要有一个人应付差事嘛。他说，我白天应付伪政府，晚上，走几里路就到根据地汇报情况，接受任务。我一听他说“接受任务”，心里就想，一般人说不出来。我问他有些什么指示。他说，敌人要粮食，你说不给，就要杀老百姓的头。他特别讲到献铜献铁。他说，明知道这是敌人拿去做武器的，我就请示，结果是，不交不行，不交就暴露了，所以就收起来，把最差的交给敌人，好的运到根据地去。我一听，这不大像一个文化低的人能制造出来的。如果完全是敌人那边的村长，不会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他即使要编造，也会漏洞百出。你讲的是真的、假的，我一听就知道了。
我们到他家乡也调查过，得出结果，这个人是共产党指派的应付敌人的村长，实际上为解放区工作。因为他的“汉奸反革命”帽子是上海××区公安局戴的，有名单的，他要定期去汇报，我们就向××区公安局报告。××区公安局也派了人来，说是弄错了，就是你们说的情况。我说，为什么不早点解决呢？那个人说，我们的工作也不容易。你们来了这么大个工作队，什么局长呀一大堆，你们调查出来，比我们容易说话，如果我们说，动不动就说我们右倾、投降。
当时还没有“平反”一说，共产党还有搞错的呀。当时说因为表现好、劳动好等等，说些好话，大家都赞成，摘了帽子。说人家是汉奸反革命，结果呢，不但不是汉奸，而是抗战时立了功的，是共产党派他去当“两面村长”的。想想看，这样的情况有多少？
104 一个真新四军，长年被怀疑是特务分子胡某某，是真的新四军，被怀疑是特务分子，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根据是他平日的胡吹。弄清楚这个人的问题，很费力。
胡某某是切边工，行话叫“大刀架子上做的”，很有劲，工作不错，但喜欢胡吹（吹牛）。还买卖粮票，车间里你卖给我，我卖给你。他还有赌钱恶习。当时那点工资真的用不完，能买的东西就那么多，钱没有用处。当然是小赌，打牌、掷骰子，麻将当时还少。他老讲他是新四军，是从南京对面的江北撤退到黄河以北山东渤海区，又打回来的，功劳很大。过去他是党员，后来没有党籍了，等等。
他的档案厚厚一大本。工作组反复讨论，我也参加。非常奇怪，他的档案里竟有一张党证，是有光纸，比巴掌小一点，油印的，某某人是某某团的党员。我觉得奇怪。共产党从来没有党证制度，这是怎么回事？问“四清”队的几个领导，新四军在苏北有没有党证制度，他们说没有听说过。但是，特务哪有那么笨的，制造一个假党证，这么简陋，不是闹笑话吗？如果是假的，就应该制造得像样一点，制造成这个样子，骗人也难呀。我仔细看，里边的章，跟写的字不一样，写的是某某团，章却是另外一个团的。这样看，我觉得反而更不像假的了。作假的人，公开做出这个矛盾给你看吗？天下任何特务机关不会这么傻的。华北似乎没有盖章之说，但新四军地区有指头大小的章。我们的队伍番号一天到晚变来变去，今天叫什么团，明天又叫什么团，后天又变成地方队伍叫什么团。这个团变来变去，但党的章是老章，永远不变的。这有可能。所以这个党证，我不能肯定是真的，但更不能肯定是假的。我们工作队的副队长，辞海的副总编辑陈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比我大七八岁，知道的事情多。我向他建议说，胡某某的经历有北上，有南下，我们两个找他谈一次话，和和平平的，听他讲，提出问题。他如果是假的，上下几千里，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他的文化程度低，要骗我们，不可能。
一天下午约胡某某谈，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原原本本讲了。他就是上海人，是外滩修鞋的。大概在日本快投降前两年，一九四四年被抓壮丁，变成伪军。不久打了败仗，新四军把他们解放了，他就变成新四军了。当时我们兵源不够，训练训练，讲讲话，诉诉苦，就变成新四军。大体上他说得对。
他说，我打仗表现不错，发展为党员。我问怎么不错，他说，如果我打得不好，还准我当党员吗？他说，又调我去当某个师长的警卫员，师长是解放后才叫的，那时可能叫某个军分区司令之类。我一听，解放区团以上干部有警卫员，不是党员不能做。
他讲一九四六年民国党大进攻，他们朝北撤退时经过了什么地方。我觉得他说得大体对，他的文化程度不高，编不出来。有时，我插一句话说，你说的地名不大对，音是对的，字记错了。这个是为了解除他的恐慌，让他知道我不是来找他的碴子的；这也是对他的威慑，你乱说过不了关。当他讲到一些地方，我又提出问题，看他讲的是不是实话。比如他讲到山东渤海区，我问他到过哪些地方，他说到了阳信。我说我也到过阳信，阳信出什么？他说，出枣，出梨。全对。他讲到南下时说，北撤也难，南下也难，打了多少仗，牺牲了多少人。这也跟实际的情况差不多。
我问起他党证的事。我说，共产党没有党证制哟，你这是怎么来的？他说，这是临时的。我们北撤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收容队，为了准备受伤掉队时让老百姓收留，发了这个党证，这张党证不但说明我是新四军，还说明我是党员。我这一听，完全不像假的。什么高明的特务都制造不出这些细节来。陈落听了也觉得是合理的。
我问，你又怎么离队了呢？他说，我一到了江阴要塞，就请假回上海，我就不想回队了，所以我就没有回去。我问，还记得师长的名字吗？他说记得，叫某某某。
