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设厂制造，“为中国自强之本”
曾国藩等师夷长技的想法，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一旦有机会，便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这就是安庆内军械所。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以后，虽然可以管辖江西、安徽、江苏三个省，但是江西他不能驻（须近前线作军事调度），安徽省城安庆被太平军占着，江苏他暂时不想去，所以暂时还没有稳定的驻地。等到湘军攻下安庆，他立即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军械所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这个军械所并没有先进的机器设备，仍是用手工生产，但是军械所里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他们是：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三位都是曾国藩慕名罗致来的幕僚，他们是军械所的技术骨干，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曾国藩与李善兰的交往特别多，曾国藩酷爱围棋，李善兰也是围棋好手，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多次与李善兰下围棋的记载。
李善兰
安庆内军械所是1861年设立的，也许是胡林翼病重前看到洋船的事对曾国藩的影响，也许是湘军一开始就办水师，也许是英法联军横行中国海上靠的是先进的船舰，曾国藩对造船特别有兴趣。安庆内军械所设立后，尽管缺设备没经验不懂技术，但曾国藩还是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军械所的技术人员也勤奋努力，第二年，徐寿、华蘅芳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蒸汽机。1862年7月30日，曾国藩应邀观看了蒸汽机的试验，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如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曾国藩所看到的，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理学气十足的曾国藩是个喜怒不太形于色的人，日记里一句“窃喜……”，表达了他见到这第一台蒸汽机试验成功的喜悦心情。尽管制造这台蒸汽机的记载不够多，但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想得到，在还不具备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相应的设备的情况下，试制这台蒸汽机会有多么艰难。所以，它的制成，可以说充分显示了徐寿、华蘅芳等中国技术人员的才智和奋斗精神。
容闳
1864年初，湘军水师总兵蔡国祥负责督造成小轮船，曾国藩于1864年1月28日亲自乘坐试验。他在日记中记述：“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因为缺少记载，这艘小轮船的制造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人提到这艘小船。它可能是湘淮军系统中所造的第一艘轮船。
1865年，徐寿等人又造成了一艘小轮船，名叫“黄鹄号”。据当时西方人办的报纸记载，小轮船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在长江试航时，顺流时速二十八里，逆流时速约十六里。
但是，这些成绩还远远不能让曾国藩满足，他还要办更大规模的工厂，以便将来能够与西洋人一争高下。
这时候，他找到了容闳——一位对于曾国藩和湘淮军领袖来说经历十分奇特的读书人。
容闳（1828—1912）是广东人，他的家在离澳门仅有四英里的南屏镇。容闳幼年时，澳门教会为纪念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先驱马礼逊，办了一个马礼逊学校，当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读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争取科举考试成功，容闳的父母因为比较贫困，就送容闳到这所学校，希望将来可以谋得一个足以养家的职业。容闳1841年进校学习时，只有十三岁。第二年，学校迁到香港，容闳也随着到了香港。1847年，学校中有一位美国老师勃朗先生要回国，他希望带三个学习较好的孩子到美国深造，容闳自愿前往。于是，容闳乘坐九十多天轮船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经过中学的学习后，他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容闳虽然身在美国，甚至连中国文字都写不好，但他不仅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而且那炽烈的赤子之情，反而因为远离祖国和知识的日益增长而更加强烈。1854年，对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有着国人所无法比拟的深厚了解的他，带着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回到了祖国。满腔热情的容闳一心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他认为中国最缺的是懂得现代世界知识和科学的人才，因此中国首先要办的是教育。他曾到太平天国中访问，并对洪仁玕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只好一面经商，一面等待报效祖国的机会。1863年，当湘军全力围困金陵城的时候，驻安庆的曾国藩知道了还有容闳这样一个特殊人才。向曾国藩推荐容闳的可能是数学家李善兰，于是曾国藩便请李善兰和曾与容闳有一面之识的懂制造技术的张斯桂接连写信给容闳，请容来安庆。于是，容闳结束了自己的商业活动，于这年九月来到安庆。到安庆的第二天，容闳就见到了曾国藩。
容闳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实为52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英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容闳对清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但对曾国藩评价非常之高。他在回忆录中说：“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还记述：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予来此约两星期，在大营中与旧友四人同居，长日晤谈，颇不寂寞。
容闳一腔报国之志，他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让他实现其愿望的人了。不过，容闳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他的教育计划，即争取由国家派遣留学生到美国，让这些学生了解世界大势，学习科学技术，回国为中国的发展效力。但当时清军还在与太平天国激烈战斗，而且派中国人去西方拜夷人为师，毕竟是太大的事，容闳的留学计划要推后几年才能实现。当时曾国藩最关心的，是要拥有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洋枪洋炮，一样的能够纵横大洋的轮船，以便将来一旦与外国发生冲突时中国能够有所凭借。而这坚船利炮，除了购买之外，还须自己制造，所以曾国藩请容闳到美国去购买能够制造枪炮的机器设备，并叫他带上六万八千两银子。六万八千两银子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须知曾国藩时时都为湘军欠饷发愁，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大计，还是要舍出一些银子。按照容闳的见解，中国需要设立制造机器的机器厂，作为一切工厂的基础，不光是制造枪炮的机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机械工业，这实际上是建立整个工业体系的问题，然而当时曾国藩还不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所以容闳主要还是买制造枪炮的机器，兼及各种机床。
