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曾国藩大力兴办洋务事业,并努力恢复因战乱而残破的江南经济的时候,1868年9月13日(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命他任直隶总督。
整个清代,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的责任,因此除了特殊的情形如对西北用兵、对太平天国用兵外,直隶总督一直是最重要的地方官;其次才是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
曾国藩交代完两江总督任内各事后,12月17日才登舟北上。
直隶总督府
1869年1月25日,曾国藩抵达京师。自1852年离开都门,到现在已整整十七年过去了。这十七年风雨沧桑,曾国藩自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变化更是巨大。京城里面,过去熟悉的面孔好多已经不见了,咸丰皇帝已死,新皇帝年纪尚幼。当年的军机大臣已没有一个在位。当初对他有恩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在咸丰帝即位后被罢免,现在也已死去十多年了。
曾国藩
1月26日,曾国藩朝见了两宫皇太后。而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是三十刚出头的女独裁者慈禧太后。曾国藩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召见的过程:
巳正叫起,奕公山带领余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
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你带兵多少年?”
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作官。”
问:“曾国荃是你胞弟?”
对:“是臣胞弟。”
问:“你兄弟几个?”
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1月27日,又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记述:
皇太后问:“你造了几个轮船?”
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否?”
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对:“法国的。英国也有。”
问:“你的病好了?”
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1月28日,第三次召见。曾国藩记述道:
皇太后问:“你此次来,带将官否?”
对:“带了一个。”
问:“叫什么名字?”
对:“叫王庆衍。”
问:“他是什么官?”
对:“记名提督,他是鲍超的部将。”
问:“你这些年见得好将多否?”
对:“好将倒也不少,多隆阿就是极好的,有勇有谋,此人可惜了。鲍超也很好,勇多谋少。塔齐布甚好,死得太早。罗泽南是好的,杨岳斌(杨载福)也好。目下的将材就要算刘铭传、刘松山。”每说一名,伯王(即僧格林沁之子,负责带大臣入见皇帝和太后——著者注)在旁叠说一次。
太后问水师的将。对:“水师现无良将。长江提督黄翼升、江苏提督李朝斌俱尚可用,但是二等人才。”
问:“杨岳斌他是水师的将,陆路何如?”
对:“杨岳斌长于水师,陆路调度差些。”
问:“鲍超的病好了不?他现在在哪里?”
对:“听说病好些。他在四川夔州府住。”
问:“鲍超的旧部撤了否?”
对:“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八九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此四千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
问:“你几时到任?”
对:“臣离京多年,拟在京过年,朝贺元旦,正月再行到任。”
问:“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你须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须认真整顿。”
对:“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如今外国虽和好,也是要防备的。臣要去时总是先讲练兵,吏治也该整顿,但是臣的精力现在不好,不能多说话,不能多见属员。这两年在江南见属员太少,臣心甚是抱愧。”
太后说:“你实心实意去办。有好将尽管往这里调。”
余对:“遵旨,竭力去办,但恐办不好。”
太后说:“尽心竭力,没有办不好的。”
从这连续三次召见来看,除了平常的问候外,太后的用意,很明显表露出来,是要曾国藩利用他练湘军的经验,在直隶练好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在进攻京师时击溃了清政府在北方的主力——僧格林沁的部队。战后僧格林沁又死于剿捻之役。所以清廷在直隶一带没有一支得力的军队。然而近代中国与古代不同,古代边患多来自北面,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北边患未去而东南沿海边患更为严重。京师的地理位置离天津海口太近,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必须驻有重兵才行。这就是清廷调曾国藩到直隶的主要用意。有人说清廷调曾国藩到直隶是让开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江南,以便容易控制,是明升实降,恐怕不符合事实。
曾国藩在京一个多月,新老朋友、官场权贵,应酬很多。这期间有三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塔齐布家拜望塔齐布的老母。塔齐布的家相当凋零,他的二弟咸丰四年就已经病死,三弟也在最近病死,三兄弟竟然都没有儿子,塔齐布只有一女,二弟有四个女儿,老母亲已经八十岁。可说是一门寡妇、女子。曾国藩与塔齐布的老母相见,想起往事,又见塔齐布家凋零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相对饮泣。第二件事是曾国藩悄悄到穆彰阿的家中访问。穆彰阿已去世十余年,其家自然也是衰落,曾国藩见到了穆彰阿的两个儿子,面对昔盛今衰的穆家,曾国藩也不胜感慨。第三件事是旧历新年(春节)过后,同治帝于正月十六设宴招待廷臣。宴会在乾清宫内举行,满汉大学士、尚书分列两排。倭仁排在满大臣之首,坐在西面;曾国藩排在汉大臣之首,坐在东面。曾国藩的后面还有大学士朱凤标、吏部尚书单懋谦、户部尚书罗惇衍、礼部尚书万青藜、兵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这在曾国藩已是最高的礼遇。
同治帝
年已经过了,该见的老朋友以及朝廷新贵都已经见到了,曾国藩该去上任了。
1869年2月27日,曾国藩在上直隶总督任前再次拜见两宫皇太后,这在当时叫做“请训”。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
皇太后问:“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对:“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问:“你打算练二万兵?”
对:“臣拟练二万人。”
问:“还是兵(绿营兵)多些?勇多些?”
对:“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
问:“刘铭传之勇,现扎何处?”
对:“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之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俟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
问:“直隶地方也不干净,闻尚有些伏莽,总须练兵乃弹压得住。”
问:“洋人的事也是要防。”
对:“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要紧,不可不防。”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否?”
对:“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洋人的事都看松些。”
问:“这是一件大事,总搁下未办。”
对:“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那一天他就闹翻了。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
问:“他多少国连成一气,是一个紧的。”
对:“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
问:“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
对:“臣尽心尽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
问:“直隶吏治也疲顽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
对:“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几人。”
问:“百姓也苦得很。”
对:“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问:“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
对:“也跟随臣多年。”
由这段谈话,我们知道两宫皇太后最关心的,是练兵以拱卫京师,其次是整顿直隶的吏治。
那时候,直隶的省城不是现在的石家庄,也不是天津,而是保定。旧历正月二十日,曾国藩离京赴任。曾国藩是个办事认真的人,赴保定途中,先顺道察看经常发生水患的永定河的河工。
正月二十七日(1869年3月9日),曾国藩抵达保定。
这些年,直隶积存的问题很多,这两年,是官文以大学士的身份署理直隶总督,但是官文会做官却不会办事,单是皇太后念念不忘的练兵一事,官文就办不好。清廷让曾国藩当直隶总督,就是希望以他的经验和威望,将直隶的事情整顿好。在保定,曾国藩又见到了与他办理交接的官文,曾国荃弹劾官文的事已过去了两年多,这次见面应该不会太尴尬吧,但曾国藩在日记中还是没有写见面都谈些什么。二月初二日(3月14日),曾国藩正式接印,开始管理直隶的事情。
天下大乱稍定,直隶的事情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从哪里着手呢?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办这些事呢?曾国藩心中有数,他刚到保定,还没有正式接印,就作了一副州县官厅联,联中这样说:“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第二天他对这联语不满意,又另撰了一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写了之后又不满意,再撰一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这三副联语都表达了曾国藩此时的心情,那就是除了办好练兵等事外,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的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老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同时也就是巩固大清朝的统治。虽然年事已高,曾国藩仍想勉为其难,做好这直隶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