这次谈话后，我跟陈落已大致肯定，他讲的全是真的，编是编不出来的。有个别的地方他记不清楚，是自然的事情。最后就是调查他说的师长了。十好几年了，怎么找到这个师长？大家都觉得难。我说，当时的师长，现在中央军委、国防部都有名字。我们工作队没有办法调查，我们写一个情况，通过市委组织部，请市委办公厅转国防部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转有关单位。总之，往国防部办公厅一交就行了，或请中央组织部转也一样。这个信发出后，不到两个星期，海南岛来信了，过去那个师长现在是海南岛某舰队司令。这个司令立刻回信，关心得不得了，介绍这个人怎样怎样，本人所说均属实。说他还派人回上海找过两次，没有找到。这个材料一来，情况完全清楚了。
这种很复杂的历史，叫一般的人事科去调查，怎么弄得清楚？一般工作队，也弄不清楚。所以，我们把一切复杂情况都交给人事科，很危险。
105 被认为是“滥权”病退了女工的女支书，差点被开除党籍诸××是党支部书记，权力比车间主任大。这个女同志能力强，脾气大，工作方式不好，得罪人，对她的反映很多。一、说她父亲是大汉奸，二、说她是洋奴，历史不清，三、说她在“四清”开始前一两年，对女职工进行过搜身。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次有人丢东西，她把几个女职工叫到她的办公室去，没有搜出结果来。四、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去后才爆炸性地说她在一九六二年越权把女工汪某某病退了。最后一事闹得天翻地覆。
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全国饿饭的人很多，全国单位要减员，中央紧急政策。诸××把一个姓汪的女工病退了，是××区核防所出的医生签字证明了的。当时上面规定，估计这人一年或者两年之内不可能上班，就要病退。退回地方，由民政局救济。这是压缩开支，减少各单位支出。
我们“四清”工作队一进厂，汪某某就来了。很多人支持她，说诸××让汪某某病退，没有根据。这个问题最尖锐，用的时间很长。诸××是车间支部书记，我是大右派，按规定，我是不能做党员的“四清”工作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还是交给我。我接手前，已经开过两次批判会。“四清”工作队的队长马飞海来看了，说不要这样搞，这是斗争会，诸××的脾气那个样子，万一出事怎么办？
我没有权力阻止开批判会，但让我接手调查，我愿意。首先她父亲的名字我听说过，印象中是个诗人，在民国初期当过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之类，汪伪政府前南京有个汉奸“维新政府”，主席叫梁鸿志，她父亲又是梁鸿志的秘书。我就请教他人后找到古籍出版社的富寿荪同志问诸××父亲的情况。这位同志说，诸的父亲是清朝末年同光诗体的代表。他还帮我找来书，证明诸××之父是诗人、名流。
诸××父亲的情况弄清楚了，确实是大官僚，是汉奸。但我们关键是查女工汪某某被病退的问题。如果不是核防所的意见，那就是严重违纪了。医生签字的地方，写的是医生的名字，但多人核对，是诸××的笔迹。这下，我们就紧张了。我们让一个女大学生去查核防所的档案，还让她把医生的签字带去给医生看。医生看了，说不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轻易做结论。我知道一点，住院的病人，医院有另外一套讨论病历。这个大学生跑了几次，觉得太啰唆。我们只好商量请另外一个女工，工作队员张美珍去。我说，据我所知，任何医院内部还有一个讨论病状的档案，是内部讨论的记录，一般不给人看，只有特殊情况，如上级卫生部门来调查才给看。我说，对诸的处理意见，只有看了这个档案才能决定。我对张美珍说，你要详详细细地说明，去哀求他们，说明这个特殊档案与我们处理一个人的关系，请他们给你看，有没有他们讨论的档案。张美珍跑了两三次，真的有内部档案，档案的诊断结果是汪某某在中央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工作。医院只作了这个结论，退不退，中央有文件，因为签字就要得罪人了。有这些材料，基本上就把诸××的主要矛盾弄清楚了。
领导派我找诸××谈话，她不知道我是右派，如果知道，肯定会大骂我。当时规定，工作队所有人的身份都不公开。我把她找出来在食堂里谈。她的性子急得很，见面就说，你们把我开除好了，你们把我开除好了。我说，诸××同志，慢慢来，你看这个样子是不是要把你开除的样子嘛。我只好说，组织上了解你，不然不会找你反复谈。你的父亲，调查过了，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你呢，具体的情况你不知道，但你的情况跟你父亲完全不同。她一听，就流泪了，说，我父亲有七个小老婆，我是第七个小老婆生的。我三四岁时，父亲就去世，我们被赶出来，就跟乞丐一样。我父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是依靠母亲做工带大的。她这一说，她的出身大汉奸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不是说她是洋奴吗？这个问题也要问清楚。我就说，听说你还会跳舞、会唱歌、会吹洋奏乐器。她说，我是被送到天主堂去学的。天主堂经济也困难，我们就去婚礼和丧礼上演奏，大商店开业，我们也去。原来她是干这个事，并不是洋奴。我说这个事我知道，大城市都有，解放后一段时间还有，我在广州看见过。