曾国藩对容闳的印象也很好，他甚至认为容闳可以带兵打仗，他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对他们的见面也有记载，但这大概是容闳临行前的告别：“李壬叔（李善兰）、容纯甫（容闳）等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宏，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美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将以二十六日成行也。”
容闳于1864年春抵达美国，正赶上美国的南北战争，所以购买机器比原来设想的多花了些时间，1865年机器才运回国。这时中国的情况又发生了不少变化，太平天国天京已被攻破，曾国藩正在镇压捻军，驻节徐州。这时李鸿章正委派丁日昌筹办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就命容闳将买回的机器交制造局。曾国藩当时上奏，说容闳“熟习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美国）最久，颇有瞻识……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劝”，于是，容闳得到了一个“同知”的官衔。
现在该回过头说江南制造局了。
李鸿章自率军到上海后，亲眼看到了外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他很快用新式武器装备淮军，并一定程度学习西洋军队的操法，使淮军的战斗力超过了湘军。在李鸿章的心目中，如果不趁中外暂时和平的机会，学得西人制造秘法，将是自己的耻辱。李鸿章对清廷的奏报说：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江南制造局制炮厂
我们看李鸿章的想法，不但要设工厂，而且已经打算改革科举制度，显然在改革上比曾国藩走得更远。但是目前当务之急，还是先设制造武器的工厂。
1865年，太平天国刚平灭，李鸿章觉得设立机器工厂的时候到了，他让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丁日昌负责筹办。丁日昌打听到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愿意出售，这个厂是当时外国人在上海所设机器厂中规模最大的。恰好容闳也在这年将机器买回，合并收购旗记铁厂的机器设备，江南制造局（全称“江南制造总局”，有时也简称“沪局”、“制造局”）就这样成立了。就以上情形来看，江南制造局可以说是李鸿章和曾国藩共同创建的。
丁日昌
金陵制造局仿制的加提林轮回机关枪
江南制造局是当时中国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机器工厂，厂址于1867年迁到城南高昌庙，有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轮船厂、枪厂、船坞等多个分厂。除了主要造枪炮弹药外，还能炼钢、能造轮船。在此以前，中国只有传统的手工业，人们只是看到或听到西洋人的洋枪洋炮厉害。自从江南制造局设立后，中国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机器工业，尽管这工业还不是体系完整的，并且在技术上相当程度依赖外国人。
设立新式工厂的动力，是来自西洋人占领京师、火烧圆明园而又无力抵御的苦痛。这种刻骨铭心的苦痛，让曾国藩时刻不能忘记，他把这工厂当做中国自强的关键。18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的时候，曾国藩正在镇压捻军的前线，为捻军风驰电掣的速度、湘淮军抓不住战机而头痛。他却忘不了制造船炮的事，在写给署两江总督的李鸿章的信中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制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敝处制造三年，刻楮不成，有同儿戏，亦当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金陵之军械所，即请阁下裁撤、归并。上海之铁厂，枪炮与轮舟二者兼营并举，似须派司道大员总理其事，雨生（丁日昌）可以遥领否？”
中国必须“师夷长技”，师徒两人的见解可以说不谋而合，但是在细节上还有不同，那就是曾国藩认为除了造枪炮外，一定要造轮船，这在上面引的话中已经可以看出。
剿捻不成，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江南制造局便归他管理。他继续加大对制造局的投入，扩大制造局的规模。他回金陵只一个月，便奏请将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四成，截留两成，其中一成用于支持李鸿章的淮军打仗，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这在前一卷已经说过。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局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造船，一是在江南制造局内添设翻译馆。
造船是曾国藩念念不忘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只有造船，拥有一支与西洋人一样的海军，将来才能与列强争雄海上，才不会处处受人气，受人要挟。所以他说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提高造船水平。江南制造局创办时收购的美商旗记铁厂，本是修理轮船的，有造船能力，但制造局初办时，因为经费有限，加上技术问题，主要是造枪炮。曾国藩回任江督，便加紧了造船的筹备。前面说的增加江南制造局经费，便是造船用的。
在曾国藩的主持下，1867年，江南制造局在迁往高昌庙的同时，修建了轮船厂和船坞。第二年5、6月，曾国藩特地到制造局视察。6月2日，他看到了正在制造中的轮船，并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轮船的结构。
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造成下水了。曾国藩亲自为船取了名叫“恬吉”，取的是“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后改名“惠吉”）。9月28日，轮船驶到金陵，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显然，这艘轮船的性能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的小轮船，所以曾国藩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巳正二刻开行，行至采石矶下之翠螺山，凡十二刻，行九十里。又自翠螺归至下关，凡六刻，行九十里。下水速于上水者一倍。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说：
查制造轮船，以汽炉、机器、船壳三项为大宗。从前上海洋厂（指外国人设立的工厂）自制轮船，其汽炉、机器均系购自外洋，带至内地装配船壳，从未有自构式样，造成重大机器、汽炉全具者。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身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由铜沙直出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复。于八月十三日驶至金陵，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余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江南制造局所造的这第一艘轮船，在当时的世界上还不算是先进的。但是以后经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造船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恬吉号只有392马力，载重600吨。到1873年和1875年造成的海安号和驭远号，动力有1800马力，载重达2800吨，装炮26尊，容纳水兵500名，已经相当可观了。1885年更造成1900马力的铁甲船保民号。
