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开历史先河与不可克复的矛盾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曾以傲人的国势和科技成就雄视于东方。但是，西方自中世纪晚期以后，社会前进的步伐突然加快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后英国、法国发生反对专制王权的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十八世纪又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这一系列事件之后，西方人走出了中世纪，把过去他们曾经羡慕不已的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这一过程，学者们常称之为现代化（或者译为“近代化”）的过程。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开始了走出中世纪、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中央朝廷的奕 、文祥等人，为了抵御外洋的侵扰，开始师夷长技，他们创建了第一代新式海陆军（陆军不是完全新式），设立了第一批大机器工厂，派遣了（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创办第一批学习西方语言和科技的学校。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他们也许没有料到，近代的科学技术一旦传播开来，改变的就不仅是中国也拥有了坚船利炮，必要时也可以与欺人太甚的列强刀兵相见一件事，而是整个知识体系、思维方式、政治观念随着逐渐改变，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开始的。洋务新政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变法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又有革命运动。曾国藩不会料到，在他死了五十年以后（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朝政府随之垮台），连皇帝的存在都成了不合法的。而启动这种变化的发端人，正是他们自己。所以，可以说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是开历史先河的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的高级官员中，比起那些反对学习西方技术、坚持旧传统、抱残守缺的人来说，他们是较有远见的一些人。

曾国藩画像

虽然如此，曾国藩在制炮造船、派留学生的过程中，也显示出重重矛盾和复杂的心态。

尽管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尽管他在军事、财政、吏治诸方面下过相当的工夫去考究，但他的思想核心始终是保守的程朱理学的“义理”。这“义理”的核心就是怎样做合乎正统规范的人，怎样维护现存秩序，怎样维护纲常名教。这是万事之大本。1863年，也就是曾国藩见容闳并请他到美国购买机器的那一年，曾国藩曾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

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义理纲常是本，西方来的技术就是末流了，它只能是义理纲常的一种补充，而不能代替义理纲常。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感兴趣的，只是西方的技术和科学，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机器生产，而对这些东西背后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新的观念，则没有深入下去了解，或根本不愿意去了解。很显然，义理纲常与西方技术是矛盾的，如果过于重西方技术，势必冲击义理纲常；反过来，若以义理纲常为本，就会阻滞西方技术的引进。其结果，引进新的，多半不是为了冲击旧的，反倒是为了维护旧的。就像宋明理学吸收佛理入儒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光大儒，虽使儒增添不少新彩，但核心还是三纲五常那一套。就像汉代大儒董仲舒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注定了他们所引进的，多是枝枝节节，而不是引进也不愿引进西方的根本，即政治变革。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虽不是曾国藩首创，但曾国藩实在是已发其端。这也注定了洋务新政，只能是低层次的改革，它的成就无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

浓厚的理学气，也影响曾国藩思想的变革和发展。清代嘉庆、道光以来的经世派，大体上可以分为今文学的经世派和理学经世派。重视实际、讲求实用，反对空谈，这是经世派的共同特征，因此，它是通向学习西方技术，举办洋务新政这一变化的桥梁。曾国藩之所以还能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倡导举办洋务新政，与他重视实际的学风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今文学经世派和理学经世派还是有所不同。今文学经世派长于理论，大胆呼吁变革，曾国藩的湖南同乡魏源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又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龚自珍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魏源和龚自珍是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议论使后来的人读他们的著作时“若受电然”（梁启超语）。理学经世派只是重视实际，重视实用，不尚空谈，由此而走向引进西学之路，像龚自珍、魏源那样大胆的议论，是曾国藩所不敢发的。今文学派强调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理学经世派则较难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曾国藩如此，他同时代的李鸿章、左宗棠以及稍后的张之洞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经世观念是使近代中国人通向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新政的桥梁，但经世观念本身也有不可不可忽视的弱点。第一，经世观念接触外来文化，不是从外来文化本身的根本价值来评价它、吸收它，而只是以这种文化对眼前的现实是否有用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样，在当时的经世派所能看到的，也就只限于西方文化表层的洋枪大炮、科学技术了。说得抽象一点，就是文化学所说的文化的器物层面。第二，自古以来，经世之学强调经世致用，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秩序，恰恰相反，是为了维护这个现存秩序，使现存的统治更有效率、更强有力。正是如此，曾左李胡等经世派才运用他们远远超过一般腐儒的本领，去拼死镇压有悖传统（至少在形式上、表面上）的太平天国。他们不但不敢破坏现存统治秩序，而且引进西方技术本身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现存体制。这样，他们当然不会迈出那“离经叛道”——改变现存政治体制——的一步了。

曾国藩等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制夷”，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口号式的语言有它的优点，也有它不可忽视的问题。师夷长技只是为了“制夷”，如果“夷患”没有了呢？那么学习外国的长处，推行现代化就可能是不必要的了。

总之，曾国藩一边推进近代化（或叫现代化），一边也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左宗棠也好，恭亲王奕 也好，他们虽是那个时代较有远见的人物，但他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都受到相当的局限，我们可以从出身背景、知识结构、社会经历等各方面来探讨他们的局限，但是必须指出，根本上制约他们的认识和行事的，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同时，我们指出曾国藩的矛盾，并不是想苛求前人，而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探索前人的成功和失败，成就与不足，以便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