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〇年六月调到上海去。上海当时设立了辞海编辑所。这个辞海编辑所缘起毛主席说要重编《辞海》。抗战开始时，上海中华书局用二十年编出了一部《辞海》，上下两卷。抗战时这个书后方就断了，毛主席有一套，常查，觉得这个书有用处。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反右派运动的最高潮中，毛视察到上海，接见老朋友舒新城等文化名人。毛提出要舒修订辞书，甚为重视此事。舒提出调一百个干部，一百万元的计划。后来这些事情由上海市委全盘负责。
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柯庆施当然执行了。这些条件，在当时来说是特好的。找了一所很好的花园很大的花园洋房。关于调人，有个传说。不知是不是舒新城建议调专家，毛主席开玩笑说，那么多右派，现在没有事，你们调去就是了。就是说，那么多教授，那么多大学校长，还有报纸的总编辑等，你们要调就调吧。七十到八十个人，有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还有编辑，其中有我。
我没有去劳改的原因，一是不能行动，二是要留下我编一个东西。一九五八年，我下来后王子野负全责。他找我说，你不能去劳动了，就留在这里，要编蒋介石全集，是毛主席的意思，你也知道，可能就要动手。他说，材料多是公开的，关键是注释，注释比较麻烦，你就在这里做此事。你主要是抓注释。注释牵涉近现代的历史、人物等，政治性很强。上海要调我去辞海，王子野都找各种理由没让我走。我也不想去，在北京臭了，何必还要臭到上海去？拖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辞海一个副总编辑来北京出差，随便到我们单位来。他一看，我并不是病得那么厉害，结果还是要我去。要我去的原因是编一个大东西光有学者不行，还要有一批做编辑的人。
我一九六〇年六月去上海，到辞海编辑所去报到，一切均很客气。第二天，上海市文教书记石西民派车来接我，接到上海锦江饭店的楼下。这个饭店很有名，楼下有个小会议室，很多会议都在这里开。石西民那天在那里开会，他出来接见我，就几分钟，因为他认识我。进北京城前，在新华总社里就是邻座，很熟悉的。这个接见，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打招呼”，跟党内外的人说，这个人，你们不要太整他了。我完全明白他是这个意思。
要调的七八十个人，基本上全部落空，像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不放，说他现在不当校长，不公开讲课，但可以给教授讲课。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陆侃如、夫人冯沅君本来也要一块调的，也没有调来。山东大学也这样讲，现在不让他上课，也不做校长了，但可以让他给教研组讲课，结果统统没有落实。最后调成的只有两三个，其中一个叫李毓珍（二十年代的党员，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笔名叫于振，北大俄文系副主任，翻译了很多俄文诗；一个是我。上海师大去一个姓徐的教授，但没去多久，又回师大了。所以，这个调右派的事全部落空。这件事反过来证明，你打的那些右派，人家单位不放。我们单位也一样，拖了两年。我对自己被调到上海去，至今心里也感到很不安，像聂绀弩、艾青、丁玲这些前辈革命家都去东北劳改了，我怎么能不有愧于他们呢？
99 提意见只能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提真正重要的我这个身份不好安排。把我放在综合组，就是编务组，无所不管的事务性小组，十来个人，但是编务组的工作，我一点也都没有做过。我的工作，主要是由辞海编辑所长、上海市调来的原教育局副局长杭苇负责。从头到尾，完全由他分配。他从老新四军、老根据地出来，在上海待过很多年，所以知道运动这些情况。按照规矩，我是不能放在重要地方的。但是调你来，又不是专来抄抄写写的。杭苇这个人工作十分积极负责，人直爽，对我相当客气。他要我看稿，提意见。
稿件分四个人看，自然科学一个人、社会科学一个人、文学艺术一个人、历史地理一个人。我复看史地类稿，看后即提意见，处理后发稿。平日我做一些什么呢？我举一两个例子。比如人物评价。稿件里古今中外各种人物评价总体要平衡一下，看有没有太滑边的。中国人跟外国人比，是不是有评价太高或者太低的。这个活，不是我能做的，但杭苇要我做，只好服从。
另外看长条样。我是看长条样的四个人之一。长条样，就是没有正式印刷前按照笔画排的还没有分页码的清样，没有拼版前叫长条样，长条样还不是正式的清样。看长条样就是提提意见。所有意见，都别在一张纸上，最后交到杭苇、罗竹风那里去。我提了些什么呢？举一条例子。“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条，在一九六几年“左”得要命，被骂得狗血喷头，我提了意见。杭苇看到后，找我到他的办公室，把秘书支开。他说，老曾，你怎么不知道呀。我说，什么事，我真不知道。他说，彭老总为这一条在延安不是被批过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他说，彭老总在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文章，可能是秀才给他写的，对自由平等博爱歌颂了一下，延安知道了，批了他，批他资产阶级思想，说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此事。他说，你在延安，怎么不知道？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有各种文件，我们在延安，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你以后注意一点。这一来，我就知道了，所有的极“左”的，乱打棍子的，提意见时，只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从根本上提什么意见。杭苇在这个问题上怕我出乱子，暗中帮助我，不然，再给你戴一个右派帽子。