但是造船厂的真正发展是在1905年以后。在此以前，江南制造局完全是官办的，经费国家拨给，产品国家调走，不是商品生产，缺乏利润动机，因而发展很受影响。1905年，当时的两江总督周馥主持将制造局的制造军火部分和造船部分分家，造船部分改名“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又改名“江南造船所”），采取商务化的经营方针，按照现在的语言，就是加入市场的竞争，走市场经济的路。再加上聘到一个精通业务且又有事业心的英国人毛根负责管理，这以后江南船坞迅速发展，造船、修船，业务十分繁忙；利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江南造船所代美国造了四艘特别大的运输舰。这舰大到什么程度呢？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是名副其实的万吨巨轮！1918年签订合同，1921年底全部完工。从前只听说中国向西方买船，现在是西方人向中国买船，并且是这么大的船，因此这消息轰动一时。这四艘船每艘下水交付使用时，参观的市民都是蜂拥而来，连道路都被参观的人堵塞。现在恐怕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中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能造万吨巨轮。
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部分——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
曾国藩并不以设一个军工厂和造船厂为满足，所以，1871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考察江南制造局，有意在山东设机器厂，曾国藩非常赞成，他特地写信给江南制造局的负责人，让他们大力支持，为来人详细讲解造货船、兵船的方法。他还说：“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也支持山东设厂，并推荐技术人员徐建寅前往协助。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又为江南制造局做了第二件事。
曾国藩为江南制造局所做的第二件事，是设翻译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曾国藩在设翻译馆的奏报中说，“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利器之所以然”，所以，需要设翻译馆。翻译馆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林乐知、玛高温等人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由中国懂得科技的华蘅芳、华世方兄弟，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与他们一道工作。曾国藩还打算“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说，另勒成书”。当时的翻译方法很特别，聘请的西方人士多为传教士，他们的中文写作不大高明，而华蘅芳、徐寿等人的西文也不算好，于是便由聘请的西方人逐句讲明西文的原意，再由中国科学家写成中文；或者由西方人写成不太通顺的中文，再由中国科学家润色。特别是翻译馆的最初工作阶段，大体上是这样做的。这几位外国译员，后来都很有名。傅兰雅是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士，他最初想先译《大英百科全书》，以便把西方的知识系统介绍给中国人，但是当时制造局迫切需要的是武器制造方面的书，于是先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在正式设翻译馆之前，这四种书事实上已经译完，在曾国藩的奏报中，就列上了这四种书的名字。翻译西书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中国科学不发达，大多数科技名词在中国语言中还没有，再加上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有时为了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的翻译，翻译人员往往要绞尽脑汁才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当时科技工作者们创造的科技词汇和用语，有不少为后来所通用。晚清时期，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共译书160种，可以说是中国的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发生过不小的影响。
1880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电报总局
1868年9月，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他觉得，如果要继续办好江南制造局，自己既不能继续管，那么李鸿章是最好的人选。于是他与继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江苏巡抚丁日昌，以及当时直接负责制造局的冯浚光和沈保靖协商，破例让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来主持制造局。曾国藩在北上赴京陛见并准备接任直隶总督的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说了这件事：“李相（李鸿章时为协办大学士，故称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如添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故余告冯（冯浚光）、沈（沈保靖）二君，以后上海铁厂仍请李相主持，马（马新贻）、丁（丁日昌）两帅会办。尔可将此意先行函告李相，余以后再有函商之也。”以后，他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不要避嫌，要尽力管好此事：“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
上海外滩轮船招商局大楼
在曾国藩、李鸿章努力创办机器工厂的时候，另一位湘军领袖左宗棠也有与他们同样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称马尾船政局），专造轮船。左宗棠还在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后来左宗棠奉命出任陕甘总督，须到西北，他就请丁忧在籍的沈葆桢来主持船政局。沈葆桢丁忧前的职务是江西巡抚，由巡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省长来主持一个企业，这企业的规格也真够高的！福州船政局设有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实际就是海军学校和船舶制造学校，船政学堂培养出大批人才，著名思想家严复就是由船政学堂派出国留学的；旧中国的海军军官大都是福建人，所以有“无闽不成军”的说法，就是因为海军人才大都是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福州船政局现在仍然生产，厂名叫“马尾造船厂”。除了福州船政局外，李鸿章还在金陵办了金陵机器局，恭亲王奕 又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这样，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四大骨干企业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机器工厂。西方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革命，终于通过洋务运动，通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延伸到了古老的中国。