这些事情问清楚后，就剩最后的医生签字了。我又问她，我们调查了，好像医生的字迹是你的，怎么回事？她一下子又爆发了，又大哭，说，你们把我开除好了，你们把我开除好了。我说情况我们基本都了解了，你慢慢讲，慢慢讲。她看我不是整她的，说，是我代医生签名的。我说，你怎么去干这种事呢？意思是你怎么干这样的傻事。她说有什么办法，病退是得罪人的事，有指标，有任务，医生不签字，我也不知道高下，就代医生签了。她承认了。我说，一切都清楚了，现在你的任务是好好吃饭，注意健康，大事我们替你保险。上面只叫她做点自我批评了结。她工作积极，好面子，好胜，方式有点简单。这类同志是解放后第一批积极分子，非常可靠。
106 “劝退”党的会上，临时暗中紧急改变“劝退”决定失掉共产党党籍当时有两种，一种是开除，一种是劝退。朱××，三十多岁参加过新四军。他是怎么到上海当工人的，没有多问。他们夫妇都不会理家，当时有高价粮卖，他常买高价粮，钱不够用，到处借，欠工厂的钱也比较多。大家对他的意见较多。就在“四清”期间，一九六五年夏秋，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父亲去世。他向厂部借了二百元。其实朱××父亲这时并没有死，他弟弟打电报时，父亲病重，以为活不成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朱××也不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朱××寄钱回家乡如皋或东台，本人没有回去。这件事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就在他寄钱不久，工作组因事外调，被调的人刚好从如皋回来，说见到了朱××的父亲，还到朱××的父亲家坐过。我们就觉得奇怪了，朱××说他父亲死了，寄了钱回去，但他父亲并没有死，他公然说父亲死了来骗两百块钱。
小组请费全法到朱××家乡去调查，真的看见朱父还在。费全法回到上海，汇报了情况，说是弟弟估计父亲会死才打的电报。我说，这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证明朱××是否欺骗，还必须证明他寄了安葬费后，是否还给父亲写了信，如寄了信，就证明他知道父亲没有死。厂里的人都知道，朱××对他父亲好，常寄钱，寄信也很多。我对费全法说，恐怕得再去一次，用非公开的办法，看有没有朱××再给他父亲写的信，如果有，问题就大了。我对费全法说，你的方法必须转弯抹角。他拿了一个空信封回来，是一九六五年几月的。这个信封的日期，说明信是向公家借钱以后写的。上面研究后，觉得朱××不可挽救了，觉悟低，决定劝他退党。
为了扩大影响，劝朱××退党的会，邀请了十多个老工人参加。我跟费全法在旁边听。
就在开会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信封有点旧。我对费全法说，那信封好像旧了一点，能不能确定邮戳是哪天的？费全法是搞印刷质检的，说，我借放大镜来看。我马上递了个条子给主席说，请你现在设法拖时间，信封可能有问题，现在不能做组织处理。费全法拿放大镜来一看，“1963”“1965”，“3”与“5”两个字，就看清是“3”而不是“5”，也就是说这是前两年的邮戳。这下查清楚了，是旧信封。所以，我又立刻给主席递条子说，这个问题千万不能谈了，是旧信封，就是批评一下。
这件事如果不是小心，就会冤枉一个好人。
“四清”从一九六四年的四月搞到“文革”前，一年多。经过调查，证明这个印刷厂的装订车间的三十多个人没有问题。后来“文革”一来，过了半年多，说“四清”工作队是镇压群众，要交代。我说，我去吧。我可以当着群众的面，把一个个人是怎么审查的，一个个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统统说出来。陈落说，算了，你不要去，去了没有用。“文革”了，是非全翻了，越有理越有罪，现在要全是坏人才行。
作为一个摘帽右派，在这个印刷厂“四清”，我总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干的一件好事。三十多个人的结论，全是我写的，像部福尔摩斯侦探案。我全像办案似的，同一般所谓搞政治运动全不同，一个疑点，一个反证都不放过。
我这个人可谓“不学无术”。这个成语一般是骂人最厉害的话。如果我们把“无术”理解成为没有什么大的办事本领的话，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办事本领，那就是我愿、也敢对“人事”问题负责。很多人怕挨此事之边，我却十分喜欢钻进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生毫无所长，凡遇到人的“历史”难题，涉及“整人”的，只要允许我过问时，我一定主动过问。孔子在《语论》中说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个“四毋”主义其实就是一个主义：不要主观主义，也就是胡适强调的四个字“拿证据来”！凡对人的政治怀疑，全没有证据的，在我的力量能及之处，我一定给予推翻。我现在已经进入九十岁了，还能活几天？吹牛会被人揭发得更惨。近来，我写了一首自寿诗《微觉此生未整人》：“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