我在上海并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我对上海有关同志对我的关照爱护非常感激。我发现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一个人对我采取轻视态度。
100 石西民总结了《辞海》的根本大法我一到上海，发现工作基本上是停顿的。有一间房，堆满了稿子，一条一条的，没有人管。我进去拿了几条一看，天老爷，这不是中学生写的吗，绝对不能用。在我去之前在北京已经处理过一本“大跃进”时大学新生编的辞典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开始，世界知识出版社从人民社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出版社，归外交部管。大概一九五九年的秋天，上面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去看他们编的《世界知识辞典》的全部草稿，几千条。我每天去，中午给我送饭。我就奇怪，《世界知识辞典》是他们出版社组织的，我是人民出版社的右派，他们那么多专家，哪一个不比我强，为什么叫我去看呢？我当时不多想，现在很明白了。这个辞典草稿不成话，百分之百否定，但他们谁出来干这个事呢，一否定不是又要当右派吗？
这个《世界知识辞典》草稿简直不像话，没有任何常识。比如英国的工党，印度的国大党，法国的社会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这些党每年都要开一次代表大会之类，要选举出一个大体上叫主席什么的人。但这个主席一年选一个，做当年的事务性的联络工作，跟党的领袖完全是两回事。典型的是印度的国大党，领袖是尼赫鲁，以后是他的后裔。我们人民社出版的《世界知识年鉴》是陈原主编的，照规矩讲，一九五四年的主席是谁，就是谁，没有讲是“领袖”。因为领袖比较难讲，有时候是一生的，有时候是一段时间的。要我看的《世界知识辞典》草稿，随便拿着我们社编的年鉴抄，拿着哪年是哪年，全是笑话。不是哪点不对，而是笑话大集中。一个初中、高中毕业生，去搞全球问题，或者刚刚考入大学就编书，全国都是这样。大学把原来的教授打倒，就由刚考进中文系的人编《中国文学史》。这就是“大跃进”闹的笑话。我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看了三个星期，全部看完。但我这个报告没办法写，写出来就是全盘否定。正在为难时，一天回家，在南小街的人行道上碰到陈原。我说，陈原同志，怎么把我调去看这个东西。我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他们是根据他主编的《世界知识年鉴》来编的，拿到哪本抄哪本，全成笑话了。我说，我这个报告不好写，全不能用呀。他说，你不要说了，我懂了。这事我来对付。这个事，了不起，他来对付了。陈原显然也在保护我。
我到上海又看到这样的东西。一房子的稿子，全是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大跃进”刚考进大学的学生写的。我找到副总编辑陈落，他比我大十来岁，是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的，三十年代的地下党员，曾经失掉关系，他当然什么都懂。我说，那稿子我看了一些，我在北京刚好受命处理过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辞典草稿，跟这一模一样。我报告陈原，陈原已经否定了。陈落说，我知道，你千万不要再讲了。估计编辑所已经发现了问题，大概领导也知道了，包括石西民。上海这些东西是根据什么来编的呢？政治性第一，就是大批判，在政治性下还有什么科学性？通俗性就是“大跃进”。同人人写诗是同一性质。
石西民也在抓《辞海》指导原则问题。一九六一年春天开了一个两三百人的大会，石西民作了一个报告，提出编写《辞海》的方针：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这就很正确了。这个方针任何辞书都适用，而且永远适用。知识性，辞典首先是告诉人们知识；正面性，讲清楚就行了，二加二等于四，不要扯别的；稳定性，这点很重要，辞书，要供人家翻多少年，这个知识必须是稳定的，不要过三天就不可靠了。这个意见是不是石西民提出来的？也不一定，我想也可能是许多专家提出来的。这个提得非常好。任何辞书、教科书，都离不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辞海》的一个大创造，具有永久价值。而且提出每条的释文要“四至”分明，不宜有半句出界的话。这也可谓是一条经典原则。这些如果是石西民首提的，那石西民的功劳就大了。
但是以后的几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直到一九六四春天《辞海》发排，都是“反修”高潮，一切都是以革命性为准，一切都又全否定了，跟这个方针是根本相对的。要执行这个方针，根本做不到了。政治批判，乱戴帽子，谁也没有办法，编写的人明知道自己是胡说八道，也要这样写。编辑部的编辑看到，知道不对，也不敢说。饿着肚子天天一起“反修”，不要科学，不要知识，就这样胡来。虽然石西民提出了这么正确的原则，但无法贯彻。任何人，只要你一贯彻，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所以，《辞海》试行本两巨册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的。一九六四年编出来，很厚的两本，叫试行本，纸张很好，是专门制造的，叫圣经纸，又薄，韧性又强，但内容是“反修”高潮中的产物。此编未发行。当然，作为经验教训，此前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接着，毛主席的指示又来了，说全国的文联作协都变成裴多菲俱乐部了。跟着以后全部是运动，一年多就是“文革”大爆发，不能再做什么事了。
我在上海这些年，业务上可以说丝毫作用没有起。我算好，得到了领导关怀，怕我再出乱子，提意见时，招呼我，反“左”的不能提，这个是善意的警告。在上海十八年，领导、同志们对我很好，处处保护我，我内心感到惭愧，对他们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